真实历史中的大明日落　　　　一、崇祯朝的内忧外患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病危，张皇后劝导皇帝传位于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就在同年秋，朱由校驾崩，朱由检即皇帝位，改元崇祯，是为明毅宗。　　
从这一年算起，到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春，朱由检在位执政的时间有十六年半。这十六年半，可以说是北明朝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刻。开初，还有魏忠贤等一大批阉党把持朝政，而关外女真人的后金政权有不断威胁着中原的统治及生民安危，关内则有星火燎原般的农民起义。恰恰是这个最危难的时刻，即位的崇祯皇帝偏偏不是个亡国之君，勤政而又并不昏庸，但却偏偏做了亡国之君，其间原因纷繁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的。　　
在历史学上，崇祯十七年是史学家最关注的一块，关于这段历史的史学著作不胜枚举，这里也不作列举了。　　
在总结明朝为什么会灭亡这一方面，那些著述给出了大概这么几种论断。一种是自然灾害灭亡论，即将明朝灭亡归结于当时小冰河气候导致的寒冷与干旱，才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北方游牧渔牧民族的侵扰。一种是政策不当灭亡论，即认为即便有天灾，明朝君臣也可以力挽狂澜，避免亡国，但由于政策失当，才导致最终亡国。一种是气数已尽灭亡论，即认为明朝立国近三百年，各种制度等等都已经落后腐朽，积弊已成，亡国无可避免。　　
总的来说，大概就这么三种。可说了这么多，很多压根就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恐怕早就头昏眼花了，这都说的什么呀。　　
所以，要想细细分析，就得先将明末这十七年的历史简单介绍一番。　　　　【崇祯朝十七年】　　
看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的人，怕是对这段历史的诸多细节都有所了解了，这里就概尔论之，不作赘述。　　
朱由检登基后，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就是阉党把持朝政的问题，此弊不除，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皇帝先是隐忍，并不露出要整治阉党的意图，而是暗中慢慢地撤阉党的后台，比如策反魏忠贤的心腹太监。这样做使得阉党毫无防范，绝对地放松警惕。短短一两个月，朱由检开始动手了。　　
首先要除掉魏忠贤。皇帝很精明，先是将魏忠贤最铁的搭档，先帝朱由校的奶妈奉圣夫人客氏驱逐出宫，再罢免魏忠贤最依赖的阉党骨干崔呈秀等人，紧接着一鼓作气，将魏忠贤发配到凤阳守皇陵。魏忠贤自知大势已去，在中途肃宁，也是他自己的老家附近上吊自尽了。　　
时间就这样到了崇祯元年，皇帝一鼓作气除掉大阉，可谓天下无不为之庆贺。但魏忠贤仅仅只是阉党的头目，还有一大批“党员”，这才是最难处理的。　　
皇帝的作风依旧没有改变，仍然一鼓作气，责令群臣上疏，检举阉党成员。到这一年秋，与魏忠贤有瓜葛没瓜葛的人的名单都汇报到了朱由检那里，几百号人，大概占了天下七品以上官员的三分之一。朱由检毫不犹豫，责令三法司严审，到次年三月，钦定“逆案”，入案官员225人，尽皆遭惩处，或贬谪，或充军，或处死。　　
就在清扫阉党的同时，皇帝没有忘了边关军事和朝廷政事。这年七月，诏对袁崇焕于平台，委之以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的职称督师蓟辽，对付后金。这年十一月，会推内阁阁臣，温体仁、周延儒与东林党人发生严重冲突。　　
到崇祯二年二三月，即1629年，阉党基本扫除干净，朝政焕然一新，可以大张旗鼓，改革弊政，真正治理天下了。这时候，面对的问题有三个，国库空虚、吏治腐败和军队战斗力下降。对于国库空虚，朱由检听取刑科给事中刘懋的建议，于这年二月批准裁撤驿站，希望节省每年八十万两银子，结果失败，银子并没有省下来，倒裁撤了几万名像李自成这样的驿卒。对于吏治腐败，朱由检希望大臣百官揭发检举贪赃纳垢之人，结果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和皇帝实实在在地打了一场太极拳，整顿吏治的风潮也不了了之。对于军队蜕化，皇帝听取礼部右侍郎徐光启的建议，购买仿造西洋火器，训练新兵，修订新式历法，以便农事。结果，仅仅这一项得以实行，这又要等到两年后再详述。　　
应该说形势还算是一片大好，但崇祯二年下半年的局势，可以用风云突变来形容了。这一年六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乘舟跨海，来到鸭绿江口的皮岛，将跋扈不听节制的皮岛总兵毛文龙擒杀。这年十一月，后金皇太极率领八万以上八旗精兵绕道内蒙古，绕过关宁防线，从遵化突入关内，一路烧杀抢掠，直逼北京，朝野震动。是为后金第一次入塞。袁崇焕急忙调师回援，却一直尾随金兵而不开战，直到逼近北京城，才击退清军，京师得安，史称“己巳之变”。　　
后金兵撤离京师之后，朝廷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温体仁、周延儒等非东林党人策动大批御史弹劾袁崇焕叛国，袁崇焕被捕。此后，又将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拉下了水，东林党人在内阁的势力越来越小，这年腊月，周延儒得以入阁。　　
时间又到了崇祯三年，即1630年，朝廷面对的局势就略显紧迫了。后金兵并未完全撤出关内，还在永平、遵化等地占领着四个城池，时刻威胁京师。而在陕西，由于大旱，饥民遍地，民军起义如火如荼，陕西一省几无完地。面对这种局势，朱由检委用先皇帝师、一手提拔袁崇焕的孙承宗为蓟辽督师，迅速收复了永平、遵化四城，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关外。东面的危险暂时解除了，但农民起义却让朝廷十分头疼，毕竟当下满朝唯一的帅才孙承宗已经到辽东去了，陕西交给谁呢？　　
一个人冒出来了，左副都御史杨鹤。他抒发了一番见解，认为流寇也是朝廷的赤子，是天下的元气，应该招抚。皇帝很高兴，将杨鹤派往陕西，任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压根不愿意去，但朱由检三催五催，杨鹤还是去了。去了之后，用皇帝亲自发给的几十万两银子成功地招抚了乱民，一时间陕西竟然恢复了平静。　　
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但到了崇祯四年，即1631年，情况又出现了变化。在陕西，杨鹤的招抚策略实质上并没有奏效，赈济的银两不够，义军再次举兵，这一年春，陕西几乎是在一瞬间又恢复到了半年前那混乱的状态，九月，杨鹤以招抚无效治罪，贬谪江西。而在辽东，形势也很严峻，按说孙承宗是袁崇焕的老师，关宁防线的缔造者，应该比袁崇焕更牛才是。确实是，七十多岁的老元帅，依旧运用蚕食的方法收复辽东，在锦州城附近再修一座大凌河城，以巩固关宁防线。但皇太极不是傻瓜，意识到了孙承宗的意图，便在八月派重兵围了大凌河，最终将新建的大凌河城又刨成一片废墟，还俘虏了总兵祖大寿，幸而转而逃脱。孙承宗无奈，辞了蓟辽督师的职位，回高阳老家养老去了。　　
后金兵包围大凌河说重也不重，到底未能撼动关宁防线，对关内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只是逼走了督师孙承宗，有些可惜。可由这件事引发的另外一件事，对大明朝甚至对以后的整段历史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前面说了，西学大家徐光启给皇帝提了意见，训练新兵，确实实行了，地点在山东登州府，人物是孙元化。孙元化是徐光启的老乡、学友兼学生，也是袁崇焕的部下，经历过宁锦大捷，对练兵、使用火炮很在行。于是这一年年初，便到登州任了登莱巡抚，招募新兵，聘请葡萄牙教官训练西洋火枪火炮，想锻造出世界最早的近代化部队。但孙元化收留了不该收留的两个人，孔有德、耿仲明。此二人原是毛文龙部下，因事投奔孙元化，大凌河被围时，老孙派孔有德领八百骑前往救援。闰十一月，孔有德行至河北吴桥，因军饷不济，反动叛乱，杀回山东，一路抢劫，攻占登州。山东巡抚俞大成及登莱巡抚孙元化寄希望于招抚，使得叛乱持续一年，直到崇祯六年初，朱大典任山东巡抚，借助关宁铁骑攻破了登州，孔有德、耿仲明等仅以身逃脱。乱虽平了，但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此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主动投降了后金，将所学的最先进的火器技术传给了后金，使得明军唯一应对后金的优势也消失了，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急剧变化，明军从此在关外无法发动攻势。　　
崇祯五年的形势是东面不妙，西面开花。杨鹤被治罪以后，原陕西左参政洪承畴接了总督的位置，开始了以剿为主的策略，在陕西大开杀戒，十几万农民军溃不成军，头领相继被杀，部分农民军流动到山西。陕西的连番大捷，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朱由检慌乱的内心。　　
崇祯六年，重点转移到朝廷了，斗倒东林党的温周联盟瓦解了，温体仁又和周延儒斗上了。相互之间用尽了各种权谋手段。这年六月，周延儒罢，温体仁进为首辅，独揽大权。而在地方，山东叛乱肃清了，辽东也没有大规模战事，只有在山西。陕西有洪承畴，农民军全部跑到山西了，皇帝便命曹文诏为山西总兵，围剿民军。效果很好，不到一年，农民军便尽数转移，离开山西，到了河南境内。这一年冬月，各路明军将十几万民军围困在武安，准备一举歼灭。关键时刻，曹文诏被调往大同，农民军用诈降之计，逃出包围圈，渡过黄河往南而去。　　
崇祯七年，1634年，朱由检上台的第七个年头，农民军越剿越炽。在朝野的努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出场，五省总督，本应由洪承畴担任最合适，却不知为什么变成了陈奇瑜。陈奇瑜是原陕西右参政，后升陕西延绥巡抚，倒也有些才能，只消半年，到六月便将散布在河南、湖广、陕西各地的几十万农民军逼到了陕西南部的车厢峡，又准备一举全歼，而农民军再一次使出了诈降的招数，再一次脱离险境。就在陈奇瑜围剿失败后的七月，后金军第二次入塞，从大同突入关内，在宣府、大同一带搅扰了一番，劫掠了人口、财产而去。这一年可谓双失。　　
然而崇祯八年的情况也许更糟糕，年初，农民军又集中到了河南，讨论去向，史称荥阳大会，张献忠和李自成在这次集会中展露头角，提出了奇袭中都凤阳的计划。正月十五，农民军攻克凤阳，张献忠掘了皇陵，朝野大大震动。崇祯皇帝为此颁布了第一封罪己诏。八月，又一位儒将出现，原郧阳巡抚卢象升升任东南五省总督，与洪承畴南北东西相应，围剿民军。而民军的最有实力的头领高迎祥率军准备攻打南京，一直打到江浦，进攻受挫，反而攻打滁州，卢象升赶到，大战一场，杀死农民军数万人，高迎祥逃入湖广郧阳山区。史称滁州大捷，算是给大明朝挽回了一点点面子。　　
九年的情况依旧是一胜一败，功过相抵。胜的是对农民军，败的是对后金军。这年六月底，后金军由阿济格率领再次突入关内，劫掠京师畿辅一带，攻克城池十二座，劫掠人口数十万，招摇过市而去，京师百姓生灵涂炭。七月中旬，陕西又有一位儒将崭露头角，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子午谷劫杀高迎祥部，并生擒高迎祥，解往京师处死。　　
崇祯十年的情况要有所好转。这年三月，前面讲的那个杨鹤的儿子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提出“十面张网”的围剿策略。这年六月，温体仁自作孽，想对东林党党魁钱谦益斩尽杀绝，不料对方作困兽之斗，反将温体仁斗倒，六月，温体仁罢，杨嗣昌入阁。　　
崇祯十一年的情况又与崇祯九年的情况相类似，一胜一败，功过相抵。明廷对农民军剿抚并用，正月，罗汝才、张献忠部降东南五省总督熊文灿，独留李自成孤军奋战，连战连败，这年十月，孙传庭与洪承畴设伏于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自成部，仅李自成、刘宗敏等十八人逃入商洛山中。然而这年九月，后金兵又从青山口一带突入关内，第四次入塞，深入竟达山东，腊月，一代名将卢象升战死河北鉅鹿，次年正月，清军攻破济南城，一省都会几成废墟，此役，清军攻克八十一州县，劫掠人口五十余万，财产无算，冀鲁两省遭到巨大破坏，直到五月，后金兵方才退出关外。　　
十二年的局势和用兵重点都有了转变，洪承畴被调任蓟辽总督，孙传庭被调任宣大总督，但孙传庭以耳疾推辞，被朱由检逮捕入狱。就在五月，张献忠与罗汝才于湖广谷城、房县再次起兵，杨嗣昌亲自督师，追缴张献忠。年末，李自成重新出山，到河南振臂一呼，立刻拥兵十余万，关内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到崇祯十四年，局势益发的艰难。春，农民军和后金兵几乎同时行动。正月，李自成攻克河南重镇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二月，张献忠突袭襄阳，杀襄王朱翊铭，三月，皇太极发重兵十二万余包围锦州。这三股势力极为强大，而朝廷此时似乎已经没有能力应对了。对张献忠，杨嗣昌追缴徒劳无功，积劳成疾，加上畏惧，这年三月病逝于襄阳。对李自成，新任的陕西总督似乎根本不被李自成放在眼里，这年九月，歼灭明军数万人，杀陕西总督傅宗龙，开农民起义以来的第一大捷。对后金，朝廷派出了十三万大军，由洪承畴督师，救援锦州。洪承畴采取对峙策略，但朱由检催战，洪承畴仓皇出战，却兵败被困松山城。　　
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后投降后金。二月，李自成再歼明军万余人，杀陕西总督汪乔年，并于五月第三次包围开封，九月，水淹开封。到这时，三股势力应该说是没有敌手了，可以得劲地潇洒了。　　
可还有一个人，似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就是孙传庭。这个时候，孙传庭还关在京师的大牢中。当然，等朱由检发现，再也没有大将可派时，终于想起来了孙传庭。这一年秋，孙传庭被下诏释放，并委以陕西巡抚兼三边总督之职。然而毕竟以一挡三是不可能的，而且十五年下来，大明的国力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即便有孙传庭重新出场，也很难再挽回什么了。这一年十一月，后金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最难竟到达兖州、济宁一带，劫掠人口六十多万，牲畜、财产无算。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再也没有大将能够阻挡了，唯一的一个委以督师之职的周延儒，也只是尾随敌军，不敢迎战。次年四月，后金军方撤出关外。　　
崇祯十六年的局势，可以用一败再败来形容。这一年正月，李自成攻克襄阳，建大顺政权，设立官制。这一年五月，张献忠攻克武昌，杀楚王，建立大西政权。周延儒罢，腊月被朱由检赐死。情势危急之下，朱由检慌了神，即令陕西孙传庭出潼关迎战李自成，孙传庭本实行固守牵制方略，无奈皇帝多次催促，出关与战，先于汝州大败，退守潼关，李自成大兵压境，十月潼关失守，孙传庭战死。　　
崇祯十七年，也就是著名的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都，完善政权机构，随即展开北伐，势如破竹，一路未遇较大抵抗，到三月，即已抵达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大顺军攻克北京城，标志着明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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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策略之失】　　
在官方的标准上，即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尽为明朝灭亡的标志，实际上，明朝还没有灭亡，在南京，不久将建立新的明朝，史称南明，这是后话。　　
明朝灭亡多少有些可惜，一是明亡之后，异族政权侵入华夏，把中国“治理”得一塌糊涂，导致近代落后挨打，使得国人多少对明朝有了些无法言传的好感。二是崇祯皇帝本不应是亡国之君，却偏偏生不逢时，最终只能以身殉国，让人多少对这位亡国之君产生了同情之感。第三点，就历史史实来看，其实崇祯朝十七年的情况，起初乃至最终，都没有十分糟糕，如果用对了治国方略，明朝也许能避免灭亡，而崇祯朝君臣偏偏就不止一次策略失误，终至亡国。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十七年来，究竟情况如何并不十分糟糕。　　
崇祯元年到崇祯四年，孔有德反叛之前，这四年算是早期。这四年的局势，满清后金并未十分强大，至少明朝还可以与后金势均力敌。这时候，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三位帅才还没有浮出水面，满朝可用的也就孙承宗、袁崇焕师徒。西北虽有农民起义，但毕竟只限于陕西一省之地，其余地方尚且太平。期间，虽有崇祯二年己巳之变，但明军尚能上下同心将后金兵驱出关外。错就错在不应该杀袁崇焕，有学者说袁崇焕是明朝的救命稻草，又有学着反驳说袁崇焕仅有将才而并非帅才，不管哪种说法，袁崇焕是当时明廷的得力干将这无庸置疑，有总比没有要好，袁崇焕一死，善于对付后金的将帅就只剩下孙承宗一人了，而此时孙承宗也年过七旬。而应对西北的民乱，用杨鹤的招抚之策本无可厚非，剿也罢，抚也罢，都有道理，关键能不能用对人，杨鹤亲自上疏，言自己不堪重任，崇祯皇帝年轻气盛，偏要任用杨鹤，结果如此，恐怕不是一两句就能说的清缘由的。　　
崇祯五年到崇祯十一年，清军第四次入塞之前，这七年算是中期。在这四年，陆续涌现出了洪、卢、孙三位儒将，事实证明，这三位的才干也不下于袁崇焕，尤其是洪承畴，讽刺般地竟然成了将来后金夺取中原的首席功臣。这四年对付后金，基本上处于守势，但也还能守得住，对付农民军，基本上处于攻势，但围剿多年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农民军与后金有很大不同。后金有组织且实力强大，农民军没有组织，说实在的真的是一帮“流寇”，但是，农民军有强大的后备，任何受到天灾人祸而无法生存的百姓，都可以加入起义的行列，也就是说，农民军看似无组织无战斗力，但潜在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仅凭剿，是永远剿不完的。这个时候，只能说朝廷的根本方针错了。后金是强大的，打不一定能打得赢，农民军潜在强大，剿一定剿不完，怎么办？这个时候，上天给大明送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才，杨嗣昌。　　
杨嗣昌不同于洪卢孙三人，他不是帅才，更不是将才，准确地说，他是相才，是比将帅更牛的那种级别。其实说白了，他是那种善于制定大政方针的人才。杨嗣昌提出了很明智的解决方法，对付农民军，剿抚并用，对付后金，暂时议和。这个方略无疑是当时最稳妥的方略了，后金自知没有能力灭了大明，而议和可以每年获得“岁币”与榷场贸易换来的棉粮，又能休养生息，换取太平，何乐而不为。对于农民军，自然不能一味剿杀，但眼前这股势力，自然是要尽快解决的。然而两个方略都出了问题，对于农民军，错就错在用了熊文灿，导致张献忠先降后叛。而与后金议和的政策，就像过街老鼠一般，一旦公开，立刻招致朝野上下的全力攻击，结果自然是议和遗憾地流产了。　　
自崇祯十一年末至崇祯十七年，这六年算是晚期。杨嗣昌议和之计的流产，导致了后金的第四次入塞，清军在冀鲁两省展开了大规模的劫掠，名将卢象升战死。此后，孙传庭被羁押，洪承畴调往蓟辽，不久被俘投降，而内地的民军首领再次起义，并且比原来更加强大，杨嗣昌以相才任督师大帅，结果只能是才不对用，失败而终。到此为止，将帅连番陨落，只有孙传庭一人可用。　　
但直到此时，局势也仍然有挽回的余地。孙传庭再次上任，职位是七省总督。孙传庭是一个改革型的全面实用人才，治军治政都擅长。到陕西之后，因为关中连年灾祸，田地荒芜，孙传庭一面招募新兵，一面实行屯田，配合一系列革旧鼎新的救时策略，得罪了当地所有豪绅，却渐渐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的雏形。而松锦大战明军大败，洪承畴又被俘投降，北方显然已经没有了防御后金的实力，这个时候，最好的考虑，应该是迁都南京，躲避后金每次入塞威胁国家心脏的弊端，依托江南富庶之地重振旗鼓，再北伐，平定民乱也罢，收复辽东也罢，都有可能。　　
然而朝野的压力加上朱由检本人性格原因，迁都没有实现。但就这样也没什么，就凭孙传庭在陕西改制图新，三年五年，必能中兴大明，然而陕西的官绅逼迫皇帝，皇帝逼迫孙传庭，再次贸然出关，结果一切飞灰湮灭。有人说孙传庭只是捉了高迎祥而已，并无大才，实则误矣，一切的行为都表明，孙传庭的才能不下于洪承畴，只是他与洪承畴的遭遇不一样而已，出关后与李自成三战三败，罪不在他，而在于没有精兵，精兵多败亡于松锦大战，部下只有新兵以及高杰、左良玉、刘泽清等土军阀，根本无法同李自成的大军向抗衡。　　
所以，最终有一句话，传庭死而大明亡矣。　　
然而我说，即便孙传庭死了，大明也不一定亡，不仅南明的那段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就目前而言，也不是没有机会。李自成一发不可收拾，十七年春，迅速攻占整个黄河流域，逼近京师。但这时候，迁都南下也为时未晚，至少能保住江南半壁，李自成也不敢懈怠，也就不会轻视山海关和后金，后金能否入关，天知道，历史便将改写。　　
然而皇帝的性格是改不了的，他不可能选择迁都，只会选择自杀殉国。所以一切，就这样了。　　　　【皇帝的性格与历史】　　
常见到历史教材上说这么一句话：“什么什么是必然的，什么什么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不存在假设。”　　
这句话是：“明朝的衰亡是必然的，大清取代腐朽落后的明朝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不存在假设。”　　
这样的话，骗小孩可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屁。历史之所以那么精彩，就是因为存在太多的偶然，历史只有唯一的必然，那就是生产力和知识文明的进步，其余的一切的改朝换代，一切的历史事件，多少都有偶然性。最可恶的是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其实这句话的原型是历史不容改变，这很正确啊，你能改变历史吗？不能。但我能不能假设历史，当然能。假设历史不是为了意淫，也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而是从那些偶然必然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出经验，总结出教训，这才能以史为鉴。倘若说历史不容假设，清朝取代明朝是必然的，绝对不许你去假设，去探究，那么历史还有什么意义。照这种无耻言论，我也可以说，蒙古入主中原是必然的，金和宋的灭亡都是必然的，那么金国的完颜氏、南宋的无数忠志之士又何必去反抗呢，干脆在成吉思汗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派遣使臣到蒙古去，向那些还没有统一的部落投降呗！　　
历史有的时候，确实会因为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而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崇祯皇帝的性格。　　
诸多观点，表述了他们对崇祯皇帝性格缺点的理解，有几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多疑、急躁、反复不定、好面子。　　
多疑必然导致两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乾纲独断与用人疑人。其实反复不定并不是性格，而是性格的表现，反复不定是由多疑与急躁两种性格交织而产生的。总之，干纲独断、用人疑人、反复不定这三点，对崇祯朝严峻的形势有害无益，几乎等同于火上浇油。　　
细细看来，一一对崇祯朝政策失误进行分析。第一过是冤杀袁崇焕，袁崇焕被杀，其原因十分复杂，是各种问题相交织的结果，有皇太极实行的反间计，有非东林党下的套子，也有袁崇焕自己的孤傲与擅杀毛文龙，但归根结底，是皇帝的性格使然。袁崇焕在皇帝面前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结果第二年，后金打到北京了，加上一帮与袁崇焕直接间接有过节的大臣御史上疏污蔑，再加上平时皇帝对袁崇焕的要求言听计从，再加上皇太极使出的那套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忽悠小学生的把戏，皇帝多疑，便真的怀疑袁崇焕通敌，皇帝急躁，便怪罪袁崇焕平辽无功，终于使得皇帝产生了杀念。试想，如果朱由检对袁崇焕足够信任，又能有足够的耐心，便不会听那帮御史的鬼话，更不会对袁崇焕动杀心。　　
第二过是议和流产。议和本是关乎兴亡的大计，自然要皇帝拍板，朱由检心底是想议和的，但是却并不敢拍板，想将这个责任推给大臣，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也不至于背上“昏君”的骂名。按当时的情况来看，朝廷尚有实力，但不足以抵御后金的侵略，而种种史料表明后金也有议和的倾向，故而议和，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办法，可以暂时省却和减缓边疆的危急，一心发展改革内政，与民休养生息，待实力强盛，那时是战是和，再另当别论。但从一开始，朱由检就把议和的责任交给杨嗣昌，自己退处幕后，而议和的消息走漏以后，满朝文武对杨嗣昌展开了言语攻击，将朱由检杨嗣昌君臣比作赵构秦桧的也有。按说朱由检应该力排众议，以图千秋之业，但他最终将自己推出议和这个事件之外，议和一事自然胎死腹中，最终也导致了这一年秋的后金第四次入塞劫掠。　　
第三过是怀疑外将，督战催战，具体表现有四次，第一次是新设五省总督，此职应洪承畴为最佳人选，但朱由检对洪承畴没有足够的信任，又嫌五省总督一职过大，威胁朝廷，故而挑选了才能稍次的陈奇瑜，最终使得车厢峡一役，没能全歼民军，使得日后民乱越发不可收拾。　　
第二次是后金第四次入塞，任用卢象升为蓟辽总督，与金兵作战，当时明朝在大同至宁远长城一线，尚有二十余万久经沙场的精兵，而卢象升又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若是全力调动与后金死拼，即便不能全歼七万后金兵，也能重创之，使后金元气大伤，十年之内无力内犯。但是朱由检的疑心往往坏事，他委派太监高起潜作为监军，更可怕的是，高起潜还掌握着宣大、蓟辽十余万精兵，包括关宁铁骑，而卢象升真正能够指挥的兵马，不过是嫡系的天雄兵两万余人而已，结果在抵御后金兵的过程中，高起潜一直避战自保，卢象升虽欲死战，苦无兵可用，最终寡不敌众，战死于顺德府鉅鹿贾庄。　　
第三次是松锦大战，洪承畴为蓟辽督师，援救锦州。在后金第四次入塞之后，明军丧失了两万精锐的昌平军，敌我力量的天平出现微小倾斜，更关键的是，八旗军不可战胜已经在明军中传为神话。洪承畴注重敌我对战的诸多条件，并不与后金兵正面交锋，而是长期驻扎，消耗敌军，使其不战而退，即便敌军不退，也可趁其疲惫，一举袭歼。但皇帝显然没有耐心，因为军饷不济，催洪承畴出战。洪承畴出战的最终结局，是十三万明军全线溃败，连自己本人也被后金俘获，导致了敌我力量天平的严重倾斜，并且丧失了重要的帅才，使后金如虎添翼。　　
第四次是孙传庭重新巡抚陕西，并督师七省。个人以为，孙传庭的才能不下于洪承畴，甚至具有入阁拜相的资格。凭他的权力，又在陕西实行的一系列新政，如果皇帝能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孙传庭定能力挽狂澜，中兴大明。但是朱由检显然最不信任的，就是孙传庭，此前已将他关入大牢，是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起用他的。而上任之后，朱由检更是疑心加上急躁一起泼向孙传庭。在屯田练兵刚刚开始，皇帝就催促孙传庭出河南迎战李自成，结果三战三败，孙传庭阵亡。凭着孙传庭的权力，完全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出战，可谓为朝廷鞠躬尽瘁了，但死后竟然得不到朝廷的追认，相比洪承畴则要凄惨的多，洪承畴弃国投降了，朝廷竟然不知道，大设祭坛追悼，而真正忠于大明的人，战死疆场，尸首无存，却连最终的一点名分都没有，直到南明时期，方才追认。　　
这四次都是朝廷针对后金和民乱的关键之战，结果无一例外，全部毁于皇帝多疑急躁的性格。倘若皇帝对外臣大将有足够的信任，那么绝不至于这四场关键之战全部败绩，也不至于导致甲申之祸。　　
有人问，朱由检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同样是皇帝的朱由检的哥哥朱由校，为人忠厚而对贤臣孙承宗也罢，权阉魏忠贤也罢，都给予足够的信任呢？　　
事实是，两人的父亲，万历朝的太子朱常洛，很不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待见，太子当得战战兢兢，朱由校朱由检等兄弟自然也就不招待见了，这在朱由检的幼小的心灵中，定然留下一定的创伤。关键还在后面，朱由检是庶出，生母又早亡，与朱由校的经历相似，两人常常受到他们的后母、朱常洛宠幸的李侍选的欺凌。但朱由校好歹是将来的皇帝，李侍选对他要好的多，朱由检就惨了，于是，一个受尽后妈欺凌，没有幸福的童年的朱由检，很容易形成对人多疑不信任的性格缺点。但这一切都是奠基，真正促使朱由检这种性格形成的，要归功于他的哥哥朱由校和他痛恨的权阉魏忠贤。正因为朱由校对魏忠贤过分的信任，才导致了天启四年到七年这三年明朝最黑暗的时代，朱由检充分接受了教训，却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了对任何人都怀疑的性格特点。　　
如果他的祖父朱翊钧没有一时兴起，宠幸了他们的亲祖母王宫女（后来的王恭妃），也许就不会有他们。如果他们的亲祖母身体强壮些，脸皮厚些，没有因为郑贵妃的嫉妒折磨而过早丧命，也许，他能够多受到一些关爱，不至于导致那个悲惨的童年，也就不至于形成这样的性格，也就不至于崇祯朝十七年来，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却在中兴一事上毫无建树，反而导致亡国。　　
历史是有其偶然性的，历史也是可以假设的。你能说，朱翊钧临幸朱由检的祖母王恭妃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王恭妃体质差病死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朱常洛恰好就宠幸了人品低下的李侍选就是历史必然？你能说，熹宗皇帝朱由校病死，恰好无子，又恰好他的兄弟就只剩下了朱由检一人也是历史必然？　　
所以，历史上的很多事，都是很玄乎的，只能说，巧合罢了。　　
（待续……）　　
　　【偶然中的必然——党争、土地兼并、军队流氓化】　　
然而，仅凭以上这几点，就说，明朝的灭亡是偶然的，排除这些偶然因素，明朝也就不会灭亡，这样，也未灭太过轻率，而历史，是绝不会这么简单的。　　可以这样说，明朝可以有机会避免灭亡，也可以延长生存的时间，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更让人不觉得惋惜的方式灭亡，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历史的可假设性。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这一切的假设，都是建立在明朝会灭亡的基础上的。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既发生的历史吗？并非这样。如果就从那些孤立的不孤立的历史事件中来看历史，历史当然是偶然性的，但从制度、从经济水平、从精神文化这些方面来看，也许历史又成了必然的了。　　
那么究竟是哪些东西，又让人们觉得，明朝灭亡是必然的呢？我们先从一些事件中来看。　　
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会推阁臣，由于阉党基本肃清，东林党势力重新恢复，把持了会推阁臣的候选名单，导致了朱由检所信任的非东林党人周延儒、温体仁二人未能进入候选名单。崇祯二年，后金入塞劫掠之后，非东林党人员趁机对东林党发起攻势，突破口在袁崇焕，因为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是东林党，而袁崇焕又与内阁辅臣钱龙锡、韩爌等人交往甚密，诬陷袁崇焕，就可以将东林党骨干拉下水，从而有利于他们夺取内阁权力，当然，边关有没人镇守，国家的将来如何，在他们看来，这都要放到下一位的。于是次年，袁崇焕便遭惨死。　　
崇祯五年，孔有德发动叛乱，占取登州，身兼促进一场军事革命才能的孙元化被孔有德释放，孙元化竟冒死赶往京城，温体仁趁机弹劾，最终下狱惨死，徐光启一手打造的“科技兴国”运动就此破产。温体仁为什么要这么揪着孙元化不放呢，原因在于周延儒与徐光启二人。众所周知，排挤走东林党后，周延儒入阁了，但温体仁还没入阁，到了五年，与东林党关系亲密的徐光启也入阁了，为了一己私利，温体仁玩起了过河拆桥，趁机整倒孙元化，而孙元化既是徐光启的弟子，又与周延儒关系密切，这样就能同时将周延儒与徐光启拉下水，最终自己入阁，独揽大权，与上次相同，至于练新兵以强国这类大事，不在温体仁的考虑范围之内。　　
透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点，朝臣不和，第二点，朝臣多废私而忘公。其实这两点组合起来，可以用一个更加熟悉更加恰当更加专业的词汇来概括，这个词，便是党争。　　
党争代代有，其影响有多么恶劣，我想不用我来多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党争起于万历朝，而明也亡于党争，确实很有道理。但在这里，并非是去探讨党争如何如何破坏朝政，如何如何使得大明朝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而是去探讨党争是究竟如何产生的。　　
在朝为官的，肯定有不少人雄心壮志，想居高位，干大事，但是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的丞相及明代首辅一职，只有一个位置，为了得到这个位置，政见主张不同的人，就开始了争夺，由于没有民主，没有公开的竞选，只能通过阴谋、暗算、整人、拉人这一系列权谋手段来实现。起初，还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争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信念相互一致的人，便会团结在一起，以增加在斗争中的胜算，这样发展下去，原本个人之间的斗争变成了各个小团体之间的斗争，再久而久之，个别小团体能量十足，发展成大团体，对小团体形成压倒性优势，为了保住碗饭，其余小团体联合起来，于是，随着这样的趋势，满朝基本上会形成两大团体，相互斗争，水火不容，这就是最终的党争。　　
通观有明一朝，可以发现以上基本符合明朝的状况。朝臣之间的相互斗争，基本上从英宗天顺朝开始。徐有侦诬陷于谦、李贤斗倒徐有侦、张璁斗倒杨廷和、夏言斗倒张璁、严嵩斗倒夏言，基本上都是个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参杂进来的人虽有，但也只是个别而已。而徐阶斗倒严嵩、张居正斗倒高拱，则明显有了小团体斗争的特征了。而到了万历天启朝，著名的东林党与“三党”（浙党、齐党、楚党）之争，则已经到了党争的最激烈的阶段，并一直持续到崇祯朝、弘光朝、永历朝，影响极为恶劣。　　
仅仅政见不和、既得利益相冲突、信仰理念不同，就会有党争吗？不一定，在英宗朝之前，压根就没有党争的影子，连个人之间的斗争也得小心翼翼，像刘基与李善长之争，使得后人不细心研究，压根不知道这两位仁兄还斗争过。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之前，皇权是比较强悍的，文官集团的力量，尚处在皇权之下，无法掀起大风大浪。后来，随着社会超长期的安定，科举制度培养出一个大阶层，士绅阶层，成为官员的后备军，但因人口过于众多，所有的职位即使安排满了，也有一大批人处于“失业”状态，必然要想方设法挤到朝廷中去，采取的唯一的方法，只有党争。　　
说白了，党争是文官制度的发展的必然产物。　　
如何避免党争，或者采取什么方法让党争不对朝政不对国家产生危害呢？上面说了，皇权强悍，则无党争，皇帝英明，善于协调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党争，或者各个集团领导者深明大义，大公无私，也不会有党争，但是，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太少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争得你死我活。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他们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像英国的两党、美国的两党，放在专制制度下，也会产生激烈的党争，但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有民主制度，他们可以用民主选举来化解党争，其实说白了，竞选就是将党争公开化、净化化、合法化、透明化，将党争的最终决定权交到公民手中而不是皇帝手中，这样，党争的危害便降到的最小的程度。　　
政见的不同，利益的冲突，文官制度的完善和文官势力的强盛，官员预备军士绅阶层的过盛，以及专制皇权的阴暗性，最终成就了党争并使之危害最大化。但不可否认，党争也反映出，皇权受到了冲击和威胁，万历朝二十多年的国本之争，实质就是文官集团与皇帝集团的斗争，而最终，文官集团获胜了，虽然代价是巨大而惨重的，但如果没有外敌的威胁，也许继续斗争下去，随着先进的复社、几社、匡社民间党派等的不断涌现，皇权的进一步萎缩，实现君主立宪不是没有可能，英国走得不就是这条路吗，不同的是，他们的战斗者是贵族集团而我们的战斗者是文官集团罢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比贵族集团更具有可变性和先进性，但文官集团面对的挑战却远远大于西方的贵族集团，这一点也是不可忽略的。　　
但是，在皇权还没有充分萎缩的情况下，民主的观念又仅仅是在萌芽中，又因为我们的科举制度培育的强大的文官集团，所以，党争是必然的，党争产生的危害也是必然的，这样说来，袁崇焕的死，孙元化的死，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某种必然性了。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党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　　
再来说第二点，土地兼并与明亡的关系，先从一连串数字说起。　　
万历四十六年，神宗皇帝朱翊钧下旨加征辽饷百余万两。崇祯三年腊月，朱由检下旨加征辽饷153万两，合原先加征辽饷共680余万两。崇祯十年闰四月，朝廷加派剿饷280余万两。崇祯十二年，朝廷加派练饷780余万两。崇祯十二年，皇帝朱由检下旨，诏群臣纳捐助饷，勋戚李国瑞等拒不捐助。　　
崇祯元年，袁崇焕出任蓟辽总督时，山海关士兵因为军饷不济而哗变。崇祯二年，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请求朝廷拨赈灾银百万两，最终户部只给出了几万两，还是皇帝从内库中拨出十万两，结果第二年，农民军再次造反。崇祯四年冬，孔有德一军前往辽东平乱，途中军饷不济，抢劫百姓，最终造反，影响极为恶劣。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在辽西松山与清军长期对峙，粮饷不济，朱由检催促出战，最终导致松锦大败。　　
举了这么多例子，应该有所发现了。自崇祯年间以来，国库拮据，军饷不济，赈灾无银，说到底就两个字，没钱。　　
当年明月的一句经典的话，一个政权就像一个公司，没钱，肯定混不下去。明朝的情况就是现在这样，没钱了，混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没钱呢，原因有两个，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所谓自然灾害，相信都知道，崇祯元年一直到明亡，甚至直到南明永历年间，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连续灾害，不是大旱，就是寒潮，反正没几天好日子。但是有疑问，明朝的赋税中心在江淮和荆湖两地，这两地未有大的自然灾害，而西北历来环境艰苦，非征税重地，即便有灾，也不至于对财政收入造成那么巨大的影响。　　
既然自然灾害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就应该归结于人为灾害了。　　
何为人为灾害，其实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历史规律灾害，但因为有人的参与，姑且称之人为灾害。　　
众所周知，在商品经济没有足够发达到压过农业经济时，中国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并不是说就把农业放在重心地位，而是征税的重点放在农业上面，宋朝例外。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农思想浓厚，本该农商兼顾，结果因为观念问题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商业，将国家经济收入重点放在了农业上面。这样一来，土地就成了国家的命根子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要从土地中得来。　　
据明实录记载，明万历年间有耕地1161万顷，明崇祯年间的耕地面积是783万顷，即7.8亿亩，平白无故少了三亿多亩。这些耕地那里去了，不可能全部荒废了，荒废的只是一小部分，九牛一毛而已，大部分的土地，都变成了隐瞒不报的土地了。　　
众所周知，自唐朝均田制崩溃以来，历朝历代，都实行土地私有，不管是谁，只要有田地，就得缴税，田少的是自耕农，人口占大多数，但所拥有的田地，却不一定多于地主，地主即是拥有土地较多的，而实行租赁生产方式，赋税加在地主身上，但地主却可以将赋税转嫁给佃户。在君主制时代，文官多出自富庶之家，因而有权势也有能力去想方设法避税逃税。　　
明初，基本上人地矛盾比较少，尤其是中原一带荒田甚多，为了恢复生产，朱元璋制定垦荒则免税三年的政策，又对这些新垦土地实行三十而税一的低税政策，使得中原荒地得到开垦。但无有例外的是，一大批士绅阶层无需缴纳赋税，也就是说，士绅阶层拥有的土地虽在朝廷鱼鳞册的记载，却无需缴税。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江淮、江汉一带，自耕农为了逃避赋税，纷纷携土地投入官宦士绅之家，只需向户主缴纳比朝廷赋税更低的“租金”，史称投献，这是明朝土地兼并中特有的怪像，其投献之风，胜过前代百倍。土地越发集中，本来只需缴纳轻税的官宦之家，又将兼并来的土地隐瞒不报，使得朝廷的税源越来越少。新开垦的几百万顷田地，尚不足矣抵消土地兼并所消失的土地。　　
税源减少，可征的赋税自然也就越来越少，而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低税政策，称为祖制，后代不得更改，这既不能使得百姓减轻赋税负担，又不能使朝廷征收充足的赋税，可谓好心办坏事。　　
那么土地兼并是否可以避免呢？　　
可以避免，但要看官府实行什么样的土地制度了。如果持续私有化，那么土地兼并只会越来越严重，财政危机永远无法缓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有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使用权全权归于耕者，官府再制定一系列杜绝土地买卖的政策，但政府有土地的所有权，却不能有半点使用权（否则就有今天的房地产开发之祸患），说白了，就是类似于隋唐的均田制。隋唐均田制之所以最终瓦解，是因为还有私有制的存在，况且所谓官田并非公田，而只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可以随意从百姓手中强行收回，可以随意赏赐大臣，这样的大私有制的均田制，仍然还是私有制，所以最终避免不了土崩瓦解。　　
当然明朝并没坐视这个局面的恶化。万历朝张居正任首辅时期，实行了新政，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清丈田亩，清查出一大批隐匿不报的田地，并平均赋役，所以万历朝的耕地面积才能达到一千万顷以上，神宗皇帝也才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完成“万历三大征”。然而张居正一死，万历新政废除，土地兼并之风再起，田亩急剧下降，财政危机再次来临，且愈演愈烈，终至甲申亡国。　　
且不论土地兼并是否可以避免，但似乎只要政府无所作为，这样的土地兼并之风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明朝三百年，在土地制度的改革维护上几乎毫无作为，所以导致这样的财政危机，便是必然的。　　
所以，这么一联系，农民军越剿越炽、孔有德叛乱、洪承畴战败，似乎都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要说党争导致政治不清明，土地兼并导致经济不扎实，那么明军在应对强悍的八旗劲旅是屡战屡败，就应该是军事不够强盛了。　　
是什么导致军事力量不够强盛的呢？　　
我们知道，明朝实行的是卫所制，应该说是几千年来军事制度发展的集大成之作。卫所制的好处，既有隋唐府兵制兵源充足的优点，又避免了其征兵的繁琐与费时费力，并且战斗力明显比府兵制下半兵半农的士兵要强。此外，卫所也实行屯田，可以减轻百姓负担，很明显受到了西汉、曹魏屯兵制的启发。　　
单就这样的制度，集府兵制、屯兵制的优点于一身，又尽量地消除了缺点，应该算是一个重大发明，算是中国军事制度上的一个创新吧。但偏偏与卫所制度相并行的是兵籍制，即一旦当兵，终生为兵，代代为兵，子孙后代永远是兵，不能退伍，不能转业，与民籍、匠籍、贱籍共同组成社会。这是朱元璋理想中的社会，但是他没意识到，后人却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僵硬的体制，没有变革，没有活力，只能是理想中的乌托邦。　　
试论这种体制的弊端，比如贱籍，包括优伶、捕快、娼妓等，一旦沦为贱籍，就永远只能是贱籍，不能考科举，不能为官，总之，就永远是二等公民，这无疑是对这群人极大的不公平。再比如匠籍，全部都是手工业者，按职务分配，比如是铁匠，就世世代代为铁匠，是木匠，就世世代代为铁匠，即便后代没有从事这项职业的天赋，甚至对此项职业一窍不通，那也不能转业，这对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进步和社会是没有丝毫益处的。　　
现在该说军籍了。一旦为兵，世代为兵，这不用说，而且这些军籍百姓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拼命杀敌，换取军功，经商、读书、做官根本是不可能的。起初，尚有屯田，士兵尚能有田耕种，待遇也还不错，但随着土地兼并，公田多成为将领私产，士兵沦为战争农奴，生活状况一塌糊涂，这才有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谚。这样一来，士兵缺乏人身自由，缺乏良好的待遇，缺乏改变命运的希望，久而久之，破罐子破摔便在军队中蔓延开来，混日子的思想成为卫所士兵的主流思想，军队流氓化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　　
于是，打仗的时候，逃跑和保命是第一位的，试想除了保护乡土和老婆孩子，谁又会为了这么个亏待自己的朝廷卖命呢，到了明中期，士兵畏战的局面已经不可逆转，像戚继光平定东南倭患，靠的是自己招募的戚家军，为什么，因为朝廷的卫所之兵，已经到了看到倭寇就跑的地步，哪还能打仗呢。再看后金努尔哈赤侵略辽东的时候，明军往往据城坚守，不敢出战，而野战中，往往稍稍遭遇失败，便全线大溃败，逃往辽西和关内。　　
直到袁崇焕的时候，分给了士兵土地，“以辽人守辽土”，士兵从农奴翻身成了有家有地的小地主，为了保家卫土，实则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士兵的战斗力才迅速提升，终于诞生了一支强大的关宁铁骑，这也是明末唯一一支能与后金兵野战较量的部队。　　
而其余比较强悍的军队，像洪承畴的洪兵、卢象升的天雄兵、孙传庭的秦兵，都是通过招募而来的军队，才能在对农民军的战争中节节胜利。　　
总而言之，到了明末，所谓的正规军，已经退化到连民兵都不如的集团，流氓化思想泛滥，除了上阵杀敌不敢干，什么事都敢干，完全成了整个国家的累赘和毒瘤。　　
所以打仗是不能靠这些军队的，只能像几位名将一样，招募新兵，这也是明末军制的变革，卫所制基本形同虚设，募兵制发展起来。但是募兵制成本很高，给这些招募的士兵的军饷，要高出卫所军好几倍，这无疑给入不敷出的国库带来了更大的麻烦，给财政危机来了个雪上加霜。　　
总结以上几点，党争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土地兼并导致了财政的危机，而军队流氓化致使明朝军事实力急剧下降，无力应对外敌。而这一切的成因，都是历史的规律，也就是常说的必然性。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又无法判别，明朝的灭亡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　　
抄袭当年明月的一句话，也是套用崇祯皇帝朱由检的那句话，气数进了，积弊难返了。　　
至于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我用自己的一句话总结：明末的时局固然很艰难，但是环境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事在人为，不作为则明必亡，有作为明可以不亡。　　
（待续……）　　
　　（注：忘了上传目录了，这里补充一下）　　大明王朝1670　　
——一段虚构的历史　　作者：XXX　　　　第一部分
目录　　第一章
真实历史中的大明日落　　 一、崇祯朝的内忧外患　　 二、弘光朝的盲目无知　　 三、隆武朝的萧蔷之祸　　 四、永历朝的苦难波折　　第二章
隆武朝的机遇　　 一、明朝可亡可不亡　　 二、复社巨子杨铭化的宦海沉浮　　 三、领兵南下与拥立新主　　第三章
稳定新朝　　 一、隆武朝的自强自立　　 二、江南义师　　 三、何腾蛟与堵胤锡前后经营湖南　　 四、飞扬跋扈的“飞黄将军”　　第四章
匡复江南　　 一、明军进军苏杭　　 二、郑芝龙水师奇袭长江　　 三、收复南京及隆武帝还都　　 四、如火如荼的湖北战场　　第五章
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　　 一、明军收复两淮及清廷的对策　　 二、江西、汉中连连反正　　 三、徐州会战　　 四、济南之围与南北停战　　第六章
隆武新政　　 一、改革内廷制度与整顿吏治　　 二、“均田募兵”　　 三、隆武新政的全面实施　　 四、招降大西军　　第七章
隆武朝廷的北伐大计　　 一、北方抗清运动的大潮　　 二、进军秦陇　　 三、保定大捷与清帝北逃　　 四、稳扎稳打收复辽东　　第八章
北方边疆的安定　　 一、收复东北全境的零星战役　　 二、明军与哥萨克的初遇及雅克萨之战　　 三、安抚蒙古各部及漠北西域的开发　　 四、攻占雅库茨克与中俄边界条约　　第九章
谁言华夏无海洋　　 一、中荷商业矛盾及收复台湾　　 二、攻打马六甲与反荷联盟的成立　　 三、徐图徐进占领巴达维亚　　 四、明廷决裂西班牙及吕宋光复　　 五、中英争戈印度及东西方世界体系雏形的基本形成　　第十章
后记　　 一、何去何从　　 二、回归现实　　
　　二、弘光朝的盲目无知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次日，李自成占领北京城，崇祯朝的历史就此结束，但我们可以说明朝亡了吗。　　
没有，因为在一个多月后，在明朝最初的首都南京，将重新诞生一个政权，拥有江南半壁，将继续支持着明朝延续下去，史称南明，南明的第一个朝廷，便是弘光朝廷。　　　　【大顺朝的胜败之间】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部分明朝旧臣投降了大顺政权，而李自成也颁发檄文，传令江北各地，短短一个月之内，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纷纷归降，大顺军迅速接管了明朝整个黄河流域。　　
接管了黄河流域的大顺政权，应该考虑的是稳定北方局势，保存实力，以图江南半壁和防御辽东。这时候，张献忠尚在进军四川的途中，对顺军无法造成威胁。江南虽有明廷旧臣支撑局面，但毕竟无兵可用，对大顺也构成不了威胁。具有威胁的，是辽东的后金政权和山海关的明朝精锐部队关宁铁骑。　　
但是顺军在北京地区的军队，显然过于单薄，顺军有直属正规军队三十万左右，在北伐以后，一路招降的山西明军又达十余万，总计约有四十余万可以投入战争的军队，但是，真正在北京地区的，不过十万人上下，投降的明军留驻山西不说，汉中、陕北、襄阳南阳、开封洛阳等军事要地，就留驻了二十余万军队。　　
而观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有五万余人，战斗力与攻克北京的顺军精锐部队不相上下。而关外的后金八旗劲旅，则有全部可调军队十三万左右，战斗力则要高出十万顺军许多。如果明顺归一，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则李自成在幽燕地区所拥有的军队，可以达到十五万，便可以与后金兵实力相持，如若战略战术得当，击败后金乃至收复辽东，亦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吴三桂最终没有降顺，而是降清，这段历史，是史学家们很感兴趣的一段，关于吴三桂为何降清的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个人认为，李自成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使得大顺政权与前明官僚士绅阶层的矛盾到达最大化，吴三桂处在夹缝之中，最终由于其父被囚，其妾被占这一导火索般的原因，降清了。　　
吴三桂降清使得清顺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清军兵力增加到十八万，李自成仍然只有十余万，数字上的不平衡，在加上单兵作战能力的劣势，李自成显然未战已处于败地了。　　
大顺军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后金的威胁，四月中旬，大顺军与后金兵几乎同时奔山海关，北京距山海关更近，但却用了与后金几乎相同的时间，才到达山海关外。四月二十三，大顺军首先发起一片石战役，攻打山海关，吴三桂力战而不能支，次日，待双方筋疲力尽之时，后金兵趁机杀出，李自成大败，退回北京。　　
清军继续西进，并派多铎、阿济格、吴三桂领兵追击李自成。四月二十九，李自成焚毁故宫三大殿，撤出北京。由于在一片石战役中，十万大顺军遭到重创，实力损失殆尽，在清军西追的过程中，几乎无力抵抗。在冀州、真定，大顺军两战两败，李自成撤入山西，本该留守太原，藉助山河表里的山西地势，可以成功阻击清军的，但李自成显然没有如此的设想，六月，便渡黄河回到西安，只委前河南总兵陈永福镇守西安。　　
多尔衮在五月初二率军进入北京城，幽燕之地，尽归后金，朱元璋苦心收复的幽云十六州再次沦丧与北虏之手。　　
就在多尔衮进入北京前一天的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也进入了南京。　　　　【“立福”与“立潞”】　　
北京失守、皇帝殉国的消息在三月二十九传到淮安，淮扬巡抚路振飞当日以塘报通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塘报尚未到达的四月初一，史可法还并不知道北京的情形，在南京发檄文招募军队北上勤王，直到初七，渡江北上，才得到北京失守的消息，顿时江南大震。　　
现实的情况已经这样了，南京方面开始商讨拥立新君的事宜。皇帝殉国前，嘱咐太子朱慈烺、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逃往南京，但最终没能成功逃出北京，落入李自成手中，李自成西撤后，太子朱慈烺为清军所得，后被处死，定王永王下落不明，六十多年后，永王朱慈炤在山东济宁为清廷所获，虏帝康熙将其处死。　　
这样一来，先帝朱由检的皇子们下落不明，熹宗皇帝又绝后，皇帝的人选，就只能在藩王中挑了。　　
神宗皇帝朱翊钧生有八个儿子，其中三个夭折。长子光宗皇帝朱常洛，其子为熹宗皇帝朱由校与思宗皇帝朱由检。三子福王朱常洵，就封洛阳，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朱常洵被起义军所杀，其子朱由崧逃往淮安，承袭福王爵位。五子瑞王朱常浩，就封汉中，后民军袭扰汉中，瑞王逃往重庆，为张献忠所斩杀。六子惠王朱常润，就封荆州，后张献忠军至湖广，逃往广西。七子桂王朱常瀛，就封衡州，后张献忠进军湖广，逃往广西梧州。　　
也就是说，立新君考虑血缘最近的，也就神宗皇帝之后的福王朱由崧、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了。而三王中，桂王远在广西，路途遥远，惠王又信奉佛教，不理世事，只有福王朱由崧，近在淮安，又是先帝朱由检的堂兄，按照血缘亲疏、立庶以长和“兄终弟及”的一贯原则，立福王朱由崧是最佳的选择，可以尽快安定人心。　　
但在朝的多数大臣，却并没有这样的打算。由于崇祯十四年，皇帝重招周延儒入阁，周延儒后来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东林党因此势力恢复，因而在南京的大部分官员，像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等都是东林骨干。东林党与福藩的恩怨早在万历朝争国本是就结下了，东林党前赴后继的与皇帝展开斗争，为的就是阻止神宗将老福王朱常洵立为储君，而之后，又与而今福王朱由崧的祖母郑贵妃明争暗斗，恩怨不可谓不深。东林党党揆钱谦益亲自从常熟老家赶来南京，游说众人，反对立福王为君，弄了半天，主张立潞王朱常淓为君。　　
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侄儿，血缘上远于福王，并且又是先帝朱由检的叔父，于情于理，也不应该立潞王。但东林党有理由，认为潞王贤人，福王不贤，主张立贤不立长，并且鼓捣出针对福王的所谓“七不贤”。说白了，东林一党确实在民间声誉良好，而道德素养也普遍不差，但未免心胸过于狭隘，门户之见想当严重，这在立党之初就已有表现，实质上并非什么贤与不贤的问题，而是东林党不能放下成见，以博大的胸怀容纳福王。　　
但东林党也不乏有识之士，像淮扬巡抚路振飞就主张早立福王，以定人心，史可法也认为立福王是最好的选择。无奈，史可法虽是当时南京方面的实权人物，但行事未免有些优柔寡断，没有力排众议的气魄，在不断地与东林党“立潞”一派多番交涉之后，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共同商议出一个折中方案，立桂王为君。　　
本该稳操皇帝之位于手中的福王，在得知了东林诸臣反对拥戴自己时，便知道事情有了变化，在四月份，他便求助于凤阳镇守太监、原老福王贴身太监卢九德，暗中联络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这四支军阀，准备靠枪杆子登上大位。马士英见情况不妙，立马转而表示拥戴福王。　　
事情到现在便已成定局了，不管是史可法，还是主张立潞的大部分东林党人，都不得不面对既成的事实。四月末，史可法前往江北，迎接福王朱由崧入南京。五月初一，福王入南京，祭拜孝陵等，初三，就任监国，以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马士英等人入阁，史可法为首辅。　　
东林党白折腾了一圈，最终仍然还是福王继了大统。但折腾了这一圈，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朱由崧求助于镇守太监，阉党势力凭借拥戴之功，迅速膨胀，达到了威胁东林党的局面，党争之祸不免再起。此外，朱由崧本可以顺利登基，却要被迫求助四镇军阀，终于使得四军凭借拥戴之功，更加跋扈自雄，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对与后来抗清无力产生了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主要的失误，在于史可法未能抓住时机，优柔寡断，未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东林党的问题，不该门户之见过于强烈，但从中也可以发现，士绅阶层所习的传统的理学发展到明末，已经严重僵化，对社会对政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已经起到了反面的作用。相反，受到心学影响的士绅，则多有离经叛道的思想，考虑问题不拘一格，不至于僵化，可见心学替代理学应是势所必然。　　　　【“联虏平寇”与积极南下】　　
五月十五，南京方面见仍然没有太子及永定二王的消息，便于当日，福王由监国正式继任皇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南明的局势，应该从这时候开始稳定了下来。　　
新政府的成立，必然随之出台一系列配套的国策政策。弘光朝廷刚刚建立，朱由崧刚刚登基，就立下了为先帝报仇，铲除“闯逆”的誓言，唱出了弘光朝联虏平寇方针的先调。在随后的五月份，朝廷君臣开始就联虏平寇的问题展开更详细的讨论。　　
在当时朝廷内外，多以为吴三桂是借兵驱逐李自成，收复北京，也多以为后金入关是帮助朝廷剿杀“流寇”，对清军入关的实际意图，缺乏正确的认识，包括史可法在内。由于李自成进攻北京，简介逼死了先帝朱由检，又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得罪了大批士绅阶层，这样的国仇与家恨，蒙蔽了南明朝廷大多数臣工的眼睛。　　
五月二十八，朝廷发出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诏书，标志这联虏平寇方针的正式确立。至此，朝廷寄希望于后金政权帮助明朝剿灭农民起义，殊不知吴三桂已成了后金的“平西王”，又怎么会稀罕偏安江南的前途渺茫的南明朝廷的“蓟国公”的爵位呢，又殊不知，后金拥有比南明强大不知几倍的八旗铁骑，又怎会仅仅只满足于“帮助”明朝剿灭农民起义呢？　　
好在朝廷还是有明眼人的，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上疏驳斥联虏平寇的方针，明智地指出了后金对朝廷的真正威胁，提出朝廷应该自立自强，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虎狼一般的后金身上。　　
但是，他虽比旁人看的明白，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却无奈仅仅身居七品，大权是在皇帝和一帮阁臣手中，这帮人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认清问题却手无大权的人即便叫破嗓子，也是无济于事的。韩正宸的奏疏就这样石沉大海，没有对局势产生哪怕一点影响。　　
大政方针制定的同时，朝廷还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建立江北四镇，第二件，北上与后金议和。　　
江北四支兵马，仅黄得功原本驻扎与庐州、安庆一带，其余三支兵马，高杰是在孙传庭守潼关时临阵脱逃，刘泽清是在守开封时临阵脱逃，刘良佐也是被李自成击败南逃，齐集江北一带。当时朝廷可用的，也就湖广的左良玉一支二十余万兵力，以及江北四支十余万兵力。但是崇祯朝，朱由检为了围堵张献忠，一向袒护左良玉，任其做大，跋扈自雄，尾大不掉，朱由崧登基时，发到湖广的诏书，差点就得不到左良玉的承认，幸得湖广巡抚何腾蛟劝导，才勉强开诏宣读。因此，左良玉的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无法掌控了，朝廷能够勉强控制的，只有江北这四支兵马。　　
为了充分节制和利用这四支兵马，史可法在其幕僚的帮助下，给朝廷献出了建立江北四镇的法子。即以高杰镇守徐州、泗州，以刘泽清镇守淮安、扬州，以刘良佐镇守寿州、凤阳，以黄得功镇守六安、庐州，此为江北四镇，意欲拱卫江南，防卫李自成大顺军南下。而史可法亲任江北四镇督师，驻节扬州。　　
当时大顺政权在河南东部的统治还并不稳固，而随着大顺军战败于后金，山东等地已经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弘光朝廷却仅仅将四镇全部设在南直隶境内，且督师驻节近在扬州，可以看出，朝廷似乎并无进取之心，只图能保存江南半壁。　　
下面的这件事，或许就能更明显地看出南明的图保江南偏安一方的颓意了。这年六月，就在后金军停止了南下的步伐，李自成西渡黄河时，南明朝廷又想出了北上议和的法子。商讨了仅一个多月，这年七月二十一，朝廷以左懋第、陈洪范为主副使，组成北使团，北上北京与后金政权谈判。　　
这么做，无疑是首先向后金示弱了，一向重视天朝威严的明廷，此刻颜面似乎荡然无存了。当然，任何时候，国家都是不缺乏眼光卓著的人才的，就在朝廷商议组建北使团的时候，七月上旬，复社巨子、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朝廷，认为河南、山东空虚，不管是讨顺还是御清，都应该派兵北上，因此请求朝廷北伐。但与韩正宸一样，陈子龙的奏疏免不了石沉大海。　　
与南明朝廷的不作为相比，后金政权就显得尤为积极。五月，后金军占领北京，多尔衮派兵南下追击李自成，连战连捷，到了六月份李自成西渡，大同总兵姜瓖叛顺，后金已然拥有了关内山西北部、北直隶一省的地盘。随着大顺军兵败，河南、山东各地士绅以明廷旗号趁机反击大顺政权，在这一大好时机，南京方面应该派重兵驻扎两地，河南、山东之地可以不战而复，明廷也许就多了一点与后金较量的资本，甚至就算是去议和，多少也能挺直了腰板说话。　　
但是南京只是积极筹办北使团事宜，并无收复失土之意。后金在这方面恰恰相反，这年六月初四，后金以王鳌永为户工两部侍郎，招抚山东河南两省。但却并没有派大军南下，南京方面在河南、山东仍有挽回的余地，这年九月底，山东青州赵应元发动青州之变，打明朝旗号反抗后金，后金在山东的统治是极不稳固。但弘光政权的不作为，似乎已经是铁定的了，依旧不发一兵北上。　　
后金面临的局势不容乐观，西面有李自成，实力不相上下，南面有南明，也不可小觑，但后金依旧积极派兵，不惜两边都得罪。内有多尔衮的入主中原的野心，外有洪承畴、范文程一帮极为无耻的汉奸的帮助，后金的南下似乎显得游刃有余。这年六月，后金派固山额真叶臣统大军入山西，十月，攻克太原，大顺将领陈永福逃走，山西除南端几个州县外，基本上纳入后金的版图。而同时，为了稳定山东的局势，攻占山西的同时，后金又派和托、李率泰领兵一万驻扎济南，镇压了青州起义。同时，后金又以降将祖可法、金玉和镇守河南卫辉、怀庆二府。　　
到这时，后金已经轻松地占领了晋冀鲁三省及河南黄河以北的全部疆土，南明方面眼睁睁看着疆土沦陷，却一味只顾偏安。　　
在后金积极进取的时候，南明除了北上议和，江北四镇也搞起了暗中的内乱。首先是高杰。高杰的原本驻地是扬州，在尚未就任俆泗之前，高杰一直想进入扬州城，但高杰本是李自成部将，既叛顺降明，自然无德行可言，骚扰扬州百姓是常有的事，因而扬州百姓拒绝高杰进入城内。高杰一怒之下，竟然率部攻打扬州，实实在在掀起了一场内乱。而其余军阀亦无心进取，一味向朝廷索要军饷，且相互之间争夺地盘，史可法名义上节制诸将，实则已经无法控制，只能居中调停。　　
这样的原因，正是因为朱由崧被迫求助于四镇，才导致四镇以拥戴之功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可谓东林党的偏见与史可法的优柔寡断，酿成了一连串的严重后果。　　
　　　　【热火朝天的党争与大顺政权的覆灭】　　
北使团在十月中旬到达北京，没有奇迹，没有例外，这样毫无资本的议和谈判，最终是没有任何结果可言的。左懋第虽然为人正直，但大势已定，无可奈何，谈判既没有结果，又想祭拜先帝朱由检的陵寝，被断然拒绝。　　
当时后金内部正在展开一场关于都城究竟留在沈阳还是迁往北京的争论，最终多尔衮拍板，迁都。顺治小皇帝从沈阳颠簸到北京，多尔衮也就开始谋划他的南伐的计划了。　　
实际上，后金政权也是没有太大的进取心的，至少胆子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大顺与南明。李自成北伐时，是汉奸范文程主张南下，趁机分一杯羹。占领北京后，多尔衮本人也没有对长期占据中原抱有太大的希望。但后金政权里又一个洪承畴，后金不了解大顺与南明，洪承畴却了解，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为了替他的主人立功，洪承畴表现的非常积极。他积极出谋划策，先劝导多尔衮，让他定了谋取中原的决心，再在谋取河南、山东，攻占山西等事上献计献策，终于促成了现在这种对明对顺都极为不利的局面。　　
按说审时度势是一个政权的基本素质，但显然南明已经审不了时度不了势了。现在这种情况，大顺和后金联合分取天下是绝不可能的，大顺与南明有共同的最大敌人，后金，眼下最好的策略，是联顺抗金，方能各保所存。但大顺有这个意向，南明却丝毫没有，依旧做着联虏平寇的青天大梦，依旧死抱着国仇家恨不忘，眼见着局势进一步恶化。　　
其实朝廷也没有心思考虑联谁灭谁，结谁抗谁的问题了，因为让人恨得牙痒的事情又来了，党争。　　
前面讲过，东林党白白折腾一圈，却反而促使老对手阉党势力的复起。阉党可不仅仅只是太监，光有太监的话，魏忠贤只能在皇宫内咋呼，大部分的成员都是身体全乎的官员，原本是所谓三党，因为斗不过东林党，被迫投靠魏忠贤，势力大振，因而名号也从“三党”变成了阉党。马士英本不是阉党，阮大铖也不是阉党，但东林党强烈的排外与门户之见，几乎快将所有非东林党人都逼成了阉党，弘光朝太监势力的复起，史可法议论朱由崧七不贤的事，都成了马士英夺取大权的有利条件。　　
八月，马士英利用皇帝对史可法的充分不信任，将其排挤出内阁，到江北督师。但此时马士英仍旧没能成为首辅，因为东林党党揆之一高弘图接任了首辅一职。马士英不是阉党，但与阮大铖关系密切，再加上东林党势力太强盛，马士英势单力薄，为了窃取首辅大位，不得不寻求阉党的帮助，而阉党正愁没人领导，双方一拍即合。十月，高弘图被排挤出阁，马士英终于接任了首辅，此后，东林骨干张慎言、姜曰广、吕大器、刘宗周等人，都被相继排挤出朝，反倒是党魁钱谦益却投靠了马士英，东林党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败千里，几乎成了实实在在的在野党。　　
但若真的就此罢手也就罢了，一党专制不管是英明也罢黑暗也罢，绝对要比无休止的党争要强多了。但东林党怎能就此罢休，两派都不是好鸟，都不是省油的灯。在野的东林党奋起反击，对三党展开了攻势。从十月到次年三月，朝廷相继出现了“三大案”，即“大悲案”、“童妃案”、“假太子案”，具体内容不需多说，反正只需明白一点，这事东林党反击三党的手段，与万历朝“三大案”有雷同之嫌，是东林党惯用的招数，三个案子件件针对皇帝朱由崧，童妃案想诬陷朱由崧是冒充的福王，“太子案”更是想直接逼朱由崧下台让位。　　
总之，这些手段不可谓不弱智，把矛头对准皇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但是，三党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是心胸狭隘，贪污腐败技术一流的党派，因为东林党的反击，便揪着尾巴不放，对东林党展开了痛打落水狗和斩尽杀绝的手段，像刘宗周在南京差点遭暗杀就是证明。　　
总之，为了内阁首辅这个位子及掌握朝政，两党之间展开了比以往要更加激烈斗争，一切的军国大事，都成了小事，毫无主见的朱由崧，渐渐的在三党的诱惑下，堕落成了“一代昏君”，但这一点也值得疑问，因为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摊上了党争这个烂摊子，神仙也挽回不了败局，是否是后金政权对安宗皇帝朱由崧有所诬陷，不得而知，但有说法，认为朱由崧与其堂弟朱由检类似，是个徒劳无功的命，这个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总之，不管皇帝是贤是昏，朝政的混乱已经无法挽回了，如果没有外敌的威胁，斗来斗去，或许能斗出个海阔天空出来，但是现在有外敌威胁，而且是足够强大的外敌，所以南明朝廷现在只能做一件事了，那就是等死了。　　
在南京热火朝天的进行党派斗争的同时，后金朝廷却开始了南伐的进程。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制订了南伐的计划，将后金兵编为东西两路，东路军由豫亲王多铎指挥，孔有德、耿仲明副之，取道河南，直取南京，消灭明政权，西路军由英亲王阿济格指挥，尚可喜、吴三桂副之，取道大同、直取延安、西安，消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事实是，这个计策是条烂计，包括范文程、洪承畴在内的汉奸智囊团也并没有反对这个策略。东路军人马不过十万人左右，西路军人马也勉强凑足八万，由阿济格攻打西安，李自成在陕西拥有近二十万大军，按照二对一的打法，实力不下于八旗军，而东路军一路远去，能否迅速灭亡南明也是一问，一旦李自成全力击败阿济格，反攻北京，而北京正好兵力空虚，一干人等都在城内，到时多铎回援不及，恐怕后金的老本都得丢掉。　　
但后金朝廷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风险，原因在于洪承畴对大顺军实力的误判。崇祯十二年洪承畴被调往辽西，从此再未与农民军交战，而李自成出商洛山前后，实力已经明显不同，不再是先前打游击战的流寇，而是动辄攻城略地，斩杀明军大将，歼敌数万的新政权的建立者了，同样是孙传庭，先前可以轻而易举打败李自成，后来却三战三败，最终阵亡，可见出商洛山前后，李自成已经不是原来的李自成。然而洪承畴依然只是认为，李自成还是崇祯十一年以前的李自成，所以他错了。按照这个策略执行下去，只要李自成没有战术失误，后金必定完蛋。　　
偏偏造化弄人，就在腊月初，李自成带领十三万大军前往延安与李过会合，迎战阿济格时，平阳府的大顺军在没有李自成命令的情况下却对河南怀庆、卫辉等地发动反攻，并且连战连捷，后金大震。由此，后金才真正意识到，李自成的农民军不可小觑，弄不好，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多铎接到多尔衮的命令，停止南下，转而向西，援救怀庆、卫辉，顺便西进潼关，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对大顺军的作战中，正好与阿济格对陕西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李自成本来准备与阿济格大战一场，但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而又十分犹豫，大军在洛川停留了近十日，终于南下救援潼关，让延安李过、榆林高一功阻击牵制阿济格南下的步伐。　　
后金将老本都压在了潼关一战，腊月二十二，大军抵达潼关，又增派固山额真阿山携红夷大炮前往助战。双方的战斗从腊月二十九一直打到正月十一，其间刘芳亮、刘宗敏、李自成三次亲率大军进攻，皆作战失利，两次夜袭敌营，也无功而返，而后金兵也两次主动进攻，皆是后金占优势。在山海关，十万顺军可以击败五万关宁铁骑，证明大顺军双倍人数要大于单倍人数的关宁铁骑，而在这里，十三万顺军不敌十余万后金军，证明单倍的大顺军不敌单倍的八旗铁骑，而历史上的宁锦大捷，关宁铁骑与八旗铁骑的战斗力想当，也就证明了，大顺军的战斗力，是后金军的一半左右，原因在于什么，且暂不作分析，只是大顺军以人数的优势，完全可以与后金匹敌。虽然在野战中，大顺军多次失利，但扼守潼关这一要塞，则是绰绰有余，只要坚守，把后金消耗到死也没有问题。　　
但关键在于，陕北可没有潼关这样的险关，李过、高一功在陕北地区也拥有十余万大顺军，野战是无法阻挡阿济格的大军的，而凭守坚城，又无法达到牵制后金兵南下的目的。最终，阿济格留下少量兵力，又调大同姜瓖部牵制二军，自己则率大军绕过延安，直逼西安。　　
得到消息的李自成，深感到局势的危急，西安空虚，一旦阿济格兵至，潼关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局面，到时便败局难挽。情急之下，弘光元年正月十一，李自成将大军尽数调回，镇守西安。这样的危急情况下，李自成率师回援是有道理，但不该将所有兵力都调走，仅留马世耀七千兵马，潼关必定不保。果然，大军撤走后，次日，马世耀便开关献降，但还是密信请李自成回攻夹击多铎，信件被后金兵截获，后来马世耀七千兵马被多铎以打猎名义尽数屠杀。　　
也许李自成留守三万兵马，就能守得住潼关，当年袁崇焕凭借两万兵马，坚守宁远城，击退七万八旗军，如今三万不说击退十万，至少再扼守潼关一段时间，是不成问题的。　　
回到西安的李自成，原本是想凭借坚城固守西安，但潼关被破的消息传来，使得李自成改变了主意，流动作战的思想又开始在他的脑中泛滥了起来。正月十三，李自成带领西安军民及十三万大军，撤离西安，经商州、南阳，撤至襄阳。　　
正月十六，李过、高一功会合，撤离陕北，西进宁夏，不久将从陇西、汉中一带撤往湖广。正月十八，多铎占领西安，不久，阿济格也赶到，至此，原本意义上的大顺政权，到如今，已经事实上覆亡了。　　　　【大顺军解体及弘光政权覆灭】　　
后金军队全军出动以对付大顺政权，多铎东路军集结于潼关附近，阿济格西路军集结于陕北，按说后金朝廷是担着很大的风险的，原因在于山东、河南东部、北直隶畿辅之地兵力空虚，留守兵力相加也不会超过五万，而黄河要塞开封仅有豪格率领的不到一万军队驻守，如果明军趁机北上，从山东一线直捣北京，后金也将面临两面受敌的尴尬局面。　　
然而最终这情况没有出现，南明朝廷不可能派兵北上。其一是因为党争，朝廷当权人物一心痴醉于维护与巩固其大权，根本无暇顾及真正的军国大事。其二是因为四镇的跋扈。武昌的左良玉已然不可能听命于朝廷的调遣，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四镇身上，但四镇相互之间明争暗斗，本无进取之心，能守住两淮，已算是最好的了。　　
弘光元年正月初十，四镇之一的高杰部会同督师史可法、河南巡抚越其杰进驻睢州，曾给人以，明廷要北伐进取的假像。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朝廷联虏平寇方针的继续，明廷到此时仍没有醒悟，依然认为后金进取山陕西是帮助朝廷剿灭流寇，对后金的军事行动持观望态度。此外，高杰之所以进驻睢州，也不乏扩大自己地盘的嫌疑。　　
总之，指望明军在后金后方空虚的时候采取什么有力的行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寄希望守住江南了。凭借江北四镇二十余万的兵力，只要奋力一战，江南还是没有太大的威胁的。但两件事将改变这一切。　　
第一件事就在当下。高杰进驻睢州之后，驻睢州的前明山西总兵许定国为了防止被高杰火并，不甘于屈居高杰之下，便暗通后金，请求豪格发兵。豪格正愁兵力空虚，八旗军再强，也不敢拿一万人来碰高杰的八万余人。但许定国降心已定，于正月十二摆下鸿门宴，邀请高杰赴宴，高杰不听越其杰和部将劝告，轻率赴宴，从而被杀，史称睢州之变。　　
高杰虽然被杀，但这一镇兵马完好无损，况且主将被杀，史可法正好可以趁机控制这支军队，利用部将的义愤，擒杀许定国，既除去了叛军，又能有效控制本镇兵马，解决尾大不掉的问题。但不知为什么，史可法于二月初，就匆匆离开徐州，返回扬州，其幕僚、沛县文人阎尔梅劝阻史可法，建议北上收取山东或西进收复河南，或留驻徐州观望，对照当时的局面，不可谓眼光不长远，但史可法一意赶回扬州，将徐州兵马交于高杰部将李成栋接管。　　
第二件事发生在两个月以后，比这件事要有更加恶劣的影响，便是左良玉东下。　　
后金大军在西安休整了近一个月，又继续了南下的进程。后金依旧兵分两路，多铎负责南下攻打南京，阿济格负责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　　
三月初五，多铎大军行至河南归德府，包括睢州在内的南明疆土尽数沦陷。但后金军却并未急忙南下，停留将近一月，直到四月初五，才从归德向南进发。于此同时，西面的形势，则要复杂的多了。　　
三月下旬，李自成已到达襄阳一带，与镇守当地的顺军会合，总兵力将近二十万，而随后赶到的阿济格大军，仍然只有七八万人马，且长途劳顿。李自成此时没有了两面受敌的威胁，正是应该与后金决一死战的时机，但不久，李自成就撤离了该地，向东南进发，逼近武昌，后又沿江东下。这就等同于放弃所有的根据地，顺军又回到崇祯十四年之前的状态了。　　
对于李自成的这一举动，史学界基本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李自成是想赶在金军到达南京之前攻下南京，夺得江南半壁，以图后记。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李自成自知不敌金军，想与南明联合抵抗，因而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只是尾随左良玉，并未与其发生哪怕任何一点摩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如何，且待史学界的最终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自成绝对犯了战略错误，将最后一块根据地放弃了，也就增加了失败的可能。　　
李自成东下还造成了一个影响，对弘光朝廷的影响。左良玉虽然拥有近十几万的兵马，却因为此前与李自成多次交锋，领略到了顺军的实力，不敢与战，正逢当时南京闹出“童妃案”“太子案”，朝野不满马士英擅权，给了左良玉避战东下的理由。三月二十三，左良玉借口奉太子密诏，勤王清君侧，率军东下。并于四月初到达江西九江，劫持了江西总督袁继咸。　　
南京方面现在面临的局势，可谓两面受敌。一面左良玉逼近安庆池州，威胁京师上游，一面金兵自归德南下，威胁两淮，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都从党争中醒了过来，意识到局势的艰难。　　
也许史可法正是在这个时候，才从联虏平寇方针中醒悟过来，才意识到前番的错误，才真正认识了后金的嘴脸，但为时不免有些晚。然而马士英却并没有醒悟，左良玉真正东下是为了避战，清君侧只是借口，但他以为，这是东林党反扑的最高阶段，为了解除上游的威胁，他竟不顾金兵南下的威胁，下令从江北四镇中抽调兵马，抵御左良玉。　　
史可法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四月初二，行抵南京燕子矶，反对朝廷从江北抽调兵马，很明显，这样的请求是没有效果的，除非马士英忽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自知大局以无法挽回，史可法竟恸哭与燕子矶，这时候，他该回想从立新君到现在，他应该知道自己犯得错误，并且深深地为其自责和懊恼吧。　　
除了多铎南下，后金朝廷还增派山东固山额真准塔为东路协助军，直取徐州、淮安、通州，针对刘泽清部。四月十三，多铎逼近泗州，守军弃城而逃，当晚金兵渡过淮河，直逼扬州。一路来，各地纷纷投降，刘良佐首先投降，李成栋也献出徐州，刘泽清也几乎不战而降，整个江北四镇，已去三镇，平之跋扈，临战非但没有一死报君王，反倒纷纷投降，史可法苦心经营的江北四镇四去其三，不知道此刻的他，心里会作何感慨。　　
四月十九，多铎大军进驻扬州城郊，二十四，降清明军参与攻打扬州城，史可法仅凭不到一万兵力，守城不足一日，后金兵用红夷大炮轰塌城墙，二十五日，扬州沦陷，此后连续十日，后金兵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扬州数十万百姓，生灵涂炭，江南繁华都会瞬间变成一片废墟，史称“扬州十日”。　　
与此同时，西面的阿济格已经占领武昌，并且东下，在九江袭击顺军的老营，即士兵家属的营盘，顺军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战死，顺军余部沿幕阜山转战湖广南部却在途经九宫山时，李自成偶然遭到地方团练程九伯袭击而丧命，顺军群龙无首，几乎处于解体状态，不久后到达长沙府浏阳一带。　　
李自成的偶然死亡与顺军的撤去，使得左良玉军队暴露在后金兵的威胁之下。其实在四月初四，左良玉便已病死于舟中，其子左梦庚见大军既受到黄得功阻挡，无法东下，又敌不过后金兵，却有不愿暂往江西躲避后金兵锋，于五月十三投降阿济格，似乎是顺应了武将投降的潮流。　　
扬州沦陷，加上左军的逼近，使得南京已然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这时候，身为内阁首辅的马士英，不想着如何安抚左良玉余部，却只想着继续南逃。五月初十，在左梦庚尚未投降之前，便就携皇帝朱由崧弃南京城而逃。五月十五，多铎大军进抵南京，南京城士绅开城投降，京师沦陷。　　
弘光帝出逃后，在溧水遭遇土匪，与逃亡大部队分开，马士英等携太后逃往杭州，朱由崧则向西投奔芜湖黄得功，黄得功手握五万以上精兵，且本是明朝旧将，崇祯年间守卫皖中一带，使得张献忠无法进逼南京，保卫江南平安，因而比其余三镇更忠于朝廷。弘光帝与逃往大部队被土匪冲散后，之所以未继续南下奔杭州，而是转而奔黄得功，估计也是想借用这最后的兵马作拼死一搏。由此可见，弘光帝也并非一味贪生怕死之徒，但无奈黄得功有报效国家之心，他的部将却没有那样的觉悟。五月二十八，因投降后金的先锋刘良佐军逼近，黄得功部下田雄、马得功叛变，暗箭射伤黄得功，黄得功自知大势已去，把剑自刎，弘光帝被擒获，押往后金军大营，后被斩杀于北京。　　
至此，南明的第一个朝廷弘光政权，已经正是宣告灭亡。纵观弘光一朝，可有所作为，但满朝文武忙着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无意进取，即便存在有进取之心的人，却得不到任用。真正对南明有威胁的是后金，但朝廷没有认识到，反而定下了联虏平寇的荒唐的国策，从头到尾，一切对外的军事政治行动，都受限于这个荒唐的策略，最终导致政权的覆亡，弘光朝的盲目无知，由此可见。　　（待续……）
　　　　三、隆武朝的萧蔷之祸　　　　
弘光帝被俘，弘光朝廷覆灭，但南明并未就此而灭亡。五月二十，马士英携太后逃至杭州。马士英原本还寄希望于朱由崧能依靠黄得功扭转战局，但在得到黄得功自杀和皇帝被俘的消息后，便于六月初七与杭州士绅商议，请命太后，拥戴潞王朱常淓为监国。　　
六月初八，潞王就任监国位，但仅仅不到六天，潞王就投降了后金，杭州沦陷。东林党所谓比朱由崧更贤的潞王，就如此的贤，在明朝的藩王中，起兵抵抗胡虏入侵的有，逃亡而不愿意为胡虏臣民的也有，而且占绝大多数，但像潞王这样，主动以监国身份投降的，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　　
杭州的沦陷，标志着再建江南半壁已经绝无可能，也标志着弘光朝廷彻彻底底的覆灭。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将何去何从，汉室江山将何去何从！　　就在不久后，福州将诞生南明第二个朝廷，唐王隆武朝廷。　　　　【唐王朱聿键福州监国】　　
弘光元年六月十一，唐王朱聿键见潞王朱常淓已决定降清，不盛愤慨，在一批文武官员拥戴下，前往福州筹办监国。闰六月初七，唐王在福州就任监国，这月二十七，唐王就任皇帝位，改元隆武，南明的第二个朝廷隆武朝廷建立。　　
唐王朱聿键是朱元璋二十二子朱桱的八世孙，虽出生于宗室，却从小就饱经磨难。朱聿键的祖父唐端王不喜欢长子即朱聿键之父，想把爵位传给爱子即朱聿键的叔父，因而在朱聿键十二岁时，因为朱聿键的曾祖母去世，其祖父便将朱聿键父子一同囚禁起来，生活极为困苦，朱聿键只能以苦读度日，直到崇祯二年，朱聿键二十八岁，尚且没有得到官方的姓名注册。这一年，其叔父毒死朱聿键的父亲，同年，祖父唐端王薨，朱聿键得以承袭爵位，后杀叔父为父报仇。　　
本来唐王可以一直像其他宗室子孙一样，安安静静地坐着他的藩王之位，直到老去，但当时正逢农民起义，起义军袭扰封地南阳一带，朱聿键幼年多经磨难，因而与其他藩王大不一样，对祖宗江山似乎有着更多的责任心。在农民军焚烧了凤阳皇陵之后，朱聿键多次请命朝廷，请求带兵平定民军叛乱。不久，自己招募军队，被民军击败，却因此遭到皇帝朱由检的猜忌。崇祯九年，被朱由检治罪，关囚禁到凤阳宗藩囚室，经朱大典、路振飞等历任淮扬巡抚的劝救，直到崇祯十七年，弘光朝廷建立，才将朱聿键释放，但朝廷责令他迁居广西，次年，唐王朱聿键流落到浙江杭州，正赶上潞王监国及降清等一系列事件。　　
应该说朱聿键与其他藩王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多灾多难的经历使得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没有经历的漠磨练，增加了许多阅历，这也正是国家危难时刻，需要的最高统治者的必须条件。　　
唐王的世系，与崇祯皇帝已经相当远了，当时桂王还在广西，按说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唐王继承大统。但当时朝廷的抗清重点在东南，桂王虽血缘近，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在东南，潞王惠王连续降清，存在太祖直系后代的，也只有眼前的唐王。黄道周等江南大儒参与拥戴唐王，除了考虑到以上原因，还因为他也认识到，唐王与其他藩王的不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担当大任，此外，唐王封地在南阳，也是中兴汉室汉光武帝的家乡，因而拥戴唐王，也带有一层中兴明朝汉室江山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但唐王毕竟是远宗，况且一年前还在高墙之内，既没有一定的威望，也没有自己的班底，因而隆武一朝的命运，仍然让人担忧。　　
唐王在福州监国、称帝之时，正值六七月之时，当时清军已然占领了明朝除四川外的长江以北全部领土，加上南直隶长江以南的州县，但是整个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江西、湖南还在明朝的手中，此外，浙东浙西地区，名义上已经归顺清朝，但随着多尔衮盲目自大，颁布剃发令，使得两浙及其他降清地区的反抗如火如荼，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明朝的局面发展。　　
在这段时期，江南百姓为了反抗剃发令，纷纷举起反清归明的大旗，而清廷也对这些没有统一组织的起义进行严厉的镇压，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就发生在此间，明末三大儒其二的黄宗羲、顾炎武举旗抗清，也发生在此间。　　
浙东本已降清，但剃发令一出，余姚士绅孙嘉绩首先起兵反抗，不出数日，绍兴、宁波、金华等府纷纷举旗抗清，但却并不知道唐王在福州监国，因而准备拥戴流落台州的鲁王朱以海到绍兴监国。　　
再看西面的局势。在今安徽皖南，降清的汉奸部队张天禄部正以太平府（今当涂）为根基，攻打宁国府、池州府、徽州府等地，而皖南士绅以及不愿降清的军队也举旗抵抗，尤以尹民兴部最为突出，后曾两次反攻宣城，与清军呈相持状态。在江西，原左良玉余部降清，左梦庚前往北京，部将金声桓为保住军权，请命为清廷平定江西，此间正率领大军进攻赣北一带，而赣南明军及广东云南的明军则在吉安、建昌与清军展开争夺战，形势也处于相持状态。在湖广，从陕北会合宁夏、甘肃、青海驻防军，经汉中南下千里大转移而来的李过、高一功等西路顺军，则围攻荆州，逼迫清军救援，缓解了湖南局势，双方也近乎于相持状态。　　
这样看来，两浙相持，皖南相持，赣北也相持，湖广也相持，隆武朝廷收复河山，中兴大明的希望，还是有的。　　
事实是，这年六七月间，清军两路大军，多铎部、阿济格部，皆以为江南平定，天下归附，领主力军队北归了，只留下年轻的将领勒克德浑领较少的军队协同洪承畴驻守南京，此外也只有新投降的汉军，较之明方，则略显薄弱。而明廷除了浙东义军、皖南义军、赣北明军、荆西大顺军等总兵力近四十余万人以外，还有湖南归附于何腾蛟的二十万东路大顺军，福建郑芝龙多年经营的海陆兼习的精兵十余万人，可以投入战斗的总兵力达到近七十万人，应该是一支想当雄厚的兵力，而清方在江南的留守兵力，两万余八旗军，金声桓、张天禄、李成栋、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