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父辈的抗战
我们“父辈”的抗战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为纪念抗日英雄，弘扬抗战精神，重铸民族之魂，参考消息报社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继续联合策划“父辈的抗战”大型系列报道，邀请30多位著名抗日将领、英烈、社会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后代，深情撰文回忆70年前父辈的抗日故事，追思父辈的丰功伟绩，讲述父辈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父亲叶挺遭到国民党长期无理拘押。在牢狱中，他写就这首《囚歌》。激昂悲愤的曲调中，浓缩着他对牢狱生涯的体验和对生命、自由及尊严的悲壮思考。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了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
1937年初春，父亲离开澳门，到了上海。后来，母亲带着我也到了上海。我还记得，那一年“八一三”事变后的几天里，日本飞机轰炸当时国民党空军在杭州的笕桥机场。我就在阳台看远处的天空中，中日空军战机在激烈地格斗。
父亲曾对我说过，他任新四军军长一事，是周恩来伯伯的主意。周伯伯派人到澳门请我父亲出山，去上海商议出任新四军军长事宜。在上海时，周伯伯建议父亲去找在国民党高层有影响力的同学转告蒋介石：叶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因为父亲当时是无党派人士，国共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蒋介石抢先下令，任命我父亲为新四军军长。同年11月，父亲去了延安，同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中央批准了我父亲任新四军军长。
蒋介石以为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的，近十年来共产党与父亲联系较少，所以父亲理应对蒋委员长感恩戴德。谁知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首先与新四军书记兼副军长项英一同前往延安拜见毛主席。蒋介石对此异常气愤，大发雷霆。
“皖南事变”后，父亲被羁押在湖北恩施时，二弟正明和父亲在一起，那时候二弟问过父亲，到了延安时谈过党籍问题吗？父亲说，自己到延安后，毛主席与他长谈一夜。父亲说：“我已经当了军长，党籍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当时父亲的想法是，即使不能公开恢复党籍，哪怕秘密恢复也行。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所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父亲听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根据二弟正明的回忆）
转战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新四军成立并集中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的指示，父亲和其他新四军领导指挥各支队迅速向敌后挺进。1938年4月底，第四支队展开于皖中敌后的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和巢县地区。5月12日，第四支队先头部队取得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军部组织先遣支队，在粟裕副司令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执行战略侦察任务，6月17日取得韦岗战斗的胜利。6月至7月，第一、第二支队相继进入江南敌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和江宁、溧水、高淳等地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后，即进抵皖南抗日前线，展开对敌作战。10月，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编为第六支队），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向武汉外围挺进，深入豫南、鄂东、鄂中敌后，开辟鄂豫边根据地。2月，周恩来伯伯亲自到皖南，商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整编第四支队，组建第五支队，展开于淮南津浦铁路两侧地区。新四军游击支队会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开辟了豫皖苏边、苏皖边等根据地。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苏南部队。
在新四军任职期间，父亲与项英等领导人指挥部队转战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针对国民党限制新四军发展的方针，父亲在编制、经费、防区等方面，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许多交涉和斗争。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募集物资、枪支、款项。母亲变卖了全部首饰，为新四军购买了3600支枪。父亲还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把《囚歌》赠送给郭沫若
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伤亡惨重。1月14日，饶漱石作为新四军党组织代表要求父亲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无理扣押。
我记得很清楚，得知父亲被捕后，向来文静的母亲痛哭失声，三天不能起床吃饭。从那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全家没有了欢乐，每个人都被一种焦虑、期盼的情绪笼罩着，大家的谈话内容几乎都是对父亲的思念、担忧和对父亲平安的祈愿。
父亲一生坎坎坷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父亲被强行扣押后，开始被关押在上饶李村监狱。随后又被转至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严密监禁状态。从日起，父亲开始写作自述——《囚语》。
1942年，蒋介石派人将父亲转移至重庆白公馆。
接二连三的劝降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削弱父亲的意志，当时母亲也到了重庆，她通过周恩来伯伯找到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获准到监狱探望父亲。在一次探望中，父亲要母亲把他在监狱里手制的一枚“文虎章”交给郭沫若，作为祝贺郭沫若50寿辰的礼物。过了不久，母亲再次将父亲写给郭沫若的亲笔信送到郭沫若手里，此信中附有被后人常常传诵的诗作《囚歌》。父亲与郭沫若结识很早，北伐时期，郭沫若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行营秘书长等职。从那时起，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正大光明，扬眉吐气”
1943年，父亲被转到李济深管辖下的桂林，我们一家也被允许与父亲住在一起。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与姨夫麦畅生一家离开澳门，经韶关、长沙到广西桂林。我已经四年余未见父亲了。这次相见，看到父亲变化很大，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现一丝丝的斑白。
父亲早一个月到达桂林，先是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城中一家小旅馆里。当时都听说父亲获得了自由。国民党名义上给父亲一个“高参”的空衔，实际上以此作为继续软禁父亲的挡箭牌，继而将父亲转移到桂林郊区观音山麓的一个住处。那里原来是李济深准备在日本轰炸桂林时临时办公的地方，大概有二三十栋平房。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和姨妈一家投奔父亲，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就住在那里其中的几间平房里。
父亲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光明磊落，不要搞阴谋诡计、独断专行。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后，父亲把我们叫到屋门前，他坐在一个小竹凳上，我们围成一圈站在他面前。父亲对我们说：“从明天开始，你们的名字全部改掉！”我原来的名字是福农，父亲给我改名正大，老二福麟改为正明，下面是华明、正光，父亲最疼爱的女儿——我的五妹改名扬眉。父亲说：“你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正大光明，扬眉吐气’！”
日，我放学回家，母亲告诉我：“你爸爸找不到了。”在焦虑中过了两三天，有两个穿便衣的特务走进我家，对母亲说：“叶高参有一封信给您。”母亲接过字条，见是父亲亲笔所书，上面写着：“你让几个孩子跟来人到我处。”按照父亲的话，母亲挑选了我的两个弟弟正明、华明和五妹扬眉，让他们三个前往父亲身边陪伴。
父亲要几个孩子来陪他，是因为知道一大家人在桂林度日维艰，自己带走几个孩子，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回忆起陪伴父亲度过他人生最后岁月的日子，正明曾说过，他们几个和父亲一起到了恩施，先是在恩施民享社东门招待所里住。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一个月后，他们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父亲被禁锢的原住所。
没有等来的团聚
1944年，日本投降前，为躲避日寇，我随母亲逃难到广州。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被从恩施送到重庆监狱。在毛主席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父亲在内的政治犯的要求。经过毛主席、周恩来等一再交涉并提出用邯郸战役中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进行交换后，国民党方面同意了释放我父亲和廖承志同志。
日，经受五年牢狱磨难的父亲终于获释。出狱次日，父亲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这是他继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后，写下的第二封入党申请书。
两天后即3月7日，中共中央毛主席亲自复电父亲，同意他再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
按照组织安排，五妹扬眉、母亲带着最小的弟弟阿九分别从延安和广州赶到重庆迎接父亲出狱。离开的时候，母亲对我讲到很快就会与父亲团聚，我们全家聚少离多的日子就要过去了。那一次去见父亲，她的内心一定是充满着对未来全家幸福生活的憧憬。
就在我满怀期盼等待与父亲团聚的时候，一天上午，我突然听到街上的报童在喊：“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8日乘美军机由渝飞延。忽失联络，下落不明。机中乘客尚有前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家眷……”我冲出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
我在紧张、忐忑不安中苦度两日，天天看报纸，祈愿父母亲能平安。到4月13日，各报纷纷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了王若飞、秦邦宪和父亲、母亲、五妹扬眉和小弟阿九等人空难的消息。我感到无比惊愕和痛苦，与姨妈、六妹剑眉、八弟启光抱头痛哭，自己心中一直向往着与父母亲相聚的幸福被噩耗粉碎了，这样猝不及防，让我无法承受。我从小不怎么流泪，但在那些日子里，我终日以泪洗面。
无情的灾难吞噬了我的父母。但是，父亲，您的精神是不会泯灭的。在您出狱第二天写给毛主席与党中央请求入党的电报上，您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您将贡献您的一切。父亲啊，这句话永远铭记在您的儿女们的心上。我们继承您的意志，继续您未竟的事业。
曾德平8月6日在《参考消息》撰文追忆父亲曾生的抗战经历。全文如下：
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中共中央致电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指示在东江敌占区后方开辟游击区。
隔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召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以及我的父亲、时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开会，共商如何到东江去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父亲表示，自己是东江地区客家人，语言通、地形熟、人际关系多，有群众基础，回去开展斗争最为有利。
廖承志同意了父亲的请求，确定他率领一支骨干队伍回东江去组建抗日武装，并要求香港市委派得力的党员一同前往。吴有恒表示把市委组织部长周伯明、香港区委书记谢鹤筹两位得力的干部调出来，做父亲的助手。周伯明曾经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当过二等兵，西安事变后升任指导员，后又到延安抗大学习；谢鹤筹是参加过左右江起义并担任龙州起义军赤卫部长的老红军。他们在当时的干部中算是有一定军事知识的人才。
不久，父亲、周伯明和谢鹤筹带领一支由共产党员、进步工人、海员和学生60多人组成的骨干队伍，从香港分批回到父亲的家乡惠阳坪山。随后，香港市委又组织了一批60多人的骨干，组成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团，由刘宣率领，回到坪山与父亲会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父亲为书记。此时的主要工作是抓组织建设和扩大武装斗争，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动员一批青年参加武装队伍，解决了部分枪支和经费，还得到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日，在惠阳淡水地区正式成立了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父亲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郑晋任副总队长，全队共100多人。在此前后，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地下党组织也在广九路路西组织了东莞壮丁常备队和抗日模范壮丁队等游击武装，并于次年春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这两支队伍时称“曾、王两部”，归中共东南特委和东江军委会领导和指挥。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发动群众，廖承志和东南特委指示，争取国民党给予合法番号，建立武装。经过努力，在保持独立的原则下，曾、王两部取得了国民党的合法番号。
一介书生，既没当过兵，又没打过仗，一下子在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缝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谈何容易。父亲就有这股勇气。他本着对党的忠诚，拥有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坚定信念，在实践中发挥出惊人的才干。
当时，国民党虽然给了曾部番号，但不发给粮饷和武器。部队的生活及补给相当困难，为了解决游击队经费来源的难题，父亲动员祖母把家中赖以谋生的、祖父做海员时留下的十多亩地先后卖掉，以解决部队生活的燃眉之急。祖母问父亲，田地卖掉了，今后怎么生活？父亲告诉祖母，没有国哪有家，只有把日本仔赶出中国，我们才能过安稳日子。祖母觉得是这个道理，义无反顾地支持了儿子的行动。
大岭山打游击灭日军威风
1940年，东江游击队确定了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部队抛弃国民党原先给的新编大队的番号，曾、王两部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父亲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到东莞县大岭山地区活动。
刚到大岭山区时，第三大队只有70多人，后来在当地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参加部队，香港又来了几十名工人与学生，这样就有了100多人。凭借这100多人加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曾部在大岭山区这片方圆1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坚决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到1941年上半年，部队已壮大到300多人，加上8个乡脱产的抗日自卫队500多人，大岭山的抗日武装总数已达800多人，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1940年11月初，桥头的日军出动一个加强中队和一个炮兵分队共200多人，进犯我大岭山地区。敌人以十多人先行，作为“征发队”，于拂晓时闯入大迳村。当时有两个农民跑来向我驻黄潭部队报告，说有十来个日本鬼子在大迳村抢东西，请求派人去将他们消灭。部队马上派短枪队出击。当短枪队进到距黄潭村500来米的大迳村口，就遭到敌人猛烈扫射，才发觉敌人很多。在大队领导的指挥下，我部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人重大杀伤后，即交替掩护撤退。敌我激战达4小时，日军伤亡了30多人。这次战斗由于一开始不明敌人真实情况，仓促出击，以致牺牲了几位同志，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在政治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军东移后回到东宝敌后抗击日寇的第一仗，狠狠打击了日寇不可一世的疯狂嚣张气焰，当地老百姓纷纷赞扬。
日，驻东莞日军400多人、伪军200多人，在日军大队长长濑率领下，分两路合击位于东莞东南部的第三大队所在地大岭山百花洞。第三大队得知日军行动后，在父亲的率领下，预先占领百花洞周围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两天，共毙伤敌五六十人，敌大队长长濑被击毙。缴获长短枪、弹药辎重一批，毙伤敌战马多匹。这一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使之威风扫地，也大大增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士气。
秘密营救大批在港文化名人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兵分两路越过深圳河，突破英军防线，先后于12日和25日攻下九龙和香港岛。
林平与父亲、王作尧等领导研究后向廖承志汇报情况，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当时，大批文化人士滞留在香港来不及撤走。而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岛至九龙的交通线，并全市大搜查，逮捕抗日爱国人士，情况紧急。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等人的布置下，东江抗日游击队林平、父亲、王作尧及香港地下党组织周密安排，悄悄地将大批文化人士营救出港，混过了日军的检查，安全来到东江游击区。据统计，经过约半年时间，先后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夏衍、陈汝棠等，包括他们的家属和部下近800人。同时被东江纵队帮助脱险的，还有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等，均被成功转移到大后方各地。这一场成功的秘密大营救，得到党中央的好评。
在这次秘密大营救中，父亲在龙华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热情接待文化人士，庆贺他们胜利归来。文化人士对我游击队大加赞扬和感谢。临转移内地前，邹韬奋为父亲及东江游击队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条幅，并在一旁题曰：“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韬奋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于白石龙。”
在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坚决履行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的义务，展开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营救出国际友人100多人，营救出10多名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经港九大队陆续送到东纵司令部。父亲均同他们谈话，其中有克尔和勒夫哥中尉。被救的伊根中尉还把他的手枪和佩刀送给父亲留念，以感谢港九大队的营救。
对英官兵和美国飞行员的营救，提高了盟国对“东纵”作用的认识。1944年10月初，美军派出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欧戴义少校来到东江纵队。见到父亲之后，欧戴义拿出了一封陈纳德将军的感谢信，信中对游击队员营救克尔中尉的行为表示了感谢，并正式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
东江纵队经中共中央同意，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与美国的情报组合作。为避免引起敌伪军注意，欧戴义的观察组在东纵内部被称作“安全保密组”，隐藏在罗浮山北侧的地下党员家中，通过架设的秘密电台，建立起南中国游击区与美国第14航空队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之间的空中通道。
在差不多11个月的时间中，东江纵队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给第14航空队和在华美军司令部，得到蒙巴顿、陈纳德将军的感谢赞扬。对此，一位美军将领惊叹：这里（东江游击区）堪称“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严词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
1943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指示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向全国全世界发表了成立宣言，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日，东江纵队在土洋村正式宣告成立。父亲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东江纵队成立后，在东江地区四处出击打击敌人。父亲还把独立中队扩建成护航大队，在大亚湾、大鹏湾海域及香港沿海地区破坏日军海上运输线及消灭海匪等，开展海上游击战。
抗日战争将近胜利时，国民党广东当局派骆凤翔（原国民党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带信见父亲，要父亲把“东纵”这支游击队带到广州，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并许诺给父亲高官厚禄，但遭到父亲拒绝。父亲说：“5年前，你有枪有人有地盘，是国民党的纵队司令。为了抗日，我在你那里当个大队长，你限定只能有两个中队还要饷械自筹。自1940年3月离开你们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保护群众，我们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还有很大的根据地，现在我当纵队司令了，人民群众支持我们；而你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贪污腐化，包私走私，发国难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走到今天却变成了无兵司令，光棍一条。你看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好，还是国民党领导我们好？”这番严词令来者羞惭万分，无地自容。
八年抗战中，东江纵队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下，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高举抗日旗帜，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在华南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英勇打击敌人，接连收复失地，歼敌9000余人，部队发展到1.1万多人，武装民兵1.2万，威震南粤。
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记罗青长的抗战传奇：“于无形处建奇功”
我的父亲罗青长，16岁参加革命，爬雪山过草地，18岁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情报工作结缘，此后就没离开隐蔽战线，后来担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作为历史见证者，他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从他生前留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37年到1945年，我党领导的隐蔽战线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共产党是侧着身子抗战
父亲长征到达延安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7月从党校高级班毕业后，就被选调至枣园情报保卫工作训练班学习，这是我党情报系统的第一个训练班，他还兼任党支部书记。当年11月培训结束后，他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机要秘书的身份，负责办事处的情报保卫工作。过了不久，根据任务需要，他就从地上转为地下，直属于西安的吴德峰情报系统，所以吴德峰就是他走入情报战线的领路人。
吴德峰情报系统在抗战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党中央的安全，应对国民党限共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在吴德峰直接领导下，父亲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下属情报关系，比如后来被周恩来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负责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当时我父亲的掩护身份是国民党38军中尉书记员，后来又是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因为胡宗南起家的底子就是三青团，像陈忠经、申健都是陕西省三青团的书记，是西京分团的党部书记，和胡宗南几乎是拜把兄弟。熊向晖当时在胡宗南身边，是随身侍从和机要秘书。他们三人各自利用自己的才华和社会关系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董必武等同志指示他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办法影响、争取胡宗南抗日到底”。所以说，从一开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就带有自卫性质和预警性质。
当时国民党虽然和我们合作，但是仍然对共产党存有戒心，派出许多小特务就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旁边，有的扮成修鞋匠，有的扮成摆地摊的，借此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举一动。当时为了保护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就想了很有智慧的一招，他和他的小伙伴像张耀祠、颜泰隆等，拿着照相机追着小特务照相，吓得小特务抱头鼠窜，因为他怕你给他曝光出去，说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其实，他们照相机里没胶卷，因为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非常紧张，根本买不起胶卷。
可以说，当时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侧着身子抗战，我们一方面要打日本人，一方面还要提防国民党，还要对付伪军顽军皇协军。
参与三大战略情报贡献
结束西安的“潜伏”，1941年4月，父亲调回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先是给副部长李克农当秘书，后来担任情报指导科科长。抗战中我党的三大情报贡献他都参与指导和见证。
抗战时期，我们有潘汉年和阎宝航两大情报系统，其中阎宝航情报系统准确地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阎宝航归周恩来直接领导，他算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心腹。1941年6月初，他在参加一个社交活动的时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在议论德国人要攻打苏联了，阎宝航就问这个情报准确不准确，当时于右任默认了，后来得知这是德国驻华的武官说出来的，所以国民党高层内部在议论。
这个消息阎宝航获取了，然后报给党中央，说的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德军将袭击苏联，毛主席以党中央的名义把这个情报报给了苏联。
把国民党偷袭阴谋变阳谋
除了以上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战略情报外，抗战中我党获取的战役战术方面的情报，也是非常出色的，对抗战的胜利帮助也很大。比如，当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扫荡”时，粟裕的军队能够跳出日伪军的“篱笆墙”战术，贺龙的指挥部能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都是因为我们及时掌握了可靠的情报。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熊向晖，他在关键时刻掌握了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为保卫党中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偷袭延安中共首脑部门。安排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获取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迅速报告了党中央。当时，我在延安的兵力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卫团，没有野战部队。所以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于7月4日和6日分别给胡宗南、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7月9日召开3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各党派、各报纸，呼吁停止内战。7月12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搜集来的情报和材料，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用《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该文列举了大量胡宗南积极准备进攻我军的事实。本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是要采取所谓的“闪击战”，“攻其不备”。现在事实都被公开了，无“奇”可言，把阴谋变成了阳谋，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罢，下令收兵。
在谍报一线收获爱情
抗战爆发后，父亲在“随时都要经受生死考验”的西安潜伏了3年，在这中间也有一些非常惊险的经历。有一次由于形势所迫，父亲需要将一个装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绝密文件的保密箱送到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风云骤变，西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盘查甚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决定冒死闯关，带着保密箱乘坐黄包车最终安全抵达。胡宗南部中尉军官这套军装成了他的“护身符”，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这段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生涯中，除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父亲还收获了爱情。1940年，我的母亲杜希健经延安社会部的报务大队培训，被派往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当时，我们党派了很多优秀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潜伏》那个电视剧有些不同，那些女青年和那个翠萍是完全两样的。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这些女青年都是非常优秀的，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
那段时光，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1940年“双十节”，日军空袭西安造成全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往防空洞里跑。当时父亲就担心我们的机密文件和电台的安全，所以他和群众是反向跑，他是往密点去跑。到了密点他非常吃惊，我的母亲那个时候还是不到20岁的姑娘，神情自若地坐在那里守候在电台旁边。这一下就让父亲平时对我母亲的那种爱慕之情，升华为一种崇高的革命爱情。也就是在这种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我的父亲向母亲倾吐了心声。
追寻父亲秦基伟抗战中的成长足迹：打一仗 进一步
我的父亲秦基伟16岁参加红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奔赴华北前线，来到了太行山。在八年抗战中，他跟随刘邓大军策马太行，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父亲从一名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红军干部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他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仍坚持钻研军事理论，并联系战争实际进行运用。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级指挥员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大都像我父亲这样孜孜不倦自觉地学理论、学文化、学军事，完成了从无知到有知、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回顾父亲的抗战经历，就是追寻一个民族的觉醒记忆、一支军队的成长足迹。
一封信起家创立“秦赖支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父亲跟随八路军129师奔赴抗日前线。他是当年129师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的司令员，后来又担任过太行一、二分区和太行军区的司令员。
父亲在世时曾给我们讲述过他从一封信起家成立“秦赖支队”的传奇经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三个师的大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平定，张浩政委找父亲谈话，给了父亲一张开给太谷县县长的介绍信，让父亲到太谷县去当游击教官，实际上就是去组织队伍。
张浩政委的介绍信写得很详细，说秦基伟是红军时代的团长，参加过多少多少次战斗，指挥战斗如何如何。太谷县的县长杜任之看了介绍信，十分重视，亲自设宴招待。
父亲去太谷之前，太谷县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有200来人，多数是本县铭贤中学（后改名为民先中学）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平津流亡来的学生。父亲小时候没有上过几天学，是个大老粗，却管了一帮学生娃，缺文化的要教育一帮有文化的，下面的戏该怎么唱，父亲的肩上是有压力的。
太谷县城沦陷后，父亲带着队伍上了太行山，到了太行山的中心榆社县。当时，赖际发同志正在榆次组织工人游击队，父亲派人跟他取得了联系。根据129师命令，父亲他们这两支游击队再加上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合编在一起，从此诞生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父亲担任支队司令员。
从日军包围中抢出罗瑞卿滕代远
父亲生前讲到抗战，经常说自己是“咬牙干部”。
从1941年3月起到1942年秋季，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实行大规模“扫荡”。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
父亲回忆说，那时候，他任一分区司令员，每天也只有半斤小米，要掺上野菜分做两顿吃。冬天，冰雪盖地，战士们挖不到野菜，就把玉米芯碾碎充饥，吃得肚子发胀，大便不通。但是抗日军民斗志仍然高涨，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
1942年5月，敌人在前几次“扫荡”失败后，更加疯狂，发动了规模更大的“五月扫荡”。5月17日，日军出动2.5万余人，向平定东的测鱼镇、赞皇的黄北坪、邢台的浆水、将军墓一带连续合击，于24日控制了太行区北部制高点峻极关。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滕代远带领的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分抗大学员被敌人包围在浆水镇一带，恰遇分区电台队长曹泽远从涉县执行任务回来，遇上“扫荡”，也到了浆水镇。
罗、滕身边几乎没有战斗部队，而总部机关和抗大正是日军重要目标，情况十分危急。罗主任和滕副校长急中生智，指示曹泽远开机与分区联系。当时父亲他们已跳出了包围圈，分区压力逐渐减轻，接到曹泽远的报告后，他们立即为总部和抗大的同志们选择了转移路线，组织部队接应，以一部突袭进攻敌军，调动敌人注意力。连夜把罗、滕及所属人员“抢”了出来，化险为夷。
15年如一日坚持写战争日记
父亲写战争日记，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他从1938年开始写，一直写到1953年，中间没有一天间断，涵盖了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通过战争日记，今天我们可以走进他的内心，重温那个时代的风云。
父亲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写日记呢？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父亲在太谷县拉起来的抗日游击队，主要就是大中学生。作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当时父亲就意识到，这些同志所缺的是战斗经验和阅历，而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就是文化知识和接受新鲜事物的开阔视野。如果不学习，就一定会掉队、一定会落伍，而这种掉队和落伍就意味着你不能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父亲是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看待学习的，认为学习文化知识太重要、太迫切了。
从那时候起，父亲就下决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学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怎么学？写日记，每天坚持写下去。
“学习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年轻”
父亲的老部下崔建功将军曾用三个词概括过父亲的特点：能打、善学、会玩。当支队长玩迫击炮，当分区司令玩照相机，当纵队司令玩汽车，当军长玩无线电，在上甘岭战斗中玩“喀秋莎”火箭炮。
父亲给我们讲过他年轻时的一个笑话。1933年的一天，红四方面军总部为所属各团配备一部电话。父亲第一次见电话，不知为何怪物；铃声响起，竟手足无措；接听时闻有人声，疑惑不解。当时，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在电话中命其率部至某地执行任务。父亲接电话后，恐有诈，急策马飞奔30里，到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见后，大惊，问：“你不是走了，怎么又来了？”父亲说：“那玩意儿我信不过，我得听你当面交代。”郑义斋听后哈哈大笑。父亲后来说：“电话事件虽是一个笑话，但它使我认识到，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延误战机纰漏可就大了。”
抗战开始后，大批学生兵进入革命队伍，父亲一有机会就主动向这些有文化的战士学习。最初是把自己的日记拿给战士看，请他们帮找错别字，找出后再查字典加深记忆。在这个过程中，父亲还有意外的收获，他在回忆录中很有感触地写道：“渐渐地，我和这些学生兵之间的感情融洽了，大家觉得我这个司令员严是严点，但人情味挺浓，尤其是我的学习精神，使他们挺感动。我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我是上级，我有我的长处，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他们要向我学习，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我只有把他们的长处都吸收过来，才能更好地领导他们。这样一来，大家就看出来了，我这个司令员不是一般的工农干部，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接受新事物快。”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评价父亲“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宋哲元至死仍挂念抗战杀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老百姓提及国民党抗战将领宋哲元时便会说：“他就是当年签订《华北防共自治协定》的卖国贼。”
《华北防共自治协定》是《何梅协定》的延续。《何梅协定》（1935年）让中方放弃了华北主权，日寇想借机使中方再签订《华北防共自治协定》，以实现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
每次听到对舅舅的类似评价时，我心里都会有疑问。舅舅不是这样的人，我所了解和看到过的宋哲元不是这样的人。
请武师训练29军“无极刀法”
舅舅宋哲元曾在家乡做私塾先生。23岁时，他听说冯玉祥在北平招兵，便决意北上进入武备学堂。舅舅有文化、人品也好，冯玉祥一眼看中了他。十年之中，他由士兵一路被提拔为将军，成为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
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旧部投奔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久慕舅舅的指挥才能，决定收编这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归于自己麾下。张学良特赠舅舅一把将军指挥刀，部队改称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全国军队统一编制，舅舅的部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下辖三个师，舅舅任军长。
29军装备极差，武器十分落后，舅舅保留了原西北军时使用的大刀，以弥补枪械不足。他特意聘请了一些身怀绝技的武术名家来任教习，传授武术，如当时著名的武术大师李尧臣。李根据大刀的特点及日军步枪上刺刀的情况，结合原来的六合刀法，创造出一套“无极刀法”。其中一招叫“空手夺白刃”，它虚实结合，可克敌制胜。同时还训练士兵夜行军、急行军，达到一昼夜行军180里，所以29军又有“飞毛腿”的称号。经过两年多的苦练，29军已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喜峰口大捷大刀队扬名
令29军扬名海内外的，是长城喜峰口一役。
1933年初，日本继“九一八”吞并我东三省后又挥兵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再吞华北。为遏止日军的攻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北方各派系的军队组成八个军团，沿长城一线布防。29军与40军组成第三军团，舅舅被任命为总指挥，负责热河以东岭南一线长达270里的防务。
是年3月9日，29军37师先头部队抵达喜峰口，发现这里已被日军第14混成旅团所占领。接下来两天，37师先头部队与进攻喜峰口两侧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先组成500人的大刀敢死队，双方来回拉锯，争夺激烈。残酷的战斗使双方伤亡惨重，500人的大刀敢死队仅生还23人。舅舅再集中全军优势兵力统一指挥，他急调37师赵登禹旅、王治邦旅及38师佟泽光旅直奔前线，并任命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11日夜，赵登禹旅长率两个团为一路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趁日军尚在熟睡之机，将手榴弹扔入帐篷，对由帐篷逃出之日军则一刀一个人头落地，随后又将阵地上的火炮、辎重、粮草一一炸毁，夜袭一次杀日军700余人。从此，打响了29军武装抗敌的第一枪。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之后，并不甘心，又企图转攻罗文峪。罗文峪是古都北平门户，如果失守则古都危急。守军诱敌深入，待敌临近阵前，战士们由战壕跃出，以大刀及手榴弹拼杀，战况极为激烈。激战三天后，罗文峪以北10里内已无敌踪。
抵制土肥原“华北自治”阴谋
29军建立之初，原本蒋介石准备用他们去江西剿共，而舅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北平实报》上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军人之天职是保卫国家”。所以，29军在由山西到驻察哈尔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不仅积极练兵，还重点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舅舅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为29军军魂。
在舅舅的领导下，29军也是国民党军中极少数未曾和红军打过仗的军队。他在担任陕西省主席时，还释放了关押在狱中即将被杀头的3000名青年。
1935年8月，蒋介石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负责冀察平津治安。12月在何应钦主持下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舅舅担任委员长。彼时，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全力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舅舅和土肥原之间便开展了一场“自治”与“反自治”的艰苦斗争。
“七七”事变后险被日军炸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舅舅于7月11日抵达天津，接着在寓所内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并签发了任命冯治安为北平地区总指挥的战字第一号令，对29军做出了全面的战争部署，准备与日军作战。冯携此命令至北平，派专人呈报军政部。蒋介石此时已由情报中得知舅舅在天津被“四大金刚”（即齐燮元、张自忠、张允荣和陈觉生）包围，生命恐有危险，立即通知29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世军密告宋警惕。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固守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特别指出“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同时，舅舅接李世军密电后，决定设法由津脱身，18日与张自忠共同会见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态度和缓。19日晨离津赴平，火车经过杨村后，有炸弹引爆，但因时间错过五分钟，舅舅逃过一劫。
7月26日，日方向舅舅发出“最后通牒”，次日舅舅派人把“通牒”退回。继而下令：对侵华日军，29军全军抵抗。这是一道与日方决裂的命令。
身患重病仍坚持前线指挥
舅舅对平津失守深感内疚。离开平津后，他向蒋介石请罪，但蒋介石并没有责怪他。不久后，29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舅舅为总司令，和第二十集团军（商震任司令）共同负责平汉线及陇海线中段抗击日寇。
1937年9月上旬，津浦线方面的日军开始活动，主力是矶谷师团。到了中旬，日军就发动了全面进攻，在攻占静海县之后，继续沿运河和铁路线前进。由于河水到处泛滥，日军即以装甲汽艇为掩护，步兵均携带着救生圈，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闸口的流河镇阵地，并利用装甲汽艇沿运河猛冲。而第一集团军连野山炮都没有，所以封锁不住运河，日军常常冲到我后方登岸包抄第一集团军侧背。
勉强支持了一个月，许多战士因长期在水中浸泡下肢腐烂，甚至生蛆。此时日军又越海由祁口登陆，致第一集团军后方失陷，只好全军向沧县附近的阵地撤退，不久即南撤。
彼时，华北的整个战局又有了变化。中日双方在太原以北展开了争夺忻口的战役。日军为了策应对太原的进攻，把原来石家庄一带的日军也调进娘子关，直逼寿阳；原驻邢台一带的日军，同时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冀中广大平原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这时蒋介石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策应山西方面的作战。
然而，当日方侦知第一集团军的行动后，就由邯郸派出了约有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多辆，直取大名。大名保卫战，中国军队失利。何基沣师长在百感交集的情况下，愤而自戕，幸有副师长曾国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臂，未中头部，弹从左胸穿过，未致殒命。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1938年春，舅舅率领77军和万福麟的53军向冀豫之间的敌人进攻，因缺乏友军支援致战斗失败，新乡弃守。舅舅率77军撤到获嘉车站时，他在站台上不走，秦德纯劝他上车，他仍然不动，最后硬是被部下架上车离去。
1937年1月，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的父亲杨得志，与第一师师长陈赓，带领军团的一批干部赴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对于父亲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指挥员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但是，开学刚半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军委命令：“抗大”全体学员提前毕业，参加全面抗日战争。父亲赶回115师报到，聂荣臻副师长说：“要你到685团去当团长，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团是你原来工作过的二师改编的；二是这个团是全师的先头部队。现在部队已经到了黄河西岸韩城、合阳之间的芝川镇，你们的任务是过黄河进入山西。如今山西及整个华北吃紧得很哪！”父亲接受任务后火速出发，日夜兼程赶往芝川镇。
父亲追赶部队，直到过了黄河，才在山西侯马市郊见到副团长陈正湘、肖远久。他率领部队登上北行的火车，这是整个八路军开赴前线的第一列火车。火车到达太原后，父亲进城去见林彪师长。林彪交代我父亲要加快北上的速度，把部队直接开到平型关一线。
平型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通向灵丘、涞源，这是日军坂垣师团21旅团侵占平型关的必经之路。从关前至东河南镇之间的十余里路段，路北侧沟高坡陡，很难攀爬，路南侧相对平缓，易于出击。上级决定685、686团由南侧出击。
父亲率685团利用夜黑从上寨出发，冒着狂风大雨，拂晓到达伏击地域李庄。大约上午八点钟左右，听到汽车马达声，接着隐约看到插着太阳旗的引导车，后面跟着大车、马车一大溜。汽车上坐满了头戴闪亮钢盔的日本兵，身穿黄呢大衣，上着刺刀的步枪揽在胸前。
我军战士上好刺刀的枪膛里压满了子弹，紧盯着一辆接一辆进入伏击地域的汽车。当鬼子的头几辆汽车开到685团阵地前山脚下时，父亲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一齐开火。鬼子最前面的汽车被打着了火，后边的汽车、大车、马匹等互相撞击，走不动了。鬼子们嗷嗷叫着跳下车来四处散开。
应当说坂垣师团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他们从懵懂中一清醒过来，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躲在汽车底下的士兵钻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父亲立即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刘营长已指挥一营把公路上的敌人分成了几段。他马上指挥一、三连，向公路边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鬼子也在往山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先其一步登上山头的一、三连紧接着又反冲下来，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鬼子消灭了。这个营的四连，行动稍慢一步，被鬼子先占了山头。连长在冲锋中负了伤，一排长就主动代替指挥，两面夹击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鬼子逼回沟底全部消灭。
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二、三营的阵地上展开。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动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囫囵了。”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个人刺死十几个鬼子。他身上到处是伤和血，一群鬼子向他逼近，曾贤生拉响了身边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是血战！这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
战斗持续到下午，以我军的最后胜利结束了战斗。此役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坂垣师团21旅团在与八路军的首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她是先烈们用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难忘的关，因为她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
1938年，毛泽东等同志发出了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部队的部署作了相应调整，其中115师344旅一部和129师的主力部队，由太行山向冀南、豫北发展。
这年夏天，朱德总指挥命令父亲由685团去344旅任副旅长、代理旅长。在我父亲去当面受领任务时，朱老总说：“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自古战略地位重要。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遏制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你这次去困难不会少，号称一个旅，但你的政委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你只能带一点部队先去，所以叫做开辟根据地嘛。到那个地区后，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老百姓叫‘土匪’——多得很，工作环境艰苦，形势和斗争也会错综复杂。”根据朱老总的指示，父亲与黄克诚政委商量，他与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100多人先去。
1938年9月，父亲东出太行，率部参加冀南、豫北平原地区作战。
1939年3月，父亲带领的少量部队在鲁西南的东明地区，与地方的两支游击队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他任支队长。支队的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4月底，冀鲁豫支队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金乡县城，毙伤俘日伪军250多人，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驻济宁、徐州之敌，还建立了与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在战略上的联系配合。
抗战初期，八路军尚处在探索阶段。父亲十分重视总结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经验。他提出：平原地区能够进行游击战，我地域广大，敌人只能占领点和线，我则可凭借广阔乡村开展游击战；要动员和组织民众进行平原游击战，只要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斗争，就能形成平原游击战所依赖的“活的人山”；进行平原游击战要执行的战术是，“硬的不打，软的打”，“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进行夜战等等，丰富了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经验。
正在抗日斗争兴盛发展之际，1939年8月，湖西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错误“肃托事件”。9月间，中共湖西区委给我父亲和崔田民主任来电，称鲁西南地委是“托派”组织，要求将区以上干部逮捕送湖西。父亲接电后认为事关重大，一方面复电说，没有证据不能捕人，请将具体材料详细告知；一方面电告115师和山东分局请求速派人解决湖西“肃托”问题。不久，115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事件的发展。父亲等人的果断措施，挽救了大量抗日干部的生命。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条，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父亲对此深有体会。
父亲刚进到冀鲁豫边区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土豪劣绅敲诈勒索，土匪帮会胡作非为，百姓非常紧张，几乎村村都修了土围子防“兵匪”骚扰。父亲他们的队伍经过村庄，老乡们立即关闭围子门不许进。父亲告诉同志们，进不去围子就在外面做群众工作。老乡见不攻打他们，慢慢地白天把围子门打开，允许通过但不许停宿，后来渐渐地主动让八路军在里面休息，有时还送些开水。父亲要求部队喝了水一律付钱，老乡们对喝白开水还付钱的军队惊讶不已。利用休息的机会，战士们告诉老乡，虽然帽子上也是“国军”的符号，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是来和他们一块打鬼子、打土匪的，喝水给钱是八路军的纪律。
经过做工作，老乡们相信八路军“不孬”，但怀疑能不能打得了鬼子。1939年4月底，父亲率队夜袭了金乡县城的日寇守军，接着又袭击了日军的一个汽车队，虽然战果不大，但我们的战士一边追一边喊一边放枪，大煞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老乡这下信了，“沈鸿烈（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兵听见日本人的马靴响就溜，八路军撵着日本鬼子的大汽车跑，真厉害！”
民间武装成分复杂，政治倾向多样。父亲和崔田民主任特别注意做分化工作，能争取的尽量争取，不少“牛毛司令”陆续表示服从八路军的领导。湖西地区有个地主的女儿叫周江兰，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农村妇女，性格倔犟，鬼子一来，她坚决抗日，卖了地买枪招人，拉起200多人的一支队伍。冀鲁豫支队成立后，她配合了支队几次行动，后主动提出把队伍交给父亲。自己回家后又卖地，再把钱送到冀鲁豫支队作给养。
1941年至1943年，日伪军对我根据地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及上百次“扫荡”、“清剿”和“蚕食”。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及“三光政策”，加上连年大旱，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这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最困难时期。
1941年秋收季节到了，父亲收到的却是几个分区的缺粮报告。冀鲁豫行署段君毅副主任设法紧急筹集了一批粮食，由部队武装护运。运粮队一回来，父亲马上指示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当乡亲们看到粮袋上遍布血迹，成了一袋袋“血粮”时，全都惊呆了。原来，运粮要通过敌军层层设防的据点和公路，四轮牛车走得慢，赶车群众挥鞭吆喝惊动了据点的敌人。押运粮车的八路军边打边走，有的战士中弹，赶车的群众把负伤、牺牲的战士抬上粮车，许多粮袋上浸满鲜血。听了“血粮”的来历，在场的群众放声大哭，手捧浸着八路军战士鲜血的颗颗高粱、玉米泣不成声。有的老人带着全家面向北方长跪不起，祭奠英灵。当年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故事还有很多，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艰苦的8年抗日战争中，父亲在冀鲁豫边区战斗、工作了5年零3个月，参加创建冀鲁豫边区八路军部队和冀鲁豫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前夕，边区人口达2000万，成为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元旦刚过，中央军委电令父亲率部保卫延安。父亲怀着对冀鲁豫军民的无限眷恋，率领冀鲁豫军区五个团和回民支队，踏上了赴延安的征途。
杨得志，1911年1月生，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县）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和中国工农革命军，4月上井冈山，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部转战赣南闽西，参加创建中央苏区斗争和历次反“围剿”；在中央红军的长征中率“红一团”担负先遣任务，1936年任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所部为平型关战斗两个主攻团之一；1938年任344旅副旅长、代旅长；1939年任冀鲁豫支队支队长；1940年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参加建立、发展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即“杨罗耿兵团”）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日在北京病逝。
杨建华，1953年生，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6年军事学院基本指挥系毕业。历任武汉军区情报部参谋、副处长、处长；第54集团军某步兵师副师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局长、局长、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党委常委、联勤部部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我的父亲耿飚与缔造新中国的先辈们共同为解放全中国，为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奋斗了一生。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只为换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后代福祉。
父亲的一生是惊涛骇浪的一生，是风驰电掣的一生，是七彩锦绣的一生，是坚守和强大中华魂的一生。父亲用90多年的人生岁月，一步一个血窝走过来。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他们浴血征战，创造了所向无敌、默默奉献、可歌可泣的战斗人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时候，总是引发我们这些后辈及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种种回忆和感恩。
我的父亲耿飚在1916年还只是个7岁男孩时，就有了他的梦想，怀着童话般的憧憬，走出了那个“朱元璋点石为门”的山冲，在矿上当了一个小童工。在工人俱乐部里，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与工人共同争取生存权益而罢工的斗争中，具备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明白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他1925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信念。在这十年里，他不断接受教导和引领，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有志青年。
这里我讲父亲参加革命的一个故事:一次父亲从醴陵去铜鼓找毛委员，但毛委员已去浏阳，等父亲去了浏阳，毛委员又去了井冈山。浏阳县委负责人告诉他，现在浏阳游击队缺人，希望他留下。父亲二话没说，只要是打敌人，哪儿都行。浏阳县委负责人说，我们交给你一个游击队，你来当队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带领一个游击队，是很兴奋的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送给他一把手枪。拿着那把驳壳枪，父亲爱不释手。同时交给他的还有一根筷子，因为这把枪不好使，打完后，子弹壳出不了膛，要用筷子退壳。这是父亲的第一把枪，也是党交给的武器。游击队总共7个人，年龄各不同，这是父亲的第一支游击队。
1936年6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在陕北的瓦窑堡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迁往保安），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知己知彼地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个“大学”，集中了我军师以上的干部，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驰骋战场的将军们。他们的大学就在保安的山洞中。
那儿是古代的边陲要塞，北边是长城，城外有像蜂窝一样的山洞，里面都是野狼吃剩下的兽骨，以及杂草、腐草、厚厚的羊粪，洞里也是蝙蝠的家。父亲他们仅用了一天半就叫这些山洞变了样，有了石凳、石桌、石粉笔、石黑板，灯都是石头做的，一看这样子，大家都觉得回到了石器时期，就差人人披上兽皮了。将军们在一起，快乐、认真、调皮，因为他们全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朝气蓬勃。革命的乐观主义把他们变成了一群调皮的孩子。
毛主席、洛甫、林彪、李德、凯丰等，都是他们的老师。
有一次毛主席去看他们，一到就打趣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父亲他们参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禅”，悟的是中国革命之“道”。主席与大家分析了形势，对比了利弊，讲述在当时的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
毛主席还看了他们的文化生活，看了他们演的话剧，看罗瑞卿扮演蒋介石。毛主席笑得烟都忘了吸，高兴地说，我们革命者就是要这样，生存艰苦，我们不怕，敌人的炮弹我们更不怕，革命的乐观主义伴我们消灭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父亲他们这辈人，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远离过逆境，但最后胜利的总是他们，原因很简单:心里装着坚定的信念，并永远能抓住逆境背后的机遇，在逆境中创造奇迹。所以他们是胜利者，是英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那时的他们年轻，但他们将浑身的劲头都用在一个方向，他们年轻的热血迸发了创造力，他们用心中的坚强信念驾驭了蓬勃的朝气，他们每个人的善良都来自于干净的心底。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了共同抗日，为了全民族携手共同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以德报怨，放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并不真心抗日。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完全撕毁了两党达成的协议，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封锁了交通，堵绝了商品输入途径，边区的日常生活成了问题。
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父辈们开始了大生产运动。1940年冬天，359旅和385旅奉命屯田开荒，当时父亲是在385旅，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大凤川、小凤川、东华池，在陕甘宁边区庆阳东北的子午岭山里，那里有大片的荒芜土地。父亲他们勘察了地形，还不忘查历史资料，考证了这块地方是明清两代的“塞上谷仓”，水源不缺，土地肥沃，完全可以成为八路军的粮仓。说干就干，三个营开荒，两个营挖窑洞解决住房，很快就开出一大片土地。
当时野兽很多，尤其是猛兽很多，既伤人，又糟蹋庄稼。父亲他们组织了打猎队，一个月下来，收获不小。4只老虎，7只豹子，上百只狼和狐狸，上千只野兔，毛皮剥下来拿到西安卖钱充军费，肉给战士们补身体，同时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毛主席。毛主席兴趣很大，对朱德总司令说，你能不能把它举起来？朱老总试了试说，不行，要吃“九牛二虎”才能把它举起来。385旅还泡了虎骨酒给中央领导同志治风湿。
父亲他们在与国民党军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过程中，从来没忘记提高自身的军事水平和文化素养，用知识武装自己和提升自己。我记得在父亲的书房里，我喜欢探秘:父亲的知识那么渊博，为什么我问什么他都知道？最后我得出结论，是父亲的书房，是书教给他的，所以我自识字以来最爱的是书。
父亲在战争年代从来没离开过书，共产党领导历来都极重视知识，再困难也要办学校。
父亲除了参加学校学习，还自学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尉缭子》《淮南子》《伏龙芝军事学》，还有日本人所写《克劳什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并将其花了40小时刻成蜡版油印，装成册发给战友。现在，只留下这个油印的小册子和《七子兵略》还能在父亲的书房里找到。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童工出身的将军。这也是为什么泥腿子能打败国民党的因素之一。也就不难理解建立新中国后，我们新的共和国能送10个泥腿子将军去世界上当洋大使。党相信他们这些土八路能做好洋大使，而这些土八路也坚信他们会在洋土地上生根发芽，星火燎原！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自信，也是新中国的自信。
1945年4月，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毛主席号召“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6月6日展开了夏季攻势，消灭了日伪军1万多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军委命令迅速占领张家口打通去东北的通道。
按照朱总司令8月10日的命令，驻张家口的日军已与八路军取得了联系，接洽投降事宜。然而仅过了一夜，敌人变卦，声言接到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国民党依托工事，抢夺胜利果实。
8月17日，父亲电令平北军分区派部队向张家口急驰，平北军分区40团和14团迅速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察北骑兵支队亦参战与苏蒙联军会师。日，张家口广播电台恢复播音，这座塞上重镇回到了人民手中。
8月30日，中央军委电令晋察冀军区继续巩固胜利。电文如下:
巩固张家口战略要点和已得的胜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郭刘向北平前进之部队和陈坊仁、罗元发向大同前进之部队除各留一部破坏铁路交通外，主力应加速沿平绥路向张家口集结，以张家口为基点扫除张家口四周之敌并巩固张家口。力求集结两万人于张家口附近。
这为我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指明了方向。
国民党的军队也在紧急调动。蒋介石、傅作义、阎锡山的部队也在收编大批伪军。他们在晋察冀周围集结了4万多人马。蒋介石试图以北平行辕为中心，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对解放区实施东西夹击，切断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区的联系。9月2日，军委又发来一电，要求父亲他们巩固胜利，寻机歼灭敌人。
这两份电令和随之的张家口解放，摁下了我军解放全中国的启动键。听父亲讲，他开着国民党留下的美式吉普到灵丘去迎接从延安飞回晋察冀的聂荣臻司令员，与他同来的还有刘澜涛、萧克、罗瑞卿、黄永胜等，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也随同前来。
父亲对我们非常疼爱，但又不是溺爱，而是通过讲道理帮助我们成长。记得我小时候，因为一点小事不和家人说话，父亲坐在我的床边跟我聊天。开始他老人家讲的什么我没听见，但父亲还是不停地只管说。父亲说到我是姐姐要有容人之量，因为我下边不但有自己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三叔、四叔、五叔的孩子，他们都是我的弟弟，我要学会锻炼自己的性格品质。父亲说，你看过很多书，有没有用心去感悟？
我有点心疼父亲，讲了那么半天，应该给父亲倒杯水喝。父亲接过水，跟我说:女儿，爸爸了解你，你善良，平时的宽容都比弟弟妹妹强，咱们就来说说水吧，爸爸希望你能领悟水的性格。我的兴趣来了，请父亲给我描述水的性格。父亲稍微停了一会喝了口水说:水百折不挠、水包容接纳、水以柔克刚、水聚气生财、水能屈能伸、水可周济天下、水能功成身退。这些你信不信？你要能领悟，就会举一反三，会成为你的性格。
父亲一口气只一个“水”字就做了这么大的文章，原本我从小到大都尊敬和崇拜我的父亲，求知欲更使我想知道每个词组后的意义何在，道理何在。父亲随之又给我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父亲的一席话，我几乎消化了半辈子，我也在想中国共产党人，表面看是农民、工人、有良知的青年为了一个目标聚集成的队伍，是泥腿子，是土八路，但他们是集中国文化精髓最优秀的一代中国人。
耿莹，1939年出生，1980年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分到中国画研究院做保健医生，并进行书画创作。1984年到1986年在珠海创立湘江实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7年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会会长。2012年至今任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理事。
耿飚（），原名耿俊勇、耿润德。湖南醴陵人。早年在常宁县水口山当矿工。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醴北游击队队长。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师三团参谋长、四团团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1月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1936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副旅长兼参谋长。1941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处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
1950年后，任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1959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197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日在北京逝世。
日，我的父亲、时任滨江省副省长、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父亲时年36岁，而我，他最小的女儿，年仅1岁。
父亲生前担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自“九一八”事变起，在漫长的14年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父亲原名李超兰。他曾用过一些化名，其中以“张寿籛”最广为人知。东北解放后，他改名为“李兆麟”。
在“九一八”事变前，父亲在同乡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已经开始投入革命工作。1930年，父亲20岁，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入关来到北平，在北平西郊从事革命工作。不久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共青团北平市委随即决定派遣父亲等人赴东北组建抗日义勇军。1932年3月，辽阳各抗日武装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此后，在父亲的率领下，第二十四路义勇军接连出击，频繁作战，成为辽南抗日斗争的主力军之一。1933年10月，由于中共奉天组织遭敌人破坏，父亲被组织派到哈尔滨中共北满省委会担任军事委员。其后数年间，他领导过珠河反日游击队、哈东反日游击队，历任抗联三军政治部主任、抗联六军政治部主任、东北抗联军政学校教务长等职。
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他的战友后来回忆时总说，张主任带领我们打仗，绝对没有吃亏的时候。据我所知，父亲生前指挥过的几场战役，已被军事科学院列为“特殊战役”进行研究。我以印象深刻的“奇袭老钱柜”一役为例，讲述一下他的指挥才能。
老钱柜位于小兴安岭中腹部的黑龙江省伊春市红山区。日军入侵汤原之后，为掠夺小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建立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日本人森山等7名指导官及百余名伪警察驻扎于此。1936年3月，父亲接上级指示，率部队攻打日伪据点老钱柜。
伪森林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叫于四炮，此人和百余名森林警察都是猎户出身，枪法准、山路熟，战斗力极强。针对于四炮们，父亲决定采取远距离奇袭与智擒的战术。他和战士们乘着雪爬犁顺河面急行300里到达老钱柜，在第一道关卡，守关伪警察黄毛一听来者是“张寿籛”，一下子吓坏了。父亲让战士们换上伪警察的衣服，押着黄毛乘着雪爬犁继续急行500里，到了于四炮驻地，黄毛的名字成了战士们一路畅通的“通行证”。最后到了日本人营地，战士们击毙了7名日本指导官，俘虏了包括于四炮在内的全部伪森林警察。同时，缴枪200多支，子弹30万发，粮食10多万斤，消除了我军后方之患。父亲还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成功说服于四炮加入抗联队伍，于四炮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老钱柜一役妙就妙在几乎一枪未发。这里的日伪据点被端掉后，为东北抗联建立小兴安岭汤旺河谷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父亲出任东北抗联三路军总指挥兼抗联第六军军长、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委员。从1938年起，东北抗联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关东军在三江地区大规模压上，抗联原先的活动区域被压缩。
为了保存抗联各军主力，也为了开辟新的游击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会决定：组织在北满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等部队向海伦地区西征。
据冯仲云（昔日东北抗联三路军政治委员）后来的回忆，“寿籛的军事天才突出表现出来的是1938年度日寇大举‘清缴’松江下游、队伍处于极端危险状态之时。在寿籛率领和指挥之下，抗联第三路军、也可以说抗联四个军，在粮尽弹绝、冰天雪地条件下，踏破小兴安岭的万重山而远征到龙江平原，开辟了1938年度以后北满的抗战局面……特别在1939年度，寿籛曾亲自指挥、率领部队在嫩江讷河平原活动，牵制了日蒙战争中敌伪军数个旅的兵力，破坏和扰乱了敌人的后方”。
抗联军队的行动，引来了敌人更猛烈的反扑。1940年中，朝阳山战役打响，这是父亲和战友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战斗之一。朝阳山位于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北部，地势险要，易于隐蔽攻守、迂回出击，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龙北部队的主要后方基地。
敌人直扑朝阳山，仅有20人左右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教导队以血肉之躯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教导队边打边撤，途中敌弹飞来，将父亲的背囊打穿，所幸未伤及身体。
朝阳山一役，抗联战士顽强阻击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粉碎了日伪妄图将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一网打尽”的阴谋。但胜利的成果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父亲失去了数位亲密战友：包括年仅31岁的原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时任中共北满省委委员的张兰生，以及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朝鲜同志崔清秀等人。
事实上，枪林弹雨并非抗联战士们面临的唯一生死考验。每一个抗联战士都是在饥寒交迫中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曾一起经历过50天断粮危机。
朝阳山战斗后不久，父亲率领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活动于通北县南北河一带。当时为起草文稿，父亲回到了母亲所在的后方，和30多位老弱病残的战友在一起。
后方战士本等着前方部队运粮归来，不料天公不作美，部队运粮途经南北河时，因洪水暴涨无法过河，后面又有敌人追赶，迫不得已，就把粮食就地藏起来后撤走了。后方战士们存粮不够，很快陷入了断粮的困境。
没有粮食吃，父亲带领着战友们在深山挖野菜、拣榛子、采蘑菇、摘葡萄。不过，时值8月，东北山区寒意渐浓，野菜的数量也越来越少，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战士逐渐虚弱地倒下，甚至没有力气爬起来。
在最困难的时刻，父亲还在微弱地发声，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绝不能动摇我们抗日到底的信念。”他还向大家许诺，“等我们革命胜利了，我就带你们回哈尔滨下馆子吃饺子，我带你们到戏园子看京剧”。正是依靠这股精神，父亲和战友们团结一致，硬是挺过了50天的断粮煎熬，坚持到了交通员送来粮食的时刻。
我的母亲金伯文在断粮时正怀有身孕，但父亲从来没有为母亲开过“小灶”。每天分配食物时，他总是先满足伤病员的需要，然后是体弱的战士和女同志，最后才是母亲和自己。恢复体力后，父亲随部队离开后方，而母亲开始准备往深山行进，她快生产了。
战争年代，怀孕对抗联女战士而言，不啻于一场灾难。山里的气温越来越低，到1940年11月时，雪已齐胸厚。母亲把雪扒开，在空地上生下孩子（即我的大哥）。来不及等胎盘落下，战友们把孩子包了包，让母亲揣在怀里，继续行军。因为此时，日军的马队正在山上搜索追踪抗联战士。
为了防止孩子的哭声引来敌人注意，每逢孩子要哭时，母亲就会往他嘴边抹一点大烟土——这本是抗联战士们受伤止痛的药品，却成了让孩子昏睡的不得已的方法。
就这样，母亲背着孩子走过了整个东北的冬天，雪化敌人撤走时，孩子已有半岁。
不久后，父亲再次从前线归来，战友们乐了，总指挥看见孩子该有多开心啊。然而一天，我的哥哥哭起来时，父亲把他扔到了深山中。
母亲向父亲哭诉。而我父亲说：伯文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敢把孩子抱回来，我就当你的面把他打死。为什么？我不能因为一个总指挥的孩子的哭声让我的队伍受损，所以我要把他打死。
我的这位哥哥后来是否夭折于战争年代，我无从得知。每次回想到这段历史，父亲的作为都令我感慨：他的部队比他的孩子更重要，他真是像少年时跟自己母亲许诺的那样，他为人民可以做出任何牺牲。
至1940年春天，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仍没有接通联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与苏联边防军取得了联系，提出抗联转移苏境整训。
苏军原本想把中共东北组织和抗联与苏联远东边防军合并，不再保存抗联的组织系统。但父亲和抗联的其他几位领导人坚持：东北抗联必须保留两个独立性，即要保持中国抗日联军的党的独立性；要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彼时，由于苏方也急欲了解日军在中国东北的战略设施，希望利用抗联将士为他们获取日军情报。最终，苏军做出了让步，谈判画上了圆满句号。
抗联部队进入苏境后，起初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后来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抗联行踪，被编入了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旅。
其后的4年间，苏联教官对88旅进行了全面的特种兵训练，包括训练武器使用、无线电发报、跳伞等。我的母亲在第二次怀孕3个月时，坚持完成了跳伞。她后来告诉我，因为只有完成全部科目，她和抗联的战友们才能重返东北战场。训练之外，抗联战士们也一直在坚持对关东军进行武装侦察，比如，不同日伪据点里，分布了多少日本部队，有多少重型武器，等等。在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这些侦察内容被汇编为“日本关东军东北要塞图”，连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在日到来，苏联在这一天对日正式宣战。苏军从88旅抽调了会简单日语、俄语的340人，让他们作为苏联三方面军的向导。另又抽调160人，分为三个组，每一组配一个电台，三套服装（日本军装、苏军军装、老百姓服装）。反攻之战打响前，这160名战士被空投到日伪据点，他们抵达据点后同时向远东司令部发电：“我到此，反攻时向我开炮！”如此，所有苏军重炮都向着无线电的方向发射，仅仅7天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全线战斗力消失。
这空投的160名战士，只有一两人活了下来，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并且很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苏联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外蒙古独立为条件，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同意由国民政府接收中国东北。共产党只能通过东北抗日联军的苏军身份，与国民党作斗争。
在特殊的环境下，父亲是唯一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公开身份，接收哈尔滨的中共党员。在接收哈尔滨短短半年时间里，他从哈尔滨为我党筹集到大量资金、物资、武器弹药、药品，并获取大量情报，为我党解放东北争取了时间。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把父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蒋介石曾说，绝不能让李兆麟活着走出哈尔滨。
日下午，父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哈尔滨道里区水道街9号，身中数刀。父亲14年抗战，在新中国即将到来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迎来了人民的解放！
李兆麟（），辽宁人，曾用名李烈生、张寿籛。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名列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九一八”事变后，率领抗联战士在东北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我军和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
张卓亚，随父亲“张寿籛”姓氏。生于苏军88旅，时逢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取名为“卓亚”。2007年开通博客讲述父亲李兆麟与东北抗联的故事，自言希望父亲能看到女儿在传承历史。
我的父亲韩家麟是著名爱国抗日将领马占山（我妻子的祖父）的部将。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临危受命，率黑龙江省军民奋起抗击。嫩江桥一战，重挫日军，威震中外，史称“江桥抗战”。父亲追随左右，竭诚合作，驰骋沙场，始终不渝，1932年于小兴安岭庆城（今庆安）县东山里罗圈甸子与日军鏖战时阵亡。
父亲16岁时被时任奉系吴俊升部骑兵二旅三团少校连长的马占山看中，收为义子，从此走上了军旅生涯。随着官职的晋升，父亲深感知识不足，还要继续深造，于1930年考入沈阳“东北高等军事研究班”（隶属东北讲武堂），家眷也同往。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父亲正在军校。当天夜里，军校即被日军占领。次日，在校任教的日本教官和派入的日军头目开始对学员进行利诱，迫使他们与日军合作，当时有一些学生叛国投敌。但父亲等人的爱国仇敌之志并不为敌人的利诱所动摇，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坚决拒绝充当日本人的帮凶。他与同学马荣久（东北边防军第53军军长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的副官）等设法逃离军校，在农民家中躲藏几日后，化装潜回家中。此后他们携家眷混入逃难人群中，冒死从沈阳跑到皇姑屯搭火车入关到了北平。他们的行动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高尚的民族气节。
到达北平后，父亲与马荣久辗转找到驻防北平的53军军部，面见军长万福麟。向万陈述了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暴行，并要求返回黑龙江省原部队，万允予考虑。
马占山在“九一八”事变时任黑龙江省步兵第三旅中将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日军逼近省城齐齐哈尔时，城内只有一个卫队团，周围也仅有四五个省防旅。省城内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投降派和日本特务活动猖獗，形势逼人。于是张学良在请示南京中央政府后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可调动全省及周边部队）。
日晨，日军第二师团步、骑、炮兵1300多人挟汉奸张海鹏部，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对齐齐哈尔南面的泰来嫩江哈尔葛铁路桥马占山部江桥阵地直接发起大规模攻击。出乎日军预料，他们遭到了马占山部的坚决抵抗，激战三昼夜，日伪军死伤惨重，弃尸桥头，狼狈败退。江桥之战是我军自“九一八”以来取得的首次大捷，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江桥抗战”历时近半月。日军先后投入兵力3万余人，且装备精良。马占山部投入兵力1万多人，皆为地方部队且装备比较简陋。在东北大部分国土沦丧，国民党将领的一片恐日声中，黑龙江省地方守备部队以简陋的武器阻击不可一世的强大的日军于江桥，使投降派论调受到打击，使全国的抗日热情达到了高潮。
日军对黑龙江省的入侵，切断了张学良、万福麟与黑龙江省军政部门的联系，张与万当时急需了解黑龙江省抗战的详细情况，以便对战局作出重要部署和指示。因此，张、万批准了父亲要求返回黑龙江省的请求，并委派他为专使，负责为马占山传递机密指令。
父亲接到批准命令后，非常兴奋，随即着手准备启程。他置办衣服将自己化装成商人模样，母亲为他将一件写在丝织品上的张学良指令絮在棉裤里，父亲简单安排一下家事就冒险上路了。
马占山率部在江桥一线与日军鏖战的生死关头，父亲带来了张学良的密令。马占山见到受过正规化军事训练的义子回来助战，非常高兴，任命父亲为黑龙江省军署少将参议兼省府机要秘书。他既参与制定部队作战计划，也参与省府的各项重要机密工作，是马占山的得力助手。在父亲等将领的协助下，马占山率部多次予以日军大本营急调的专门用于寒地作战的精锐部队多门师团以重创。多门师团长多门二郎的胞弟被我军击毙，多门二郎本人也险些被俘，多名联队长级敌酋毙命，更有敌机被我军击落。
“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率部及省政府退守海伦。此时，马占山又派父亲返回北平，向张学良和万福麟汇报江省抗战情况。
父亲第二次从北平携带张、万的密令返回黑龙江省后，继续跟随马占山抗日。而此时东北局部抗战的性质，除黑龙江省抗战政府还在独立支撑外，实际上已由政府行为转变为民间行为。许多东北军将领相继收集旧部及乡间民团和民众组成抗日义勇军，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军。1932年2月，父亲受任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为抗日出谋献策，不遗余力，始终不渝。
从日正式打响江桥之战到1932年2月，马占山的部队历经大小数次战役，人员伤亡惨重，武器弹药消耗殆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支援，并派秘书韩立如往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战事和请求接济事宜。但他没得到南京政府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的支援，面临日军合围、孤军奋战、伤亡惨重的严峻形势。日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也派出汉奸以“联省自治”名义极力拉拢之。马占山与父亲等经慎重考虑，为摆脱目前困境，保住黑龙江，以图东山再起，便行韬晦之计，决定采取诈降的策略，暂时接受伪满的任职。其后马占山借机整编部队，补充枪支弹药、粮饷经费。马占山诈降的策略，令许多人不理解、不认可。一些将领离他而去，一些部队投奔他处。而日本人也撕毁当初的承诺，不断加强对马占山的控制，这些都令马占山非常苦恼。
父亲一方面劝慰马占山；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安抚那些不明真相的将领和部队。日，马占山由长春返回后告诉父亲，要他去军政部任职是调虎离山，此去长春已见日人野心毕露，江省也恐难保。两人彻夜未眠，反复研究，可选之路只有一条：重举义旗，抗日到底。而此时韩立如也受张学良的委派潜回江省告知马占山国联调查团即将到东北进行调查的消息，马占山认为反正的时机已到。
1932年3月下旬，父亲按预先与马占山制定的计划，开始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他亲赴海伦、拜泉一带与各县长和部队长官取得联系，为进一步唤起民众，采取以民为兵策略，编练民团，并向伪黑龙江省政府发出“部队不稳，急需安抚”等假报告，作为制造马占山离开齐齐哈尔到各地视察部队的借口。
随后，父亲又以接马占山家眷来省城为名去海伦县，秘密通知马家人迅速离去。安排他们先取道黑河过国境到苏联海参崴，再乘船去天津。家眷的顺利离去，完全解除了马占山再次抗日的后顾之忧。之后父亲暗里串联和收复反军，并利用民间枪多的条件编练新军。他还调马占山卫队开赴黑河，编入步兵旅，以造成马占山要去长春赴任，不再用卫队的假象。
4月2日零时，马占山密令步兵一营，乘汽车20辆，与骑兵一营转移先出省城。黎明，马占山与父亲两人带随从数人，乘坐汽车急赴黑河。7日在黑河重组江省抗日政府和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12日父亲拟定电稿，马占山通电全国，宣布重举义旗，抗日到底，表示了“为民而战，不灭夷寇，誓不生还”的坚定信念。父亲在马占山摆脱日伪虎口反正，返回黑河，重举抗日旗帜的准备工作中和其后与日军的艰苦战斗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直至战死疆场，以身殉国。
马占山重举义旗后，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人阴谋建立伪满洲国的罪行，表明再度抗战的决心。这使日军十分震惊，也让日本人在国际上丢尽了脸面。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决心集中优势兵力，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消灭。
6月下旬至7月上旬，日军集中兵力，沿齐克、呼海两铁路夹击马占山部队。马占山部则越过呼海铁路，在庆城一带同日军激战，并占据大青山为根据地，以期借助天险进行长期抗战。
7月中旬，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大青山马部发起猛攻，前后四次血战，历经六昼夜。战斗之激烈，较之江桥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役日军死伤千余人，遗尸遍野。马占山部竭力抵抗，加以青纱帐起，江河泛滥，大山中交通闭塞，蚊虫食人，日军被迫于25日退回呼海铁路。马占山率骑兵2000余人再次东进，于26日在海伦、东安、古镇、罗圈甸子等处与日军作战。后行至庆城县东山里张河白硷子山口时，遭遇日军步、炮兵千余人的伏击，猝不及防，被日军重重包围。激战三昼夜，马部人员伤亡惨重，马占山面部受伤，辎重损失殆尽，形势万分险恶。于是马占山与父亲决定各带一部，分两路向不同方向突围。父亲率领官兵百余人和马驮子50多匹向北突围而走，以吸引日军主力掩护马占山。
这次突围，马占山进入深山老林荒无人烟的地区，后面追兵渐渐远离，因而得以脱险。40多天后，马占山带领余部走出山区，来到龙城县城。而龙城县官员及军民在此之前，已从报纸上看到“马占山阵亡”的消息及日本人在现场拍的尸体和海伦县城上挂着的马占山首级的照片。今见到马占山一行突然到来，均惊奇不解。马占山等闻之，也不知其故。后来他们听到和父亲一同突围的一名幸存归来卫士的报告才真相大白，并明白了日军后来不再追他们的原因。
原来，马、韩各率部队分头突围后，日军见向北突围的人数比较多，又有马驮子随行，便认定马占山必在其中，于是紧追不放。经过一天的急行军，父亲所部将日军甩在后面。当天晚上，父亲率部行到庆城县东山里罗圈甸子一处时，见山间有民房，因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又后无追兵，乃行宿营。不料午夜之后，日军田中大队追兵赶到，即将他们团团围住。7月29日拂晓，日军发动袭击，父亲率部凭借房屋院墙奋起迎击。经过一天的激战，父亲身负重伤数处，最后中弹壮烈牺牲。全体官兵拒不投降，几乎悉数战死或被杀害。
当日军打扫战场时，发现一位身着呢料军服、足蹬马靴的小个子军官。他面部已血肉模糊，鼻下尚有胡须，其身材、相貌与马占山酷似。同时，又从他身背皮质挎包中搜出马占山的名帖及私人印章一枚、溥仪送给马占山的玉质镶金名贵烟具一套。因此，日军田中信男少佐确认死者定是马占山无疑。他对此如获至宝，立即现场拍摄照片，并把首级割下（后悬挂于海伦县城上示众），然后火速将击毙马占山的消息报告上级。日军头目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欣喜若狂，立即向东京陆军省和天皇报告请功。伪满及日本报纸和电台，均报道了马占山已经被击毙的头号新闻，并刊登了战场照片。后来，日军将父亲的首级送至日本首都东京，并举办展览会庆贺“击毙”马占山的“胜利”，演出了一幕遗臭万年的滑稽闹剧。
马占山得知父亲壮烈殉国的消息时，涕泪俱下，长时间不思饮食。
父亲为国捐躯时年仅34岁，是“九一八”国难以来，中国抗日战场上阵亡的将级军官中的第一人。他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壮烈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名垂千古。
韩家麟（），国民党东北军少将。吉林省梨树县人，祖籍山东黄县，高小毕业后，回家务农。“九一八”事变后，跟随马占山参加江桥抗战，打响抗日第一枪。曾任黑龙江省军署少将参议兼省府机要秘书、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32年在黑龙江庆城与日寇作战时，壮烈牺牲。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韩宝轩，1918年生，吉林省梨树县人。复旦大学毕业，离休干部，民革成员。1942年上大四时响应政府征召，投笔从戎加入中国远征军任美军顾问团中校翻译官。随军在云南、桂林、广西对日军作战，直到日本投降。复员后在辽宁、天津等处银行任职。
陈再方忆父亲陈锡联：在太行山与日军斗智斗勇
父亲生前很少与我们讲战争时期自己的情况，只说过他在红军的一个团有上千人，到全国解放时能联系上的仅有十几个人，胜利与光荣属于那些先烈。在这里回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参加的几场著名战斗经历，主要以他的回忆录叙述为主。借此让我们一同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夜袭阳明堡机场 卫立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