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永淼：现代经济学的十个理解误区
观点一：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
有人认为，现在有很多难懂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某些经济学家的故弄玄虚而已。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因而具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但是现代的经济学又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接近自然科学的，又具有自然科学严谨的特点。经济学家用数学和物理的办法使经济学变得严谨，象数学和物理学一样，成为能够预测未来的科学。
现代经济学是及其复杂的系统。对复杂系统的研究需要用复杂的工具和方法，简单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复杂性，经济学家有了明显的分工，因此也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彭实戈前一阵在中科院作报告时说：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必须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研究。也是由于这种复杂，任何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也再不可能写出像斯密的《国富论》那样无所不包的巨著了。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没有经过专业理论学习的人，连经济学杂志也看不懂。这种现象，与物理学等其他自然学科是类似或一样的。要求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首先必须将分析工具或方法简化，但这样就没有方法对复杂的经济系统作深入研究。如同保健常识和医生的关系一样，现在人们对“通俗易懂”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把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与专业研究混为一谈了。这是普遍的一个误区。
观点二：知名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各个领域的专家。
在中国，不少成名的经济学家出名不是因为他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多么领先和独到，而是因为到处抛投露面，给人“万金油”“万事通”的感觉。Clive
Granger 2003年获得诺贝尔奖时说到自己的before price 和after price：得奖前，讲话可以随意讲；得奖后，被要求句句话都要有哲理，04年他被邀请到泰国时，泰国国王让他当场对泰国未来经济做出预测！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由2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的长期资本投资公司的破产，就生动的说明学界好手和商界好手完全是
另有一例，1989年中国大陆的学生风波后，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Milton Friedman 由此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年内崩溃。邹至庄（他的《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等书代表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就写信给Friedman，指出这种预言得到不可能。Friedman看后，承认Chou的正确，并且承认以后对自己不熟悉的情况不再轻率做出评论。
相比而言，中国经济学家却显得缺少这种学术道德风范。因为社会大众认为，一个经济学家一旦成名就应该是对对什么都懂的。大众对经济学家有需求，而且经济学家愿意迎合这种心理，共同造就了这一误区。
观点三：使用高深数学会妨碍经济思想的发挥。
一个经济思想（idea）的产生，通常不是通过数学推算出来的。换言之，数学推导通常不会产生新的经济思想，相反，起初灵光闪现的思想有时会被严格的数学推证所推翻。但是数学在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完全推翻前人观点的idea已经不大可能产生。就像如果地上有100美元，你以为自己捡到了，但事实是如果真的有100美元，早就被其他人捡去了。所以，今人的贡献大多是marginal，产生high quality的论文更多是从好的工具上下功夫。
另有一例。Walres一般均衡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假设不等于理论，必须清楚论证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均衡价格体系，上面其他一切建筑才不是空中楼阁。而这一论证真正的完成，是Arrow 和 Debreu在1940年代才做出的，从而真正让一般均衡成为一个理论而不再是一个assumption.
Clive Granger在今年访问上海时，说道：数学识一个信念（believe）。因为经济系统很复杂，要通过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寻求从现象到本质，就必须进行抽象的理性思维，而数学正是抽象思维的最佳工具。经济学如此，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前不久一个搞音乐舞蹈的人告诉洪，他获得了康乃尔大学数学博士。这个经历对他的音乐创作很有帮助，因为两者都用到了抽象思维。
观点四：学习经济理论只要掌握经济理论实质，不用了解详细数学推导过程。
如果只是想对经济结论有大概了解，那么数学推导的过程可以略去。但是要想对经济理论有深刻掌握，那么数学推导过程就变得非常重要。只有完整的数学推导才能让人认识到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知道某一个理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得到什么结论，这对培养学生批判性的学生观点极有帮助。只有了解了idea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一知半解，才能对其有所推翻或创新。立志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学生，数学推导过程本身是一种训练，只有通过这种训练才能掌握如何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钥匙。其实，教科书上的许多推导是非常经典的数学方法，非常具有启发性。
观点五：数学和计量经济学都是数学工具，在经济研究过程中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数学让经济理论规范化，逻辑的语言使idea成为严谨的理论。而计量经济学是检验理论的assumption离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由此才有可能对现实进行预测。
比如，用凯恩斯理论可以解释Philips
Curve下倾，但是70’s大量计量经济的现象说明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由此产生的新经济理论是从计量中对现实的回归和观察建立起来的，新的现象不能用旧理论来解释。目前仍无法推翻的理论也可能是由于计量的方法不够好，统计的数据不够度，才没得以推翻。计量经济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同自然科学中实验的作用是一样的。
观点六：研究生培养应该是创造性的研究的训练，而不是应试教育。
其实，研究生创造性的培养与应试并不矛盾。核心课程的学习和考核，有大量的数学模型数学推导，因此对数学基础差的人比较吃力。这些课，就是为学生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分析方法，所以需要考试。（这与我上个月给Dear 君的那封信里提到的相同。See博客第一文中。沾沾自喜ing J）如果研究兴趣以后要改变，那么基础的理论平台要宽。
观点七：学术讲座特别是国际学术讲座的听众越多越好。
听众越多，越不可能讲最前沿的东西，因为听众越多，大众化通俗化的要求就使该讲座不可能是最专业最前沿的。试想，山东大学能够同时有300多个经济学家来听专场学术报告吗？20~30个人能听懂能受到启发能受益就可以了。所以，学术讲座不能看来得人多不多，是不是能产生经济效益。
实际上，因为不可能有大多数人能都听懂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听不懂没关系，有个大致哪怕是模糊的印象就可以了。以后想从事同一方向的研究，就可以知道有那些前沿的东西，有准备的知识。讲座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听的是学者的思维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是指示标和方向性的东西。（与偶的导师对偶说的一样噢！看来学者所见略同）
观点八：国际学术研究会需要有5个以上国家的学者参加。
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残余。没有5个以上国家的学者参加九不能称为国际学术研究吗？美国的国际学术研究会只有美国和加拿大学者。而有了5个以上国家的学者参加就一定是高水平的研究会了吗？那么随便找几个非洲兄弟来参加的学术研究会就能成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会了，呵呵。还有一个笑话：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之前，主办方在寻思香港和台湾算不算国家，说算吧，有分裂国家的罪名；不算吧，凑不够5个，不算“国际”……
其实，一个国际会议的水平、质量如何，与来自多少个国家没有必然联系。
观点九：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不适合指导中国经济实践。
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理论确实不适合中国经济实践，但是现在，各种经济实践者都是在自身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基础上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有很多内容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比如：在国与国经济交往中，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如何用信息经济学中principle-agent的理论解决国有企业的代理人问题？如何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对企业的市场风险进行回避？
诚然，有些西方经济理论不能适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具体哪些理论不能用，必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因为有若干个西方经济理论适于中国经济研究，就全盘接受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也不能因为有一些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企业，就全盘否定西方经济社会合理的成分。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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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选择题：在解释某个企业产量的模型中,哪个变量是内生的?A.企业的产出量B.企业投入要素价格C.企业雇佣的工人数D.企业的机器数量多选题,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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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选CD.A,企业产出量,是由投入产出,产出方程,最终结算出来的.B,要素价格不是企业能控制的.CD,这两项,都是企业自身能控制的,所以属于内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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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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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私人物品是供个人单独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是供集体共同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的例子有：道路、路灯、环境污染、噪音等。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给公共物品下了这样的定义：“公共物品是这样一些物品，它们的利益不可分割地被扩散给全体社会成员，无论个人是否想要购买这种公共物品。要使公共物品有效率地提供出来经常需要政府的行动”。公共物品既可以提供正的外部效应，如路灯可以使许多夜行人受益；也可以提供负的外部效应，由工业生产排污造成的温室效应将影响地球上每一个人。公共物品具有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四个特性：①非排他性。一种公共物品可以同时供一个以上的人消费，任何人对某种公共物品的消费，都不排斥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也不会减少其他人由此而获得的满足。②强制性。公共物品是自动地提供给所有社会成员的，不论你是否愿意。③无偿性。消费者消费这种物品可以不支付费用，或者以远低于其边际效用或边际成本决定的价格来付价钱。④非竞争性。公共物品是提供给一切消费者的，无法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严格具有上述四个特征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物品。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全具备上述特征的产品，被称为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由国家制造并由国家提供，但又不完全属于公共产品，因为在使用和消费这类物品时，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或付出代价。从这一点看，它又与私人产品有相同之处。例如，城市公园就是由国家建造并提供的，但顾客去公园游览时须先买门票方可人内，即在消费时付出了代价。总之，准公共物品同时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点。
2．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一种产权理论。科斯本人并未将科斯定理写成文字，科斯定理的提出是由其好友斯蒂格勒首先根据科斯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的内容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0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财产权的配置是怎么样的，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科斯定理进一步扩大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按照这个定理，只要那些假设条件成立，则外部影响就不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或者以另一角度来说，在所给条件下，市场力量足够强大，总能够使外部影响以最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从而仍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西方学者认为，明确的财产权及其转让可以使得私人成本(或利益)与社会成本(或利益)趋于一致。以污染问题为例，科斯定理意味着，一旦所需条件均被满足，则污染者的私人边际成本曲线就会趋于上升，直到与边际社会成本曲线完全重合，从而污染者的利润最大化产量将下降至社会最优产量水平。
科斯定理解决外部影响问题在实际中并不一定真的有效。资产的财产权不一定总是能够明确地加以规定；已经明确的财产权不一定总是能够转让；分派产权会影响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的变动可以造成社会不公平，引起社会动乱。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就谈不上解决外部效果的问题了。
3．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指在买卖双方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差的商品总是将好的商品驱逐出市场；或者说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中总是趋向于做出尽可能地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别人的选择。对逆向选择问题的研究，始于美国经济学家乔治?艾克洛夫的论文《柠檬(次货)市场》，他考察了一个次品充斥的旧车市场。假设有一批旧车，每辆车的好坏只有卖主知道，要让交易做成，最合理的办法是按平均质量水平定价。这就意味着其中有些好车的价格被低估了，从而卖方就不愿按照平均定价出售，或者卖方“理性”的抽走好车，让买主在剩下的差车中任意挑选。如果买方明白这一道理，就不会接受卖方的定价，而只愿出较低的价格。接着这将可能导致另一回合的出价和杀价：卖主再从中抽走一些较好的车，买主则再次降低意愿价格。最终的均衡可能使所有好车都卖不出去，显然，这是无效率的，因为最终成交量低于供求双方理想的成交量。??
1980年，威尔逊在《逆向选择的市场均衡性质》一文中认为，由于逆向选择，市场力不可能引向单一价格。这个观点被斯蒂格利茨和韦斯用来解释信贷配给，证明对于一个健全的信贷市场来说，均衡意味着对贷款的超额需求。逆向选择问题在其他一些市场还存在，如保险业。逆向选择来自保险公司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程度，从而保险水平不能达到对称信息下的最优水平(即高风险的消费者把低风险的消费者赶出保险市场)。
4．私人成本(Private Cost)与社会成本(Social Cost)：(1)私人成本也称为私人费用。指厂商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私人成本是从厂商私人角度来看的成本，厂商投入的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价格均应计人私人成本。西方经济学中讨论的成本概念与一般企业会计人员所指的成本相比有着不同的含义。私人成本包括以下内容：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所有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的货币价格；由于行业之间竞争所决定的资本家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报酬；行业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在风险相同的情况下资本的正常报酬，如厂商自己拥有的资本和土地应得到的利息和租金；企业家承担某些不确定性风险而应得到的风险贴水。除了要素价格的其他内容可以称之为厂商的正常利润，而一般会计人员所说的成本则不包括这一部分。厂商的私人成本仅仅按照生产要素价格和正常利润来进行计算，因此，在外部经济下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给别人和社会带来的损失都没有计人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私人成本会低于社会成本；同时在外部经济下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这都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经济学家主张用津贴、公共管理或税收、法律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2)社会成本是与私人成本相对的概念，等于私人成本加上对别人没有补偿的损失，是一种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的机会成本。社会成本考察的是当生产一种产品时的投入改为该产品之外的其他最优用途时的收益以及因此而给别人带来的损失。例如，某企业生产食品，在未给别人带来损失的情况下一年内可获利10万元；若该企业以同样数量的投入经营化工产品，可获利12万元。但向空气和水中排放的有毒物质使得附近的农作物因环境污染而产量下降，从而减少收入3万元，厂商不会把这3万元计入自己的成本。而社会成本则必须考虑这3万元的损失。社会成本与资源的稀缺性密不可分，因为资源从整个社会来看是极其有限的，考虑社会成本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个例子属于外部经济问题，厂商没有补偿农作物欠收给农民带来的损失，其所进行的成本核算也只是计算自己所付出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所以这时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那么同理，在外部经济的情况下，私人成本则大于社会成本。外部性一般会使私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这时要么受损失的一方得不到补偿，要么产品的生产不能达到最优产量，从而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因此，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用津贴或公共管理的办法来鼓励产生外部经济的厂商扩大生产，同时用税收或制定法律的办法来解决外部经济问题，从而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5．不完善信息与不对称信息：(1)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于竞争市场模型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信息是完全的：所有人都知道其他人的经济特征及各种有关生产的清楚信息。显然，这个假定不符合现实。现实生活中的市场都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场的供求双方对于所交换的商品不具有充分的信息。例如，消费者并不完全清楚要购买的商品的质量，生产者也并不完全清楚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本企业产品，也不完全知道可供给的数量，做出最有利选择的所有生产技术和所能使用的最合算的全部生产要素。这里的信息不完全不仅是指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即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况，而且是指“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即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有效的配置它们。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信息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信息的交换只能靠买卖双方的并不十分可靠的相互信赖，卖者让买者充分了解信息的用处，而买者则答应在了解信息的用处之后即购买它。这样，市场的作用在这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信息不完全带来了许多问题，市场机制本身可以解决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市场的价格机制并不能够解决或者至少是不能够有效的解决不完全信息问题，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2)不对称信息指市场上的某些参与者拥有，但另一些参与者不拥有的信息。信息不对称可看作是信息不完全中的一种情况，即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具有更多的有关经济信息。例如，工人比雇主更清楚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厂商比消费者更了解自己产品的质量。需要说明的是，信息不对称不仅是指人们常常限于认识能力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况，而且更重要的是指行为主体为充分了解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实在太大，不允许他们去掌握完全的信息。例如，保险公司就难于充分了解参加保险的自行车主是否会谨慎小心地保管自己的车子，除非公司要派专人天天跟在每辆投保的自行车后面监视。如果真这样做，代价实在太大了。这样，自行车主的行为对保险公司来说就必然是一种不完全的或者说不对称的信息。
(3)在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及其理论提出以前，经济学家们还不能很好地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问题。因为不对称信息不满足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市场主体如果不知道其竞争者的情况，任何竞争规则都无法发挥作用。1967年，海萨尼首先详细阐述了不对称信息问题，在他的理论中把“自然”当作一个虚拟的市场参与者，自然首先行动决定特征，其他市场参与者知道自己的特征，而对手不知道，这样不完全信息问题就可以转换成完全但不完善的信息的情况来加以解决。这些论述被称为“海萨尼转换”，通过这种转换，可以找到不对称信息存在情况下的市场均衡点，即贝叶斯均衡。目前，西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进行了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如企业理论、市场失灵等领域内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应用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6．外部性(externality)：也称为外溢性、相邻效应。指一个经济活动的主体对他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外部性的影响会造成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或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不一致，这种成本和收益差别虽然会相互影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因此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外部性的影响方向和作用结果具有两面性，可以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那些能为社会和其他个人带来收益或能使社会和个人降低成本支出的外部性称为外部经济，它是对个人或社会有利的外部性；那些能够引起社会和其他个人成本增加或导致收益减少的外部性称为外部不经济，它是对个人或社会不利的。福利经济学认为，除非社会上的外部经济效果与外部不经济效果正好相互抵消，否则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帕累托最优状态不可能达到，从而也不能达到个人和社会的最大福利。外部性理论可以为经济政策提供某些建议，它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依据，政府可以根据外部性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的不同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并利用相应的经济手段，以消除外部性对成本和收益差别的影响，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纠正的办法：(1)使用税收和津贴；(2)使用企业合并的方法；(3)规定财产权。
7．信息的不对称性：指市场上的某些参与者拥有，但另一些参与者不拥有的信息；或指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一些，另一方所掌握的信息少一些。有些市场卖方所掌握的信息多于买方，例如，某些商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上，卖者掌握的信息多于买者。照相机的卖者一般比买者更了解照相机的性能；药品的卖者比买者更了解药品的功效；劳动力的卖者一般比买者更了解劳动的生产力等。在另一些市场卖方所掌握的信息多于买方，保险与信用市场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医疗保险的购买者显然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人们常常用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来讨论信息非对称问题。所谓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是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的交易。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另一方则称为“委托人”。简单的讲，知情者是代理人，不知情者是委托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非对称信息下的经济理论分析都可概括成“委托―代理理论”模型。
8．市场失灵：指市场失灵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形。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1)外部性，即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造成另一个经济主体的利益或成本的变化，而另一个经济主体又没有得到补偿或支付的情况；(2)公共产品，即对整个社会有益，但因不能获得收益或私人成本太高而私人厂商不愿意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如国防、空间研究、气象预报等；(3)非零交易成本，如搜集信息、讨价还价、达成合同等所需要的成本，往往使得交易难以进行；(4)市场特权，如垄断的存在或过度的竞争；(5)市场机制不能够解决社会目标问题；(6)非对称信息，如生产者往往具有比消费者更多的关于商品的信息；等等。一般均衡理论中所谓“竞争的市场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是在假定市场上不存在上述导致市场失灵的任一因素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只要其中一种因素存在，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使经济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从20世纪初起，这些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认识到市场失灵的存在，就可以更加自觉的利用计划、法律或其他非经济手段和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而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这样，社会资源配置会更加有效率，社会经济运行更加协调。
9．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指在双方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享有自己行为的收益，而将成本转嫁给别人，从而造成他人损失的可能性。1963年，阿罗发表的《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福利经济学》以及此后的演讲，阐述了这一问题。1968年，马克?保利的《道德风险经济学》一文指出：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全面保险的最优性便不再有效了。道德风险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尽管如此，如果个人能够不受任何限制而按自己的意愿花费保险公司的补偿额，那么，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样得到的资源分配必定不是最优的。阿罗进一步指出，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赖关系足以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即使进行欺骗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代理人也不会施行欺诈。保利论文的意义在于：价格制度在一定范围上内在地受到了这样的限制，即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们不能确定最优定价所需要的真实差别。最后他做出推论：“非市场控制，不论是内在地作为道德原则，还是外在地强制施行，在某种程度上，它对效率来讲都是必需的。”
道德风险不仅会导致保险公司遭受损失，而且也妨碍市场的有效配置。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某些制度设计使投保人自己约束自己的行动。
10．代理成本：指制订、管理和实施契约的全部费用，包括所有承接契约的费用，如交易费、辛苦费和信息费等。詹森和麦克林将代理成本视为委托人的监视费、代理人的担保费和剩余损失三部分。
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源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这一事实。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一方面经营者工作尽力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一小部分利润；另一方面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却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因此，经营者往往工作积极性不高，而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于是，企业的价值也就小于他是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代理成本，它是在外部所有者理性预期之内必须由经营者自己承担的成本。让经营者成为完全的剩余权益拥有者，可减少代理成本。不过，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拥有者的能力又受到他自身财富的限制。
代理成本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第二，委托人不容易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在这些假定的前提下，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在任何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代理人都必须承担风险；第二，如果代理人是风险中性者，就可以通过使代理人承受完全风险的办法来达到最优结果。
11．委托人(principal)：和代理人相对应的概念。若一个人(甲)雇佣或者托付另一个人(乙)，让乙代表甲的行动，则甲为委托人，乙为代理人。雇主与雇员、债权人和债务人、股东与经理等之间的关系都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代理人在代表其委托人的行动时，由于他不是当事委托人本人，因此代理人的行为方式可能与委托人所设想的行动方式或目标不一致。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委托人往往不知道代理人要采取什么行动或者即使知道代理人采取某种行动，也不能观察和测度代理人从事这一行动时的努力程度，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的利益分割关系，通常会使得代理人不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图行事，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在代理人的行动不可观察时，委托人就不能根据代理人的行动来对代理人进行补偿；有时委托人即使能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但也可能不知道代理人的行动是否恰当，因为委托者本人从来未从事过这样的行动。
委托―代理问题是经济中动力或积极性的中心问题，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会对其他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只要经济活动的参加者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研究委托―代理问题的目的就是探讨如何设立一种补偿制度，使得代理人能够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动，达到委托人的期望目标。一系列委托―代理模型的基本要点就是，寻求一种能使委托人的期望效用达到最大化的契约。给定的条件是，在适当的补偿方案下，代理人将愿意接受这一契约并采取能使本身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另外，契约的定立与实施问题也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12．反托拉斯法：美国国会制定的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和限制性贸易的一系列立法。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由参议院约翰?谢尔曼提出的第一个联邦反托拉斯法，即《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规定，凡以限制国外贸易或洲际贸易为目的而签订的一切合同，实行的企业联合或托拉斯，都是非法的。191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授权它对洲际运输商行和除银行之外的公司和个人触犯反托拉斯法的行动进行调查，以消除妨碍竞争的商业行为。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该法禁止银行同资金超过100万美元的从事洲际商业的公司互派懂事，规定工会和农民不受该法的限制，禁止法院在劳资纠纷中滥用禁令，压制罢工。1918年通过的《韦伯―鲍莫林法》和1936年通过的《鲁宾逊―帕特曼法》对《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又作了补充和修正。反托拉斯法的范围很广，原则上任何部门的任何活动如果违反该法的有关规定，都有可能受到制裁，但对工会为促进其全体成员利益而进行的活动，对电力、海运、空运等公用事业的活动，对农业合作和小企业的合并，对银行和保险业在贷款和利率方面的联合做法，对为扩大出口贸易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在不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给予特别豁免。
13．市场协调失灵论(market coordination failures theory)：新凯恩斯主义用于解释市场非出清状态的原因的一种新理论。市场协调失灵指的是市场机制不能协调众多经济人行为。市场协调失灵论认为，在一个由许多经济人构成的经济中，经济人之间的行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尽管经济人是理性人，然而每个理性人的市场力量都很小，单个经济人无力协调整体经济行为，市场因此而失灵。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弥补或消除市场失灵。市场协调失灵论有三个代表性理论：不完全信息和协调失灵论、交易搜索和协调失灵论、市场对策和协调失灵论。
14．公共产品论(theory of public goods)：现代财政学的理论核心。系统的公共产品论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奥意财政学者潘塔莱奥尼、马佐拉、马尔科等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公共产品论。该理论认为，政府之所以要有支出，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课税则是为公共产品的供应筹集经费，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西方财政学界对公共产品论的研究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对效率问题的分析，另一条是对政治程序问题的探讨。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等人提出了著名的公共产品供应模型，对公共产品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5．寻租(rent seeking)：指个人或利益集团寻求垄断特权以获得垄断利润或额外收益的非生产性行为。寻租现象总是与政府行为相联系的。当政治分配介入市场，为市场运行创造出各种人为壁垒，从而人为地创造出各种垄断特权时，寻求额外收益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便围绕着垄断权力展开寻租活动，或者鼓励政府建立垄断特权，或者取代别人的垄断特权，或者维持已取得的垄断特权。
这一概念由戈登、图洛克于1967年最早阐述，并由克鲁格于1974年正式引入经济学。传统理论认为垄断的形成本身没有成本，而寻租理论则认为形成垄断是由于利用了一部分的实际资源。有关寻租的大部分讨论一般集中在由政府培养或保护的垄断上，这是最普遍也是最强有力的垄断形式。寻租理论说明：存在一个确定的个人寻租而引起的净社会损失领域。图洛克和克鲁格认为，寻求利润的厂商会努力运用各种资源而达到垄断，其间完全由个人进行或由政府资助，这样投资的结果一美元正好与获得垄断而增加的盈利相等。于是代表垄断高价造成的超额利润的部分资源就被耗费掉了，而不是由消费者向垄断者转移。这种资源的耗费是用于取得垄断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形成垄断的活动也是一种竞争性产业，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投入寻租活动的所有资源等于所有的垄断利润。由于垄断会产生类似租金的垄断利润，追求利润的动机总会使一些人进行争取垄断地位的活动，这样形成垄断的活动就吸引了许多资源投入，结果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和巨大的资源浪费。
实际上，对市场过程的许多干预也会产生寻租问题。简单的最大化或最小化价格就有非常明显的再分配效应，而且受益者为了获得这种益处而可能投入大量的资源。寻租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简单的直接转让，对A征税是为了支付给B，这就会导致游说活动：对B方征税而不是对A方征税或阻止这种转化的形成。这种游说活动的耗费会正好等于转移的数量或阻止的被转移的数量，尽管一个或其他的游说者会因其游说活动取得成功而获益。如果存在许多这样的利益，且对政府花费时间的人能很快实现利益，那么社会就有一个从事寻租活动的产业。寻租活动和政治腐败有类似之处。寻租理论要求人们进行经验研究和对适合于寻租的生产函数进行测度，从而解决寻租问题；因为，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政府干预形成某种垄断并带来租金，就会导致寻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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