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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王兴和姚劲波告诉你下一个风口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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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互联网+峰会上，马化腾、刘强东、王兴、姚劲波等纷纷来捧场，共话互联网+的美好愿景，并寻找下一个风口。
马化腾、王兴和姚劲波噶告诉你下一个风口在哪本周四（6月16日），马化腾这位向来低调的腾讯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跑到北京面基。在一场互联网+峰会上，他的好基友&&也是过去腾讯极力投资的对象&&刘强东、王兴、姚劲波等纷纷来捧场，共话互联网+的美好愿景，并寻找下一个风口。关于这场对话，我尽量以他们的原话来保持原汁原味，毕竟，这是一场央视《对话》栏目上的对话。对风口的判断马化腾：&我觉得&互联网+&其实是给所有产业/所有行业一个巨大的机会。和用户数和终端数相比，更关键的是它和产业的结合程度、深度，我们现在看到在第三产业、服务行业开始有一些领域的结合，但其实深度还不够。比如生活服务现在进展非常好，但在方面才刚刚起步。我们还看到第二产业、制造业方面，在手机、电视机、，甚至智能电动车方面已经开始有一些起步，但是像农业、工业等大部分还没有开始。未来空间还很广阔。我觉得未来（风口）还会转向制造业，制造业也是中国非常强的一个强项，这方面会看到很多迹象。这个产业更复杂，软硬结合，甚至还要跟新一代的、下一代的人工智能还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一块未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个跨界，不是两个领域跨界，可能三个领域的跨界，诞生出一些新的巨头。&姚劲波：&互联网覆盖到一定比例，但是用户深度，包括它跟各个行业的结合，尤其是跟生活服务行业的结合刚刚开始。所以，我对下面十年是非常乐观的。&王兴：&我也认为互联网刚刚开始，在帮助和改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大众点评从事的餐饮为例，这个市场千亿，有很大很大的空间。&移动互联网船票之说2013年，同样是陈伟鸿主持的一次对话上，马化腾说他拿到了一张移动互联网的站台票，当年这句话广为流传，也因此围绕谁上船了谁掉队了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三年后，再次回忆起当时的话，马化腾能看出还是挺自豪的，他说他现在的微信头像照片就是那场对话的截图。但接下来他傲娇了一把，他说：&但是现在看，我们这个站票还没有坐下的时候就已经到岸了，要上新的大陆了。所以，没搭上船的基本也不会过来了。&当时的微信用户只有3亿，据悉，现在微信用户数已经突破了7亿，这意味着全中国一半的人都用微信（不排除一个人有好几个微信的可能）。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马化腾的做主题演讲的时候说，大家现在手机一半的电量消耗在了微信上。在数据之外，马化腾认为，过去3年，腾讯最大的发明是微信公众号：&过去三年微信的发展是变化很大的。除了大家熟悉的朋友圈四周年以外，当时刚推出一年，到现在大家应该离不开了。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发明&&&公众账号。事实上，我们也是全球第一次在社交网络里提供&公众号&这样一种基础设施，来打通&互联网+&。也就是通过公众服务账号能够将线下的服务全部连接起来。当然大家消耗时间更多的是自媒体等等，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线下很多店面都会鼓励大家扫码，扫码关注他的公众账号。&马化腾对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的标准就是：对用户有价值，对腾讯连接的服务也有价值。腾讯做连接器那些事儿在被问及腾讯把自己的好的服务开放给别人会不会觉得亏时， 马化腾说：&确实在内部很多同事想不通，他觉得这个自留地应该给自己公司的一些业务部门去开发。但实际上我们的定位很清楚，希望做连接器，连接外部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定位。你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最好的服务呈现给用户，只要这个平台发展起来了，其他的一切都会来。&王兴对连接的概念则有另一番理解，他说：&我觉得连接一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稍微回应一下。最初2010年做美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有点走火入魔，我走在街道上面，走在商场里看店，在我眼里只有两类，一类是互联网越发展它的生意越好，一类是互联网越发展它的生意越差，因为有摩尔定律的存在。（陈伟鸿插话：我还以为一类是签约了美团，一类是没签约美团。）如果手机网速快十倍，流量便宜十倍，屏幕大十倍，色彩鲜艳十倍，哪些线下的店会受益，哪些生意会变差。那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服务那些商家，跟那些商家合作，未来不管网速多快都不能代替你吃一块肉的感觉，或者剪头发、按摩，要合作。几年下来，美团和大众点评依然没有覆盖所有用户，我们覆盖了300多万商家，两三亿的用户，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用户是没有安装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微信这个平台就能把我们连接的商家推给更多的用户。&姚劲波则回忆道：&其实我们跟腾讯接入应该是比较晚的，我们IPO以后的第二年腾讯投资我们，我们服务逐渐接入到手机、微信，包括58同城、58到家。&在回答是58同城先找的腾讯还是腾讯主动找上门来要连（投）接（资）时，姚劲波的回答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其实一路上BAT都有找我们。更早期我们的想法是自己独立发展，我们IPO以后我们清楚的看到如果你是一个孤岛或者独立发展的话，可能没办法实现走得更快一点。所以当腾讯找到我们，两周之内超过十亿美金的投资到位。我觉得我们的连接是这样，连接在我看来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本身任何一个平台用户量越大就越好用，他连接的交易的频次，达成匹配的效率就会变高，除了58的APP移动版本、58的PC版本，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进入到QQ、微信里，让用户更大的平台，更高的效率完成交易。这是一层意义。第二，一旦商户在线，用户也在线能实时沟通的话，服务的本质发生变化，会让双方的体验进一步提升，而且会有一些新型的服务出现。原来很多标价，没办法互动购买，如果双方在线的话会大幅度提高生活服务和互联网结合的速度。&马化腾补充说，你要做&互联网+&首先得做减法，&也就是说我们要承诺放弃某一些领域，否则的话你自己做的话没有一个合作伙伴来投资或愿意和你合作，那这个合作是不长久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把持住、克制住一些冲动。&关于合并：美团和大众点评，58和赶集无论是大众点评与美团的合并，还是58同城和赶集网的合并，背后都站着一个身影&&腾讯。谈到对合并的看法，马化腾坦言：&其实我们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们在这个合作的过程抱着一种我们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的思想，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成长起来了，我们也成长起来了，你失败了我们这个平台也失败了，抱着这样的想法真的希望伙伴发展好，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王兴的观点也很实在，就是减低消耗，把时间和精力用来做更多的事情上：&美团和大众点评是市场第一、第二，而且双方对未来有共同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们两家走在一起，避免低水平的竞争，低水平的消耗战，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深入&互联网+&上。之前我们只是提供一些信息，提供一些优惠，现在我们一方面覆盖更多的商家，一方面跟商家的合作也更加深入，我们帮助商家开辟他的系统，帮助他提升他的运作效率，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支付体验。所以，虽然我们仅仅合作了半年，但这半年做的事情比以前一年、一年半更多，因为可以腾出手来做更多建设性的事情。&互联网+传统服务行业&互联网+服务业&当中到底对我们传统概念的服务业产生了一些什么推动力或者改变了什么？姚劲波说：&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相比全球是滞后的，到现在不到50%的比重，在美国、欧洲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比重，中国服务业跳出了美国服务业那种连锁非常发达的阶段，美国好几家细分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国还停留在特别小的阶段，就因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互联网在这个时间点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其实美国很多大的服务业的企业也是中介性质的公司，只不过它把服务的标准、IT系统做的比较完善，中国会出现一些互联网公司提供的服务，跳过大公司的阶段，直接把需要服务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连接起来。&随后，他自然而然地安利了一下&58到家&App。随后，在事先安排好的一位特殊人物&&58到家的小时工李小娇（音）分享了她如何通过58到家让自己的收入如何飞涨的，给姚劲波带来了不小的宣传效果。马化腾认为互联网给中介这样的服务业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是分享经济的红利，&很多社会资源，包括每个个体他可以挣钱，他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改善更好这样的机会，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成本会很高，而且效率不高。这样的话与互联网连接，这种服务的平台连接之后大大提高效率，而且可以匹配到更适合的客户。钟点工也好，家庭教师也好，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客户的需求也不一样，这时候可以达成这种匹配，这样客户满意度很高，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王兴：&我认为是两点，一是大的互联网+浪潮持续的变化，独立的手机到App，再到微信，再到公众号，各种方式，一方面是变化，另一方面是不变。不管怎么样变，&+&后面是关键，&互联网+服务业&、&互联网+餐饮&。不管网速多么快，手机App速度多么高，还要菜好吃才是关键。我们不会去开餐厅和酒店，但是我们希望跟最好的餐厅，最好的电影院，最好的酒店合作，他们就可以少操心互联网的事情，我们可以服务于它，他们可以把主业做好，把饭菜做好。&陈伟鸿问马化腾：&今年5月份我们在贵阳的大数据论坛上，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马总跟总理汇报的时候提腾讯提的挺少，提的美团或者58或者更多的合作伙伴提的特别多，为什么会把合作伙伴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在那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花大篇幅提他们？&马化腾的回答则体现了一个大写的老实：&其实我提的更多的是&滴滴打车&（场下一个笑喷），因为确实在&互联网+&产业过程最后一公里，还有一个监管的问题。这种业态的变化，实际上是对传统的业态有很大的冲击，最简单的像私家车能不能进入运营，每个人有闲散资源，有车，有开车的时间和能力，能不能成为生产力，这是个问题，现在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匹配，还需要更多的适配调整，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3Q大战后的一封信，奠定了现在腾讯的开放陈伟鸿：也许这样的一封信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这个起点，这封信是谁的信？信里有什么内容？现在马总的脑海中开始迅速的搜索，大数据搜索一下。首先公布的是这封信的落款是马化腾。信里写的这样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对手的发难我们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不会有这么多的反思，未来某一天，当我们走上一个新的高度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今天的对手给予我们的磨砺。&刚才的这番话可能能帮助马总稍稍回想起这封信写信的时机，这就是曾经在业界轰轰烈烈的3Q大战的时代，但是我不想去追溯这个大战的细节，我想要探究的是这封信后面的这段话：&也许今天我还不能问大家断言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我们将尝试在腾讯未来的发展中注入更加开放和分享的元素，我们将会更加积极的推动平台的开放，关注产业链的和谐，因为腾讯的梦想不是让自己变成最强、最大的公司，而是受人尊重的公司。&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机会要让自己变的越来越开放，其实不是简单一说就能够做到的，对马总而言，我们想知道在写信之后的这些日子中你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上的考验或者是决断，才让今天的腾讯成为了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开放的公司，你也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公司的领导人。马化腾：搞突然袭击。陈伟鸿：所以，它才是神秘的来信。马化腾：当时说这段话对外表态的时候也很多人也都觉得这个并不当真，因为腾讯在过去很多发展，更习惯于全部都自己做，感觉给外界不留任何机会，我们内部的业务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很多产品线，土地这么肥沃，怎么做起来也不会太差，产品能力也有限。所以，当时的心态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其实是自己在很多领域尝试过，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挫折。你会感受到外面的压力，遇到一个很大的坎其实并不是坏事，对整个企业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也让我们想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或者优先级更清晰了，而不是糊里糊涂的什么都往前推。这是不行的。第二个是来自内部的压力，其实我们内部很多业务也给了很多&互联网+&机会，很多的资金渠尝试，但是为什么在温室里的花朵打不过野外上千家、上百家的摸爬滚打？答案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很多行业更加和产业结合，或者再往后走的&互联网+&这块，就像电商，本质就是零售，完全是从中关村店里，整个货源都摸得很清楚，这样去打造，很多O2O的领域更加是，他们可能有几万线下的合作伙伴、员工，这里面的水是非常深的，而且我们一般的互联网公司是没办法有这样的基因和这样的能力去掌控的。所以，这也是不得不放弃，你一定要交给选择的最好的合作伙伴去做。所以，我们制定了战略，一步坚持往前走才走到现在。陈伟鸿：这样的选择背后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开放的腾讯，就是自己掌握的半条命，另外的半条命交给自己的合作伙伴，在你看来未来的开放是不是都会这样的方式呈现，而在未来互联网时代更快速的发展中开放究竟会带来什么？马化腾：我刚才从王兴的描述里也很有感想，他每一个平台和他的商户合作伙伴合作，你要想清楚你要做什么，你的定位要很清晰，你做的足够清晰，足够薄，足够广，你的门槛才是最高的，你的合作的空间才是最大的，你能凝聚的生态才是最强的，在他所处的每一个产业他们也是用这样的开放心态做事情，这方面我们是一样的。下一个风口在哪儿？姚劲波：不管有多少名词，大数据、云计算、AI，我觉得回到核心关注用户、商户你服务的对象最本质的需求，会积极的把技术对服务的改善用到我们服务里，最终让每个人生活更简单，让我们服务的每个商户的效率提高，能够协助他用互联网提供更好的服务，下一个十年我们依然会非常专注在这个领域。王兴：我们知道互联网起源于美国，中国过去很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是学习美国的成功模式，我认为到&互联网+&时代，现在我们在很多地方领先于美国，也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们在&互联网+&层面探索的比较早。所以，我认为再往下，中国企业尤其中国互联网企业国际化可能是个风口。马化腾：谈到下一个风口，刚才几位我们业界同行的表述我都赞同，但是我感觉不够全面，我可以用一句话把他们全部串起来&&未来是传统行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云端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处理大数据。这场耗时100分钟的对话远远不止上面这些，本文仅萃取了一些精华呈现给大家，希望马化腾、王兴和姚劲波这些过来人的分享能帮助各位寻找风口、寻找创业机会、寻找用户痛点的人。
[责任编辑：高一洋 PT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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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奉行的“淡马锡模式”是中国国企改革的良方吗？
关于财经那点事
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ID:i-caijing)淡马锡已从一家肩负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演变为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和财务投资者。淡马锡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与金融投资获利的模式，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国有企业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有着差异。周建军/文“淡马锡模式”的很多做法，包括接受宪法和行政的多重监督、坚持国有控股地位、董事会治理为核心、有进有退的市场化运营、注重风险防控、注重投资收益储备、注重正负激励相结合等，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但“淡马锡模式”本身并非神话，其独特的股权投资运营模式、财务投资者定位、新加坡的政治法律环境，使得它也存在诸多推广复制的局限性。当前，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不能只做减法，中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仍有必要平衡其肩负的产业振兴、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与投资营利等目标。“淡马锡模式”的运营特点“淡马锡模式”的运营特点，体现在从淡马锡的外部监督管理体制、内部公司治理架构、长期投资运营策略、短期的投资运作手段等方面。淡马锡是一家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资本投资公司，也是一家资产全球排名第九的主权财富基金。从投资区域来看，淡马锡的国际化程度很高，近70%的投资资产位于新加坡境外的国家或地区，近30%的投资资产位于新加坡境内。从资产规模来看，淡马锡的资产规模非常庞大。2013年，淡马锡以1733亿美元资产排名全球第九。作为一家主权基金，淡马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制定并推广适用于主权投资者的圣地亚哥原则。淡马锡是一家侧重资本投资收益的财务投资者，而不再是侧重产业振兴的战略投资者。从投资目标看，淡马锡的投资目标从1974年成立之初试图通过商业化运作培育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企业等，演变到为投资者和股东提供长期可持续的价值。从投资对象来看，淡马锡投资资产中，以金融服务最为集中、占比最大（占30%），其他行业较为分散（共占70%）；以上市资产为主（占70%），非上市资产为辅（占30%）。淡马锡是一家以亚洲和中国投资为主的投资公司，非常注重对中国大型企业的投资。截至日，淡马锡在新加坡和中国的资产分别占投资组合的 31% 和 25%。淡马锡是一家新加坡政府全资所有的国有企业，接受新加坡宪法和行政的多重监督管理。从股权结构来看，淡马锡的股权结构单一，是新加坡政府100%所有的国有企业、属于非上市公司、政府拥有排他性所有权、不需向外公布企业经营情况。监管机制方面，新加坡宪法、总统和行政部门共同担负起对淡马锡的监督管理权责。新加坡以宪法“第五附表指定机构”的保障形式明确了淡马锡的特殊地位，授予新加坡民选总统扮演淡马锡“独立监护人”的角色，对淡马锡过去积累的储备金进行监管。淡马锡始终坚持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坚持独立的市场化运作为导向。从市场化运作角度，作为政府全资所有的国有企业，淡马锡从成立起就始终坚持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独立进行商业化运营。对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淡联企业，淡马锡一般不干预淡联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淡马锡负责向财政部派发投资收益，其董事长和总裁按规定间隔时间向新加坡总统确认储备金结算报告和过去的储备金结算报告。淡马锡始终坚持淡马锡宪章和董事会授权为核心，形成董事会和管理层协调运转的公司治理机制。淡马锡董事会有权决定批准该公司的整体长远战略目标、年度预算、重大投资和脱售、重大融资、总裁任免和董事会变动，从而为淡马锡管理层提供全面指导。在管理层和投资团队层面，管理层负责设定淡马锡的长期发展目标和战略、年度计划，投资运营的同时并控制好风险。淡马锡重视投资风险防控、注重可持续发展，采取本金和收益并重、投资和退资并重、“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的市场化机制。从投资策略看，淡马锡对投资本金（积累的储备金）和投资收益同等重视，对投资和退资同等重视。新加坡政府和淡马锡对储备金的提取，都必须征得新加坡总统的同意。从职能设置看，淡马锡高度重视投资风险防控，董事会和总裁负责公司战略、财务和运营方面的风险监督和管理，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风险防控的实施。从激励机制来看，在强调分红“正激励”的同时，淡马锡通过“花红”（即奖金）发放的递延和召回机制来对员工工作绩效进行“负激励”，以体现薪酬机制的激励效应并防控风险。“淡马锡模式”的借鉴之处“淡马锡模式”的很多做法：接受宪法和行政的多重监督、坚持国有控股地位、董事会治理为核心、有进有退的市场化运营、注重风险防控、注重投资收益储备、注重正负激励相结合等，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坚持依宪依法监管国企。新加坡宪法关于淡马锡之类国有企业作为特定机构、储备金动用等法定条款，新加坡宪法、总统和财政部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权责划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新加坡宪法、总统和政府部门关于国资监管权力的分工和制约，既保证了国有资产的安全，也赋予了淡马锡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提高了其运行效率。淡马锡公司本金的使用必须征得总统同意，这提升了淡马锡作为国有资产的安全级别；而淡马锡投资收益的50%必须投入到淡马锡储备金的规定，使淡马锡为子孙后代留下财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变成可能。新加坡依宪依法监管国有企业的做法和经验，对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国有、集体资产所有权、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的精神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依法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必须及时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落实法治精神，加快修改《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细则条款，完善国有企业国家所有权法律法规体系，以加强对各类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切实保护国有财产权不受侵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被内部人控制。坚持国有经济控股地位。淡马锡作为新加坡全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有效运营，回应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所谓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淡马锡这种100%国有的、非上市股权模式，并没有影响淡马锡从其他上市公司那里获取投资收益，也没有影响其有效运营。坚持政府独资或控股来发展国有企业，并不是新加坡一个国家的做法。新西兰政府关于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做法，如政府保留至少51%的股份、不允许出现基石投资者、本土公民和机构优先等。淡马锡的国有独资运营模式和新西兰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启示我们：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不搞一刀切、不搞“为混而混”。坚持专业化投资运营国企。淡马锡从成立起就始终坚持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坚持独立的专业化投资运营，非常注重利用市场机制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关于投资项目进退的方式，淡马锡坚持以资本运营效益为优先原则，以此作为资本灵活进退的依据，就其体量庞大的国际投资来说更是如此。关于投资项目的重点，淡马锡优先围绕新兴地区、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和目标人群开展投资。关于投资项目的决策，淡马锡通过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对种子项目的多重评估来决策。关于投资项目的风险防控，淡马锡采取本金和收益并重、投资和退资并重的投资策略。关于投资收益的管理，淡马锡注重投资收益的储备，以平衡自身发展和社会贡献的关系。关于融资机制的方式，淡马锡通过发行债券而不是出售股权来融资。关于人力资源的培育，淡马锡非常注重投资人才的专业化和本地化。关于内部员工激励机制，淡马锡注重采用长期和短期相结合、正负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以严明奖惩。关于公司的外部公共关系，淡马锡非常注重维护其与投资对象国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友好合作等。坚持以董事会为核心治理国企。在依宪依法治理的基础上，政府授权企业董事会对决定企业经营发展的若干重大事项进行充分决策，并承担相应责任，被监管企业则以董事会治理为核心，按市场原则进行独立运营，这是“淡马锡模式”的重心所在。政府对国企的监管重在国企的资本金变动、董事会成员任免等重大事项，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业绩考评等，被监管企业则负责向监管机构定期汇报企业经营情况等。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国资相关法制的基础上，对企业董事会充分授权、以董事会为核心来运作，做实董事会、做专董事会、管好董事会、止于董事会，确实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国资监管改革的方向之一。同时也应该看到，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有效运行，与新加坡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独特法治环境以及新加坡宪法、总统与行政部门的有力配合有很大关系。“淡马锡模式”的局限所在“淡马锡模式”本身并非神话，其独特的股权投资运营模式、财务投资者定位、新加坡的政治法律环境，使得它也存在诸多推广复制的局限性。以淡马锡为代表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始终无法替代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来充当全国集中统一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者的角色。新加坡独特的法治环境。诚如研究公司治理的美国学者布莱尔所言：公司是一种法律设计，汇集和组织资本、劳动和其他资源，以生产并销售产品和劳务；而公司治理是一种法律、文化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整合。对淡马锡的研究学习，不能脱离“淡马锡模式”所存在的法治和文化环境。新加坡是全世界以严刑峻法著称的英美法国家，一直坚持重罚来遏制犯罪或破坏性行为。新加坡的严刑峻法、较少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或许是新加坡对淡马锡之类的国有企业董事会充分授权的原因之一。在现有反腐任务仍然艰巨的国情条件下，关于国资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不能只做减法。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样需要公司外部良好法治环境的保障。淡马锡独特的股权投资模式。淡马锡的投资获利模式对淡马锡这样资本金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巨擘能否保持长久可持续的高投资收益提出了严正考验。从淡马锡的投资获利模式来看，一方面，投资股权对象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灵活自由的投资进入和退出模式，使得淡马锡在更大范围挖掘商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由于淡马锡除了买卖股权、不着重经营具体业务，这也使得它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收益，严重依赖被投资股权项目尤其是境外投资股权项目的收益情况。淡马锡在某些年份的实际投资收益率并不算高，甚至在个别项目上出现巨额亏损。淡马锡2013年的股东回报率也只有1.5%（以新元计），淡马锡在2011年与2012年的财富增值分别为负88亿元与负126亿元。2015年，标准普尔甚至声称要对淡马锡的信用评级事项予以调整。中新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淡马锡已经从一家肩负培育新加坡产业发展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演变为全球排名第九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与金融投资获利的模式，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国有企业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有着很大的差异。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排名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多数企业不能占领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没有形成由优强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产业整合能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因此，发展实体经济、振兴民族产业，通过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仍然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要使命和任务，尤其是对中国的中央国有企业而言。中新两国国有企业的使命差异。从中新两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相比淡马锡投资500亿美元左右（约合3000亿元）的新加坡国有企业资产，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不含金融）达104万亿元。中国国有企业资产分布在国民经济的众多行业和领域，在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抗击重大自然灾害、保障国家重大活动和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高速动车、特高压电网、青藏铁路、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关键技术和重大工程攻关中，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退一步说，中国可以多一家或少一家着眼于营利性目标的资本投资公司，但不能没有众多关系国计民生、承担特定功能、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等）。这就决定了，在市场化经营的大原则下，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有必要平衡其肩负的产业振兴、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与投资营利等目标。历史学家卞历南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形成演变的研究指出，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的根本特征，都可以归因于中华民族持续的全面危机以及这个民族为回应这一危机而做出的反应。在推进和引领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使命，不能止于赚钱之类的财务目标。在兼顾财务目标的同时，中国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必须发挥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安全、产业升级转型、企业做优做强的引领带动作用，搭建国有资本可进可退、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化机制。中国之大、问题之复杂、经济之独特，注定了中国没有简单的模式可以复制，包括国有企业和国资监管的改革。如前所述，“淡马锡模式”只能为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不能简单复制；因为“淡马锡模式”不仅存在于其独特的投资运营模式中，也存在于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态环境中。即使淡马锡公司本身也对中国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采取了学习、借鉴和融合的做法，追随中国经济一同成长壮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淡马锡模式”之类的外部经验无甚可学、一无是处。从夯实中国国民经济基础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高度，做好国有企业和国资监管改革的加减法，仍然需要我们研究、借鉴一切有益的管理经验和做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本土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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