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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会穿七条裤子内衣下葬 其中的缘由
原标题：蒋介石为什么会穿七条裤子内衣下葬 其中的缘由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蒋介石遗体灵榇置于“国父纪念馆”。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菜、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日蒋介石去世
　　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播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绵、黑裤、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带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艳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工，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了“路祭”这个名堂，沿路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国家与本党不幸，总裁逝世，中枢与本党中央顿失领导，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现在总统职位。已经由严总统依法继任，本党最高的领导人，也自应依照事实的需要，迅速推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中心，此一领导人的职称，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
　　“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必须本党有全党倾服、内外归心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本席拥护……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410页。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日，蒋介石病逝，许多官员和老百姓向蒋介石行跪拜之礼。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另一只眼睛总是盯着“总统”的宝座。对此，“总统”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让“贤”。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他让“党国”大老们劝严家淦继续留任。但严氏坚决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1978年5月当选为“行宪”以来第六任“总统”。
　　由于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称“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叔孙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病逝了，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蒋经国发表了《回顾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5年》的讲话，宣称:
　　“在此1800多个日子里，我们国家遭受的冲击，所面临的苦难，自然远比任何国家沉痛严重!可是在先总统蒋公‘庄敬自强’、‘慎谋能断’的遗训启导之下，尽管世人纷纭自扰，我们仍能‘处变不惊’;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乱迷失，我们一样‘慎固安重’，所以当中南半岛土崩渔烂的时候，中华民国不但砥柱中流，而且还消除了邻近国家的惶惑不安;当世界经济接连爆发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一齐致力于国家基本建设，
　　不但阻止了不景气的趋势，还保持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当美国背信毁约……的时候，大家固然耻痛切心，但一样无畏无惧，团结奋起”。蒋还宣称这5年是“苦难而又充满着希望的5年”。《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3辑第519―520页。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坛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的所谓“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示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嵌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猝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下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还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此举说明台湾当局在蒋介石病逝后在寻求精神寄托，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与纪念馆，铸到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
　　来源：趣历史
　　编辑:谢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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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蒋介石为何选择台湾
　　蒋决定迁台湾虽不是仓促决定，也不是下野前就已经确定，台湾是蒋下野后安排退路的选择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可以从几个线索做说明：其一，从首都及中心的说法，南京是国民政府成立的首都，抗战期间首都暂迁重庆，抗战结束后，还都南京，国共战事紧急之际，曾有人再提迁都之事，蒋都不予响应，并且认为没必要因为战事紧急就迁都。
　　台湾是蒋最重视的地区之一，大约在1948年底就已相继安排各项事宜；个人迁台可能是在国共北平谈判失败后，李宗仁一再进逼，加上中共渡江，上海已有立即性的危险，遂决定去台，时间应该是1949九年4月底；至于整个政府迁台的决定，应是5月的定海军事会议，而5月16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也再度确定，5月17日蒋经国的日记中提到：“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5月18日，台湾省即简化入境申请手续，一些国民党军政机关及人员陆续迁入台湾。台湾固然是蒋计划的一部分，但最后政府迁台与蒋来台则是经过时局的变迁下的结果。
　　蒋最后之所以决定到台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蒋介石对台湾印象很好
　　日，蒋偕夫人游台湾，深觉：“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计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并且提到：“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根据张其昀的回忆认为，早在迁台后蒋就对记者称：“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可奈何。”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祝绍周建议由张发奎主持海南岛军事，台湾、福建、浙江、广东及海南岛之间，以台湾为中心，军事上应有一坚强组织，万一东南军事受到挫折，以台湾为基地，配合国际形势演变，恢复国民党的基业。共产党在台湾的势力及影响力有限，台湾的政治环境较重庆及广州地区单纯，军事上又有海峡的屏障，对于缺乏海军及空军的中共而言，台湾较为安全，这些可能是蒋决定以台湾为根据的重要原因。
　　2、陶希圣、张其昀、蒋经国、陈诚等的建议
　　当局势危殆之际，左右有建议重视川防，但陶希圣则认为台湾地位重要：“我想从台湾复兴这是将来的希望，因为英美是海权国家，一到台湾以海洋为基地，可与(,)对岸的打交道，这中间还大有可为。”对于台湾的地位，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与胡适有不同的意见，魏说：“依余之意见，台湾为反共之基地，其政策必须为谋地方人民之福利为其目的，且具有高度之行政效率可作为政府之表率。台湾有丰富之资源及动力以支持其政府，此当尽量开发并用以增进人民之福利。”胡适则与魏的看法不一，曾提到：“台湾只有七百万人口，台湾的工业又不是可以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在大陆上撑住一个自由中国的规模，维持一个世界承认的正式政府。”张其昀从地理的角度对蒋做建议，他提到几个原因：其一，台湾海峡海阔浪高，能暂时阻止没有海军、空军的共军乘胜追击；其二，台湾作为反共复兴基地比其他地区更具优越之处，因为土地利用率高、粮食(,)可满足军民所需、台湾岛内交通便利，具工业基础，有利经济发展、军事上易于防守，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战略防线衔接、台湾经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回归感，且较少共党的组织与活动。这样的分析对蒋迁台自有其影响。
　　自蒋下野后，蒋经国一直长侍左右，也多次代表蒋到处处理一些问题，对台湾亦有所了解，甚至也曾建议蒋出国至，对于局势也曾向蒋做报告，在局势危急之际曾向蒋建议迁台。家书中蒋经国的建议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日经国电蒋：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后退之准备，儿绝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u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
　　从过去蒋的性格来看，蒋是一位相当有主见的人，很难确定是那一位幕僚的建议是其关键，但陈诚应具有一定的影响。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奉命到京。日，陈诚的飞机抵定海上空，临时接获指示飞杭州，蒋下野回奉化途中接见陈诚、陈仪等人，短暂请示后，到南京谒李代总统宗仁及孙科院长述职；25日返台，返台后即在台准备澎湖二处、台北、阳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等八个地方，作为蒋选择为临时驻用之所。这些处所正是蒋来台的路线及暂居之处。
　　其后一再催蒋早日飞台，5月11日，陈电蒋：“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5月15日再电：“读李之谈话，深感领袖受辱，干部之耻也。彼辈只知利害与力量，绝不能以理喻与情动。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5月17日，蒋即飞抵马公。陈诚接任后，面对不断移入的人口，其间夹杂着散兵游勇以及潜伏的中共分子，或将破坏台湾的安定，必须积极有所作为，阻止可能由对岸进入台湾的不利因素。先由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公布“台湾省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三月一日实施），同时公布〈入台军公人员及旅客注意〉事项，各项出入境管理措施纷纷出笼，如《戒严时期加强管制航运旅客入境及检验办法》，此办法引起大陆籍民意代表的反弹，对此蒋并没有表示意见，虽然蒋、陈之间或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但正如薛化元教授曾针对陈诚主政台湾的问题谈到：“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虽不到一年，但是，无论是解决当时台湾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或是消除台湾内部可能挑战（威胁）国民政府统治力量，都有相当的成效，对于政府迁台以后统治体制的巩固，以及其后台湾发展的基调，都有相当关键的影响。”陈诚此时建议蒋来台，推断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3、李宗仁的再三逼其出国
　　李宗仁对蒋介石在国内操控政局有如芒刺在背，加以外间好事者乘隙造谣，致隔阂日益加深，早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前，即请黄启汉转达意见“蒋介石留在国内，有碍和谈，促其出国”。日，南京《救国报》（主笔龚德柏）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等标题攻讦蒋；虽然雷震等极力地排解蒋李之间的纷争，甚至还认为应为蒋当今的处境考虑，南京政府对蒋之批评过分穿凿，而至于误会，颇多尖刻之语，有失恕道，王世杰认为逼蒋出国无益局势，且不能使东南、西南之将领接受命令。
　　逼蒋出国的声浪未减反增，4月1日，和谈代表张治中、刘斐、黄绍f、章士钊、李蒸等飞抵北平，张治中在行前建议蒋出国，并分析其利弊，出国之利：一、可避免成为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之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理；四、可增长见闻；五、可转移人民的观感，恢复人民的怀念。出国之害：安全问题、军事顿失中心、党难免涣散。在北平谈判触礁，张仍电请蒋“及时痛下决心，毅然放下一切暂时出国”。面对此局势，蒋的态度与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李宗仁则一再逼其表态。蒋经国曾记到：
　　父亲在上海支撑危局，谁知李宗仁竟写了一封信来，要求父亲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舰到达舟山，也没登岸，o是到附近的许多小岛上去视察，前后在海上漂泊了十天，真是乾坤万里，沧海茫茫，处着这样逆境、绝境，无论谁都要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而父亲却泰然处之，在日记上写道：“只要前进，不变其方向，即使无路处，亦可新辟道路，达到目的。”
　　父亲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信来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在这内外夹攻的环境中，父亲的内心沉痛，是不难想象的，因此用坚决的态度，给李宗仁复信，大意是说，“你要求我出国，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不是军阀，至于要求我不管政事，这是可以答应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从这段中可以看出李的要挟的确有影响，因为蒋在回信给李的第二天即离开上海，转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岛观察，而后即经马公到台湾。总之，环境的变化、时局的判断、安全的考虑、幕僚的建议，加上北平和谈失败之后李宗仁要挟的信函，应是蒋迁台的原因。
　　解放军为什么不解放台湾？
　　这里原因有两个，一是解放军的海军实力薄弱，跟“国军”不在一个档次上，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海南岛能够解放是因为琼州半岛离海南岛比较近，另外就是海南岛失守还有台湾可去，台湾就不一样了，解放军1949年12月解放海南之后，积累了很多渡海作战经验，准备一鼓作气解放台湾，但是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很多人还记得当初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借助了潮水以及荷兰守军的大意，绕过暗礁才能出其不意打败荷兰殖民者的，这个时候的解放军，都是渔船，在日当晚决定下令渡海进攻大金门，结果解放军登陆部队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后援不继，造成解放军进攻金门的军队全军覆灭。
　　这次失败，鼓舞了“国军”，而解放军受挫，本来解放军再次准备要去解放台湾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解放军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后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冷战的结束，战争的方式不再符合当前的国际环境，因此大陆一直以自己的经济、文化等方式与台湾当局进行接洽，但是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责任编辑：H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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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较量基本可以用抗日战争之前、抗日战争之中、抗日战争之后，三个阶段予以划分。
虽然两人的战略与战术素养、以及决策有很大差距，然而决定最终成败的是更为基本的原因。
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毛泽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
从此，毛泽东在已有的军队与群众中间扎下了深根。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主席，这种根脉就扎的更深。
蒋介石表面上掌握大权，是从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开始的。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基本全军覆没，从此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挂系、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部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全部归于蒋介石麾下。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此后的蒋介石一直腾不出手来分化瓦解这些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这给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最大的伏笔。 这些军阀不仅掌握军队，他们更是与自己所辖范围之内的经济单元（农户、地主、商人）直接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大资本家以及国民党政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当时的经济更是复杂成一团乱麻，最大的商人集中在东南沿海与大城市这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这些人不仅全面控制中国的商品贸易等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环节，也控制着金融等经济的高端环节。 他们还与各地军阀、财阀、大地主都有直接联系。
至于内地的民间经济，主要被地主、小军阀、官商控制。
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是蒋介石一直没有解决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解决，要解决这些社会基本问题，必须依赖于更大规模与更加基础的全民革命。而蒋介石还要面对国外力量与共产党的威胁。
纵观蒋介石政权，一直站在成分不同、大小不一，人心各异的众多车轱辘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稳当过。
既便如此，在1930中原大战尘埃落定之后，蒋介石开始全面进攻革命根据地——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两次，但是这之后，蒋介石得以集中军队，于是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
然而，随着代表“红色圣地”苏联革命路线的党与军队的领导人（王明、博古、李德等）陆续到位，土包子出身的毛泽东却被逐渐排除在军队领导队伍之外，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他完全靠边站。第四次反围剿，朱老总指挥军队，打了个胜仗，但是颇有力不从心之感。
第五次围剿，国民党集中100万以上兵力，铺天盖地而来，执行全面进攻路线的红军队伍几乎被打垮，共产党的事业基本走到了悬崖边上。但是毛泽东最重要的转机也确确实实到来。
他先是以出神入化的“四渡赤水”使得红军脱出包围圈，接着在遵义实际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红军长征之后到达了陕北。
虽然可以暂时喘一口粗气，然而红军与共产党当时处境仍然艰危，更大的转机来自于日军的全面侵华。
二、抗日战争之中。
红军达到陕北之后，脱离危险的军队陆陆续续到达，虽然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但是谁都觉得前途叵测。这种战战兢兢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历史给了共产党与红军真正壮大的机会。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共产党组织与军队深入敌后，开始广泛建立根据地，奋力抗日与根据地建设比翼双飞。
三、抗日战争之后。
抗日战争之后，共产党已经可以和国民党军队放手一搏了。经济与政权基础深刻而广泛地扎在解放区土地与农民之上，人心基础更是深入国民党区域。
这时候的蒋介石站在众多实力（军事、经济、政权）集团的车轱辘之上，而众多的“车轱辘”的基础（全民）的一头之人心已经紧紧地攥在共产党与毛泽东手里。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在正面展开，而共产党还不断抖动蒋介石与他的“车轱辘”的基础——全民层面的人心，国民党这个框架涣散的战车很快就四分五裂了。 在共产党全面进攻的时候，席卷国民党政权主要是全民范围的人心与力量。
毛泽东走了两步惊天动地的大棋：一、进军东北，二、千里跃进大别山。
进军东北的作用是获取关东军遗留的大量武器与战略物资；和苏联直接联系以实现共产主义阵营的背靠背；从关外构建一支有生力量以择机进入关内而逐鹿中原。
跃进大别山的作用是直接威胁南京、武汉、淮海之徐州，这是国民党最为关键的军事重镇，刘邓大军深埋于大别山中，并不断壮大，使之互相不能支援与兼顾。
然后三大战役开打。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三年时间就夹起背包去了台湾。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基本路线不同，蒋介石走的是西方的“民主”路线——他依靠军阀、财阀、大地主、乃至于黑帮而起身，他不能彻底消除这些成分各异却千丝万缕联系着的四散发力的集团——也由于外部力量的掣肘而不能进行。 毛泽东走的是农民路线。
他们俩依靠与站立的基本力量不同，毛泽东主要是要发动与站立在农民的基础之上，而蒋介石一直站在军阀、财阀、大地主的肩上——从来没有切实稳当过一天。
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力量是蒋介石之前掌握的力量，而最基本的力量还是农民。
所以，他们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从抗日战争时期以及之前来看，蒋介石的力量看似大很多，但是在毛泽东路线真正铺开之后——把农民发动与组织起来之后，那力量的增长就一日千里——其他力量也纷纷归附，综合力量很快就超越了蒋介石。
这倒不是说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虽然最终的胜败事实明摆在那里谁也不能驳倒，我想说的是，局限于蒋介石的立场，谁也不能最终完全成事。
然而当时搞革命的多，并且苏联的工人路线深刻地影响共产党的高层决策，而能看到农民才是中国基本力量并一直坚持不懈者也只有毛泽东。
中国当时的“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德国与苏联不同，中国当时所谓的“工人”其实更多是农村呆不下去而来城市务工的雇工——就如同现在的农民工，还有大量流民。当时的教条主义者要依靠这样的“工人”搞革命，搞城市攻坚战，那确实比较幼稚······
作者邵旭峰： 青年学者、独立时政评论者。
著作：《来龙去脉看中国》、《两百年中国——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中期》、《世界主要社会形态及走向》。 提出“人的社会的相对论”——社会是外在的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治的双螺旋线结构）与内在的思想体系（三个方面：自然、社会、“统摄”，三个层次：全民具体观念知识、抽象出来的理论思想、再抽象得到的民族精神）的双变合体。
社会时政、历史文化、军事动态、国际形势等各类文章散见海内外媒体，刊载、转载，必须本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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