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开一家冰淇淋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开起一家店，也不知道需要什么。希望有过开店的经验的前辈们分享下。提供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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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fo./news/subject/v8-s5027485.html&　定价
　　冰淇淋属于非必需品，价格因素成为人们消费它的—个主要因素。价格和经营者所处的区域、目标市场、冰淇淋口味、设备相关。
　　根据目标市场定价：县级城市、城乡结合部等区域，产品定价不易过高，在5元以下较宜。地级城市和西部的部分省级城市，产品定价应为中档(15元左右)。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冰淇淋定价就相对较高，—般在50元以下。高档商务区中的冰淇淋定价最高(50元以上)，商业步行街中的冰淇淋定价为中档(25元-50元左右)，校园门口冰淇淋定价最低(5元以下)。在女性用品店铺集中区域开设的冰淇淋店，定价在25元-50元之间。
　　根据口味定价：德式的冰淇淋因工艺复杂，定价普遍较高，其次是美式冰淇淋，再次是意式冰淇淋，最低的是普通的奶油冰淇淋。
　　现在市场普遍销售的冰淇淋为两大类：软式冰淇淋、硬式冰淇淋，其中软式冰淇淋是人们消费的主体。它又分为意大利式冰淇淋、德国式冰淇淋、美国式冰淇淋三小类。每种风格的冰淇淋除了名字不同，配料也不同，人们吃后的感觉也不同，因此经营者的店铺装修一定符合其销售产品的风格。
　　按口味划分：销售美式冰淇淋，店堂装修应该以自由、奔放的风格为主，使人有亲临大自然的感觉，以蓝色或绿色为基调搭配自然风景的图画，灯光一定要明亮，桌椅为明亮的金属制品；意式冰淇淋则要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让人感觉温馨，以暖色调为基调，灯光多以黄色、粉红色为主，桌椅为蓝色的塑料制品；经营德式冰淇淋时，装修则要庄重而不失休闲的味道，那里更适合一些商务人士休息，以深色图案为背景，桌椅一定要是深色的木制品。
　　按店铺所处区域划分：校园附近冰淇淋店的装修中可以有一些流行的卡通图案；在高级商务区的冰淇淋店可以按德式风格装修。一般县级市的冰淇淋店装修只要明亮、干净就可以；地级市的冰淇淋店装修主要由经营的品种来决定；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冰淇淋店装修由经营的地点来决定，如商业街上的冰淇淋店装修后给人的感觉是轻快而明亮，可以起到缓解疲劳的作用。
　　常用促销种类：最常用的促销手段为体验营销(免费品尝)、文化营销，可在两种营销方式中配合进行折扣营销。但绝不能单独采用直接折扣营销方式，因为冰淇淋属于食品，采用直接折扣方式容易让消费者感觉冰淇淋质量有问题，或是原材料过期。间接折扣方式则是—个很好的促销方式，如进行套餐组合等，现在这种方式是餐饮业中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做得较好的是肯德基、麦当劳。
我们平台有一件代发的化妆品不过我不懂化妆品所以。。。
学习冰欺凌配料，和制作原理，卖台冰激凌机
汉堡炸鸡之类几平米的店投资一万左右，租了房之后必需等所有证件办好了才能开业这是正确的，需要工商营业执照，卫生证。
现在生意不好做,再说你说的那里现在不行了,人流量也不好,还是换个地方吧
有个蜜糖还不错
流程和经营那些不能给什么好的建议，只能就选址问题说说了，选址还是要人流量大的地方，租金肯定比较高，想租金便宜选择人流较小较偏的地方只有在特色比较鲜明的情况下可能
不会，重要是要有一种特色
如果没有开店或者餐饮经验的朋友最好选择一个正规的来培训，第一看看是不是老字号，经营了多少年了，还有尝一下口味是不是正宗的，第三后期配货是不是负责，这几点都需要考
难肯定有的。不然每个人都去做了。其实这个，还是要看小型美甲店加盟品牌政策。宜兰贝尔，中小型店面定位，在业界内也是有口皆碑的，不仅有技术、管理之类的培训服务，而且
网上开雇重要靠邮寄将器械送达买家那么当然是便利邮寄的和不太占体积和重量的器械更便利在网上卖。并且淘宝上的卖家爱好打价格战很多人卖得太便宜个别工资了所为的信用甚至
大家都关注
(C)2017 列表网&琼ICP备号-12&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 清晨7点，天蒙蒙，车缓缓的驶出金城，向东而去，我们回家了。
&&&&&& 狗，惊慌不安，在车厢打转，转过4-5个十字路口，它倒也安宁了。
&&&&&& 远观，雁滩黄河上的大桥，醒目的矗立在河面上，灯火辉煌。
&&&&&& 春节之前，媒体报道，黄河见底，兰州人在河道上捡石头。看见图片后，我想：刘家峡关闸了吗？黄河的水，今年怎么能断流？
&&&&&& 连续几年的冬天，我都去拍大河。寻到最佳的景点，在河对岸的北塔山上，松树林，断崖下，大河一览无余的呈现在我的面前。
&&&&&& 斜阳下，幽蓝的河水，滚动着波浪，在波浪的衔接处，余光闪闪，亮晶晶，她像极了一条蓝色的美丽缎带。
&&&&& 上年，因为腿疾，我瘸着一条腿，在山涧，滨河路，黄河拱桥上，一步步的回头留恋。
&&&&&& 渡步河南岸，拾级而下。
&&&&& 深秋，河边的垂柳，倒影在黄河水中，丝丝如縷，波光水影，游动着，晃动着，我看见秋日的黄河水清明，当然不能和玛多的天下黄河第一桥下的河水相比较。
&&&&&& 也是那年的冬天，我去壶口黄河。
&&&&&& 大河，飞溅而下，大水滔滔，跌落在深邃的河道，流珠在狭窄的壶口下游河漕泛流。
&&&&&& 壶口河岸，冰柱如林，冰色混浊，啊，悬崖上的冰， 如何泛黄呢？
&&&&& 秋季的黄河水，在兰州铁桥下，是透着明光的，看得见岸边河水下的石头。黄河只是拐了一个大湾，出兰州北上流经宁夏、内蒙的沙漠、草原，进入晋陕峡谷。
&&&&&& 西部旅行，我首选青海玛多，心系黄河的发源地。
&&&&&& 那部车，现在想起都不知道是什么车牌，没有厂家，没有商标。藏族司机说：“组装。”
&&&&&& 西天边，黄草路，八月了，野草稀疏，黄羊飞奔，白色的、紫色的、墨蓝色的，草地上的花，满山谷连片，天边的地平线。
&&&&&& 近了，近了鄂陵湖，水天一色的鄂陵湖，沉静一片，
&&&&&& 我站在山岗上，远眺扎陵湖，看那清亮的水天一色。
&&&&&& 改革初期，玛多是百强县，因为采金，开垦金矿，山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后来，玛多成了最穷的县。国家保护三江源，明令不许玛多开采金矿。这是2019年去玛多，在玛多县城，听来的故事。
&&&&&& 黄河，出自巴颜卡拉山，（地图旧称：石积山。）还是在西北流淌，她还没有进入中原的工业大省，我在壶口看到黄色的冰层，污染的流水。
&&&&&& 我时常记得。在出拉萨东行的路上，车过林芝、梅里雪山、德钦、涑河、泸沽湖，渐行渐远。
&&&&&& 出泸沽湖，停车的山路边，看着车窗外得天空，越来越淡，我诧异。
&&&&&& “这天，怎么越来越淡呢？”
&&&&&& “我们总是拿西藏的蓝天做参照物，比对内地的天。”
&&&&&& 我困惑的思虑着，忘确了身处何地，席人的一句话，让我的思维回到当下，是的，我远远的离别了西藏，心却留在了那里。
&&&&&& 西藏的大山，甩在我的身后，那一座座高大的山峰，阻挡了内地的污染空气。西藏的蓝天，总是在记忆里忘不了。
&&&&&&车行驶在兰州的雁滩大桥中间，此地两山夹一河，豁然开朗，我看见幽幽的黄河水面上，山垭口上，暗淡的太阳冉冉的升出，红日在上，乌云如带，环绕在太阳的下面，天亮了。
&&&&& 车在弯弯曲曲的河边柏油道上前行，黄河从这里掉头北上。
&&&&&&车，在峡谷东进，天淡淡的蓝色，天空没有一丝的晴朗。我想：进了秦岭天会蓝了。
&&&&&& 狭长的山谷，望不到边。车过天水，隧道，一条一条的甩在身后。
&&&&&& 秦岭的冬天，山上的植被，灌木，乔木，满山遍野，光秃秃的枝桠上，偶尔有几个鸟窝。
&&&&&& 加油站的房后，木栏杆上，黑色的乌鸦，密密麻麻，哇，哇，哇的叫声，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服务区那来这么多的乌鸦？
&&&&&& 拐过去，看到服务区房后的垃圾场，满是用过的方便面盒，剩余的面条吸引着乌鸦，这小东西便在山坡上的树林安家。
&&&&& 我向往的秦岭的蓝天，依然是淡蓝色，白云也暗淡，失望，郁闷，山里的天，为什么也不晴朗？由西向东，我在寻找头顶一方蓝天。
&&&&& 上路，透过车窗，看见陕西收费站，已到陕西地界。很快出秦岭了，到宝鸡。
&&&&&&2016，大年出四，高速公路上，向着关中平原前进。
&&&&&& 雾霾，笼罩着大地。鞭炮声从村庄转来，原野的上空回响，不绝于耳，青烟弥漫。
&&&&& &妹妹是海洋学博士，她说：“西安是十大污染城市。”
&&&&&& 我相信，去年初夏去西安南郊的终南山户外，数次车在城外的环线上绕行，西安城域的上空，混沌一片。
&&&&&& 西安，古文化之地，古文明之地，雾霾重灾之地，生于斯，长于斯，世世代代传承的人 ，为什么不禁止烟花炮竹呢？
　　在前往无锡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美国人杰里&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
　　车窗外正是江南的阴郁天气，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宽阔的一级公路已把那些布满蜿蜒河流的小镇联结到一起，沿途上不时出现的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
　　穿过了昆山，绕道阳澄湖。在一家临湖的餐馆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湖面上寒风瑟瑟，烟雾渺茫，屋内一壶黄酒温暖滋润。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前，我迷上了钱穆。
　　9年前，在选修的历史课上，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时间来到魏晋时，他戛然而止，决意让另一位老师讲述接下来的课程——因为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到魏晋时终止，再无心醉神迷之处。在告别前，他推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
　　在刚刚开张的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里，我找到了黄色封面的商务印书馆版的《国史大纲》。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解，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我对于钱穆的身份仍有质疑，出生于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后的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身份不明。
　　新文化运动中让我沉醉的是他的激进因素，是那种将传统一股脑儿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进步”，在我们的词典中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大学与中学政治课是多么空洞乏味，我们其实都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的信仰者，我们要不断抛弃陈旧，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可以对昨天与今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
　　中国传统看起来早已无力面对现代挑战，我们何须要了解与学习它。鲁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没了印象，却始终记住他对青年的告诫——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线装书理应被扔进茅房，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传统中国就是裹着小脚的媳妇……“传统”与“现代”在我的谈话中被滥用，似乎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值得赞扬，而任何“传统”都是阻碍，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在我阅读所及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钱穆混杂于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却似乎从来不与时代旋律相关，他是少量对旧世界如此钟情的顽固派，在李敖的记录里，他在晚年时还为蒋介石唱颂歌……
　　对钱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罗老师在我内心短暂地激起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期热情也迅速消退了——诸子百家、魏晋风度与我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看起来毫无关联，阿诺德&汤因比或者Google兄弟比他们更有力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是史景迁促使我再次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兴趣。“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对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的书评中，史景迁询问说，“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在一个标榜全球化的时代，认同危机却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碍的时刻，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安。
　　这些危机有一些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另一些则是由于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时代所带来的。人口的快速流动、相对价值观的普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这一切却使人们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我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同的国家依赖不同的方式寻找独特性，撒母耳&亨廷顿最近写道：“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土尔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俄罗斯处于‘深刻的独特性的危机’……”
　　中国依靠的是什么?在这一轮“中国热”中，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市场，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人像40年前的日本人一样蜂拥到世界各地，拍照、购物、参观历史遗址……成长的经济力量赋予中国人一种新的自信与不切实际的骄傲，但他们身上却看不出令人欣赏的品格，生气勃勃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活力、却没有让人心生向往的魅力。更紧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与由众多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失去他们的灵魂，金钱作为这个社会运转的主要润滑剂与兴奋剂已被过度使用。
　　历史最终还是报复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粗暴地理解了历史，将世界看作一幅实用主义的图景，把任何事物都当成了手段，最终我们要承担缺乏生命意义的痛苦。
　　钱穆心目中的中国则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样是课堂时光，我在为历史不可避免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而辩护，而钱穆则在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在我们为今日中国信任网络的坍塌而叹息时，却通过钱穆发现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通过“礼”来维持了一个值得依赖价值系统与保障体系。
　　好笑的是，我对钱穆的缓慢了解，是从这两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开始的。在邓尔麟那本198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著作中间，印刷着十几幅钱穆家乡无锡七房桥的黑白照片，水乡气息与中国古建筑的上翘房檐，亲切不已。到无锡时已是夜晚，小雨仍未停。霓虹灯与汽车烦躁的鸣笛声，打破了我的遐想。那些丑陋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又出现了，几层的小楼，白色瓷砖墙，深蓝色玻璃，中国所有的市镇，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西部还是东部，总是惊人地雷同。在这座盛产文人风雅的城市，同样到处都是房地产的广告，园林风格早已被遗弃，人们最热心的是“剑桥风格”、“北美别墅”。毫无例外，市中心被太平洋百货这样的购物中心占据着，在路边散步时就像走在缩小一号的上海淮海路上。
　　如果你一时找不到路，没关系，麦当劳总是处于市中心，而离麦当劳不远处必有一家肯德基连锁店。历史悠久的无锡小吃店与麦当劳遥相呼应，圣诞节刚过，给我们端上灌汤包的姑娘们都戴着红色的帽子，她们都在为圣诞老人尽未完成的义务。夜晚在东林书院的遗址喝茶，雨打窗外的竹林沙沙作响，400年前的读书人也正是在同样的情景下谈论国事的吧。世界早已改变，我们身后的一桌人正在谈论他们的新生意，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兴起的商业用语弥漫着整个空间，他们在说“团队精神”、“执行力很重要”、“细节决定成败”……临睡前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都在进行卡拉OK大赛，年轻一代们都在把不费吹灰之力的一夜成名视作人生理想。
　　第二天清晨，我们前往七房桥。在钱穆成长的年代，从无锡县城出发，如果走水路，需要四个小时，就能到达钱家门前的傲啸泾，这是由钱穆的祖先所修建。这个家族漫长的历程，正是中国社会的一角，它之所以能够面对种种社会动荡，是因为家族遵循着“礼”，它为家庭生活提供准则、价值观，它为弱小的人群提供救助，当“礼”由家族扩展到整个社会时，它就变成一个国家的准则，支配着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但这套价值还可以应对19世纪末开始的、被张之洞称为“三千年为有之大变局”吗?作为“礼”的化身、一心要成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被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兰波式人物邹容称为“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钱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残酷，中国面临的亡国之灾，而另一方面，他依旧看到了那个存于诗词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风雅世界。
　　16岁起，他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接下来，他展现了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路径。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未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是一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难能可贵的是，他似乎从未从线装书中逃遁，远离现实的痛苦。他也从未将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一个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是由特别的历史际遇与地理环境所致。它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最危险的情况是，我们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生命力。
　　自小迷恋司马迁的钱穆相信，没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1937年与1938年，钱穆手不停挥笔写着《国史大纲》，它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时，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像邓尔麟一样，我大学的那位老师也称《国史大纲》是“国家的骄傲”。
　　钱穆的故居如今是一片空地，昔日五世同堂的旧宅只剩下残缺的根基，冬日雨后的灌木蔓延其上。“我们一直想重修它。”钱煜对我们说。他称钱穆是他叔公，在1949年钱穆离开前，他经常见这个很有学问的叔公在小巷里散步，“他矮矮胖胖的，对小孩子很好。”
　　钱穆在1949年之后的故事，似乎更为单纯，他成为了流亡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领导者。在马克思的线性历史论支配了中国时，他的思想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应该遭受批评。
　　我去了桂林街，这是香港九龙的拥挤之地，像半个世纪前一样，这里仍是贫民窟。1949年10月时，钱穆与他朋友们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余英时是二年级第二学期来此上课的。他在1950年春天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这里，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这个租来的三个单元两层楼仅有的四间教室里，钱穆想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余英时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他病了。他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所有的痛苦。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的故事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在他的家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侄子钱伟长比他更声名显赫——他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人大副委员长。
　　但如今，一切似乎又转变了。北京的书店里摆满了钱穆的著作，他对孔子的理解，注释的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再考察，甚至他在新亚书院时期所随意写的小文章都被整齐地收集好，精美地印刷出来。钱穆的历史哲学甚至都与西方主流的后现代历史观有了关系——历史不是对规律的探索，而是对意义的寻求。
　　但是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没人再以君子为楷模，人们把道德理解成不切实际的空洞话，只有利益才是理解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钥匙。钱煜说，一位本地企业家想出资重建钱穆的故居时，镇政府却要求，这笔钱必须通过政府来使用，计划落空了。
　　社会也充满了重振儒学的口号，但那种粗暴的复苏传统的方式，像是一出滑稽剧。风范可以被传递，却不能被机械地模仿。中国传统看起来就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人们不知道如何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尽管人人都觉得这很迫切，中国的古典思想可能给我提供一些令人振奋的启发。
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在死去的林昭被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之时，我想纪念一个叫江小燕的，还活着的女子。
　　同样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
　　同样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
　　同样是基督徒。
　　1958年，她十九岁，系上海市一女中高中毕业生。门门功课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可惜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就想利用其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打听到小燕学习成绩好，颇得柴老师喜欢，师生俩也常常促膝谈心。于是，学校是授意小燕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之”。
　　小燕回忆道：“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但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
　　1967年，她29岁，在家待业，获悉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的噩耗，内心很不安。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独自开展营救行动。同样因为《圣经》上说：“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她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一脸忧戚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其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雷夫妇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安顿就绪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告信。因当时有几个她交往过的朋友都走上这自杀的绝路，她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也希望能昭雪英魂。但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江小燕被抓到正泰橡胶厂的民兵营内。多年后她回忆道：“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学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学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么，极可能我今天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及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得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淳厚善良的。”
　　审讯者问：“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
　　江小燕回答：“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傅雷做过这种事吗?”
　　见审讯者一时语塞，江小燕也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她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是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她还举出自己的父亲在教会帮助下曾为五个无能力的邻居包办丧事。她举出这些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审讯者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那个主要审讯者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她。江小燕想，我也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
　　就这样四目相对，江小燕的气势压倒了那主要审讯者，后来那人竟向她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
　　最后的审讯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当天她就获释回家了。但阴影也并未散去……
　　1972年，她34岁，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窘困，里弄只能安排她到生产组工作，那顶“反革命”的恶名使她的青春灰暗，更使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39岁……
　　1985年，她46岁，居然去报考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优异，终于圆了大学梦。后来，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再后来，又被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但到退休前也没评到高级职称，只是“助理研究员”。推算原因就是19岁为女教师辩护，29岁为傅雷收藏骨灰并给周总理写信。
&&&&&&& 不过她不言悔：“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
&&&&&& 1997年10月，她58岁，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未曾谋面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她马上谢绝了。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其实我最需要的还是自尊。”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场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 这些年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认为：“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这里倒不想过多歌颂江小燕的巾帼英雄形象，想说的反而是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她一度被誉为英雄。有评论家这样赞道：“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书屋》的余开伟先生撰文夸赞她时，她却本着求真求实精神，一丝不苟地纠正文人式抒情写作的错误细节，绝不肯美化圣化自己，反而坦言当时挨批受斗的惊慌，以及事后担惊受怕的软弱，她非常诚实的说到出监狱后自己的焦虑与害怕：
　　“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
　　从上可以看出，她和我们一样，一样是会害怕，一样容易受惊吓，一样也在乎乡邻眼光和社会舆论的平凡人。我们不要把她看作林昭式的英雄。
　　那么是什么让她能够一步步的坚持下去呢?是她所信靠的救主。
　　她说：“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在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
　　“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地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
　　相信出狱后，也是神在陪伴江小燕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子，祂担当她的忧患，背负她的痛苦——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若没有对神的信靠，我们这些普通人岂有勇气在那样的时代，包括这样的时代来坚持信仰呢?想想看，一个大龄女青年，没结婚，没有父亲，母亲还有一身的病，带着“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的艰难?!
　　江小燕在《书屋》上发表的这篇《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说实在的，该文语言没有什么文采，叙述也不够优美，朴实到了极点，但却被周石先生选入二十世纪经典作品。在该文上，江小燕还借自己的经历给余开伟先生传福音：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江小燕自己就是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见证。有网友评论道：‘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中。好一个江小燕，如此大勇之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真是可歌可泣!”“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江小燕以九死不悔的气概，领取傅雷遗骨灰的故事，动人心魄，感人至深，当愧杀多少文革期间的昂藏须眉，她提醒我们，来自民间的良心和公正，正是中华民族最可信赖的地火!”
　　是啊，我常常想，如果换了是我，生活在文革的时代，作为基督徒，当考验来临，逼迫来临，患难来临，我能够有她这样舍生取义的勇气吗?我还能坚持信、望、爱吗?
　　据说，她的座右铭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想有机会去上海看看这位老姊妹，老人家现在大约67岁了。
　　完稿于2006年
　　注：此文部分文字资料摘自叶永烈先生的《江小燕与傅雷一家》、狄马先生的《傅雷之死》、江小燕女士的《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一并致谢!
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在死去的林昭被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之时，我想纪念一个叫江小燕的，还活着的女子。
　　同样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
　　同样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
　　同样是基督徒。
　　1958年，她十九岁，系上海市一女中高中毕业生。门门功课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可惜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就想利用其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打听到小燕学习成绩好，颇得柴老师喜欢，师生俩也常常促膝谈心。于是，学校是授意小燕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之”。
　　小燕回忆道：“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但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
　　1967年，她29岁，在家待业，获悉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的噩耗，内心很不安。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独自开展营救行动。同样因为《圣经》上说：“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她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一脸忧戚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其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雷夫妇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安顿就绪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告信。因当时有几个她交往过的朋友都走上这自杀的绝路，她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也希望能昭雪英魂。但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江小燕被抓到正泰橡胶厂的民兵营内。多年后她回忆道：“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学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学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么，极可能我今天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及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得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淳厚善良的。”
　　审讯者问：“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
　　江小燕回答：“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傅雷做过这种事吗?”
　　见审讯者一时语塞，江小燕也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她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是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她还举出自己的父亲在教会帮助下曾为五个无能力的邻居包办丧事。她举出这些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审讯者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那个主要审讯者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她。江小燕想，我也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
　　就这样四目相对，江小燕的气势压倒了那主要审讯者，后来那人竟向她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
　　最后的审讯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当天她就获释回家了。但阴影也并未散去……
　　1972年，她34岁，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窘困，里弄只能安排她到生产组工作，那顶“反革命”的恶名使她的青春灰暗，更使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39岁……
　　1985年，她46岁，居然去报考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优异，终于圆了大学梦。后来，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再后来，又被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但到退休前也没评到高级职称，只是“助理研究员”。推算原因就是19岁为女教师辩护，29岁为傅雷收藏骨灰并给周总理写信。
&&&&&&& 不过她不言悔：“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
&&&&&&& 1997年10月，她58岁，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未曾谋面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她马上谢绝了。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其实我最需要的还是自尊。”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场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 这些年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认为：“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这里倒不想过多歌颂江小燕的巾帼英雄形象，想说的反而是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她一度被誉为英雄。有评论家这样赞道：“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书屋》的余开伟先生撰文夸赞她时，她却本着求真求实精神，一丝不苟地纠正文人式抒情写作的错误细节，绝不肯美化圣化自己，反而坦言当时挨批受斗的惊慌，以及事后担惊受怕的软弱，她非常诚实的说到出监狱后自己的焦虑与害怕：
　　“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
　　从上可以看出，她和我们一样，一样是会害怕，一样容易受惊吓，一样也在乎乡邻眼光和社会舆论的平凡人。我们不要把她看作林昭式的英雄。
　　那么是什么让她能够一步步的坚持下去呢?是她所信靠的救主。
　　她说：“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在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
　　“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地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
　　相信出狱后，也是神在陪伴江小燕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子，祂担当她的忧患，背负她的痛苦——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若没有对神的信靠，我们这些普通人岂有勇气在那样的时代，包括这样的时代来坚持信仰呢?想想看，一个大龄女青年，没结婚，没有父亲，母亲还有一身的病，带着“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的艰难?!
　　江小燕在《书屋》上发表的这篇《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说实在的，该文语言没有什么文采，叙述也不够优美，朴实到了极点，但却被周石先生选入二十世纪经典作品。在该文上，江小燕还借自己的经历给余开伟先生传福音：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江小燕自己就是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见证。有网友评论道：‘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中。好一个江小燕，如此大勇之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真是可歌可泣!”“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江小燕以九死不悔的气概，领取傅雷遗骨灰的故事，动人心魄，感人至深，当愧杀多少文革期间的昂藏须眉，她提醒我们，来自民间的良心和公正，正是中华民族最可信赖的地火!”
　　是啊，我常常想，如果换了是我，生活在文革的时代，作为基督徒，当考验来临，逼迫来临，患难来临，我能够有她这样舍生取义的勇气吗?我还能坚持信、望、爱吗?
　　据说，她的座右铭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想有机会去上海看看这位老姊妹，老人家现在大约67岁了。
　　完稿于2006年
　　注：此文部分文字资料摘自叶永烈先生的《江小燕与傅雷一家》、狄马先生的《傅雷之死》、江小燕女士的《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一并致谢!
我真正像人民一样，混迹于大理古城人民路之时，那已经是2006年的10月。
　　我真正像人民一样，混迹于大理古城人民路之时，那已经是2006年的10月。
　　那时的人民路，似乎还很萧索。多数的瓦顶，都长有野草，房屋也多歪斜如一街的醉汉。美女苏苏带着我们哥几个去一些人家喝茶饮酒，直接就能蹿房越脊，坐在那些瓦楞上俯瞰那条小街上的市井生活。
　　这样的坊肆到了黄昏，便很宁静;斜阳从苍山上投来残照，炊烟缭绕下的古城，就如记忆中的童年生涯，我们又仿佛回到了那个曾经暌违的熟人社会。大家晃着晃着，即可遭遇一些新朋老友。随便歪在路边一个堂口喝茶，很快就会加入一些或熟或不熟的面容。彼此交换一下流浪的方向，拱手道别，抑或接着喝酒去。
　　那时我赁居于苍山麓的小村，同村的还有而今去国已久的老廖。我们都不算宽裕，似乎人民路足以满足我们的全部生活。差不多一周下山买一次粮草，把背篓装满，即可足不出户几天了。当然时常也犯酒瘾，便相约着去人民路下端的“五十碗”酒吧小坐。
“五十碗”酒吧很怪诞，也很破烂，看似一个狭长的巷子改建的。门口很不显眼地飘着一面酒旗，上书“五十碗”几个小字。里面完全没有装修，摆着几副歪斜的桌椅。为什么要叫这么一个扯淡的名字，最初没人知道来由。很多年之后，我才听蒲大爷说，它原来本是卖馄饨，每天只卖五十碗便歇业，故此自谓。老板姓周，好像是重庆来的乐人。秃瓢矮个，每夜独自守着这冷清的摊儿，待客爱理不理，因此活生生把个酒吧办得像个棺材铺子，阴森森透着死气。
偏生老廖爱去这里玩儿，我就跟着也混熟了。他又不是驻店乐手，却总是喜欢背着他的尺八长箫去喝酒。这个吧的酒具确实是土碗，卖的也是白酒，喝起来不知轻重，很快就能醺然。一旦开始打飘，老廖就要掏出他的三节棍长箫，一节一节旋上，开始自己的即兴演奏。店里没客时，老周独坐吧台，还能凑合做个倾听状。偶尔有些闲客在，不喜欢老廖的鬼哭雁唳，便会故意喧闹。老廖先是怒目相对，接着便要发飙，很快便是混战。老周见惯不惊，眯缝着醉眼坐看成败，之后再默默收拾那些更加破败的桌椅，继续斜撑起他那惨淡的世界。
老周似乎爱“飞叶子”，熟客买了酒，悄悄找他救一口，他也会面无表情地从吧台下取出一点碎末，再把一支卷烟抖出一些烟丝，将碎末填充进去。一圈人点燃，彼此接桩，轮着飞几口，很快就会有人嗨了起来。嗨起来了的老周，才会坐到那覆满尘灰的架子鼓前，噼里啪啦一顿乱揍。只有此刻的节奏，你才会想起他曾经是个没落的音乐人。
我有时背着背篓下山时，会偶尔看见老周正背着背篓上山。两人会心一笑，拱手而去，也不兴闲言碎语。苍山的丛林草野间，一直乱长着遍地的野生麻叶。当地人取其麻籽榨油，拌菜有奇香。而那些外来客，便采其枝叶揉碎取乐，以片刻贪欢地体验那幻觉的飞翔。
未久，五十碗终于垮了，老周也就这样走失在人民路上……
五十碗之后，我们常去的酒吧，唤做“九月”。
这个算是人民路中段的一个老院子，在被改造成九月之前，还有过许多倒闭的过客，以及其他名字。九月的老板是著名的女汉子阿婕，来自北京，算是中国最早一批玩摇滚的时尚女孩。我们这伙人刚去大理的时候，她就已经另外霸占了一个更老的大院。哥们蒲明带着我和默默、赵野等人去她那第一次夜酒，美女丽莎等人亦在。
原本狭路相逢的一堆陌生江湖儿女，在我一路生扑胡砍之下，很快就气氛活跃打情骂俏起来。我的问题是瘾大量浅，滚罢雷阵，才到中场，很快就把自个放翻在侧。次日醒来，才听说诗人默默和摇滚阿婕酒到残局时，兀自火并了一场。彼此掷杯飞盘，弄得遍地狼藉，不欢而散。这样的相识，正是应了古话。内心歉疚的我们，次日酒醒，见着阿婕急忙表示惭愧。大家相逢一笑，又仿佛没事一样，开始了未来无数多的捉杯厮杀。
阿婕去了丽江工作，九月就托给小孟夫妻在打理。小孟来自京城，也是个流浪歌手，在滇西北道上遭遇了川妹小薇，男欢女爱，竟然在丽江雪山音乐节的舞台上宣布了婚礼。小孟朴质温良，每夜在九月驻唱，待人礼数周全，一时迷住了大批过客。小薇也算勤勉努力，小两口夜出昼伏，日子原本过得还算滋润。
不知什么因缘，小孟忽然就开始了素食。一向寄生于酒色欢场的乐手，不仅未学会嗑药溜冰之类恶习，反而喜欢上护生和打坐参禅之类修行，这已经有些奇怪。但在人民路上，这样的怪物也不少，我也算见惯不惊，也就没去问个究竟。好几次回大理，拉着蒲大爷去九月，都没见着小孟，顺便询之，才知道他真的上了鸡足山，在那里尝试着佛门生活。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小孟是猎奇或者好玩，过几天佛门清规生活，耐不住寂寞了自然就会下来。蒲大爷更是骂骂咧咧，唠叨他不负责任。倒是小薇独自撑着九月，一副无怨无恨的样子，也许她深信她的爱人，割不断三千情丝，最终还会下山来与之偕老。
去年我欧游，年底才回到大理。蒲大爷见着我，伤感地说：明天小孟就彻底上山削发了，今晚是他在尘世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唱，我们都去坐坐吧。我听着也很意外，似乎有点说不出的味道，下午便去了九月。小孟和他的一个弟兄在调音，见我赶来，有些感怀地说：真是缘分，野哥也来送行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他的心路，便围着火盆坐下沏茶开聊。
一个人要出家为僧，说来其实似乎也很简单，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一定要对世事伤心或绝望。如果要说因缘，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前世埋下了慧根，轮到今生才来了结。大理人民路有个素食圈子，看上去多像是一些茹毛饮血的猛人，但他们确实自觉坚守着素食。小孟原也和我一样的酒肉之徒，但不知不觉地就跟着他们素食起来。吃素了难免打坐，打坐了不免念念金刚经，偶尔也可能灵魂出窍，感受到一些表象世界之外的神迹。
于是，小孟决定去印度走走，从古老的滇藏路向西，渡过大江大河，翻过雪山草地，山那边就是佛国。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这一趟行脚，令他决心皈依佛门了，只是还需等待因缘具足。然后，他回来就去了鸡足山，在那里果然有个净土宗的大德，很快点化了他。于是，这次他是真的准备彻底遁入空门了。
他和小薇办完了离婚手续，收拾起简单的行囊，过完此夜，从此便僧俗两隔了。这样的事情，亲人都难相阻，朋辈更是不好参言。我只说也好也好，都在大理境内，改日我去给你添油送米。他握着我手，鼻翼翕动着，彼此都要泣下，都各自别过头去，不敢再看一眼。
晚上的告别演唱，人民路的故旧倾巢出动，把九月填的满坑满谷。我和叶帅、蒲大爷等占着中间的火盆，一趟一趟地传送着空酒瓶。小孟独自在台上，尽情尽意地弹唱着，依旧平静而憨厚的样子。他比我小，已然满头银发，他没有孩子，活得像个赤子。我和叶帅蒲哥都喝大了，酒或者泪水，把我们几个老头的眼睛染的绯红。最后一曲，他的发妻小薇上去和他对唱，千古的骊歌不免都是黯然销魂者，两人都像素日一般平和庄重，只那座上的各路青衫红裙，倒是湿却大片。
次日大早，小弟等兄弟开车将他送到鸡足山后山的路尽头，那里有一个约好的农夫，牵着马在等他。行囊只是一卷被窝，漫山风雪狂卷，小孟就这样跟着瘦马，踏上了他的古道西风。最后的拐弯处，回身长揖，那些被丢在俗世的兄弟，无不怆然泣下。
没了小孟的九月，我们也不爱去了。仿佛那里的酒气茶烟，都没了往日的道气。
King叔许多年来，一直晃荡在人民路的酒风醉尘里。
几乎每个夜晚，他都会像路灯一般定点出现。从上段的凤凰吧开始独自起喝，一般喝到中段时，影子便开始有些飘忽。半夜扫街的上路了，大约就是他打转的时分。大理像这样过活的人，非仅他一个，但是问题在于，他自己就是开酒馆的老板。
King叔究竟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不知。他喜欢女孩叫他阿King，但整个古城，看他白发白须若一银袍老将，都只好谐音叫他“坑叔”。坑叔是香港人，十年前单身来大理，赖着就不走了。他隐居在洋人街上段一个死胡同顶点的老院子里，那是一个完全没有过客的幽深古宅。门口种着大丛水竹，院内且多果木，一片浓荫之中赫然住着这样一个满头霜雪的怪叔叔，完全疑似一个埋名江湖的刀客。
他把这个破旧的院落命名为“竹园小厨”，独自经营着他的私房菜。他只做晚餐，只接受预定，院内顶多也只能坐下三桌人，且凳子桌子还都是参差不齐。他没有菜单，也不兴点菜，你头天预定了，他才去亲自采办原材料。鱼必须是洱海的黄壳鱼，鸡还得是乡下的土公鸡。他只雇了个村姑帮他洗菜洗碗，其他的厨务全是自己亲力亲为。
一个只会做粤菜的人，放在大理，多少有些埋汰了他的上好手段，不是很能发挥。但他的蒸鱼依旧还是人民路的一绝，因为只有他才会强调酱油的品牌，以及葱丝的粗细老嫩。更秘诀的是，他是大理唯一打着秒表做菜的人——对火候他有自己的独门心得。当然，他的豉油鸡也非常可靠，连装盘都有模有样。
一个人只有对厨艺发自内心地迷恋，才可能选择这样一种不要门脸房的亲炙生活。他的后厨中摆满了各种酒坛子，上面的红纸上书写着各种花草的名字。他用各种苍山野花泡酒待沽，我们于是只好分享这样的花酒夜宴，并经常沉醉在他的蒙汗迷药里。
无论生客老客，都要看他的脸色。他的港式普通话如其连鬓须发一般，显得十分生硬。兼之其人身形高大硬朗，完全不像粤人，多数闻名而去的远客，即便醉在他那也不敢造次撒泼。我与他渐次熟稔，玩笑着试探问他——是不是当年在九龙一带混社团，犯事了出来避风卧槽的?他总是笑而不答。一般他做好了菜蔬，都会端一杯酒来客人桌上陪吃陪喝。至于埋单时，由于没有菜谱，他说多少也就一锤定音了。
很多时候，就像丰子恺先生画上所说——主人先醉客未醉。他偶尔会趁着醉意，翻出书架上的影集，给大家看他青春年少时的倜傥模样。不免也有客人认出其中一些美女的照片，是70年代香港的三线影星，大家嘻嘻哈哈地打探其中的过节，他更加会欲言又止地故作神秘，令人产生许多绮思艳想。
他卖完晚餐，自个也多半跟着吃饱喝足。客人散去，他便锁好门户，单枪匹马幽灵般踏上了人民路，开始了他一天真正的生活。他几乎熟悉了古城的各个酒吧，放着自己家中的无数酒坛不理，偏爱去这些别人的歌台舞榭找乐。他并非一个善于交际和健谈的人，多数时间都看见他独坐在吧台边，抱着一瓶啤酒，打发着漫长的夜色。
人民路上段的屋檐下有很深的水沟明渠，原来也没有钢架盖子。终于某夜，醺然返邸的坑叔，一脚踩空，跌落在那沟里，众人拉扯上来时，脚骨却是骨折了。等我从外地回来时，去他那竹园小厨订餐，只见门上贴着一条留言，说是回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去了。
坑叔似乎一直单着，不少美女爱去他那美食，也许他并不善调情，真正留下的似乎也没传闻出来。他每晚辛苦挣来的饭钱，几乎当夜又多变成了别家的酒钱，这样的出出进进，构成了他寂寞中的快乐。眼看着青丝完全变成了白发，终于去年的一天，整个混大理的老客似乎都倾巢出动，人人在为坑叔凑份子，说是他在才村码头摆长街宴，要庆贺他的新婚。
很久之后，倦旅归来的我，终于在人民路看见了这位老新郎——他一直蓄着的银白胡茬，突然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似乎也染黑了，老嬉皮的服饰也焕然一新。一位女士牵着他的手，显得很恩爱地漫步在。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我们站在街头寒暄，我送上迟到的祝福。
之后作别，我目送他们的俪影远去。我在想，这位不爱香港爱大理的老哥，大抵再也不会在深夜掉进人民路的深沟了……
那时常出入于人民路的，还有这样一位爷。几乎他每次呼啸而来，都如御驾亲征一般，整个人民都要为之让路。他像驭马师似的用缰绳套着一群杂种小狗，形形色色的各种蓬头垢面。他的狗队撒欢奔驰于前，他挽缰调度其后，黑压压如一片乌云压境，路人无不侧目。
当然，衣衫褴褛污眉皂眼的他，显得比他的宠物们更加脏乱。他来到一些小食摊前，总会有人布施一碗剩饭残羹，他遂当街居中席地而坐，大快朵颐一番。这时，他那些宠臣便环侍于侧，若有生人靠近，顿作桀犬吠尧之状。
多数时候，他都是随着黄昏一起降临古镇小街;他和他的团队浑如暮色一般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就闯进了人们的视线。他从不开口乞讨，也许因为那些品种各异的小狗，可爱得像一群捉迷藏弄脏了面孔的孩子，于是总有人主动施舍。主人和狗受着同样的恩泽，伙食上也不分彼此了。
初那些年，他引人注意的是——他用缰绳驱赶着狗队，自己却始终背负着一具马鞍。他深藏在他的污脏外表之下，与整个世界沉默地对峙，绝无一句言语往来。路人对狗的喜爱和恩赐，成了他赖以生存的口粮。人类对这样一个看似龌龊和冷漠的同类，却鲜有一分悲悯。我好奇于他的奇异装扮，更对其畸零的身世着迷——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何以如此地自己驾驭着自己，懒散地驱驰于炎凉的世态中?后来，本地的朋友告诉我，他原是本地乡下的一个破落村民。也许先天弱智，或者血亲无常，总之，很早开始，就全靠养着一匹马聊度生涯。白天，他驮着游客上苍山观景，自个在马前揽缰行脚。夜里，无家可归，就与那匹马和衣而卧，长年栖息于洱海门的城门洞里。每天的苦力所得之菲酬，足够他与马的粮草。他们在冬夜的风季中贴身取暖，相依为命地熬过了许多的风花雪月。
　　上山的马道，崎岖一如人世。每天攀爬于此同一条荆途，枯淡也似他的人生。人有多累，马也必有多苦。而正常情形下，马齿尚不如人生之漫长。于是，马将老去，先于其主人而枯萎，而凋零，而在最后的长嘶中一去不归。在顿失唯一的伙伴和真正唇齿相依的马亲那些夜晚，人民路下端的城门洞，呼啸来去的穿堂风，哀鸣似作人声。
　　据说，他埋葬了那匹马，然后留下了那具马鞍，从此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那破旧磨损的皮革上，有他熟悉的马的汗血味道。他在世人的眼中，是真的疯了，再也无法进行正常的营生。他依旧每夜蜷缩于巍峨的城楼下，开始与古城的流浪狗残羹订交。他用曾经的马缰拴住那些同样迷途的小犬，自己扛着马鞍，每天黄昏逡巡于人民路上。
　　也许在他的视线里，那些奔跑欢跳的小狗，依旧还是他梦想中的马队。他只有背负着这沉重的鞍子，自己驱赶和驾驭着自己，才能找到曾经的幸福。仿佛在过去，他就是这片土地和巷陌的亲王，是市井臣民真正的领驭者。虽然而今壮士老去，匹马无存，他依旧还要巡视自己的封地，还要继续强撑着活在自己孤傲的命途中……
他这辈子果真全是错的。直到归来乌镇，这才似乎渐渐“对”了。那些不敢敲门的读者，远道而来。我曾亲见晚晴小筑大门口站着一位广西青年，时已深秋，穿着夏衫，周身瑟瑟发抖，自说等了一整天。天黑了，再次回报先生，他还是不见：“可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色 　　此刻我在纽约，在杰克逊高地的家。出了门，向北而偏西，步行半小时便是圣马可墓园;偏东而向北，沿82街走十分钟，就能看见木心当年的旧居。到临翌日，难免时差，黎明就醒了，我走去墓园看望母亲，折返时，天色大亮，顺便绕到木心的旧居前，站了一站。
　　阶梯上端的门窗仍是紧闭着，去年前年来，总想知道哪户人家租住着，然而四下僻静，无人可问。掐了烟，正要离去，见邻家有位南美汉子远远看我，我就上前搭话，才知这寓所空置多年，并没有租客。难怪。瞧那门墙萧然，实在破旧了，窗户上端的空调周边，锈迹斑斑。爬墙虎是消失多年了，据那位男子解释，草叶会生一种虫子，早经断根，所幸木心居住时，满满地绿了几年。
　　这里和皇后区所有民宅毗连的街道一样，木心旧寓混杂其间，难以辨识。他辞世后，我来探母期间走去一两次，此外还有谁呢，今年春夏，竟有位旅居加州的木心读者独自寻来了——好浪漫，好诚心——之后写成短文。我相信他不愿写出失望，只因知道文学课讲义写在那扇小窗内，使他在找到的一瞬，激动片刻，不然，这里不可能坐实任何有关木心的想象。我是本地的老居民，离得近，随时散步来去，虽有凭吊的意思，但十多年来关乎木心的一切，早已换在乌镇。
　　此地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退回与木心时相走动的1990年代，这里是活的。每次去，固然先已电话约好，到得楼前，大声叫过，老头子开门下看，就那样静静地笑了，说：来来来。常在我登上扶梯时他已说了什么好玩的话，等我纵声“痛咥”(编注：咥读音为“戏”，指笑)——这古语是他教我的，好不难解——那时，木心比我如今的年龄不过大几岁。
　　人在岁序中度日，很少念及今后。当年的“今后”，就是现在：现在，木心的身后事都在乌镇，我一件件做着，纽约远在天边，可是一朝回来，忽已站在小楼前，旧寓，街树，历历俱在，没有变迁，便好似没有岁月，我像是从未归国，当场停在1990年代。
纽约皇后区杰克逊高地82街木心旧居。照片摄于不同时日，夜晚图可见旧居左右有居民，木心旧居一片黑暗，没有租客。
1994年2月摄于世界文学史讲课结业聚会，左起：胡承华、章学林(“副校长”)、李全武(“校长”)、黄素宁、金高、木心、殷梅、孙韵(聚会地点就在孙家)、黄秋虹、李斌;前排左：小翁、陈丹青。
杰克逊高地的岁月
回想那段时光，真是好险。1994年文学课结束时，木心已在望七之年。自从迁来杰克逊高地，他给华语报持续发文，又在台湾接连出书的阶段，大致结束了。就我的记忆，《诗经演》(台湾版题曰《会吾中》)是他生前在对岸出的最后一本书。他的收入少了，却得意起来，自以为不必“粉墨登场”，可以整天弄自己的花样，“裸裎而行”了。
“诗经么，老早就想动呀，怎么动呢，像只狗一样绕来绕去几十年，不敢溜进去哎!”头几首出来时，他眉飞色舞要我读，顺着我目光一行行往下指，等不及地絮叨着，享受他唯一的放纵：
“舒服吧?舒服啊!你看，这几句接得多服帖。”
三百多首写成后，他手制了灰褐色的书皮和封面，捧在手里弄来弄去。今年从遗稿堆取出这本“书”，小代掀开内衬，给我看，只见“丹青抄本”几个字，是木心的字迹。这事我竟忘了。想起来，却是清晰如昨：那一阵我迷他小小的硬笔正楷，他大概需要副本吧，便取了正稿交给我，说，你去抄去。几星期后给他看，“嚯!简直乱真，”他装作惊喜的样子，“这笔熬不住啦，手脚横踢，像小孩子睏觉!”
是的，那些年我们相顾倾谈，动辄“痛咥”，唯独不涉将来，我瞧着他这样地老下去，心里想，将来怎么办?
他那时的心事是大陆能否出他的书，然而茫无头绪。我们与国中的文界毫无联系，1990年代我还没写作，既不认得出书人，更何谈出版社。那一阶段，老友刘丹倾力襄助，日后给先生的绘画归了好藏家;1994年，他出资请先生与我游历英国，住在他赞助人的那幢都铎古堡里，度过三周逍遥的时光。木心久在构想长篇小说，刘丹甚至物色了翻译人选。书名，老头子早经想好了，叫作《瓷国回忆录》，拖了好些年，终于有了开篇，我头一次电话里听他语音发颤：
“丹青啊，昨天开始写了，一上来就写牢房里放风，你听好……”于是他一字字念。
此后没有下文。我也不问。瞅着哪天胡聊的空当，我说，弄什么长篇啊!你的短句谁能写呢。很难描述他听后的神情：满脸留着不甘，心下似乎预备释然。那天在街上走，我又说起，他仍是绷着，我用了计：“你想想看嘛，19世纪那样的读者现在还有吗?”老头子忽而一挫身，开颜笑了：“你这样子讲法，我倒要听。”旋即支开话头，忙不迭乱讲别的戏言了。
“来来来”，有一回他叫我过去，是哪位朋友送他大块鹿肉，说要煮了一起吃，只犯愁佐以什么菜料。我说，你的《竹秀》不是有莫干山的羊肉炖萝卜么。“喔唷!是呀!” 木心大喜。又一次是上海来人带了大闸蟹，居然混过海关检查，到家解开看，个个蠕动着，蒸起后，满屋子江南的鲜香，只见木心目灼灼端着烟，忍着笑，显然又想到什么句子了：
“怎么样——简直神圣!”
每次听音乐，他却从不作声。有一段很少被演奏的海顿朔拿大(Sonata，奏鸣曲)，委婉而标致，我拿去塞在他音响里，要他猜是谁。老头子又像动了什么隐衷，全程默然，只是听。
1996年木心迁往森林小丘，我们都为他高兴。黄秋虹以自家新置的独栋小楼拨出一层租给先生，宽敞，房间多，附有后院。我陪木心选了几件古董家具，他就摆开历年搜罗的小古董，其中有西班牙人盛酒的皮质“巴瓏”，还有他幼年从洋书里看来的西式挂钟，钟一响，木制小鸟倏然钻出来……他的境遇渐趋开朗了，耶鲁大学美术馆为他筹划了高规格展览，印了好画册，新世纪开幕后，巡回夏威夷美术馆及纽约亚洲协会。2003年春我去看望他，正遇上主办方快递了一篮子鲜花到他门前。
而他居然不肯出席耶鲁展的开幕式。难缠的生性啊，羞怯，狷介，垂老的决绝，如对自己挑衅。我当即凶他：“你这是不给人面子呀!”他扭头不看我，平静地，很轻很轻地说：“不去。去做啥?”这是我俩久经熟悉的短促僵持，待彼此心软了，他于是聊他的新诗，转瞬飘然，背诵着某句，自己佩服自己——《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便是在森林小丘写的。交给哪里出版呢?没有哪里。他的兴致是在书影，特意找来安徒生剪纸的图样，贴贴剪剪，做成诗集的封面，喜滋滋摊给我看，嘴里嘟囔着：
“成功?啥叫成功?成功嘛就是你写出来了呀!”
这都是后来之事。相较1980年代寓居琼美卡(Jamaica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东部，华人习惯用广东籍早期移民的音译“牙买加”，木心却改称为“琼美卡”)时期(刚刚恢复写作)与森林小丘时期(他渐渐有了收获)，蜗居杰克逊高地这六年，画册、展事、巡回、鲜花，全无端倪。除了窗外的松鼠、爬墙虎，他所神魂颠倒者，是一首接一首无用的新诗。
他焦虑吗?日后的诗集页面干干净净。“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那位艺术家就躲在杰克逊高地……转机，是在1999年岁阑，王安忆受陈向宏托付，给我拨通越洋电话：乌镇请他回来。我记得禀告时他的脆弱的语音，如临祸端，而纽约生涯就此改变了。虽然又过了七年他才动身，但我们分享鹿肉时无从想象的“将来”，开始了。
之后的故事读者大抵知道，结尾，是木心的葬礼。那时——我说的是杰克逊高地的岁月——上百位1990年代的大陆幼童，就是日后赶来为他送葬的80后青年。
乌镇东栅的木心故居纪念馆展厅。
纪念馆开了，我们把木心扔到大街上去了
今年(2014年)5月，故居纪念馆总算落成。9月杪，位于西栅木心美术馆的外壁脚手架，终于拆除，模样出来了。来年春，美术馆墙根基部分将要放水浸入，与西栅的河道连成一片。
　“风啊，水啊，一顶桥……”
在死床的谵妄中瞧着美术馆设计图，三年前，木心气若游丝，喃喃说道。他究竟弄清楚那就是他的美术馆吗?东栅，游客蜂拥，瞧着纪念馆标牌，纷纷问：谁是木心?开馆第二天，我亲见几对相貌好看的都市白领牵着手进门，略一张望，即回身出馆。他们是对的。馆员说，陈老师你不知道，每天都有木心的读者从各地专程赶来，盘桓终日，还有连续三整天待在馆内，踯躅不去的人。入夏，有位外省大学男生来到乌镇，也是木心的小读者，只为在馆内谋一看守的职位，我初秋去，见他站在入口处，不声不响。
纪念馆的投资与施工，固然全由乌镇包揽，此外，向宏放手交我去做。此事没有二话，但我从未弄过纪念馆，全程助我的小代、小匡，更是布展的白丁：木心，绝不会想到身后是这三条老少野狗弄成了他的纪念馆。白天的忙碌，不去说了，夜里我们团团坐在吃饭间的八仙桌旁，筛选先生的手稿与照片，入冬，那里是全楼最暖和的角落，木心在时，饭后常会移坐到南墙的沙发上抽烟。
忽而小代笑了。我知道他又想起木心的哪件勾当。他说，有天先生在沙发上幽然说道：“大思想家的鼻梁都有一道平行的皱纹，”他指指鼻梁与眼角对齐的部位，一脸认真：“可是我没有。”小杨比小代先来半年，说是老头子看他拘谨，便讲笑话：入室的窃贼猛听得主人进门，慌忙躲进米袋。“谁?!”主人厉声喝问——“米!”袋子应声回答。小杨长一对很深的酒窝，说到这里，笑得浑身发颤。
我已不记得怎样填满三间空荡荡的瓦屋。绘画馆最先布置出来，待数十幅画作上了墙，我忽而想到：自1949年直到他死去，木心的画作从未在大陆展示。开馆前两夜，我们弄到深宵，游客尚未涌入，小小纪念馆有如我们的私产。放大的剪影使木心好像活转来，我在文学史讲席最后一课偷录的影像，将他拉回二十年前的岁数。当电工接通视频，调高音量，当年课上的哄笑骤然爆响，老头子又在唠叨了，这次，课堂是在故园。
开馆那天春雨豪注，下午，游客涌入。我们退出霸占一年的场地，穿过花园，躲进各自的房间。镇守纪念馆的不二人选，是小代，但他先已拒绝。冷眼看着参观的人群，他掉头走开。他当然会助我下一程，即西栅木心美术馆的庞大工作，之后，他说他打算离开乌镇。
有件小事不易忘记：江南潮湿，纸本展品全是高仿真复制品，临到最后阶段，真实的遗物一件件移了进来，礼帽、皮鞋、手杖、笔砚……唯展示遗稿的小橱柜，颇费思量。我要小代取来先生的老花镜，摆好的一刻，看出小代有心事，布展的琐细我都与他商量的，于是问，你看怎样?
小代不看我，不做声，怔怔地瞧着那副眼镜。他是木心的家人，侍奉先生，日日经手这些物件。我说，你心里不舒服，不愿意，咱们收回去。他还是不作声，默然良久，最后依了我，将玻璃盖罩上。
开馆后小代回乡探亲，行前，文学馆橱窗的几件真东西——《伪所罗门书》全本手稿，世界文学史三大本讲义——被他起出玻璃罩，全部收回。其时我已回京，得到他报告此事的短信，无话可说。难为他没取走那副眼镜，成全我——包括爱木心的来访者——也亏他懂事，他知道，顶顶要紧的遗物，还是手稿。先生渴望全世界读到他，然而手稿便是手稿，等同隐私。如今我已目击什么叫作无主的遗物，更亲历这样一种两难：我要守护这个老人——他曾以怎样的徒劳与意志，守护自己——同时，将他交给不认识的人。
“我们把木心扔到大街上去了。”我对小代小匡说。他俩梗着年轻的脖子，目光顺开。但我其实羡慕小代，眼下他仍住在晚晴小筑(木心故居纪念馆别称)，角角落落都是木心。我呢，早已和先生空手分离。
小代和施工队、布展队正在往木心故居纪念馆墙上贴字。
直到归来乌镇，他才似乎渐渐“对”了
木心，几次三番说起过一件事，带着自我的神话感，圆瞪双眼。他说，加州的童明那年专程来杰克逊高地采访他，谈到深宵，有一刻，当他刚刚说出自以为绝好的意思，登时，窗台外不停不停地有只夜鸟欢叫起来，叫到黎明。木心迷信——或者，这就是他所谓的诗意——我听出他要我明白的意思：这被视为征兆的鸟叫，不是关于俗世的命运，而是，天界正在报告他的非凡。
我知道，他不会满意我此刻选择的词(虽然他教我留心下笔的分寸)。不论如何，在他种种迷信念头中，从未料到身后会有纪念馆，更没想到是在故园。
他在故国何曾梦见纽约生涯?飞机降落了，纽约五岛逶迤展开。我茫茫辨识木心曾经居停的几个点：先是曼哈顿林肯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左近的一两年，之后，是皇后区琼美卡郡六年，寄居曹立伟寓所一年，杰克逊高地六年，最后，森林小丘的十年——迷信归迷信，他知道，每一程迁移便是年命的注销。2006年永别纽约，他乖乖地缩在轮椅中，收敛目光，不转睛，平看着前面，百依百顺。
有一次他停下讲课，瞧着我们，恬静地笑了——近乎温柔的“痛咥”——“说老实话，我们都在硬撑。”这时，他忘了那只深宵鸣叫的小鸟。说起另一句，他笑得更欢，像是报告喜讯：
“我这里门开出去，死路一条。”
他这辈子果真全是错的。直到归来乌镇，这才似乎渐渐“对”了。那些不敢敲门的读者，远道而来。我曾亲见晚晴小筑大门口站着一位广西青年，时已深秋，穿着夏衫，周身瑟瑟发抖，自说等了一整天。天黑了，再次回报先生，他还是不见：“可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色找来了。给他买件衣服吧。”真的，在纽约，在各种微茫的虚誉前，我无数次目击他脸色一横，断然罢休，叫我不要替他去做。
如今诸事再不必征询他了，这是我唯一的快感，同时，悲哀而无奈何：纪念馆的布置，有如复仇，也如背叛。年来我和小代小匡不暇思索地做着，几次说：要是先生能看到，该多好啊。开馆那天，瞧着人流涌进场馆，忽然我不愿想象此刻先生活着，由小代小杨扶出来。
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据馆员统计，大半年来，单日的参观者多愈千人，少则愈百人。不消说，那是旅游旺季与淡季的数据，数据不是人，更不是文学。海顿与贝多芬的故居纪念馆，就我所见，常年空寂，木心这里要算人气旺的。有过一两次，我因事穿过纪念馆，撞见陌生的参观者，赶紧闪开，心里竟不起丝毫感喟。为什么呢，我想知道。
兵营的号声
军号不悲凉
每闻心起悲凉
童年，背书包
放学回家的路上
夕阳斜照兵营
一只号吹着
多亏小匡，纪念馆墙面的文字大为改观。初期的选段多取先生自述，上墙后，小匡礼貌而断然地对我说：陈老师，要有先生的诗。木心长久怨我的无诗意，怎给忘了呢，我着即采纳。好几个夜晚，小匡小代捧出木心的所有诗集，轻声商量，他们远比我熟悉先生的篇目，提及某诗，旋即找出来。咦!我从未通读他的诗，经晚辈指点，而竟遭遇了好几首不曾留意的木心，譬如这首《号声》：
家里没有人似的
老年，移民美国
电视里的夕阳，号声
号声仍然说
世上没有人似的
有谁注意到这首吗，落款1995年，文学课业已结束，木心尚未迁离杰克逊高地，《我纷纷的情欲》多半也在这里写成，《号声》即为其一。以我的偏嗜，喜欢读他写自己的小诗——“得意归得意/伤心真伤心”(《晚声》1994年)、“忆儿时春来养蚕/蚕蚕而不蚕于蚕的样子”(《蚕歌》1994年)——唉，躲在爬墙虎环绕的小窗内，原来他写的是这些诗，而书写长篇小说的煎熬，也在同期。那年我借他托尔斯泰的《复活》，他读了(当然，他早就读过)，一脸心悦诚服而万念俱灰，哑着喉咙，用一种近乎蛮横的语气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
怎样好法呢，我问他，他说，“从容不迫”。日后他缓解嫉妒的招法，便是取《复活》的段落，写成《帝俄的七月》《库兹明斯科一夜》。我还递他《枕草子》，他又那样地神色软下来，一脸无可奈何。不久，果然，他动了其中几段，愈发清洁而简单，不像散文，也不像诗。
临到晚年的一次漫长发作，便是他的文学课，那是他给自己的交代，有如回声。当他痛论尼采，说这位德国佬尚有“堂吉诃德”的一面;他呢，出于自嘲抑或策略，总乐意招认己身的“哈姆雷特”性，但我亲眼目击二十年前的杰克逊高地，也住着一位堂吉诃德，我们这一小群，是围观风车的人，或者，一度成为他的风车。
他果真给我们聊了五年的文学么?今年，带着尚未了然的固执，我再三再四走去那幢小楼，停一支烟工夫，毫无感伤，而是，平静的、近于窒息的惊讶。非得到他死了而我站在昔年的现场，这才看清那时的木心，多么疯狂。我以为，那份文学讲义甚至比“狱中手记”更疯狂：“文革”中的木心尚属壮岁，与囚禁他的势力，难解难分，以致胆敢硬做惹祸致命的事;而在纽约，命运根本不理会杰克逊高地这位异国的流浪汉，一个孤单的老头——加上几个乌合之众——为什么他的求生总像是在找死?当年，就在这窗台里，他满心狂喜谛听彻夜的鸟鸣，周围是岁岁逼近的绝望，陪他写诗：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和蔼， 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皆可原谅
　　迄今我无法想象他在上海被囚禁的处所，但是三大册厚厚的文学史讲稿，确凿写在这幢砖砌的小楼。
　　小代是对的。他不愿看见老头子的物事一件件拿去外面给生人看，宁可锁在家里，齐全、完整，好比先生仍在世。有一天小代会离开，带走只有他知道的往事，而我私藏的木心记忆，并不在乌镇。纪念馆，是献给读者的礼物——但愿没有言过其实——读者没见过他，是要有个场所给大家找他。他死了，近年得名，变成被想象的人物，变成一组寻章摘句的辞令，或者，缩减为一首短短的小诗，《从前慢》。
　　木心被扔到街上去了。我在纽约找他。事情怎会变成这样呢，我没想到：我自以为试着为他赢得尊敬，可是当《文学回忆录》面世，故居纪念馆落成，我越来越牵念的却是僻静的杰克逊高地，是那年头默默无闻的木心。我曾认定这里是他的孤绝之境，直到他死了——直到这份稿子写到快要完篇——我才幡然醒悟：那段无望而嬉笑的日子，最真实，最好玩，电话打过去，老头子穿着家居的棉背心，给我开门。
　　位于E号地铁线末尾一站的琼美卡郡，很远，去森林小丘须转两趟地铁，也很远。那两处公寓老早有了新的租客，唯杰克逊高地这幢空荡荡的小楼，一点没变。多好啊，真是天意，如今散步走来，没人知道我是谁，没人知道，这里是木心留给我的纪念馆。
　　—30日写于纽约
　　纽约皇后区杰克逊高地82街木心旧居正门。
六年过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依然澎湃有声。她以普通人的命运与福祉为坐标，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呼吁胜利者重估胜利的意义与价值，质疑任何抽离了普通人的命运与哀乐的胜利，包括失败，这一切对于至今仍居主流地位的成王败寇历史哲学，具有强有力的解构。
&潮水般的掌声，将龙应台迎接到讲台中心。18日下午4时，本届香港书展迎来了真正的高潮。
3点半，会展中心二楼会议厅前的人龙已经蜿蜒九曲。开门之后，可容纳1600人的大厅迅即被填满，主办方开放隔壁会议室，让未能进入大厅的人在这里用录像设备同步收看演讲。根据主办方的即时通报，这个可坐1000人的会议室，也告坐满。
去年书展的李敖、李戡父子演讲，也在这间会议室，同样盛大，但规模显逊今日。
一个操持文字的人，一个直面现实的思想者，其文字与思想如此被人需要，能获得不让当红歌星、影星量级的追捧，无疑，已经令这场演讲升级为一个事件，更堪称时代对思想者的加冕。
(7月18日龙应台香港书展演讲现场。章诗依拍摄)
这既是演讲者本人文字与思想的号召力使然，也与如下两个因素未始没有关系：去年底，国民党选战失败，龙应台辞任高官，此次莅港，是她卸任后的首次公开演讲，自然引人关注。主持人邱立本先生在致词时开玩笑说，龙应台卸任后的第一次，就献给了在座的听众，献给了香港;其次，近一二年，两岸三地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激荡的现实，这时候，听听龙应台怎么说，或许也是人们的心理需要。
龙应台上一次在华人世界掀起思想的风暴，是2009年《大江大海1949》的出版。这部书从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写起，旁及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迫害，写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及至“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先生高度评价此书，他说：“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大势的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1949》一书的基本特点之一。”
六年过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依然澎湃有声。她以普通人的命运与福祉为坐标，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呼吁胜利者重估胜利的意义与价值，质疑任何抽离了普通人的命运与哀乐的胜利，包括失败，这一切，对于至今仍居主流地位的成王败寇历史哲学，具有强有力的解构与解毒价值。
“我离开三年了，这三年，你们真出了太多的事情。”开场白中，龙应台以温暖、关切的口吻，对香港、香港人表达了抚慰之情。的确，过去的几年，这座城市，这座城市里的人，在一场接一场的风暴中，已然心力憔悴。
然而很快，她就以让观众举手的方式发现，芸芸听众中，来自大陆的占了压倒性的优势，香港听众也就占两成到三成的样子。事实上，在提问环节，来自大陆的听众也更为踊跃，以至于龙应台不得不提出，她想听到有人用粤语来提问。
数千听众中，来自大陆者占居绝对优势，固然与大陆庞大的人口数量有关，但另一方面，或许也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广袤的大陆，更渴望她的思想，更期待她的启迪。而整场演讲的基调与氛围，也足以支持这一判断。
的确，一个经历了大江大海的国家、族群，换言之，一个相互制造了太多苦难的共同体，如何放弃胜利者的虚荣，失败者的沮丧，又如何谦卑地面对普通人的苦难，进而在波涛汹涌中，还能承认我们是共乘一船的同胞，这样的演讲主题，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傲慢，颠覆了胜利者的虚妄，更击中了当下人们心头的痛，如何不让人怦然心动，五内俱热?
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用影像，用图片，用他国他族相似的历史，有时伴以情难自禁的泫然泣下，龙应台急管繁弦地阐述、强化着上述命题，营造出强大的情感冲击能量。至少，放眼我周遭的听众中，不乏低头拭泪人。
她动情讲述波斯尼亚一座城市在内部厮杀之后修复创伤的努力与艰难。一个村落，八千人被屠尽。一座建于16世纪的古桥被炸断。“这是记忆的被炸断”，她说。浩劫过后，厮杀过的人们努力寻找共同的美好记忆做修复创伤的纽带，找来找去，最后决定在市中心立一座李小龙的雕像，因为这个遥远东方的传奇，曾经是不同族群的快乐公约数。然而，雕像立起来才一天，即被捣毁。
她播放黄广海与他自制的地球仪的故事。20岁时的黄广海，经历淮海战役后，被不可抗拒的时代狂潮裹挟到台岛，1954年，因在与香港朋友的通信中批评国民党政府，以“连续传播不实的消息以动摇人心”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用一只报废的排球，耐心而精准地画出经纬度，制成一个地球仪，用以陪伴自己的铁窗岁月。20余年后，尽管迟到，但正义还是来了。黄光海获得500万台币的补偿，他花去200多万，周游了世界。他在狱中自制的地球仪，被收入人权博物馆。　　
(黄广海自制的地球仪)
龙应台认为，向黄广海表达感激与道歉，当时任文化高官的自己还不够，必须马英九出面。可是，在马英九与黄广海见面时，一只鞋子却突如其来地横飞过来。这只鞋子，令龙应台黯然神伤。“我希望这一时刻是黄广海独有的。领导人是谁不重要，应该有人对他说一声‘对不起’”。讲到这里，龙应台泫然泣下。
她认为，唯一可以给黄广海们的，是记忆，是对他们的记忆的倾听。而倾听是一门功课，不是躺在沙发上的边看边听。
她主张，辩论历史的对错，不如及时的慈悲，人活着时的慈悲。
她祈求开启一个不残酷的时代，祈求千万不要让战争再发生，因为战争永远意味着普通人的苦难。
“我们欠一个时代的大倾听。倾听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声音，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因为今天，无论台湾、香港及大陆内部，以及彼此之间，都有太多的不信任。”
她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仓皇的世纪。战争，贫穷，流离失所，是二十世纪的胎记。背靠民族过往的苦难，面向血泪交织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她呼告：“温柔倾听的时刻到了。”
吴敬琏：“我不完全反对赌场，但我坚决反对没有规矩的赌场。当年中国股市是一个很差的赌场，一个不讲信义不讲规矩的赌场，一个可以偷看别人底牌的赌场。现在中国股市有所改善，但市场规矩还时常被人破坏。”
当然，我的经验也可能比较偏狭，这些问题提出来，你可以思考下。
吴小平问：
都说您是“赌场论”的发明人，这个观点，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被引用最多的理论之一。当年，这一理论直接形成了多年熊市。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了今天，资金规模已经是原来的很多倍。您认为，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