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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为什么德国记住了‘二战’，而日本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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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关于历史的回忆与重建&
——&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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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阿斯曼（摄影：刘兵）
扬·阿斯曼（JanAssmann，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德国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mann，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英美文学专家）
燕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在回忆中重建美好
燕舞：我们的采访先从最形而下的“记忆”开始吧——您的出生地在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您的家庭背景又是什么样的？您日后对童年时期亲历的“二战”有清晰的记忆吗？
扬·阿斯曼：我出生在朗格尔斯海姆,是德国中部哈茨山脉（Harz,横跨下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三州，德语“Harz”源于中古高地德语的单词“Hardt”或“Hart”,意即“山林”——采访者注）地区一个很小的城市。出生后不久，全家就搬到了吕贝克（L&beck,位于德国北部石荷州，距离汉堡60公里,系欧洲历史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之一，1987年成为北欧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这座著名旅游城市被当地人称为“留比凯”，意即“迷人的地方”；也是“汉萨城市联盟”的中心，人称“汉萨女王”；2003年，与浙江绍兴结为“友好城市”——采访者注）附近，童年到10岁之前都是生活在吕贝克。我不是犹太人，整个家族也没有犹太血统。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祖父、曾祖父是来自汉堡的商人，他们与海外，比如印度，有很多的商贸往来。
在“二战”爆发之前，吕贝克是非常漂亮的。它是建于中世纪的古城，多次被选为欧洲最美的古城之一。这个城市中有七座最主要的大教堂，其中有两座是双塔式的，远远地就能看到这七座教堂的塔楼耸立在中世纪的小城之上。那些教堂塔楼的外墙包裹着黄铜，黄铜生锈以后全部变成浅绿色的。这是一个风光非常优美的城市，可惜,在战争中遭到损害。
那时候我画了很多画。我对于自己身处的这座美丽城市被毁的心理适应，只能通过绘画得到疏解，这也算是我童年时亲身从事的艺术活动之一。
遭到轰炸之后，吕贝克的那些瓦砾堆却成为我们小朋友游戏的场所。我们每天都会跑到瓦砾堆上像挖宝藏一样去玩耍，去寻找那些对成年人来说也许不值钱的物件。对于童年时的我们来说，在轰炸之后的瓦砾堆中无意中发现别人家浴室里面残存的一块很漂亮的花纹瓷砖，就如获至宝。这可能是我童年时代最早开始从事的类似考古发掘的工作。
吕贝克的音乐也很有特点，这座城市盛行教堂音乐，每座教堂都有很古老的管风琴,有很多室内乐队的演奏。当时，那种巴洛克式风格的音乐并不是特别风行，流行的还是比较先锋的音乐。我妈妈的朋友有很多是从事音乐的，她们经常在演出之前来我们家排练，等到音乐会演出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孩子往往都跟着一起去看这些音乐会。有时，我家也开一些小型音乐会。作为一个小孩，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触到很多美妙的音乐。
吕贝克是1942年5月英国空军轰炸的第一座德国城市，因为1940年11月德国空军轰炸了英国的考文垂(Coventry)。那是一个非常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作为一种报复，英军挑选了德国最美丽的中世纪古城吕贝克作为轰炸目标，1943年、1944年又陆续轰炸了很多其他德国城市。
我们小孩子当时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也不会去想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是不是正义的一方。但是，对于战争带来的破坏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后来想重新通过回忆赢得过去的心理感受，其实奠定了我后来进行“文化记忆”研究的基础，也是后来从事“文化记忆”研究的一个驱动力——你亲身经历过，你特别珍爱的城市被毁掉，你特别希望在回忆当中重建它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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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达·阿斯曼（摄影：刘兵）
埃及学是欧洲人的一种“发明”
燕舞：您在慕尼黑、海德堡、巴黎和哥廷根学习埃及学、古典考古学与古希腊文学期间，曾受法国埃及学家波瑟内(G.Posener)和德国埃及学家奥托(Eber-hardOtto)两位名家指导，他们的治学风格的差异大吗？他们对您的成长具体有什么影响?
扬·阿斯曼：这两位埃及学家治学风格的差别是很大的，波瑟内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跟着他写了博士论文；奥托先生是一个“通才”，他几乎熟悉埃及学的所有相关领域，比如语言、艺术、建筑等，他几乎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自己的见解，不过他是带有一丝嘲讽的，觉得古埃及的这些古老艺术不能被特别严肃地对待。
波瑟内先生是一个语言学专家，非常专注于研究古埃及的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对于古埃及的一切有着无比的热情。这种热情慢慢地也感染了我，我也接受了这种科研态度的影响——对研究对象非常非常认真，我的研究方法也比较贴近波瑟内先生的治学路数，即从文本分析着手了解其意义以及符号背后隐含的想传达的意思。我师从奥托先生四年，虽然追随波瑟内先生只有一年，但波瑟内先生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波瑟内先生也是我在同行当中关系最好的，是我一生的挚友，我俩经常写信或拜访对方，哪怕我后来到海德堡大学去工作。
我受波瑟内先生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埃及学是专业性极强又很偏的学科，必须有极大的热情才能从事埃及学的研究。
燕舞：在您求学的年代，埃及学的研究重镇就已经在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吗？埃及本土在埃及学的研究版图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扬·阿斯曼：埃及学其实是欧洲人“发明”和创立出来的，跟如今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其实没有太多关联。从公元四世纪、五世纪、六世纪一直到七世纪，欧洲对古埃及不间断的介绍、报道一直非常多，使得古老的埃及始终处于人们的视野中，而且也是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公元1798年，当拿破仑带领军队占领埃及时，他还带去了200多位工程师、研究古埃及文化的学者，这样一个队伍对古埃及的文物进行了发掘，对它的文字进行解读，慢慢地建立起了“埃及学”这样一门学科。在欧洲人建立起埃及学之后，埃及人才开始对自己古老的历史产生兴趣，很多埃及的学生逐渐从埃及到欧洲来留学学习埃及学。
那时，埃及学主要有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法国的巴黎，一个是德国的柏林。巴黎侧重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柏林则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古埃及文字进行分析，研究出它的语法。
最近15年以来，生活在埃及的一些人也开始对埃及学有了一些兴趣，此前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兴趣有所减弱，现在慢慢又“回暖”。有很多埃及的中学生跑到欧洲的博物馆参观，这里陈列了很多古埃及庙宇的残垣断壁。整体来说，埃及学其实是欧洲人的一种发明，是他们的一种设想或者说重构。希腊和以色列非常注重自己历史的研究和考古发掘，一旦发现什么新的文物，他们会视为民族自豪感来源的一部分，但是埃及人对于自己历史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往往觉得无所谓。
燕舞：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所以中国史学界对埃及和埃及学也有着特殊的兴趣。如今中国的埃及学也有所发展，比如，尊着译者金寿福先生1991年至2001年于海德堡大学师从您，他是您指导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吗？
扬·阿斯曼：对，金寿福是我指导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后来指导的亚洲博士生都来自日本。金寿福读博士时，认为古埃及和古代中国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人口众多，而且两个帝国受到的书写文化特别是文字以及教育的影响都非常大。
在古埃及和古代中国，文字系统特别复杂，难于书写,所以能够掌握书写技艺的人都属于精英，而这些又体现在“治国”之道中，这两点之间的关联特别密切。所以，我当时建议金寿福研究这个题目，他后来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古代埃及书吏（“书吏”是成为“官吏”的初级阶段，并非所有书吏都能成为官吏，但所有官吏都必须经过书吏这个阶段——采访者注）的职业道德观念的——从书吏们的自传以及通过分析和比较由国王、王子和高级官吏撰写的“说教文”，来重构古代埃及书吏乃至官吏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并且说明其发展的内部机制和受到的外部影响——基于对书吏这个职业在古埃及和古代中国的从业道德与标准的对比。
金寿福在这个领域有一个重要发现,即在古埃及，作为一个理想的书吏，他并不是一味按照单纯的“公平”观念和标准来维护社会秩序，而是根据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贫富差距区别对待，分别使用判决和调节的手段。他让人信服地勾勒了古代埃及文化中的形式、准则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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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的跨学科特征
燕舞：你们赖以成名的专业分别是埃及学和英美文学，最开始你们是怎么从各自专业领域如此大幅度地跨界到提出“文化记忆”理论的？
扬·阿斯曼：埃及学的研究范围本身就非常广泛，它包含了关于古代埃及的一切领域,其中涉及考古的工作，也有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分析，还包括古埃及的文化、法律、经济等几乎所有的一切。所以，总的来说，埃及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科学。古埃及人相信“永生”，他们希望自己在身体死了之后仍然可以留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所以他们修建了无数的纪念碑，不希望自己消失。即便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也不断地想到过去对现在以及未来的影响。所以，在对古埃及的研究中，“回忆”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
此外，童年时代在吕贝克的经历，也推动我去研究对过去的记忆如何影响到现在的身份认同。
必须强调的是，“文化记忆”理论是我与太太两个人共同研究的成果，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构思和提出了这个理论。
阿莱达在大学的主专业是研究英美文学，副专业是埃及学。在日常的对话中，我俩也会不断地讨论这些学科的交叉部分，在家里的对话也相当于一种跨学科的对话。后来，我俩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这种合作是我们典型的工作方式，主要以“文化记忆”作为研究的重点，一套相关的研究性丛书现在已经出到第13卷了。它研究“文化记忆”所有可能涉及的小的学科和方面，包括一些历史和文化传统怎样进行传承等。
阿莱达·阿斯曼：我是在“二战”以后出生和长大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经历的是战后德国逐步走向经济繁荣的过程，是生活进入到一定程度的富裕、非常稳定和安全的时代。而且，那个时期德国跟美国的交流特别多，也给我创造了很多的机遇，所以我高中时去美国交换和学习了一年，也因此那个时候学了英语，在大学时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
1980年代,经历“战后”四十年沉默的德国出现破冰之举——回忆历史，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那代人希望惨烈的战争不要重演，希望把这些抛得远远的。年轻的被称为“六八年一代”的德国人，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在当下再现过去的运动中。他们当时积极参与了很多民间自发的行动，比如，收集签名以支持在柏林修一个犹太人纪念碑。当时的政府不想做这件事，学校的老师也是反对的，他们都希望已经过去的这段历史不要被重提。“六八年一代”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地去面对这段历史。
燕舞：“跨学科”显然是“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突出特征，扬·阿斯曼教授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一章“回忆文化”的第一节中重点援引的“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是社会学家。您二位都术业有专攻，我在准备这个专访的采访提纲时，也专门写邮件请教了正在埃及访学的北大历史系颜海英教授，她认为先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源头，便是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及由此开始的“心态史学”，因此需要从心理学的理论着手来理解“文化记忆”理论的一些基础性概念。
扬·阿斯曼：弗洛伊德研究的重点，包括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过渡是如何实现的。比如，古埃及是“多神教”，但它相信有一个总的神，神性的显现是通过很多不同的神来体现的——宗教就像一个浩瀚的宇宙，这个总的神就是太阳神，由国家来负责跟太阳建立起一种关联。古代中国跟古埃及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国家在宗教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国家建立起了普通人和所信仰的神之间的一种关联——在古代中国经常说到“天”，统治者以“天子”自居，他宣称能够跟“天”相通。
而《圣经》所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思想，所做的最大的进化，就是打破了国家在与神的连接中所起的传递者的功能，上帝才是最终的裁决者，国家只不过是从属于上帝之下的世俗生活里的一种组织架构方式而已。
在“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的心理方面的变化，弗洛伊德的研究把这种变化最终归结于“俄狄浦斯情结”。
但在我的研究中，包括法国的“心态史学”在内，重点并不是回归到“俄狄浦斯情结”，而是关注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过渡怎样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研究宗教的变化对于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潜意识的影响。
我不是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命运的兴趣，来自于三十年前所认识的一位非常重要的犹太裔哲学家和宗教社会学家雅各布·陶布斯(Jacob
Taubes,1923年—1987年)的影响。我们自1980年代中期成为挚友，虽然认识几年之后他1987年就在柏林去世了，但是这段交往令我对犹太教产生了很强的亲近感，从此点燃了我对犹太教的研究兴趣。在个人情感上，我感觉我很贴近犹太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对于我的影响更多是在艺术层面，比如我对艺术的喜爱对音乐的喜爱，像巴赫、亨德尔、莫扎特等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中就有很多是宗教题材的。
阿莱达·阿斯曼：非常可惜，“文化记忆”这个研究领域的国际间交流特别少。我和扬在研究的前期，先是以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进行探讨。但是，我们后来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英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1886年—1969年)，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他提出了跟哈布瓦赫特别相似的观点和理论构想，可就是因为缺乏国际间的交流，每个国家都关起门来自己做自己的研究，从而阻断了互相之间的对话，很可惜我们最初错过了巴特莱特的理论。
在我们进行研究时，很多法国文化理论已有研究成果，让德国学者也能关注到像哈布瓦赫的著作这样的成果。不过，目前德、法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不是特别充分，1970年代德国曾经出现过大量引进法国的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的热潮，比如对福柯、德里达的译介和引进。在这方面，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能够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你们所在国家的研究现状。遗憾的是，在记忆史的研究方面,目前法国学者的相关成果中只有诺拉的《记忆之场》被翻译成了德语，其他法国学者的着述都还没有翻译过来,我俩的着述也没能被翻译成法语。
德国人处理“创伤记忆”的态度
燕舞：夫人之前有提及南美洲一些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国家在“文化记忆”研究方面提供的案例经验；在谈及“七种‘遗忘的形式’”时，您也提到“德国对大屠杀的叙述成为人类处理自身历史的榜样，记忆不仅有抵抗时间的含义，也获得了一种伦理价值。而记忆和遗忘都是人类的特质，都是为了应付生活。记忆或遗忘本身并无对错。”
12月13日是中国的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看待现实的“记忆的政治”方面，全球各地处理“创伤记忆”的经验甚至是一些仪式，具体又如何借用到中日关系的改善上来？
阿莱达·阿斯曼：靖国神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人犯的这个错误的关键点在于，他们通过靖国神社始终将侵华战争中的战犯作为英雄来供奉。
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则是，我们一定要跟历史划一个清晰的界限，按照现在的价值观标准重新评判当时战争的参与者，要按照现在通行的国际标准的共识来对这些人进行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一些日本人将他们的祖父放在靖国神社里作为英雄来参拜，他们就不可能说“我们祖辈犯下的罪行，我来认罪，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很难指望他们现在采取一个彻底认错的态度。不只是在日本，很多国家在这类战争期间、殖民他国期间都有大规模的对平民的屠杀行为，这是很多国家共有的现象。
处理这类问题的关键，就是你要跟历史划一个清晰的分界线，要按国际公认的今天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过去的行为。
日，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结束了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西安为期两周的讲学。这是这对德国学术伉俪、“文化记忆”理论的共同奠基人的首次中国之旅。
扬·阿斯曼是从海德堡大学荣休的国际知名埃及学家，现为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及德国考古研究所、德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员，他与作为英美文学专家的阿莱达·阿斯曼一道，于1970年代末提出“文化记忆”理论并由此享誉国际学术界。他着有《出埃及记:古代世界的革命》、《摩西的抉择:一神论的代价》等书，先后荣膺德国历史学家奖（199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2006年）和托马斯·曼奖（2011年）。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个细节是，11月29日上午专访阿斯曼夫妇时，1938年生人扬·阿斯曼打着蓝色领结，一股欧洲老派知识分子的气息。
阿莱达·阿斯曼于1993年开始执教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英美文学系，在英语文学和文化传播领域着述颇丰。其研究重点从1990年代以来转向包括德国“二战”后的记忆问题等在内的文化人类学，在十余部专着和百余篇论文之外，还组建了跨学科研究组“历史与记忆”，主持了“记忆与移民”、“当下中的过去——文化记忆的维度和力度”等项目。
首次中国之行中，扬·阿斯曼拿到了北大出版社新鲜出炉的《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他的这部经典之作获得了歌德学院(北京)翻译资助计划的支持，由其指导的唯一中国籍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金寿福领衔翻译，纳入近十年来渐成出版品牌的“历史的观念译丛”。专访中，扬·阿斯曼始终不忘强调夫人在共同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过程中的贡献。不过，阿莱达·阿斯曼的专着《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要稍后才能正式出版，该书由柏林自由大学学成归国的北大德语系青年教师潘璐博士翻译，目前正处于审校阶段。
西方学术界对“记忆”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一般被认为在1920年代经历了一个重要转折，即从伯格森、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注重“记忆”的个体性转向强调其社会属性。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1925年、1941年、1950年(过世后五年)的三部专着《记忆的社会框架》、《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集体记忆研究》、《论集体记忆》，被认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扬·阿斯曼专门援引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经典论述。
在1970年代末，特别是1980年代,西方学界的“记忆”研究出现了一个“记忆潮(memoryboom)”的史学热潮——德、法两国的记忆史研究自这一时期开始大幅拓展，“记忆潮”在2000年之后逐渐进入中国。
近年来，“记忆”研究在国内也渐成热潮，“记忆”和“回忆”的活动几乎无所不在。这次邀请阿斯曼夫妇访华的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北京)，11月中下旬举办的“中国第三届德国电影节”,主题便是“回忆未来”；12月4日，歌德学院(北京)还邀请了大半辈子持续揭露和追踪未受惩罚的纳粹案犯的德法(双重国籍)记者比特·克拉斯菲尔德来华对话，主题正是“记忆”。无怪乎，京沪两地的媒体同行采访阿莱达·阿斯曼时，往往少不了要问“为什么德国记住了‘二战’，而日本忘记了?”
（张晏副教授提供了翻译，北大国际合作部和歌德学院(中国)冯硕女士以及沈坚、颜海英、金寿福三教授和庞冠群、李红涛、潘璐、白红义四博士对本专访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作者：燕舞&，本名张彦武，2004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现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理论版“思想者”编辑，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2013）。个人思想与研究旨趣集中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群落化生存、口述史的媒体应用及“非虚构”写作等，著有深度访谈、长篇述评合集《见解》（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代表作有《“目送”龙应台》《吴冠中：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对1949年前后那一代留法艺术家的考察与怀念》等，文字散见于《经济观察报》《中华读书报》和《东方》《文化纵横》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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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文化记忆&|&为什么德国记住了&二战&，而日本忘记了？"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作者：（德）扬·阿斯曼著
译者：金寿福、黄晓晨
装帧：平装
出版日期：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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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作者：（德）阿莱达·阿斯曼 著
译者：潘璐&
装帧：平装
出版日期：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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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反省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反省
二战胜利60周年，一个花甲之期，悲怆虽已沉落，历史却未尘封。二战以来，日本与德国差距鲜明的反省，让我们感觉到这两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构建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与战后初期相比，直面这段历史具有更迫切的现实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德国，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也使德国人民蒙受了痛苦和屈辱。二战后的德国人民痛定思痛，曾经一再表示要远离战争，至少不要让德国人民参加战争。一个民族的重生，这段心路历程是外人所不能体会的。
没有人可以否认德语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有严谨的纲领、规范和制式，整个民族像一部有条不紊的数控机床。世界驰名的奔驰、保时捷汽车源自于斯图加特，宝马汽车、齐柏林飞艇都源自于慕尼黑，纽伦堡一直就是全世界的玩具之都。这个民族也曾给世界贡献了歌德、席勒、黑格尔、马克思、康德、爱因斯坦、尼采、弗洛伊德、贝多芬、莫扎特等大批杰出人物。可悲的是，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竟被一个小市民出身集邪恶之大乘的独裁者——希特勒蒙骗了，独裁者领导的纳粹党把扭曲的种族至上情结推到了极至。从此，这个民族开始了一段耻辱且在道义上无地自容的历史。
德语民族崇尚竞技搏斗，以实力征服对手。即使是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黑暗岁月，德国也涌现出了无数个为民族尊严而勇赴生死的壮士，以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为代表的陆军大将路德维西·贝克、步兵上将弗里德里希·奥布尔里希特、陆军上校奥尔布赖特·利特·摩茨冯·奎尔恩海姆、陆军上尉沃尔纳·冯·海副腾等等，他们是这个民族灵魂的守护者，在纳粹的血腥统治下他们以生命来捍卫德语民族的尊严。这个民族虽然在一个时期被蒙蔽了，但不会被永远蒙蔽，主流走向的正确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
1970年12月7日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了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居住区，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国家的总理，面对这块满目疮痍的二战土地，面对周围眼中饱含愤怒的大屠杀幸存者的目光，勃兰特无言以对，默默的屈身双膝跪倒在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这一真诚的忏悔之举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历史的镜头也将这位杰出政治家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20世纪的外交史册上。勃兰特是这样解释他的下跪之举的：“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行为不但使勃兰特成为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也为他杰出的政治生涯画上了浓重的一笔。战后德国的多任总理也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向犹太人、欧洲人和世界人民的谢罪、忏悔之情。二战结束以来，反思战争不仅成为德国政治家的传统，也是历届政府的一个标志性政策。1985年，在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当时的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发表的著名演讲，标志着德国社会对历史罪责认识的成熟。
反观日本这个封闭的岛国，作为一个纯粹的出口型经济体，日本只能靠加工然后出口来赚取利益。二战前的日本就一直在觊觎中国及其它国家的丰富资源，对于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危机严重、资源匮乏、人口密度已近极限的日本来说，这些因素成了他们发动可耻战争的内因。在二战的疯狂掠夺中，日本尝到了战争的甜头。让他们去面对过去肮脏的历史，他们从心理上很难接受，也不愿意接受。
纵观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从1868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段时间，整个就是一部日本对外的侵略史，19世纪下半叶，每隔10年日本就要发动一次战争。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1884年中日军队在朝鲜作战；1894—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进入20世纪，每隔5年日本就要发动一次战争。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4—1905年日本在中国领土与俄国作战；1910年吞并朝鲜；1914—1915年接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日本总企图以神圣之国的身份来建立世界新秩序，几百年的血腥战争，800年的军事统治，特别是近代军事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之中，生活即战争、战争即生活。由于受军国主义的蒙蔽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在那段时间，整个日本民族情绪中，一度兽性多于人性，所以他们从不担负伦理责任，头脑中也缺乏伦理责任的概念。
聚居于弹丸之地的民族，名字却偏偏叫“大和”。“大”根本谈不上，“和”倒是整个民族都沆瀣一气。文字溯源到使用中国半部汉字为止，文化成就几乎空白。总想“脱亚入欧”在东西方的夹缝里既成不了白种人也不愿意做黄种人，泯灭个性死爱面子。
文化的空洞却偏要用武力去填充，日本人崇尚以血腥的暴力征服对手。虽然也有像大江健三郎、森村诚一等追求正义的勇士，但他们在整个日本却寥若晨星，与德国不同的是，他们不是民族正义的主流体现。日本的文化主流充斥着以残暴为美丽，化耻辱为荣耀的观念。三岛由纪夫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当重建军国主义的梦想破灭后，他选择了自杀。他妄图以自杀来唤醒日本民众，他的死亡连同他的作品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鲜活的见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文坛流行虚拟战争历史小说，作者将山本五十六葬身太平洋的历史虚拟成尼米兹的惨死，战争的最后结果是日本的太阳旗插上了美国白宫大厦，日本最后同欧洲的战胜者德国决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实现了主宰世界的美梦。由此可见，日本在二战前形成的狂妄自大的心理，虽经二战的重创却并没有根绝。战后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又一次使日本人那种狂妄自大的劣根性得到了膨胀。
在德国总理夏德·冯·魏茨泽克发表世界最著名的二战自省演讲的时候，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却反其道而行做出这样的决定：日本内阁议员可以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在日集体参拜，他甚至向世界发出质问：“日本总被要求道歉、道歉，什么时候才算完？”此后，以公职身份集体参拜成为惯例，虽然1992年大阪高等法院判决“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宪法，但是判决被彻底藐视。日本宪法在前言中强调：“我们相信任何国家也不可以只专注自己国家的事儿，而无视其他民族，这一政治道义法则具有普遍性”。可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回避战争责任，无视亚洲各国人民的痛苦，公然伤害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一个不肯认错、自食其言、反复无常的民族，不会得到世界的充分信任。
日本民族的劣根性自始至终贯穿着他们的历史。德国每年都为纪念二战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日本国内从来没有以政府为主导大规模的二战纪念活动。与德国的表现相比，日本是不是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什么？
德国的纳粹党是受政府通缉的犯罪组织，在德国没有一块纪念碑是为纳粹和相关的战争人物而立。从政府总理到普通民众，对战争的反省都是发自内心的，是建立在伦理责任基础之上的。而在日本，战犯级人物可以进入政界，右翼势力不但合法化，而且首相、内阁大臣、史学家都是其中成员，在日本还到处为战争罪犯树碑立传。
碑在中华文化中有着高贵的地位，碑是不死的历史、是定格的记忆、更是民族灵魂的凝积，碑所承载的辉煌可以流芳百世。日本在承袭中国文化时，有些人却把如此高贵的碑文化用于宣扬邪恶。日本各地无数的石碑林立，让人想起阴森恐怖的墓地石碑，它们像是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伦理责任缺失的民族没有自省，只能立碑彪炳伪善的民族灵魂。就像日本为前驻德大使甲级战犯大岛浩所立的“大岛碑”（大倒历史车轮，否认对人类的浩劫），还有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明仁天皇的登基所立的“万世太平碑”。日本战死者众，却无皇室之嫡亲；日本慰安妇众，却无天皇的女眷。这两位天皇就是这样“裕仁”和“明仁”的。在日本的土地上到处有美化战争的庙宇和高塔，它们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国民。
当一个背负历史罪责的民族，没有勇气正视历史完成自我否定时，就无法完成自我救赎，也就无法建立对人类正义、文明的信仰和信心，更无法让世界人民与它坦然相处。日本现在就深陷这个泥潭无法自拔。
以上是从民族根源上把德国和日本加以对比，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对战争反省的巨大差异了。
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郎克在纽伦堡行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这是人性战胜兽性的独白。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行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这是兽性淹没人性的歇斯底里。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把这个问题谈得很透彻。把日本这个暴力、龌龊、阴暗的民族心态放在了上帝睿智的目光下，这就是“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心”是“罪感文化”的主体。“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外力是主体。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有道德良心的民族能够自我反省，没道德良心的民族需要强制反省。德国民众是因受蒙蔽、煽动走上战场；在军国主义的蒙蔽和武士道精神的灌输下，日本却是一批男性自愿为天皇效忠赴死、女性自愿给皇军慰安，一些日本女人竟然认为去当慰安妇是一种义务，甚至是一种光荣，这种自愿足以说明这个民族骨子里对战争有着多么狂热的崇拜。日本著名的评论家君田道夫指出：“那一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战争，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这就是德、日二者之间本质上的区别。
在日本以“耻感”为主要的强制力的文化中，人们对犯罪的行为感到的不是羞耻，而仅仅是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和忏悔的习惯。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赎罪悔过的仪式，仅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这个民族的心理有多么的失衡了。
日本从未想过在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重获新生；日本从未想过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人面前丢脸。
在德国公众心目中最突出的二战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的眼中二战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同样是犯下了严正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自省，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有着深切的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对责任的担当；日本却没有忏悔和担当伦理责任的勇气，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日本，在精神层面却那么的空洞和单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丽莎修女说过：“世界上有两个饥饿地带，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质上的饥饿，后者是精神上的饥饿”。要日本人承认错误是一个人性化的难题，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
民族根源性的差别注定日本国的命运走向。虽然日本政府曾向世界多次表示，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更不会军国主义化。但是，从日本的文化观念、对二战历史的态度、军国主义势力及军事走势来看，日本极有可能重新军国主义化。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不断地强化军事力量，80年代日本树立政治大国的目标后，强化军事力量的进程迅速加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整体趋向缓和，而日本的军备却逆势激增。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内容和日本当年“大东亚共荣”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日本当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日本的生命线，新指针也列举了同样的理由，说为了日本的利益可以先发制人，新指针也说只要日本认为某个国家对日本有威胁，就可以先发动攻击，《周边事态法》指的周边与“共荣圈”的地理范围也基本一样。日本的自卫队除了给本国自卫外，竟然公然向海外派兵。第一次海湾战争就派出了扫雷艇，并承担了战争费用的四分之一。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化，已日益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
二战结束60周年了，很多国家都需要像德国那样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彻底的总结、反思和保存，而日本却没有正式开始这项道德基础工程的构建。不同的自省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一个没有反省的民族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民族。所以，日本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胁。
欧洲不能忘记德国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政府公开反省战争罪责，向受害的国家及人民谢罪，它们的真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谅解，也搏得了世人的尊敬。亚洲不能忘记日本是因为日本在淡忘、美化、否认历史的同时，国家和民族不但都没有罪恶感，而且蔑视甚至仇视亚洲二战受害国人民的思潮正在逐步滋生。
历史能够告诉关于我们未来的一切，人类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开始的。当日本在危险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时，我想起了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曾说的一句话：“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对其历史的彻底了解，它就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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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①（荷兰）布鲁玛：《恍惚有无前朝罪》。
②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③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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