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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的疗援助外交.pdf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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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的疗援助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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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外交论文作者：王雅君指导教师：王勇辉副教授学科专业：国际关系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中国对外政策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15年5月万方数据硕士学位论文⑨MASTER’STHESISAidChineseMedicalToAfricaDiplomacyATheSisSubmittedinPartialFulfillmentoftheRequirementFortheEdMinLawDegreeByWangVajunPostgraduateProgramInstituteofPoliticalScience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YonghuiSupervisor：WangAcademicTitle：ProfessorSignature雌ApprovedMay．2015万方数据硕士学位论文⑧MASTER‘STHESIS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作者签名：卫稚方日期：沙lr年箩月匆莎日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华中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允许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非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不属于保密范围，适用本授权书。作者签名：上雅竞导师虢≥曹婶日期：Z口f多年罗月≥蜩2踟日期：扫心年；-eq本人已经认真阅读“CALLS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同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CALIS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布，并可按“章程”中的规定享受相关权益。回意论室提交后溢卮；旦坐生；旦二生；旦三生发鱼!作者签名：上租磊导师签名：习留静日期：扫f岁年r月冶目日期：汐7牌f月渤万方数据硕士学位论文⑨MASTER‘STHESIS摘要以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基于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它的爆发日益频繁并且波及广泛；其次是因为非洲大陆整体的医疗卫生状况，可以说它是被疾病缠身的大陆，一直在贫穷与病痛中挣扎；再次则是立足于我国50多年来援非医疗外交的丰富实践经验，援非医疗队的品牌形象已然形成，然而对于它的研究与宣传却少之又少，这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可以说是中国对外援助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它有效的维护了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的积极认知和情感忠诚，有利于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增加了筹码，也切实的为非洲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对其进行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本文以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外交为主题，以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为线索，通过分析中国对非洲进行医疗援助外交的动力、特点、成果来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承担起的国际义务与责任，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决心和能力；通过指出中国在援非医疗外交领域的不足和完善之道来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所要面对的挑战提供建议和构想。关键词：对非医疗援助：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援非医疗队；埃博拉疫情万方数据AbstractaidtoAfricaastheresearchreasonsofChinesemedicalTherearethreetakingandmoreseriousinfirstoneisthathealthismoreobject．Thepublicproblembecomingbreaksoutmoreandsecondtheeraofspreadwidely．Theglobalization，itfrequentlydescribedasadiseasecontinenthealthconditionofcanbereasonistheoverallAfrica，itreasonisbasedontheit’Sinandsickness．ThethirdbecausealwaysstrugglingpovertyaidwithhasbeenrichofourmedicalAfrica，whichpracticalexperiencediplomacymedica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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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胡涂兔: 转自李时真:转自罗坤: 转自孟凡哲fon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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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非原貌
发布时间: 17:03 作者: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844次
导语：对国内来说，中国援非一直被部分人当做乱撒钱的批判事项；对国外来说，中国援非被质疑为&新殖民主义&或对此持&掠夺资源论&、&漠视人权论&等。中国对非援助，犹如《罗生门》一样，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
副标题: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作者: [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译者: 沈晓雷 高明秀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近些年，中非关系越发紧密，国内外对中国援助非洲的关注也未曾退热过。尤其在西方，甚至在非洲大陆，对中国的援非一直都遍布着各种流言蜚语，这已导致中国在非洲援助问题的舆论中如坐针毡，陷入各种舆论的漩涡。
&&&&& 在2007年，《纽约时报》曾刊登过社论《非洲法治的庇护者》。在这篇社论中，中国被质疑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并将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做&最喜欢的人&，这就导致了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除此之外，该社论还对中国廉价商品进入非洲进行质疑，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使得最为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为窘困，并且还对非洲人进行剥削等。
　　对国内来说，中国援非一直被部分人当做乱撒钱的批判事项；对国外来说，中国援非被质疑为&新殖民主义&或对此持&掠夺资源论&、&漠视人权论&等。中国对非援助，犹如《罗生门》一样，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近年来，布罗蒂加姆通过在非洲各国的实地调研和对各国援非相关政府机构与组织实地采访，希望将中国援助与经济参与从神话中剥离出来，希冀还原中国援非的真实面目。最近，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对中国援非的研究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了，透过该书对中国援非历史的研究和调查，但我们真的可以见证真实的中国援非原貌吗？
　　中国援非政策的变迁
　　中共建政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是中非关系的建议、发展时期，并且中国参与非洲事务最初还是处于被动。二战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峙，加上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又与印度交恶，中国找不到除了非洲之外更好的伙伴。随着我国政权在意识形态分歧上与莫斯科的分道扬镳，并试图在美苏两极格局中保持平衡状态，非洲新独立国家和不结盟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当西方外交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对非活动之上时，被忽略的我国政权主动出击，至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才开始引起西方国家的恐慌，因为中国在此期间成为第一个建立援助计划的国家。在几十年的全方位国际封锁之下，中非关系处于&非经济行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取向的异同决定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经济利益让道于政治外交需求。为了打破封锁僵局，中国实行以单方面援助为主、双边贸易为辅的外交策略。
　　再则，20世纪70年代，台湾方面对非洲国家展开金钱外交，大陆政权只能提供比台湾更有利益诱惑的援非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外再加上承认&一个中国&为条件，是否拒绝承认台湾政权成为我国政府援非的首要政治条件。台湾与大陆都纷纷展开各种庞大的援助，希望拉拢非洲国家对其政权的认可。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与台湾的不堪重负，大陆采取一劳永逸的重金援助。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台湾才放弃金钱外交，停止外交战。金钱外交对大陆最明显的回报，便是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为提议的23个国家都是中国的援助对象，所以毛泽东才会说是非洲的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除此之外，其延续性的效应在于，从1990年起，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连续多年挫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提交的反华人权提案。1997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支持中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中，27票的支持中有17个国家来自非洲。这个延续性的援助效应，在《龙的礼物》一书中却被忽略了。当然，布罗蒂加姆在书中说了这一句话很有意思：&非洲大陆到处都是处于经济危机和比较脆弱的国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被列入中国预算支持的名单。不禁让我猜想可能需要台湾在一旁时刻准备着才能使中国国库的守护者拿出实际的现金。&
　　而当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时，实行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恶化，中国此时在非洲的外交只局限于主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掌权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做法给中非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
　　1978年成为中国转向市场的分水岭。邓小平谨慎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对非援助和在非经济参与在改革开放之下，受到&其自身作为受援国和外国投资接收国的经历&与中国转型为&更具东亚发展型国家特征而非共产主义独裁国家特征的国家主导型参与模式&的影响。&在过去的援助项目并不考虑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年均援助额高得惊人。而国内百废待兴也需要确保有限的援助资金有利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赵紫阳访非时并未提及&援助&，而是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多种新型合作方式。自从赵紫阳访问非洲之后，把无偿援助改成有偿援助，中非关系中便存在商业利益，而早期则没有商业利益。此后的几年内，在履行以前的援非合同的同时，中国援非政策悄然从项目援建、人才培养和物资供给，调整为共同发展，推动中国国企进军非洲设点办厂，中国还从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政策中学习，补偿贸易政策的推行也填补了中国国内现代化进程的原料需求。
　　从1995年开始，中国对外援方式又进行了改革，大力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实行合资合作等方式，对外援助资金和银行贷款相结合，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方面都实现了双赢。2000年，中国又创建区域性组织来支持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的援非计划。随着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和缺乏竞争力的&成熟型产业&在国内丧失竞争力后，中国又选择非洲作为投资地点，如此也可规避欧洲的贸易壁垒。在加入WTO的过程中，中国既需要自然资源又需要建立正在崛起而又&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非洲再次成为中国感兴趣的投资地点。从此，全球化的中国援助更多地作为互惠互利的投资润滑剂，让国企和民企中的龙头企业，以及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民企在政府有意识的安排下走进非洲，中国在非洲战略经营的投资额迅速上升。
　　为什么会被&妖魔化&
　　但为什么会被&妖魔化&？这个问题或许还得从外援的根本寻找原因。
　　布罗蒂加姆在书中引用了杜导斌的《中国对外援助应该人所共知》一文，借此来反映我国民众对政府援非的态度。而在国际上，庞大与神秘一直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援非的描述词汇。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对大陆政府对援非金额的不透明性不满。而在布罗蒂加姆看来，我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具体细节之所以守口如瓶，就在于大陆与台湾的外交较量的敏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媒体也逐渐报道了政府援非的内容，也逐渐地放开了历史上的援非资料，虽然公开数据能够披露一些信息，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了获得全球信用评级而公开过的账目，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援非的全部过程及其档案数据，对于国内外而言，依旧是一个没法解开的谜团。也正是因档案与数据的不够透明，西方国家误将中国在非洲战略经营额定义为援助额，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援非一直保持质疑态度，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等。据布罗蒂加姆的数据分析，中国的援非贷款远远低于美法德，排在第四位。
　　从中国援非政策的变迁历史来看，毛泽东时代的援非政策确实将政治因素放在首位，这就给西方国家带来误解，认为中国当下对非洲的贸易是经济伪装之下的&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在援非政策发展都一以贯之地带有政治色彩。当初为了打破国际封锁中国争夺对非援助时，曾想在非洲动员共产主义革命；如今所选拔出来的援助人员也得经过政治审查，挑选&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进入非洲，这给西方国家以口实。并且，在&漠视人权&或&支持独裁政权&的指责声中，中国因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苏丹、津巴布韦等独裁政权的经贸关系都是西方舆论的焦点。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额不断扩大，加上各种优惠政策与西方国家相比更容易得到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便压缩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投资。由于中国贸易商品的价格优势，对于商业管理不善、产业尚未成功转型的某些非洲国家来说，中国进口产品的猛增对当地脆弱的工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也必然会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但实际上，这种商业竞争能够促进非洲产业技术和工业能力的提升。而且，中国也为非洲某些工厂提供援助资金，帮助他们获取新的竞争力。随着农业项目在非洲的投资合作深入，大量的中国人前往非洲当起了农民，在非洲的中国人口不断激增，让当地人对人口的比例产生了差异性的幻觉，他们恐惧中国在非人口的激增将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商业贸易。
　　由于中国人习惯了国内的土地公有制，在非参与农业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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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2》告诉我们,中国在非洲是怎样一种存在 &&
米高梅 发表在
华声论坛 .cn/forum-382-1.html
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战狼2》刷屏?
上映没几天，这部凭空杀出的黑马影片就迅速吸睛，成为社交网络和问答社区的热门话题。
关于《战狼2》的问题在某问答社区的浏览量已达到千万
上映首日票房就破亿，96小时就破了12亿，已经刷新了华语影史单日票房冠军记录，创下华语电影史“最快破10亿”票房纪录。
尽管有影迷说战狼2情节薄弱，这是英雄大片的共同缺陷。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喜爱和自豪，带来冲击的不仅是精彩的武打场面，成熟的视觉语言，还有故事发生的背景。那些发生在社会新闻中的只言片语被呈现在大荧幕时，是那么的震撼和不可思议。
一、神秘的东方力量
1.“不要得罪中国人。”
在影片中，各方武装势力在街头枪战，不计其数的无辜平民被杀害，载满乘客的公交车被炸，乘客尽数死亡，触目惊心的血腥场面让许多网友落泪。然而片中水深火热的非洲并不是虚构的，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就发生了近200次军事政变。甚至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的上台，都是倚仗军事力量。
非洲各国一直政变不断
尽管大家打得一团糟，但是电影中除了大反派以外，整个非洲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暴乱者、军政府首领，都将“不能得罪中国人”为己任。影片最后，当吴京把国旗挂在手臂上开路时，两旁正在交火的黑人大兄弟纷纷大喊“是中国人，不要开枪!”
2.“找到陈医生。”
影片中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拉曼拉病毒，作为一种烈性病毒，一旦被感染，就会伤口生疮，很快死去。受感染者住在医院附近的隔离区，凹地里横七竖八的躺着患者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
为了利用这种病毒来控制非洲的人民，片中的各武装力量都将致力于对抗拉曼拉的陈医生作为争夺对象。拉曼拉病毒的原型正是曾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
二、为什么中国在非洲有底气?
1.埃博拉和中非友谊
埃博拉病毒和拉曼拉一样，是一种烈性病毒，死亡率高达90%。
2014年埃博拉疫情肆虐非洲，许多国家开始“撤退逃离”，中国医疗队却“逆向行驶”，第一时间赶赴几内亚、利比亚、塞拉利昂等重灾区。
中国向13个非洲国家提供4轮价值约7.5亿人民币的紧急援助，派遣了1200多名医护人员，为塞拉利昂援建固定生物安全实验室，为利比里亚援建治疗中心，为疫情国和周边国家培训医护及公共卫生人员1.2万人次。
患难见真情，这是中非关系深厚的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仅是医疗救援。
2.对非援助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
每年7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会发布一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近年来的“白皮书”显示，中国对外援助的“大头”是对非援助。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
中国对非援助开始于1956年，跟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相比，中国和非洲之间更有国家认同，都处于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因而中国的援助更急非洲人民之所急，所以中国对非援助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农业项目，这对非洲的脱贫致富非常重要。
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滨，从撒哈拉沙漠到内陆国家再到南部的非洲岛国，中国援建的铁路、港口、会议中心、体育馆、图书馆等等，都成为非洲国家的靓丽风景。
坦赞铁路、毛里塔尼亚友谊港、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非盟总部会议中心、卢旺达马萨卡医院、津巴布韦国防学院、加纳国家大剧院、莫桑比克国家体育场……不胜枚举。
1975年，中国在非洲大陆上最大的援助项目坦赞铁路正式通车 | 新华社
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非盟总部会议中心
农业方面，中国先后在30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40多个农业合作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水稻、玉米、蔬菜、茶叶、甘蔗等作物的生产，很多项目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非合作对非洲发展的贡献度如今已高达20%。
三、中国为什么要援助非洲?
中国的对非援助使一些人不理解甚至不快，有人说“中国穷人还很多，不应该在非洲乱花钱”、“对非援助是花钱买虚面子”，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专注自己的建设，不应该花钱买面子。此言差矣。
为什么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坚持对非援助呢?
1.国际上互相帮助
在日常生活中，自私的人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帮不帮别人和自己有没有钱其实没有必然联系。这在国际关系中同样适用。
中国的对非援助是在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前提下，互相援助，不附带附加条件，目的是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这些原则使刚刚挣脱殖民枷锁、百废待兴的非洲各国得以在不牺牲主权、尊严和国家利益前提下，获得急需的经济、军事支持。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从没有停滞，坦赞铁路等几个著名的大项目都是在70年代建成的。正是中国这种无私的帮助，使中非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许多国内外学者指出，中国在自己都很困难的时候对非洲进行长期、大量的无偿援助，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地位和威望，获得了影响力，打破了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战略。
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如果没有非洲的“穷兄弟”的支持，中国要想重回联合国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用毛主席的那句名言就是：“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代表团笑逐颜开。左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2.经济上共同进步
新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是“经济结构互补”，而不仅单纯的“赠与”。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基础产业和制造业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矿产和自然资源，制造业产品、产能和大量资金又需要稳定、开放的市场需求。
从非洲的角度来说，非洲各国经济严重依赖资源出口，本身则资源丰富，而制造业的匮乏需要输入门类齐全、价格可以负担的工业品，落后的基础设施则需要借助外力兴建，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后劲。
因此中国所有正是非洲需要的，反之同样如此。
正是这种相互需要的“互补关系”，让中非双方在改革开放至今的20多年里共同获益。
不仅如此，和出口欧美成熟市场普遍存在的低利润率和“退税依赖”不同，对非出口的利润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准。
非洲不是一个两个简单的小国，中非关系也并非单纯的利益交换。多年援建、投资，不论中国企业还是非洲国家都在进步。当前位置：> > >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战略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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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援助是中非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既是中非关系的利益面，也是中非关系的责任面。在国际格局和国际发展援助潮流出现重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面临提高对非援助的战略性，加强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以及拓展对非援助安全内涵等新挑战。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对非援助面临五大“战略平衡”问题：援助国和受援国双重身份的平衡；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平衡；不干涉内政和参与非洲内部事务现实需要的平衡；加强透明度和保持对非援助的主导权之间的平衡；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的平衡。未来对非援助战略应结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适时调整援外体制，满足对非援助的战略性要求，并将重点放在推介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上。
　　中国对非发展援助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非半个多世纪的友好关系，是中非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处理好发展援助关系，有利于中非关系的发展，处理不好，则有可能给中非关系带来消极影响。可以说，发展援助既是中非关系的利益面，也是中非关系的责任面。用好发展援助这一重要的政策工具，关系到中非关系的大局。当前，国际格局处于变革和调整期，非洲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新兴大国和发达大国在非洲的战略竞争已然形成。近年来，西方大国尤其是欧洲国家纷纷调整了其对非援助政策，试图巩固并保持其对非影响力的优势。随着国际格局调整和国际体系的变化，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很大提高，作为援助国的身份也不断显性化。如何在保持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同时，适当融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并参与多边援助合作，是中国远非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对中国而言，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和角色变化，是对非洲援助的首要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应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重点处理好五个方面的“战略平衡”问题。
国际援助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援非战略的影响
　　（一）国际援助政策的调整
　　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以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引导着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潮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结构调整计划为核心的援助战略的失败，西方国家开始相继调整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援助国家的影响力上升，以及全球性问题的交互影响，加速了国际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步伐。总体而言，西方大国的援助政策调整虽然幅度大小不同，且各有侧重，但基于相似的价值观和利益，还是具有出一些共同的战略侧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借助发展援助推广西方民主价值理念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是方式方法更加灵活。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强调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针对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借助援助指手画脚的批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转变了强硬的“援助与民主化进程挂钩”的原则，开始更多强调通过平等合作关系来实现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但是，西方所强调的平等伙伴更多的是义务平等，而非权利上的平等。在发展援助关系中，受援方相对于援助方的弱势地位，决定其平等讨价还价的能力缺失。其次，以“良治”代替民主，意图达到淡化民主政治的统一标准即西方模式，以更加灵活和全面的方式推广西方一整套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模式。开始承认受援国家可以根据本国国情自行确定其民主化进程的方式和节奏。具体体现在一些主要西方援助大国开始调整其援助政策，比如欧盟开始推行以“一般预算援助”代替“项目援助”，在援助的具体实施上似乎淡化了援助的直接附加条件，但是对受援国是否有资格实施预算援助的国家治理考察指标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多的趋势。第三，强调受援国的“自主性”，以示西方援助国家对受援国的自主权的尊重。但是，强调自主性的实质是要受援国一起承担援助的效果责任，通过增强受援国的自主参与来提高援助效率。
　　2、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使西方国家的援助政策呈现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一揽子综合解决的趋势。
　　全球性问题兴起所带来的现实性挑战，使得西方援助大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援助已经并非援助领域内的事务，而是具有广泛联系的一个政策领域，不一揽子考虑就很难有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案。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环境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发展援助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对欧洲国家来说，由于环境恶化导致的非洲移民潮已经给其带来不小的压力。例如，欧盟有学者认为，在未来中期到长期内，从非洲向欧盟的移民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这些移民对欧盟的边界安全、政治稳定和可能导致的冲突压力正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也关系到欧盟的能源供给路线安全。据估计，目前有800万非洲非法移民生活在欧盟，其中大部分在南部欧盟国家。因此，西方援助大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始更多地从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综合角度来谋划发展援助战略，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呈现出各种全球性议题相互关联和捆绑解决的趋势。
　　3、关于发展援助的多边合作呼声渐高，西方推动发展援助从国家对国家的双边层面转向多边层面的趋势明显。
　　以欧盟为代表的国际发展援助力量，近年来对于援助多边合作和援助分工的关注度正在上升。强调援助国不仅要就援助政策加强协调，而且强调共同的援助行动，以及注重以援助优势和效果为导向的援助分工。针对中国等新兴援助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开始越来越高调地倡导援助的国际多边合作和进行援助分工，其战略意图在于试图将这些新兴援助国家纳入西方援助体系，而非任其另起炉灶。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是，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已经正式将发展议题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议题，并且在这议题框架下提出了包含基础设施、就业、私人投资等九个支柱领域的政策构想。
　　（二）国际援助政策调整对中国援非的影响
　　国际发展援助政策调整是影响中国援非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因素，对新时期发展中非关系，完善中国援非战略带来新的要求。
　　1、对中国援助非洲和拓展中非合作的战略性要求不断提高。
　　战略性要求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对非援助和中非合作如何更好地契合中国整体对外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不仅要考虑非洲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不仅要考虑中国对非援助和中非合作的经济效应，还要考虑其可能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猜忌。另一方面，不仅要考虑中国援非对中非双边关系的影响，还要考虑其对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影响。当前，中国对非洲援助已经不仅仅是涉及中非双边的问题，中非关系的双边性越来越受到国际多边因素的影响，具有越来越强的全球性，例如在非洲减贫、反恐、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应对上，国际多边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如何提高中非关系的战略性，适应国际形势变化，是保持中非关系长期稳定的关键。
　　2、以发展为导向的中国援非战略正面临越来越多新的考验。
　　中国对非援助的基本考虑是以援助促进非洲发展，以非洲发展带动中非合作，以合作实现中非共同繁荣，总之，实现发展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在发展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在中国看来，发展的最终动力来自内生力量，非洲国家对其发展应该享有独立的主导权。但是，在主要西方援助大国看来，发展是建立在良好的制度基础之上，也就是所谓在西方指导之下的“良治”，并且在西方看来，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构成了对这一前提的破坏。当前，西方推行“良治”的政策工具具有越来越多的“平等”色彩，并强调非洲“自主权”，但是其推行西方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内核没有变化。西方援助政策调整新动向对中国援非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加强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增强中非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发展模式的相互借鉴成为越来越紧迫的课题。
　　随着中非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和投资项目正在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以初级产品和加工贸易品为主的贸易格局正在被更加多样化的经济合作模式所取代，随着中非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中国对非投资开始从低端投资向高端投资领域发展，投资规模和技术含量都有了很大提升。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拓展的同时，双边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也随之提升，如何应对和处理将来有可能不断增多的经济摩擦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3、中国援非战略中涉非安全议题有待拓展和深化。
　　当前非洲内部的政治和安全不稳定因素已经越来越影响到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比如利比亚的动荡，已经给中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中国在非洲的一些能源合作项目多数处于不稳定和安全局势堪忧的国家，由于巨大的前期投入一旦出现局势动荡，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估量。此外，随着中国公民在非洲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增加，如何保护中国公民在非洲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也不同回避。因此，中国对非援助如何在维护非洲的稳定和安全方面有所作为值得深入探讨。但是，非洲安全是一个涉及双边、地区和全球合作的重要议题，如何加强中国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也是当前中国援非战略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中国对非援助应关注五大“战略平衡”问题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和大调整的转折期，中国对非援助战略也要“与时俱进”，适应新时期中非关系发展的新要求。对中国而言，如何提高对非援助的战略性，加强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拓展对非援助的安全内涵是对非援助面临的新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新挑战，一方面要用好有限的援助资源，处理好中非关系的大局。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底，对非洲的援助资金占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总额的45.7%，在经常性接受中国援助的123个发展中国家中，非洲占了51个。可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地域上，对非援助都关系到中国对外援助的大局。另一方面，在坚持中国对非援助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同时，顺应国际格局和国际援助潮流的变化适时调整对非援助战略。就具体援助策略而言，中国对非援助目前应关注以下五大“战略平衡”问题。
　　（一）受援国与援助国的双重身份平衡
　　从建国初期，中国尚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同时，中国也接受来自前苏联的援助。因此，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已经存续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是进入21世纪才开始逐渐显现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德国、法国等西方主要援助大国相继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际，关于中国应该退出受援国队伍的论调达到高潮。伴随中国“援助毕业论”的是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发展援助责任的呼声，关于中国援助非洲的各种负面评论也开始甚嚣尘上。2009年，德国经济合作部长迪尔克。尼贝尔曾明确表示，“德国必须集中自己的资金，有效用于“最困难地区”。而中国和印度等经济巨人不再符合相应标准。”发达国家停止对华援助的论调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又开始呈现上升的势头。2011年3月，英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米切尔对议会发表讲话说，英国将停止对中国、俄罗斯、柬埔寨、越南、印尼等16个国家的援助。2011年初，日本叫停对华援助的论调再次上升，日本《富士产经商报》日文章题为《叫停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论再度抬头》，“中国已不需要我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了吧?”“深陷经济困境的日本哪有余力帮助其他国家?”。日本经团联等三大经济团体在东京纪尾井町举行新年庆祝会之际，出席庆祝会的企业高层纷纷发出了上述感慨，不少市场人士表示：“中国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日本无须继续提供援助。”
　　2011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对外援助政策白皮书，首次全面公开中国在发展援助领域内的政策和贡献。这一举措所具有的重大标志性意义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援助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可以看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的角色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变期：即从接受方转为输出方、从受援国转为援助国、从议题承接者转为议题倡议者。面对这样的转变期，中国国内的相关制度机制、公众民意基础、物质资源保障等都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中国而言，一方面仍然需要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内做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如何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应对援助和受援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压力，平衡好国内发展利益和国际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二）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平衡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援外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企业通过援助招投标项目进入中国对非援助体系中。关于中国援外的商业性和中国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的批评逐渐显现，尤其是在非洲地区，认为中国在非洲等地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工作环境不好和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2009年10月商务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姚坚在出席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启动论坛时表示，“国内企业在非洲出口的相当部分产品确实为假冒伪劣商品，而我国从非洲进口的产品中60%是能源和资源。”“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此外，违反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的现象时有发生。”2007年底和2008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先后组织研究人员，对尼日利亚、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南非、赞比亚等6个非洲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重点对上述国家的中国企业经营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了调研，涉及的中国在非企业达到30余家，基本覆盖了大中型和小型企业、国有和私营企业、因援外项目进入非洲企业和因投资直接进入非洲的企业，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结果显示，“整体来说，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做得比较出色，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有差距，它们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缺乏完善的理念和计划，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此外，中资企业在对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正面宣传上还比较落后，大多数中资企业还停留在“只干不说”、“多干少说”，或者：“自己不说，让别人说”的阶段，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和宣传计划，乃至引起外界的忽视、误解甚至诋毁。”
　　关于在非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究其根本在于国家利益导向和企业利益导向不同，中国对非洲援助面临企业和国家、市场化和公益性的艰难平衡。这一利益平衡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益矛盾；第二，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西方大国在非洲既得利益的矛盾；第四，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中国只有正视并致力于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目前，中非贸易额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并且增长势头良好。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进入非洲市场作为“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可以想见，随着中非经济合作的深化和领域拓展，中非之间的经济摩擦也会随之增加，涉及到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双边领域的各个方面。如何引导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行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关系到中国在非洲的整体形象和企业的长远经济利益，也关系到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大局。因此，对中国而言，应该先从涉及援助项目的中国企业入手，规范其在非洲的商业行为，合理引导企业在追求利益导向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这一转变进程，不仅有赖于中国政府的引导，关键还是在于企业的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观建立。对于不少在国内都不注重社会责任和良知的中国企业而言，很难期望其在国外的投资也同样注重社会责任和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企业仍处于国际化的初步阶段，短期经济利益考虑往往占据上风。因此，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而言，要实现合理引导和规范企业利益，同时兼顾国家利益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三）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参与非洲内部事务现实需要的平衡
　　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是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对外援助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援助与“附加政治条件”援助相对应，是指不以援助作为交换条件来影响受援国的内政外交，充分尊重受援国主权和意愿，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谋求任何政治特权。中国对非援助从不以政治附加条件来干涉受援国的内政，这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附加政治条件的干涉性援助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正是因为这种区别，中国的对外援助在非洲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的同时，也招致了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批评，从而给中国对非援助带来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甚至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之所以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主要还是出于避免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顾虑，防止西方对台湾问题、涉藏问题等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眼中的中国援外所奉行的不干涉原则是利己主义的考虑，与西方所倡导的“良治”是发展援助的前提背道而驰，是不负国际责任的做法。其中，不乏一些尖锐的带有价值判断性质的批评，如“中国的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容忍了非洲的不良管理。正如非洲发展银行的行长唐纳德o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所说的那样：“非洲人需要自己确定他们想要从中非关系中得到什么?”我们担心的是，中国参与非洲事务将使非洲政府在短期内获得好处，但回避了非洲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长期投资和努力。”“这个地区已经厌倦了诚恳的西方人的长期布道，因此中国的“无条件”外交政策在短期内赢得了所有政治派别的友谊。中国这么做有可能会使精心建构的治理和透明度议程面临失败的危险。因为似乎谁都很容易获得贷款，非洲的领导们纷纷被中国的软贷款、投资资本和技术输出所吸引。相应地，他们不愿再接受传统的“带有条件的”西方发展资金。他们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那些负责任的非洲政府也会为了获得“没有条件限制”的北京贷款，而不再采用在日常事务中强调的问责政策。”总之，在中国援非面临的压力问题上，不干涉原则所带来的负面评论和国际压力最大。
　　从中国角度来看，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海外利益保护的紧迫性也在上升，尤其是近期利比亚的动荡局势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已经有目共睹。因此，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原则的同时，实现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中国实际上已经参与了一些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干涉，比如国际维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和平解决等，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当事国的充分肯定。但是，如何就中国建设性参与非洲内部事务给予理论支持的研究显然落后于中国的实践。有学者建议需要对不干涉规范内涵有恰当的理解空间，确立“有条件干涉”的一些具体外延。在强调不干涉原则的普遍性前提下，讲干涉作为有限的例外，尽量为干涉设定明确的条件，使国际干涉服务于国际稳定和国家利益。但是，这样规定的结果是导致双重标准，反而容易授人口实。在不干涉内政的问题上，不是要不要坚持的问题，而是如何坚持的问题。这既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也需要高度的外交智慧来落实。
　　（四）加强透明度和保持对非援助的主导权之间的平衡
　　透明度问题是关于中国对非援助最受国际关注的问题之一。根据BBC报道，2011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o克林顿到访赞比亚时公开批评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缺乏透明度。她说“我们担心中国在非洲的外援和投资并不总是与大家都接受的透明和良好政府行为的国际准则相一致，而中国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并不总是利用非洲人民的才智。”在如何增加透明度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期待之间是存在较大差距的。大多数关注和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外学者，最关注的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数据公开，包括援助数额上的地区分配、国家分配、项目分配等具体数据。但是，除了中国财政部所公开的年度援助预算和决算总额外，系统性的地区和国别年度数据汇总相对缺失。实际上，由于统计的多口径，以及援助项目的多部门参与，很难进行清晰的统计。
　　除了统计难度的客观原因之外，中国对非援助的透明度不高还有着一些政治因素的考量，涉及到中国保持对非援助的主导权。具体而言，从中国内部来看，由于中西部地区落后和大量贫困人口存在的现实，增加对外援助透明度的国内民意基础是否具备是首先要顾及的一个因素。从外部来看，援助完全透明化有可能导致非洲受援国之间的互相攀比，反而是中国陷入被动局面。而且，对于仍处于援助国地位的中国而言，公开数据对于接受外援也极其不利。由此可见，在中国尚处于援助国和受援国双重身份的情况下，如何有利有节地适度增加援外透明度，同时不损害中国援外的主动权，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五）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的平衡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利益的全球化，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和影响力的新兴援助国。然而，中国对外援助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双边援助增加方面，并且中国迄今为止还不是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或者由对发展中国家主要贷款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的成员。由于发展理念以及援助原则的不同，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多边援助机制中一直采取的是比较谨慎的参与原则。因此，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内的成就更多地通过双边途径而非多边渠道取得的。但是，跨入新世纪，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给中国多边援外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为对外援助奠定了物质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能够更多地受益于中国的发展，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同时，中国也开始向世界表达自身对发展的看法。提供多边援助是满足发展中国家现实期待、扩大中国影响力，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如何既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又做到量力而为，这是中国多边援外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另外，现行的多边援助机制仍然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受到牵制。如何使中国多边援外的效用最大化是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
　　关于多边援助合作，2007年欧盟曾出台“关于援助互补性和分工的行动准则”，该准则的建立是为了确保欧盟和成员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援助分工，从而更有效地分配欧盟对外援助资金，实现交易成本最低、减少援助重叠，最大化援助效果的目的。但是，欧盟有意将其拓展到欧盟之外，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国际发展援助的多边合作，而中国则被欧盟视为对非洲援助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如何在国际多边援助合作与双边援助之间实现很好地协调。协调双边与多边的关系，既包括数量上的协调，援助规模和总量的分配；也包括援助理念和方式上的协调，以及在不同多边援助机构和组织间如何协调分配有限的对外多边援助资金。尤其是，在双边中可以坚持中国一以贯之的不干涉、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但是在多边援助合作项目里如何妥善处理不同援助理念之间的冲突和分歧。总之，多边一直被中国外交视为重要的舞台，如何用好这个舞台，对于中国援非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长期问题。
完善中国对非援助战略的建议
　　中国对非援助面临的上述五个方面的“战略平衡”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对非援助面临的五个方面的挑战。这五个方面的“战略平衡”，既关联到中非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也关系到南南合作全局。在国际援助体系中，如何全面提升中国的积极影响力，不仅需要硬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强中国援助理念和援助模式的国际接受度和影响力。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从国际发展援助的一支参与型力量上升为一支具有全面影响力的规范性力量。
　　在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援助体制下，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其独特的援助原则和理念、切实的物质和精神帮助、以及国际援助带动效应，对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与时俱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中国对外援助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其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互相帮助性质的援助，具有天然的平等性。中国所实践的这种平等互助型南南援助，对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与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带动效应。中国对非援助的根本目的是以援助促发展，以发展促合作，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说，中国对非援助的战略意义已经超出了双边层面，具有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国际社会中妖魔化中国援助的声音，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援助影响力上升的不争事实。成就与非议并存，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国际格局调整和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把对非援助做得更好，上述五个方面的“战略平衡”问题不容忽视。这五个方面的问题看似独立，其实又彼此相连，是当前中国处于角色转化和融入全球治理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长期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如何既坚持自己的援助理念和原则，同时又能兼顾增强透明度和加强多边合作的国际发展援助大趋势。
　　具体而言，中国对非援助之所以受到非洲受援伙伴国的欢迎，除了坚持平等和不干涉的原则外，最重要的是坚持了与时俱进的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下，中国结合自身发展经验和国际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政策和方式。在当前国际格局处于大变革和大调整的转折时期，对中国而言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下一个5－10年里，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战略应该进行怎样的相应调整。结合当前对非援助面临的五个“战略平衡”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援非战略重点应放在推介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上
　　有必要就中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归纳和总结，尤其是对中国发展的思路和模式、以及可以复制的减贫、农业发展、基础实施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总结和国际交流上。确定“共享中国发展经验”的对非援助战略重点，不仅是基于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对非洲发展提供制度支持的重要来源，并且增强中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内的制度影响力。非洲的治理问题一直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出现矛盾和分歧的关节点，通过平等的发展经验共享途径，中国不仅可以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治理制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援非只顾及商业利益，不顾及国际责任和社会责任、以及透明度低等种种负面评论的消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像中国这样身兼援助和受援、发达和不发达、计划和市场等等双重特色的发展案例进行总结和研究，也是对国际发展援助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2、适时调整援外体制，满足对非援助的战略性要求
　　中国目前的援外体制，大体是商务部牵头下的多部委协调参与体制。这种体制配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发展战略，不仅有效扩大了援外资源，切实帮助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也通过援外项目推动了中国走进非洲。但是，这种援外体制也导致了中国援外商业化倾向的国际认知。随着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尤其是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的发展阶段中，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战略应放在一个更高层面来考虑。因此，有必要提升对非援助的战略性考虑，增强外交部在对外援助领域内的职能和作用，将对非援助放入中国总体外交战略中加以考虑。在援助体制上增强外交部的作用和角色，不仅可以有助于中国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下建设性参与非洲内部发展事务，而且也有利于协调双边和多边援助关系。
　　3、中国对非援助战略应该结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加以考虑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包括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实质性的提升。鉴于中国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上的相对弱势，可以以对非发展援助为切入口，在与发展相关的全球性议题如环境保护、恐怖主义、贫困、传染性疾病、跨国犯罪、海盗等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争取话语优先权和主动权，从而使援助的积极外溢效应得到最大化。
　　总体而言，中国对非援助是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有益探索，不仅促进了中非合作和共同发展，也促进了南北合作朝着更加平等和公正的方向调整。在力所能及提供的前提下，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对外实施援助的能力、规模和范围也会随之上升，并且中国在追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也会赋予对非援助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原载《西亚非洲》杂志2012年第3期 / 作者：张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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