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蒙古国经济援助历史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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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蒙古国经济援助历史侧记
&&&&&&&&&&&——兼述王琨同志援蒙工作二十年&&&&&&&&&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异常动荡，我国的外交官、经援专家、劳务人员蒙难、牺牲的报道屡见报端，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以及整个社会对驻外人员的关怀，也使以往神秘的外交活动昭示在国人面前。
王琨同志曾经是一位普通的外交官，已经去世多年。他的一生简单而又平凡，但是他又与一段援外历史有着不简单、不平凡的联系。他生前曾经多次表示，要把中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援助的历史展示在世人面前，让后人记住那难忘的历史、难忘的教训、难忘的援外战士……
对外商务系统的老同志近来纷纷撰文回忆在国外的工作经历，如果王琨同志健在，他也一定会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读者。由于他因病过早辞世，所以笔者代言，以期了却他的夙愿；并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向世人揭开那段几乎被国人忘记、忽略的中蒙关系中一段曲折的历程。
一、面对完全陌生的对外经济援助工作
1965年5月，王琨同志38岁，从辽宁省朝阳市调到成立不久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还未报到就已经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蒙古国）大使馆经济专员。1965年9月，他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没有人想到，他会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工作七年半。他从事过公安、检察、工业建设等基层工作，从来没有接触过外事工作，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经济专员是外经委派驻使馆主管经济援助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在使馆馆长的领导下，负责与国内主管机关联络，接受指示；联络驻在国政府；主管经援队伍，包括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分公司、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等。现在很少再有经济专员这个称谓。在他到达乌兰巴托的时候，中国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于中苏关系对立，中蒙两国关系也逐渐产生裂痕。一年前的1964年4月到7月间蒙古国政府要求所有援助蒙古国的劳务人员撤离。上万人的劳务队伍及家属百天之内被强行撤走，这是明显带有政治目的的外交措施。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严峻，王琨同志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历史把他抛向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经济专员从事的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而更多的是政治斗争。
日，中国在蒙古国北端边界的色楞格省援助建设的东布大桥（119万卢布）建成通车。大桥横跨色楞格河，气势壮观。这是他到达蒙古国之后第一次参加援建项目的竣工典礼，也是最后一次。中方参加竣工典礼的首席代表是张灿明大使。王琨同志在竣工典礼上代表中国政府致辞，巴图（中国驻蒙使馆的随员，蒙古族）担任翻译。竣工典礼上虽然彩旗飞扬，但是中蒙双方典礼代表脸上的表情却像蒙古国北纬50度那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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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琨同志在竣工典礼上致词
二、1955年到1965年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
蒙古国原属中国领土，由于苏联的原因，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使蒙古国从中国版图分离，但是汉蒙两族之间却有着数千年的融合、依存、割舍不断的兄弟般的情谊。新中国在抗美援朝、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就接受蒙古国的请求向其提供了无私的援助。截至1960年，双方一共签署了各种经济技术劳务援助协议五项，有偿无偿、有息无息的经济援助款项达到两亿多卢布，约合8亿人民币。
日，中蒙双方签订了《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国帮助生产建设的协定》。这是中国经济援助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协定。向蒙古国派遣专业技术工人，包括医生、护士、教员，木工、瓦工、厨师、裁缝，以及种菜、养猪、养鸡的农民等等，首批8200人。目的是帮助蒙古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9月，又签订了《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国帮助生产建设的协定（第二）》。后来在乌兰巴托市建立的友谊医院、培才学校就是这两个协议的产物。派遣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12000多人，加上家属，将近30000人。劳动力援助同样是经济援助的一部分，对于地广人稀、处于游牧状态的蒙古民族来说，十分重要。
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日渐紧张。中国共产党发表“九评”以后，中苏关系彻底决裂。地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的蒙古国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明显地站在苏联一边。1963年，蒙古共产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发表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1963年12月，蒙古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反华决议。1964年4月，蒙古国政府要求根据劳动力协议派遣的中国专家、员工及其家属，三个月内全部离境。至此劳动力协定中止。
日，贺龙副总理与蒙古国政府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无偿援助1.6亿卢布，用于成套项目建设。仅有250万卢布余额未使用。
日，贺龙副总理与莫洛布杜茨副总理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贷款2250万卢布。
日，周恩来总理与泽登巴尔总理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贷款4500万卢布，实际使用1780万卢布。
截至1966年，中国政府共援助建成了7座桥梁、两座火力发电厂，以及毛纺织厂、造纸厂、玻璃厂、砖瓦厂、淀粉糖浆厂、酒精厂、马铃薯加工厂、木结构房屋预制构件厂、碳酸瓦斯车间、蔬菜农场、养鸡场、水利灌溉工程、市内道路、公路、铁路专用线、体育馆、运动场、办公楼、16.87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结核病疗养院等多个项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到日期间，中国政府在乌兰巴托、东哈腊、达尔汗等城市建造了5万平方米的住宅，花费504万卢布，这是中国建筑企业第一次在海外实施大规模的建筑承包工程。根据后续协议，截至日，又完成11.87万平方米住宅建设。建筑规模之大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最高峰时，建筑工人达到4200多人。为此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专门成立了驻蒙古分公司。当时的蒙古国有130多万人口、22万个蒙古包。乌兰巴托市有24万居民，70%居住在蒙古包里。
1966年，苏联与蒙古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两国关系发展到极致。中蒙边界逐渐成为中苏军事对峙的前沿。
1967年4月，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宣布从1967年1月起蒙古国不再承担与中国建筑公司的有关义务。也就是用外交上的语言表示，全面中止中国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项目。在王琨同志上任的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已经是无“经”可“援”了。蒙古国政府采取了对需要入境的中国专家、员工不再发放入境签证的措施，使得1967年春季施工的中国建筑工人无法进入蒙古国。
日，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提出按现状接收经援项目。
1969年1月和5月，又先后宣布中国职工已经失去在蒙古国居住的“法律根据”。
1970年8月，蒙古国政府再次提出要求，全部接收中国经援工程，由蒙古方面自行完成。
这就是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倾心奉献所换来的结果。这是非常可悲的一幕。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使得中国人民大失所望。以至后来受到广泛的指责，对我国的援外政策予以猛烈的抨击。
&&&&&&&&&&&&&——图为乌兰巴托火车站&&&&&&&&&&&&&&三、文化大革命的战火蔓延到到乌兰巴托&1966年四月底，蒙古高原冰雪开始融化，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分公司继续履行援建义务，建筑工地施工依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五一六通知》，至此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1966年8月份，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分公司的专家在紧张施工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评选出将近40名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张灿明大使接见了这些积极分子，当时驻蒙古分公司总经理系武勇同志。1966年9月，毛泽东的“九九批示”传达到驻蒙古使馆。1966年8月，两名受中国极左思潮影响的外国友人，分别给中国有关部门写信，批评中国驻外国的外交官生活奢华，有资产阶级倾向。这两封信都转到外交部，后于9月9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驻蒙古使馆政务参赞魏宝善当时代理使馆党委书记，召开党委会议，学习“九九批示”。王琨作为党委委员参加会议。这时北京的革命浪潮异常汹涌，毛泽东接见大批红卫兵，红宝书、红袖章染红全中国。而驻蒙古使馆却十分平静。党委会决定紧跟革命形势，搞几个毛泽东语录牌，烘托一下使馆的革命气氛。会议责成王琨同志组织中国建筑工程公司驻蒙古分公司具体实施。很快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牌就挂上使馆的大楼。由于通信不畅，两周才有一次外交信使。国内报纸转到驻蒙建筑工地经常需要半个多月。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气氛随着报纸深入到每个建筑职工的内心。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朴素的革命激情在建筑工地爆发。在部分职工的号召下，1966年10月间，乌兰巴托一建筑工地上的一些职工佩戴毛泽东像章、红卫兵袖章，手举红宝书，准备分乘数辆卡车到乌兰巴托市游行，宣传毛泽东思想。汽车里面堆满了铁锹镐把，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武斗的准备。王琨得到通知立即赶到建筑工地。工地场面异常混乱，驻蒙古公司的负责人也已经赶到现场。当时在蒙古有中国建筑工人将近四千多人，乌兰巴托市建筑工地有近两千人，各个年轻力壮。这些职工一旦走向乌兰巴托街头，后果不堪设想。王琨同驻蒙公司领导与专家、职工协商。告诉他们“于深水、窦海玉事件”已经证明，无事尚且可以生非，我们不能再授人以柄。经过沟通、妥协，大家认为在工地内游行也是可行的。随后驻蒙古分公司的领导带领大家在工地内转了几圈……中共中央在1967年发出周总理亲自起草的“二七指示”，明确规定：驻外机构不搞运动，只作正面学习与宣传。&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国内还发来大量的中文版、俄文版、蒙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要求驻外使馆散发。驻蒙古大使馆也表现得非常积极。除了外交官直接送外国使团人员外，还要求驻蒙古分公司、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设法散发。培才学校是中国的经援项目，是为援蒙劳务人员子弟兴办的。1964年4月，援蒙劳务人员被迫撤回后，该学校转为华侨子弟小学。学校的领导班子仍然是国内派来的。在学校里毛泽东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不仅自己学，还要带领家人学习，并向蒙古邻居散发。这种输出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必然引起蒙古国政府的不满。培才学校与《蒙古消息报》报社同处一个大院，该社的展览橱窗展出的蒙古政府领导人的照片被涂抹，蒙方认为是华侨学生所为，就单方面关闭了共同使用的大门，让学生使用仅容单人进出的小旁门。中方认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学生嫌小门太窄，上下学进出拥挤，就敲打大门让蒙方警卫开门。于是，蒙古当局就以“三名华侨老师带领学生踢打报社大门”、“破坏了蒙方法律”为由，宣布驱逐三位华侨教师出境。蒙古国政府这一决定，激起了培才学校师生的愤怒情绪，酝酿届时集体到火车站欢送。在此之前，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喊口号、念毛泽东语录、唱《国际歌》与苏联警察发生冲突，酿成著名的“红场事件”。此后不久，国内给驻蒙古使馆发来“红场事件”的照片，让张贴揭露苏联当局的暴行。结果，展出不久，展览橱窗玻璃就在夜里被砸，照片被撕碎扔进使馆大院。当时使馆由刘吉德担任代办。鉴于蒙方对“红场事件”照片展出后的反应，考虑到华侨师生一旦到车站集体欢送，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红场事件”。刘代办于5月19日电告国内，建议组织集体欢送，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当时外交部在复电中强调组织集体欢送，应坚持读语录、喊口号、唱《国际歌》。蒙古国政府获悉华侨师生计划去车站搞集体欢送，5月20日上午，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托依夫约见刘代办，提出不得在车站举行欢送集会，否则后果由中方负责。刘代办回馆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建议届时在车站举行适当规模的欢送，但不形成集会，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以避免事态不可控制，希望国内21日10时前复示。等到21日中午，仍无回音。刘代办不得不再次紧急请示，国内答复：按前电执行。（笔者注：4月17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大会通过了“打倒陈毅”的口号。5月11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发起上街游行，要揪陈毅到群众中批判。5月12日，周恩来紧急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明确指出：“揪陈毅中央不同意。” 5月13日，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红旗大队”几百人冲进外交部。其间陈毅实际已经被停止了外交部的领导权。）日下午3时，华侨师生前往乌兰巴托车站为三名被逐教师送行。使馆四名外交官及中建驻蒙公司、友谊医院、华侨协会等单位的代表也来到车站，二百多人。还有自动来送行的华侨及培才学校低年级学生，也有将近二百人。送行者向被逐教师献花后，齐声朗读毛泽东语录。这时，预伏的大批警察冲进人群动手抓人。华侨师生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蒙警察大打出手，而且动手扭打中国外交官，还将一名外交官强行关进车站临时拘留室。华侨师生和侨协干部二十余人被蒙警察殴打后，也被关进另一临时拘留室。刘代办深夜约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图门，对车站事件向蒙古政府表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在中方强烈抗议下，被扣押的华侨师生被释放，但侨协干部贾秀文却被送往外地监狱关了起来（释放后亦被驱逐出境）。三名被驱逐的教师回到北京受到有关单位的热烈欢迎。这次“乌兰巴托车站（五二一）事件”等于是“莫斯科红场事件”的重演。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得知蒙古当局驱逐培才学校教师，在车站拘捕使馆外交官，都感到异常激愤，立即组织队伍到蒙古驻华使馆游行示威。在越来越激烈的反对蒙古修正主义的声浪中，中蒙关系已经形成全面对立。外交往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是：强烈抗议、最强烈的抗议、最最强烈的抗议……提完抗议，转身就走。&日，在北京又发生一起严重事件，称为“八九事件”。这天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策伯格米德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司机达希敖额尔特把车停在马路边。一个红卫兵发现汽车刹车的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泽东像的海报。这时，蒙古大使夫人等人从商店出来坐进汽车，司机踩油门开车，踏上了毛泽东像。围上来的红卫兵怒火沸腾，立即把蒙古司机揪了出来质问。蒙大使夫人等吓得跑进了商店。人群中有人领头高喊：“侮辱伟大领袖毛泽东罪该万死!”“打倒苏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义!”蒙方司机起初拒不认罪，还企图撕毁毛泽东像开车逃跑，但汽车被群众团团围住。愤怒至极的红卫兵命令他站在凳子上示众，让他下跪向毛泽东像请罪……在一片声讨中，汽车被掀翻、点燃。消防车赶来时，大火已把这部海鸥牌高级轿车烧得只剩躯壳。我国外交部的一位处长匆忙赶来，说服群众将蒙古司机交他处理。蒙古司机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并写下认罪书。我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对蒙古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侮辱中国领袖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称中国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外交活动讲究对等，讲究礼尚往来，同样也讲究报复。8月9日当天，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晚8时紧急召见刘代办。当面宣读蒙古国政府的抗议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第二天晚上，我国外交部来电通知驻蒙古使馆，说明了事件经过，要求使馆提高警惕并采取措施，准备应对蒙方策动群众冲击使馆，同时要求使馆人员尽量减少外出。在蒙古国境内有十几个援建项目，王琨同志主管经援工作，他不可能躲在使馆，他要到驻蒙分公司、各建筑工区、医院等传达国内指示，安排紧急预防蒙方报复的措施。当时走出使馆是要冒着极大的危险，但他别无选择。他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8月18日，我国外交部再次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对蒙古国政府9日声明做出强烈反应，并正告蒙古当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的。”后来的情况证明，蒙古国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除了抗议声明、召回大使以外，没有扩大事态。至此“八九事件”引起的政治危机平稳度过了。临时代办刘吉德、商务参赞王琢之回国前，外交部来电任命王琨同志担任驻蒙古国大使馆的代理党委书记，文化处孙一先同志担任临时代办，与领事部主任孙立殿同志组成党委。从1967年11月到1970年4月，王琨同志代理使馆党委书记一职长达两年半之久，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一个普通外交官的身上，这在我国驻外使馆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四、面对无休止的等待，坚守工作岗位——“敌人不赶不走，祖国不召不回”在王琨同志留下的资料中，有大量的中国和苏联对蒙古国援助的对比。结论是：苏联修正主义对蒙古国是政治控制、军事占领、经济掠夺、文化渗透；蒙古修正主义对待苏联是政治上追随、军事文化开放、经济上依附。反观我国对蒙古国的经济援助，则是真心实意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并严格遵守周总理制定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中国方面坚信，我们的经济援助一定会感化蒙古国，相信蒙古国人民的觉悟、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反修斗争必将最后胜利！一定会使蒙古国的领导者回到中蒙友谊的道路上来。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国内才没有采取及时撤回援外队伍的措施。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过于天真。我们在对外经济援助方面无可挑剔及指责，的确是倾囊相帮，鼎力而助，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政治上的中苏对立、中国在那些年产生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最终导致了中国与蒙古国对立。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必然殃及外交以及对外经济援助。中蒙关系已经十分脆弱，很小的一件事都可能成为政治灾难的导火索，所以外交人员都非常敏感，谨小慎微。1970年一个夏日，王琨同志乘坐的吉姆牌轿车行驶在乌兰巴托市的道路上，由于司机不慎，将一蒙古小男孩撞昏。当时聚集了很多蒙古人，个个带着仇恨的目光，包围了汽车。他与司机都不会说蒙古话，突然他想到友谊医院的“医院”一词，高喊：“额莫呢勒克。”惊慌失措的蒙古人同意他的建议。他立即把孩子抱上汽车，与司机一起直奔中国援建的中蒙友谊医院。孩子当时仅是暂时昏迷，到医院后就没有事了。他立即安排小孩住院观察。当时吉姆车的右膀子撞瘪。回使馆后立即将另一辆吉姆车的膀子换上。第二天正好有回国的火车，迅速安排司机离开蒙古。这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今天看来，没有必要如此遮遮掩掩。但是，在政治气氛非常对立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果然，三天后蒙古警察找上门来，调查肇事汽车，调查蒙古小男孩。蒙古小男孩在友谊医院医生护士的精心照顾下，异常高兴，居然对蒙古警察说：不是汽车撞我，是我撞汽车……尽管这样，蒙古警察还是下令拘捕中国司机，当得知中国司机已经回国时，蒙古外交部只能向中国使馆提出抗议。最终不了了之。&乌兰巴托以北二百多公里的东哈腊市，建筑工地留守员工不足十人。已完工等待交钥匙的几座楼房已经通了水、电，本来留守工人冬季可以住进去，但是为了信守协议，他们宁肯住在未装修的无水、无电的框架楼中。自己轮流动手做饭，水从楼外打来，取暖烧炉子，夜间点蜡烛，大小便到楼外露天厕所，生活相当艰苦。这个工地处于东哈腊市的郊区，周围一片荒野，深夜时常听到狼嚎。1969年春节刚过，仍然是滴水成冰。一天下午，东哈腊工地负责人邱恩，冒雪赶到使馆汇报说：今天一早发现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有人在一张摊开的毛泽东像上面拉了一泡屎。王琨同志和援蒙公司的两位领导人，听了汇报顿感棘手，长时间没人讲话。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事情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他为此专门召开党委会，请大家实事求是地仔细分析。邱恩也说留守工人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觉悟。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绝对不会是有意污辱伟大领袖，而是夜里便急怕冷，就跑到空屋摸黑扯出一张纸方便。如果他知道是毛泽东像，肯定不会做。王琨建议对这件事：不记录，不追查，不传达，不上报。如果泄露追究责任，他还表态一切由他个人承担。党委其他成员表示：“集体负责，集体承担。”须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上对下隐瞒这件事，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这件事最终还是有人匿名汇报到国内，但是当时的外经部领导没有追究，使得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得以化解。&蒙古国冬季无法施工，援建人员大都在年底回国探亲，在施工季节到来的时候，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提出按现状接收；同时宣布从1967年1月起蒙古国不再承担与中国建筑公司的有关义务。大批建筑工人不能返回蒙古。继续进行施工已经不可能了。建筑工地守摊的职工只有300多人，还有大量的施工设备和建筑材料。蒙古国方面随后又宣布中国职工已经失去在蒙古国居住的“法律根据”。有的专家几年没有回国，他们如果回国，蒙古方面不再发放入境签证。那么从达尔汗、东哈腊到乌兰巴托十几个经援项目将无人控制，所以留守人员只能坚守。到1973年还剩82人。鉴于蒙古国政府的态度，经援项目已经没有再继续实施的可能，这种僵持已经毫无意义，经援专家大都出现急躁、忧郁、颓丧的情绪。当时留守的专家代表开会，有公司机关、乌兰巴托的五个建筑工区、联合厂、木工厂、友谊医院等等，开会发言时说：世界形势一片大好，祖国形势一片大好，蒙古形势非常不好……发牢骚、讲怪话的很多。还有专家编了个顺口溜：想专员，盼专员，专员指示，回家过年。实际上他们是希望从王琨那里听到可以回家的消息。当时有一名外交官说：谁再要求回国谁就是逃兵！这句话引起专家的极大愤怒。他们说你们外交官每年有一次探亲假，而专家职工却没有。说这话很伤感情。面对这些只能采取安抚措施……蒙方提出中止援建项目后，王琨与驻蒙古分公司等单位最初制定了“克服困难，坚持两年”的计划。他的心情与大家一样，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无休止地等待。他自己在一份报告中说道：一天到晚就是学习、检查。工作多做点、少做点，问题都不大。就这一亩三分地，活动范围太窄……但是每当别人问起何时回国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以致后来鉴定说他说话模棱两可，不敢负责任。他把留守专家情绪不稳的问题向国内汇报，并提出“敌人不赶不走，祖国不召不回”的口号。在这份汇报里隐含着内心的渴望，意图提醒国内的有关领导，召回援外专家。这里有不便明言的苦衷。报告到了国内，后一句“祖国不召不回”被划掉了，只剩下一句“敌人不赶不走”。这就意味着，回国的时间表完全掌握在蒙方手里，我们没有丝毫的主动性。大约在1970年底一个寒冷的冬日，王琨来到蒙古国北部的色楞格省首府达尔汗建筑工地，带来了茅台酒，慰问留守的专家、职工。大家杀鸡炖肉，齐聚工棚。当谈到“何时是头，何日归期”的时候，他告诉大家，国内的原则意见是：维持现状，克服困难，坚持到底！气氛立刻沉闷了起来。有的专家想起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不禁失声痛哭。他只能用模棱两可的话鼓励他们：坚持，坚持，不会再有5年了……坚持两年，再坚持两年，已经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了。现在又说不会再有5年了，听起来就让人灰心。酒桌上一个专家借着酒劲，以箸击碗，低声而歌：“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大家听到的是古曲《苏武牧羊》，没有人打断他那带有低落情绪的歌声。苏武牧羊的北海，就是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色楞格河的达尔汗就在贝加尔湖的上游，属于贝加尔湖流域。达尔汗到贝加尔湖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公里。我们援外专家、职工与两千年前的苏武有着极其相似的处境。难怪歌声响起，一片肃然。东汉班固所著《汉书》中记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旨以中郎将身份，率100多人，持节出使匈奴，意图与匈奴修好。后被匈奴扣留，流放北海（贝加尔湖）牧羊，持节不屈，苦忍十九年。苏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节以竹为之，柄长八尺（汉尺），节上缀牦牛尾，称节旄”。节是出使他国的“示信之物”，即凭证，象征着国家的尊严以及使者的责任。汉昭帝时与匈奴和亲，苏武已是须发尽白，与仅存的从者9人回到汉朝。汉宣帝时，画其像于麒麟阁，彰显其节操。班固赞其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听笳声，入耳痛心酸。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苏武是中国历史上外交使节的榜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专家、职工不管内心多么的苦闷，但是他们“心存汉社稷，大节不稍亏”。多年以后问起王琨，在两年多的代理党委书记期间，你做了哪些事情？他沉思片刻说：有人说我右倾，不敢与蒙古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在我担任代理党委书记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我没有给十分脆弱的两国关系火上浇油；没有让留守人员因为情绪波动而导致激烈冲突。这或许就是我的工作成绩吧。五、“于窦事件”始末以及最终了结1963年，蒙古国向上海派遣三名学语言的留学生，两男一女，女留学生起初跟同学那松扎布谈恋爱，后来又与另一个留学生好起来。被甩的那松扎布怀恨在心，一次酒后用匕首把女留学生捅死。中国法院查明事实，那松扎布承认杀人犯罪，日，中国法院依法判处那松扎布15年有期徒刑。此后不久，蒙古国为了报复，借口中国员工同蒙方人员吵嘴打架，于日，拘留了为首的两名中国员工，一名叫于深水，一名叫窦海玉。5月8日，蒙古国法院判于、窦二人各4年有期徒刑。但蒙方不以此为满足，6月11日，拘留所里的犯人出来放风，窦海玉离开房间较晚，听到外面喊中国人打架了，他以为又是蒙古人欺侮中国员工，就操起一个木棒跑出来，到外院一看，于深水躺在地上，后脑被打裂，正在流血。接着，蒙古警察就把窦海玉铐起来，认定窦海玉杀了于深水，木棒成为物证。当时大家分析，窦海玉与于深水是好朋友，两人在同别人的纠纷中常常是互相帮助的，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大使馆对此提出质疑，要求验尸并面询窦海玉，我国公安部也选定了法医，但是蒙古国方面反对。最终宣判窦海玉15年有期徒刑……直到今天中国人民都不相信窦海玉会杀死于深水。真相在哪里呢？真相被永久封存了……1970年4月政务参赞吕子波到任，并担任临时代办。8月5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以那松扎布交换窦海玉的建议。蒙方于8月17日答复同意，双方决定于9月2日在二连北面的中蒙边界上的边防会晤点进行交换。王琨同志和使馆领事部主任孙立殿，奉命去中蒙边界处理交换事宜。窦海玉从蒙古监狱被直接押送至边境，那松扎布也从上海押来。那松扎布身体健康，气色很好，有说有笑。而窦海玉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有些痴呆。他与家属相见，双方抱头痛哭。窦海玉，最后一个回国的援蒙劳务人员。他所经受的痛苦与折磨，难以想象；他所承担的政治牺牲，不能不使我们由衷地感慨与悲愤！六、面对现实，结束经援项目日，许文益大使夫妇抵达乌兰巴托。这时国内已经明确指示，通过与蒙方谈判，对经援项目现状移交。对于王琨以及在蒙古国工作的援外专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已经看到了回家的曙光。他与驻蒙古分公司的领导早就准备了全套的文件，随时准备进行谈判。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乘坐英国产的三叉戟客机越过中蒙边境，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坠落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当时驻蒙古国使馆文化处的孙一先同志亲赴温都尔汗，为坠毁飞机拍照，掩埋尸体。他是这一坠机事件最主要的目击证人。他回国向总理汇报时，王琨同志正在国内休假，同时在国内准备经援谈判的有关资料。在北京火车站的国际列车候车室王琨与孙一先不期而遇。当时孙一先在外交部招待所随时等候周恩来的召见，汇报温都尔罕坠机情况。到火车站送人也要请假。送人后王琨与他一起回到正义路30号外交部招待所，当时笔者在场。王琨并不知道孙一先突然回国的原因，由于保密纪律，不能打听。只是觉得在蒙古国又发生了大事。不幸的“九一三”事件使经援谈判工作又整整搁置了一年。中国对蒙古国经援谈判的准备工作早已就绪。日正式组成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许文益大使担任团长，外经部二局局长武庆产任副团长，王琨、谷锐峰等人为团员，另有十几名工作人员。王琨的主要工作是准备材料，提出方案，根据谈判进展情况向国内写汇报。日，会谈正式开始。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谈判，到日下午五点，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纪要》。之所以谈判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在谈判中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谈判初期，双方每次都要进行政治交锋，每次对方污蔑我们，中方都要予以反驳。甚至要求秘书组的同志每次预测对方会在哪些问题上诬蔑我们，怎样反驳更准确、更有分寸！其次，政治责任。中断中蒙经援项目的政治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中方认为蒙古国应当承担，并应当写进协议书。当时有人提出：在（蒙方）承认政治责任的情况下，经济上我们承担损失。就这一问题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纠缠下去就无法达成协议。最后代表团决定放弃这一主张。第三，1967年蒙方提出“按现状作价移交”，中方认为的现状是1967年的现状；蒙方坚持的现状是1972年的现状。第四，代表团、使馆内部存在不同意见。谈判期间不停地召开使馆党委会议或代表团与使馆党委的联席会议。当时大使提出：明确责任能做到何地步？叫人家承认有无可能？立刻有人提出：讲原则立场是坚持始终的，蒙方避而不谈责任，要谈具体问题。我们就要坚持原则，不是挑起争论。当时的中央精神是：是来移交，但要明确责任。可见许文益大使的压力很大。第五，反复谈了四套方案。《会谈纪要》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许文益大使力排众议坚持原则的结果。他在一次党委会上的发言现在读起来依然受益匪浅。他说：使馆作为驻外前哨站，是下级机关。我们要坚决、正确、忠实贯彻中央方针，不允许打折扣。错了就改，领导批评接受。这一条是必要的，坚决执行命令。但是党内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上级机关很注意下面情况反映……五月底王琨回来，传达两部（外交部、外经部）报告，总的精神很好，但是做法有问题，要承认错误（指援蒙中断责任问题），写到文件（指协议）上，不行挂起来，我们提了意见。这次提了意见，周总理讲了，所以写了新的方案。被中央批准。党的优良传统就是下级积极执行（上级指示），并提出意见，上级认为对的接受，这是组织原则。我们提出了修改意见，国内采纳了。（国内）又提出修改意见，不值得大惊小怪。说不定个别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是有名的有右的思想，人家说我是老右倾机会主义，我是承认的，我主张活跃思想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论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于实践。第一次会上谈到蒙古情况，他是要回避责任，第一次会议一个半小时都谈是非问题，没什么像样东西。我们发言后，蒙方承认把意识形态扩大到国家关系，是和他们的十六大精神不符合。说不定他们要追究他的，我说他临阵乱了……我们的主张是摆事实讲道理。讲责任，注意时间场合。我第一次做的是不是符合中央（精神），究竟讲到什么程度，如何体现适可而止。你让蒙方承认做不到……你们说暴露思想，我也暴露……对待上级指示，要采取正确态度，鞭策我们。这个责任主要在我，你们不要考虑过多。加班加点，大胆提出倡议，不要影响情绪……就是这样一个“责任”问题，反复争论。王琨在笔记本上足足记了三百多页。可见当时谈判的激烈程度。这段话也可以看出许大使的思想品格。1973年2月底，援建项目移交工作全部结束。中建驻蒙古公司根据我国援蒙工程的协议而承建的22万平方米住宅项目，已建成11.8万平方米，另有七个在建未完项目，共10.2万平方米。根据1958年和1960年两笔贷款，已建成和未完工程，总共折价卢布交给蒙方。援蒙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的房产，无偿移交蒙方（注：大约在1976年的时候，笔者在《参考资料》上看到中蒙友谊医院被大火烧毁的照片）。交接结束，乌兰巴托市公路局长吉格尔一行九人到工地送行，在桌下握住王琨的手说：中国蒙古是同志，俄罗斯不是，说实在的，我对你们一点帮助也没有……日，使馆举行会餐，开晚会，放电影，为最后八十二名援蒙专家、职工送行。3月5日早上8时全体82名援外专家、职工集中在使馆的前楼。9时30分，乘坐国际列车离开乌兰巴托。坚持在蒙古工作、留守八个春秋没有回国的援蒙公司职工，以及七年没与家人团聚的友谊医院医护人员和培才学校的教师，终于踏上回归祖国的旅途。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为了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始有终地圆满地完成了援蒙工作。他们的毅力与奉献精神，实在是可敬可佩。在北京火车站他们受到热烈欢迎。车站上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场面，多少人洒泪而泣。当我们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不能不感叹，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在国外连续工作八年不回国，这在中国援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在蒙古国断绝供应的情况下，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养猪、养羊、养鸡。在蒙古国那片寒冷的土地上自建暖棚，种出大白菜、西红柿、黄瓜、青椒；他们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用坚定的信念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的事迹应当载入史册。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援外篇中，没有记录这一史实。这是莫大的遗憾。3月26日武庆产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回国，受到外经部、外交部、国家建委的有关领导的欢迎。3月28日王琨同志在使馆接受离任鉴定。4月3日他作为援外干部最后一个回到北京，结束了在蒙古国长达七年半的外交官工作（在援外干部中，没有听说还有哪位在国外连续任职长达七年半的时间）。笔者记得在火车包厢里，堆满了木箱子。这是他以外交官免检的身份带回的零备件。当时由中建公司的同志提走。落下一箱子钻头。很长一段时间，这箱钻头一直堆放在外经部的一间办公室。有人嘲笑他的举动：几个亿都扔了，一箱钻头有拿回来的必要吗？笔者就此询问，他说：国家的确损失了几个亿，拿回的确实是九牛一毛……这就是一种感情，看到国家的损失于心不忍，能拿回多少，就拿回多少，尽力而为吧！在以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再也没有向蒙古国派驻经济援助方面的外交官。中蒙两国关系依然是寒冷的冬天。七、十二年后重返乌兰巴托王琨同志1977年至1984年先后在中国驻缅甸、斯里兰卡使馆任经济参赞，继续从事对外经济援助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工作。1985年11月初，他接到经贸部援外司的通知，要求他担任谈判组长到蒙古国完成经援还款的谈判工作。接到这个通知，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他已经58岁，但是在蒙古国的日日夜夜不时地浮现在眼前，与蒙古国签订的几项经援协议书历历在目。1955年和1960年两个劳动力援助协议，亿卢布的经援项目，都是没有回报的无偿援助。只有1958年12月的2250万卢布的低息贷款（年息1%）和00万卢布（已使用1780万）的低息贷款尚有回款的可能。谈判的目的就是让蒙古方面归还4030万元卢布的本金及利息。日，蒙古国外交部云登副外长向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李举卿表示：我国政府同意中方的建议，同意偿还贷款和利息，通过中方货物过境蒙古的部分铁路运费来偿还……我们建议今年底由两国有关部门的专家来乌兰巴托举行谈判。12月14日，中国谈判工作组组成，王琨任组长，组员有冯继成、张克伟以及铁道部的潘金宝、中国银行国际部的史玉春等六人。出行前经贸部领导接见了工作组成员，对谈判中我方所持态度提出具体要求：“要款积极、态度友好，别太亲热，保持距离。”这一要求也恰恰反映了当时的两国关系。见面称同志，可以握手，但不拥抱。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还有一定的距离。12月19日中蒙双方谈判工作组见面，蒙方谈判工作组首席谈判代表是对外经委的达希泽伯格司长。达希代表蒙方首先提出：一是免除全部利息；二是要求以1956年未使用的无偿援助余款250万元卢布冲抵本金。王琨代表中方提出不同意见：本金和利息是不可分割的，是协议规定的，并指出蒙方云登副外长提出从日停止计息的建议说明蒙古政府既同意偿还本金，也同意偿还利息。对250万卢布余额冲抵本金问题，中方说明1973年的《会谈纪要》的签订，标志着经援的结束，对于使用无偿援助余款的根据、方式及手段全部丧失。经过五轮会谈，蒙方不再坚持“冲本免息”的要求。但是在利息计算的时间、范围上又陷入僵局。国内及时给予原则指导：“友好说理，适当照顾，积极争取达成协议，签订有关文件。”在谈判中，中方经过“取舍有道，拒之有理”的艰苦谈判，终于在日由中国驻蒙古大使李举卿和蒙古对外经委第一副主席巴桑扎布签订《关于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贷款的议定书》。议定书确认蒙方归还本金4030万卢布、利息889万卢布（共折合人民币2.07亿元）；停止计息时间是日；以中国过境蒙古铁路运费的40%偿还，约需12年。这次谈判一共25天，没有在内部发生非业务性的争执，也没有在政治上过多纠缠，所以谈判是顺利的。就这次谈判，王琨同志在工作汇报中写道：“本次会谈和签订协议，是1973年会谈和协议的继续。1973年的《会谈纪要》为此次会谈奠定了基础。没有那次按现状作价移交的会谈并签订协议，也就没有这次偿还贷款的会谈和签订议定书。事实证明处理国家关系，一定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但是由于1973年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办理决算确认书等事宜，这次会谈和签订还款议定书，又是1973年会谈和协议的继续和完成。”至此中蒙两国关系正常化中一个最大的障碍得到化解，合上了那不愿掀开的破碎的一页。&八、两国关系揭开新的篇章。199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名为蒙古国。1991年8月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蒙古国，签订《中国政府向蒙古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的协定》；1994年李鹏总理、1997年乔石委员长、1999年江泽民主席相继访问蒙古国。2006年6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蒙古国；两国一致同意将中蒙关系提升至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这为新世纪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1999年，中国向蒙古国分别提供了1.26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1.3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1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之后，2000——2003年分别提供了1.693亿元人民币和405万美元的无偿援助以及1亿人民币的优惠贷款。200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蒙古国进行正式访问时，向蒙古国承诺提供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日，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高树茂与蒙古国食品和农牧业部长登德布"特尔比什达格瓦在乌兰巴托签署了中国援蒙农业设备交接书。据此，中国政府共向蒙古国提供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的拖拉机和水利灌溉设备。&九、后记关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有强烈的非议。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不仅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也为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赢得了朋友；同时也使中国在全世界赢得了广泛的市场，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曾经有一段时间，援外干部受到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的中伤，忍辱负重。他们继续坚持周恩来制定的《援外工作八项原则》，兢兢业业地战斗在援外战线。看到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非论坛，场面热烈，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谁能说没有援外工作者披肝沥胆、日积月累、可歌可泣的巨大贡献？我们首先要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他们的高瞻远瞩，为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要感谢从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直至商务部历任的援外外交官及援外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更要感谢的是我们的援外专家、职工，特别是那些在援外战线上牺牲、负伤的以及多年不能回国的援外战士。中蒙这段关系史是人们不愿意触动的敏感神经。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由于很多当事人已经去世或是下落不明，以及材料有限，所以很难全面地反映中国对蒙古国经济援助的历史状况。特别是多年没有回国的援外专家的经历无法在本文中表述（比如窦海玉、刘正国、傅玉金、于金池等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愿意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方式找到他们，将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他们追寻的是国际主义理想，奉献的是青春年华，留下的是聪明才智，承受的是离散之苦、难挨的寂寞……在蒙古国经援专家的生活工作经历，是全部援外专家生活工作经历的一个缩影。国家做出了牺牲，民族做出了牺牲，援外专家个人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应当怀着崇敬的心情感谢他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是为祖国献身的援外战士、援外英雄。王琨同志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也同样为我国的经援事业做出了贡献，圆满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工作，尽职尽责，是一名称职的援外干部。笔者借撰此文的机会，予以纪念，表达敬意！（注：王琨同志系本文作者之父）&&日&&&1、&&1965年9月驻蒙国使馆全体同志合影。二排右起第一人为领事部主任孙立殿；第六人为大使张灿明；第九人为经济专员王琨。三排左起第一人为冯继成；孙立殿右后为巴图；王琨正后为王海山。2、&&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3、&&中国援建的东布大桥横跨色楞格河，座落在贝加尔湖上游。造价119万卢布，日竣工，是中国援建项目中纬度（北纬50度）最高的工程。4、&&王琨、巴图在东布大桥竣工典礼上；5、&&张灿明大使与中建驻蒙公司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合影6、&&与孙一先（后排左一）、孙立殿同志（中间）组成党委；7、&&与孙一先同志搭档工作七年半；8、&&与中建驻蒙公司总经理武勇同志；9、&&蒙古国寒冷的冬天10、&出交通事故的吉姆轿车；11、&1973年3月移交谈判结束后与外经部局长（代表团副团长）武庆产；12、&蒙古国的那达慕大会。13、&中国援建的火力发电站14、&援蒙专家刘正国在乌兰巴托的住宅建筑工地15、&乌兰巴托火车站16、&到达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王琨同志与列车长在一起。（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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