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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特点（）　　 　&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董志凯　　 　&　 一、&&&&&& 五分之四的“五年计划”未曾面世... 1　　二、&&&&&& 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 3　　三、实施形式趋于单一... 8　　四、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 8　　五、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 9　　六、重基建轻技改... 10　　　&　 　&　
载入中......
经济发展中历史传统的作用或者说“路径依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制度变迁中人的行为受历史传统影响，由此而来的路径选择会导致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地稳定。但有的制度比较容易变化，有的则很难变化。而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制度容易变迁以及它们在什么时候难以变迁。为了使路径依赖的特征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合辙”运行，那么首先需要搞清楚曾经的路径是什么样的，有何特点？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制约，事实上，“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难以实现，受计划管理制约的那一部分经济活动也多少“走了样”。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　　从1953年到1980年，中国制定和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当时被称为计划经济时期。但是实际上，这五个五年计划中，有四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　　情况表明，相对于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　　在各级计划干部艰辛地、不惜余力地、不懈地努力之下，计划部门对于拟订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监测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搞好经济总量平衡，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安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同时也实施了大量行政审批职能和微观管理事务。计划经济发挥了集中全国力量办工业的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其中的失误也层出不穷，作了不少“无用功”。　　全面地、历史地了解这一情况，对于客观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本文仅就其中的部分特点，作些阐释。　　　　从1953年到1980年，我国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中间夹了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其中除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外以外。其余4个五年计划均未曾正式公布。具体情况为：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自1951年2月开始，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试编，历时5年，4易其稿，于实施了两年以后的1955年3月中旬，编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3月21日，中共中央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同时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后正式颁布执行。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导致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大致过程为：1955年8月，“一五”计划刚刚颁布，国家计委就开始了关于十五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研究。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按照八大一次会议精神进行的“二五”计划编制工作，难以沿着原有的轨道进行。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大跃进”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按照这个设想，“八大”建议的绝大部分指标要提前三年实现。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作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 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的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和编制1959年计划上，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6）& 1963年，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开始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1964年5月，国家计委提交中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放在第一位。1964年，国际形势变化将三线建设提到优先地位。1965年9月12日，国家计委制定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是一个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这个提纲。由于“文革”爆发，这个提纲没有形成正式的“三五”计划。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没有正式版本。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0－1975）& 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半年之后的1970年8月，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因为“天才论”的风波，原计划讨论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没有进行，只将“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在会议上印发。1971、1972年出现“突破”和“窟隆”问题与“四五”计划指标过高相关。1973年1月，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调整“四五”计划纲要问题。根据会议精神，国家计委一年之中两次调整“四五”计划指标。7月1日，计委提出“四五”计划纲要(修正草案)，部分改变了原纲要草案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将经济协作区由10个减为6个，强调农业是基础，修改、降低了若干指标。12月7日，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1974、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设想》的汇报提纲，又一次对半年前修订的指标作了调整。“四五”计划始终未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而是以“纲要(草案)”、“主要指标”等形式被传达和贯彻执行。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 &1974年1月1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拟定年十年远景规划的报告，重点是年第五个五年计划。1975年1月四届一次人大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经济形势好转，着手研究编制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第五、第六两个五年计划的设想。&1975年3月16日，国家计委召开长远规划工作会议。1975年10月26日-1976年1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重点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和1976年计划。由于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0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制定被中断。直至197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关于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1977年11月21日-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重点讨论了长远规划问题。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提出了“五五”后３年以及“六五”计划的设想和安排。经过修改的《十年规划纲要》在1978年３月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通过。其中规定了“五五”和“六五”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五五”计划未单独成文。由于具体指标规定偏高，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79年4月5-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五五”计划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综上所述，我国至今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转轨和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各占半数。在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第一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由于多种原因，有四个未能完成制订工作，没有正式面世。　　这种状况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缺乏经验。因为恰恰是最缺乏经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制订工作，正式颁布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预见因素多，以及官僚主义阻碍，违反科学的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工作被形容为“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五分之四的五年计划未能面世成为这些因素和结果的集中体现。　　　　（一）（一）&& 信息制约（信息不确、不全、不及时）带来的盲目性 　　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十分匮乏。1903年由国外传入中国近代统计理论后，“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全国性的统计工作。但是限于基础薄弱和政治干扰，各类信息、特别是统计信息不确、不全、不及时的问题长期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　　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计划管理的300种产品中，真正了解产需情况的只有几十种，此外是按估计做计划，列入计划后又不准修改，如要修改则需经计委批准，弄得“一个计划，修改一年”。　　1957()196260007000 ()()()()()?()100年赶超英国、35至4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本来已缺乏科学性）逐步提前为两到三年赶超英国、五到七年赶超美国；把1958年全国钢产量指标由最初的624．8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7％)逐步提高到1070万年翻一番)。柯庆施甚至提出华东区1959年要搞800万吨钢。在农业领域．毛泽东提出了全国“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中央把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任务的时间，由原定的12年提前到5至8年，最后定在5年之内。又提出在5至7年内全国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河南省更是提出了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计划。1958年6月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3至5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要达到2000斤以上，紧接着其他各协作区也都提出了粮食高产计划，就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区也提出了在人均粮食产量方面要达到1958年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3000斤。1957年我国粮食单产量从北向南只有100多斤到400多斤不等，其中小麦平均亩产只有110多斤，水稻平均亩产只有350多斤。可是，据《新华半月刊》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58年9月25日．全国各报纸发布的全国农产品高产纪录中，小麦亩产在5000斤以上的“卫星”达11颗．水稻亩产在30000斤以上的卫星达19颗。如果参照1957年我国粮食单产的平均数字．这些“卫星”就被夸大了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一百多倍、数百倍！1958年全国小麦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竟然分别是1957年小麦和水稻平均单产量的78倍和370多倍！　　针对“大跃进”中统计信息不确带来的失误，1962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并批评下面某些人随心所欲，爱报多少就报多少，用假数字做计划，必然使计划不落实。同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也说，统计工作要像会计一样，保持独立性才行。否则，就不能发挥监督作用。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2352520045710019641959720356005009019563501956518017080151957（三）&& 意识形态，使科学决策受到干扰　　中国是一个大国，自古以来，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都是大事。然而，发展、稳定与改革之间客观存在着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片面地要求经济建设计划绝对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就会使决策的科学性受到干扰，最终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体制与认识上的僵化，在这方面留下了诸多教训。　　一个突出的例子发生在1957－1960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明确反对“八大”决议，郑重表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他指出，去年一年扫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他主张恢复这三个东西。他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由于反冒进，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但是，毛泽东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从粮食产量来看，1956年粮食总产量为3854．9亿斤，1957年粮食总产量为3900．9亿斤，1957年的粮食产量不仅高于1956年，而且高于1959－1965年历年产量（1958年为昙花一现的4000亿斤）。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1958年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大跃进”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　　626195931960618195619621966　　&1&&& 　　&&& 1&&& 　　　　亿元)　　　　"时期　　1963年　　　　389　　81　　567　　537　　721　　1496　　6111307499120922763186　　10000&&0　　1989198926　　&&&&& ()251　　&　　&&& 1965202555078195019653217196587196519644由于指标多变，计划完成评估的标准不明，至使计划的总结往往难以准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二五”计划的评价――从提前两年完成到推迟三年尚未全面完成。　　196011195931958196232311962195720. 1994314554到1962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与一五计划时期相比，二五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87．7％，而1962年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19．9％；国民收入下降14．5％，投入了大量资金，经济建设却只得到微小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二五”期末的1962年和三年调整期末的1965年，粮食、食用植物油、牛羊肉、家禽、水产品、卷烟、酒、各种布等消费品的平均每人生活消费量，均低于“一五”期末的1957年。　　1959l 95819600195710350001957353754121371957204352663819571084200195738293181957231619571410974250195724205195720l28000195756670019575142301100195711576019575124865019578520195720214588019576465519575372222&&&&& 1958&　　　　1958　　19598　　1980　　　　　　9600　　5000　　4000　　　　　　412　　375　　209　　　　　　6638　　4200　　39375　　　　　　77　　49　　47　　　　　　18　　16　　138　　　　　　8000　　6700　　57146　　　　　　1100　　760　　7731　　　　　　650　　520　　5349　　　　　　880　　655　　&　　194919791980319 5 81959813　　&& 　　
　　1952年11月国家计委成立时，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计委实施了多种形式的计划管理。直至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仍然提出，计划工作要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结合党的各种政策，由国家机关按照适当分工，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形式进行。根据当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国营企业以外的经济成分，在计划上不能不带有相当大的估算性质。因此，李富春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为了说明计划经济下计划管理形式多元化的必要性，李富春还特别强调了他在苏联了解的情况：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和集市贸易在苏联也仍然存在着。　　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基本上符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经济刚刚恢复，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使农民少量的家庭经营被取缔，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不仅农民没有自主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生产队也失去了自主权。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已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到明显改变。　　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的初期起，我国计划工作就具有计划服从实施的特点。1955年夏天，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3年，计划实施的比较顺利。7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正式颁布。这一过程体现了这种特点。此后，计划一再变更的情况，存在于每个五年计划和大多数年度计划之中。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比较务实的特点。　　2050月23日，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财政部就做出了《关于编制国营企业1954年财务收支计划草案各项问题的规定》。其中明确：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支出，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及各项事业费，均属经济拨款之范围，应悉数列入财务收支计划“预算拨款”的有关项目内，不得以基本折旧基金、基本建设其他收入或利润等项抵补；1954年9月25日，国家计委在《关于1955年国营企业财务收支计划中若干费用划分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提出：关于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用的规定，(一)凡价值在五百万元（旧币，与新币的比值为10000：1，合新币500元，下同）以上，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条件者作为固定资产。不符合上列规定者，均作为“低值及易耗品”处理。地质部、农业部及文教系统所属企业部门，可按二百万元标准执行。此项固定资产标准变更后，各部所有一九五四年前购置的固定资产不合乎上述标准者，一般不作调整，一九五五年新增固定资产均应按新标准执行。(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用，列入国家预算对各部经济拨款计划内单列项目，不经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拨款，由各部自行掌握使用。试制新种类产品应尽可能利用现有设备，其必须新增加设备以及必须新增添属于固定资产范围内工具、卡具等其所需’资金，及新种类产品试制成功后，属于样品性质需要出售者，试制成本超过一般正常成本的部分，以及试制样品须留存企业作试验研究而不出售者所需费用，和因新种类产品试制失败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列入国家预算对各部经济拨款计划内单列项目，不经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拨款，由各部自行掌握并拟定管理办法。新种类产品试制失败后，其残值变价收入，一律上缴国库。1955年lO月6日，财政部在《关于1956年国营企业财务收支计划中若干费用划分问题的暂行规定》中作出关于零星基本建设支出的规定：凡进行新建的建设单位和进行改建、扩建的企业单位所有零星基本建设(包括零星固定资产购置)一律列入基本建设计划。企业为生产需要而进行的零星基本建设(包括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应尽量编入基本建设计划。为照顾企业小额基本建设用款，主管部可以在每一企业单位不超过10.000元范围内，在各部经济拨款内单列项目表示。　　这些规定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更新改造、新产品试制的主动权几乎全部控制在主管部手中，使国有企业不仅没有竞争的压力，追求利润的动力，而且也失去了创新的可能。500200而计划工作则要管理投资，要管理经营，对于企业的各项活动都要审批且程序严格，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风险。企业透不过气，计划工作也万分忙禄。　　　　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会上提出在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时候，应该实行以下的原则：（1）明确地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2）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的企业和事业，应该尽可能地多交给地方管理；企业和事业在下放的时候，同他们有关的计划、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一般地应该随着下放；（3）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地改进和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者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切实加强对企业和事业的领导；（4）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许多主要指标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5）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该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6）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利，应该做出具体实施的规定，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7）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　　但是在计划工作中，这些原则始终未能理想地实现。中央各部门（简称为“条”）与地方（简称为“块”）之间的条块分割的关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各类矛盾的一个焦点。反映在诸多方面。　　301000长阳的铁矿含磷，如果只从冶金部省投资、少用焦煤的角度考虑，矿石要洗选后入炉，磷的资源得不到利用；从整体考虑，综合利用资源，采用原矿入炉，这固然冶金部的投资要增加，高炉用焦比要高，每年可以生产80－100万吨磷肥、200万吨矿渣水泥。为了避免部门间协作的扯皮，减少“交易成本”，许多部在安排项目时，都力图自给自足，自成系统。如六机部、交通部在上海扩建和改建的江南、泸东、上海等船厂，它们的多余铸锻能力达75％，铸钢多余能力达90％，铸造多余能力达75％。有个炮弹厂有些搞运输的老马，工厂不能用了卖给农村还可以用几年，但是根据企业管理条例，马是固定资产，喂不好死了可以，就是不能卖。3928916143221322　　1963641965582111531438　　196490195819632700197099183122590781958196060&1956195619641956年开出的处方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于1958年形成了一条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为基本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作为“大跃进”制度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放”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因为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而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南辕北辙。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行政性分权”的做法在60年代初期暂停后， 60年代中叶国民经济恢复了正常发展。正值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蓬勃发展之际，陈伯达就发展电子化学工业，提出改变计划体制下条块分割、资源不能综合开发利用等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就此再次严厉批评计委，责令其改革工作。但是在1964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对于如何改革意见很不一致。地方普遍要求扩大自主权，而国防与国家工交部门要求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建托拉斯。在1962年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计划工作的问题集中到教条主义与群众路线方面，上纲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此，计划工作革命被要求以“1942年延安整风的方式。在整个经济部门的干部中，拿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以反对三个主义为内容，革资产阶级思想，立毛泽东思想。”计委党组在《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用整风精神和总结经验的方法，肃清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方法上进一步革命化”。　　由于改革和“革命”没有从体制上找准方向和目标，上述革命化的要求虽然使各级计划干部提高了严格要求自己的标准，对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执行得更加努力和刻苦，但是计划管理本身的上述问题没有解决。随着我国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渡过与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计划体制的弊病越来越突出。1978年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1992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2003年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决定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取代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和计划管理逐步发生了根本的“转轨”和变化。在这样的时刻，回顾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上述特点，对于认识转轨过程与成效，都将有所裨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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