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业来业往：新人如何快速入门找渠道丢单的方法！
武汉业来业往：新人如何快速入门找渠道丢单的方法！
虎爸辣妈成长记ZMO
武汉业来业往：新人如何快速入门找渠道丢单的方法！1.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提升信贷营销意识在这我们把信贷营销比喻成卖产品，只不过卖的产品比较特别而已，因为卖的是钱。要成功对外营销卖出自己的产品取得客户认可取得营销成功，首先就要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知道自己所卖产品的优缺点，所以要对外营销就得加强信贷业务知识学习。其次，就是随时做好营销准备，随身随时带好手机、名片、笔三样东西。做好一切准备。最后，就是发现目标后去把握信息，可以在谈话中跟踪式的问取进一步信息，最好能取得客户名称、联系电话或经营地址等有用信息。2.营造快乐营销氛围，明确营销总体方向现在的我却非常喜欢营销。首先，营销让我感受到了快乐。其次，在小企业贷款中心的每个同事都年龄相差不大，工作充满了激情、服务充满了热情，并且在这里都是主动积极的去对外营销。最后，在小企业贷款中心营销客户虽然没有什么金钱的奖励，也没有什么职务上的竞升，工资也一样是初级办事员等级工资，并且还多了一些营销的费用，但是，营销却给我带来了一种自信，成功营销给我带来了一种自豪感，营销成功也让我有一种成就感。这样快乐的营销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成功营销循环模式。有了明确的营销方向，这样的营销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最终取得营销成功。3.“主动+热情+真诚+感激”式营销，体现我行营销独特性在我行有些人不敢对外营销，就抱怨我行信贷产品、抱怨营销手段等等，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未能主动勇敢的走出去对外营销。通过上门式的信贷服务，真诚的服务热情，以最快的信贷服务满足客户的信贷需求，充分体现我行办理业务效率高、服务质量好、办理业务灵活的优点。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虎爸辣妈成长记ZMO
百家号 最近更新：
简介: 虎爸、辣妈分享带娃经验！
作者最新文章创新创业在武汉题目及答案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创新创业在武汉题目及答案
&&创新创业在武汉考试的题目和答案
阅读已结束，下载文档到电脑
想免费下载本文？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下载文档到电脑，方便使用
还剩8页未读，继续阅读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张建华回忆录：我经历的武汉7.20事件
我的图书馆
张建华回忆录：我经历的武汉7.20事件
只有承认历史、尊重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国家才能不断地进步。
第十八章 我经历的武汉7.20事件
一、是非功过任评说
　　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一些人武力绑架、殴打、批斗中央代表王力、直接威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安全，同时在武汉全市围攻、抓捕造反派和无辜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史称武汉7.20事件。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将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称“7.20事件”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逆行为”。
　　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为“七.二0事件”平反、昭雪。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7.20事件”平反。该报告称：“7.20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武汉7.20事件”的记述和评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多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以及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这些记述都是“文革”被全面否定后出版的，是“胜利者”或为“胜利者”的记述。作为亲历“7.20事件”的人，我手头保存了一本《江城风暴》，也是关于“7.20事件”的记述与评论的文章，是67年8月，也就是事发不到一个月造反派写的。该书分八个部分。写这本书的人虽然由于条件限制，他们还不能把握事件的全局(如作者还不知道事件发生时毛主席就在武汉，而且就在事件发生的中心——东湖宾馆)，但对事件的记述我认为基本上是客观真实的。
　　在诸多已发表的关于“7.20事件”的记述和评论文章中，我认为戴维堤所著《文革时武汉“7.20”事件始末》和徐海亮《武汉7.20事件及其在文革中的地位》两篇文章记述的事实是比较客观可信的，相关评论也是较公正的。
　　我认为“记述人”虽有权评论任何事件，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即使是作为“胜利者”，也绝不应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任意抹杀历史事实，拿历史事实开玩笑。历史是不能任意被嘲弄的，凡嘲弄历史的人最终都将被人民所唾弃。
　　武汉“7.20事件”到底是旧体制的反文革势力以暴力的形式对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反革命暴乱，还是所谓“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曾亲历这段历史事件的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
　　在已发表的关于“7.20事件”的文章中，多数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记述了日前后几天武汉所发生的武汉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围攻、批斗中央代表的情况，并以此发表对“7.20”事件的评论。因此，即使一些较客观评价“7.20事件”的人也难免有失偏颇。如他们也认为“7.20事件”是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认为事件之所以发生，与当时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将中央的“四项指示”提前通知造反派有直接关系。而这些显然与历史的真实不符。
　　“七.二0事件”的发生有其明确、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人们只要对“7.20事件”的酝酿、发生、发展、暴发的全过程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就不难理解：即使没有王力与造反派见面，甚至中央代表团中没有王力，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只是发生的时间、形式可能有所不同罢了。至于对“7.20事件”性质的结论我想也只有对事件的全过程(从武汉部队支左开始)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和分析后才能得出。
二、武汉部队支左与“工人总部”被解散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中还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并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1月25日，《解放军报》就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听毛主席的话，满腔热忱地，毫不合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柱石和基本保证。毛主席之所以断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向强大的官僚体制发动最猛烈的进攻，一是凭借自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二就是凭借亲手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后，武汉部队于2月1日成立了“支左指挥部”，并把原属湖北省军区管辖的独立师独立师(8201部队)调拨到武汉军区作为支左的部队。
　　人民解放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伟大的，光荣的，是“最可爱的人”。因此，当造反派听到毛主席要解放军支持造反派的消息后，无不欣喜若狂，兴奋无比。我们“新华工”当晚就组织同学游行到军区，欢呼中央这一指示的发布，最热烈地欢迎人民解放军支左。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事实确实如此。以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实际上早就已经介入了湖北省、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对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早就有了自己的立场和思路，并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和方案。
　　“支左指挥部”成立半个月后的2月18日，军区即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也称“2.18声明，见附录二)”，对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公开表明了支持“新派”反对“钢派”的立场。该声明说《长江日报》二月八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武汉“钢派”的“2.8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
　　当时我们“新派”正在和“钢派”就“2.8声明”进行大辩论，武汉部队《2.18严正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新派”大受鼓舞，因此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声明。为了表达我们对军队的支持和感谢，20日下午，我代表红司(新华工)带文艺宣传队《轻骑兵》到独立师作了慰问演出。
　　与“新派”相反，“钢派”对武汉部队2月18日的《严正声明》却极为恼怒。他们中的一些人围着解放军辩论，一些人在武汉部队的《严正声明》上打叉或泼墨汁以泄心中的愤怒。19日，他们还多次冲击军区要求和部队进行辩论。
　　《2.18声明》发表以后，军区紧接着对军内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的整肃。2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对军事院校的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警告，接着宣布了高级步校《红旗》、《红色造反团》、l51部队(炮校)、 空字006部队(雷校)造反派组织“红总”等为反动组织，强令其组织解散，并抓走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
　　2月21日深夜，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通知《长江日报》编辑部，要求《长江日报》必须在2月24日以前作出检查。否则，将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
　　“钢派”在武汉军区强大的政治威慑下，内部很快发生了急骤震荡。22日，“钢派”中以朱洪霞为首的工人总部全体负责人到武汉军区请罪。接着，《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和“工人总部”各分部负责人也纷纷去军区请罪。在以后的几天中，工人总部请罪的队伍连绵不断。“二司”、“九一三”等“钢派”组织也纷纷表态承认“2.8声明”的错误，承认打“托派”是错误的。
　　3月1日中午，武汉部队对武汉市电信局及二、五、六、九等几个分局实行军事接管，逮捕了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四人，拘留十二人，强迫登记一百多人。
　　同一天，“钢二司”战士分赴红楼和红旗大楼造反，要抓二司的修字号头头。不少院校的钢二司战士也纷纷来到红旗大楼作动员工作，劝说他们的战友内部起义，并且向大楼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使得部分二司战士对自己过去坚持的观点发生了动摇。
　　3月2日，红旗大楼内部发生了内讧，有人提出请解放军来红旗大楼，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长江日报》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停刊。
　　3月3日，钢派撤出红旗大楼。
　　3月17日凌晨，大逮捕开始了。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工人总部”9个勤务员及各分部的负责人共485名头头全部抓了起来。
　　3月21日，武汉部队发布《通告》，通告说：“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若干规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
　　武汉部队在《公告》下发的同时，还下发了《告人民群众书》、《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十大)罪行》两个文件。
　　从《公告》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和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基层组织看，武汉部队实际上已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接着，武汉部队开始在武汉市进行大逮捕。从十七日起到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工人总部约有三千多名战斗队员被逮捕或拘留。
　　在此期间，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钢派”头头和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而遭逮捕。专县中的黄冈县就解散了28个群众组织，黄石市有30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被强迫宣布解散，天门县拥有70余万人的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遭解散，一共逮捕1300多名。
　　3月29日，由武汉军区编辑印制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在武汉市广为张贴。
　　武汉军区从67年2月1日成立“支左指挥部”到3月30日，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将“钢派”主力之一的“钢工总”给摧垮了。“钢派”的另两支主力“钢九.一三”和“钢二司”的头头虽没有被抓，但他们都被迫不断的“请罪”和检查，其组织指挥系统已基本瘫痪，内部已是人心涣散，相互猜忌，人人自危，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三、由信任到怀疑
　　对武汉部队发表《2.18严正声明》严厉批判“钢派”的《2.8声明》，我们是支持、拥护的，认为部队是在支持真正的左派。对军区接下来的对“钢派”头头采取的打压措施我们也能理解，甚至感到高兴。认为这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由于派性使然，当时我们对“钢派”的一些头头确实很反感。认为他们在批判“资反路线”时搞“唯我独左”，不准曾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起来革命，甚至无理打压参加过保守派的干部、群众。在“一月风暴”的“夺权”过程中，他们搞“唯我独尊”，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夺权。当“新派”不买他们的账，组织夺权时，竟然把斗争矛头直指“新派”，在“2.8声明”中公开点名指责“工造总司”，骂我们“新派”是“托派”。
　　当时军区是支持我们“新派”的。支左指挥部负责人一再申明：“过去和将来我们都支持和依靠你们”。事实上，当时支左指挥部很多事都会找“新派”的头头商量、通气，包括军区发表“3.21通告”取缔“工人总部”这样重大的事。
　　我们“新派”和军区支左的矛盾是从67年3月底4月初开始的。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在打压“钢派”的同时公开支持已垮台的保守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即原省委组织操纵的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师)。
　　早在2月23日，独立师政治部就发出了一个内部掌握使用的文件——《怎样识别左派》，这个文件以党、团员多少、是否拥护武汉部队的“2.18严正声明”作为划分左派、右派的标准。按这个标准，不仅“工总”是右派、“九.一三”、“二司”等“香花派”也在右派组织之列，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学红卫兵”则成了“革命的群众组织”。
　　在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上，支左指挥部和我们的意见原来是一致的，这可以从3月8日上午军区支左办负责人信部长、张政委在和“新派”主要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那天，张政委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发表了正式讲话(五条)，明确提出允许“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同学们起来革命，“但这个组织不宜再恢复，因为恢复不利于当前的大联合”。在这次座谈会上，支左指挥部信部长也明确要求：“要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作思想工作，把受蒙蔽的群众团结过来，分期分批地把他们接受过来。要和他们说明，如果闹下去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
　　3月9日，我们红司司令部召开会议，会议传达了军区张政委和信部长的讲话精神。我们一致认为张政委和信部长的讲话是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符合武汉目前实际的，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和执行。
　　为了进一步搞好我院的大联合，为成立我院的院革委会作准备，会议决定立即开展军政训练和司令部的整风，并就整风的相关问题统一了认识。
　　3月10日下午，我们“红司”召开了全面整风的誓师大会。当时我认为开展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认为它将对我院的文化大革命产生深远的积极作用，是关系到红司向何方的关键。
　　但实际上，“红司”的这次整风却由于军区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问题态度的变化而不了了之。
　　原来3月8日张政委讲的那“五条”在向军区钟汉华政委和孔庆德副司令员汇报时被否定了。军区支左指挥部在3月11日下午召集我们“红司”的郭保安、聂年生去开会，明确宣布撤销8日所作的“五条”， 军区决定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并恢复其基层组织。
　　同一天，武汉军区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两头好，中间有错误(“两头”即文革初“扫四旧”斗黑帮和近期的批“2.8声明”、支持武汉部队的《2.18严正声明》，“中间”指支持省委“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支持其恢复基层组织。
　　对武汉军区支持“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支持恢复其基层组织的决定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们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和“中学红卫兵”是原省委一手炮制的保守组织，是资反路线的产物，也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和社会基础。承认“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和“中学红卫兵”就是对革命造反派的否定，因而也就是直接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与“保”决不仅仅是群众之间的意见、观点分歧的问题，正如67年元旦社论中所指出的：“一个要保，一个要革，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实质。”事实上，刘邓路线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是通过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来体现的。我们现在的大联合指的是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决不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大联合。
　　毛主席在谈到人民解放军支左时说：“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很显然，毛主席这里说的“革命派”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左派。
　　联系到军区支左以来过分打压“钢派”的做法，我们认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那个年代，方向、路线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是决对不能含糊的。就这样，我们对军区的态度从支持、信任变成了怀疑、和抵制。
　　3月15日、16日，为了说服我们支持军区的决定，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来我院与我们“红司”负责人“交换意见”。在说到“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和“中学红卫兵”的问题时，信部长说：“大专院校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是两头好，中间错。在运动初期，他们生气勃勃，在横扫“四旧”、大立“四新”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犯了错误，这个错误是因为受蒙蔽导致的。”张政委在座谈会上也发了言(详见注4-3-18-3-2)，他在重申支持和信任我们的同时希望我们从策略上考虑问题，支持军区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决定。
　　3月18日前后，陈再道司令员在接见二司负责人杨道远时也强调在当前大联合的情况下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起来革命。(注：4-18-3-3)
　　关于应该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我们曾和军区支左指挥部进行了多次沟通。但双方各自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在支左指挥部来我院召开座谈会时，我们曾就当时的大联合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各组织全部都打散回班，再以班为单位从下至上实现系、院的大联合。二是各组织自己整风、军训。我们认为如果实行第一方案，既可以实现中央要求的大联合，也可以在无形中解决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但支左办未予采纳。
　　客观地说，军区支左指挥部中具体和我们联系的人是很诚恳和友好的，他们也确实是希望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他们说我们在团结大多数，特别是团结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同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实事求是的。但当时我们觉得他们的动机虽然不错，但他们的思路和立场有问题，也脱离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他们始终认为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基层组织的问题是方式、方法问题，是策略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方向、路线问题。我们认为让“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其基层组织不但不利于“大联合”，而且会影响甚至破坏革命的大联合。
　　事实上，在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其基层组织前，武汉各大专院校已基本上实现了大联合(我院早在1月23日就完成了大联合)，都在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做准备。而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基层组织后，大联合的局面立即就发生了逆转，一些大专院校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立即组织、串联了起来，不但恢复了组织，打出了旗号，而且开始与造反派分庭对抗，搅乱了大联合的局面。如3月16日下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湖大礼堂召开开门整风大会时，“武测三司”和“一月风暴”就在当天晚上砸了二司司令部，将二司司令部洗劫一空，并扬言要把二司司令部赶出武测去。
　　事实很明显，如果军区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其基层组织，文化大革命势必又会回到66年8、9月份那种“革、保”大战的局面中去。
　　为了了解我院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同学的真实思想状况，我在武汉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基层组织后，曾代表红司(新华工)司令部分别在我院电机系和机二系主持召开了原“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负责人及骨干分子座谈会。
　　两个系的座谈会分别在西一楼和东一楼大教室内举行。这两个系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我先说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了解大家对当前形势的想法，希望大家积极帮助红司整风，尽快实现我院的大联合，尽快成立院革委会。
　　会议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自始至终我没有感觉到与会者有什么压力，更没有发现有什么对立情绪，会议发言也很踊跃。
　　自从我去“汉口分台”后，很少和院内的一般同学接触，甚至和自己班上的同学也很少联系。因此，对同学们的情况，特别是对曾经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同学的思想状况很不了解，总觉得我们新华工已是“铁板一块”了，都是造反派了。没想到事实上并非这样。还是有部分同学思想上受到了压抑，他们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
　　这两次座谈会上同学们的发言(注4-18-3-4)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在3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了如下文字：
　　会后感言：参加了两次座谈会，听了原来曾参加保守组织的同学的发言，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红司”也存在团结群众，特别是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压制过自己的那些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的解决，就像代表们在发言中说到的“就是夺了权也巩固不了”。我们必须明确：谁反对团结“老保”，谁就是真正的“老保”。这就是我最大的感言。
　　在3月8日的日记中我又写到：
　　近两天，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在武汉一些地方又把旗号打出来了，这是人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保字号的红卫兵为什么现在又把旗号打出来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武汉军区的支持，这是主要的也是直接的原因;
　　2、由于我们造反派在组织路线方面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路线。忘记了毛主席关于要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但没有主动地去团结曾经受蒙蔽的群众，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反而对这部分人进行排斥，使这部分人对造反派产生反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现在要恢复“大专院校红卫兵”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如何对待曾受过蒙蔽、表现为保守的同学的问题是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呢?
　　我认为，就我院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地吸收他们加入到我们“红司”来。据调查，目前我院还有近2000人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其中起码有近1500人早已转变了观点，转向了我们。如果我们全部吸收这1500人，再团结剩余的那五、六百人，尽量争取他们的合作，这样“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 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退一步说，即使这几百人继续和我们作对，也无关紧要了。
　　我总觉得如何对待“老保”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关键问题。谁歧视老“保”谁就是真正的老“保”。谁如果要继续压制老“保”，他就要犯错误，就会把老“保”越压越大。我们现在对犯过错误的同志愈是宽容，我们将愈是主动。
　　当时我们虽然对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产生了怀疑，但出于对解放军的尊重，我们还是处处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尽量避免和支左部队产生公开的争论。
　　3月15日上午，我主持召开了红司广播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主要谈了如何看待军区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其基层组织的问题。我详细介绍了我3月5日和7日主持召开电机系和机二系的两个座谈会的情况，并谈了我的一些看法和感想。要求必须按毛主席关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精神去做好宣传工作。在这个会议上我提出了“现在谁反对团结‘老保’谁就是最大的‘老保’!”的看法。
　　在谈到当时宣传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时，我特别强调：因很多问题现在还不明朗，我们必须冷静观察分析后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我们现在应集中心思搞内部整风，不要受外部干扰，不要上当。具体要求：
　　1、把目前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争论引导到司令部的整风上来，也就是批判司令部在组织路线上的左的关门主义，真正做到毛主席要求我们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
　　2、要充分相信解放军。在宣传工作中不要和驻院搞军训的解放军发生争论，有看法可以保留，特别是不要在广播中争论。
　　3、要明确红司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和解放军发生冲突，千万不要授人以柄，给人以可乘之机。
　　4、稿件中不要引用《湖北日报》和武汉军区《2.18严正声明》中的一些话，不要点群众组织的名。不要提“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在谈到宣传内容和具体组稿问题时我说了我的意见：
　　1、组织团结工作的正面稿件，如“我们是如何对待曾受蒙蔽的群众的?”、“我们是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革命干部的?”
　　2、组织一批典型的曾受蒙蔽的群众、干部的稿件，如：“我的思想和观点的转变过程”、“我是怎样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曾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群众的大字报我们可以在广播台播放，也可以播放一些典型的反对我们的稿件，让群众自己去判断是与非。
　　3、为加强和解放军的友好关系，我们要组织一些我们拥军的稿件，如“解放军是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
　　4、组织有关大联合经验的稿件，如“我们班是怎样实现联合的?”、“我们是怎样和井冈山等革命组织搞好大联合的?”
　　5、组织炮轰司令部的稿件，特别是红司在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中存在的问题。
　　6、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要即时收集同学们的反应并写成稿件宣传。
　　尽管当时司令部要求尽量避免和解放军发生公开的意见冲突，但3月16日下午解放军支左人员在体育馆召开的大型座谈会的发言却使矛盾公开化了。
　　支左指挥部来我院组织召开大型群众座谈会，本来是想借此直接向群众宣传军区关于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工人总部”及“二司”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得到“新华工”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效果却恰好相反。他们不但没有说服我院的干部、群众，反而激起了“新华工”人的公开反对。一些同学说：“现在我院到底是军区领导还是司令部领导?要是军区领导，我们干脆就什么也不要管了，一切都交给他们，随他们怎么搞，看他们怎么领导。”而另一些同学则说：“我们干的时候“老保”们睡大觉，他们现在成了左派，我现在也要睡觉了，以后我再出来当左派。…….
　　就在第二天，我院贴出了一张署名《批判者》的大字报，题目是：《自己解放自己》，全文如下：
自己解放自己
　　谁是三岁的小孩尚需保姆?谁是八十岁的老头还需要柱拐仗?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者，年青力壮正当年!我们一不需要保姆，二不需要柱拐仗。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有毛泽东思想引路，有党的阳光哺育，我们还需要什么?需要锻炼。毛主席给了每个革命者锻炼的机会，选择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任何人剥夺不了的。
　　毛主席给了我们驰骋天南地北的权利，世界革命的舞台正等待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大显身手，一切妖魔鬼怪正等着我们去扫除，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世界必将在我们这一代诞生。这一切需要什么?一句话，需要我们的勇气。
　　红卫兵战士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国际歌说得何其好啊，“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革命，我们要打掉一切束缚我们的枷锁。我们需要的是充满火药味的敢想、敢说、敢干 、敢革命。敢造反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我们决不要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卑贱性格，我们不需要仰仗别人的鼻息，我们不需要后退，我们坚决反对后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山呼海啸，风起云涌的火热时代，我们要像雄鹰展翅拍击长空，像海燕冲击海洋。
　　批判者
　　3月23日是我们“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成立五周月的日子。司令部原打算开一个大型的纪念会。后来考虑到支左指挥部的意见(他们明确表示不同意搞集会和大小辩论会)及当前正在搞大联合，纪念会就取消了。但到了晚上八点，我院西边的电机系和动力系的一些人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自发地组织起来游行了。开始只有几十个人，但很快就有不少人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中来，人愈来愈多，当游行队伍到达出版科附近时，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多人。
　　导致这次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头天武汉水院的一张大字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个叫邓子政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写出一张大字报，说“现在刘少奇也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了武汉各大专院校的强烈反应，这一天大多数学校都举行了大游行，以抗议保守派的反扑。而这次游行的真正原因则是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的强烈不满。
　　武汉军区关于解散工人总部及其基层组织的“3.21通告”发布以后，同学们对武汉军区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组织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尽管当时的“红司”司令部力求平息同学们的不满情绪，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无济于事。
四、反击复辟逆流，为“工人总部”翻案
　　对于军区的“2.18严正声明”，“新派”是拥护并积极支持的。但随着军区对 “钢派” 打压的逐步升级，特别是武汉军区的“3.21公告”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后，“新派”对军区支左的看法开始动摇了。虽然“钢派”从开始夺权以来和我们产生了很多矛盾，以至到“2.8声明”时翻了脸。但“钢派”必竟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和我们一起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钢”、“新”之间虽然有矛盾甚至有斗争，但总还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是兄弟，“再怎么吵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开始支持和拥护军区的“2.18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认为教训一下“钢派”组织中那些“头脑极度发热”的头头们是应该的。我们批判“2.8声明”决不会有要将“钢派”打倒的想法。
　　军区“支左”一方面打压“钢派”，另一方面却极力扶持和支持保守派，这不是明显地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吗?在一些单位，保守派不但在军区的支持下死灰复燃，而且文革前的“原班人马”又重新掌权并打压造反派，这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吗?因此，我们对军区的“支左”彻底失望了。
　　3月24日，司令部按原计划召开全体会议。当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放干部问题。“三结合小组”在会上首先介绍了我院干部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可以马上解放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和辩论，一致认为以下干部可以作为第一批进入“三接合”的领导班子：
　　熊小村(院党委副书记)、章光昭(人事处副处长)、孙宝酷、(总务处副处长)、诸玉林(院长办公室主任)、周书珍(宣传部副部长)、刘多兴(院党委委员)、何均华(院党委候补委员)、朱慧南(教务处处长)、黄天柱(院党委委员)、葛成秀(四系总支书记)、车红勋(总支书记)、王嘉林(总支书记)、许仁万(教师科)、张昌书(机二系)、王立清(二系)、曾德光、张太行、张世林(学生科)、辛忠贵(总务科副科长、老红军)。
　　在这次会议上，郭保安提出我们要隐住两个阵脚，一是学生，二是教师和干部。他认为目前同学们的情绪可能失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会议快结束时，他传达了在我院搞军训的张政委昨天向司令部提出的几点意见：
　　1、现外面有人在南一楼贴解放军的大字报;
　　2、在军训中有人无组织纪律，想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3、讨论不发言;
　　4、红司是革命组织，要支持军训;
　　5、应该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有一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对解放军的上述意见，大家已是心照不宣，因此，未予讨论。
　　3月25日，我们继续开会。这天会议的议题是：根据当前形势，特别是针对同学们对武汉军区支左的强烈不满情绪，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大联合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解放军的“支左”问题。
　　关于大联合问题，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们不能同意军区要我们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搞联合的要求。认为大联合应该是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反对搞调和、折中，搞大杂烩。
　　关于对解放军支左的态度问题，部分人的意见是按《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的精神办事，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和解放军对抗，要大力造绝对相信解放军的舆论，对下面同学对解放军支左的看法可向上面反应。但多数人认为武汉军区从支左以来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是“二月逆流”在武汉的反应。主张对军内反文革的走资派的复辟逆流进行坚决反击。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辩论非常激烈。最后达成以下共识：
　　1、武汉军区从“支左”以来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2、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二月逆流”的流毒及“带枪的刘邓路线”是当前最大的危险;
　　3、重新杀向社会搞搞调查和发动群众，宣传反复辟逆流，号召工人起来革命，调查各工矿企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调查工人总部的问题，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4、考虑到必须维护解放军的崇高威信，在具体做法上不点陈再道、钟汉华等军队领导人的名，宣传中暂不提“支左”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问题，但我们要用行动支持“工人总部”和“二司”，支持他们顶住打压，尽快振作精神，坚决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我们当时得出以上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呢?这里我想有必要先说说我们当时的信息来源。
　　1967年元月，“新华工”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在司令部下设立了一个“动态组”(即情报组)，由原聂年生的“红反团”的负责人之一赵延昌任动态组组长。后来随着武汉形势的恶化，又决定扩大动态组，在动态组下设四个办公室：“一办”负责全国情报;“二办”负责武汉情报;“三办”负责军队情报;“四办”为综合办公室，负责综合前面三个办公室的情报呈报司令部参考。在“7.20事件”发生前，动态组还设立了“无线电广播台”， 一是监听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二是准备在我院危急时刻用无线电广播对外联系。当时我们司令部的成员每人都有一个信箱(信封)，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动态组收集整理的湖北武汉及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料。
　　当时对我们作出上述决定(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起决定作用的有以下几方面的资料：
　　一：关于以谭震林为首的军队元老大闹怀仁堂的资料。这份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反文革的势力仍十分强大，老帅和副总理中多数人对文革不理解，并持反对意见，是目前运动的主要阻力。
　　二：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内部整风时关于《迎接第八个回合人类历史的大决战》的讲话。这个讲话的第二部分谈文化大革命与走资派的八个回合的斗争，其中第八个回合也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斗争是决战阶段，也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决战。“讲话”说毛主席认为，二、三月是决战阶段，但胜负未定，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取得胜利。
　　蒯大富在讲到第八回合时说，“我们当心有50%的人是否能坚定。目前有人放出一股风，说国际、国内形势紧张，中央要收了，这是一个阴谋”。
　　蒯大富在这篇讲话中说到了对运动发展的几种估计，即：
　　1、笔杆子取胜;
　　2、枪杆子取胜;
　　3、敌人可能用枪杆子暴动;
　　4、国内外敌人一起来,天灾人祸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这份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当前文革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胜负还未定。弄得不好已经取得的成果将会付诸东流，革命者将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三、王任重三月二日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的一封信及相继写出的三份“检查交待”材料(第一份：《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第二份：《我的历史》，第三份：《十七年来我在湖北省工作的情况》。由军区组建的“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曾将这三份材料作为绝密文件发给了官方人士)。王任重在信中向陈再道等提出要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来，并建议具体由钟汉华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参加。军区由陈再道、韩东山考虑，省委、省人委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起、陈扶生、邓群、饶兴礼参加，群众组织由孔庆德、张竞决定。他还希望派出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院、华工、华师等)去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和《公告》，推动各个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重选，这样才能比较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这份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军区虽然表面上还在组织批王任重，但实际上军区领导仍然在听从王的指挥，并按王的指示开展工作。最典型的例子是：军区按王任重的意见撇开原造反派组织成立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而成立由军区直接控制的省、市、区各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些“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军政府，它代行原各级政府除“公、检、法”外的所有职能。省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王任重信中指定的那些人。而这些人在指定下一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成员时，很自然地也不会用造反派，而是指定那些文革前各部门、各单位的原负责人了。这就造成了很多单位文革前的“原班人马”上台的局面，使这些单位和部门“全面复辟”了。
　　??四、关于武汉市一些单位保守派实现反夺权，原走资派重新上台，造反派再度受压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是大量的。而且具体到某厂、某单位。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武汉市除“新派”掌权的单位以外，基本上都“复辟”了。
　　我们当时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都是百分之百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是愿意“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革命斗士。因此，尽管我们明知道前面的道路布满荆棘，却仍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于3月27日召开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发表40周年、《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发表41周年庆祝大会，会后进行大游行，向社会公开我们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态度。
　　“红司”司令部25日的会议后来被武汉军区看成是红司“左”和“右”的分水岭。他们认为3月25日以前红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左派的革命组织，而3月25日以后就是右派组织了。用“7.20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7月16日的一次师党委会上的话来说就是：“新华工3.26提出杀向社会，矛头指向军队，冲军事机关，搞打砸抢抓抄，翻案风四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还说：“新华工现在实权掌握在政治教研室，重大问题都是由政治教研室决定的。该教研室四十七人，其中地、富及有问题的二十人。”蔡说的当然不是事实，事实上，这次会议提出的“杀向社会”主要是去工厂搞调查研究，核实一些单位“复辟”的情况(原领导班子上台后造反派受压)，决没有将矛头指向军区的意思。我们更没有搞什么“打砸抡”。说新华工实际上是政治教研室掌握实权也毫无根据。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得知我们将举行庆祝大会并游行的消息后大为脑火，他们明确表示不同意我们开庆祝大会和游行。为了阻止我们走出学校，他们特地于27日早上七点在我院发表了广播讲话，给我们规定了五条。其中一条是：不准到市里去游行。我们认为支左办的规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还是照原计划召开了庆祝大会并进行了大游行。
　　大会在我院露天电影场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我院革命师生和教职员工约7000人。会后，数千人到武测、湖大、湖医、武大、水院等院校进行串联游行。游行队伍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把乌拉稀(按;即华工“乌兰牧骑”，“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的最顽固派”)入另册，“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的革命战友致敬”等口号。
　　武汉军区对我院27日的集会和游行十分不满，但还是希望我们放弃“反复辟”的立场而支持他们对“工人总部”和“二司”的打压。
　　3月28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亲自在军区组织我们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及三司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在会上陈司令员说：“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工人总部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许多坏事，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但他们做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们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的他们也干了。他们已经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他们现在的总部在实现了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你们(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组织就那么好?人人都是左派?”
　　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在会上也发了言，他说：“二.八声明的出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一些坏人搞的鬼，是反对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的。对二.八声明还没有批判透，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一定要高举批判“2.8声明”的大旗。”
　　因为当时我们对军区的“支左”已基本上失去了信任，因此，这次座谈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效果。双方都还是各行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矛盾反而升级了。
　　军区继续执行他们的“既定方针”：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就在他们和“新派”负责人“座谈”的这一天，他们支持早已垮台的“红武兵”重新组织了起来。“红武兵”是以“公、检、法”机关干警和市、区五级武装部干部为骨干的群众组织，是后来“百万雄师”武斗的中坚力量。这一天，武汉军区向武汉市一中等中学派出了工作组，试图压制中学造反派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也就是这一天，武汉军区军事接管了“公、检、法”，为对造反派的进一步打压作好了准备。
　　3月29日，武汉军区公布了所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此图集后来被证明纯属“莫须有”。
　　这天上午，我在院广播台主持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播台全体工作人员及“井冈山”、“中南海”、“一月革命”、“红司”各大队、兵团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
　　会议议题：广播台如何配合学校及武汉形势的发展变化?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如何落实?
　　会上我谈了我对目前武汉形势的看法，我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复辟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在谈到大联合问题时我强调了我院的特点，认为我院“红司”已经是一个大联合的革命组织，我院造反派占压倒优势，且内部比较团结。“红司”已实现了夺权。现只要按《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中的第六条即：“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按《十六条》的要求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那些优秀的革命干部和教师结合到我们的领导班子中来。
　　在谈到目前宣传中的注意事项时，我着重强调了要正确处理和解放军的关系，正确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认为我们现在要把混入军内的反文革的走资派和解放军区别开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反对武汉的谭氏人物不能认为我们是反对解放军。因此，我们在宣传上一定要体现我们是充分相信解放军的。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要求各系各大队指定专人报道有关军训问题。
　　3月3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山东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同志《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当时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这天，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负责人在新湖大开会，就当前武汉的形势进行了磋商和协调，一致认为武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比之王效禹同志所列举的山东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讨论，一致作出了以下决定：
　　1、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并把它作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2、为公开我们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心，5日“新派”举行全市大游行，8日在武测召开批判刘、邓、陶的誓师大会;
　　3、组织群众作社会调查。既要调查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也要调查“工人总部”和“二司”领导层成分的情况，特别要核实武汉军区公布的所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的真伪;
　　4、关于“二司”，为了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不让军区找借口)，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二司”头头们对“2.8声明”问题的认识，决定在没有看到他们的公开的文字检讨前，暂不和他们以组织的名义一起搞活动。
　　4月2日—7日我们红司召开了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
　　这次红代会的召开可以说在我院以至在武汉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下一步我们工作的重点，即批判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路线，坚决为“工总”翻案。
　　在司令部和红代会的联席会议上还作出了下列决定：
　　1、为了统一指挥，红代会不设常设机构，休会期间由司令部代行红代会职责。
　　2、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万一现在的主要负责干部出现不测时，要有人接班。
　　3、成立一个精悍的战斗队，主要任务是作社会调查。人员由各大队推荐报联络部，强调所有联络站都归联络部领导。不准组织“还乡团”，到外面去要由联络部派。
　　4、对武汉的“谭氏人物”暂不点名，相关材料暂不发出，到时再向有关部门递交材料。
　　5、设立向外广播站，开辟新闻专栏，并装一辆宣传车。
　　4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批语》(五条)：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分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分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其《批语》似乎就是直接针对武汉军区3.21《通告》而写的，大大地鼓舞了武汉造反派的士气，从而也就拉开了武汉地区全面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帷幕。
　　当天，我们“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和三司等就在新湖大举行了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月大会，大会收到了聂元梓发来的祝贺电，会后举行了游行。
　　武汉“二司”整风办公室当天也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了三万余人参加的大会，会后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当天，我给院广播台写了一首《准备战斗》的诗，全文如下：
准 备 战 斗
　　——致革命造反派战友
　　是雄鹰，快展翅长空，
　　是海燕，快飞向海洋。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阴沟里刮出了一股妖风，
　　江城已听不到造反的歌声，
　　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推波助澜，
　　文化大革命正处在紧要关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
　　我们的天职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
　　生为毛泽东思想而奋斗，
　　死为毛泽东思想而献身，
　　艰难险阻何所惧，
　　万水千山只等闲。
　　解放全人类，
　　永远忠于党。
　　亲爱的战友们，
　　此时此刻，
　　你有何感想?
　　你有何打算?
　　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还是放任资本主义复辟?
　　是前进还是后退?
　　是奋发还是消极?
　　是做奴隶还是要做主人?
　　事实是如此严峻，
　　历史是如此无情，
　　在此关键的时刻，
　　你千万不要迟疑!
　　亲爱的战友们，
　　请戴上你那金光闪耀的主席像章，
　　庄严地戴上那象征无畏的红卫兵袖章，
　　赶快振作起来，
　　战斗起来!
　　是雄鹰，快展翅长空，
　　是海燕，快飞向海洋，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 社论开宗明义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 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 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 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 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 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 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 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 我们必须坚决回击, 彻底粉碎!”
　　中央4月1日下发的《批语》(五条)和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没有引起武汉军区的重视，他们既没有根据中央精神纠正《武汉军区3.21通告》取缔“工人总部”的错误，也没有按4.2社论的精神结束对“二司”的打压，而是继续公开支持保守派，从而导致了造反派对武汉军区支左更大的不满甚至愤怒。
　　4月2日，“红司”司令部再次开会分析当前形势。先听《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录音，接着就是接合武汉情况分析当前的形势。
　　多数人认为目前的形势比去年八、九月份还严重。那时是省委领导，群众还敢贴大字报，没人敢报复。而现在是武汉军区领导，实际上是实行全面军管，是军政府，群众敢怒不敢言，莫说贴大字报了。军管以来，除“工人总部”被取缔外，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如第二机床厂的“8.17”、“红工总部革命造反敢死队”等都被勒令解散， 13个群众组织被查抄。“二司”虽未被明令取缔，但他们的压力很大，也是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在军区的支持下，保守势力空前活跃，原“工总”掌权的单位基本上实现了复辟，原领导班子重新掌了权，而《湖北日报》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针对当前形势，我们应怎么办?会上一些同学认为现在司令部已落后于群众，甚至是在拖群众的后腿。他们说现在我院及各大专院校，还有一些工厂的群众都自发地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了，“3.23”、“3.27”的大游行就充分说明了群众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现在是英雄们正牵着我们司令部走。
　　4月3日，我们“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的负责人和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负责人在新湖大25号楼开会，协调有关4月4日共同召开批判刘、邓大会，并举行全市大游行的问题。
　　会议开始进行得还顺利，很快就通过了“大会议程”、“开幕词”及分工：军区负责用车将“三新”接到虹山宾馆会场，“新华工”负责大会广播器材及音响效果，“新湖大”负责守大门，维持次序。
　　但接下来在讨论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的组织、大会口号等问题时我们和军区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大会主席团成员问题上，军区不同意“二司”进入主席团，而我们则认为“二司”是武汉主要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必须有代表进入主席团;在参加大会的组织问题上，我们同意让“二司”参加这次大会而不同意“中学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以组织的名义参加大会。认为“二司”广大战士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及其变种不同，“二司”是小将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是刘邓路线的产物。因此，“二司”广大战士可以进场，而且应戴着袖章打着各总部的大旗进场，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则不能带着袖章进场。而军区则认为“中学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应与“二司”享受同等待遇，要给进场都给进场，要不准进场都不给进场。信部长说：“二司”的矛盾正在转化，“二司”的问题还没有定案。他们的错误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不同，二司的错误更大。如让“二司”参加，那就必须也让“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师)”和“中学红卫兵”参加会议;在大会口号问题上，军区不同意喊“打倒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而我们则认为武汉存在谭氏人物，大会应该喊这个口号。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是中途进入会场的。他一进会场就大发雷霆。他说：“为什么要‘二司’参加?为什么不让“中学红卫兵”参加?喊口号就是要按中央文革的规定办。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为什么要把解放军撵出来?”他接着说：“把中学十二、三岁的孩子当成‘保守派’，他们保省委哪一小撮?他们现在保了谁?现在人家矛头是指向谁?现在人家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应该让‘中学红卫兵’参加大会嘛，为什么要把多少万战士撇朝一边?”
　　当我们要对韩的讲话提出反驳时，信部长说：“二司现还疯狂得很，他们和走资派一起搞反革命复辟。为什么‘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就不能参加?让参加了就是合稀泥?都是左派，青一色还有什么左派不左派?‘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是不是保守组织还需讨论。你有什么理由不承认?武测‘一月风暴’这样的组织就是只允许自己革命，不允许别人革命。”
　　在这天的讨论中，我们和“三司”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一直开到晚11点半，最后达成以下协议：
　　1、解放军将大力支持这次大会，准备派海、陆、空三军一万人武装参加;
　　2、会上少发言，联合发言后接着就进行大游行;
　　3、大会将在上午12点开始进场，游行由吴世安司令员亲自指挥;
　　4、打倒刘、邓是一件大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破坏会场;
　　5、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在大会上不喊，由军区支左同志在大会上说明情况。游行时喊不喊由各组织自行决定;
　　6、“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学红卫兵”不打旗号、不戴袖章可以进场，否则不准进场，“二司”不以司令部的名义参加，可打各总部的旗帜进场;
　　7、“二司”代表不参加大会主席团，联合发言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讲。
　　4月4日，我们到达会场时已是12点了，都还没有吃饭，在解放军入场前大家都没有进场。会议在1点40分开始。当进行到大会主席发言时，“中学红卫兵”突然冲入会场，其中一些人还冲上了主席台。我们“新华工”要求表态，“三司”负责人吴琼却抡过话筒拍桌子大骂，会场一时显得十分混乱。
　　正在争吵时解放军代表上了主席台，要求非主席团的人下去。
　　在“中学红卫兵”要进场时，新湖大负责维护次序的人不让他们进，还抡了三面“中学红卫兵”的旗子。后解放军来了，他们就手挽手把“中学红卫兵”压到一边，当他们又抡下一面旗子时，出来了三个解放军，把他们抡的一面旗子拿回去还给了“中学红卫兵”，后来又来了几个解放军，其中一个当官的大声说：“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你们进去”，“红卫兵你们进去”。这时“中学红卫兵”大量进入。解放军还把“新湖大”的人带走了几个。在外面还有一万多人没有进来的情况下，“新湖大”宣布退出会场。后来空军支左的来了四辆宣传车，叫的口号是含沙射影地支持“中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热烈鼓掌欢迎解放军。
　　接着，“新华工”、“新华农”、“红工”等也陆续退出了会场。
　　我们退出会场后，会议还是在“三司”和军区的主持下继续进行，但会场显得更乱。为了维持次序，只好改由解放军负责守门，只准出不准进。在“红八月”的旗子下吴琼作了挑畔性的发言，说什么“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声誉，会议不要给坏人破坏了”。接着有三个“三司”的代表发了言，空司的一个部长也发了言，但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待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后，会议就结束了。会后举行了游行。不过，参会队伍是分别游行的，即解放军、“三司”、“中学红卫兵”各游各的，以致不欢而散。
　　我们退出武昌体育场会场后就到湖大重新举行了集会，会后我们照例进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长达几公里，其规模是文革以来少有的。
　　这次大会提出了两个口号：“揪出武汉的谭震林!”、“还我《湖北日报》!”
　　当天晚上，司令部就白天大会和向中央汇报情况的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张立国认为今天的会是军区给破坏的。说他们违背了三日双方会议达成的协议，故意放打着“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学红卫兵”旗号的人进场。说昨天下午军区就通知了各校“中学红卫兵”参加会议，当“中学红卫兵”打着旗号要冲进会场时不但没有劝阻，而且故意大量放入“中学红卫兵”。当会场出现混乱时，陈司令员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强行继续开会。
　　在讨论向中央汇报情况的问题时，郭保安说：刚才来了几个首都“红代会”派来的同学，他们是来调查武汉军区支左情况的。他们要求我们把材料都交给他们。最近，《解放军报》的记者经常来我们司令部找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来了，《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明天也要来。我们是否要发动大家都来收集有关资料?
　　会议还就今后我们是将工作的重点放到社会上还是放在学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重点还是放在校内的斗批改，可以组织“小分队”搞社会调查，但不要影响工厂白天的抓革命促生产。
　　会上一些人提出在市内还要设几个联络站，有人提出要恢复“汉口分台”，如不能实现，就搞几张宣传车。因意见不统一，会上没有作出决定。
　　4月6日晚11点，张立国在司令部传达了上午军区召集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负责人开座谈会的情况：
　　信部长在今天的座谈会上说：“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不长，对文化大革命还不够理解，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意见。”
　　湖大红八月代表：支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是支左，而是支保。
　　红司聂年生：支左在“2.18严正声明”前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后来军区来了一个1800的转变，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红司张立国：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是支左人员对文革不理解呢?还是军区领导故意的?军区现在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座谈会上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1、军区立刻正视自己的严重错误;
　　2、收回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点意见”，取缔保皇组织;
　　3、给我们的调查提供条件;
　　4、对空军支左在外面放的毒，军区要表个态。
　　信部长讲了八个问题，我们不满意。我们问军区，武汉有没有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信部长回答的很含糊。信部长说：
　　1、军区支左基本上是贯彻了中央指示的，支左是有成绩的;
　　2、“工人总部”、“二司”的处理是征求过你们的意见的;
　　3、由于军区的任务重，经验不足，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我们知错就改了。批判“2.8声明”的问题，我们认为批的还不够，还没有揪出幕后指挥者，还没有提到纲上来。有人认为批判“2.8”声明是阴谋，这个问题你们要考虑;
　　4、关于对“工人总部”的处理，我们是比较慎重的;
　　5、对于“二司”的问题，你们说“二司”是犯了错误的革命组织，你们要求改组“二司”司令部，我们同意了，现“二司”在整风，我们觉得他们整的还不深刻;
　　6、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我们从来就认为他们是犯了方向错误的。但我们欢迎他们起来革命。我们之间分歧的由来在于是否允许他们基层组织恢复。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我们还要和大家商量一下。你们要求取缔“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我们正在和中央挂电话，究竟要团结谁，谁要瓦解，对此，你们是否要区分一下;
　　7、关于抓革命捉生产：工农业要按两个10条办事(工业10条、农业10条)，周总理说了学生不要到工厂设立联络站，毛主席也肯定了不搞大串联;
　　8、在会上我可能讲错话，公开检查不好，讲清楚就行了。我这个人不会和稀泥，我是坚决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到你们学校去也可以，但不要搞文字性的东西。我们对你们是看主流，希望你们也看我们的主流。你们现提出要揪武汉的谭震林，这不大好，要严防被阶级敌人的利用。
　　孔副司令在座谈会上也讲了话。他主要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他讲话的最后说：军区有命令，撤消王任重武汉军区政委的一切职务。他还说：我们允许你们犯错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们犯错误。
　　信部长的讲话态度是诚恳的，语气是平等缓和的。因此，大家在听传达时对军区支左办并无不满情绪。对于信部长说的第二、五条我当时还蒙在鼓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军区在“工总”、“二司”问题上曾和“新派”的主要头头通过气。
　　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发布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军委命令》(见附录4)，再次强调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同时强调“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在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方面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表示，唯一的动作是于10日不加任何说明，突然撤走了驻院搞军训的解放军。
　　4月8日，我们司令部开会决定炮轰孔庆德，批判空军支左所犯方向路线错误。
　　为什么要批孔庆德呢?因为孔庆德是军区支左指挥部主任，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他是主要责任人。在这次会上主要列举了他以下问题：
　　1、《湖北日报》的“3.4社论”是针对当时造反派重新受压的情况写的，我们认为它和“2.8声明”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孔庆德对“3.4社论”却恨得要命。他说“3.4社论”比“2.8声明”更坏。并扬言“如果不好好检查就要抓人。”
　　2、在对待“二司”问题上，我们认为“二司”是“有错误的造反派组织”，而孔庆德却认为：“工人总部做了的，二司都做了，工人总部没有做的二司也做了。”意思是“二司”比“工总”更坏，更应该将“二司”取缔，并一棍子打死。
　　3、韩东山在黄石群众大会上大放獗辞时(注4-18-4-1)，孔庆德就在旁边，他放任韩东山胡说，不予制止，说明他对造反派的立场、态度和韩是一样的。
　　当时全院都充满着反逆流的火药味。为了了解曾是保守派、至今也没有参加造反派的一些党员的思想情况，4月10日，我主持召开了电机系党员干部座谈会。
　　会上，大家通过文革来的实践和观察分析，结合自己的感受谈了对目前武汉反复辟逆流的看法。一致认为当前反复辟是正确的，必要的。有的人甚至觉得“要是不把这一股逆流打下去，文化大革命前段所取得的成绩就全部被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注3-18-4-2电机系党员干部发言摘录)。
　　从发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我院原“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最近成立的“春蕾”是得到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支持和怂恿的。没有“支左”的支持也就没有“春蕾”的出现。
　　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报》发表了《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社论，社论指出：“当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正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拚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正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关系。他们还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企图一棍子打死，并竭力扶植已经垮台了的保守组织，压制革命派等”。社论号召“解放军在任何时侯，在任何情况下，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为左派撑腰。”
　　上午，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举行了游行，热烈欢呼《解放军报》“4.10社论”的发表。
　　4月11日，我院“9.15大队”的15名战士组成了一个“我们要见孔庆德战斗队”，并到洪山宾馆要求见孔庆德。我得知情况后于当晚11点半左右乘宣传车也来到了洪山宾馆，这时已有几千人云集洪山宾馆，大家强烈要求孔庆德出来回答问题。
　　凌晨1点40分，孔庆德出来了，他回答了有关问题。但其态度显然是不诚恳的，多数同学不满意，甚至感到非常气愤。
　　同学们要求就在洪山宾馆前召开炮轰大会，但没有开成。原因是我们事前没有准备，现场次序很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使现场安静下来，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建议，但每提出一个方案，都会有人出来反对，根本无法统一意见。后来王富山表了一个态：不同意开炮轰会，我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开炮轰会是不合适的。当时很多人骂我们右倾，弄得不欢而散。
　　12日凌晨一点左右，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从北京打来电话，主要内容是：
　　1、“中学红卫兵”是保守组织，要瓦解，不能重新组织;
　　2、《湖北日报》问题：可以由“新华工”派两人、“新湖大”派一人、“三司”派一人“二司”派一人组成一个监督小组监督《湖北日报》的工作，同时，《湖北日报》可以在报上发表造反派的文章，树立造反派的政治威信;
　　3、承认军区前段时间在支左中存在缺点，同学们可以提意见;
　　4、陈再道要孔庆德立刻出来接见革命造反派。
　　对于陈司令的电话内容我们将信将疑，还没有等我们仔细分析判断，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4月12日，因“新一中”向市“抓办”提出的四点要求遭到非难和拒绝，一百九十多名“新一中革司”的造反派决定从晚上九点起绝食，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4月13日，“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的代表在湖大开会，决定由“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派代表到军区去，要求军区解决问题，如军区到当晚12点仍拒绝，则在全市进行大游行。要求各造反组织在单位作好行动准备。
　　这天，“二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上万人也于当天下午、晚上前往洪山宾馆支援“新一中”的行动。晚上，清华井岗山还打来了声援电。
　　14日，“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科技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北林东方红”、“上海炮司”，“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等赴汉代表团发表《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洪霞、胡厚明等同志的联合声明》。
　　4月15日凌晨二、三点钟，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孔庆德去“新一中”(革司)绝食现场，代表军区党委答应了“新一中”的四点要求，但当天下午他又否认了四点协议。
　　这一天，“工人总部联络站”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当前武汉地区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声明》要求必须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的人并彻底平反。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这一天，我院的“敢死队”冲进了红旗大楼，并决定第二天在这里召开“纪念封闭《湖北日报》五周月大会”。“新湖大”、“新一中”(革司)及其他中学的“二司”战士也回到了红旗大楼。
　　4月16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二司”、“三司革命造反派”、“工造总司”、“红工”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在红旗大楼前召开封闭《湖北日报》五周月纪念大会。
　　当晚10点半，驻京联络站的田勇给院广播台打来电话，内容如下：
　　1、我们红司有关武汉市的情况汇报已通过蒯大富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转给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正在密切注视武汉局势。
　　2、据北京军事院校造反团称，他们已接管了全军文革接待站，我们在北京的同学正准备找陈再道辩论。
　　3、不要搞绝食斗争。
　　4、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不要开大会轰，不要对孔庆德开斗争会。对我们的绝食斗争，中央并未表态说错了。要把矛头对上，要搞出高质量的材料。
　　5、中央文革已讲了武汉军区支左错了，江青可能最近要负责中南地区的运动(不要外传)。
　　6、昨天关锋、王力接见了北京军事院校造反团，说到了关于解放军支左的相关问题，说主要是有错误，要注意策略。戚本禹“4.14”讲话的内容已由同学带回，可在全市传达。
　　7、清华“井冈山”、“新北大”、“新人大”、地院“东方红”对我们是支持的。
　　4月18日上午，“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联络站”及“北航红旗”赴汉调查组的代表发表了《关于工人总部十大罪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否定了所谓“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肯定了“工人总部”绝不是反革命组织，朱洪霞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闯将。
　　19日上午，“武汉三司”近万人脱离“三司”起来造反。他们在武大召开“三司革联”成立大会。“三新”、“二司”等造反派组织派代表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这一天，原副省长孟夫唐给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并军区党委写了一封信，指出军区对形势的认识是错误的，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三点建议，公开站在了造反派一边。在此前后，刘真、张华、任爱生等也公开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站在“二司”、“三新”一边。
　　4月19日，我们“红司”司令部和各大队主要负责人继续开会分析当前形势和我们的应对措施。会议一致认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批刘、揪武汉的谭震林。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司令部作出了如下决定：
　　1、为加强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对司令部的机构作一定的调整：成立勤务组(常委会)、政治部(毛著学习及大批判)、动态组、宣传组、外交组、保卫组、后勤组、秘书组、办公室等九个部门。
　　人员分工：
　　勤务组(常委)：聂年生、郭保安、张立国、王富山(另再抽一人上来);委员：张汉卿、刘玉明、尹国祥、刘玉满、许玉贤、赵延昌(再由办公室和外交组各抽一人)
　　政治部：张汉卿(负责人)、刘师明、刘勇、左玉明(女)
　　动态组：赵延昌(负责人)、王九生、赵德镇、柳书伦
　　宣传部：刘玉明(负责人)、张建华、江重初、胡家丰、叶仲翘联络部：朱海滨、郭保民、张敏
　　保卫组：刘玉满、秦永发、陈西安
　　组织部：尹国祥、刘衍清
　　后勤部：许玉贤、张太行、刘多星、庞福生
　　秘书组：邓家琪、吴家培
　　办公室：杨盛国、黄信本、郭汉成
　　教改、干部组：朱慧楠、庞福生
　　2、加强社会调查，以武汉市为主，适当派人到专区、县去(不要搞还乡团，人一定要由司令部派。)
　　3、收集军区的材料(领导人的出生及在军内压制造反派的情况)
　　4、我院成立革委会的时机基本成熟，院内的斗、批、改要抓紧进行。
　　4月19日，钟汉华政委从北京打电话给武汉军区，其主要内容如下：
　　1.解散工总，我们请示了中央，但在中央未批准下来时我们就办了，我们要作检讨。
　　2.我们可能多抓了些人。
　　3、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是暂时的。
　　4、“三司”是左派组织，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要给“三司”谈一谈，叫他们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
　　5、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并进行整训。
　　6、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语，但不能乱写等。
　　从四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到四月下旬，造反派与武汉军区的矛盾逐步升级，造反派对武汉军区由怀疑到直接对抗。而军区则无视经毛主席签发的《军委十条命令》继续打压“钢派”，拒不改正《武汉军区3.21通告》的错误，拒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负责人，而且从原来支持“新派”到连“新派”也一起打压。学生造反派因得到中央的支持和鼓励，纷纷重新“杀向社会”，“杀向工厂”。在工厂、机关再次建立了联络站。中山大道上的民众乐园等处都有革命造反派进驻，并建立了广播站。群众绝大部分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中山大道很快成为革命造反派的“解放之路”。武汉的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进入高潮。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钢八司”，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是工人战斗队。其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有效保护革命小将”，特别是保护杀向社会的革命小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支左”)。他们的活动时间是晚上7点到l2点。
　　4月20日下午，我们正在开会，我们驻汉阳联络站的一个同学突然闯了进来，他向大家汇报了有关汉阳轧钢厂的调查情况：
　　汉阳轧钢厂有职工1460人，造反派(“工总”)掌权。负责人夏邦银，中共党员，劳动模范。“3.20公告”前该厂“抓革命捉生产”的各项工作都比较正常。3月27日，夏邦银被军管后的汉阳公安分局逮捕。现全厂有1100个群众要求释放夏邦银，其中绝大多数中层干部也都要求释放夏。
　　经研究，我们认为在汉阳轧钢厂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决定将其作为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为“工总”翻案的突破口。
　　4月22日，我们驻汉阳的联络站派出代表到汉阳公安局去要求释放夏邦银，指出公安分局逮捕夏邦银违反了中央4月1日下发的关于安徽问题的《批语》(五条)和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对其进行逮捕是非法的。但对我们的要求汉阳公安局不予理会。并以他们是专政机关为由，要我们不要干涉。在无奈的情况下，“三新”、“二司”200多人决定开展静坐斗争。
　　第二天上午，一个从“汉阳事件”现场回来的同学向司令部详细地汇报了当天事件的经过：
　　昨天下午，我们汉阳联络站派了八个代表去公安局，公安局的人开始不出来，我们就用两个低音喇叭在公安局外向群众宣传，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求释放夏邦银同志。很快，周围就聚集了不少群众，并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汉阳的保守派组织在得知我们在公安局静坐的消息后，也派了一些人赶过来和我们辩论。此时，公安局出来了几个人，他们煽动说我们是来为“工总”翻案来了。于是，我们就和他们辩论了起来。他们的论点是“我们是专政机关，你们不得干涉。”我们的理由是：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有权干涉。这时，我们受到保守派们的围攻，谈判根本不可能进行。就在我们向群众宣传的时候，独立师调来了l4辆宣传车向静坐现场的同学们进行“宣传”，他们宣读《武汉军区3.21通告》，宣传说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他们故意对我们的宣传进行干扰，我们的两个低音喇叭在军区35个高音喇叭的压制下简直就像没有了声音一样。
　　开始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安局内有警戒线，可后来我们发现了。有一个解放军把其他人叫开，要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了。当我们发现警戒线以后立即止了步。这时一些人大喊大叫：“你们过去呀，你们过去呀”，试图诱使我们冲“警戒线”。
　　公安局的大喇叭不停地大叫，我们多次要求他们停止大叫，但他们不理，还是不停地叫，这使群众十分气愤，人群开始骚乱起来。我们“红司”有三个人被挤到警戒线内，结果被警察抓了进去。23日凌晨一点左右，物质学校的一个同学从水管爬到放喇叭的平台上，把喇叭拆了。结果被两个公安人员抓住从窗口丢进了屋子。
　　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于是就不管什么警戒线不警戒线而往里冲。公安局的铁门立即被关了起来。此时我们外面的人往外拉，关在里面的人往外推，一推一拉，门很快就被拉开了，我们的两个人首先冲了进去。此时公安局出来了很多人，他们拼命地关大门，后来门终于关起来了，我们的这两个同学也就被他们扣留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满载解放军战士的卡车径直朝我们冲了过来，我们的宣传车看到势头不对，立即指挥我们的同学就地坐下来。看到同学们都坐下了，军车才不得不踩刹车停了下来。过了几分钟，这辆军车才后退走了。
　　我们通过宣传车通知公安局要求举行谈判，可在参加人数上争执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只准我们派10个人进去，我们同意了，但后来还是没有谈成。因为双方都不让步。过了一阵，又有几个解放军来了，代表们这才开始谈判。
　　在当时的情况下，谈判自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管我们怎么说，公安局就是不同意释放夏邦银，大家只好继续进行“静坐”以示抗议。
　　这次静坐长达20多天。直到5月14日，汉阳“公捡法军管小组”才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释放拘留了两个月的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夏邦银。
　　夏出来后，“新华工”、“二司”等群众组织多次召开会议，请夏邦银作报告，以事实揭露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
　　在此前后，公安当局还悄悄地释放了其他一些“工人总部”及其分部的负责人，如胡崇元、李洪荣、祝孝先等。
　　当时人们之所以将4月22日发生在汉阳公安局的冲突称之为“汉阳事件”，是因为它标志着以我们“新华工”为首的武汉造反派已将夏邦银问题作为突破口，拉开了我们从行动上实实在在为“工人总部”平反的序幕，而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了。
　　4月23日，“工人总部联络站”、“九.一三战斗兵团”在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工造总司”、“二司”、“南下赴汉调查组”等组织派代表出席了这个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一致认为“工人总部”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面对造反派日益高涨的反逆流斗争，武汉军区采取了反制措施。
　　4月24日，武汉部队第一次公开在武汉三镇贴出了大标语，内容为“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同时指示派往各厂的军代表召开保守派骨干紧急会议，要求全部赶走在工厂办联络站的学生。就在当天晚上，到处出现了赶“新华工”、“二司”学生和砸学生联络站的现象。
　　为了应对急骤变化的形势，我们司令部即时召开了碰头会。赵延昌首先谈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认为目前武汉军区正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新华工”。现社会上所有的谣言几乎都是针对我们新华工的。现不管是“二司”做的、“新湖大”做的，不管是谁做的，他们都骂是我们“新华工”做的。赵延昌认为目前是军区暗中支持和操纵保守派与我们“新华工”对抗。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就以下问题统一了认识：
　　1、加强统一战线，除我们“新派”外要充分发挥“钢派”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二司”的作用。要力求避免我们“新华工”孤军作战的局面。
　　2、对于“汉阳事件”，我们的方针是只能进，不能退。我们现在的对策是大造舆论，在现场召开控诉会并设立接待站。相关大字报、大标语上街，给汉阳公安分局施压。
　　3、对其它造反组织，特别是要对“二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予以配合。
　　晚七点，《轻骑兵》从水利电力学院打来电话，说他们到水院时受到水院广大“二司”战友的热烈欢迎，到处都贴满了“和新华工战友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大幅标语，要我尽快赶到水院，并代表“红司”司令部发言。
　　我随即乘车赶往水院。我到达后，晚会很快就开始了。在水院“二司”负责人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后，我代表“新华工”作了答谢词，希望“钢”、“新”团结起来争取反逆流的胜利。
　　我的发言受到水院造反派同学的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是武汉“二司”的牵头院校，“二司”的主要头头都是该校学生。《轻骑兵》这次在水院的慰问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4月25日，武汉部队出动两万多人在新华路体育场集会，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游程达四十里的武装游行。“红武兵”、“红城公社”、“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武汉中学红卫兵”、“三司”等在各主要街道和路口夹道欢迎。解放军见了他们则高喊：“向革命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有的“中学红卫兵”还上了解放军游行的汽车，在汽车上炫耀。一些造反派冲上去要把“中学红卫兵”从车上拉下来，结果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后来这被人说成是殴打解放军，冲游行队伍)。
　　军区要求湖北广播电台报导当天解放军游行的消息，由于造反派的坚决抵制，未成。
　　这天，造反派写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决不容许枪指挥党”，“4.25游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绝不容许向中央施加压力”等大标语。
　　武汉军区在这个时候召开如此空前规模的大会和游行，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除向造反派示威，给保守派鼓劲外，最主要的是向中央施压。因为当时中央己决定五月解决武汉问题，此前，武汉军区和武汉各造反派组织都已派人去了北京汇报情况。
　　4月25日这天我主持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院广播台和两个文艺宣传队(《轻骑兵》和《红艺兵》)的全体人员和各系兵团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会上我传达了红司24日的会议精神。我特别强调了我们当前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宣传造反派的大联合。我们一定要把己被军区打压下去的“工总”和“二司”的广大战士动员起来，共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改变目前我们几乎孤军作战的局面。在这次会议上我还对即将到来的“五.一”、“五.四”的广播和文艺节目的组织作了具体布置和安排。
　　这里提到的《红艺兵》是武汉文艺学校的同学，他们加入了我们“红司”，并在我们宣传部领导之下进行演出活动。我曾多次去文艺学校和他们讨论节目创作和编排问题。
　　“红艺兵”是一批生气勃勃且有艺术天赋的年青人。《红艺兵》当时有13名女队员，她们分别是：赵小曼、周菊芳、许珞华、胡红琳、刘淑萍、陈小蓓、叶 劲、汪明全、沈 红、孙凌云、程惠文、杨先学、王德箴。男队员14人，他们是：李局雄、黄 战、彭德祥、钱 劲、刘宗清、赵伟明、何 帆、陈士铨、余启文、王汉文、李武功、胡发云、贺学农、王育旺。
　　4月26日， 数万名“二司”的同学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热烈庆祝“二司”司令部成立半周年大会。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和外地来汉造反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