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汉语词语）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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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ǎ zhì]
（汉语词语）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小到个人的，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治词语概念
法治基本概念
什么是法治？英国思想家洛克说：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法治，是给公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是给政府以尽可能小的权力。法治社会的真谛在于：公民的权利必须保护，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与此背离的就不是法治社会。
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相对。《·谏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邹韬奋 《抗战以来》六二：“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亦指依法处治。《史记·蒙恬列传》：“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1]
法治基本含义
(1) [rule by law]∶法家的,主张以法治国
(2) [rule of law]∶[1]
(3)[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学 法治学的是独立的学科，是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社会价值体系。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收租税而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相对
法治与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力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而所谓的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在我国立法的权力属于人大，而不属于所谓的“上”、“外”、“官”，因此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并不会因为违法者身份而纵容其违法。行政机关并没有立法权，但是行政权力确实在影响司法，通过各种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在近一段时间内，舆论以第四权的身份出现，掌握舆论资源的人通过各种舆论压力，对于司法权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使得舆论资源所有者与行政权力所有者一道成为影响司法权的人。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或“舆论第四权”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确信息、行动上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判断，更不用提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因此，“依法治国”成为仅仅理解为依据大量出自有据的规章、政策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人民，这种“叶公好龙”式的法治观是法治非理性的表现形式，是传统专制主义、人治主义和宗法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典型特征。[2-3]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
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法治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法治重要论述
显而易见，我国公民越来越信奉法律、崇尚法治了。而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曾只追求“人治”的完善，将治国理想寄托在“圣人”“明君”身上，但历史的车轮却一次次无情地碾碎了这一幻想……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国政法大学生讨论法治
中国土壤里并非没有过法治的种子，我们有过“奉法者强则国强”的法治宣言，有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原则，但同时也有“刑不上大夫”的法治缺憾。当西方已经大致勾勒出法治框架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法治在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能发挥如此积极有效的作用。
1954年，第一届上通过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我们走上探索和实践法治的道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正式写入宪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60年一甲子，我们对于法治的理解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法制”到“法治”便是明证。这一执政理念的转变，强调“改革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过对法律的完善，引导和推动改革科学、有序地进行。
当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完善，我们的法律监督机制和程序还有待健全，政府依法执政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必将成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征程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君不见，各类交通安全法规相继出台，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却依然屡见不鲜；君不见，一些考试监考规则日益严苛、技术手段愈发先进，但种种作弊依然防不胜防，恰恰是缘于人们法律精神和规则观念的缺失……中国“法治”的推进，需要国家层面法治建设的引领，更离不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自下而上”的努力——当遵纪守法成为一种自觉，当依法办事成为一种自然，每个社会个体汇聚成整个社会推进“法治”的不竭源泉。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是我们对法治社会的美好愿景，也是我们追求的法治目标。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一直在前进。[5]
法治历史演变
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商君列传》）需要指出的是，儒法两家在人性和治国理念的方法上表面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实质上两家的观点有着内在的相同之处，即法家的“性恶论”与儒家荀子的“性恶论”接近，法家的“法治论”与儒家的“人治论”在本质上都是“人治”。同西方的“性恶论”和“法治论”相比较，法家“性恶论”的适用范围小于西方的“性恶论”，法家将君主和国家、以及高级别的官吏排除在“性恶”的范围之外，而西方的“性恶论”则包括所有的社会成员；同理，法家的“法治”是“君权至上”、“国权至上”的法治，西方的“法治”是“宪法至上”的法治。[6]
在传统中国法人治精神的哲学基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性善论，一种是性恶论。前者的推论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存亡取决于人心，其结果是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这种理论和实践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之中，这种哲学相信，人只要发掘内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这种道德完善同时又是做一个称职的统治者的先决条件，这与西方政治学传统中的性恶论恰成对照。后者的推论一般是，先秦法家既不相信人性本善，更不相信礼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天下大治的功效；法家以为人性是恶的，所以现实中的人总是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因此为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人性加以利用，表现在政治态度上应该取法而排礼，具体到刑事政策上便是以恶制恶、以杀去杀、刑期无期的重刑主义，而刑只可由君主一人来制定和掌握，这就必然会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和人治法律的产生。[7]
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和法中的人治精神，既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性善论哲学基础上，也不是以纯粹的性恶论为其理论依据的，而是这两者的结合。儒家两家的理论本身就决定了，无论是从性善还是从性恶出发，最后在实践上都必然要滑到专制和人治的行列。因为性善论的教化成果和内心的自省挖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一两位在位者的潜移默化之功，社会风气依赖于他们的人格感召力。因此，所谓的德治和礼治便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人治，即以极少数人的言行为标准，要求全体臣民赋予这些人以示范性和绝对的权威性，最终导致以这些人的意志为全体臣民的意志，并通过制度和法律而强制推行，使专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而性恶论的法家由于将权力的至上性、唯一合法性赋予了君主，使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甚至可以是强制方本身，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违法就是背叛皇帝、背叛国家，于是必施重罚。皇帝可对全体臣民施用法律，唯独他自己可以免除法律的监督制约，这样，皇权成了绝对的、不可替代的强制力，法权只是这种强制力的表现和延伸。[8]
性善论与性恶论之所以殊途同归，对立统一于人治之中，其奥秘即在于儒法两家都不是从人本身来探讨人性的。与其说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学术或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把人性政治化，并且涂上了浓厚的现实色彩。而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因此，有了这个前提，儒法两家不管对人性怎么探讨，发表什么高见，九九归一都不免成为君主专制的理论依据。这也就是汉以后儒法合流（“人治”、“法治”融合）的真正基础。虽然中西法哲学都得出了人性自私、性恶的相同结论，但是法律对此作出的反应却有所不同。法家对人性自私的利用是通过赏罚机制来推动人民为君主、为国家服务，进而限制人民的权利；把法律视为治民之私心、治民之恶的工具。其实质是“国家主义”法治观的体现，国家主义也是着眼于权力的运转，但它主张国家的至高无上性，认为国家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9]
2. 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与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3.具体含义：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
法治必要性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推进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会成倍放大。是党领导下的执法司法力量，行使的是国家权力，服务的是人民群众，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进程中发挥着特殊重要作用。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紧紧围绕建设的总目标，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切实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带头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肩负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者、实践者的重任。要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作为基本要求，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灵魂，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规范执法司法行为，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重要目标，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10]
法治其它相关
法治意味着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正当性。
法治与人治的联系
法治相对于人治更稳定；法治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法律救济。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两者都强调了静态的法律制度以及将这种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的过程。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法治包含了价值内涵，强调了人民主权。
法制只是强调形式意义方面的内容，而法治既强调形式意义的内容又强调实质意义的内容。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正是法治的第一方面（形式意义的法治）所要求达到的目标。由此可见，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没有法制，也就谈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仅仅强调法律的形式化方面，还并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的法治）的更深一层的内涵。
依法治国的标准
通过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权力；强调良法的治理；通过宪法确立分权和权力制约的权力制衡关系；赋予广泛的公民权利；确立普遍法的司法原则。
我国成为法治国的条件是：1.制度方面：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系统的法律体系，权力相对平衡和相互制约，司法体制、执法制度的健全和其人员的高素质，健全的律师制度；2.思想方面：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权利本位的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在《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的标志。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这里面强调七个方面：（1）在立法方面，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2）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性；（3）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4）国家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形成和良性循环；（5）“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制度的有效的保障；（6）尊重、保障和实现；（7）国家的法律秩序稳定、人民生活幸福。这些实际上是综合性的。
第二，在我们国家实行法治还需要注意一点，我们国家的法治不是内生性的，而是一种外发性的，是在外力的启发诱导下来进行的，所以我们的法治有一种天然的不足、天然的缺陷。同时，我们的法治不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一个农业文明比较浓厚的情况下提出的，所以物质储备、经济条件也有些问题。而且，我们国家过去所要强调的一种人治、人的统治的传统，所以2013年要对传统进行这么大的变革的时候，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2012年我们的法治建设中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面临着国情与理想、变革法制和守成法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反对与经济增长、本土化与国际化、普适性和地方性等矛盾。这表明我们的法治建设离成功还有相当的距离，在2013年我们只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过程，离目标还比较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三，为实现法治，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四个方面：（1）市场经济的发展；（2）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完善；（3）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公民的民主、法律、道德意识的提高；（4）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的改革和法律监督体系的完善。
与法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实行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区别在于：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则相对于人治；法制内涵是指法律及相关制度，法治内涵则相对于人治的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制一词，中外古今用法不一，涵义也不尽相同，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①泛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法律既包括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现的成文法，如宪法、法律和各种法规,也包括经国家机关认可的不成文法,如习惯法和判例法等。制度指依法建立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制度。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属于这一类。②特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法制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证,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以确立一种正常的法律秩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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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词目：法制
拼音：fǎ zh&
注音：ㄈㄚˇ ㄓㄧˋ
1、指法律和。
2、指动态意义上的法制，即指、执法、守法和对，也包括法律宣传教育在内。
3、指“依法办事”的原则。
1. 法令制度：
《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 汉《新书&制不定》：“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清何琇《樵香小记&钧金束矢》：“夫圣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纵暴，有举其官者矣，安用讼哉？”
2. 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根据这些法律制度建立的社会秩序。法制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
《原强》：“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这就说明发扬民主要讲两方面，一方面要讲勇气，一方面还要有健全的法制来保障。”
宋《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 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下&格局》：“旧杂，出入无常者，因其法制未备，原无成格可守，不足怪也。”
3、中药学术语。即如法炮制。指按中药传统炮制法（相沿成习，为药业共同遵守的方法）加工中药材。一般加有其他辅料。如法半夏、法制豆豉等。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与法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实行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区别在于：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则相对于人治；法制内涵是指法律及相关制度，法治内涵则相对于人治的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
一词，中外古今用法不一，涵义也不尽相同，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①泛指国家的法律和。法律既包括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现的成文法，如、法律和各种法规,也包括经国家机关认可的不成文法,如习惯法和判例法等。制度指依法建立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制度。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属于这一类。②特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法制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证,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以确立一种正常的法律秩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
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命有司，修法制&《礼记&月令篇》,其中的“法制”是指设范立制,使人们有所遵循的意思。古代著作中,也有“法制”一词。《管子&法禁》上写道：“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商君书&君臣》上写道：“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韩非也有“明法制，去私恩”的说法。所有这些，虽然都把“法制”与依法治理联系在一起，但还不是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法制。中国古时的“法制”，说到底只是一种“王制”。
同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与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法治”的内涵是一致的。如英国哲学家J.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政论家T.潘恩（）也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常识》）。其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这种主张对于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确立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起了很大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律至上的色彩，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实行法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它们总是把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结合起来进行统治的（见）。
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制上。与法治相比，法制侧重在法律的使用上。但如果仅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法治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平台和框架，但法制的实质仍然不能摆脱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信念。
法制是指当权者按照法律治理国家，但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立法部门制订的。法治下，行政部门的职责只是执行该等法律，并且受该等法律拘束。因此法制和法治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律是否拘束人民，而是在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些政府权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样，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内涵，与其说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毋宁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否则法治即与法制难以区分。对于社会上常见的违法或脱序现象，尤其是以激烈、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手段向政府争取权利的行为，政府官员常常会呼吁和要求人民“守法”以尊重“法治”。这其实是将法治的意义误解和窄化为法制。
法制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压制民众。
是一种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的理念和政治实践。法治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观。反之，在法制下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法制与没有直接联系。但对法治的为寻求公正提供框架的概念的扩展则包含了在法理上承认基本人权的含义，这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建立了法理依据。而法制则与人权没有关系。因此，在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的国家，人权和民主都不能获得保障。
法制与民主
法制与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法制，没有法制也就不能保证民主的执行，反对民主的实质就是反对法制，只是反对民主易被某些人接受，而反对法制则显得太露骨，而不敢直接提而已。
与法制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可能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法制与关系极为密切。法律秩序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必须以实行法制为前提，而法律秩序的建立则是实行法制的重要体现。
一、正义论与人治论
（一）正义之国与人的类型
基础是理念与现实的区分，在柏拉图看来，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两部分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尽管它是无形的，但它是万物的根源，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而摹本世界，则是有形的，虚假的，变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于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应地便分别具有了金、银、铜铁的三种不同的性质，人也就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品质：
金→哲学家→智慧
银→勇士→勇敢
铜铁→生产劳动者→节制
然而，节制的品质不仅应当为生产劳动者所拥有，也应当成为所有三种人的品质，因为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和谐协调，只有当人们各尽其职、各守其位时，国家才可能产生“正义”的品德，成为正义之国。当的三种品质（欲望、激情和理智）在个体中协调运行秩序井然时，个人就成了正义之人。这意味着理性支配欲望，精神支配肉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一种道德正义。
（二）法律与正义的关系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品性中，都具有“较善”和“较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较恶”的那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他便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权威就是法律。
对于柏拉图来说，法律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但是，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正义是“诉讼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因此，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三）哲学王与人治
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统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法律远不如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因为：(1)哲学家所掌握的是一种真理，它比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强者之所好”，而现实中的法律并不必然体现正义，而恶法并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学家的知识可以随机应变；(4)一切社会都需要和谐，而这只有哲学家通过智慧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二、法制论：立法与守法思想
（一）立法过程论
在柏拉图看来，立法是一个“清刷”的过程，即必须对原来的旧制度和人们的品质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时，先应当确定宪法大纲，然后是制定法律和规章。柏拉图重视成文法，而认为习惯是来源于普通人的习俗。
（二）立法原则论
根本的原则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并应依全体人民的幸福为依据。就立法的重点而言，着重于培养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论
柏拉图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的发展历程，认为国家形成于契约。而契约的核心就是对，这就意味着，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国家的本性的。[1]
柏拉图认为，对于有意志的公民来讲，法律的统治并不具有强迫性，而是体现了国家的良善愿望。他认为：“如果法律能完全导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些法律我们都应该执行。”对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导他们执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须拥有权威，国家官员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所谓良法须由良吏来执。
三、柏拉图法律思想的主要评价
第一，法治主义思想是西方法律传统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对西方近代法治主义的复兴具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罗马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概括了政治哲学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这就是，必须运用至高无上的法律进行统治。
第三，关于“混合政体”的研究以及“分权原则”的论述，被学者誉为的原型。
第四，集体主义方法论也开创了后世以集体为单位研究国家、法律学说的先河，在柏拉图的理念中，个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
四、柏拉图的生平与著作
（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于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母亲更是著名的改革家的后代。由于出身高贵，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从20岁起受教于苏格拉底，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曾一度渴望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使他放弃了从事政治的愿望。后流亡国外，40岁后回雅典并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在学园中，柏拉图一边讲学，培养人才；一边著述，宣讲其哲学和政治哲学，前后达41年之久。该学园在历史上延续了900年，是全希腊文化知识的中心。
柏拉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保留下完整著作的思想家，前后共著对话25篇。有关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国》（成于壮年）、《篇》（成于中晚年）、《》（绝笔）。一般说来，《理想国》代表了他对政治和社会的主要理想，而《法律篇》则是面对现实所写成的有关法治的著作。
一、法律正义论
（一）正义的内涵与分类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纪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东西是否他应当得到的。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又分两种——“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使相互利益等同。
（二）的延伸：平等与中庸
1.平等。一是数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数量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的相等；二是比值平等，即根据各人的实际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谁具有比他人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谁在城邦实现良善生活的过程中善德行为最多，谁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
2.中庸。所谓中庸是指不偏不颇，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亚氏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性。对于社会而言也是如此，社会分为极富者（常逞强放肆以致犯罪）、极贫者（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和中产阶级。唯有中产阶级是贫富两的“最好的中性的仲裁者”。因此，中产阶级最适宜担任和立法者。
（三）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法律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由正义延伸出法律。正义的原则寓于实体法之中。自由正义导致了的形成，而这成为国家制定实在法的依据。
二、法律的定义、作用、分类
（一）关于法律的定义
法律是政治上的正义，是世所公认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是理性的体现，又是一个合同式的契约。法律的特性包括：(1)公正性：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它对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平等的；(2)可变性，法律允许变革，当然这个变革需要慎重；(3)必须遵守性。法律是一种特殊的，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必须遵守它。
（二）关于法律的作用
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全在于为了城邦的“善业”，为了“善德”，为了追求“”，增进人类的道德。
（三）关于法律的分类
1.自然法与制定法。自然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存在于社会的普遍原则，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制定法即实在法，是由人制定的。自然法高于制定法；
2.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实际上也就是宪法，它规定国家的治理形式，规定统治者的人数及产生的办法，规定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
3.良法与恶法。凡是下制定的法律为良法；凡是在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恶法；
4.成文法和习惯法。习惯法即中长期存在的习俗或称礼仪。
三、法治主义理论
（一）法治的涵义
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是说，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
（二）法治的具体体现
1.立法方面：亚氏强调立法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二是研究国家的；三是考虑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强教育；四是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
2.执法思想。国家执政人员要严格执行法律。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严格依法执行；法律规定不同详的或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法律的原则来公正地处理和裁决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关键。国家必须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
（三）法治的优越性
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会说话，不能象人那样信口开河；第四，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第五，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第六，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不能实行人治；第七，实行一人之治较为困难，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剥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利。
（四）法治缺陷的弥补
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采取三种补救措施：以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作为补助”；对某些不完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加强。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来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四、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特点
第一，与柏拉图一样，均从伦理学入手来探讨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开创了西方法哲学的理论传统，并在的《》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第二，将法与政治合而为一进行研究，使或者政治法律学的学科构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
第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分析问题的立足点是考察现实，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即通过分析、比较，然后得出结论。所以有人称，柏拉图给予后人以更多的激情与理想，而亚氏则留下较成熟的体系与逻辑；[1]
第四，推崇法治的精神，对于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论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与著作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曾师从柏拉图。其代表著作是《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研究158个国家城邦政治制度的总结之一），此外，《伦理学》中也有大量的法律思想资料。国内教授主编的《》有十卷之多。
综上所述，某些人过分强调“人”在其中的作用，纯粹是在混淆概念。我们探讨人治与法制的区别，是说二者最根本区别在于实际运作的客观载体依据不同。而不是在探讨事件的运作主体是什么。法制之所以强于人治，正是因为法制的内涵是，以容易验证的客观事实为基础。以透明的程序为载体。以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为制约。
还有人说，如果“领导”不允许---即不是人治的话，法制何来？这就是更深一层的问题了，是专制与民主体制的不同“行为结果”。
专制体制下，“领导”是“主人”。
民主体制下，“领导”是“仆人”。
也就是说，要探讨这个问题，就要先划定一个论域：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但我们常用的是“民主体制”，而别有用心者或逻辑混乱者，却是在有意无意的混淆这两个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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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原声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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