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二、理财生涯
我找到你了。呵呵！
&&&&&&&&&&&&&&奋斗年华：理财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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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 插 队 挣 第 一 桶 金
说起理财，当然先要有财。作为老三届下乡知青，1975年幸运地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回沪入学华东师大政教系，78年8月毕业留校任教，月薪45元，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已而立之年，娶妻生子，这点工资只够勉强糊口，哪有余钱可理？记得1981年春，奉派到南京大学进修半年数理逻辑，因周末喜和一二朋友到饭店小酌一番，故每到月末，一月45元的工资已所剩无几，最后几日午饭只能到食堂买菜包果腹，省去菜钱。当时才结婚尚未生子，还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但对“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开始深有同感，所以自那时起，设法多挣钱就成了我的第一奋斗目标。
好在邓公英明，改革伴随开放，几年后国门洞开，允许自费出国留学。乘此东风，时在华东政法学院工作、头脑活络的大学同学石毅君，觅得一自费赴日留学机会，并应我要求，赴日后帮我也找了保证人，办成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科自费进修二年的录取（85年我研究生毕业取得了哲学硕士学位，有了进修的学历条件）。于是，1987年7月，我在单位办了二年的停薪留职，第二次“插队”，东渡扶桑，开始了人生的再次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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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打 工 行 情
说是留学，当然以打工挣钱为主。当初去的目的，一是见识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怎样发达富裕，开开眼界；但主要是挣钱办齐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四大件，早点让自个的小家先现代化（当时的家庭现代化标准就是拥有四大件）。
不过，小日本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到东京的头一个月，正值暑期天热，学友和我同到一家搬家公司打工，一天搬一到二家，我俩和一小日本司机加一辆厢式货车，许多旧式板楼“阿趴托”没电梯，抬下扛上主要靠我们仨体力。司机高桥是从九州来东京打工的农民工，年轻力壮，干习惯了，一人背台三门冰箱，上下楼如履平地；石毅君下乡时在市郊松江农村插队，天天挑粪扛担，他也还适应；唯独我在北大荒农场主要开拖拉机，除短期喂过猪伐木抬过杠，没干过多少体力活，加上年纪不小又是“蒸笼头”，所以干上一小时衣服全湿透，一天下来骨架都散了，不到一个月我体重就从160斤立马减到120斤，随身带去的所有衣裤全都大了2号！因此现在年轻人减肥，根本不用吃药跑健身房，去搬家公司干一月全解决了。
三十七八的人了，实在受不了这么累的活，一个月下来也了解了些打工行情，化100日元买了本“阿鲁巴易笃”（钟点工）招工杂志，让日语比我强的石毅君打电话，联系了个离东京大学较近的后乐园三星宾馆洗碗工的活。面试接待我的是个名叫竹本的中年男人，递给我的名片上印有“某某洗配株式会社、课长”的字样，原来招工的不是宾馆而是专业洗碗公司。他看了我的东大学生证，叽哩哇啦一通日语，我一句没听懂，只好装模作样地频频点头。竹本也看出来了，于是拿张纸写了“17时—21时、休日12时—21时、时给800丹”，我明白了，点头答应，当晚就上班了。后来竹本说，见我是东大的留学生，不懂日语也算了。这活虽收入比搬家低了些，但管饭，日不晒雨不淋，工作忙却不累，还有空调之类星级宾馆的环境，比搬家可强多了。洗碗公司的工作地点不固定，不过都是宾馆。有次到池袋一家宾馆洗碗，在地铁站巧遇在黑龙江生产兵团同一团、又曾同在大兴安岭铁古牙伐木架桥的上海知青俞君，他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到上海旅专任教，国门开放后夫妻俩也跑到日本“扒分”来了。我那学友石毅君后来也辞了搬家公司，到宾馆洗碗去了。
宾馆的洗碗，和小饭店的洗碗完全不同。各餐厅通洗碗间的走道旁，放着几辆一人高有三层搁板的不锈钢推车，跑堂把装满脏碗碟杯盘的塑料箱搁在推车上。待车装满，由我们推到洗碗间，先分类。玻璃杯按不同型号、口朝下放在专用的塑料方格屉中，然后一屉一屉推进专用的自动洗杯机中冲洗，洗完连屉罗放在指定的走道边，留待下一班洗碗工擦干净。脏碗碟盘则将残羹剩菜倒净后，分类堆放在带传送带的大型自动洗碗机入口旁的不锈钢平台上，由竹本那样的领班手法娴熟地按种类斜竖着插入慢慢移动带柱头的传送带上，传送带将脏碗碟盘带进自动冲洗机高温消毒冲洗，从另一头出来已是烘干的干净碗碟盘了。那头传送带旁，有俩人带着手套，将洗好的碗碟盘按种类罗检放到一旁较矮的、专放干净餐具的不锈钢推车上，满车后由他人推走，放入指定的不锈钢柜中。我们中国人通常干的是擦玻璃杯、推车和倒垃圾桶之类的活。每当大型洗碗机一开动，洗碗间就象个车间，雾汽弥漫，机声隆隆，碗碟碰擦，伴随着领班和众人的吆喝，场面相当壮观。
半年后，对洗碗业的“行情”有所了解，我跳槽到该行业“时给”最高（每小时一千多日元，还有每次车贴400日元，吃饭饮料不限量）的五星级宾馆东京帝国饭店。来这里打工的留学生通常要有关系人介绍，我当然没有什么关系，还是借了东京大学这快牌子的光，日语口语也好多了。
按日本政府对留学生打工的规定，每周不超20小时，就是说打时给高的工每周也只能挣2万多日元。可在东京市区，租个单人间“阿趴托”，一月就要3万多日元，加上学费吃饭等其他必须开支，所以打一个工肯定不够。当时日本经济是最景气的时期，工作好找，用工单位也不管政府的规定。眼看一小时工资相当于国内当时一周的工资，青春时吃过苦的吾等之辈，想想当年被人忽悠得不拿钱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现在好容易碰上了“出大力、挣大钱”的机会，焉能轻易放过？所以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没有一个只打一份工的，每人每天至少干8小时。88年寒假一个多月，我曾同时打四份工，一天只睡四小时，其它时间都在上班或在去上班的路上。因日语不行，除了搬家洗碗帮厨，我还做过便利店员、保洁、送报等，都是不上台面的体力活，不过没干过当时盛传的“背死人”的活。半年后结识了日本朋友小薮，后来白天在他公司的银座分店帮忙，下班后到帝国饭店中餐厅帮厨，一天12小时工作才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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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人 的 国 民 性
要说日本的工资高不假，但日本人干活也不含糊，那真是踏实认真，而且“人前背后一个样，领导在不在一个样”，几乎都是“三老四严”的劳模。前面提到的那小日本司机高桥，装车卸车和我们一样干，装卸完他开车时我和学友坐在驾驶室倒可打个盹，比我们国内当时大爷派头的司机师傅可敬业多了。宾馆餐厅的跑堂、厨师和切配等，只要一有客人点菜，那就象开战一样，服务生一路跑一路叫菜名，厨师们即刻操刀掂勺，绝对三分钟就出菜。记得我妻子曾在银座一个名叫“洞洞亭”的日式饭店做跑堂，二楼十五六张桌子，从招呼客人、跑菜、结账，到收碗筷抹桌子，就她和另一个上海女生两人，从下午5点半化十分钟吃完饭开工，直到9点半下班，几乎没有停的时候。一个月不到，从国内新买带来的平跟皮鞋的跟就磨光了。我在帝国饭店的中餐厨房做帮厨，开饭高峰时的二个小时也忙得滴溜转，平均一分钟要洗5个马勺锅。而且除厨师长外，其他人上班时间不能坐下，没活干时也得站着。我站得腰腿疼，只好趁不忙时借口“托伊来”（上厕所）到马桶上坐2、3分钟，抽口烟缓缓劲。
那时日本人一生干活的时间可比我们多。帝国饭店各餐厅的跑堂侍者，除领班和个别老职工外，多数是18岁以上的日本男女高职生和大学生阿鲁巴依笃（五星宾馆招待客人的服务生一般不用有语言和礼仪障碍的外国留学生），有些日本学生几乎每晚和周末白天都来，除非复习考试。我问过他们是不是家庭经济困难，他们说不是，说他们已成年，除了学费和房租由父母负担，饭钱和交际、购物、游乐等费用就不能再让家里操心了。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班没有不打工的同学，只是家庭条件好的打工时间少一些，更有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和我们中国留学生一样，连学费和生活费也主要靠打工承担。所以那时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从18岁开始干活，要到65岁才能退休领养老金，一生要比我们多干七八年时间。因此我们留学生都说日本的经济腾飞是苦干出来的。
不过听说现在的日本大学生不同了，多数不打工了，象我们的子女一样以啃老为主了。
日本人在公共场所的守纪律和讲卫生是众所周知的。早高峰的地铁车厢挤得前胸贴后背，但无人吵嚷，更不会有人扒车门硬挤。道旁路边角落旮旯没有垃圾痰迹，人行道一尘不染，好似刚刷洗过。一个到欧美各国旅游过的日本朋友对我说，他去过的国家只有新加坡还算干净，其他国家环境都“太脏”，我国当然也在此列。人都是入乡随俗的，我在日本坐车走路，一看到处干干净净，也不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了。
日本人的这种好秉性是长期的习惯使然，不用刻意教育处罚。我们的老祖宗没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好习惯，所以要靠教育尤其是重罚来培养。50年代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说“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真是至理明言。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和现在香港公共场所的整洁，就是靠重罚造就的；街上丢个纸团或吐口痰一次要罚2000元，有谁还敢呀！二十年前的香港我去过，油麻地小商业街区的脏乱和上海摊贩集中的小马路差不多。五年前再去，就干净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对破坏环境整洁的行为，还停留在宣传教育和象征性的罚点款，是不可能养成人人爱护公共卫生的好习惯的。
作为个体而言，和世界人一样，日本人有好有坏。除了我的保人外，我还结交了一个名叫小薮雅夫的日本朋友，比我大二岁，是东京一家名牌西服公司的二老板，大老板是他父母。当时小薮夫妇俩从未到过中国，但对中国人很友好。
和小薮先生的认识纯属偶然。按日方规定，作为正规大学的留学生，我到日满六个月，配偶可办同居即所谓的陪读签证。眼看东京“钱多好挣”，我到日后就开始给妻子办签证了。因此1988年2月初她按时来到东京。光阴不能浪费，第二天傍晚我带她到住处附近的日本料理店吃晚饭，顺便问老板娘可要钟点工。小薮君正巧和老婆拌了嘴，一个人出来在店里喝闷酒，他听到我和老板娘的谈话，主动问我妻可愿意到他公司打工，并拿出名片给我，说明天就可到他公司上班。我一看名片，是位于浅草一丁目的一家绅士服公司，这位小薮雅夫先生是董事副社长，公司在上野、银座、东京站的八重洲还有数家分店。我说我老婆不会日语。他说没关系，只要会“欢迎光临”“谢谢关照”二句话就可以了。当时我寻思是不是碰到了骗子？但一想我们也没啥可被骗的，再说大白天在浅草那样热闹的地方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就答应了。当晚我教妻子把“欢迎光临”“谢谢关照”二句日语背到烂熟，第二天上午9时带她准时赶到浅草一丁目的公司。板刷头、中等个、典型的日本范儿，西装领带毕挺的小薮先生已等在那儿。我看看公司门面虽不大，但确是家正儿八经卖男式西服、领带、衬衫的商店，店里站着几个中老年店员，悬着的心放下了。于是向小薮先生问早安，并说了“谢谢”“多多关照”“拜托了”之类的话就离开了，让老婆一个人留下，去适应环境挣日元了。
后来我问小薮怎么会主动搭识我们的，他说这二年东京来了许多打工的年轻中国人，他对中国一点不了解，但很感兴趣；那天一看到我们，就觉得我老婆长得很可爱，很适合到他店做迎宾的，又听我对老板娘自我介绍是东京大学的留学生，“阿大玛依呐”（脑子好），就想和我们交朋友。他说他虽因年轻时不用功未读过大学，但脑袋并不笨，他认为日本和欧美已发展到顶了，现在中国开放了，世界经济从今往后就是中国的年代了。后来中日经济的不同发展，证明他当时的预测完全正确。我回国后，他夫妻俩汇给我十几万美元，硬要我帮他们在中国投资。可惜1998年他因突发心肌梗塞过早去世，没能看到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他的预言被证实的那一天。
不过多数日人看不起中国，认为中国穷、中国人软懒散漫。他们最崇拜的是世界最强的美国，尽管二战时美军炸平了东京，在冲绳长崎扔过二颗原子弹，炸死他们几十万人。所以日本的民族性，除了守纪律能吃苦，就是欺软怕硬。1972年9月中日建交时，我国不应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因为放弃了，它反而感到你软弱无能，不仅不会感谢你，反倒看不起你。以后中日间的许多磨擦证明了这一点，后来连日本的中学教科书都把侵略中国改说成“进出中国”。不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中日也许会晚建交几年，但不会影响当时已开始发展、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经贸关系，也不会晚到中美建交之后，逻辑上则不可能让他们有否认侵略中国历史的余地。所以现在有关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的中日争端，我国要强硬，没什么可协商的。比它弱小的韩国占着有争议的竹岛不放，小日本只能口头抗议干瞪眼没辙，就是明证。
眨眼两年过了，我留职停薪期限已到，面临着要么回单位要么辞职的选择。小薮君从东京入管局拿来外国人就业证明书让我填，以他家的西服公司聘用我。但我对在日本长期“插队”毫无兴趣，更不想在外国做二等公民，且四大件买了不止一套，还积存了300多万日元（不含吾妻挣的），超额完成了赴日奋斗的目标。于是，便放弃了还有一年的日本立教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的留日签证，按时于1989年8月底回国到华师大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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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 财 就 是 钱 生 钱
有了“第一桶金”回国，在观念上也和出国前大不一样了。出国前省下来的钱只知存银行。记得1983年上海开始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教的形式逻辑课是中文专业自考的必修课，所以每周都有社会上办的自考辅导班请我上课。开始时一次2小时的讲课费只有5元钱，我是来者不拒，一个月下来也能挣近百元，超过月工资，除了贴补家用，剩下的全存银行，到赴日前也攒了6000多元，买机票后又兑换了几万日元带上，没有两手空空出国。但是理财意识是一点没有的。记得86年延中发股票，许多人包括有我同事排队去买，我根本没兴趣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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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要 有 理 财 意 识
我的理财意识，也是在日本形成的。到日本后，我和石毅君对东京发达的地铁、高速道路铁路交通以及整个社会的高度现代化影响深刻，对日本人半年工资就能买辆家用轿车的“富裕”很羡慕，所以对经济问题开始感兴趣（石毅留学的专业也不是经济学而是法学），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发财致富买自备车。当时我俩站在轿车川流不息的东京街头，还讨论过希望的车型。我说我要“带屁股”的三厢车，他说没屁股的二厢车也行。当然现在我俩的梦想早已大大超额实现了，这是后话。我们问共同的朋友、我的保人世良次男先生，日本经济怎样发展起来的？怎样才能发财？世良是一个小型建筑公司的部长，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没受过高等教育，讲不出什么道道，但告诉我们，一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七十年代开始的；二是光靠挣工资永远发不了财，可是做老板有风险，他不敢也不想冒风险，就只能做工薪阶层。小籔先生当时在介绍日本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时，形象地说，七十年代中期，东京买杯咖啡40日元，现在要400日元；当时大学毕业生月薪2万多日元，现在20多万日元。我听了他们的介绍，最深的感受，一是要发财不能光靠拿工资；二是有钱不能存银行，因为银行的利率永远赶不上通胀，比如七十年代前一盎斯黄金35美元，到八十年代就变成350美元了。所以什么美元英镑日币，纸币早晚要贬值成“桔子皮”。想必石毅君的感受比我更强烈，因为我没辞职，他回国后就辞职下海了，先开律师所后搞房地产，做上大老板了。他的律师所雇了多名日本人，以前他给日本人打工，现在日本人给他打工。
有了理财意识，回国后就寻找存款外的生财之道。当时国内正值通胀高峰，银行存款利率一年期以上的也要11%，89年当年发的国库券年利率达13%。9月开学不久的一次每周三下午政治学习例会，我们哲学系教师和往常一样，集中坐在系资料室发牢骚，为当时突出的“臭老九变穷老九”、“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愤愤不平。由于18岁成年（文革二年）后逐渐意识到，文革初期因幼稚积极参加的“大字报”“大批判”政治活动，伤害了个别老师，完全是对社会无益、对他人和自己都无用无关甚至有害的“无用工”，从此对与自己无关的政治活动一概不感兴趣。记得89年“6.4”事发次日，小薮过生日请我夫妇吃饭，路过我国驻日使馆门口，见一群中国留学生在聚会抗议。我妻问他们怎么啦，一个女学生大声喝道：“国内发生这么大的事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我当然知道，因为NHK电视台新闻节目天天在播，但我只关注不参于。见那姑娘模样，恍若文革红卫兵再现，我赶紧把妻拉走，不赶这个热闹。
所以，对教师们属此类无用工的政治清谈也无兴参于，就坐在一旁翻看报纸，看看有无有用的“财讯”。正巧新闻报新辟的证券版，登载着柜台交易的国库券行情，到期的收益率折成年利率高达18%，一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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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从买国库券开始
& 198846189985869%10%5
& 8578610011111191715018%75%左右861003.8100510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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