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恐怖分子身份确定：较年轻者20岁_凤凰资讯
两名恐怖分子身份确定：较年轻者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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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巴黎恐怖袭击#【两名恐怖分子身份确定：较年轻者仅20岁】法国检方15日发表声明称，确认了两名恐怖分子身份，均为住在比利时的法国人。一人20岁，制造了法兰西球场的一起自杀式爆炸；另一人31
@央视新闻：#巴黎恐怖袭击#【两名恐怖分子身份确定：较年轻者仅20岁】法国检方15日发表声明称，确认了两名恐怖分子身份，均为住在比利时的法国人。一人20岁，制造了法兰西球场的一起自杀式爆炸；另一人31岁，是伏尔泰大街餐厅自杀式爆炸的人弹。目前7名恐怖分子已确认3人身份。(央视记者江华)
[责任编辑：PN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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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esty/1.9.7.4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就是以前的土匪和强盗吗?
恐怖分子：
是指使用非常手段（比如暗杀、爆破等等）来威胁现有的在权者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组织和个人。简单的说就是当权者的“眼中钉”。
其他答案（共2个回答）
斯、“东突”等组织的性质和行为，楼上的回答就是正确的。但符合这些条件的不一定就可以称为恐怖主义。试以二战末期美军在广岛、长琦空投原子弹，炸死数十万人，其行为全部符合“有计划”、“暴力”、“平民”、“特定的目的”等定义要素。但如果谁要把这一事件称为恐怖主义，那不但美国不会同意，其他国家也觉得不妥；另外，1937年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罪恶滔天，遭到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但并没有称为恐怖主义，尽管也符合上面定义的要素。看来，对这个名词的定义，是否要按历史分段来定义，比如：传统恐怖主义、当代恐怖主义。
有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理念本没什么问题，用武力来推翻敌对的政府也不是说完全不对（毛主席也说枪杆里出政权吧），但有少数人他们没有能力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信仰，...
长期以来，恐怖主义以其血腥的暴力活动为显著标志，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混乱，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9·11”事件更是使这种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坏...
恐怖主义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头目叫山老，曾经被蒙古西征大军剿灭。
以恐怖对恐怖，结果还是恐怖
送交者：莽民
什么是恐怖主义？ 本人认为只要不经正常的法律程序，取人性命，夺人财产的行为，都是恐怖主义。不管它是...
答: 中国SEO排行榜大会什么时候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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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建构的“恐怖主义”
――以美国媒体对“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和“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为例
徐畅、张晨
&&&&来源：&&&&
&&&&&&字号
摘要：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探讨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两起袭击事件：“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和“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情况。研究发现，对于两起事件美国主流媒体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将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恶性恐怖主义袭击”的天安门撞车事件彻底“解构”，而将其重新建构为一场民族关系问题导致的冲突。而波士顿爆炸案则被建构为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恐怖主义”尚无普遍认可的定义，因而使用时具有高度选择性，或许起决定性影响的更在于国家利益、外交政策等。
关键词：恐怖主义、框架建构、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天安门撞车事件
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场发生爆炸，美国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全方位跟踪式的密集报道。从事件发生到对嫌疑人的追踪、逮捕，整个过程仅仅5天，尽管官方迟迟没有对事件进行定性，但是在这5天的新闻报道中，该事件从一开始就被贴上“恐怖主义”标签。6个月后的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起吉普车撞车随后起火的事件，美国媒体对该事件也给予了关注。然而在中国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的背景下，美国媒体的反应却与6个月前迥异，不仅认为中国政府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有失偏颇，而且对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民族关系政策提出质疑。对于两起时间和地点不同的袭击案，为什么美国媒体的报道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为了阐释这个问题，本研究着重分析美国几大权威报纸的相关报道，并特别关注两起事件的报道框架以及其与美国外交政策是否存有关联。
一、事件简介
（一）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
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先后发生两起爆炸，造成3人死亡，超过260人受伤。案件调查由美国联邦调查局主导，初步指向恐怖攻击。4月18日下午，联邦调查局公布了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的两名嫌疑人的照片和录像。[1] 4月19日，警方表示18日晚上麻省理工学院枪击案嫌疑人也是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犯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Tamerlan Tsarnaev) 在追捕期间被击中，送医院后不治身亡，其弟弟焦哈尔?察尔纳耶夫 (Dzhokhar A. Tsarnaev)，也即另一名嫌犯逃跑后于当晚被捕。[2]
16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简短的电视讲话中并没有明确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称“我们还不知道所有答案。”但在他发言后，一位白宫官员说：“任何拥有多个爆炸装置的事件都是恐怖主义袭击，应当被当作恐怖主义来对待，而该事件显然就是如此。”[3]
（二）天安门撞车事件
日，一辆吉普车由北京市南池子南口闯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后起火，事件最终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日，北京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4]中国国内媒体声音一致，统一援引新华社对该事件的报道，而西方媒体对该事件的定性则颇有异议。例如CNN网站刊载评论《天安门冲撞案：恐怖主义还是绝望的呐喊？》，《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绝望的“恐怖主义者”》的社评等等。这些新闻报道从民族关系、人权等问题的角度对中国官方的定性提出质疑，有些报道甚至对袭击者本身持同情态度。
二、理论背景
（一）国际传播比较研究
研究者指出国际新闻事件的意义通常与该报道国的国家利益、政治、文化观相一致。（Alan Rachlin，1988）而通过对国内外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更能清晰看到并分析上述现象。国际传播比较研究由来已久，1920年沃尔特?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兹做了一项名为“对于新闻的测试”的研究，旨在探讨《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报道的变化。有学者指出，李普曼和梅尔兹的研究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具有革命性的，并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国际传播研究打下基础。(Hardt，2002)李普曼和梅尔兹的工作强调了国际传播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进行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件事物。（McKinney、Kristi，2007）恩特曼则强调要重视分析新闻报道对同类事件进行不同的框架建构，他认为这种比较能够揭示“建构该报道的关键性文本选择”。（Entman，1991）
因而，本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来分析美国权威报纸对于国内外两起袭击事件进行报道的异同。
（二）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根本出发点是对社会真实的建构，与李普曼以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来比喻“拟态环境”有异曲同工之妙。戈夫曼为框架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5]有学者从两个维度去理解“框架”：一是“界限”，指我们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二是“架构”，指我们赋予被观察事物的意义。（Gamson，1992）恩特曼将其具体解释为，框架就是在传播语境下选择并突出事实的某些方面，从而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原因、提供道德评价以及示意解决方案。（Entman，1993）
由此，具体到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新闻框架”， 便成为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等因素互动的结果 （张洪忠，2001）。吉特林认为“新闻框架不仅为作为报道者的新闻记者，同时也为依赖这些报道的受众建构世界。”（Gitlin，2003）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新闻工作者的确是“新闻框架”的主要定义者，此时，“新闻框架”可被细化为文本内容的呈现方式、一些关键词、刻板印象用语、消息来源、新闻图式结构等。（张晓莺，2008）新闻报道中所使用的框架可以通过一些指标，例如隐喻、范本、警句、描述、图像等展现出来。（Gamson，1981）人们了解感知各种社会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媒介所传递的这些信息。（Tuchman，1978）新闻框架影响个人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和理解，同样，它也是新闻如何被呈现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冲突性报道以及事实尚不确定的情况下。（Papachariss、Oliveira，2008）因而，将框架理论运用于危机情况，例如“恐怖主义袭击”，按照恩特曼所言，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呈现媒体是如何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原因、提供道德评价以及示意解决方案，从而在不同事件的建构中寻找到差异。
本文也正是想沿袭此路径，以新闻内容为出发点，通过比较分析两起“恐怖主义”袭击案报道的新闻标题、消息来源、报道时间、主题重点、对袭击者的态度指向、问题类型呈现、话语引用情况等细节来试图“解构”两个不同的新闻框架，将新闻媒体对于类似事件报道的差异展示出来。
（三）媒体与“恐怖主义”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学者以及各国政府均未在“恐怖主义”的定义上达成一致。甚至有学者建议消除这个术语，因为使用“恐怖主义”是高度选择性的。（Edward，1988）由此可见，在“恐怖主义”定义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之下，与其相关的研究乃至新闻报道必然存在某些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恐怖主义问题学者亚历克斯?施米德对众说纷纭的109个恐怖主义概念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处于前五位的“要素”分别是：暴力、武力，政治性，恐惧，威胁，心理效果和反应。（Schmid，1988）本文在此选取常被提及的诺里斯的定义：使用威胁暴力手段，以平民为袭击目标，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Norris et al. 2003）
然而即使是找出了以上共同点，为什么在实际运用之中还会出现诸多争论与问题？例如，在我国媒体上不乏见到“西方国家奉行‘双重’价值标准，助长当代世界恐怖主义活动泛滥”的评论。又例如在不同政权下，“恐怖主义分子”和“自由战士”的身份界限模糊不清，某些利益团体的暴力行为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是令人发指的，而在另外一个社会却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势必需要将媒体与恐怖主义乃至与国家政策联系起来。媒体对于恐怖主义报道所采用的框架和政府对于恐怖主义事件的反应无疑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事件的看法。（Papachariss、Oliveira，2008）
媒体与恐怖主义的关系经过了广泛的理论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媒体在恐怖主义袭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恐怖主义滋生的一大原因，甚至提出恐怖主义和媒体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即恐怖分子利用媒体制造恐慌，而媒体除了提供相关的信息外，还通过语言的描述情绪的渲染和价值观的导向来强化恐惧，塑造出特定的舆论环境。[6]另外一些学者则并不认可这一观点，坚持媒介在新闻事件的“中介”作用。
然而，本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关注媒体在报道恐怖主义事件时所具体使用的新闻框架。因为正是这些框架定义了恐怖主义行为的社会意义以及为恐怖主义分子和他们的目的“授予地位”。（Picard，1993）公众对于某一事件的认知与媒体对事件的框架建构是息息相关的，例如，有学者对“9?11恐怖袭击”和“灾难马拉松”的电视报道进行研究后发现，两者使用的是相同的“恐怖主义框架”。（Blondheim、Liebes，2003）这也表明媒体对于恐怖主义行为所使用的修辞性偏见将影响公众对于“恐怖主义”的判断与认知。
在对不同的国家和媒体进行的比较研究中，麦金尼和克里斯季通过比较美国和俄国主流纸媒对于别斯兰恐怖主义袭击案的新闻框架建构，发现“两国媒体使用了类似的新闻框架，并分析认为这或许是西方新闻实践逐渐向俄罗斯扩散的结果”。[7]而詹姆斯在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恐怖主义报道的比较研究中则发现，由于媒体不可避免地与经济体、政治体存有关联，因而恐怖主义报道势必会考虑到这些机构的观点与角度[8]。Jasperson and El-Kikhia在对CNN和半岛电视台对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进行框架分析时得出美国媒体通常采用强化官方观点和传递爱国信息的新闻框架。由此，媒体对于恐怖主义事件和行为的报道也难以越过国家这道藩篱，媒体的新闻框架建构最终还是与国家利益、政治、文化观有内在关联。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框架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条路径：研究恐怖主义事件和行为是如何被界定和报道的；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如何影响公众认知；将以上两个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本研究将沿袭第一条研究路径，通过对具体的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来寻找美国媒体在面对两起类似的袭击事件时，是如何对它们进行界定和报道的，寻找出新闻报道背后的新闻框架，并且力图分析这种差异化地建构是否同国家利益、政治、文化观等有内在关联。
以下是本研究的4个研究问题和6个待验证的研究假设。
Research Question 1:在对两起袭击事件的报道中，美国媒体所使用的消息来源是否存在差异？
Research Question 2:在对两起袭击事件的报道中，美国媒体所凸显的报道主题重点是否存在差异？
Research Question 3: 美国媒体在对两起事件中袭击者的态度指向上是否存在差异？
Research Question 4: 在对两起袭击事件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在进行话语引用时是否存在差异？
Hypothesis 1a:“天安门撞车事件”新闻标题中将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新闻标题更多使用“指称性符号”词汇。
Hypothesis 1b:“天安门撞车事件”新闻标题中将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新闻标题更少使用“凝练性符号”词汇。
Hypothesis 2a:“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中将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报道更多使用主体时间。
Hypothesis 2b:“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中将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报道更少使用物理时间。
Hypothesis 3a:“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中对将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报道更多凸显民族关系问题。
Hypothesis 3b:“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中将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报道更少凸显恐怖主义问题。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抽样
本研究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法，因为具有高效等良好特点，内容分析法已然成为一种系统且客观的媒介研究方法。（Chen Wei，2012）在新闻文本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了美国几家主流媒体关于“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和“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
在《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以及CNN各自新闻网站上以“Tiananmen Attack”以及“Tiananmen Crash”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手动剔除与该事件主题无关的报道，最终获得47篇有效文字报道（包括消息和评论）。其中，CNN9篇、《华盛顿邮报》4篇、《今日美国》5篇、《纽约时报》11篇、《华尔街日报》10篇、《洛杉矶时报》8篇。
在《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以及CNN各自新闻网站上以“Boston Marathon Bombing”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将报道范围限定为日至日（19日为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嫌犯被抓获之日），共获得390篇相关报道。由于马拉松赛爆炸案发生在美国本土，无论是从便利性还是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美国媒体无疑对该事给予了更多关注和更密集的报道，由此也造成了两起事件报道数量上的严重不对等，因而本研究对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的报道进行等距抽样，遇到图片新闻，则顺延直至抽取到文字报道，经手动剔除与该事件主题无关的报道，最终抽样得到70篇有效文字报道（包括消息和评论），其中，CNN20篇、《华盛顿邮报》27篇、《今日美国》12篇、《华尔街日报》10篇、《洛杉矶时报》1篇。研究以篇数作为基本的归类单位。
（二）类目建构
根据以上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与假设，本文主要讨论两起事件新闻报道的新闻标题、消息来源、报道时间、主题重点、对袭击者的态度指向、问题类型呈现以及话语引述情况等方面的问题。
1、新闻标题
新闻标题具有提示、评价新闻内容，吸引、引导读者阅读的作用。[9]因而对于新闻标题的分析能够集中反映出新闻记者对于事件的判断与认知。本文依据Bennett提出的“指称性符号”和“凝练性符号”（Referential symbols and Condensational symbols）对两起事件的新闻标题进行分析。“指称性符号”即使用较为具体、准确的词汇，不易引发受众的情感，例如：5 People Killed After Vehicle Crashes at Tiananmen Square；而“凝练性符号”则更多使用抽象词汇，极易引发受众的感情共鸣，例如：Light Will Conquer Darkness in Boston。因而此变量操作化为2个类别：(1) 凝练性符号（Condensational symbols）；(2) 指称性符号（Referential symbols）。
2、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在新闻报道中其实是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会影响到新闻报道整体的权威性、客观性、因而“强势消息来源”更受记者编辑们欢迎，强势消息来源不仅具有无形的声誉、地位、权威性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具有很多有形的能够接近媒体的资源，而背景越不利的弱势新闻来源就“需要更多的前期成本”。[10]因而，对于新闻事件的界定、定义拥有更多的“先决权”。有学者就对报纸头版新闻消息来源进行研究后得出“半数以上的消息来源都来自政府声音”的结论。[11]本研究的消息来源是指主要新闻信息或主要新闻线索的提供者。[12]有些报道在导言中会明确交代新闻来源，如“据”“据新华社报道”等，有些报道虽未明确标注新闻来源但从记者的叙述中能够推测出新闻来源，这两种情况均属于“有消息来源”。本文将此变量操作化为6个类别： (1)美国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2)中国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3)美国新闻机构；(4)中国新闻机构；(5)受害者/目击者/普通市民；(6)其他机构或人员。
3、报道时间
施莱辛格和阿什德在一项关于电视对恐怖主义的报道的比较研究中，借鉴以往相关著作中的分析概念，运用了报道时间，即主体时间―物理时间。据此，本研究将根据新闻报道所呈现的两起事件的时间状态而将该变量细化为：(1)主体时间；(2)物理时间。
物理时间指的是真实的生活事件和报道对象至少是以三维时间的方式来呈现的，即报道不仅仅横向呈现事件当时当地的面貌，同时也纵向呈现出了事件产生的原因乃至更为长远的影响等。而主体时间则是以二维的时间方式对事件进行传播，将“具体的事件压缩到某种更广泛的、超越物理时间限制的、仅仅能延续10―20秒钟的信息”，[13]即更为关注事件当时当地的状态。
4、主题重点
根据对117篇样本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最终将该变量被操作化为3个类别：(1)事件的显性影响；(2)事件的隐性影响；(3)吁求团结、互助、坚强。在对冲突性事件报道的研究中，常常会运用“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如学者Seow Ting Lee和Maslog在对亚洲四个地区的冲突新闻进行分析时就使用了以上变量，他们发现和平新闻框架比战争新闻框架更多使用“隐性影响”。[14]在本研究中，显性影响即主要关注“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过程、伤亡情况，隐性影响则还关注到“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乃至袭击的目的等方面。有研究将第三个类别归为新闻报道的“弹性框架”，即在关于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中主要运用富于人情味的故事或者引用政府官员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来表达团结和坚强是必要的，以疗治国家和人民的伤痛。[15]
5、对袭击者的态度指向
对袭击者的态度指向的判断依据是报道的标题、正文、事实本身、关键词、意见评价等。本文将该变量构建为三个类别：(1)反对/谴责；(2)中立；(3)同情。
6、问题类型呈现
冲突性事件的报道必定存在需要报道的“问题”所在，对于“问题”的认知和判断是一篇报道的大背景，决定着记者在报道中所采用的报道框架。在对117篇样本进行详细阅读后，最终确定其所呈现的问题类型分为三种：(1)恐怖主义问题；(2)民族关系问题；(3)无冲突问题呈现。
7、话语引用情况：
话语引用情况决定了一篇报道的平衡客观程度，尤其是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由于受到地理、语言乃至政治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话语引用情况能反映出报道立场的公正与否。该变量被操作化为以下五类：(1)美国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2)中国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3)目击者、受害者及普通市民；(4)专家、学者、其他组织机构人员；(5)无话语引用。
四、数据分析
研究问题1中，我们提到在对两起袭击事件的报道中，美国媒体所使用的消息来源是否存在差异，据表1可知，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天安门撞车事件”和“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时都非常依赖事件所在国的政府机构和相关人员，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的相关报道中，32.9%的报道消息来源为美国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而在关于“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中这种倾向更为突出，以中国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达到51.1%。两起事件消息来源为其他机构或人员的比例也不少，其中“天安门撞车事件”为21.3%，“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则高达41.4%。需要解释的是在“消息来源”这一变量中，“其他机构及相关人员”包括难以辨认的消息来源，如“据白宫线索称”，以及刊发的其他个人或者机构的评论。由此可知，波士顿爆炸案报道的消息来源比天安门撞车事件更为多样化。以事件发生地的受害者、目击者、普通市民作为消息来源位居第三位，天安门撞车事件和波士顿爆炸案两起事件所占比率相当，前者为14.9%，后者为12.9%。而以新闻机构作为消息来源则位居末位，但分布状况类似于以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作为消息来源，即美国媒体更愿意采用事件所在地新闻机构的消息来源，两起事件中所采用的新闻机构均为事件发生地的新闻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安门撞车事件中，6篇以中国新闻机构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中，“新华社”成为主要来源，而美国新闻机构则更为多样化。
研究问题2中需要解决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在对两起袭击事件的报道中，美国媒体所凸显的主题重点是否存在差异。卡方分析发现，报道事件的类型与报道主题重点之间有显著关联性（X2=44.621，df=2，p=0.000）。如表2所示，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天安门撞车事件时，采用“事件的显性影响”（48.9%）和“事件的隐性影响”（51.1%）两大主题重点。而在波士顿爆炸案中则采用了三个主题，最多的为“事件的显性影响”（68.6%），其次是未出现在天安门撞车事件中的主题“吁求团结、互助、坚强”（28.6%），而仅仅只有2篇报道选择了“事件的隐性影响”。
显性影响即主要关注“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过程、伤亡情况。波士顿爆炸案中一半以上的报道选择了这一报道主题。例如《华盛顿邮报》在第一时间就以《波士顿爆炸》为新闻标题，接下来有《波士顿马拉松赛，目击者还原恐惧混乱血腥现场》、《波士顿爆炸：极度不安》等一系列报道事故现场、伤亡情况以及追捕疑犯的报道。CNN的相关报道从标题上看则更为直接：《男孩，8岁，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3名死者之一；几十人受伤》。这类报道占据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大多数，并且无论是在标题中抑或是在报道中，对于“恐怖主义”的定性似乎不容质疑，不少报道都会拿“9?11”事件作类比，如有报道称这是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本土伤亡最严重的一次袭击（《华盛顿邮报》。[16]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波士顿的恐怖主义袭击》一文写道：奥巴马总统在他简短的发言中并未使用“恐怖主义”。但不管是实施者或者动机，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策划，这都应该被视为恐怖主义行为。炸弹的目的是要残害波士顿马拉松赛上尽可能多的运动员和观众，并且想要恐吓整个国家。[17]从总体上来看，对于“显性影响”的集中关注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媒体在突发事件面前专业新闻报道传播能力之强，另一方面也把事件建构为媒体眼中的“恐怖主义”事件。
隐性影响则还关注到“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乃至袭击的目的等方面。美国媒体对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一半以上选择了该主题。相比于美国国内波士顿爆炸案的报道主题重点，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天安门撞车事件时候似乎更为注重“深度”。即除了如《天安门广场事件5人被捕 被视为恐怖袭击》、《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吉普撞桥后着火 5人死亡》这类介绍事件显性影响的报道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报道着眼于去寻找这起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背后的原因、目的乃至社会背景等。从新闻标题上看，有报道直接将这一事件与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挂钩：《中国的新疆问题》、《不安分的中国西部》、《北京撞车案可能与新疆暴动有关》等。在超过半数的报道中，都会提及中国汉族与维吾尔族紧张的民族关系，认为现有民族政策对于维吾尔族文化的侵蚀以及回顾历年来在新疆所发生的的暴动。在《中国政府认定天安门撞车事件为恐怖袭击》的新闻报道中提及：“中国国内外的不少维吾尔族人将新疆的紧张局势归咎于汉族的大量迁入以及大量安全人员，这些都使他们在自认为是自己的家园中感到被边缘化。2009年，维吾尔族人的抗议最终演变为到乌鲁木齐种族冲突，造成近200人死亡。”[18]有报道在深入探究该事件的产生原因时援引世维会负责人的发言“维汉两族和平未来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敌人是中国政府”，而该发言在其他报道中也不断被引用。
总体看来，美国媒体报道天安门撞车事件时不局限于新华社所提供数量和内容都有限的通稿，而是更为关注该事件的隐性影响，特别注意事件中维吾尔族这一字眼，将其与中国的新疆问题联系起来做更宏观的探讨，以“解构”中国政府对该事件的“恐怖主义”定性。当然其中并非空谈和遐想，一方面纵向联系历史上的维汉两族关系、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有些报道采访到了当地维族人的看法。
吁求团结、互助、坚强即在关于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中主要运用富于人情味的故事、叙述手法或者引用政府官员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来表达团结和坚强是必要的，以疗治国家和人民的伤痛。CNN网站4月18日的一篇报道《悲剧过后 免费食品供应》就讲述了波士顿当地一名餐厅老板同时也是一位厨师，在爆炸案发生后立即决定将自己的餐厅开放给受到影响的人们，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休息的空间。这位老板认为越是在这种危急的时刻越是需要大家互相帮助与支持，而作为厨师，这是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19]《华盛顿邮报》刊发《在波士顿数千人为选手们提供帮助》一文讲述了超过8000人在互联网上注册随时为波士顿提供援助，文中提到网友们认为这个活动“温暖人心”，同时评价“这才是美国应有的姿态”。[20]此外，此类报道中也有政府官员以及领导人的发言，例如有报道标题直接以《奥巴马：我们完成了比赛》、《奥巴马：受众的“战士”们是一种鼓舞》为题，《今日美国》4月15日刊文《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处的震惊》，文中表达了以下观点：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波士顿的悲剧？唯有以决心相对，而不是过度反应，因为这正是恐怖主义分子的目的。[21]
研究问题3提出美国媒体在对两起事件中袭击者的态度指向上是否存在差异，对照表3可知，无论是天安门撞车事件还是波士顿爆炸案的相关报道大多数并未对袭击者表明态度，因而持中立态度的报道占多数（天安门撞车事件为85.1%，波士顿爆炸案为55.7%）。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反对/谴责和同情这两项上，两起事件形成巨大差异。在波士顿爆炸案中，有31篇（44.3%）报道对袭击者呈现出反对/谴责的倾向，而在天安门撞车事件中仅有3篇（6.4%）。CNN一篇名为《波士顿爆炸案截止受害者要求严惩“怪兽”》，从题目中就能看出其对袭击者的态度倾向。而《错误的身份认定增加波士顿受害家庭的痛苦》展现出爆炸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伤痛以及从侧面展现出对袭击者的不理解和谴责。这样也为受众建构出一幅“恐怖主义”事件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安门撞车事件中有4篇（8.5%）报道对袭击者表现出同情的态度倾向，而这种倾向并未出现在波士顿爆炸案中。这4篇分别是CNN的《天安门撞车事件：恐怖主义抑或绝望的呐喊》、《纽约时报》的《天安门袭击与新疆警方突袭一座清真寺有关》以及《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将维吾尔族人妖魔化》、《中国绝望的“恐怖主义分子”》，除了《纽约时报》那一篇为消息，其他三篇均为评论文章。三篇评论文章均对中国政府对于事件的定性提出质疑，对于中国政府的官方说辞提出疑问，认为“中国官员有强烈的掩盖事实的动机，因为他们需要掩盖汉族与维吾尔族间紧张的民族关系”，[22]并且一致将袭击者放在一个“压迫者”的地位，引据近些年发生在新疆乃至西藏地区的暴动，认为袭击者是失败的民族政策的牺牲品，将他们视为“自由斗士”。而唯一的一篇消息实际上也把事件的根源推向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认为袭击者之所以做出这番举动与中国政府对于新疆地区穆斯林的“高压”政策有关。
研究问题4提出在对两起袭击事件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在进行话语引用时是否存在差异，如表4所示，两起事件的报道中，都将事件发生所在国政府作为第一大话语引用者，天安门撞车事件中有34篇（72.3%）引用中国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波士顿爆炸案中29篇（41.4%）引用美国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对目击者、受害者、普通市民以及专家、学者、其他组织机构人员的引用也均相当。
从表5可知，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新闻标题，80.9%使用了准确、具体的“指称性符号”，仅有19.1%使用“凝练性符号”。与此形成差异的是关于波士顿爆炸案的新闻标题中，使用“凝练性符号”的比率大大增加，占据42.9%。如《波士顿让我们记住了最好与最坏的人性》、《伦敦马拉松：波士顿我们与你同在》、《波士顿人道主义精神不灭》、《波士顿：黑暗过后必迎来光明》等。
“天安门撞车事件”新闻标题中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新闻标题更多使用“指称性符号”词汇。Hypothesis 1a得到支持。“天安门撞车事件”新闻标题中也确实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新闻标题更少使用“凝练性符号”词汇。Hypothesis 1b成立。
通过卡方检测，我们发现报道事件的类型与新闻标题的类型直接具有显著关联性（X2=7.112，df=1，p=0.008）。美国媒体在报道本国的波士顿爆炸事件时似乎更为“感情用事”，四成多的报道都选择了上述提到的“凝练性符号”。通过对这些标题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标题的指向比较一致，即带有一种鼓励、向上的感情色彩，力求在国家内部出现危机时能够给予支持，这种积极的支持并未出现在对天安门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当然，这与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息息相关，有学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往往会更倾向于选择“国家框架”而非“专业框架”。 [23]
主体时间更为关注事件当时当地的状态，而物理时间在横向呈现事件当时当地面貌的同时也纵向呈现出了事件产生的原因乃至更为长远的影响。表6清楚呈现出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两起事件时，在报道时间选择上的差异。相比于天安门撞车事件（51.1%），波士顿爆炸案98.6%呈现出主体时间。因而“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中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报道更少使用主体时间，Hypothesis 2a成立。“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中有48.9%的报道运用了“物理时间”，远高于“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的1.4%，因而Hypothesis 2b也得到支持。
卡方检测显示报道事件的类型与报道时间的类型具有显著关联性（X2=38.924，df=1，p=0.000）。这一结果与上述对报道主题重点中“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的分析是一致的。即波士顿爆炸案更为关注爆炸案发生后的伤亡、疑犯追捕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显性影响，而天安门事件则更为关注历史及现实原因的讨论。
从表7中可知，在天安门撞车事件中，将该事件归为“民族关系问题”引发的冲突占到63.8%，将其归为“恐怖主义问题”的仅占8.5%，与此相反，在波士顿爆炸案中，没有报道涉及到民族关系（种族关系）问题，而超过半数（54.3%）的报道认定其为“恐怖主义问题”。 即“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中对比“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报道更多凸显民族关系问题，同时更少凸显恐怖主义问题。Hypothesis 3a和 成立Hypothesis 3b均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讨论了七个方面的框架。就新闻标题而言，美国主流媒体在制作天安门撞车事件报道的标题时更多使用清晰、具体、准确的词汇，相比之下，在制作波士顿爆炸案报道的标题时则倾向于选择更能引起感情共鸣的词汇。其实，这种选择不难理解。波士顿爆炸案为美国本土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使用抽象、模糊的词汇比使用平白具体的词汇更能赢得受众“感情”上的支持，赢得他们对于“恐怖主义袭击”定性的支持。而对于中国本土发生的天安门撞车事件，美国媒体报道的新闻价值也许并非伤亡情况、苦痛等，而是站在一贯的“人权问题”立场上，对中国政府提出质疑，因而更多的标题呈现理性、具体的词汇。
提到消息来源，事实上两起事件在消息来源的选择上都更为倾向于选择事件所在国的政府机构和相关人员。甘斯认为强势消息来源对媒体有更为便利的接近和使用权，因为它比弱势消息来源占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当消息来源有足够的能力与智慧可以创造出那些其存在的唯一或主要目的就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活动时，他们也就在争夺新闻从业者的管道方面占据了先机。”[24]在波士顿爆炸案的相关报道中，美国政府虽未对事件明确进行定性，但无论从新闻标题还是从具体报道内容来看，媒体都已经将该事件建构为一起活生生的“恐怖袭击案”。而政府消息来源在其中功不可没，例如报道中反复提及政府官员强调需将此次袭击作为恐怖袭击进行侦破等字眼，为媒介的建构提供了合法性。而在报道天安门撞车事件时，尽管选择的消息来源为中国政府机构和相关人员乃至中国新闻机构，但与其说是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被动的接受，因为中国新闻体制和政策的限制（天安门撞车事件发生后，官方对消息进行了一定程度地封锁），美国主流媒体只能从以上机构获得信息。但值得关注的也在于此，美国主流媒体并不拘泥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会、新闻机构等提供的关于撞车事件内容有限的信息，而是利用中国政府的定性以及自身对事实的判断乃至背景资料的扩充，反向解构了作为消息来源的“中国政府机构和相关人员”对事件的定义。而从话语引用情况上看，我们能够看到美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上所享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盛誉，在对两起事件的报道中，从官方到专家学者乃至受害者、目击者等都有相当比例的话语引用。当然，话语的引用亦是为了不同的媒体建构。如在波士顿爆炸案中，话语引用大多与袭击行径的破坏性和由此造成的痛苦相关。而在天安门撞车事件中，则常常出现中国政府的“异见者”，如“世维会”等。而这恰恰也是媒介建构的手段之一。
在报道时间的选择上，波士顿爆炸案倾向于使用主体时间，即“二维的时间方式”，它关注恐怖主义事件当时当地的景象、状态、手段、后果，很少拓展到恐怖主义发生的原因、目标。这种时间上的选择，也决定了报道主题重点的选择，波士顿爆炸案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两大主题重点：“事件的显性影响”和“吁求团结、互助、坚强”。显然，这两大主题重点所呈现的恰恰就是主体时间的特点，更长远和宏观的背景被自动忽略，关注焦点在当下。“事件的显性影响”对于恐怖主义手段和所带来痛苦的关注使其包含丰富并且能引起共鸣的符号信息，它也许比认知性的信息更有效果。这种效果就在于为美国受众建构了一幅“恐怖主义活动”画面，而忽视了更为广阔的根源、背景等问题。而“吁求团结、互助、坚强”中，尤其是政府官员所发表的各种谴责声明实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政治传播经验，因为在对“恐怖主义”的反对声中领导人事实上能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合法性乃至更多的政治资本。有研究认为，大众媒介对恐怖策略及其后果不相称的关注，而不关注其促进社会环境改善和社会目标只是为“恐怖主义”提供了电视关注。[25]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天安门撞车事件时更多使用“物理时间”，它“比较隐晦，有赖于受众对信息进行情景化以及补足被报道的信息以便理解报道的意思的能力”。[26]同样，这也决定了天安门撞车事件更多采用“事件的隐性影响”这一主题重点。美国主流媒体试图突破中国政府机构和新闻机构对于事件信息的封锁和限制，试图站在一个与中国官方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从而将该事件放到一个社会和历史的挫折、不信任、矛盾乃至仇恨的背景中，为美国受众呈现了一个比中国受众接触到的更为全面的媒介框架，但是否真的就更为客观和公正还有待讨论。
在对袭击者的态度指向上，两起事件在在反对/谴责和同情这两项上存有较大差异。在波士顿爆炸案中，由于报道更多是站在受害者、普通民众乃至美国政府的立场上，因而不出所料，对于袭击者表达反对/谴责的声音会较多。与此相反的是在报道天安门撞车事件时，许多报道对于受害者、普通中国民众貌似并未给予很多关注，一些报道倾向于站在袭击者的立场去深层次探究其动机、目的、历史根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天安门撞车事件中会出现“同情”袭击者的报道倾向。这样的态度指向无疑能够为美国主流媒体建构与解构“恐怖主义”提供便利，也为美国受众认知两起事件提供了认知框架。
就报道中呈现的问题类型而言，基于美国主流媒体自身媒介建构的需要，波士顿爆炸案被置于恐怖主义问题的报道框架之中，而天安门撞车事件则被纳入到民族关系问题的框架中。这种对问题类型的划分与框定也就限制了报道内容和观点，而两起相似的袭击事件也就被建构出迥然不同的报道框架。
总之，美国主流媒体试图将波士顿爆炸案建构为一次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通过选用更具感情色彩的词汇制作新闻标题，使用国内多样化且支持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的消息来源和话语引用，并且选择关注事件当下情况、忽视背景的主体时间与主题重点使得“恐怖主义”建构得以实现。而对袭击者“反对/谴责”态度指向的设定和恐怖主义问题类型的划定为其建构提供了更为显著的支持。
另一方面，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恶性恐怖主义袭击”的天安门撞车事件则被美国主流媒体彻底“解构”，而将其重新建构为一场民族关系问题导致的冲突。在新闻标题中更多选用意义表达精确、理性的词汇，在不得不使用中国官方消息来源的同时更着力地寻找中国官方“异见者”作为话语引用对象，对中国官方话语体系进行质疑和解构。同时，选择物理时间和关注袭击者动机、目的、历史根源的主题作为报道重点，将对袭击者“同情”的态度指向嵌入报道，并最终否定其恐怖主义的定性，将其置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框架之中。
恩特曼认为，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框架一件事，就是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加突出。[27]而这也正好应证了美国主流媒体在对波士顿爆炸案和天安门撞车事件两起类似袭击事件进行报道时所使用的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对恐怖主义的框架建构势必会影响受众的认知，因而当媒体框架带有偏见时，势必也会将这种偏见传递给受众。
在研究国际传播时，政治因素需考虑在内。有学者在对美国和加拿大媒体的恐怖主义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后认为，由于媒体与政府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那些与美国国家利益或者西方利益相悖的“恐怖主义团体”会得到更多负面报道。也就是说，美国媒体的恐怖主义事件报道能够反映出美国政府、袭击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政治距离和关系。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和利益相匹配的恐怖主义袭击者常常能够避免激烈的批判，相反，敌对的恐怖主义袭击者会得到更多负面报道。[28]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美国主流媒体对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框架建构。自1989年以来，“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以及一些国际组织不断指控中国政府限制国内公民的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美国媒体对天安门撞车事件的报道，归根结底还是“人权问题”的缩影。报道中对于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质疑、对于中国政府信息控制的提及，都是对该问题的事实扩充，也是对美国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利益的维护。不论是恐怖主义的新闻报道，还是人权问题乃至国际事件的新闻报道，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乃至强化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29]因而，当“恐怖主义”得不到一个各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时，我们很难对某一袭击事件妄下定论或者简单地使用“双重标准”、“偏见”之辞进行攻击，因为复杂的或许不是“恐怖主义”本身，而是不同利益方对于“恐怖主义”的建构。（作者系武汉大学）
【1】 BBC中文网：《FBI公布了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照片》，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418_boston_bombing_fbi_suspects.shtml，日。
【2】 CNN：'CAPTURED!!!' Boston police announce Marathon bombing suspect in custody，n.com//us/boston-area-violence/index.html?iref=allsearch，日。
【3】WSJ：Deadly Blasts Rock Boston，/news/articles/SB1年4月16日。
【4】搜狐新闻：《警方破获“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件》，/9251942.shtml，日。
【5】E.Goffman, Framing Analysis :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p.21.
【6】王敏梓：《自杀式恐怖袭击的 泛伊斯兰化：媒体对事实的建构与影响》，载《理论界》2012年第10期。
【7】【15】McKinney、Kristi，Framing Beslan: Comparing Coverage of Terrorism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07.
【8】【28】【29】James H.Wittebols, Media and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U.S. and Canadian Coverage of Terrorism，1992, PoliticalCommunication,Volume9,pp.267-278
【9】杨东华：《新闻标题的作用及制作》，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0】杨韶：《从消息来源途径探议题建构过程》，《新闻与社会真实建构――大众媒体、官方消息来源与社会运动的三角关系》，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131－149页。
【11】Brown，J. D.Bybee，Carl，R. ，Wearden，Stanly，T.＆Dulicie Murdock Straughan，“InvisiblePower: News Source and the Limits of Diversity”，Journalism Quarterly，) :13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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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戴维?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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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WSJ：Terror in Boston，/news/articles/SB8年4月15日。
【18】WSJ，China Says Tiananmen Crash Was Terrorism，/news/articles/SB7年10月30日。
【19】CNN：Serving Up Comfort Food After Tragedy，n.com//comfort-and-food/，日。
【20】Washington Post：Thousands in Boston offer to help runners，/politics/thousands-in-boston-offer-to-help-runners//216fe2-a8e2-5b98cb59187f_story.html，日。
【21】USA Today: Boston Marathon finishes with shock，/story/opinion//boston-marathon-virginia-tech-editorials-debates/2086473/，日。
【22】WSJ: China's Demonization of Uighurs，/news/articles/SB0年11月4日。
【23】Amani Ismail and Dan Berkowitz，“Terrorism” Meets Press System:The New York Times and China Daily before and after 9/11, Global Media Journal: Mediterranean E 2009, Vol. 4 Issue 1, p15-28,
【24】赫伯特?甘斯：《什么决定新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25】【26】[美]戴维?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148―149页。
【27】Entman，R.M.，“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 1993，Vol.43，No.4.
(责编：谢琳（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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