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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理论·习近平出访专家谈⑴】 中美关系的辩证法：有一百个理由冲突，更有一千个理由合作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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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
袁征近期的中美关系稳定中存有隐忧，总体呈现一种纷繁复杂的态势，尤其是中美在地区主导权、海洋权益、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博弈和与之对应的美国国内舆论所泛起的涟漪，使得人们担心美国对华战略会否发生重大调整，以致未来中美关系出现逆转。近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冷战后，美国精英阶层曾就对华战略进行多次辩论。有主张接触交往的，有主张强硬围堵的，也有主张走“中间路线”软硬兼施的。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的焦虑感在上升，自信心在下降。华盛顿决策圈围绕是否将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变为“遏制”争论不休。自2014年来，主张强硬的声音有了明显上升的势头。2014年，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发表题为《中国对外战略不再被动》的文章，认为发生在东亚海上的“挑衅”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不再只是回应，而是根据自己的计划行动”。而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任职的乔治敦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则在《如何处理美国的中国问题：瞄准北京的弱点》一文中，认为中国为控制东海和南海而采取的进逼行动，已严重到需要美国认真考虑在不动武、不超出预算前提下集中对付中国的弱点和缺陷。2015年3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一份题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已制定了一个大战略：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安抚周边国家、巩固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取代美国作为亚洲最重要大国的地位。未来数十年，中国将仍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基于此，报告提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对华大战略来制衡中国的崛起，建议未来更多地依靠“施压和竞争”，而较少依靠“支持与合作”。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不无担忧地指出，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临界点”。他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公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如何解读美对华负面舆论的抬头对于美国国内舆论的微妙变化，我们不妨结合中美关系的现状和美国国内政治加以理性分析。其一，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声音从来就没有平息过。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实际上采取了“两面下注”的手法：一方面，加强接触与交往，以便施加影响。另一方面，采取防范举措，在中国周边布局，提升同盟关系，加强军事部署，尽可能延缓中国影响力的快速上升。这也是奥巴马政府近些年来大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目的。其二，当前的舆论和美国国内政治氛围相关。总体来说，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多为右翼智库或右翼人士，其中又以共和党人居多。近年来，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鉴于中国的重要性，在大选来临之际，炒作中国问题从政治上讲既安全，又可以吸引选民的眼球。其三，美国国内的“军工复合体”出于利益需求，舆论的背后有着军工复合体利益链条的潜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政府债台高筑，不得不大幅削减国防开支。为了维持甚至增加国防开支，包括军方在内的利益集团就需要炒作威胁，而中国军事现代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炒作的主题，因容易引发广泛关注，因此也更为有效。其四，美国国内的舆论氛围和中美关系的态势相互关联。随着自身力量的提升，中方外交也变得更为积极主动，从过去侧重“韬光养晦”，到现在注重“有所作为”，有意更为主动地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或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出于战略需要，认为中国正在变得愈加自以为是，夸大“中国威胁论”。其五，面对中国崛起，美国需要一个心理适应期。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另起炉灶，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正因如此，奥巴马政府才对亚投行采取消极态度，甚至私下里阻拦其盟国加入亚投行。而对于中俄之间的走近，美国更是又急又气。美国对华战略未至于根本转变尽管要求转变对华战略的舆论氛围正在酝酿，但至今主张改变对华战略的看法尚未成为美国国内精英阶层的主流共识。曾任奥巴马政府总统亚洲政策顾问的杰弗里·贝德发布报告《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对美国近期的对华负面论调表示担忧，明确反对修正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所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主张。2015年习主席访美前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专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新闻标题专注于我们两国的分歧，这很容易让人看不到我们双边关系中取得的更大进展……我们两国间的分歧和美国的关切是切实存在的，但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认清日益巩固这一复杂双边关系的长期趋势”。既然这种负面舆论尚未成为主流共识，那么是否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呢？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尽管目前的舆论氛围不利于中美关系，但不至于造成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改变。目前舆论泛起涟漪尚未能够颠覆美国对华战略问题上的主流共识，远未达到美国大幅调整乃至改变对华战略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分歧在可控范围内。目前中美关系总体平稳的现状也难以达到“可燃点”。尽管相互猜忌，分歧不断，但两国利益交融，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此外，政策转变的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目前的舆论氛围或多或少对奥巴马政府构成了一定压力。大选年的到来使这种压力有所上升，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对华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作出策略性的政策调整，保持一定的紧张度，又不至于局面失控出现剑拔弩张的态势，这是未来美方所要追求的。美国未来有何打算由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及战略互信的缺失，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随着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走至前台成为“当事人”，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未来奥巴马政府在继续寻求合作的同时，会进一步采取措施牵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可以说，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未变，但手法和策略上会有所变化，例如：
进一步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担负更多国际义务。这体现在包括要求中方维护地区安全、承担更多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行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带头履行减排义务等。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并有意将双边、三边乃至多边串联起来，构成防堵中国的网状结构，发挥威慑作用，以塑造和规制中国的对外行为，维护美国在西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同亚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往来，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中国争夺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这样既可以防止中国在地区做大，同时让中方受困于周边环境，以牵制中方拓展影响力的步伐。充分利用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并以海洋争端为“抓手”，来拉近同中国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美国推进“再平衡”战略开路。同时，力图掌控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继续大力推进TPP进程，拉近同相关国家的经济关系，减少这些国家对华经济依赖。在热点问题上，展开舆论战和心理战，保持对华高压态势，力图掌控主导权。就南海问题而言，美国逐渐从后台走至前台，有意从“局外者”变成“当事人”，强化对南海问题的介入。这是近期值得我方高度关注的一个迹象。美国政府内外不乏有人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视作中国是否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一块试金石。尽管美国并非南海领土争端直接参与方，但美国坚持认为在全球各地维护“自由航行权”代表着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同时南海问题事关地区安全，因此美国“有责任”介入。美方计划向亚太地区派遣更多军舰，而美国国防部则特别强调称所选军舰“非常适合在南中国海发挥作用”。还鼓励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联手巡航。不仅如此，加强美印之间的关系，并鼓励印度东进，牵制中国。强化同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军事援助与合作，离间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近日，面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维权，美国计划对东南亚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海上执法机构予以援助。五角大楼之所以一直积极主张进入中国填海造岛的12海里领海区域，目的就是不愿意承认中国填海造岛后的12海里领海的合法性。其背后又主要有两点担心——其一是担心危及美国一贯主张的海上自由航行原则。在美国看来，中方填海造岛后的领海领空主张有悖于国际海洋法的规定。美方担心，一旦默认了中国围绕这些岛礁的领海领空主权，未来中方还可以进而提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声索。而在南海地区大大小小岛礁很多，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都曾经填海造岛，那么这些国家都可以仿效中国的做法，提出领海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要求。其二，美方担心，中国目前的填海造岛，包括飞机跑道的修建，是为了以后部署军事设施，进而在南海地区设置防空识别区的重要步骤。在美国看来，这是难以接受的。而五角大楼在这一问题上蠢蠢欲动，背后还有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诉求。同时，美国也有意“秀秀肌肉”，消除本地区一些国家的疑虑，彰显美国的军事存在。奥巴马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有不同看法。五角大楼是主张采取强硬举措，但国务院等机构则持谨慎态度，白宫则在反复评估各种后果后作出了派遣军舰进入中方岛礁12海里领海的决定。中方已经一再阐释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未来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与斗争将会持续下去。可以预料，未来中美之间的合作会继续深化，但双方的竞争与博弈也会加剧。由于美国“两面下注”的手法一定程度上存有内在矛盾，因此在具体执行上就存在软硬两者之间度的把握问题。一旦掌控不好，就会出现波动，由此造成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风平浪静。美国对华战略会在接触交往与防范围堵之间摇摆，但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美国对华政策有可能会向防范围堵的方向漂移。不过，如果中方缺乏正面碰撞的意愿，进而采取适当的策略来加以应对，那么美方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对华战略。
同舟共进的其它文章前瞻：习近平访美有“惊喜” 三大看点值得期待
作者：时间：[ 14:31:15 ] 0
& &资料图：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第二场会晤。会晤开始前，习近平和奥巴马在风光秀丽的庄园内散步，在轻松的气氛中交谈。（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中美关系冲突与合作并存，要数落相互冲突，从南海问题、网络问题、金融问题，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要统计相互合作，也可以从这些热点问题得到印证，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中美有一百个理由冲突，也有一千个理由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希望。
　　化冲突为合作，以合作管控分歧，成为中美关系的辩证法。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具有三大担当，呼吁中美领导人娴熟运用辩证法，引导、规范中美关系发展。这三大担当是：
　　历史担当：避免陷入守成大国-崛起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现实担当：推动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有效运作；
　　未来担当：开创更具包容、合理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就是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节骨眼上，创新运用辩证法，体现上述三大担当。
　　辩证法一：以合作化解冲突。就是在美方不断就网络攻击问题指责中方之际，中国表示，愿同美国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推动在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反恐，防范第三方网络攻击、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合作。网络领域的合作很可能成为习近平主席访美亮点。
　　辩证法二：以合作管控分歧。南海问题是中美间分歧比较大的热点问题，自美国重返亚洲以来可谓高烧不断，然而中美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谈判，在海上危机预防，水面舰只联络、避免误判等领域进行合作，相对有效地在管控分歧。
　　辩证法三：化解世界秩序悖论。基辛格博士《世界秩序》开篇即写道，“从来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中文版，第IX页）。换言之，已有的世界秩序，都是地区主导的秩序。正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断言从来不存在真正的全球霸权——美国也不例外，而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和角逐引发大国政治的悲剧——世界秩序的悖论就在于只能追求到区域性秩序却去追求建立世界秩序，故此引发世界秩序的悲剧。与此同时，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共同演化”（co-evolution）思路，呼吁中美合作化解世界秩序悖论。
　　一言以蔽之，将麻烦与挑战转化为合作的机遇，不断开拓合作新亮点，比如反腐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习近平主席的对美战略，正是充分运用好这一辩证法，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前行，可以三部曲概括之：
　　一是抄底，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推动中国资本飞入美国各个选区，将中美经济关系更深入地、全方位铆合在一块儿，夯实中美社会经济基础，改善国会山对华舆论。重视美国州和地方，是习近平主席对美工作的鲜明亮点。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首站西雅图，将会见美国地方政要，出席中美省州长论坛、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再续作为副主席访问艾奥瓦州的魅力外交。
　　二是固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21世纪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有效管控中美战略漂移，既追求最好，又避免最好，固中是关键。
　　三是顶层设计，中美开创亚太自贸协定，引导世界秩序创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外的顶层设计，引导中美共同应对世界挑战，开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最大的新兴国家与最大的霸权国家、最世俗的大国与最宗教化的大国合作共赢的时代先声。
　　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展开的历史性访问，为我们观察中美关系辩证法，领会中美关系的三大担当，提供了难得的窗口，世界各国都期待访问圆满成功。（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义桅）
——责任编辑：罗毅
——信息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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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3；联系邮箱：战略漂移控制研究综述
　　摘 要：许多公司的失败在于既定的战略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而发生漂移，对战略漂移及其控制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分析和综述，并通过梳理，提出结论和启示。
　　关键词：战略；漂移；内部控制；失效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X（5-02
　　大国之间的竞争已体现为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党中央“走出去”、“做大做强”的引导下，大量的企业通过投资、收购兼并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推进跨区域、多业务的组合经营，进入世界五百强成为许多企业的奋斗目标。同时，一些投资失误和战略漂移为公司经营失败埋下了隐患。2012年7月，中国中钢集团在世界五百强的排名由2011年的354名一落千丈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不得不思考公司在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核心竞争力在哪里的问题，不得不思考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漂移问题，不得不思考发展战略内部控制是否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健全。
　　一、关于多元化发展的研究
　　近些年来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元化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方面。有研究发现呈正相关（Elgers与Clark，1980；Jose，Nichols，与Stevens，1986；Michel与Shaked，1984；），也有发现呈负相关（Chen与Ho，2000；Denis，Denis，与Yost，2002；Lamont与Polk，2002）。国内的研究结果也与以上基本一致，张纯、高吟（2010）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企业内部较严重的代理问题以及较薄弱的公司治理导致其多元化会损害经营业绩，陈信元、黄俊（2007）等的研究也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程勇、徐康宁（2006）等的研究认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姜付秀、刘志彪和陆正飞（2006）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多元化的动机主要有三种理论：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多元化是企业攫取市场竞争优势的结果（Port，；Tirole，1995）；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如果公司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管理能力过剩，而这些资源和能力又可用于其他行业，多元化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代理理论显示，委托代理关系在不同类型组织的各个层面中普遍存在（Jensen and Meekling，1976），多元化是企业管理者以牺牲所有者利益为代价而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国内学者也从制度、管理层、环境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多元化发展的根源和动机。殷勤、周英超（2011）研究了制度因素对公司多元化经营模式的影响机制，发现制度环境对中国公司多元化程度有显著的影响。于克信、谢佩洪（2011）从制度的新视角分析了中国企业普遍采取多元化经营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历史合理性，在对产业结构—行为—绩效（SCP）研究范式改进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多元化研究领域制度—行为—绩效（lCP）范式的分析框架。陈仕华（2012）以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研究公司间的高管联结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发现高管的行业内联结对多元化战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外联结对多元化战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杨鑫、金占明和李鲲鹏（2010）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究行业吸引力、行业规模、行业特征三个维度的六个行业环境变量对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发现外部行业环境对企业多元化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影响。
　　二、关于战略漂移和战略执行方面的研究
　　Hrebiniak and Joyee（1984）认为有效地执行战略必须有一个战略控制系统。否则，战略进程就有可能会逐渐偏离事先设定的轨道，战略也会因得不到及时的修正和调整而过时，最终导致战略执行偏移或失效。Alexander（）和Noble（1999）等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战略执行的研究，但这些探索性工作所形成的研究文献还为数不多。在现有的研究中，只有少数的成果就战略执行进行过概括的描述和分析，Kaplan与Norton于1996年发表的《平衡计分卡在战略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一文中对企业应如何运用平衡计分卡管理战略执行的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在该文中战略执行分为四个步骤：澄景、沟通衔接、拟定计划和反馈学习。另一项涉及战略执行描述和分析的研究是管理会计中价值基础管理（Value—based management，VBM）模型。Ittner与Larcker（2001）认为，以价值为基础的战略管理过程，以提升股东价值为出发点，整个战略执行的过程要经历六个步骤。Pearson与Robinson在其《竞争战略》（第8版）一书中对战略执行过程的描述也较有代表性。在其所描述的战略管理框架中，战略执行共有三个阶段：细化、调整与控制。
　　国内有关战略漂移、战略执行方面的文献较少，只有一些零星的案例研究。周长辉（2005）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察了中国五矿集团的战略变革过程，总结了几点“五矿经验”，包括战略的组织制度匹配、战略的有效沟通和战略的张弛循环等管理实践。薛云奎、齐大庆和韦华宁（2005）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精心制定的企业战略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在战略执行过程中，战略共识在从高层管理者向下传递的过程中信息损失明显，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及信息系统与战略缺乏吻合，战略控制的水平也尚需提高。汤谷良、穆林娟、彭家钧（2010）剖析了海尔SBU制度“过程化”的五个内容要点、诠释了海尔SBU作为一个管理控制系统在概念、体制创新、管理整合方面对西方SBU制度的扬弃，揭示了海尔这类中国企业在战略实施、运营管理、流程组织、员工激励计划等方面对管理控制理论研究的贡献和对管理实践的示范效应。
　　三、关于发展战略内部控制的研究
　　COSO在1992年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4年经过修订）中并未对公司战略有较强的关注，而仅在控制环境中提到了公司的组织结构、授权等因素，目标中也未体现战略要素。ERM（2004）框架则将战略目标作为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并在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五个要素中凸显了对战略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财政部在《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2号——发展战略》中指出，要着力加强对发展战略实施的领导、着力将发展战略分解落实、着力保障发展战略有效实施、着力做好发展战略宣传培训工作来实施发展战略。国内很多学者也结合战略管理对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讨，池国华（2009）分析了中国企业目前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存在的典型问题及其成因，并运用战略管理、系统论、管理控制等理论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最终构建了基于战略导向和系统整合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机制。林钟高等（2009）用战略导向思想重新审视内部控制的机理，构造出了基于战略导向下的内部控制体系，并通过平衡计分卡这一战略工具实现内部控制的战略构架。王义桅：勿因TPP而误判当前中美关系
　　日前，TPP达成基本协议，国内外舆论出现否认习近平主席访美成果的倾向。这不仅是对TPP的误解，也是对中美关系的误读。回顾中美关系的复杂背景及习主席访美取得的硕果可以看出，习主席访美成果超越预期，值得大书特书。
　　访美三大复杂背景
　　今年以来，政界、商界、舆论界竞相借习近平主席访美说事，尽情表演，显示“爱国”。一些媒体频频拉高批评中国的调门，把中美之间这两年的热门问题抖了个遍；一些政客更是扬言抵制习近平访美，建议美国政府取消此访来博取眼球，表达利益关切，给政府施加压力；一些平时稳重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发出了“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的警告；更有战略界反思“谁失去了中国？”耸人听闻地声称对华接触政策已到尽头，还有人乘势唱衰中国、唱衰中美关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何以至此？源于中美关系近年来出现的三大新背景：
　　其一，中美关系力量对比从量变走向质变。习近平主席此访是在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展开的一次历史性访问，不仅正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更遇中美关系处于历史转折点：中国GDP已达美国70%――这是历史上美国全面遏制对手的关口――而人均GDP才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近代以来海洋霸权未突破130年周期律，故而美国战略精英焦躁不安；再加上传统中美关系压舱石――经贸关系，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改革“三期叠加”而受到动摇，因此习主席访美任务艰巨、使命重大。
　　其二，中美关系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战略脱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美国重返亚太，推TPP与TTIP等高标准贸易与投资安排，而中国重返欧亚大陆，千里跃进大别山――中东、中东欧、中亚、西亚、南亚，搞“”。虽然双方都强调不排斥对方，但中美战略交集在缩小，而战略分歧在扩大。中国将注意力从原先的美欧等西方转到周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身上，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打得火热――中欧战略对接，产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颇有漠视美国的味道。更让美国不爽的是，中国与打得火热，通过分别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习近平与如影随形，刺激美国的效应显而易见。
　　其三，中美关于国际秩序之争折射美国战略焦虑。稍微对美国的选举文化，利益集团政治和美国人动辄责怪外人的德行有所领教的人都知道，众多挟持中美关系的言行不过表明美国自信心在下降、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在下降。不仅如此，美国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在下降――不断拿中国黑客攻击窃取美商业秘密说事儿是典型表现，兼之全球战略调整未到位，故出现“中国焦虑”――其实，这是美国焦虑的表现――美国霸权还能扛多久？故此，中国焦虑、美国焦虑，集中于世界秩序焦虑――习近平上任以后就一直绕着美国在下棋，美国担心中国在另起炉灶，挑战国际秩序。
　　访美成果惠及国计民生
　　服务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发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习近平主席对美首次国事访问圆满成功，中美双方共达成49项重要共识和成果，两国企业签订一系列商业合同。双方同意强力推进谈判，加快工作节奏，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平双边投资协定，扩大能源、环保、科技、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卫生等领域互利合作，完善两军互信机制建设。这不仅给半年来沸沸扬扬的中美关系质变论画了个句号，也给全球经济带来正面预期，并通过成功管控分歧与危机，给亚太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回想起访问前半年来美国媒体的各种奇谈怪论，这些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从战略上稳定中美关系，管控好分歧，稳住世界预期，关键是坚持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推动中美迈入合作共赢的时代。各种奇谈怪论恰如两岸猿声，尽管啼不住，但中美合作轻舟已过万重山。
　　习主席访美表明，中美合作潜力巨大。从双边关系而言，中美相互依存度还在增强，尤其随着中美投资协定达成，中美利益共同体更加稳固；从国际层面讲，中美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合作空间广阔，意义深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行、可期。
　　关于中美合作，习奥会明确三方面共识：
　　一是必须合作。面对世界日益增长的问题与挑战，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且经济总量均超10万亿美元的两大经济体，对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增长肩负最大国际担当，不能businessasusual（一切照旧。编者注），尤其面对中美必有冲突的历史宿命和中美关系到了临界点的误导，更应时不我待，树立合作信心，创新合作模式。世界不仅无法承担中美冲突、对抗的代价，甚至无法承担中美不合作的后果。没有中美气候共识，今年底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无法取得进展。中美确认在促进强劲和开放的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给全球经济吃了定心丸。
　　二是可以合作。中美合作是互补发展、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也是超越双边、影响世界的必要要求。美国学会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不能因为困难动摇，不能想当然就不合作。习主席此次访美，签署了关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的新增“军事危机通报”的附件以及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新增“空中相遇”附件，证明中美即便在棘手的军事领域也是可以合作的。
　　三是应该也能够不断挖掘合作潜力。世界日益增长的对中美合作的需要与落后的中美关系的矛盾，就是我们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检验，将决定21世纪国际政治基本形态。中国崛起在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也在定义中国崛起的意义。此次习奥会，中美在亚投行（AIIB）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将确保对现有国际机构增资，同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起更大的作用，美支持人民币加入IMF一篮子货币。中方承诺亚投行将实施高标准治理规则。这就将中美秩序之争引导到全球治理能力的中美合作层面，对于地区与国际关系的稳定意义重大。
　　历史学家书写这段中美关系历史时，也许会感慨――美国庆幸有中国作为对手，美国更应庆幸与中国作为伙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成就之一。中美合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坚定中美合作，并非否定中美博弈，更非鼓吹对美妥协、让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常态。中美关系始终是合作与博弈的辩证统一。认定中美合作潜力是无穷的，还是认定中美合作极限即将到来，将导致完全不同的中美关系前景，导致不同的21世纪国际政治形态。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含糊。
　　访美成果为何亮点频频？
　　针对中美关系出现的三大新背景，习主席确立了对美工作三部曲：
　　一是抄底，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推动中国资本飞入美国各个选区，将中美经济关系更深入地、全方位铆合在一块儿，夯实中美社会经济基础，改善国会山对华舆论。重视美国州和地方，是习近平主席对美工作的鲜明亮点。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首站西雅图，会见美国地方政要，出席中美省州长论坛、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再续其作为副主席访问艾奥瓦州的魅力外交。
　　二是固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21世纪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有效管控中美战略漂移，既追求最好，又避免最好，固中是关键。
　　三是顶层设计，中美开创亚太自贸协定，引导世界秩序创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外的顶层设计，引导中美共同应对世界挑战，开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最大的新兴国家与最大的霸权国家、最世俗的大国与最宗教化的大国合作共赢的时代先声。
　　中美迈入新型大国关系时代，是建立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最关键环节。
　　――不冲突、不对抗：中美双方承诺不把“国家安全”作为从事贸易保护活动的借口，并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各国政府均不得从事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避免了中美对抗，是习主席访美的亮点之一。
　　――相互尊重：中美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是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习主席访问的成果之一，美国承诺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配额和治理改革，这将给中国在这个国际金融机构中更大的影响力，同时美国承诺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对正在努力使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来说，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合作共赢：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情况完全不一样。比如人民币国际化，美国一直担心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其实这也何尝不是美国机遇，况且美国无法遏制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所以美国又说欢迎中国和平崛起。此次中美元首共同表示将推动在美国建立人民币交易机制，就是将金融领域的中美零和博弈引导到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对此评论说：“这将有利于促进两国贸易，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强美国的金融部门。”接下来，中美达成平衡的、高水平的投资协定，更将中美合作共赢推向崭新阶段。
　　中美关系冲突与合作并存，要数落相互冲突，从南海问题、网络问题、金融问题，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要统计相互合作，也可以从这些热点问题得到印证，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中美有一百个理由冲突，也有一千个理由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希望。
　　化冲突为合作，以合作管控分歧，成为中美关系的辩证法。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具有三大担当，呼吁中美领导人娴熟运用辩证法，引导、规范中美关系发展。这三大担当是：
　　历史担当：避免陷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现实担当：推动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有效运作；
　　未来担当：开创更具包容、合理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就是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节骨眼上，创新运用辩证法，体现上述三大担当。
　　辩证法一：以合作化解冲突。就在美方不断就网络攻击问题指责中方之际，中国表示，愿同美国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推动在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反恐，防范第三方网络攻击、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合作。网络领域的合作成为习近平主席访美亮点。
　　辩证法二：以合作管控分歧。南海问题是中美间分歧比较大的热点问题，自美国重返亚洲以来中美关系可谓高烧不断，然而中美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谈判，在海上危机预防，水面舰只联络、避免误判等领域进行合作，相对有效地在管控分歧。
　　辩证法三：化解世界秩序悖论。博士在《世界秩序》开篇即写道，“从来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换言之，已有的世界秩序，都是地区主导的秩序。正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断言从来不存在真正的全球霸权――美国也不例外，而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和角逐引发大国政治的悲剧――世界秩序的悖论就在于只能追求到建立区域性秩序却去追求建立世界秩序，故此引发世界秩序的悲剧。与此同时，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共同演化”（co-evolution）思路，呼吁中美合作化解世界秩序悖论。
　　一言以蔽之，将麻烦与挑战转化为合作的机遇，不断开拓合作新亮点，比如反腐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习主席访美成果超越预期再次表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可行、可期，其建立之道，由此也可见端倪：
　　――以下博上。美国的精英，尤其战略精英，对华忧虑重重，存在唱衰中美关系倾向，而州及民众层面较少受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干扰，发展对华关系积极。习主席对美国外交故而特别强调省州合作与做民众工作，探索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之道。
　　――以存量博增量。中美贸易达年均六千多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中国投资规模达2000亿美元。对美外交，就是不断深挖经贸合作潜力，做大压舱石。中美投资协定谈判（BIT）因而为各方所看重。
　　――以大同存小异。中美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利益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相互尊重，遵循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求大同、存小异。比如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网络黑客问题，异的是窃取商业秘密的小案件，同的是网络的开放、和平与安全的大规则。把握这一趋势，通过举办中美论坛等活动，推动网络合作成为习主席访美成果亮点之一；通过达成中美气候声明等共识，为年底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功奠定坚实基础，为世界所称道。
　　――以过程博结果。美国方面对中国另起炉灶、动摇现有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忧心忡忡，体现在对亚投行的杯葛、对“一带一路”的疑虑等方面。习主席适时强调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共赢，化解美国对国际秩序变天的焦虑。习主席访问的成果之一，美国承诺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配额和治理改革，这将给中国在这个国际金融机构中更大的影响力，同时美国承诺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对正在努力使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来说，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就以提升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能力建设而成功化解了人民币国际化、亚投行挑战美元秩序的结果。
　　习近平主席启程赴美访问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道，是不断探索的。习近平主席访美，是这种探索的成功之举，引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也为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做出了表率。
　　中美关系未来展望
　　当然，习主席访美所达成的中美合作共识，以及双方承诺，要持续有效执行，迈入新型大国关系时代才不会走回头路。我们对未来中美关系不会一味乐观，但世界都应庆幸中美关系毕竟上了一个台阶。这是世界舆论积极评价习主席访美的原因。中美关系事关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相处之道，又关系新兴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博弈之道，之所以能超越历史上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关键是中美都在一个全球体系中，成为命运共同体，制约了冲突底线，避免了对抗升级，也使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成为可能。
　　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提醒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必须以“三个有利于”确立检验中美关系的标准：
　　一，是否有利于民众。中美两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检验中美关系的首要标准。不管什么政党上台，不管什么人在位置上，首先要服务好本国民众福祉，而中美关系的正常、稳定发展才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政客们、商人、媒体可以趁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大捞一把，但中美两国紧密经贸联系、人员往来禁不起折腾。中美关系的历史证明，只有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彼此关切，才能得到稳定发展。在杂音丛生的今天，更要坚定这一原则。
　　二，是否有利于世界。中美两国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肩负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担当。中美关系超于双边，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发展中美关系，除了心里装着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外，还要装着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可以说，不仅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系容不得中美折腾，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也禁不起中美对抗。因此，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涵。
　　三，是否有利于未来。作为世界仅有的两个超过10万亿美元年产出的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美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未来人类走向的重大问题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国际秩序的未来，寄希望于中美合作。合作共赢，开创未来，规范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走向。
　　以“三个有利于”原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示范，引领21世纪国际政治而不是陷入20世纪的大国政治悲剧。如此说来，面对美方不断传来的杂音，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那些试图挟持中美关系的言论，恰恰证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证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人为选择，而是时代必然。
　　习主席访美最重要成果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外战略部署赢回5-10年战略机遇期，这一点不能因为时下TPP焦躁或无法消除中美结构性矛盾而低估其意义。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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