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山佛教文化
匡山佛教文化
武穴市（广济县）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东晋时期就有雁门娄烦县高僧慧远来到花桥兰杰建寺，名曰黄牙寺，是净土宗的鼻祖。公元580年，佛教禅宗四祖道信诞生于此，具足戒后，在此大量收徒，开坛讲道、弘扬佛法，一改过去僧人以头陀行者面貌出现，在民间各地靠“一钵千家”随缘生存，演化出中国禅宗定居传法、禅农并重的禅修方式，体现了守本真心、所观心源及自我解脱的中国禅宗特色,成为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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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禅宗源道信
武穴地区先民既有吴越人聪慧机敏、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的文化因子，又有荆楚人筚路蓝缕、一鸣惊人、深固难徙、止戈为武的创业、爱国、和合精神。这些精神特质，为佛教禅宗在武穴地区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武穴特异的地理人文历史孕育了中国禅宗
武穴北部匡山，年均降水量1278---1442毫米，溪水潺潺，瀑布成串，瀑岩呈淡紫色，水流其上似滚珠泻玉 独特壮观。瀑布周围绿树陡峰，景色怡人。站在峰顶北可望荆楚，南可眺吴越，巍巍群山尽收眼底。匡山林区为水源涵养林，独特的气候条件，形成了这里山有多高，水也有多高。据气象部门测定记载，武穴年均晴日125天，日照时间1913·5小时，太阳辐射量106·709千卡╱平方厘米，气温16·9摄氏度，无霜期262天。其中，从3月24日到11月20日连续242天日平均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上，这正是适于植物和农作物生长的前提条件。从尺山、柯家墩、鼓山文化等遗址发现，远在新古器时代年以前，武穴就有人类活动。
武穴南部紧邻长江。远古时长江流至武穴，由束而放，一发之下，形成众多的漫流，汪洋一片，《禹贡》谓之为“九江”。禹奉舜命将九江众多分汊河段疏导整治，使水流通畅不致泛滥成灾，北江淤塞，扇形带状冲积平原形成，武穴先民逐渐由山区向中部的丘陵和南部的平原地区迁徙发展。主泓道南移，武穴港逐渐成为长江中游北岸深水良港，鄂、皖、赣毗连地段的“三省七县通衢”和“鄂东门户”。田家镇一带江窄水急，扼长江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被喻为”楚江锁钥”。
频繁的战争，使吴越荆楚的士族不断迁入浔阳一带。武穴自古属浔阳地，隋唐以前，武穴地区著名姓氏有万、罗、苏、雷、骆、简、徐、梅、田、司马等，唐宋元明时期晋城郭氏、彭城刘氏、义门陈氏、沛国朱氏、三槐王氏、颍川干氏等士族纷纷避难、迁居于此。这些士族因生活所迫，白天劳作，晚上静虑，思索着如何以儒术、道法来拯救祖国和天下百姓，其所作所为与佛教禅宗行状相同。
佛教自西汉之际传人中国，便受到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分化为两种形态：一是作为宗教迷信，与谶纬方术相结合，流行于民间；一是作为义理哲学，与老庄、儒学相结合，流行于士大夫之中。可以说，所谓佛教的中国化，主要是佛教的士大夫化。作为儒家与道家代表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其与佛教传译的争论中，以其特有的复杂的心理，完成了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儒家与道家的交流与融合，从而创立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禅宗激发人自立自强，以佛禅心性论为主导，促生不惜牺牲的精神、不畏强权的坚定信念。再加上禅家讲随缘任运、处处是禅，那么又何必逃避社会责任呢？历代禅师都提倡以“忠义之心”入世，激励人们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所以很多士大夫因此与之交游。明末黄端伯是崇祯年进士，平素精修禅学，在清兵破南京城后面对威逼利诱不降被杀，他曾作偈曰：“觌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生处，刀山是道场。”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深厚佛学修养，他的《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佛学思想。在他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
由于武穴地处鄂皖赣毗连地区，先民多来自五湖四海。受吴越、荆楚文化双重影响，其传统习俗与其他地区交流融合，兼收并容，以汉俗为基本里俗，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康熙《广济县志》载称：“广济俗多朴茂，民爱稼穑，士喜读书，以孝友为先，然其人椎（注：意为朴实）而戆（意为厚道而刚直）”人民群众敦厚淳朴，勤劳克俭，重孝义，知廉耻，勇悍倔强的习性世代相传，处处隐含禅机。
可以说，武穴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中国禅宗。
（二）、 道信的定居传法与农禅并重　
中国封建社会，以高度的中央集权专制和分散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特征。自中唐以来, 这种社会格局的内在阶级紧张、中央与地方摩擦、民族之间冲突, 渐趋激化, 适应破产农民和失意的士大夫的精神需要, 禅宗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普遍流传。禅宗为解救人生的苦难而产生, 也在解救人生的苦难中发展, 形成了一套人生价值哲学体系。禅宗思想体系包括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体悟论、修持论和境界论等思想要素, 其中最主要的是心性论、功夫论和境界论三大要素, 分别阐明了禅修成佛的根据( 基础) 、方法( 中介) 和目的( 境界) 三个基本问题。从这三大思想要素的相互关系来看,心性论是禅宗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禅宗把自心视为人的自我本质, 认为苦乐、得失、真妄、迷悟都在自心,人生的堕落、毁灭、辉煌、解脱都决定于自心。自心,从实质上说是本真之心, 也称本心、真心, 也就是佛性、真性,正如唐代道宣在《高僧传》中介绍菩提达摩新禅法时所说的“ 含生同一真性” ,此真性为人人所平等具有。由此, 禅宗在传法时讲“ 以心传心” ,即师父不依经论,离开语言文字直接面授弟子, 以禅法大义使弟子自悟自解, 这也称传佛“ 心印” 。“ 自心”是众生得以禅修成佛的出发点和根据,是禅宗的理论基石。
禅宗也以“ 自心” 为禅修的枢纽, 提倡径直指向人心,发明本心, 发见真性, 以体认心灵的原本状态, 顿悟成就佛果。也就是说, 禅修是心性的修持。从中国禅宗的发展来看, 禅师们都把修持功夫专注于心性上,如, 达摩、慧可、憎璨重视坐禅守心, 道信、弘忍重视,“臼合念佛” “ 念佛净心” 。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被称为四祖的道信禅师，于唐代初年先后在湖北广济的幽居寺、大法寺，黄梅、蕲春的正觉寺开设，聚徒传法，在禅风、禅理、禅法上多有建树，成为中国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道信一生的经历和事迹，主要见于《楞伽师资记》、《续高僧传》、《传法宝纪》、《神会语录》、《历代法宝纪》、《祖堂集》、《传灯录》等文献，其中《续高僧传·道信传》的记载，道信俗姓司马，世居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后迁徙蕲州广济（今湖北武穴），生于陈太建十二年（580），卒于唐永徽二年（651），“春秋七十二”。清代《广济县志》康熙丁未版记载，北周于大象元（公元579）年，将蕲州改为齐昌郡，析蕲（春）黄（梅）两县置永宁县，河南沁阳人司马申首任县令，岦（580）年夏历三月初三日，其妻徐氏在永宁衙署内产下了禅宗四祖司马道信。道信的一生大体经历了密怀斋检、随师修禅、附名吉州寺、定居传法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七至十二岁）。道信从一僧修戒行。由于其僧“戒行不纯’，道信多次陈谏，其僧不听，道信只好“密怀斋检”，“经于五载而师不知”（《续高憎传·道信传》）。少时的道信表现出虔诚向佛，于事不苟的品性。
　　　第二阶段（约十三至二十三岁）随僧璨静修禅业。道信因不满其僧的“戒行不纯”，得知有二僧“入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县西北）静修禅业”，于是“闻而往赴，便蒙受法，随逐依学，道经十年”（《续高僧传·道信传》）。《传法宝纪》说，皖公山的二僧就是僧璨与“同学神定师”，道信的依止师即是僧璨。十年后，僧璨前往罗浮山（广东增城县）不许道信相随，并说：“但于后住，必大弘益”。即是说，在僧璨看来，道信学禅已成熟，可以离开僧璨自行修禅传法了。从此，道信开始独立修禅传法。
第三阶段（约二十四至四十岁左右）附住他寺。道信离开僧璨后，先是“附名住吉州寺”。道信在吉州寺和庐山大林寺前后经历十余年。
第四阶段（约四十岁左右至寿终）道信应蕲州道俗之请，渡江进入蕲黄广地区，先后在广济大金幽居寺、阳城大法寺、太平四祖堂、蕲州正觉寺、黄梅双峰山等地聚徒修禅传法，“再敞禅门”三十余载，以其所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授门徒。所传弟子中弘忍、弘简名气较大。明弘治《黄州府志》载：弘简，大德禅师，十岁于马口义台山出家，先后建盐井寺、马口寺、双泉寺等道场，临终留诗曰；飞锡江边六六春，修行辩道性天真，尘缘了却更何事，万里乾坤自在身。至今其真身塔依然在赤源山上受人朝拜。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四度诏道信赴京，均辞谢不往，表现出隐居山林之志。唐高宗永徽二年闰九月四日，道信卒于双峰山，临终前语弟子弘忍为造塔，以示弘忍承其禅业之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修持方式、生活方式及制度的层面上，一直随顺着外面的因缘条件而改变着、调整着，显示了佛教自身广阔的创造空间。而禅宗，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充满创新活力的宗派，在禅学思想、禅修方式、禅居方式上，至道信、弘忍时期，又有了一次新的转变。其最重要者，是他们提出并实践着的坐作并重这种新的禅修方式和禅居方式。坐作并重是将坐禅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尝试，可以说是农禅方式的一种雏形。它是对佛教在修行方式和禅居方式上的一次大变革，使禅宗具备其独立性，为后期禅宗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而坚实的基础。
　　与前期禅者及其它宗派相比，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的禅修和禅居方式上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体现在过着远离城市的山林幽居生活，提倡坐作并重的禅风，僧众共同劳动，一边作务，一边坐禅，自养自足，并且远离政治的干涉，保持了这一宗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
　　而道信以前禅师的禅居和修持方式，《传法宝纪》中记载：“天竺达摩，褰裳导迷。息其言语，离其经论……行无轨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
是典型地以个人修持为主，以隐忍的、游方的方式而居，这是沿用了印度佛教的头陀行。他们居无常处，以“游化为务”，一衣一钵，随缘而住。他们之所以行头陀行，一方面固然坚守佛教旧制，专务禅业，消除执着，另一方面也由当时社会环境使然：当时恰逢北周的灭佛和隋唐之际的战乱之时，寺院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僧尼被迫四处逃窜,过着“往来避难,人无知者”的隐居生活。道信之师僧璨也因“属周武废教,往来司空山积十余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禅宗创立初期，与其它宗派矛盾激烈，以至遭到其它派别的迫害，被迫入于山林，过游化生活。《传法宝纪》的〈达摩传〉中曾记载达摩因受人忌妒而遭受毒害的事情：“其后门庭日广，时名望僧，深相忌嫉，久不得志，迺因食致毒，大师知而食之，毒无能害。后见频啖毒不已。”《历代法宝记》也详细记载了达摩遭受毒害的事件。慧可也因说法“情事无寄”，受化者多，而遭其它僧人妒忌，屡遭打击，被害几死，后来只好佯狂市井，歌吟行道，纵容顺俗，后在僧人谗言下迫害致死。僧璨在慧可禅师的嘱托下，“亦佯狂市肆，后隐舒州司空山。”可见当时其它派别对禅宗的排挤是多么激烈，只好通过游化、居无定所的方式，隐于山林，才能使法脉长传，摄生度众。但这种游食四方、隐于山林的禅居方式，虽使法门得以流传，但难以摄受徒众，不利于禅法广泛传播，这是早期达摩禅难以发扬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史书记载，正式依止达摩大师得法的，也不过三、四人，到慧可时增加到八人左右，这与道信、弘忍弟子达到五百多众甚至千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南北朝到隋代时，禅僧创禅林定居成为当时的趋势。如被推崇为天台宗二代祖师的禅师慧思，南下吉州后，在光州大苏山建立道场，数年之间，使来者“归从如市”，许多不怕战乱来投奔者“填聚山林”，天台宗真正的创立者智者大师，也就是在这时不避战乱远来光州事师于他的。后入住南岳，在那里继续提倡修禅，陈地信众望风归附。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他们的经济来源方式，但很可能还是以信徒的供养为主。隋代时隋文帝杨坚偏重定门，在长安西南设置了禅定寺，集中禅门高僧120人，长期给予丰厚供养，由此大开全国以习禅为重点的风气。而道信在入皖公山依持僧璨时，隋已统一大江南北，在他住皖公山、吉州寺、大林寺前后约30年的时间里，正是隋代两朝帝王大兴佛法的统治时期。在此背景下，道信、弘忍先后在广济白茅冲、黄梅双峰山、冯茂山（东山）开创禅林，并在此定居几十年，足不下山，聚集了较为固定且规模不小的僧团，依山傍林，安居传法，正如史书记载：“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其独特之处，是在经济上由道信首倡坐作并重方式，并亲自率领弟子参加农耕，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给自足，解决了当时集聚的五百余徒众衣食问题。五祖弘忍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坐作并重的禅居方式，并以住持身份“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
　　此后，坐作并重成为东山法门最富有特色的禅风。禅宗史书中记载了弘忍门下弟子劳动作务的事迹：如弘忍的首席弟子神秀，投入弘忍门下时，“誓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以博综多闻之才也要在弘忍门下做些砍柴汲水的农活，并由此“服勤六年，不舍昼夜”而深受弘忍器重。后来的六祖慧能在弘忍门下作为行者时，亦曾“随众作务”，在碾房舂米，打柴推磨，如此昼夜不息经过了八个月。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得知，坐作并重作为农禅方式的雏形，它对于禅宗的迅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改变了早期禅宗游方为务，居无定所的禅居方式，而采用营宇立像、安居山林的禅居方式，解决了早期禅宗难以聚集徒众的难题，使得禅宗在道信时期有了一次大发展，成立了一个聚集徒众达到上千人的大僧团，禅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它选居在远离城市闹区的山林，远避城市的纷扰，在幽静的环境专心修道，又不忘摄徒弘法，可以说回归了原始佛教本有的修道精神，保持了作为宗教的纯洁，不至使之沾染过多的世俗。同时在弘法摄徒方面，至道信禅师时期，他改变了早期禅宗付法一人的传统，而改之以“当理与法”的多人付法制度，并让他们到全国各地传法，并成为一方之主，成为禅宗一系之所以在后来能成为天下第一宗的关键所在。而最重要的是，通过实行坐作并重的方式，在佛教史上首次将农业生产引入了禅行当中，改变了印度佛教的僧徒不事农耕的戒律规定，使之成为禅修中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中国佛教僧团过着自食其力、自耕自给的农禅并重的丛林集体生活，这无疑是佛教史上一次大胆的变革，它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及中国佛教的发展要求，树立了中国僧众自食其力的形象，同时又不废修道，改变了以往对佛教“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的寄生印象，免除了社会的非议与讥嫌，并推进了佛教民间化的进程，是佛法能够在中国久住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坐作并重的禅风最大的益处便是消除了以往佛教对社会和外部经济条件的依赖性，实现了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进而脱离了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依赖，保持了宗教的独立发展，这对佛教的健康发展，避免沦为政治附庸而遭至世俗化的危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坐作并重”可以说是为禅门开拓了崭新的发展方向，
本焕大师拜谒梅川浴佛井时提笔留辞：“中国禅宗源道信” 。
&唐代“东山法门”的崛起标志着禅宗的形成，道信、弘忍坚持农禅并举，垦荒谋生，马祖道一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百丈怀海“别立禅居”，创建百丈山僧团，不仅自手掘地，而且教人掘地，更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豪言壮语自勉勉人。百丈怀海创制的《禅门规式》倡导“上下均力”、普请劳作，首次将农禅并举制度化，开创了禅宗发展的新时代。百丈怀海无疑是大智大勇之人，堪称中国佛教史上的改革家。禅宗僧侣的生存方式从此为之一变，禅宗因此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百丈怀海去世30年后发生的“会昌灭佛”，使中国佛教其它宗派遭受灭顶之灾，却灭不掉禅宗扎根山野、游化都邑、一支独秀的发展前景。百丈怀海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先见之明和空谷足音令人惊叹。
文化一般可分为观念、制度、器物三个层面，其中作为联结观念层面与器物层面之中间环节的制度层面是非常重要的。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一般认为，佛教制度对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具体说来，禅宗清规作为一种别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制度，对于禅宗的成立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和无法估量的意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组织行为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组织、团体、阶层或利益共同体要想持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前提是其成员必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念。但仅有这样一个前提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这种价值观或伦理观念制度化、规范化，转换成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即按照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念进行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设法使其成员的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而在协和外部环境、整合内部资源的基础上将整个阶层或组织的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只有这样，该阶层的持续存在和兴旺发达才有希望。佛教僧团和禅宗寺院也正是如此。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灭寂前要求佛门弟子“以戒为师”，由此可见戒律对于佛教的重要性。中国和印度的国情不同，能否使和如何使源自印度的佛教戒律中国化，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佛教的命运及兴旺程度。
& 佛教传入中国并不可避免地中国化，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迄今已走过两千多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禅宗清规从创立之初，就深受儒家忠孝伦理的影响，不仅在内容方面留有忠孝观念的深刻烙印，而且在形式方面成为中国佛教以大一统话语权追求为特征的诸宗竞争在生存方式和规章制度层面的集大成者。
（三）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互为贯通
&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中国自创的顿悟禅宗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禅宗对中国人的文化形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影响很深，这种祇凭完全独特的个性感受和直观体会的禅门况味特别渗透进中国文人的心灵，使这心灵在走向大自然时变得更加深沉和超脱，从而领悟到大自然的和谐、有序、人与自然的融通合一。使人的平凡生命、日常生活跃升为具有艺术，诗意色彩。中国文人常把这种感悟情境融汇到自己的诗歌、绘画中作品渗透出浓浓的禅意。
&1、禅对绘画的影响。在绘画方面，自唐宋以来出现不少优秀的佛画家。中国画发展到明清时，佛画艺术已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繁荣的新时期，各个流派竞相争奇斗艳。其代表画家有董其昌、朱耷、石涛、金农等。这时的佛画家不像宋代以前绘画注重写实性，人物造型严谨，衣饰图案繁多精细，画面多数恭绘在佛寺的壁画上。明清画家更多的在纸面上表现于对宗教的信仰，着立于画面意境的追求，画面呈现出一种空灵、虚静、深远的情境。这时期出现了禅品画的倾向。画家边作诗边习画或者依据一些禅味十足的诗来描绘，例如根据（唐）白居易所写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时多？去时朝云无觅处！」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花非花，雾非雾」眼中的花不是实实在在的花；雾也不是实实在在的雾。祇是「本心」外射的花与雾的「幻化」，来的时候突然，去的时候毫无知觉，不可追寻，不可捉摸。这首诗不知吸引了多少历代绘画大师，许多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挥洒笔墨，运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或泼、或洒、或点、虚虚渺渺、隐隐约约衬托出似花非花，似雾非雾的画面，意境空灵、深远，情境中透露出凄美、感伤即逝的「色调」。
&2、禅对诗歌的影响。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诗人。由于当时禅宗在中国发展影响很深，许多文人常出入寺庙或向高僧请教，或与高僧一起吟诗作词，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有一定影响力的写禅诗人。例如（唐代）白居易、（唐代）王维、（宋代）苏轼等等。唐代最著名的禅诗王维在诗中最擅长写静，其诗意和禅境寂静空灵。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在诗中诗人的心境是多么空虚寂静，闲恬空淡，诗中以动写静，以动衬静，更衬托出广大夜空无边的空寂。这种空灵透彻的虚空之景，虽然短暂，瞬间即逝，但却在禅者的心中获得了永恒。
3、禅对茶文化的影响。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品，它发源于神农闻于周鲁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经历了药用，食用。如今已成了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叶、咖啡和可可）之一。
在禅宗祖师眼里，「喝茶」也是一种禅机悟道的法门。「著名的赵州吃茶去」成为禅宗史上千古佳话。话说河北赵州有一柏林禅寺，寺中「从念禅师」是位得道高僧，人称「赵州」。有一天清晨，他接见了许多新到的和尚，赵州问其中一位年轻的和尚说：「你以前曾来过吗？」对方点头说：「是」！赵州便说：「吃茶去。」又问另一个年长的和尚，那和尚回答：「不曾到」。而赵州依然说：「吃茶去」！站在一旁的当家和尚感到诧异，迷惑不解地问赵州：「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呢？」赵州严厉呵斥他，依旧回答：「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了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常人的妄想，饮茶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安逸。参禅要「澄心静滤的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喝茶过程与参禅一样。二位一体，水乳交融，方可体味「茶禅一味，茶禅一体」的境界。
佛法但平常，莫作奇观想，不论来过还是没有来过或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祇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方能得清净心境，唯是清静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修禅最高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就是要放下一切虚荣、偏见、贪婪。对于人生的荣辱、毁辱，能够超然物外，对于虚幻的功名富贵，能够淡然不着，凡事提得起，放得下，身心不再为名利枷锁所系缚，自然能够得到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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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泽民执笔）&
二、佛国广济存圣迹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9月27日，唐玄宗李隆基为感谢四祖道信创导的“农禅并重”佛教禅风，给李唐天下带来的“天宝盛世”；特从“广施佛法、普济众生”的佛语中提炼"广济"二字，将与河南永宁县同名的蕲春郡永宁县(今武穴)敕名广济。唐宋时期广济县是全国著名的“千寺之县”,仅县治梅川就有寺庙25座，县东灵山有寺庵36处，横岗山、太平山一带有寺、观、庙、庵150处，境内其它各地也是一里一寺庙，二里一庵堂的佛教文化景象。清乾隆辛丑版《广济县志》录入广济境内的：幽居寺、大藏寺、成相寺、双泉寺、南山寺、龙山寺、禅居寺、元妙寺、善潭观、黄牙寺、五显祠、大京庙、仙姑庙、水府庙、许真君庙、吴王庙、太子庙、仰山庙、荆竹社祠、龙武镇上庙、文殊庵、三官殿、祖师殿、费圣龙君祠、盐井寺、马祖殿、廖陆溪、马口寺、隐山寺、四顾坪、碧云庵、德胜殿、古建寺、龙泉塘、多罗庵、谛信庵、白云庵、仰天庵、罗汉寺、童师排、云兴寺、九龙城、永兴寺、朝阳庵、龙池寺、石门寺、青著寺、仙人洞、青莲寺、大方庵、浮渡庵、弥陀庵、慧云庵、青罗庵、金刚寺、双龙庵、黄鹄庵、武当宫、十八碟、万古楼、铁佛寺、大泉庵、青林庵、静林寺、艾蒿坪、崇觉庵、普济庵、地藏阁、如来庵、慧云庵、永振庵、雨花庵、归源庵、济北寺、庆云庵、北台寺、大塔寺、豹林寺、天台寺、栖贤寺、青龙寺、玉石寺、石佛寺、地藏寺、廉贞寺、金莲庵、接引庵、知止寺、白衣庵、翠云庵、长春庵、莲城庵、大兴庵、鼎新庵、水月庵、武当宫、文昌阁、团头村、五里庙、城皇庙、三官殿、祖师殿、玉皇阁、大王庙、土地堂等有名寺庙就有105座。
&从唐代至今，无论历史风云怎样变幻，从古代世宗灭佛，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破四旧、立四新”，广济这块神奇的佛土，是“寺庙毁不尽，春风吹又生”。素有“佛国”之称的广济，历经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武穴，仍然是：名山寺占尽，好水佛先饮。到处庙宇林立，香火依旧。一山二十寺(横岗山)，一村六庙堂(余川镇孙弄村)，成了佛国广济特有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境内有大小寺庙近千座，那一座座唐时遗留下来的禅宗寺庙和一处处具有传奇色彩的圣水名山，蕴藏着丰富的禅宗文化资源和历史遗迹；佐证了佛国广济的渊远文化。
（一）、千年佛井唱新篇
1999年金秋时节，中国佛教界德高望重的本焕大师从广州光孝寺出发，为寻宗访祖，前往梅川考察。他风尘仆仆地来到梅川，伫立“浴佛井”边，仔细察看了历来保护完好的“浴佛井”。他高兴地畅饮了井水，不禁连声高喊“中国禅宗源四祖。没有‘浴佛井’，就没有四祖；没有四祖，就没有中国禅宗！”时为中国佛协咨议会主席、中国十大名僧之一的97岁的大师，他高喊出了历史的真言。这是中外任何书斋里都无法抹杀的事实。在场的省、地、市有关负责人、随从僧队及周围信士居民，都热烈鼓掌！
距今有1430多年历史的“浴佛井”，古时处在县衙门的右侧，坐落在梅川镇西街与正街交接处，面向杨家巷口。车从“南门头”进去，往左行15米即到。历史上梅川一度归蕲州府管辖。“浴佛井”作为“清净井”时，井旁曾竖着“荆楚藩离”的繁体字石碑。井的四周宽敞，环境洁净。地面铺设石板，如同田字形法衣席地，北侧立有“浴佛井”石碑。在四祖道信降生之前，类似一口天然的水凼，被居民脱口称为“清净井”，水量系由潜流涌现而来。随着社会进步，水凼告别过去，逐步筑好了，圆形的井壁全用青砖砌成。井口外层沿口长0.60米，宽0.53米，内层圆口0.47米。井壁近地面由青砖围砌，井底段砌砖规格不一致。井下遗剩的砖块规格是一头宽，一头窄，为专门烧制的古代青砖，现代罕见。井砖有几种规格，其中有超薄形的线砖，砖的一面纹理特粗，是刻意制作的，在古代亦少见。自四祖道信降生，汲水沐浴后，一时风传为“檀香井”，后来演称为“浴佛井”，载入国家史册。可以说，这“浴佛井”是因中国佛教禅宗四祖道信，在西厢房卧室降生后，啼哭不止，经汲取“清净井”之水沐浴而转哭为笑后才得名。为此，“井水”给道信出世予以生命赏赐，道信为“水井”留下了万世芳名。正如本焕大师所言：“没有‘浴佛井’，就没有四祖！”“浴佛井”与一代宗师结缘！这“浴佛井”，除非孤陋寡闻者，有谁还怀疑它是中国禅宗四祖道信生辰之地的历史见证！
“浴佛井”的生态自然环境，亦有独特之处。古时，“浴佛井”在广济县衙的西侧。广济县衙在惠山的南麓，依山而建，拾级而上。第三重为正屋厅堂，两侧厢房为住室，西厢房为司马申县令偕夫人的卧室，地势居高而下，周遭花香四溢。清静而幽雅，古朴而宽敞。穿越时空当年，荆王驻在蕲州，梅川为州府管不够的边远之地。一位徐斐大人鉴于古镇西部困龙颈、大小坡一带常年“匪盗”出没，庶民不安，于是上奏设县，被朝廷恩准取名为“永宁县”（公元579年），担当了永宁县史上第一任县长。“荆王”赠予红梅白梅树苗，以示恭贺。这是杨坚开皇之前的事。这徐府，前有“徐家塘”，后有“万安山”，其父徐俭立业陈昌，被朝廷授封为“建昌侯”，死后安葬于府后花园内。这建有府衙官邸、花园、侯坟的“万安山”，又名惠山（不谓慧山），亦名玉枕山（向南的一截）和黄鹄山（向北的一截）。1936年，这里建为“觉生公园”，是辛亥革命元勋、乡贤居正先生捐资所建。
实地勘察可以确认，万安山，联脉于城北端的白石山和岳山，又都发脉于十里外高耸的横岗山。这便是“浴佛井”泉水常涌的一条正宗“龙脉”！
早年，山上生有两棵（树龄达千年）对长的大梓树，被世人号称为“龙角”。当年，日本鬼子入侵时想用战刀砍掉“龙角”，一见“龙角”流血，就被惊骇得住手不砍了。时至1968年，这两株对长的千年古树，遭遇雷击，其中一株的干枝断裂，不久枯死。另一株却被人为毁灭！
察看“浴佛井”所依托的山脉走向。向北走五十多米，向导指着地面，告诉记者说：“此处古代是建昌侯墓地，坐北向南，因早年迁徙，如今没有痕迹。四祖父母墓地在西侧山边，坐东向西。据说，墓中棺内有一对玉镯。五十年代搞乱了，至九十年代已修复。再往北走三百米，就是黄鹄山。从前这里有“摇得动”的大石头，约如建筑工地上盛水的大油桶那么大，远望像黄鹄雀站立在山边，故名黄鹄石。山因石而得名。其左边，辟建“觉生公园”时，无意中掘出一个黄土洞，有如一间小屋那么大，可能是古代大师修炼的一个幽僻场所。那时，人们看到这个大土洞上，有“探元洞”三个字，而不谓“探玄洞”。从此处地质、地貌来看，万安山、惠山、玉枕山、黄鹄山四个山名，原来只是一块地方。山上全是一色的黄土，没有石层，也没有砂层，呈现出一条狭长而蜿蜒伸展的黄土地带，确实是一条山脉龙筋。“浴佛古井”的地下水源，只能是从万安山上这条龙筋中涌出来的地下泉山。这口“浴佛古井”，距今1400多年，井水冬暖夏凉，清澈甘甜，史称“浴佛井”，亦称“天下第一佛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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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序凯执笔）
（二）、佛国广济寺留香
&&/span&一&、禅宗寺庙存古韵
(1)、道信听经白石庵武穴市梅川镇西北，古时广济十景之一"白石堆瑶"的地方，有一处白石庵，寺内的供佛是观世音大士，为司马道信母亲求子拜佛的寺庵。
&2&、道信随母白云庵
古时广济县衙梅川镇东五里处灵山，有座白云庵，始建于梁时
，庵内供奉着救苦救难的送子观世音菩萨。隋开皇五年，道信母亲为感谢观世音菩萨送子之恩，特携爱子道倍上灵山拜佛烧香。
信 出 家 林 隐 寺
&清&&广济县志&&乾隆辛未版载 ：林隐寺的，原名竹荫寺，因寺院周围翠竹掩映而得名“林荫寺” 。始建于隋开皇壬寅年(582)，隋开皇6年（586年），禅宗四祖七岁时在竹荫寺卓锡七年。自禅宗四祖道信在竹荫寺卓锡七年之后，竹荫寺声名远播。
&4&、道信灵山问” 心路”
据清广济县志康熙丁未志卷之二《山川》中载：灵山眺远台下有卧云桥，又下有多罗庵，而鹫岭、谛信、白云诸庵环列。《唐续高僧传》载:
“又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
、道 信 卓 锡 幽 居
《唐高憎传》载: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于后住，必大宏益。国访贤良，许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传法宝纪》说:十年后，僧璨前往罗浮山（广东增城县）不许道信相随，并说：“但于后住，必大弘益”。即是说，在僧璨看来，道信学禅已成熟，可以离开僧璨自行修禅传法了。从此，道信开始独立修禅传法。
清&&广济县志&&乾隆癸丑版载 ：灵龟山在白茅冲，与九龙城相望。山有幽居寺，相传四祖卓锡此山，夜闻龟声，后挖地得云板，上有"灵龟山幽居"五字，寺名因之。永乐间，兰敬忠兄弟开山。嘉靖壬寅，荆藩卜葬永定妃，寻感异梦，改地十年，令复其寺而新之，储田若千亩。崇正中复欲葬王母，感怪梦遂止。顺治十八年重建，改名曰：璎珠。
清&&广济县志&&乾隆辛未版载 ：幽居寺，五祖大满禅师建立，在县南。
武穴市大金镇舒冲村(古称白茅冲)灵龟山的地方，前有九龙山，顶有天津湖，风景优美，地气不凡，为帝王家族梦寐以求的风水墓地。幽居寺(四祖道信生平年表中称大金幽栖寺)，一代禅宗卓锡之寺。在公元612年至621年(四祖32岁---42岁)时，四祖道信卓锡此寺，并根据石板所示，定名"幽居寺"。尔后，其弟子五祖弘忍扩建，小有规模，宋时整修；明嘉靖壬寅(1542)年重建，颇具规模，主殿三间，偏殿二间，僧房近40间；顺治十八年(1661)又重建，改名"璎珠寺"。清代诗人金德嘉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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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冲里幽居寺，月满空山寺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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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色至今犹太古，寒云都入玑泉流。
幽居寺，四祖道信最早开创"农禅双修"的寺庙。 农禅双修"，既是古代佛教禅宗寺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禅宗僧侣所必修的一个“觉悟”法门。一般认为，真正开始农禅并重的是禅宗四祖道信大师。禅宗僧侣融禅于农、以农悟道的生活习惯和修行方式，促进了农禅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长期开垦荒地，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农禅的最大特点。
&(6)、道 信 十 里 始 建 寺
&& 余川镇十里村古驿道北吕凹，其地势如一把交椅，面临古驿官道，坐北向南，坐山横向，左右两山纵向，气势非凡。
隋炀帝大业年(615年许)，四祖萌发自己建寺的想法。幽居寺，那是神灵赐予的寺名，且不符合他发迹的方位，只有向东(出生地梅川的东方)发展，才能使他佛尘无量，最终选择了吕凹这块地方开山建寺，建成一进两重六间殿宇的禅院。
僧成佛祖终有地，命该四祖出生地不是他发迹的地方。唐武德初(620年许)，四祖始建寺被山洪冲毁，只剩寺基和进寺拱桥。道信目睹此景，连声叹道；此地非吾焉，还是向东罢了！武德四年(621)，四祖只德东行双峰山，后在那成名成祖，故有"东山法门"之说。
&7&、道信传法大法寺
　& 大法寺，位于境内大法寺镇中心街，是禅宗四祖，在一千三百余年前创建的，由于历史的变迁，2006年大法寺庙宇已移建于镇区雷竹公园内。1987年9月国家实行撤区建镇时，撤销阳城区时故定名为“大法寺镇”。
历史上的当年，大法寺山门雄伟、殿阁峥嵘；香烟缭绕，暮鼓晨钟。仅殿居九华、五台之后，那时，“大法寺”步入了它弘禅说法的全盛时期。
&8&、.道信结庐济北寺
四祖暮年，思念舍子入佛的双亲，专程回故里梅川祭拜父母，结庐于济北寺。此后，古镇邑民又称济北寺为"祭拜寺，这一千载史话一直流传至今。
庙学盛兴，清乾隆四年(1739)，济北寺占用十问殿堂，开办梅川第一所书院，后废为驿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驿馆为义学。1944年，国民党保安旅长丁炳权，给梅川寺庙带来一劫。拆寺庙、修碉堡，济北寺首遭其难。现寺为2004年翻建。
&(9)、 道信生地四祖寺
道信生地四祖寺，座落在古镇梅川西街、古时广济县衙前的浴佛井后，为新建寺。寺主殿供奉的是四祖佛像，左殿供奉的是四祖母亲最崇拜的千手观音，殿内墙挂十幅道信生平挂图及佛界泰斗本焕大师题幅。
&10&、道信驻锡正觉寺
&11&、五峰山上头陀寺
五峰山,位于武穴市余川镇芦河村北,系太平山支脉,海拔507.7米。康熙丁未&&广济县志&&载:山有梵光石,如水晶色,峰峦秀绝,山崖产也。此石不论大小,皆有五峰,俗称五峰石,乃二氧化硅结晶体,故此山名(另一说法,此山由五座山峰组成,重峦叠翠,巍然屹立,如五位老人而故名)。
登五峰山,览武穴景。上五峰山有两条路线,可东上可南攀。东上,即从海子地沿龙门冲水库那条上山路至夹马肉垸后处山路左行,直达五峰山顶;南攀,由荆竹大坝处上太平山公路至彭河水库,再从黄牛院攀山一里许,即到五峰山顶。登山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就在五峰山南侧的燕窝地处,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千年古寺---头陀寺坐落在这里。
头陀寺,前身为五峰禅林。禅林者,僧人的陵地，有一定规模的佛家修行寺院。该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0年),殿宇建筑宏伟,建筑风格独特.三殿48间.山顶有王皇殿,依次而下有祖师殿、大雄宝殿、左圣母殿、右天王殿,还有斋房、寮房,可供百人左右食宿.古时该寺周围的道人洞、吕祖庙、白马寺、地藏殿、寨王庙、观音殿、龙王庙、娘娘庙等八处寺庙均属头陀寺下院,由此可见该寺当年的地位和兴盛. 。
(12)、 古驿官道成相寺
武穴市成相寺，位于余川镇芦河村金笋寨脚下的伏虎地，该寺始建于隋末唐初，相传三祖僧灿曾在此庙挂单，四祖道信曾卓锡此寺。昔日的成相寺东至金笋山脚，南至长垅，西到长垅嘴，北至远腰以下，有寺庙48间，寺田108亩(根据陈氏民国36年谱载)。古时该寺建筑宏伟，并设有寺正门、永成门、东成门和寺后门等四门；古寺有直径1.2米，高2米，重达1ooo余斤的铜钟一口，文革期间匿埋。该寺所供主佛为唐时所遗石佛。2010掘出成相寺遗物几件及砖。&&&&&&&&&&&&
(13)、 "再来僧人"朝阳庵
朝阳庵在太平山大符山，清&&广济县志&&乾隆辛未版载：再来僧名法幢，前身李氏黄梅永福乡人，为双峰寺僧，入寂后封禅室再来，寄胎济邑安乐乡余志武家，(出生后，孩时常)自言"吾法幢也"。后师尚智往察之，见而啼，卯时乞令出家绕之寺前，所封室指示如旧。明永乐四年(1416)，应(明成祖朱棣)诏入赴京(南京)，赐住大报恩寺。宣德三年(1428)归四祖寺，主持广济大符山朝阳庵，后示寂，塔于本庵观音堂。后诏敕帙藏焉，后明末毁于火。
(15)、中泰佛缘大藏寺
大藏寺位于余川镇砌石村西砌石矶头，后峰寨山腰中，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627年左右)。清〈〈广济县志〉〉同治壬申去载：“大藏寺在后峰（山）东，为蒋祖修静处，祖唐僧自暹羅国来，众建寺居之。顶有真武祠，西为藏经楼，乾隆五十七年僧豁堂重修”。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寺分四进，系明三暗五平房，可容700人，向为 县内佛事活动中心。1953年被拆。寺内有菩提树一株，传为存奘和尚从暹罗引进，亲手植之，粗可三人合抱，可惜于1954年枯死。
古寺虽然破旧低矮，但古韵犹存。 &
&(16)、如清禅师南山寺
清&&广济县志&&康熙丁未版载：南山寺，治市东南，唐如清禅师建立。位于梅川镇梅川高中后端的南山寺，是古时广济县规模宏大的寺院，寺内名僧众多，明清时广济县"僧会司"就设在该寺。古寺几毁，复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万历五年（1577）重建。晚清、民国改为校舍,现为梅川高中址,昔时南山寺被今日魁星寺代替。
2、& 佛国灵山小西天
灵山,位于古镇梅川之东北的灵山村东,山势巍峨,形如驼峰,人们叫它驼峰山,由于该山遍长治病救人奇花灵草,布满寺庙庵堂,山间透着灵气,故人们又称它为灵山.古时灵山庙宇林立,有马祖庙丶灵隐寺丶雷音寺丶灵霄殿丶白云庵丶浮渡寺丶大王庙等三十六座大小寺庙,竞有佛国小西天之称。
“灵山”它自横岗山山脉蜿蜒数里，凝重如龙腾虎踞，连绵双峰叠起拱立，怪石嵯峨，风景绝异，天然构建成了一处天山共色般的仙境，故称为“灵山”蕲州古代名儒顾景星曾畅游梅邑，留有《登灵山》之作，以“石、景、佛”三大特色，惟妙惟肖地勾画出灵山的“灵气”所在，展露出东士“小西天”的意境，故招来数不清的高僧大德来这方净土，建庙弘法。据地方史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灵山以西域佛祖，佛典命名而建的寺庵多处，说明灵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佛教发祥地之一，成为长江中下游佛教传播的圣地。
&盛唐时期，整个灵山庙宇林立，据史称有规模较大的寺庙就有36座，像土地庙之类的庵堂，那就无法统计。从灵山这个窗口，可以想像到当时广济佛教兴盛的程度，故而当时“佛国”誉称。
灵山庙宇分别为：醉颠寺、万寿庵、灵堂寺、竹影寺、罗山寺、多罗寺、静心庵、得失寺、临济寺、行山寺、白马寺、白云庵、玉鹤庙、杨四庙、仙洞庵、谛信庵、大王庙、德云庵、杨家庵、仰山寺、孝禅寺、天台寺、摩诃庵、龙华寺、兴化寺、永丰寺、观音庵、浮渡庵，、碓舂庵、静闲庵、龙门寺、碓舂庵、静闲庵、龙门寺、迥龙庵、太子庙、福主庙、马祖寺、净仁庵、山关庙、&
真人愚庵。昙林寺
梅川灵山，独具得天独厚的“灵气”造就佛门发展的一方净土，成为西教东传的必经“一站”，灵山留下来的遗迹，刻画出了隋唐时期佛教文化的内涵，它是一部写不完的的史册。
3、禅宗佛祖降惠山
“惠山降佛祖，广济成佛国”。
这是佛界冥冥之中的定数，也是广济佛教文化的产物。惠山，又名万安山，建县时知县。取”
万民安乐”
之意而改之；自道信母亲去白石庵求子香归回途中，有成群结队的黄鹄鸟飞落万安山，道信出生后，司马申师爷及当名士，又将此山攻为”
黄鹄山。它座落在千年古县址梅川古城中心西北，虽高不过50余米，却充满着传奇色彩。
古城北街沿惠山脚下而建，路北是道信出生后洗三朝时的水井(后称浴佛井) ；紧挨浴佛井的后面，建有道信生地四祖寺；寺上是隋时的永宁县衙，县衙厅堂西厢房为县令司马申和夫人的卧室，即禅宗四祖出生的地方。县衙后惠山之上，是司马道信父母司马申与徐氏之墓，古时墓毁，清光绪六年罗开泰捐修；文革期间又毁，此墓为程老师等人发起捐修。”惠山降佛祖，北山回向”。故而在惠山北面下，修建有济北寺。
4、武穴文山一尖山
匡山一尖山，位于境内余川镇西北部，在西周诸侯国中为匡国之地。古名东冲山，主峰名一尖，海拔1063.4米，危崖耸立,是全市最高点。千百年来,广济县流传着“一尖、二尖，伸手摸天”的民谚, 来形容一尖山高不可攀之意。
太平山主峰一尖峰顶，又名八卦顶，围绕此”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八卦纵深俯瞰，在太平山脉中能呈现出一完整巨大的八卦图形，又可看到一巨大的“卐”字符形，而且两符中心重叠在一尖山顶。以上天生八卦地形，和禅宗“卍”图腾交叠的图象，代表了中华文明与禅宗文化交映生辉于一尖山麓的一种奇异的地理现象。
整个一尖脉呈东西走向，北属蕲春，东属黄梅，西南属武穴，在主峰八卦顶下50米左处立有三县分界碑，故有：“一脚踏三县”之说。千百年来,广济县流传着“一尖、二尖，伸手摸天”的民谚, 来形容一尖高不可攀之意。
太平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和宗教中心，也是佛教信众朝圣的主有目的地。沿东冲峰（一尖）西行一公里处的地方—--明月峰,南拐拾古石级而上的石巅处,这就是闻于鄂东的聚名人、名山、名景于一体的自然景观---“鲍照读书台”。
据李四光堆算,匡山（太平山）山脉为第四世纪冰川形成的断块山,而读书台的巨石为冰川移动时所产生的漂游石。读书台为人工将岩石凿平而成,坐北朝南,台上石砚,台后有巨石;台东有石亭,其柱有浮雕蟠龙图案,早年倒塌;紧挨读书台右就是闻名于荊楚的巨石”书案”---高约5米、宽约7米竖立的6块岩石。状若书本陈列案,气势磅礴,称它为世纪书案一点也不为过,这6列巨石酷似一本本饱藏中华文明的天书,等待一代代后人来翻阅、欣赏。上天造物考虑得真是周到,它怕”古书”崩垮,紧埃”古书”的右侧又长出一尊竖立的巨石,把”古书”紧紧夹住,巨石朝南的一面上书阴刻30厘米见方的三个大字”读书台”。
太平山主要风景名胜有五峰山、藏秘洞、游鸿寨、后湖寨、读书台、八卦顶、东冲积雪、清凉古洞、小西天、牧石庵、西来寺、一尖山瀑布、太平桥瀑布、匡山梯田、万亩竹海、匡山石门、乌龟石、鸡婆石和春天到处盛开的红色和紫色的杜鹃花等。除此之外，太平山还有独特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有河流、湖泊、坡地、裂石、山峰等多种地貌类型，有地质公园之称。
5、武穴武山层峰山
武山层峰山，位于梅川镇北峰口村，层峰山上有唐代著名青著禅院(青著寺)
。据清&&广济县志&&乾隆辛未版载：青著寺在层峰山旁，宋学士余玠读书处。张仁熙记曰：潜黄之间，古称佛域，南岳气寒，中枢蜿蜒......山有寺，以清著名，不知始何代寺。二泉一清一浊，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高僧慧普乐济栖焉，日诵湟磐经，经三十三载，殁于山塔曰湟磐，亦不知废何年代。宋元佑七年建也，余公义夫以邑产读书寺侧，清本境名人金德嘉曾作《怀古》诗云：&
&“青著僧房夜听钟，
手提一剑下层峰。&&&&&&&&&&&&&
钓鱼山口成功日，
何不还山妨赤松。”
【慧普（唐蕲州广济县青著禅院）［《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五］】载：释慧普,姓宋,本郡蕲水人也,性地疏朗敏利桀然,既奉尸罗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乐广济山秀地灵愿栖于此。始谋诵大涅盘经历稔弥年,卒通四十二卷。闻者怃然曰。四帙大经若为温习。非揣量而可庶几乎。或疑其妄言彻部有乱。次举品题以试验之。且无涩滞。少辽缓之无不弭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种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腊。日夜经声不绝。如是涉三十载邑人学者莫不推重。增修院宇。以大中三年冬无疾集众告违跏趺坐终。俨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缠饰迁于山椒塔中。号涅盘焉。于今香火不绝。
余玠在此读书期间非常用功，经常是挑灯夜读,平时很少回家。学业期满的他,又入江西星子县庐山白鹿洞书院学习。在书院读书期间,他则潜心于兵学（军事方面）研究，钻研朱熹的哲学著作&&太极图说解&&，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军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6、武穴胜景仙姑山
&& 武穴胜景仙姑山，位于武穴城西北5公里处的 为黄冈市批准的风景旅游区，占地面积3.3平方公里，景区分为寺庙区、名人遗址区等六大游览区。该风景区以三位仙姑在此修炼成仙而著名。
据清&&广济县志&&乾隆癸丑版载：三仙女何许陈三姓，灵东乡人，结为姊妹，入山修真。唐大中元年正月五月五日，雷雨大作，仙乐隐隐，云雾中忽见三仙女顷之。
& &&踏上308级台阶，仙姑洞便展现眼前，洞高约两米，深约三米，洞内也供有三位仙姑的神像，现在我可以公开谜底了，为什么叫“仙姑山”和“仙姑洞”呢？相传很久以前，有何姓、程姓、许姓三位村姑在兵荒马乱，民不潦生的年代，为了度过饥荒，结伴来到这座小山挖野菜充饥度日，不料从此就再也没有下山。后来村里人在山顶上一个洞口发现了三个装满野菜的竹篮，正当人们诧异的时候，竹篮也突然不见了，而漫山遍野竟一下子长满了可供食用的野菜，使附近的村民平安地度过了荒年。人们开始怀疑三位村姑是否已得道成佛，而造福乡民。于是在山顶寻得竹篮的那个山洞供奉了三尊神位，果然有求必应，消灾避祸，福济众生。自此，香火日盛，善男信女趋之若鹬。仙姑山，仙姑洞也由此得名，大家请往左看，那一块两簸箕大的山地上长着非同导常的韭菜，它不拘贫脊，天生天养竟能常年叶子不枯顶，翠绿娇嫩。据村民讲，那可是仙姑亲手所植。
7、圣谕龙湫大圣山
龙湫古寺，位于余川镇干仕村西柳界公路南则的大圣山（又名大明山）下，始建于唐代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乡人为纪念此地(明前称大圣山，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改名大明山)真龙童君费光辉而建。唐时始名费龙君祠，宋时朝廷改封费郎君庙，元时改封费圣龙君庙;明时沿用此名,明太祖朱元璋为报费圣鄱阳湖助战，勅命司岁祠;清时异名龙湫寺至今。
龙湫寺以悠久的文化历史、古老而神奇的传说、幽静而秀丽的自然景观以及充满着名人学者人文信息的寺庙文化，被列为明代"广济八景"之一，清代"广济十景"之一。龙湫寺----“龙湫夜雨”是龙湫寺的主要景观，它聚仙龙于一庭，溶寺池为一体，构成了龙湫寺的特有景观。唐代建庙大师独具匠心，在设计庙宇时特筑“龙潭”，引水庙内，从而使一股挂泉直泄龙湫潭池，潭水翻滚，旋转倒流，似蛟龙戏水，故此龙潭水池又称“化龙池”。池中溢水，永无休止地顺着岩隙穿庙而过，流奔向前二桥（天桥和化桥），似喷雪溅珠，如万斛白云从地上堆涌，水花片片，可用手掬取之。有诗赞曰：“雪喷苍飞去，潭深水倒流。更有奇观处，晴明雨不休”
“龙湫夜雨”得名其二是，庙内供奉的费圣龙君神座下有暗泉一眼，游人投以铜钱，则叮当作响，串串不绝，声如滴雨。其三是，引水“龙潭”水流之声作响，犹如雨声沥沥。其四，庙宇左侧后螺丝旋溪涧有一曲清泉，从上到下成为三叠,
名”三叠泉”。终年流水潺潺，自上游从石头上淌下，似流、似泄、水花飞溅；如帘、如瀑、雪喷苍飞，静中谛听，如雨声淅沥，故名“龙湫夜雨”。泉下卧石上, 留有古代石刻” 化龙池” 三字,
左边有落款。系以诗曰：龙湫古刹树苍苍，风物清幽六月凉。曲涧暗泉声淅沥，绝如风雨连重阳。
8、汉帝避难刘主山上
大法寺镇刘主村刘主山,原龙头山,事因汉帝刘秀避难此山的缘故,后改为刘主山。刘主山寺院由汉帝殿.毛爷殿.观音殿等组成。汉帝殿内所供主像刘主,左右两边分供的是姚奇.马武二位辅佐大将;毛爷殿內所供奉的主像为当年救过他的四位恩人。
9、孔明祭风凤凰山
象山寺位于城西田家镇上郭村，背靠境内阳城山，面向江南笔架山，寺庙右侧有祭风台，传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祭东风的地方；寺外还有守护象山的三个洞窟，即左为祖师洞，右为仙人洞，中为风水洞。这些洞穴均为山体石灰岩在自然风化水蚀的漫长岁月中形成，怪石嶙峋，千姿百态；寺前万里长江自西向东奔流不息，江上帆影渔舟，大小船只来往如梭，景象万千。象山寺供奉的神灵为杨腊将军，杨腊系四川成都人氏，为唐朝初年的著名将领。因其父贩运木材，自川江东下至楚江盘塘处，猝遇风浪倾覆罹难，将军沿江号泣六十日求其父遗体未果，遂投入江中，翌日负其父遗体浮于水面，人们感其孝道，将父子安葬在田镇盘塘江边象山之山凹处，墓下临大江矶石，江水急流回旋，向称险地，每行舟者皆惧之，将军即驾祥云显现英灵默然保护，化险为夷。清代光绪年间，知府洪仁舟、知县洪锡爵行舟于江西省鄱阳湖上，时遇风浪大作，官船颠簸几乎倾覆，狂风怒号的危急关头，船中知府知县船中人等，忽然见到冉冉祥云腾空升起，显现将军化身，指点风平舟定，转危为安。此后，盘塘处长江上下，湖泊水港方圆数百里漕运舟楫，民夫船只，万目惊睹屡见将军祥云护佑，神力无边，于是信众拟集工匠迎将军塑像金身于武山湖筑坛拜祷，祈求驱赶旱魃，是时又见祥云溢彩，立下甘霖，雨泽四方。时监生范镜屏，山主郭绍基、监生叶维霖捐款修建祠庙于斯地，知府知县出资捐助并立石碑以纪将军神迹，以告信众香客顶礼膜拜。该寺庙规模一进四重佛殿，从长江边拾级而上至半山腰进寺，现住持演广师傅自九江东林寺出家，在该寺诵经传法已有十余年。
12、黄婆寨上永丰寺
位于余川镇蚂蚁河村蚂蚁河街西一里处的永丰寺，为抗蒙名将余玠继配夫人黄婆避难寺。始建于唐末,拥有正殿三间,偏殿二间及僧房。宋宝祐末，余玠长子官大理寺承余如孙带资重建,后被大水淹没,迁至寺后小山坡上。
70年代平田时，无竟间发現黄婆墓碑，其碑文完整无缺，被蚂蚁河村村民余超群老人抬回家中收藏。1999年再建“永丰寺”，
陈超群老人将黄婆墓碑送至寺中供奉，村民为了纪念这位蜀帅继配夫人，特为黄婆塑像供奉,并立有牌位.
13、后湖寨上大纲庙
罗大纲寨王庙，位于余川镇十里村西的后湖寨上，后湖寨不到200米的山路间，就有三处寺庙，其中两寺所供罗大纲。而罗大纲纪念堂则依山而建，座北朝南，共分三间，均为石条叠盖頂面。东头小间为始建小殿，西头两殿为后扩建，殿内都供有罗大纲不同的塑像。纪念堂前面是罗大纲纪念亭，亭墙的石板上刻有罗大纲的简介，被亭右的柏树和竹林所簇拥，象征着这位年轻的太平天国将领千古长青。
14、游鸿寨上玉皇殿
游鸿寨就是耸立在太平山中部的一座峻美的小山脉，海拨800余米，山势呈东西走向，跨度长约三公里。其势险要峻拨，为一山高耸，到了顶端之上，又分成四峰兀立之势。四道山峰自西向东依次为：竹林头、无名峰、游鹤峰、大石坡。四峰高耸，各有形态，又统称为游鹤峰。& &&
&&&相传古时观世音菩萨乘坐的白鹤大仙云游至此，见塔山垴奇峰俊伟，一脉独秀，逐按下云头，落在主峰之顶，昂首站立，一时金光四射，碧霞入云。倦卧峰顶数日，化白云飘去。山下众民观之惊恐不已。为应验天意，山下民众信士，于塔山垴主峰之上造起一座石、木结构的仙鹤楼，内置仙鹤台位，供四方民众祈祀。此后，人们便称塔山垴主峰为游鹤峰，仙鹤楼为“游鹤楼”。
（干海波执笔）
（本章由罗与之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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