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哪些因素可以决定一国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式的选择

当今世界的主要发展模式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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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主要发展模式概览
当今世界的主要发展模式概览
  作者: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 一、关于发展模式的基本含义和分类方法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确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调整和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协调发展,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和实现模式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一)发展模式的基本含义
  什么是发展观?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的水平。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什么是发展模式?从狭义上讲,发展模式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及经济活动的经验总结与高度概括。从广义上讲,发展模式包含经济制度体制、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综合要素。实际上,狭义上的发展模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发展观是发展模式的灵魂,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引导着发展实践。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内自然资源情况、产业发展程度、社会政治制度等因素都影响着发展模式的选择。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发展模式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一般说来,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也决定着其社会发展模式的形成和特点。此外,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等因素也影响和制约其社会发展模式。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观及发展模式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形态的变革往往会引起发展观的变革,从而促使新的发展模式取代原有的发展模式。18世纪工业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是以工业化理念改造自然、改造世界,形成了很长一段时期支配西方社会发展的工业化模式,与这个模式相对应的社会形态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过若干次较大的调整和变化,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社会发展模式,甚至受到一些人的推崇。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连同它的制度机制,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带有根本缺陷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破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灾难,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稳定、和平,不可能有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桎梏。
  到20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许多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它的题中之义是实现经济、政治、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与物、环境、人或社会之间的关系,导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剧变和解体。
  令人欣慰的是,从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得到充分显现。在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总结自身发展实践和吸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贡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乃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二)发展模式的分类方法
  关于当今世界发展模式的划分,因划分的标准不同、观察的视角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认定与表述。一是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标准,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冷战时期还简单地称之为市场经济模式与计划经济模式。二是从市场的自由程度来划分,可分为自由市场发展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集中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三是从市场发育程度来衡量,可分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落后的市场经济模式。四是从发展程度与水平来划分,可划分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五是从特定的发展形态、特质来划分,又可分为新兴国家发展模式、传统工业国家发展模式。六是从地理、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来区分,可以划分为英美模式、莱茵模式、转型国家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此外,有的学者还把“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称为一种模式,实际上四国差别巨大,算不上同一种模式;也有学者把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从莱茵模式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模式,实际上它们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古巴、朝鲜仍然秉持计划经济模式。
  二、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
  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表明,发展观及其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第一,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第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固守一成不变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即发展模式是动态的。第三,即使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呈现出多样性。从地理、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分类方法进行概括,当今世界影响较大的发展模式主要有英美模式、莱茵模式、转型国家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
  (一)英美模式
  英美发展模式又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所实行的发展模式的总称。它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托,强调企业自由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企业经营目标。它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乃至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也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战略。它起源并兴盛于英国,不断演化、发展与变化,主要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个阶段,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影响最广泛的发展模式之一。其主要特征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崇尚个人主义;强调并鼓励自由竞争,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因是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充分调节;主张实行私有化,要求放松管制、削减赋税,鼓励个人积聚财富;要求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以企业分散决策为主要形式,公司注重并追逐利益目标;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东制,发挥股票和证券市场对经济的杠杆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英美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发展起源上,由最初着眼于政治自由扩展到经济领域的自由;在经济领域内,由最初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主张国家干预;当国家职能越来越多、难以保障全社会的自由时,又主张为政府减负,重提自由市场经济主张。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分别推行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意味着英美发展模式进入第三个阶段。里根—撒切尔主义信奉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推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的便利化,体现了放弃管制、削弱国家作用的“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原则,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里根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随后的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而小布什政府继承里根衣钵,并利用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贸易组织等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英美发展模式。自由主义始终是英美发展模式明显的主线,是区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英美发展模式的本质。
  英美模式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优势,充分地调动个人和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竞争那只“无形的手”对经济的指挥作用和推动作用。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表现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灵活性,比其他模式的国家更能适应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弊端主要有:容易导致国家的必要干预作用下降,控制风险的能力弱化;容易导致不惜牺牲长期社会利益而追逐短期利益;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使各种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冲突关系较为明显,严重削弱了市场的协调性与社会的和谐;强调效率优先原则,不太重视公平和合理分配的原则,容易加剧贫富分化,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不断凸显;追求金钱至上,讲求金钱万能,导致道德危机、人际关系淡漠等。
  (二)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又称欧洲大陆模式,或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最为典型,主要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欧国家。二战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在重建国家政权、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本国及本地区的情况,总结和吸取过去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依次经历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几个发展阶段,但其基本特征并没有变。概括地说,它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契约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择业自由等因素,又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先进成分。这种模式既注意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特点,同时又注重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不断调整因市场竞争而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具体说来,莱茵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把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企图实现自由、效率和社会秩序三者的和谐统一;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保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实行劳资“共参制”,由雇主组成的雇主协会和由雇员组成的工会结合起来,共同参与管理企业的内部事务,尽力减少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注重提高雇员的地位和劳动积极性,注重职工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尽量避免因失业而引起工人运动和社会动荡;银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与企业有紧密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作用。
  总体说来,莱茵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中还是比较成功的,较好地体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一是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使国家和企业不堪重负,人们的过高需求超出了生产力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国家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干预过多,限制较多,劳动力成本过高,失业率上升,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下降,企业缺乏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三)转型国家发展模式
  苏东剧变后,前苏东十几个国家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转而推行与西方特别是西欧趋同的经济制度。历经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替换与体制转型之后,经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总体上都是选择走西欧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近期以来,转型国家发展模式越来越向欧洲大陆模式靠拢。主要表现为: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不赞成由市场决定一切,强调国家的干预职能不能弱化;重视塑造以尊重人的尊严为原则的劳动市场体制;致力于建立和完善覆盖绝大多数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建设,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上,重视社会公正,努力缩小社会两极分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一是东欧及独联体许多国家与西欧毗邻,与西欧国家的利益关联度大。二是历史文化传统大体相近,在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上对西欧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三是东欧、波罗的海及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欧洲联盟的战略需要。四是前苏东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精英”在价值取向上更加认同欧洲大陆的发展模式。
  尽管各国进行转型的初始条件有差异,但引发经济转型的基本原因都是长期的经济低效率和增长停滞。其制度调整只是手段,通过制度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激励和行为约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当然,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及经济基础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其基本特点是:确立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市场调节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各种形式的垄断与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经济自由化程度参差不齐,如俄罗斯的集中程度较高;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强调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一些国家一定程度上采用带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经济政策。
  作为一种新发展起来的发展模式,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制度更迭中容易重塑新的发展模式,确立新的发展道路;二是在总体上仿效莱茵模式的同时,也注意吸纳其他模式的一些优点,如英美等国的经济管理与制度创新措施、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东亚国家注重吸引外资和灵活的体制机制;三是将本国历史文化与宗教传统作为自己发展模式的精神支撑。该模式的主要不足,一是因过分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受西方的负面影响也多,经济社会发展容易受到西方国家的冲击;二是受西方国家特别是受欧盟的制约比较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三是法律体系不健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多,经济和社会活动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腐败现象比较突出。
  (四)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象。1993年10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东亚模式”的概念。实际上,东亚模式不是一个严格和准确的概念,而是便于人们与通常所说的拉美模式、欧美模式相区别, 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在促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的共同做法或经验的统称。它强调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但不否认东亚国家或地区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个性。
  东亚模式的基本特点:一是倡导经济优先与经济立国,以经济建设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东亚国家或地区战略的中心任务。二是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通过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面向国际市场组织生产,并努力扩大出口。三是实行国家管理和干预,扶持特定产业,创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四是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次发展,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五是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带动经济的高增长。六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七是在企业管理、家庭生活、制度建设、饮食文化等方面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
  东亚模式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规范市场秩序、协调劳资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东亚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适合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提高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开放程度,保证了经济社会较长时期的良好运转,在追赶型模式中展现了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东亚模式的劣势。第一,东亚模式出口导向型政策很容易受国外市场的制约,市场风险很大,一有金融危机袭击就首当其冲;第二,东亚模式追求的高速度发展,往往会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发展也会带来资源过度开采、自然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分化、社会保障滞后等问题。
  (五)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指二战后特别是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战略。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后,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总结与会代表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振兴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举措,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随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广泛传播,成为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改革的主流指导思想,形成名躁一时的“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的基本特征:一是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壁垒和逐步消除非关税壁垒。二是放松外资管制,投资领域更加开放,外资优惠政策不断增加,简化申报和审批程序。三是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包括直接出售、资本市场股权出售、企业内部向职工股权转让、合资、清理出售和租赁等六种方式,私有化的范围广、规模大和外资参与程度高。四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实现税制简单化、税种结构合理化和税收管理现代化等目标。五是金融改革,取消利率管制、取消或废除强制性信贷配给、降低和统一银行存款准备金、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组织和法律上保证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地位。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使拉美在债务危机之后,达到了“经济稳定”的目标,为拉美国家建立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使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内向型到外向型的转变,从而有利于拉美国家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过分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忽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改革的时间和顺序问题上,普遍实行较为激进的改革模式,而忽视渐进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一些国家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生产集中不断加强,国有资产流失加剧,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加剧了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解决拉美国家长期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反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进一步恶化。一些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拉美模式面临危机,成为拉美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21世纪初,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和以卢拉为代表的“温和左翼”逐渐成为拉美国家的主流,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实验的失败。当前,拉美国家仍面临着探索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艰巨任务。
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变革与调整
  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开始新一轮的调整与变革,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一、变革与调整的主要内容
  第一,以英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迫进行重大调整,开始注重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被西方国家广为推崇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金融危机面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这表明盛行世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遭到重大挫折。
  实际上,在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过程,而且随着政党轮替,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进程始终在交替进行。这次欧美国家的金融机构国有化,体现了长久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学思潮的争斗。现在的美英等国政府,无论是偏好经济自由主义的右翼执政党,还是更青睐政府干预的左翼执政党,都奉行务实主义哲学。未来,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轮回还将继续。事实上,每当市场进入繁荣期,自由主义便会抬头,右翼政党得势,政府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但是,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等到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危机,构成制度风险;这时政府便会由幕后跳到台前,实行干预;左翼政党就会上台,社会民主主义又会复活,直到这一轮危机暂时平息。
  第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坚守自由、效率、公平等基本原则的同时,更加强调政府干预。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比,明显处于弱势。但金融危机帮助它改变了处境。尽管金融危机使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增强了“信心”,并且在当今政治思潮的交锋中暂时取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但这一模式的某些弊端并未因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自动消失,比如体制僵化、制度创新不足的问题,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财政困难加剧问题,国际竞争力弱化问题等。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重塑过程中呈现出新的趋向:一方面,它将会更加高扬社会市场经济的旗帜,坚持其基本价值取向,向国际社会张扬其公正、互助的“魅力”。当前,欧洲政坛的主要人物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等都对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前景信心十足,甚至要以该模式取代新自由主义模式,使之成为世界发展模式的样板。另一方面,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会对其传统弊端进行改革和创新,改变其经济体制僵化、劳动力市场活力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入不敷出等问题,学习和借鉴英美模式、东亚模式的优点,注重加强与其他发展模式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转型国家在总体仿效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根据本国国情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金融危机表明,脱离自身条件,不切实际地向欧盟标准看齐,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奉为“圭臬”,在前苏东国家行不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东欧部分国家深受过度依赖西欧国家以及过分追求套用欧洲大陆模式的诸多标准之苦。波兰、匈牙利等国就为此受到很大冲击,金融危机促使这些国家进行反思。东欧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力图实现欧洲大陆模式的本土化改造,既把建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视为前进方向,又注重培育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许多独联体国家意识到,只能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作为探索自身未来发展模式的参照系数,在大体的框架和总体思路上对之借鉴,并不能机械地模仿和照搬。
  一种发展模式的培育和塑造,需要较长时间的锻造和实践检验。总体上说,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尽管大方向上是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模式靠拢,但当前大都处在过渡阶段,要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和定型的发展模式还需要较长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第四,“东亚模式”在新形势下面临许多新课题,一些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东亚模式曾有过较长时期的辉煌,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经过十来年的调整虽有所改观,但本次金融危机再次显现出该模式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比如,进行经济体制与结构改革,实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加强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区域外的市场依赖;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扩大政府对银行保证金的覆盖面,增加外汇储备,实行金融资源的多元化配置;加快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适度进行政体改革,顺应本国中产阶级等群体的民主诉求,增加决策透明度,减少体制性腐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遏制社会分化趋势,维护社会稳定。综观东亚模式的未来走势,它不可能完全照搬哪一种发展模式,仍会以自身的传统发展模式为蓝本,保持自身模式的基本特点,同时会借鉴其他模式的优点对传统模式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
  第五,拉美国家强调吸取新自由主义的沉痛教训,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21世纪以来,拉美大多数国家就在总结世纪之交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再次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判断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调整思路。一是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为代表的拉美左翼力量,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彻底清算,谋求建立新型的经济体制,甚至走所谓拉美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主要举措就是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领导与管理,把一些重要的资源部门和重要行业收归国有,加强对市场自由化的约束,增强民众对经济生活的参与,扩大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国家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二是以巴西、智利、秘鲁等为代表的国家,主张对拉美传统模式以及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和纠正,以拉美的民众主义思想为基础,注重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理念,更多地吸收欧洲大陆发展模式的优点,但并不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三是以哥伦比亚、墨西哥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基本上肯定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主张按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传统模式进行改造,加强拉美与北美的关系。
  今后拉美国家仍会走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拉美左翼是部分国家的一种选择,但其能够维系多久,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拉美多次发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教训,新自由主义思潮难以成为拉美多数国家的主流指导思想,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仍有一定市场,只是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照搬。综合分析,巴西、智利、秘鲁等所倡导的发展模式将会成为拉美多数国家的选择。
  二、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基本走向
  当前,世界上一些执政的主要政党仍在不断地对其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革新,呈现出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都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面,世界上存在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没有哪种发展模式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共同适用的,不存在一个需要各国照搬仿效的样板。哪一种发展模式对其适用,只能由本国国情决定,由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去检验。另一方面,发展模式的更新换代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一种发展模式的优劣,只有在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比较中才能显现,在本国经济社会运行的最终成果中得到体现。世界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即便经过一定时期的实践检验成型后,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发展而及时地进行调整和创新,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当今世界有不少发展模式都是在经过重大改革调整后重现生机活力的。对发展模式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掌握改革的时机和注意改革的分寸,讲究改革的方式方法,使改革稳妥推进。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模式竞争实际上是一种软硬实力的全面展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综合国力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化,而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竞争和博弈则是其重要方面。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探索出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其经济必然得到发展,社会就会获得相应进步,国力也将得到增强,群众自然也就拥护这一发展模式和道路,本国发展模式的内外影响就会扩大,并最终使本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发展模式也就成为展示其良好国家形象、彰显国家实力的最好招牌。反之,选择错误的发展模式则使其在国际竞争中落伍,处于被动地位,并有损自身的内外形象,最终成为一国或一地区发展前行的枷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培育非常重要,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决定一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
  第三,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轮回还将继续。当代资本主义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面临两难抉择:要挽救必然灭亡的命运,就要放弃早期传统资本主义模式,采用凯恩斯主义或推行罗斯福新政的做法,而这样做又带来“滞胀”危机;出现“滞胀”危机,就要向“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复归,可是复归的结果就是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膨胀的恶果。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差异很大,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已。罗斯福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元素,但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这就如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频繁发生过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和转换,但仍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值得重视的是,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暴露出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许多弱点。但英美模式中固有的科技和制度创新、灵活应变能力和实用主义精神依然存在;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仍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次危机过后,两种发展模式经过“修复”将会有新的发展。
  第四,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在调整中日益趋同。发达国家执政党在选择发展模式时,尽可能避免走过去左、右两个极端,以满足选民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左、右翼政党彼此借鉴,政策主张“趋同”。当前,二者只在社会改革程度和代表社会阶层方面有所差别,而在根本政治问题和对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基本一致。与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相比,欧洲右翼传统政党,如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德国的基民盟、英国的保守党,比美国的民主党甚至还要“左”一些,这些现象在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干预、宗教政策等方面均有充分体现。以法国为例,萨科齐上台后在政治上招揽社会党人入阁;在经济政策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鼓励市场竞争;在外交上,与美国靠近,与美国总统称兄道弟,目的是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倚重美国来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萨科齐又主张国家干预,甚至想取代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举措实际上体现了法国传统的波拿巴主义,即在社会危机来临时,以超党派面目出现,希望成为全体民众的代表。事实上,欧美国家历来就有让左右两派轮流当政的现象,通常是经济不景气时选右派当政来发展经济,经济景气的时候选左派当政来扩张福利,当然,也曾出现过“左右共治”的现象(例如在法国)。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左派和右派尽管政策有所不同,但它们永远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第五,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越来越小。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例如,东亚模式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贸易。因此,这一时期东亚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点。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东亚模式的做法是积极发挥政府的“管理者”职能,在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时发挥主导作用。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高筑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新生的工业。因此,这一时期拉美的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点。此外,拉美国家还不断强化政府干预,限制市场机制发挥其作用。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拉美的发展模式出现了两个极为显著的变化:一是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二是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两个变化使得拉美的发展模式越来越趋同于东亚模式。当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都积极主动地对发展模式进行调整,都开始重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二是普遍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是充分肯定外向发展的优越性;四是高度重视金融创新;五是重视可持续发展;六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
  第六,当今世界进入多元模式竞争的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呈现出新的特点。西方国家的模式特别是英美模式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模式的弊端,更加重视借鉴中国等国家的发展道路,更加重视探索符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不同发展模式和社会理念的竞争与较量将更加激烈。这次金融危机再次告诉我们: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英美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不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灵丹妙药,反而使得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剧烈;欧洲大陆上的莱茵模式使一些西方国家永远摆脱不了资本主义“滞胀”危机的影子;“休克疗法”并不能引领剧变解体后的苏东国家走向坦途;“华盛顿共识”更使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历史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发展模式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不仅是发展模式的竞争,而且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执政党,不论主观上是否愿意、是否承认,都无法回避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竞争,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多元发展模式竞争的格局在将来会表现得更加激烈。
关于“中国模式”的几点认识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特别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北京共识”,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二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三是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视为“中国模式”。因为“模式”一词有示范的涵义,所以,国内的媒体和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使用得比较谨慎,更多学者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然而社会主义中国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依然保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态势,另外还成功应对了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等重大活动。面对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一些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重新审视,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中屡遭挫折。结构性调整使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休克疗法”令剧变解体后的苏东国家坠入悲剧深谷;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危机国家开出的应对方案却令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中国没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
  一、“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从其根本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非要给“中国模式”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参考其他专家学者所下定义的基础上这样表达“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己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实现形式和特征。在经济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政府宏观调控。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外交上,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二、“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如果把“中国模式”与国外主要发展模式作个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英美模式、拉美模式,还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苏东转型国家模式,或者是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所谓东亚模式,它们与“中国模式”产生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组织模式实施的领导力量、实施主体不一样,各个模式的指导思想不一样,目的动机不一样,实施的效果与发展前景当然就更加不一样了。
  “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备一些重要的基本特征:一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潜力。二是具有一个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党和政府。三是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五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六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对外开放,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七是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引发了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创造出“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多党制相比有六大优势:一是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二是能够高效率地对出现的挑战、机遇以及突发灾难事件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三是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四是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五是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六是在于它可以真正地代表全民。这些概括未必很准确,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学者对我国政治优势在创造“中国模式”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的理解和认同。
  三、“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中国模式”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极大丰富,但“中国模式”还处于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之中,也面临严峻的挑战。21世纪初,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将长期保持,但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各类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危机更使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在全球需求结构经历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对外贸易顺差偏大、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格局难以维持;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份额与我国资源消耗总量在世界上的份额不相适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大量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比较大,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在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凸显,特别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问题突出,城乡居民和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也存在扩大趋势,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变,由此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同时,还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和社会保障不健全等问题。在外部环境方面,还面临着极少数西方大国的遏制和周边国家对海洋资源的蚕食等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在把严峻挑战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模式”一定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对我们的借鉴与启示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我国没有盲目效仿所谓西方的这样或那样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经受住了许多政治、经济和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重大考验,经济社会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国内外一些人在反思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过程中提出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要看到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又要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艰巨任务,既不盲目乐观,也不妄自菲薄。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借鉴和吸取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经验和教训,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一、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把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统一起来
  从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不管采取哪一种发展模式,都必须通过上台执政的执政党来组织实施。与苏东转型国家发展模式相比较,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努力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政府宏观调控。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外交上,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在我国,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势,可以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实现跨越式、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从整体上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英美模式相比,我国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运作的缺陷和不足,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面对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我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方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不但为稳定中国市场,也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党和人民在应对汶川大地震、世界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中展现出的“举国体制”,受到世界各国友人的普遍称赞。
  二、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调整和创新
  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会只有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从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根本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即便是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发展模式也不会一模一样。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保持较好的发展,都必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从人类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我国发展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我国立足本国实际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说这种发展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近20年来,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日本经济萧条、拉美经济崩溃、美国金融海啸、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成为当今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奇观,对世界各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发展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根本目的是要立足现实,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造福于人民。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要一如既往地既不去照搬别国模式,更不去要求其他国家照搬我国的发展道路,应该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和借鉴发展经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
  三、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曾经主要是出口导向型、投资拉动型的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能源消耗急剧增加、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而消费却只占整个世界消费的5%,我国国内有效需求明显不足。实际上,我国有13亿人口,国内消费需求是巨大的。我国要拉动内需就要把现在的非消费型社会变成消费型社会,改变长期特别是近30年来形成的“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发展模式。要实现这个转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根本举措。从2002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7年为52.3%,下降了9.8个百分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中,居民消费的贡献率从43.6%下降到39.4%。这种变化趋势,影响了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合理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的合理结构。要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前提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建立社会保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就业,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性收入;减免税负,藏富于民,带动民间消费增长。这次危机警示我们,无论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消极影响,还是保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内需和外贸是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两条腿。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更多地倚重“外贸”这条腿,要减少和避免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就必须在“内需”这条腿上下功夫,学会两条腿走路。只有两条腿都能稳健地行走,我国才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而且真正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强国。
  四、必须坚持提高效率和注重公平的统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社会公平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缺少基本的公平正义,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甚至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拉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好处未能公平地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很多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巴西和危地马拉的基尼系数甚至接近0.6,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导致拉美一些国家政府更迭频繁,社会持续动荡。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脱贫,也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在发展过程中,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悬殊,不仅不利于经济稳健地发展,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很早就重视贫富分化的问题,“强调要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根本要求。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必须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发展,避免财富分配不公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莱茵模式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社会要稳定,应当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结构中最富者和最穷者所占的人数和比例要少而小。德国不管什么党派上台执政,基本上都力图把德国社会建设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多数人认为这种结构能够较好地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所以我国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在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基础上,使大多数人都能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五、必须坚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的安全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我们要充分地看到,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当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世界经济的波动、资源能源价格的变化、主要经济体政策的调整、汇率利率变动趋势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我国经济社会安全产生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在利益驱动下,国际金融资本无虚不乘、无孔不入、流动迅速、形式隐蔽、防不胜防。一个不安全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如果稍有不慎,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很可能就会被国际金融资本席卷而去,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危害巨大。因此,必须花大力气研究和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加强对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防止一些国家利用金融规则和工具优势操纵金融市场、攫取利益、转嫁风险,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其他经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维护国家的利益,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以我为主考虑和制定正确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战略;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努力提升国内产业的层次和水平;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探索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对国内储蓄和国内资本的有效利用,始终保持对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安全。
  六、必须坚持积极稳步的改革路径,保持社会稳定向前发展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付诸东流。与一些国家“暴风骤雨式”的改革不同,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坚持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我国从实际出发,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循序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从点到面、由浅入深,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改革没有触及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本制度,而是以现有体制中薄弱的环节或不适应的地方作为切入点,从局部到整体,以一种试验的方式和逐步过渡的策略推进改革。这种改革的最大优点就是改革措施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循序渐进改革的另一个好处就在于可以把改革的风险掌控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化解在成效之内。在循序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监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方针政策,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通过对当今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发展主体的优势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任何发展模式的成功都不可能一劳永逸。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居安思危,不断增强忧患意识,不断坚持改革意识。我们只有不断吸收、借鉴世界主要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并根据自身的实践,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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