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几点思考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党内监督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工作的重大转变，是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的深化拓展。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扎实践行，拧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践行“四种形态”，要理解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风肃纪，高压反腐，不敢腐的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效。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工作任务依然艰巨，“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尚未形成，绝大部分“问题”党员干部没有“逃脱”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宿命”，这对党的事业的重大损失，如何有效预防和避免这种“悲剧”的出现，在“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形成“带电”的“缓冲区”，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而“四种形态”的提出，恰恰提供这把“钥匙”，这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执纪监督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引和方法论。
践行“四种形态”，要着眼政治大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靠坚强的党性和责任担当。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因此，践行和运用“四种形态”必须要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性，从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视角来审视“四种形态”，而不单单是反腐倡廉这个角度。要扩宽政治视野，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敏锐性来践行和运用“四种形态”。通过运用“四种形态”，保护好整个“森林”的健康，进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政治环境。
践行“四种形态”，前提在于落实“两个责任”。要让“四种形态”落地生根、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扎实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第一种形态强调的是党委的主体责任。第二、三、四种形态强调的是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结合。只有从严从实把“两个责任”落到实处，“四种形态”才会践行和运用地更好，成效才会更加明显。同时，落实“两个责任”就要奔着纪律去、冲着责任去，对于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就要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去问责、追责，使落实“两个责任”和践行“四种形态”互相促进，形成良性“互动”。
践行“四种形态”，必须把握关键要点。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最关键的是要抓早抓小，把功夫下在日常管理当中。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悲惨状况，在两者之间形成“带电”的“缓冲区”，就必须运用和践行好“四中形态”，特别是前两种形态。要抓早抓小，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动辄则咎，早打“预防针”，关口前移。要把功夫下在日常管理当中，多了解干部的心理变化，听到反映就及时提醒告诫。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党内“法宝”，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减少小违小错的概率。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等方式，当头喝棒，早提醒、早纠正，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错误，不断体现出纪律的温情与关爱。
践行“四种形态”，必须认识核心目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是要整人害人，和谁过意不去，而是要永葆我们党的肌肤健康，维护我们党的团结统一；并不是要把“好同志”成心变为“阶下囚”，而是不要让“好同志”变为“阶下囚”，挽救更多小违小错的“问题”同志，是对具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好同志”的提醒和约束。咬耳扯袖、红脸出汗，重在勤“修树”，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重在正“歪树”，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重在治“病树”，立案审查、移送司法，重在拔“烂树”。“四种形态”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涵盖了所有可能发生的违纪情形，是反腐倡廉监督执纪工作的最新成果和规律总结，其核心目的在于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维护好整片“森林”。
践行“四种形态”，必须系统把握运用。运用和践行“四种形态”，首先必须要充分理解每一种形态的内涵、适用范围，充分理解每一种形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理解四种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四种形态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只有实现了党内关系正常化，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了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人数才会大大减少；只有及时对小违小错作出轻处分、组织处理，将来受到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人数才会成为少数；只有对严重违纪者进行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将来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才有可能成为极极少数。后一种形态适用了、践行了，反过来又震慑、遏制了前一种不良形态的形成，进而实现四种形态的良性循环发展。
践行“四种形态”，最终目标在于形成长效。“四种形态”不是一阵风，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是一时兴起，是党中央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是监督执纪问责的最新实践成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四种形态”明确了监督执纪的正确方向，要根据工作实际和需要，制定相关措施，创新工作方法，使“四种形态”的运用更加程序化、科学化。要在实践运用中认真思考，在思考中总结规律，将规律形成制度，将制度推行下去，形成长效，实现从“不敢”向“不能”、“不想”的跨越转变，最终形成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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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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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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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提出：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上下功夫。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实现标本兼治的有效路径，是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全面认识、准确把握，创新实践、推动落实。　　一、在准确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基本内涵上求深化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辩证的有机体。“四种形态”就是四道防线，各形态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严密的监督执纪体系。“常态”“大多数”“少数”“极少数”是相对比例关系，不是机械的绝对数字概念。依纪监督是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日常工作，具体违纪行为应该按哪种形态处理，必须依据党规党纪，综合考虑违纪性质和情节、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认错悔错态度，以及配合组织审查等情况，确保错责相当、宽严相济。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工作原则，也是应当掌握的政策和具体操作的方法。“四种形态”立足于“常态”“大多数”，而不仅仅是“少数”，更不仅仅是惩治严重违纪违法的“极少数”，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监督全覆盖，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是“从严”的具体和深化。“四种形态”对党员干部的违纪违规行为，无论是苗头性问题还是轻微违纪乃至重大违纪违法，都提出相应处理纪律要求，其核心就是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助推全面从严治党严到实里、严到细处。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具体化。纪律审查要从以往的法律思维转到纪律思维上。转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应，在处理具体情况时会面临如何运用好、把握好、操作好的问题。要加强学习、深入研究、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只有事事出以公心，才能确保“四种形态”用好、出效果，避免出现以纪代法的情况，更不能做选择、搞变通，存私心、谋私利。　　二、在推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具体化上下功夫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针对不同类型问题提出相应的治理之策，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安排，也是严格监督执纪问责的具体路径。只有总体把握、区别对待，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各级党委、纪委要增强同频共振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深化局部与整体关系的认识，讲政治、顾大局，将实践“四种形态”日常化。　　对于第一种形态，要围绕落实主体责任来实践。特别是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全面履行职能，不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司办案的业务部门。要了解掌握所联系地区和单位政治生态，既要对监督对象个体情况有所掌握，也要对该地区和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有总体判断；既要盯住“树木”，也要关注整个“森林”。要加强与所联系地区和单位间的沟通，对发现的苗头性和普遍性问题，及时反馈给党委（党组），协助其履行严肃党内关系、净化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2016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约谈区管干部22人，函询132人。对所有函询回复认真分析研判，对未说清楚的进行“二次函询”，存疑问题进行核实；对回复没有问题的按不低于30%的比例抽查。　　对于第二种形态，要让纪律成为刚性约束。全面从严治党，要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是思想认识的一次飞跃，是管党治党的理念创新。凡违反纪律规矩的都要处理，要依纪监督、从严执纪、违纪必究，而不是本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却放松尺度，给予轻处分或组织处理。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要从小处入手、从小事抓起。　　对于第三种形态，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问题性质即使比较严重，但能如实向组织讲清楚、认错态度诚恳的，要给政策、给出路。如果犯了错误，组织给机会讲清楚，但依然欺骗组织、我行我素的，要从严查处。　　对于第四种形态，要充分发挥惩处的震慑作用。要在纪律审查中彰显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意志，以“零容忍”态度严查严处腐败行为，不断释放全面从严治党强烈信号。2016年以来，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1211件严重违纪问题，其中厅级干部14人，县处级干部92人。重点开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行动，共查处问题168起，处理201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6人，移送司法机关18人，形成了有力震慑。　　三、在创新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上见实效　　当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囿于传统、不敢迈步，仍然靠惯性思维开展工作，深化“三转”不到位。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必须把创新体现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方方面面，从创新体制、健全制度、压实责任入手，既彰显铁腕反腐、惩前毖后的坚定决心，又体现严管厚爱、治病救人的组织关怀，让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真正成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利器。　　一要创新体制机制。要建立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落实“两个责任”“两个为主”“两个全覆盖”，进一步深化“三转”，严格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增强纪委行使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打通监督执纪问责“最后一公里”。　　二要加强纪律建设。深入开展纪律教育，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新平台，把教育融入平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中，做到喜闻乐见，润物无声。强化纪律养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按党章要求自己，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立足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三要完善监督机制。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中健全制度规范，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协调机制，发挥好各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形成覆盖更广、触角更灵、监督更深、协作更畅的网络。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作者：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许传智）抓早抓小，严管就是厚爱
如何理解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日10:04&&&来源：
原标题：抓早抓小，严管就是厚爱
核心提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过去一个多月，中央纪委多次强调并解读监督执纪中的“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回答了“用什么执纪、为什么监督”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挺纪在前、执纪必严，以纪律建设推进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丰富实践价值。
9月29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须善用“四种形态”》；10月13日，《运用“四种形态”推动标本兼治》；10月17日，《运用“四种形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0月20日，《准确把握“四种形态”全面履行监督责任》；10月21日，《“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
过去一个多月中，中央纪委网站连续刊文，从各种角度解读“四种形态”。
什么是“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对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党意味着什么？
对症施治提前查
中央纪委反腐强调“四种形态”――
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10月21日，中央纪委网站刊登了题为《“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的文章，为何说它是重大创新？
这篇由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撰写的文章提到，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必须打一场持久战。不论减少腐败存量还是遏制腐败增量，都要有多样化的执纪监督方式。“四种形态”归纳出歪风顽疾存续的“四种状态”，给清理已发、震慑新发以路径指引。其中，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由此，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为阻增量和“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基础。
“在执纪监督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从违纪到违法，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按照这种形态的标准和要求，调整执纪监督力量和工作摆布，就前移了监督执纪关口，避免小‘苍蝇’长成大‘老虎’。”高波说，纪律检查工作要治病救人，有些小病不治，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比如到了肿瘤甚至是癌变的程度，可能该切除的就要切除了，这就相当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了。
他说：“在执纪监督、纪律审查中，也要遵循对症施治，标本兼治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实到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发现苗头马上管，有人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实际上是增加了执纪监督工作的提前量。”
高波在文章中提到，“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
发现苗头马上查
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不让“好同志”违纪，不让小“苍蝇”变成大“老虎”，这是在监督执纪过程中运用“四种形态”的一个目的。
从今年9月这个监督执纪理念提出以来，各地已处理了不少案例。这种前移治病防线的执纪方式，背后的内涵是什么？实践中该如何准确把握？
开会睡觉被免职是不是小题大做？近日，海南省澄迈县纪委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关注。
今年9月30日，在澄迈县委、县政府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县社保局原副局长蔡汝柏公然睡觉。这份通报称，在会议主持人反复强调纪律的情况下，蔡汝柏仍然不收敛、不警醒，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作风懈怠散漫，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工作失职的错误，违反工作纪律，因此决定免去蔡汝柏的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澄迈县的通报一出，便引发质疑。有网友提出：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要和违法违纪等问题同样处理？对此，澄迈县纪委表示，开会睡觉看似小事，实则不仅违反了当地有关规定，更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处分条例》。
今年10月3日，湖北省纪委也通报了一起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严重的小事。
2015年7月，武汉大学同城接待武汉理工大学一行7人，花费1394元；接待湖北大学一行6人，花费545元。
一顿饭看似平常，但如果违反纪律则另当别论。根据相关规定，同一个城市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严禁公款相互宴请。湖北省纪委通报，武汉大学属于顶风违纪，责成相关单位严肃查处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对此，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介绍，在长期从事案件审理工作中，他们在大量案件中总结出一个现象：破“法”无不从破“纪”开始。
“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纪法分开，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做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决不能养痈遗患，放任自流，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监督的全覆盖，而不是仅仅管住极极少数的严重违法犯罪党员干部。”熊惊峰说，通过从小节抓起，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
大案小案一起查
在对“四种形态”的理解上，有些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些疑惑。
在中央纪委网站直播的“反腐三人谈”中，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和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答了这些问题。
有些人认为，过去我们的同志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该如何来理解和改变这种状况？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熊惊峰认为，从结果上看，这是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一个原因。
而辛鸣认为，查出党内的腐败分子，不仅对于干部队伍是一大损失，对于我们党恐怕是更大的损失。“我希望党内的干部都应该是好同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是更多时候，雷霆万钧的背后是菩萨心肠。”辛鸣说，这“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如何让党员干部在容易出问题、刚刚出问题的时候，及时予以提醒、纠正，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只有把错误的苗头及时遏制住，这个党员干部才会成为党的好同志。”
对于“四种形式”的提出，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去管常态化的“感冒”去了？
熊惊峰明确表态，“四种形态”并不意味着纪委从此之后不再查大案。对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依然要坚决惩处少数和那些极极少数。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在主观上错误地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反腐败。实际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我个人理解，这‘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这把尺子进行划分的，也是纪委履行职责的重要遵循。‘四种形态’环环相扣、科学有效，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而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如何更好地理解“四种形态”，站在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角度，辛鸣认为，这一方面需要纪检干部更有担当、更有责任；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自身也应该对纪检部门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话，这是关心你、爱护你。严就是爱，给你挑小毛病、抓小刺，就是让你将来别变成大毛病、大刺，看起来是严，其实背后是种深层的爱。”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党员干部能理解这种心态，不再畏惧纪检部门的谈话。
因此，把握好、运用好“四种形态”，将给我们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记者 方力 通讯员 王鹏程 根据央视《东方时空》和中央纪委网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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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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