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保如何服务“走出去”战略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出口信用的作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注重风险防范，提高海外权益保障能力。让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文简称“中国信保”）是中国惟一承办政策性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在日成立。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成立的政策性机构，中国信保在稳定外贸增长、推动转型升级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已成为落实我国外经贸战略的重要金融工具之一。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信保共实现承保金额2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5%，创历史新高。其中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新增承保金额58.8亿美元，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249.5亿美元，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1850.2亿美元。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步履依然沉重，外需低迷的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外贸增长面临压力。　　作为唯一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信保如何发挥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职能作用，支持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如何在“”战略中做好保障？如何在促进外贸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采访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　　促进外贸经济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全面扩大开放倒逼深化改革，以全面扩大开放倒逼转型升级，以全面扩大开放促进加快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多次提到“走出去”。作为专业信用保险机构和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信保在开放型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　　王毅：中国信保的经营宗旨是：“通过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保险等服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重点支持货物、技术和服务等出口，特别是高科技、附加值大的机电产品等资本性货物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企业使命是“履行政策性职能，服务开放型经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出口信用保险提出了明确要求，“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际通行的支持本国企业开展出口贸易、海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金融工具，在保障本国外经贸企业的正当权益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为企业提供收汇保障、风险管理和融资支持，帮助企业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由于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风险较为特殊，损失概率难以测算，目前全球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是各国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一般商业性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这种风险。　　中国信保作为我国专门服务“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中国品牌、中国制造、中国标准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中国信保的出口信用保险总承保规模自2010年以来连续位居全球官方信用保险机构第一位。2014年，中国信保的承保金额为4456亿美元。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模型的测算，这个数字直接支持和间接拉动的出口额达到了5500亿美元，占国家全年出口总额的24%，促进和保障了1400万个劳动就业岗位。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出口信用保险怎样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当前，我国外贸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很重。在此背景下，中国信保一方面继续发挥好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政策性职能，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加快业务结构调整和创新步伐，突出政策性导向，强化对国家重点支持领域的承保，促进企业出口从传统成本优势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新优势的转化。　　出口信用保险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风险管理和风险保障。出口信用保险通过风险防范和损失赔偿机制，帮助企业稳健经营。一旦企业发生风险损失，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给予损失补偿，保证业务平稳运行。　　出口信用保险还具有市场开拓的延伸功能，可以帮助企业巩固老客户、开发新客户、开拓新市场。除此之外，出口信用保险还有促进融资的作用。该项业务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摆脱因抵押或担保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银行融资的困难，为其盘活资金、扩大出口和销售、提高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等主要产品均具备促进融资的功能。　　在2014年中国信保4456亿美元承保金额中，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为3448亿美元，新增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及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金额达到631亿美元。主要承保的项目类别就覆盖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铁路、电力、电信、船舶、船工、工程机械等行业，以及矿产、资源类的海外投资。　　此外，中国信保还支持了中国大型成套设备“走出去”。2014年，我们支持的铁路建设，主要有三条，分别在埃塞俄、和。每一条的承保金额都超过30亿美元，其中埃塞俄比亚铁路项目的承保金额达到了44亿美元。　　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总体来说还是较为薄弱。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此前利比亚战乱中撤出的中国企业99%没有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如何帮助企业建立风险防范意识？　　王毅：战争、暴乱等政治风险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发生概率难以计算等特征，此类风险一旦发生，将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此前的利比亚战乱造成我国企业在当地的项目停工、人员撤离，企业的海外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中国信保紧急启动专项“理赔绿色通道”，予以快速理赔，并为受波及企业提供“全天候”风险保障和预警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截至目前，中国信保在利比亚承保金额达35亿美元，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1.4亿美元。海外政治风险极大威胁企业的海外利益，因此广大外经贸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要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充分借助国家政策性信用保险的保障，维护自身权益。　　以往是企业在前面找项目，然后回来找银行谈融资，最后才会想到找出口信用保险。甚至有些企业是因为没有出口信用保险，银行拒绝给其审批贷款，这才来找中国信保。　　但是现在，中国信保通过开展国别整体开发工作，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到项目的前期开发进程中。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与各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商谈整体合作，向我国政府部门、企业和银行推荐海外项目。而且，从企业跟买方开始谈判业务时候，我们的服务就已经介入了，帮助企业分析风险，设计融资方案，这样就能够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新一轮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对风险有很好的把握，在谈判尤其是贷款结构谈判中，我们有专业的技术能力，能够给予企业针对性地指导，使他们更好地把握项目，避免造成损失。　　现在很多企业明白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已经作为其克服和减少涉外经济风险的重要平台。　　《财经国家周刊》：有学者称，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平均费率比较高，这也使得大部分外贸企业望而却步。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毅：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人协会（即“伯尔尼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费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　　出口信用保险有其特殊性，费率水平的比较不能简单地看数字，要综合看承担风险的匹配情况。影响费率水平主要因素包括账期和承保国别等。　　所谓账期，就是从出口货物，到收到货款的时间。账期越长风险越高，国际上账期一般是30-60天。而我国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出口账期平均是90天，最长可达两年之久，费率也因此会相应升高。　　国际商业信用保险公司80%以上的承保业务都集中在经济发达、信用体系健全的欧洲地区，业务比重很低，因此风险低，费率也低。而中国信保作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将我国企业出口新兴市场国家的业务作为承保重点；2014年，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承保金额达到1749亿美元，约占全部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的44%。这些国家的风险级别较高，费率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信保为积极支持企业出口，多次主动降低保险费率，如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费率水平目前已比2008年下降了近50%。此外，与其他伯尔尼协会成员相比，中国信保的赔款规模占比大于保费规模占比，因此，相比实际经营的责任承担情况看，费率水平并不高。　　因此，我个人认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从经营情况看，作为一个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信保做到了“保本微利”。　　金融服务“一带一路”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已经明确，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逐步深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企业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困难和挑战。你怎么理解“一带一路”上的风险？　　王毅：“一带一路”战略贯穿欧亚大陆，是我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突破口。沿线国家是我国开拓新兴市场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能源资源的重要来源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首先，政治经济风险比较突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且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和贸易投资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有发生。　　其次，融资成本较高。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依赖中资银行特别是政策性银行的融资贷款，并且国内商业银行外汇资金成本较高，企业走出去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再次，企业“走出去”的经验相对缺乏。我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初级阶段，识别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不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和投资贸易环境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走出去”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财经国家周刊》：上述风险对企业会有哪些直接影响？中国信保如何帮助企业应对？　　王毅：从一般贸易出口角度来看，企业的收汇安全不仅仅取决于海外买方的个体经营和信用状况，货币贬值、国家政策法规调整，以及经济周期波动，也都会导致相关地区海外买方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严重恶化。例如，始于2014年7月份的卢布连续快速贬值，使买方信用风险呈现明显加剧趋势，中国信保短期内接到的出口企业关于俄买方拖欠货款的报损案件数量快速上升。　　从中长期海外项目的角度看，暴乱、战争、主权国家违约、汇兑限制等突发的海外政治风险对“走出去”企业、金融机构提出严峻挑战。此外，融资条件已成为当前国际工程承包、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领域国际竞争的重要筹码。海外业主提出的尾款占比提高、融资期限延长等需求，都增加了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　　作为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国信保具备专业的信用保险综合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海外租赁保险、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担保、进口预付款保险、资信服务等业务的联动效应和辅助作用，为中资企业提供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系列服务以及全面的风险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中国信保也在加快“走出去”步伐，通过加强与外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实现国别市场、区域市场以及行业市场整体开发，为中国企业打造高端海外融资保险平台。中国信保将全面落实国家对出口信用保险的相关政策要求，自觉服从和服务战略大局、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努力扩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做到应保尽保，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和外贸转型升级。　　发挥独特政策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在国内已有多家公司在经营，中国信保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哪些独特的政策性作用？　　王毅：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于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专业性较强，承保的风险较为特殊。中国信保同时具备政策性及专业性优势，是我国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主渠道。　　中国信保秉承“以政策为依据，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以利润指标作为业务开展依据。例如，小微企业出口和面向新兴市场的出口信用风险水平相对较高，是一般商业机构不愿承保的业务。但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一直将这两类业务作为工作重点。2014年，中国信保与各级政府、银行、商协会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合作搭建小微企业统一投保平台104个，全年服务支持小微企业3.4万家，占全部企业客户数量的67%；承保出口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业务规模约为1749亿美元，同比增长16.4%，这其中有不少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业务。　　同时，中国信保的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租赁保险，这些只有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经营的险种，在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支持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转移优势产能、实现转型发展；带动商业性银行走出去、促成跨国银团贷款，推动中国装备走向世界；支持企业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等。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信保今后将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王毅：2015年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一年。我们围绕落实“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在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支持措施、优化业务流程、拓展潜在市场、开发储备项目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建立了有针对性的支持体系，狠抓项目推进。　　今年上半年，中国信保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一带一路”项目金额同比增长达407.1%，海外投资保险承保“一带一路”项目金额同比增长35.4%，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服务贸易130.7亿美元，承保客户数增长25.6%。　　接下来，一方面，我们要增强市场观念，进一步丰富现有的产品服务体系，优化产品功能，扩大承保范围，在产品、流程、机制、服务、改革方面主动创新，大胆尝试。另一方面，我们将坚持“稳健、审慎、合规、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在服务国家利益的同时，控制好业务风险。中国信保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政策性职能定位，围绕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更有利、更有效地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保障安全、防范风险、促进融资的独特作用，为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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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卓少将：中国军队“走出去”不会改变防御战略
   尹卓（资料图） 朱鹏英 摄  
　　中新社北京3月3日电
题：尹卓少将：中国军队“走出去”不会改变防御战略
　　中新社记者 符永康
　　“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新型作战力量就要延伸到哪里。”中国军方《解放军报》近日抛出的这一表态引发外界联想。对此，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海军少将尹卓向中新社记者指出，新形势下，中国军队的确需要“走出去”，但这不会改变中国国防的防御战略。
　　尹卓在接受专访时说，目前中国军力远远滞后于海上、海外利益的扩展，使得中国在境外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中国每年的海洋物流比例占到90%，在2亿多吨进口石油中，绝大部分是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境外投资。”尹卓说，为了保护日益增长的海上和海外合法利益，中国军队将逐步实现“走出去”，提高应对恐怖主义、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尹卓同时指出，中国军队“走出去”将恪守三大原则：一是遵循联合国宪章及现行国际准则；二是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法律；三是实行“远海防御”策略，“走出去”并不意味着进攻性行为。
　　“以中国海军舰艇赴索马里海域护航为例，我们既有联合国方面的肯定和支持，又得到索马里合法政府的授权和邀请，还主动为外国商船提供护航，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尹卓说。
　　对于外界所谓中国“军强必霸”的说法，尹卓解释，中国军队“走出去”的方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重大区别。“在利比亚战争中，一些国家动用武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
　　在国际外交、军事交流的各种场合，中国官方一再强调践行和平发展理念与积极防御战略，但仍有不少西方人士将其解读为“一时之忍”。尹卓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我们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平宣示绝不是外界所理解的暂时‘韬光养晦’，而是一项战略国策。”
　　谈到中国将来是否在海外驻军的话题，尹卓表示，虽然埃及、苏丹等国家近期频频发生中国公民被绑架事件，“但一般不会派军队解决这类问题，有些企业目前正在尝试雇佣安保公司，以商业行为保护商业利益”。
　　尹卓说，目前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派出维和部队，但并没有设立成建制的战斗力量。“在外驻军必须符合联合国规定，同时要有所在地国家授权，且遵守当地法律。”
　　公开资料显示，尹卓将军目前担任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一职，其长期从事军事学术研究，曾任海军战略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据悉，他今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有关南海问题的提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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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走出去战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何亚非
中非合作基金、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基金、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清迈倡议等等，充分展示了中国资金走出去的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快、扩大。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走出去战略　　《中国新闻周刊》文|何亚非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　　201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十二五”收官、“十三五”谋局。深入思考、研究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常态”下的世界经济态势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西方开始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竭力推进《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战略伙伴协定》(TTIP)谈判，排挤中国，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设置高门槛，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影响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互交织，中国成为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严重国家。　　中国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倡导维护加改革，使之更加公正、合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同时，中国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国内在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基础上设立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出台统一负面清单。国际上，与东盟等国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RCEP)谈判继续取得进展，与韩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协定已经顺利签署。这些经济开放措施标志着中国支持的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加快。　　同时，全球经济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美国能源革命和全球智能制造为特征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而广大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承接，希望复制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工业化的路径。这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　　能否在世界地缘经济深刻变化、全球力量态势总体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的新时代，走在新工业革命的前列，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严峻的考验。　　中国走出去的优势和困难并存　　中国走出去既是制造业、装备等产品和富裕产能的输出，也是技术和资本的输出，进入了“走出去的新常态”。　　中国走出去的优势首先是，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成功发展经验，经过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千锤百炼的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制度优势。这是中国软实力的充分体现。　　其次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虽还不是强国。201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22.8万亿元，GDP占比
35.85%，在全球制造业比重超过1/5，居首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在高速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装备、电力装备以及工程机械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2012年升至全球第五位。　　同时，中国制造业面临稳增长、调结构双重挑战，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作为资源贫国，中国唯有发展制造业弥补资源赤字，才能取得经济可持续发展。制造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最重要组成模块。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跃升。　　再则，中国的技术和资本输出已经起步，且发展势头迅猛，即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拓展。这其中除了产品的出口，技术和资本的输出近年大幅增长。中非合作基金、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基金、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清迈倡议等等，充分展示了中国资金走出去的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快、扩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难以想象的。　　走出去需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2014年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多次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等中国装备走出去。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提出了中国发展制造业的战略方针和目标。　　面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调整和未来产业竞争新挑战，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为指导，积极主动，力争在新一轮全球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这就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走出去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关系。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特点是，多边贸易体系步履维艰，呈碎片化趋势，而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各种双边和多边的高标准自贸区五彩纷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既受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制约，也将对国际经济规则修订、新规则制定，乃至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活动在新时代内容十分广泛，更深入地涉及经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这需要外交的配合支持和国家层面的统筹与协调。从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看，走出去不仅仅是单个企业、金融机构的事，重要的是着眼于全球行业、系统的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所在。　　就制造业而言，通过优化结构，使中国制造成为科技含量高、产品质量好、产业配套全、性价比优的榜样，全面提升中国制造在科研、生产、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的竞争能力，实现从产品竞争优势向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转变，树立中国制造的整体国际形象。做到了这一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会超越产品，向涉及规则和标准的全球治理领域迈进。　　第二，走出去与各国发展战略互相对接和不同文化融合的关系。　　把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简单地理解为转移过剩产能和富裕资本是机械、短视的做法，缺乏全球视野和世界经济全局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就需要中国企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无论是建设开发区还是投资设厂，都要充分考虑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尽量实现两国或多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找到对接的端口实际上是寻找双方合作的共同点。在全球化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错、融合的新经济时代，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是行不通的。　　中国还需要鼓励中国企业以文明对话、文化融合、民众交流、民心相通为基础，认真考虑走出去过程中自身承担的文化和社会责任，融入所在国文化，为所在地和社区的社会稳定、民生发展做出贡献，不仅造福当地老百姓，也对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有利。　　第三，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的关系。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经济带和粤、闽、沪、津四大自贸区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目的是下好“先手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以开放促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还将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支撑。　　中国需要鼓励推动更多国外企业参与到中国走出去进程中，让国外企业特别是所在国企业包括华商企业，从投资项目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在科学评估各类风险的前提下，加快走出去本土化进程，让国外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看到中国对于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诚意，从而尽快融入到当地市场竞争中去，顺利推进以合作为主题的经济互惠互利。　　第四，走出去与实体经济资本和金融资本输出的关系。　　当前，中国正在加速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这几年会出现转折点。那么，中国资本与西方资本究竟有什么区别?　　中国是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20核心成员，是全球治理的决策者之一。过去说引进外资或外国直接投资(FDI)，都不言而喻指西方国家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资本逐步走向世界将开启资本全球流动的全新时代。中国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让中国资本服务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全球主义思想，既为中国资本盈利，又促进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须同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通过“两条腿”支撑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脊梁。这也是中国资本的重要任务。目前中国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4万亿元人民币互换协议。2015年，人民币已超过美元成为亚洲支付首要货币。要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跟进式服务，继续健全完善财政税收优惠、财政性金融支持、信贷担保、外汇使用等相关重点支持政策，形成更加有利于中国制造走出去的集成优势。★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1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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