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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税改革要&动真格&了 起征点或不再提高
个税改革要&动真格&了 起征点或不再提高
来源：经济观察报
[摘要]个税起征点或不会再提高 房贷利息抵扣不会率先启动。杜涛 石省昌 董瑞强　　一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调到多高才算合适？5000元，还是1万元？电视新闻里一直在讨论的两个数字，吴凡不以为然，他觉得前者不管用，后者不靠谱。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计算，吴凡被征缴个税是必然的，差别只是落在哪种税率区间。月收入1.25万元到3.85万元之间是一个广阔的地带，吴凡既不逼近上限，也没落在下限。身处首都北京、担任着一家金融机构的中层干部，像他这样的收入并不少见，这群人被称为中国的中高收入者。从2013年开始，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个税贡献的主力军。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当年月收入在1万以上人群的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占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的比重已近七成，占全部个税收入的比重超过四成——其中并不包括年薪达到12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他们的贡献只占15%左右。被称为中高收入者的这群人有多少？不到3000万。按照2015年的个税收入8600多亿计算，平均每人的年纳税额都在1万以上，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吴凡相信，个税起征点即便调整到5000元，这个数字也并不会减少太多，他的烦恼不在于此。那么，承担了中国个税很大一部分比重的这群人，真正的负担在哪里？和大多数在北京打拼多年的人一样，吴凡在北京购买了自己的住房，虽然幸运地位于二三环之间，但至今仍在还房贷，每月负担达到七八千元——其中一半是用来偿还贷款利息的；而他们的孩子刚刚到入学年龄，每月的教育花销三四千元。算起来，几乎一半的工资就没了。吴凡觉得，如果这些费用能像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一样在税前扣除掉，实际上相当于把他的月收入拉回到了一个更低的税率区间，这样的安排也许更为公平合理。中国的财政部正在考虑为个税改革方案引入这些做法，但是否如吴凡所愿，仍未有定数。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说，个税改革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透露，上述方案中，大家所期望的住房按揭贷款利息纳入个税抵扣，可能不会率先启动；改革可能会将子女教育和职业教育首先纳入抵扣，未来还将包括家庭赡养老人费用、房租等。但个税的费用扣除额标准，即通常所说的“起征点”，基本上不会再提高了。“简单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楼继伟在记者会上说，一个人挣五千块钱，可以让自己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或者赡养老人，那就非常拮据。他坦承，财政部多年来一直想实施“综合所得税”，即将所有的收入和支出综合考量，“为什么没有做到？它复杂，要把个人所得收入等11项综合在一起，再作分类扣除”。这11项收入分别是：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仅仅从名称上就能看出，这几乎是中国税制改革中最艰难的一项工程。二2016年3月，楼继伟担任中国财政部部长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推动并见证了中国新一轮财税改革一步步从纸上落到现实。继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三大改革任务——预算体制、税收制度和央地财政关系之后，财政部在2015年底对改革成果给出了初步结论：预算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税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财税专家看来，三项改革是不均衡的，整体上的进展低于早先预期。为此，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2015年底的一次会议中，还专门提及要加快财税改革进度，并且直接点出个税改革。在如此高层次的会议上，对单一税种提出意见，这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然而，在众多税制改革的选项当中，个人所得税也被认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难度仅次于房产税。一位省级地税局所得税处人士说，由于中国家庭成员、家庭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家庭收入来源的复杂性，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综合与分类税制面临巨大的挑战。他表示，首先是中国居民收入的透明度不高，特别是存款实名制已经实行多年，但有一些个人的大量收入仍游离于征税之外；其次，股权的所得等财产性收入并未纳入征税范畴；最后，个人收入信息在各地之间不能共享，地方部门的信息与税务机构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相关信息也不能相互共享等，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人天然有逃避纳税的动机，中国居民的动机可能更强，特别是高收入群体。”该人士表示，这些因素导致从实际税收负担来说，中国高收入群体的税负并不一定比美国高。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总裁王冬生对经济观察报解释说，问题主要出在税收征管上。他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是“劫富济贫”的税收，目前工薪所得税代扣代缴，征管比较到位，其他征管能力不一致，税制到征管都会导致不同类型的个人所得税收负担差异。如果征管不到位，最终个税改革的设计会背离其公平分配的宗旨，比如仅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并没有多大作用，只会对高收入群体减轻税负。“中国富人数量从消费上就可以倒推出来，但是在税收上看却并没有体现出这么多富裕阶层，这说明税收征管是一个问题。”王东生说。楼继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3月7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后，去年财政部已经会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做法是要分步到位。经济观察报获悉，楼继伟所说的“分步到位”，包括四个步骤，即合并部分税目、完善税前扣除、适时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优化税率结构等。并且，最终的目标是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按照劳务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偶然所得进行分类征税，在确定合理的起征点后，对家庭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支出进行税前抵扣。这种“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际上早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就已经提出，但多年来并无实质推进。现在，曾参与过当年分税制改革设计的楼继伟，正准备重启这场被搁置了20多年的个税改革。三个人所得税是中国现行18个税种中，仅有的三项“立法先行”的税种。这也正是改革难度所在。最初版本的个税法立法于1980年。曾担任过国家税务总局局总经济师的李永贵回忆称，由于中国个人收入水平比较低，当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际上只适用于外籍人员，所以到1986年和1987年，国家制定了《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规定》，建立了累进税率，低的20%，高的60%，显然差距较大。为了避免税率差距过大的问题，1993年10月中旬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了全国税制改革工作会议。各地大约700多人参加，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介绍了每一个税的基本规定，准备在日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完成个税法的第一次修订。翌年，对中国财税历史影响最大的分税制改革，开始实施。这次个税法修改将原来国内居民400元—460元的生活费用扣除标准提高为800元。从此，“个税起征点”作为一个新名词开始流行起来——随后的多次个税法修改，均涉及到调整所谓“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国人对个税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尽管当时的亲历者、原财政部体改司副司长刘克崮对分税制评价颇高，称其为30年财税改革的高峰和分水岭，但也有一些当时的官员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税制改革留下的毛病非常之多，这也是为什么从1994年开始直到现在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改革调整，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做的原因。而个人所得税的完善，就是1994年税制改革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一位当时的财政部官员在公开出版物中谈到，个人所得税来讲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单单是有基本生计扣除还不行，应当有专项扣除，体现不同家庭和个人的教育、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等的特殊需要，而这些方面必须要对纳税人的整个收入综合以后才能做到。这正是当年提出来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20年后，新一轮个税改革也是从这个起点再次出发。经济观察报获悉，此次个税改革的第一步合并部分税目，具体来说，就是先将目前11个小类分成大类，比如将个人劳务性质的收入分为一类，其中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将财产性的收入分为一类，包括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最后，将偶然所得和其它所得分为一类。第二步则是完善税前扣除，即在合理确定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基础上，适时增加赡养老人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支出等专项扣除项目。第三步则是适时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即在保持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允许夫妻联合申报家庭赡养老人、子女教育、住房按揭贷款利息等相关支出，并在夫妻之间分摊扣除或由一方扣除，夫妻双方分别纳税。“比如，月收入按5000元计算，先减掉3500元扣除额。剩下的1500元，如果按照分类申报，可以直接减掉利息支出，作为应税额。如果按照家庭综合申报，在减掉利息支出的同时，还可以减掉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的支出。”一位省级地税局所得税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最后一步则是优化税率结构，即以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结构为基础，适度调整边际税率，合理确定综合所得适用税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税收系主任朱为群说，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一直都很清楚，是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制度，但具体到上面提到的“四步走”——从合并税目到费用扣除，从家庭申报再到税率调整，其实是一环扣一环、连续性的。“相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是个人所得税的首要功能，因此设计个人所得税制特别是税率的时候，必须将抽肥补瘦的功能放在第一位。”朱为群说。四吴凡需要做一个决定。原本他打算在2016年提前还掉一部分房贷本金，以节省银行贷款的利息——这几乎占到他全部月供七八千元的一半。由于父母都有养老金，他还暂时不需要考虑赡养事宜，提前还款完全是为了将来给孩子教育省下一些钱。现在，他想再看看。尽管房贷利息纳入个税税前扣除的消息，并未获得证实，但新一轮个税改革的启动，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吴凡希望等待改革明朗之后，再做出决定。财政部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说，现在看来，个税走的是“一边改革，一边修法”的路子，大的方向没有改变，就是要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虽然这个说法已经提了接近20年了，但是2016年可能是要‘动真格’了。”该人士称，其中建立和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就是“动真格”的具体表现。财政部口径中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不仅包括个人收入和财产中的个人收入信息、支出信息，以及抚养谁、赡养谁、有几个兄弟姐妹分担、医疗费用扣除等。获得信息的方式和结果，都将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产生影响，为此，财政部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信息支持网络。目前来看，个人收入和财产的范围比较大，具有多样性特点，纳入登记范围的只是一小部分。比如汽车、商品房以及职工的工薪收入等这些显性的，已经纳入登记范围，但其他很多隐形收入和财产并没有被纳入。经济观察报了解到，财政部税政司所得税处早在2015年就已经开始着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但推进的进度并不乐观。“财政部门对于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立是谨慎的，毕竟此前房产登记系统的推进例子在那儿摆着。”相关财税人士说。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只是新一轮个税改革的基础工作之一。而这项工作，目前依然没有时间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腾讯财经（financeapp）。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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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形式与政策 《中国文化概论》，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北京第一版 《危机中的变革 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萧功秦 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第一版 《中国思想史》，王处辉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中国文学研究》下，郑振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李文海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外敌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外国侵华铁蹄的践踏下，中国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逐渐丧失，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整个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进步的变化，虽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却也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潮变化，间接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一、放眼看世界 两干多年积累起来的保守的封建思想在西方帝国主义外敌入侵时所带来的西方思想的冲击、碰撞下，种种弱点和弊端都暴露出来，国人不得不拨开盲目自大的眼睛，放眼世界，改变传统思想束缚下的意识形态。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随着时日的推移，虽吸收了别的理论学说的内容，但在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出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其基本精神和特点没有改变，也没有发生过危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是适应西方列强侵略需要而出现的经济形式，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深，其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增强，与封建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关系，即瓦解着封建自然经济、束缚着又推动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阻碍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相互勾结依赖也相互矛盾。总之，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以下是参考,不用都写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概述
1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即鸦片战争后，来华商船增多，为了维修船舶，外国商人投资擅自设立船坞料和劳动力，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非法开办了一批加工厂，如砖茶厂、缫丝厂等。从此，外商企业在主义经济在华产生。 2 、 19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投资经营轮船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外国侵略者还把持了中国海关管理权，逐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市场。
3 、从 70 年代后期起，外国侵略者非法对华资本输出，在通商口岸开办各种工厂，设立银行等。 4 、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 《 马关条约 》 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它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使列出合法化，此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分中居于垄断地位。
5 、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地对华资本输出，抢夺路权、矿权，开设银行，开办工厂，并附加苛刻的
件。 《 辛丑条约 》 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不断增加。
6 、一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扩大投资，一度形成独霸中国的局面。战后列强卷土重约 》 的签订，使门户开放政策下的共同支配局面再度形势。
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列强继续扩大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财政和重工业。
8 、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将矿业、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定为“统制”事业，由日本公司殖民地经济形成，在“以战养战”的目的下对工矿业、农业和财政金融业实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在国统区，强。
9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通过 《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 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方面的特权，品市场和投资市场。
10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肃清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的侵略势力。
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
1 、 19 世纪中期，英国在侵华中占据优势。主要原因：清朝封建统治日趋衰落；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
2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列强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主要原因：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下，世界本主义过渡，出现了发展不平衡，英法发展缓慢，美国、德国、日本、俄国迅速发展。 19 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促使列强协同侵华。
3 、一战期间，形成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主要原因：大战主要在欧洲进行，欧美国家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势。 4 、一战后初期（ 20 年代），中国重新回复到列强共同支配局面，日本、美国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国战后，英法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美国、日本力量迅速增长，俄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
5 、 30 年代 —— 40 年代中期，日本再次取得侵华优势。主要原因：在 1929 —— 1933 年经济危机影响下机，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美国忙于处理经济危机，对日本采取中立政策；英法为了保全水东引”，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
6 、二战后，美国成为侵华的主要势力。主要原因：二战后，日本被处置，英法遭到进一步削弱，美界霸主，并推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7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在中国消亡。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没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使其成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点::::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 1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是适应西方列强侵略需要而在近代中国出现的经济形式。其实质是商品经济和市开放、充满活力；其特点是以整个世界为活动舞台，具有开放性、扩张性和侵略性。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其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增强。近代前期列强纷争，英法为先；近代后期，日美争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局，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之前，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为辅；之后，是以资本输为辅。
2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并进而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为了凌驾于清王朝、北洋军阀之上的“太上皇”。其是造成近代中国人民苦难、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
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因此中国要进步、要发展、要富强就必须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略。
3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批破产，灾难；另一方面，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国开办企业，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的近代企业，虽然其主观目的是经济侵略，但客观上又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备以及企业的管理制度，同时也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
4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代表近代中国的反动势力如清政府、北洋军阀、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官僚资本主同剥削和压迫近代中国人民。但是，当近代中国的反动势力走向覆灭之日，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 5 、外国资本主义既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又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实现，其作用是双重的。但历国资本统治之下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富强，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消其在中国的特权之后国家积极引进外资，才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现在是影响: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 、消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这是主要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治等方面完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导致中国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中短缺；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给中国军阀官僚，造成军阀混战，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使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和平安正常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民族企业。中国近代化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艰难。
2 、积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以上是经济的影响.
简要概述就是: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结束,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政治:其实政治上很简单
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这时的阶级关系可以说已经稳定在了这一层面,因为过去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社会矛盾: 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了首要的第一的矛盾,人们并不甘心受外强欺负,所以社会矛盾的两个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还有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改变, 因为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当然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使的 一部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 其实西方列强的入侵主要从鸦片战争开始,所以以上很多借鉴的是鸦片战争的材料,你自己整理下.
客观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打开了中国国门，打破了中国相对封闭的格局，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瓦解，西方近代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部分地进入了中国（洋务运动兴起和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就是证明），与此同时西方近代文明也进入了中国。这些都在客观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走向近代化。 但必须说明，这些都只是西方侵略在客观上为中国带来的附加性效果。主观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绝不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其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而试图控制中国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西方国家用武力入侵的方式打开中国国门，割占我国的领土，破坏我国的海关制度，这都严重践踏关于国家主权不得侵犯的国际法，严重破坏和侵蚀了我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权；西方国家大肆掠夺我国经济和自然资源，仅《辛丑条约》就迫使中国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本息合计达9亿8千多万两，长期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方国家还屠杀我国人民，仅仅南京大屠杀就杀害30万中国同胞。这些都足以证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入侵对我国是一场不可不扣的灾难，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和发展道路问题时需要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既曾认为英国在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第1卷，第766页），这是不是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东方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文明的福祉呢？ 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否意味着不需要同西方国家发生往来？这是否导致了对外封闭，影响了开放？ 应当怎样回答这类问题？怎样看待这种主张？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些分析。 一、应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后果的科学论篇二：美国外交史论文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 美国外交史 姓名：梁铁芹
专业：历史学 概要：19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对华交涉时处处追随英国的炮舰政策，奉行“搭便车”外交，以分取一杯羹；19世纪60年代，美国联合英、法等强国为进一步维护和扩大在华特权，由蒲安臣推行“合作”政策；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和大陆铁路的完工，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华浪潮，美国开始实行排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单独提出对华“门户开放”，初步体现了美国对华外交的独立姿态。 关键词： “搭便车”外交
“合作”政策排华政策 “门户开放” 学术界对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阶段，尤其是对排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的研究就显得有点单薄，本文就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19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搭便车”外交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打破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美国开始实行以侵略为特征的不对等外交。鉴于美国生存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圈内，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抗衡；又正忙于开展西进运动和向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而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分量很小，没有必要像英、法那样在中国咄咄逼人。因此，美国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外交的“和平”旗号“选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①”，奉行被欧洲国家极为不屑一顾的“搭便车”外交，来谋求在华利益，这是美国在当时保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 英国以炮舰外交打开中国大门后，美国权衡利弊，在其“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即使有在东亚施展政治和军事权威的愿望，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②”的情况下，决定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坐收渔翁之利。1842年8月《南京条约》开创了列强强迫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恶例，美国不再无动于衷。12月30日，美国总统泰勒在国会咨文中的提议“国会拨出专款、遣使团来华、要求通商权利、处理外交事务和保护在华侨民③”就被国会采纳，总统任命凯莱布·顾盛为赴华专使。日国务卿丹涅尔·韦伯斯特训令顾盛打着有别于英国炮舰政策的“和平”旗号，步英国后尘，力争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获得在华特权。而在中国，清廷“天朝上国”的信念受到致命挑战，为阻止顾盛使团北上，于号，以《南京条约》为蓝本，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美国援引英国在华特权，获得最惠国待遇，成为其此后共享条约体系的法定依据。因此，顾盛曾趾高气扬地宣称“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打开得更宽阔了④”就很形象地说明了美国首次搭英国便车的外交方略大获全胜，以损害中国利益为条件，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初次披上了几件帝国主义的衣着⑤”就充分体现了其侵略性质， 美国伪装和平的假面具被拆穿，美国人在中国的“美好”形象大打折扣，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中美对等的外交关系，成为近代中美不对等外交史的开端。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靠拾英国人的牙慧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侵略特权，这在外交界一直为西方国家所不齿，“美国作为一个伙伴跟在英国的后面，泰然自若地分沾了英国在中国的侵略特权⑥”就是明证。但此时美国对华的外交决策是正确的，它不仅适应了国内外形势，而且很明智地借用英国的强大的实力，为美国在华争得了切合自身实际的条约权利，为其以后对华外交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二、19世纪60年代美国“搭便车”外交中蒲安臣的对华“合作”政策 美国正忙于应对国内战争，对欧洲各国企图瓜分中国的行动，“既没有阻止的能力，也没有参加分割的力量⑦”，因此美国为维护其在华条约权利，国务卿西沃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成为其最好的选择。 “合作”政策是由美国倡导，美、英、法、俄四国共同付诸实践的联合侵华政策，而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则成为其积极推动者和实际执行者。1862年2月，美国国务卿西沃德训令蒲安臣“美国的在华利益，按我的理想，是和我所提到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一致的。国务院指示你，要与他们协商与合作，除非有充足理由，个别情况可不与他们联系⑧”就说明了西沃德把与列强“合作”作为对华外交的基本思想。而蒲安臣把“合作”政策加以扩展，把“理想”和“利益”并重，在与列强合作的同时，也注重和清廷合作，这就是他与西沃德的不同之处。首先，蒲安臣作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从美国切身利益出发，面对英、法、俄对中国领土的强势掠夺，以保护中国领土完整为幌子，照会中国当局“任何中国土地的让与，就是缩小了美国的条约权利。依照条约，美国在所有条约商埠内，有权自由买卖与居住。故让与任何一部分土地为一国租界地，必然妨碍美侨享有之自由买卖与居住的权利⑨”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护欧洲均势的目的，同时也与清廷反对列强分割中国的意愿不谋而合，找到了中美利益的汇合点，再加上中国政局的变动及总理衙门的设立，使“合作”政策具有合法性和可行性。蒲安臣说“我们在中国，正企图用公平的外交关系代替武力；我们希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美、英、法、俄）用合作为一般原则，来进行对中国的交涉⑩”披着貌似公允的外衣，将美、英、法、俄合伙侵略中国的行为解释得冠冕堂皇，以所谓的“公平”粉饰侵略，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外扩张所惯用的花招和手段。日，蒲安臣借清廷委派他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出使欧美各国的机会，以美国利益为基点，背着清政府擅自与美国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通过外交程序使招募华工合法化，为美国扩大拐骗华工的交易推波助澜，为华工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其次，蒲安臣在推行“合作”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时能够适当地照顾清廷的利益，“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11”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清政府的好感和信任。1863年，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在到达中国沿海港口时被劫，美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要求清政府赔偿，蒲安臣拒绝交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合法利益。另外，在处理“白齐文”事件、“阿难达”艘队事件等细小事务上，蒲安臣都把中国利益考虑在内，缓和了同清廷的关系，使清政府把他和英、法、俄等国公使区别对待，提高了美国“和平友善”的外交形象。蒲安臣作为一个二流强国的公使，其推行的“合作”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传教得到扩展，贸易增加了3倍，科学家被聘请，惠顿的《国际法》被翻译和采用，军事教育被采纳，近一百人为中国机构服务12”使美国在华利益倍增，达到了美国政府预期目的。 蒲安臣推行的“合作”政策，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蒲安臣在列强和清廷之间的斡旋、调解以及调停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和好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其同英国的外交关系，促进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公开勾结，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三、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疯狂的排华政策 西进运动已近尾声和太平洋铁路基本完工，“早期他们（华人）的到来，我们从中得到了特殊的好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个时代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些工程?我们从这些劳工身上得到的特殊好处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13”华工对美国的经济开发作用大打折扣。又“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14”而美国资本家和下层民众的矛盾加剧；加上美国种族主义思潮泛滥，资产阶级、政党、政客的煽动及美国政府的纵容，美国国内掀起一股强大的反华浪潮，为适应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在对华外交中实行排华政策。 美国排华政策主要是以美国政府的排华法令、移民局的设立以及美国资产阶级鼓动策划的排华暴行等方式得以实现的。首先在排华法令方面，美国政府立法排华的范围不断扩大，排华法令频繁出台，一项更比一项苛刻，促使美国的排华运动不断升级。1879年，美国国会就已经通过了“十五名乘客法”，虽被海斯总统否决，但作为正式的法律条文，“十五名乘客法”为进一步的排华运动打下了基础；1880年，以安吉拉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与清廷签订《中美续增条约》，修订了《蒲安臣条约》中关于“两国移民自由” 的规定，导致中美两国自由移民时代的终结；1882年，国会通过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美国政府高层的明文支持使排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合法性，排华政策正式成为美国对华的既定方针，把排华运动推向了高潮；1888年国会通过的《斯科特法案》和1892年通过的《吉里尔法案》及1898年美国将排华政策扩大应用于夏威夷群岛等都以官方法律的形式剥夺了在美华人和华裔美人的合法权利。美国一系列排华法令的出台，使排华运动不断升级，由排斥华工到排斥中国商人、留学生，甚至中国外交官员最后发展到全面排斥中国人，使华工遭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排华风暴。其次，国会在1891年设立移民局，1900年责成其全权负责中国移民的行政事务，对华人具有广泛的处置权。以鲍德利为首的反华分子控制了移民局，利用移民局的行政权力大肆排斥和残酷迫害华人，“为了能排斥所有劳工，移民局企图尽可能将网张大，甚至不惜捉拿一些不属于排斥范围的人15”就充分体现了美国官方赤裸裸的排华政策，排华运动进入了一个更为严厉的新阶段。此外，在美国资产阶级策动的排华暴行方面，其对华工的迫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成群结队的美国暴徒“在街道上对华人投掷石子、砖泥、拳打、鞭打、脚踢，踢到后在华人身上践踏，从华人提的筐子内盗窃蔬菜和衣物，用刀割去华人的发辫，从女人头上抢夺装饰品16”华人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和侮辱简直令人难以想象。1885年发生在怀俄明州的石泉惨案更让人愤怒，在700多名华工集居的住宅区，被几百名流氓、暴徒放火焚烧，所有财物被抢劫一空，损失达148000美元之巨，华工廖臣颂等28人当场惨遭杀害，重伤15人，被驱逐者约600人，这是一起性质极端恶劣的打砸抢杀事件，凶手理应被严肃处理，而事实上其在美国政府的大力纵容和美国资产阶级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诸如此类的情形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中国虽有驻美公使，“前任公使伍廷芳固绝妙口才，熟悉外交，争之甚力，与金山府尹某氏，几至动武，而卒以无效17”这就是中国当时对美交涉的普遍结果，中国的弱国地位使清政府在对美侨务交涉中收效甚微，华人仍然处于接近无保护的状态。 美国残酷的排华暴行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1905年中国掀起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使中美贸易大幅下降，“1906年输华的美货顿减，美国棉货输华数量减少一半，矿物油仅为1905年的三分之二18”严重影响了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中美外交史上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同时也使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强大的国力是开展有效外交的坚实后盾，也是保护海外华人的最好方式。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独立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垄断阶段，其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 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达到94亿9千8百万美元，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1%，而英国为42亿6千3百万美元，德国为33亿5千7百万美元，法国为29亿美元19”美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其军事力量远远逊于其他列强，安德鲁·卡内基曾说“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只能做一件事—占点小便宜或是被任何一个列强轻而易举地击垮20”可见，美国的军事实力相当薄弱。而此时美国忙于美西战争，无暇也无力参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战，战后美国姗姗来迟，中国早已被瓜分完毕。鉴于此，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单独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自身军事实力不足的前提下，利用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纠纷玩弄均势外交，力图在列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幸分一杯羹”，要求“我也有份”的一种外交策略，是其海外扩张的中国模式。而“美国在中国贸易日益扩大，对华出口从1896年的700万美元上升到1897年的1200万美元，再升至1899年的1400万美元，这种趋势预示着未来的巨大利润21”中国适应了美国寻找海外商品市场的迫切需要和美国国内进行海外扩张的呼声。日，海约翰向各国列强发出第一次对华“门户开放”照会，提出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之通商口岸或投资事业，彼此不得干涉；要求列强在华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即利益“一体均沾”；中国的关税税率适用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港口。其实质是美国以承认各列强在华既得利益和各种侵略权益为条件，要求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和侵略权益对美国开放，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美国在华均等的商业机会，以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当时英国在华贸易额最大，几乎控制了中国70%的贸易，其贸易额达到了英镑，占其全部贸易的1/6，英国的轮船控制了中国的贸易运输。因此，“当伦敦认识到这是它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时，它终于追随了美国的立场，接着日本人也表示接受，最后德国人、俄国人还有法国人也只得同意，尽管非常勉强22”至此，美国以官方形式首倡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初告成功。随后中国国内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加入八国联军联合侵华，俄国趁机在中国东北进行扩张，德、法、日、英等国也不甘示弱，美国唯恐列强瓜分中国，划界自守后，实行“门户关闭”，拒绝“万国通商”， 这将会使美国在华商业贸易遭到致命的打击，商业利益将会严重受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受到挑战。日，海约翰向各国公使发出第二次对华“门户开放”照会，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同时提出保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美国打着“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旗号，蛊惑清政府和国内民众，具有很大的欺骗性。1900年，俄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西奥多·罗斯福曾说“我们完全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干涉它在满洲的进程与它的合法的野心。我们所坚持的仅仅是：俄国必须给予我们美国人进入该地区平等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机会与权利23”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美国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只是维护美国在列强势力范围内的均等的商业贸易机会，而绝对不是所谓的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美国只是隔岸观火，并无意以实力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日，美日背着清廷订立《兰辛—石井协定》，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为条件来换取日本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1921年，美国倡导召开华盛顿会议，再次重申“门户开放”政策，签订《九国公约》，以列强共管的方式否定“二十一条”，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美国凌驾于众列强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但其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的主权和利益，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侵略政策。
五、小结 这一阶段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是随着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而变化的，其外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40年代，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与英、法、俄等国相比，起点比较低，实力很弱，美国追随英国，实行“搭便车”外交，靠沾英国人的光在华攫取侵略利益；到了60年代，美国发生内战，由蒲安臣推行与英、法、俄合伙侵略中国的“合作”政策，维护并扩大了美国在华的条约利益；7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反华浪潮，美国顺应国内政治形势，实行疯狂的排华政策；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不再追随英国，对华单独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迈出了推行国际大国外交的第一步。 ① ② （美）孔华润著 张静尔等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美）孔华润著 张静尔等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③李抱宏著《中美外交关系》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6页 ④卿如辑著《美国侵华史》卷1，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79页 ⑤ （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0页 ⑥梁碧莹著《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⑦卫斐列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的使团》，纽约，1912年，第37页 ⑧ Jules Davids 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2,Wimington,1979,Vol.l,p.22 ⑨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3，Vol.2,p.851 ⑩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5，Vol.2,p.449 11 《奕等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的奏折》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上卷，第242页 12卫斐列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的使团》，纽约，1912年，第65—66页 13
“Report of Royal Comission On Chinese Immigration”,1978,New York,p.25 14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842—843页 15韩德著 项立领、林勇军译《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39页 16库律治《中国移民》，1909年纽约英文版，第299页 17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9页 18库律治《中国移民》，1909年纽约英文版，第299页 19李桂莎《试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在因素与国际环境》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20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2页 21 （美）孔华润主编 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页 22戴维·希利《美国的扩张主义》（麦迪逊，1970），第166页 23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篇三：国际关系史论文 关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简述 摘要：美国为了自身在华利益得到保证，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内对美国开放，成为以后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后，美国与企图独霸中国的日本进行了多方面的争夺。于是，美日矛盾日益恶化。双方经过协商、讨价还价后，终于在1917年11月签订《蓝辛-石井协定》。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为首的列强，重拾“门户开放”原则，并把它作为国际协定加以法律化。中国代表在会上公开申明中国承认列强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 关键字：门户开放，蓝辛-石井协定，华盛顿会议，美日矛盾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刺激了帝国注意的贪欲。它们在苛刻的条件下争先恐后的借款给中国政府，霸占了中国的海港，掠取租借地，强索筑路和开矿特权，把中国领土划分为各自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 从客观上说，当时列强已经在中国划定了势力范围，美国再要插足，就会同别的大国产生尖锐的利益冲突。从主观上说，一则，美国毕竟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它的军事力量还远不如别的大国，海军在世界上只占第六位或第七位，陆军的正规军的法定人员仅6.2万人。美国战胜西班牙已属不易，哪里是其他大国的对手？二则，美国刚刚夺得菲律宾，它在亚太地区首先关系的是巩固在菲律宾的统治，提防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它不能把过多的力量花在中国；三则，美西战争在美国国内机器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民主党乘机谴责麦金来的共和党的政府的侵略政策，为1900年的大选服务。就是在针对当时列强瓜分中国、美国极有可能被列强排除在中国市场外的这一种具体情况下提出了门户开放主义。 但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时期中来看，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当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崛起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确立了一套国际秩序，那就是以赤裸裸的殖民战争、以领土掠夺和瓜分殖民地、以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特征的老的殖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处于边缘地位。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曾经在美洲大陆进行了领土扩张，但这种方法在海外是行不通的。美西战争史美国挑战旧殖民体系的一个尝试。虽然美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毕竟代价太大，而且美国可以对西班牙进行战争，但绝不可能与英、法、德这样的强国进行类似的战争。这样，老的殖民体系无疑成为美国崛起的障碍，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一种按照新的原则组织的、足以对抗和阻止竞争性帝国主义领土掠夺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它不是建立在征战和讨伐之上，而是以资本和商品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它不是要设置保护主义壁垒，或寻求排他性的势力范围，而是把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运用到国际商业活动上去。自由的商业竞争恰恰就是门户开放主义的实质。 在什么地方可以率先来推行这种新的政策呢？在欧洲显然不行，旧的秩序在这里根深蒂固，而且与欧洲大国相比，美国是弱者。非洲已经成为欧洲严加控制的殖民地，南美本来就是美国的后院，英语国家几乎都是大英帝国的禁脔。于是美国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在这里寻找可以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改造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格局的机会。在亚洲大陆，在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如同欧洲那样的国际格局，国际关系正在转型之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列强的不断侵袭已经土崩瓦解，清帝国本身正在衰落，西方大国和日本正在这里扩张势力，但没有一个国家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脆弱的相对平衡。这种形式正是美国可以利用的。门户开放主义实际就是美国试图在这里建立新秩序的尝试，是美国把自由主义这种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之中，以自由的商业竞争来取代争夺势力范围的老殖民主义外交。美国相信它可以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可以通过这种竞争首先在东亚和平地建立起一个由它主导的新的国际格局。国务卿海约翰于日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大使向驻在国政府递交了一项照会，要求它们承认以下三项原则：② ① （1) 对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子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2）中国现行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装卸的货物，而不问其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 （3）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只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的铁路上，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不得实行不同的运费标准。 这就是美国最初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显而易见，它是以承认列强在华特权的既得利益为基础的，柔克义在8月28日给海约翰的备忘录中就说“‘势力范围’是一个既成的事实。”美国不但不否认着中国既成事实而去冒与各国冲突的危险，它恰恰是以承认各国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作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认。1900年，列强纷纷派兵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势力范围变为各自的殖民地，便向各国发出了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方法，即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门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这样，美国在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提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但实际上，在列强在华占有租借地、势力范围、享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的情况下，“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只是一句空话。别的不说，就说海约翰两次向列强就中国问题发出照会，事先却不同中国政府商量，这种粗暴践踏中国主权的行为本身岂不是对“中国行政完整”的破坏？美国本意仍然是要在中国取得与其他大国均等的贸易机会，让各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统统对美国开放。 门户开放照会从文字上看只有简单的几行，当其意义却非同一般。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既是美国传统对华的延续，又是这种政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早在《望厦条约》期间，美国就提出了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利益均沾的原则，而且把它写进了条约，这实际上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雏形。但当时美国的实力还远不如其他的国家。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再处理对华关系方面基本上是追随英国的。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对华关系中愈来愈显示出独立的姿态。在海约翰发出照会之前，英国曾主张英美采取联合行动，保障对中国的自由贸易；美国也有人这样主张。海约翰本人随时强烈的亲英派，但他意识到，只有采取独立行动才能得到美国公众的认可，不能使美国的行动被怀疑为是在英国的压力下做出的，于是美国独自提出了这一政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提出这个照会，试图在列强对华外交中提出一些新的原则。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猎取各种特权，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尤其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这种争夺达到高峰。在大国当中，美国式唯一没有在中国取得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国家。现在，美国要把美国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原则运用到对华外交当中，通过商品的自由竞争来打破这种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的抗拒，美国相信，它的雄踞资本主义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可以使它在列强在中国的自由竞争中胜出，通过这种和平竞争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争夺的方式来不断增强它在中国的地位。美国在这个照会中只提到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的贸易机会平等，而没有把投资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当时各国已经争先恐后夺取了铁路、矿山特权，如果照会内也包括投资，就要冒遭到各大国一致反对的风险。此后，美国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本国实力的增强，一再重申门户开放政策，而且根据不同形势作出新的解释，增添新的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在远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与德、奥为首的同盟国正忙于在欧洲火拼，难以顾及在远东的事务，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开始打破，只有美国才是“能够干预并防止日本在东亚扩张政策的唯一重要国家”。美国虽然没有参战，但却日益关注欧洲战局的发展，在远东并无足够的实力与日本较量，直到1917年4月对德宣战后，也就更无暇顾及亚洲的事务了。局势的变化，对于日本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便趁西方全神贯注于欧战之际，采取单独的、急进的对华侵略手段，以破坏远东的均势，从而掠夺中国的利权。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时它的既定政策，建立一个日本称霸东亚的国际格局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最终目的。美国和日本都想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塑造东亚的国际格局，两种力量进行着明争暗斗。在20世纪初美日在这个地区有三次重要的交手，美国屡屡败下阵来：通过1905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美国认可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通过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美国应允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和平手段”放手扩张势力；通过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由特殊利益。美国再这些协定中所作出的承诺与门户开放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些协定也可以说是美国从门户开放主义的倒退。这种情况说明了，虽然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原则，但当独自与日本过招时，它在东亚地区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日本，于是就从它的原则后退。美⑤④③国的办法是借助其他大国的力量来一起制约日本的扩张。 随着战争的发展，美日双方都有缓和两国关系的要求，于是，两国展开了较为频繁的外交接触。美国深知在远东与日本较量力不从心，因此，只要日本能承认“门户开放”原则，基本上维持中国现状，美国总是采取容忍、妥协、退让的立场。同时，在美国决策者内部，也出现了与日本妥协的倾向。日本自把“第二十一条”要求强加于中国后，受到国际上舆论的谴责，美国参战后，列国也倾向美国，俄国革命爆发，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不免动摇。它既害怕美国反对其在华的行动，但也知道美国不是用平常手段可以引诱的。“日本政府只得运用不光明正大的方法，取得美国模棱两可的承认。”于是借与美国协商作战各事的名义，日本与美国达成了一项协定，称《蓝辛-石井协定》，又称《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定书》。这一是美国再次以牺牲中国利益向日本作出的妥协。协定的两项内容中，第二项“两国坚持在在中国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是虚的，第一项承认日本享有特殊利益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美国既然承认了日本的特殊利益，门户开放的原则也就被宰割了。从此，日本仔中国的特殊侵略利益，得到了大国的承认。这个关于中国的协定是完全背着中国政府炮制出来的。11月2日换文之后，美国迟至8日才把换文的内容正式通知中国。对于这样一个践踏中国主权的协定，北京政府却不敢提出抗议，而只是在9日向美日两国提出一项措辞软弱的照会，声明：中国政府既定政策“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这个日美勾结、共同侵略中国的协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舆论界也普遍反对这一协定。 然而，为了制约日本在东亚的势力，削弱日本在华的地位，在年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在会后建立起华盛顿体系。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大国，得以克服日本的反对通过了由美国倡导的《九国公约》，基本上按照美国的意愿在东亚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首先，美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集团政治，拆散了作为远东帝国主义外交标志的英日同盟；其次，《九国公约》规定在涉及中国的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从而表示以大国合作和协商来取代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排他性的竞争这一原则基本得以确认；第三，门户开放原则得以制度化和国际化，中国代表第一次表示认同这个原则，各国代表也以国际条约的形式予以认同；第四，日本从此受到约束，不能再为所欲为地进行扩张。华盛顿会议是美国推销“门户开放”的高潮。从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到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门户开放”原则最终确立下来，并为列强所认可。从此，“门户开放”政策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过去这一政策只适用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现在却扩大到世界各国，包括《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和未签字国。就政策适用范围而言，原仅限于商业，不久发展到工业，现在，铁路、公共企业、财政企业等方面，也都不许实行独占或享有优越权利。就对势力范围的态度而言，过去承认列强的势力范围，并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各国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现在不同了，在承认各国在华已经建立的势力范围和享有的特权，在不再追溯既往的基础上，各国以后不再在中国建立新的势力范围及获取独占权或优越权。此外，中国亦对门户开放负有义务，即应该遵照门户开放原则处理各国在经济上的权力的请求。（李祥麟：《门户开放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4-237页。）所有这些变化，既适应美国对华利益的需要，也保障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美国企图通过华盛顿会议，使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更加完善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无疑，华盛顿体系仍然带有强权政治的色彩，中国代表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中国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但比起以前的秩序来，这个体系仍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有助于东亚国际局势的稳定。如果这个体系得以长期维持，中国式可以组建摆脱不平等条约体系，为中国的发展赢来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的。但华盛顿体系的原则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市水火不容的。日本一时隐忍，因为它的实力毕竟不能与列强联合的力量相比。但它显然不甘心长期忍受这个体系的束缚，它有朝一日要这个体系乃是必然的。 ⑧⑦⑥ 参考文献 ①王立新：《的国际秩序观与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陶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5-6页。 ②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转 载于: 池锝 网: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论文)on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here after cited as FRUS),1899,pp.129-130。 ③Samuel F.Bemis,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New York:Hey Holt Company,1936),Vol,p.139.着重号系原有的。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7页。 ⑤U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 of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FRUS),1908,pp.511-512;1918,pp.264-265 ⑥蒋相泽，吴机鹏主编：《简明中美关系史》，中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⑦曾友豪：《中国外交史》，商务印馆1926年版，第167页。 ⑧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07页。相关热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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