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真实含义
　　文/海尔
　　1990年，哲学家先生在为其出版的著作《克里格-克劳塞维茨-恩格斯及列宁理论》的希腊语版作序时，曾就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一题做出过如下“预言”：“综上所述，该事件也许将成为20世纪历史上的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转折点，因其开启了释放这些武装力量，尤其是亚洲地区武装力量的途径，这使得西方势力的处境日渐尴尬，却又不得不敬畏之。”
　　“如果将1919年甚至是1945年的世界地图与当今的世界地图相比较，任何人都可以立刻领会到，在这个世纪还将会发生比1989年的这次事件更加戏剧性的转变。之前的各种运动，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则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催化剂，不仅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更改变了世界版图，打破了各国的权力均衡。”
　　“没有共产主义革命，21世纪的中国，无论在其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都无法取得如今这样的成就。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来衡量事物的思想是浮于表面的。历史的实质并不是凭空得来，而往往形成于全球范围内的新生势力取代旧有势力的过程当中。”
　　“”这个提法来源于历史，如今则同时代表着中国和整个亚洲的振兴。历史并不是以直线的趋势发展，而是伴随着各种突然的爆发。当历史的各种能量积蓄到某一个临界点时，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便随之而来。“一带一路”应被视为全球性的工程。本世纪中国和亚洲的新兴，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的财富将被重新划分并形成新的格局。
　　在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全球化进程之于拥有着发达工业的西方世界来说，本质上其实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的外交优势上的。西方将全球化视为“活动领域”的扩张，但也开始意识到由于国际竞争的日渐激烈，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也许在将来，被全球化进程“破除“的国界，会因财富分配斗争而被再度筑起（如因政治竞争造成的经济禁运、难民潮、宗教冲突等）。
　　二战和1989年的冷战后，美国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唯一霸权。这位霸主认为他们有绝对权去相信历史正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方向发展，这场胜利就是证据。他们还认为，应将自己制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强加于整个世界。在任何一个时代，霸主的意识形态都会被应用于此。霸主会在全球市场和人权方面存在的普世教会主义（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理念）中同样取得胜利。西方这种建立在宗教自由主义和人权之上的社会组织正在受到来自自身的威胁，如人口因素，大国间日趋激烈的财富分配冲突等。比如，作为经济自由主义要素之一，自由贸易的方式较之几年前已大有不同（商业和政治壁垒等），因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和，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主义不仅不会获得成功，甚至有可能因激烈的分配冲突（政治危机）而改变宗主国本身的民主特征。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的霸主或持续不断的直线发展。
　　“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为构建其外交政策框架而提出的战略发展计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会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得以复兴。如同中国的幅员辽阔，一带一路工程规模之庞大令人称奇。对于致力于研究中国发展的学者们来说，仅考虑中国的财政数字，“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着实“出人意料”。对于这种全球性质的战略计划，仅仅片面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应当全面跟进。在计划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哲学、历史、经济、政治、地理和国际关系等各领域的相互作用才是重点。
　　在2013年，中国在拥有了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和文化力量的前提下已经具备了在极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失调、政治环境动荡、国家和地区竞争、美国意识层面霸权危机）推行全球性政策的条件。正如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到的，若非必要或条件充足，或发展所需，社会不会将责任加于自身。
　　“一带一路”计划本身的某些特点使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该计划没有设定明确的最终目标，也没有给出时间表，一切都会随着未来国际环境的发展因势而动，与时俱进（中国战略）。
　　事实上，“一带一路”不设立明确可衡量的最终目标这一举动也受到西方声音的诟病。而如此制定是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全球化模式的替代提案并因此涉及到意识形态层次，这本身是不可衡量的，但会在未来通过该计划在实施中东西方社会对其的受用和反应中有所体现。全球化模式及中国提出的其相关特性，会从东方尤其是中国所全面认知的全球化及现状中展现出来。中国渴望一个更加公平而稳定的世界，于是便想要也必须参与到21世纪构建世界秩序的活动中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为全世界，实际上也是倾向于”弱势国家“进行财富分配的全球化模式的另一种提案，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特征，致力于构建双赢的经济合作。
　　至于该计划的战略和技术实施层面，早在计划提出之初便通过动员各界政府和社会团体并在全世界展开相关论坛并以此蓄力。尽管并没有清晰全面的路线计划，换句话说，并没有明确的经济走廊，“一带一路”计划会在环境、合作关系以及各种事件的不断发生和变化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在仔细研究过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后不难发现，政府已筹备该计划多年，并将其列入重大战略计划之中。
　　“一带一路”的另一项革新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该项目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定位为中国人民，即将该计划的成果制定为“国民事务”。在对外方面，该计划则直指别国政府，企业界和寻求双赢局面的社会各界，这与之前的殖民统治完全相反。正是这一特点使“一带一路”计划区别于经常被国际学者用来与之相较的马歇尔计划。
　　中国并不是普通的单一民族国家，她庞大而复杂，所以在推行“一带一路”计划的过程中，会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使其各方更加紧密团结。
　　“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同意义。很明显，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使该项战略计划的实施深入到社会各界中去。而社会各界也会为外交计划的实施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广义的角度上，“一带一路”同样与国家利益的概念相辅相成。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展现的开放姿态为自己创造了更广的利益范围（能源安全，金融投资，参与国际性组织，参与组织新的维护经济和稳定的国际性组织）。
　　“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现有的生产结构直接相关。中国通过引入“新常态”而改变现有的经济模式，放缓经济建设步伐，在高科技、重创新的基础上从劳动密集型结构向资本密集型结构过度，从而形成高收入经济体。同时，“新常态”指的是改良升级现有各个行业。近年来，中国本土的人工成本在不断升高（而在过去低人工成本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旨在将劳动密集模式植入“一带一路”计划所涉及的拥有大量非技术熟练工的周边国家中去，以此帮助周边国家发展（双赢模式）。另外，中国也同样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将自己在必要基础建设中剩余的原材料和低附加值产品流通到有需要的国家中去。
　　“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中国乃至亚洲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有能力就国际范围内的关键事务提出意见和应对方案，而非仅仅作为受众参与其中。在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过程中，政治因素将渗透到经济因素中。
　　“一带一路”计划也拥有其地理特征。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掌控德国即掌控世界和欧亚大陆的概念自有其道理。而在中国逐步发展的今天，掌控世界的关键点变为了西伯利亚和以亚洲为中心的地区。中国在认真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应与建立结构关系，另外应意识到俄在高加索地区、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一带一路”计划应重点着眼于不同外交国家的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当今世界的发展巨大而迅猛。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欧洲启蒙运动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一般，科技的发展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与机构能够得以沟通交流。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体制下出现了全新的改变和挑战。人们不仅可以与身边的人沟通，甚至可以通过网络与地球另外一端的人进行实时通讯。信息时代和现代技术发展作为舆论的加速器，使得全民都能参与到政治事件中来。在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运动正在加强。世界主要问题，如环境、气候、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活水平、军事冲突、宗教冲突等，通过现代科技全部展现在人民眼前，而这也更激发了人们对现有制度的不满和愤怒。
　　在地理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以及在不均衡的财富分配方面产生的差异，使得在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深感发达地区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在“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区需和平共处，平等互惠，否则一旦嫌隙产生便会对计划的实施产生影响。“一带一路”计划同样是一场文化的交流，在实施过程中会与如穆斯林、西方基督教文化等发生碰撞。
　　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先生相信，在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宗教自由主义、统一的全球化市场和人权斗争将不会终结。然而，马列主义中对于全球主要社会矛盾中的一些修辞却已不再被使用，如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等。全球矛盾的重点正在由政治争论向文化价值观（如人权问题）的方向转变，而文化则变成媒介壁垒，避免卷入全球财富分配的竞争中来。至于财富分配的矛盾则会愈演愈烈并被各地的文化差异赋予各自的政治意义。由于拥有其符号价值，文化差异也会变成影响的手段之一。南-北或东-西式对比被视作西方基督教文化与穆斯林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对比。其中一个关于中东制度环境的实例中，加剧的财富分配矛盾被视作塞缪尔•亨延顿理论中的“文明的冲突”以及冲突双方同属一个政治环境下的“民事冲突”。
　　“文明的冲突”一词，通常用于形容西方势力与非西方势力在精神层面发生的冲突。PanajotisKondylis先生对此的见解是，世上并不存在文化冲突，冲突往往是缺乏文化的表现。在“民事冲突”（IS、逊尼派、什叶派、伊斯兰抵抗运动等）中，文化差异被政治化，并被用于权利争夺。
　　“一带一路”计划及其所有组成（国家、企业、社会团体等）将会在其途经的地区与不同的政治实体不期而遇。只有存在异国文化的条件下才会存在挑战，因为其会对各个本土个体所持的价值观提出质疑。只有当“国外”的价值观会带来潜在威胁时才会有冲突出现。因此，创造双赢局面是计划的关键，它将打开与不同文化实体展开对话的通道，建立真实且深入的关系。创造双赢局面也是彻底了解彼此的方式。美好的愿景尽管得来不费功夫，但仅有愿景并不能了解文明的内涵。
　　海尔（PelagiaKarpathiotaki）希腊中国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马郡 H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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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1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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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军事力量重塑 与境外运用邓明辉“一带一路”是中国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度发展，加强沿线各国合作共赢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和可行路径。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无疑是促进和保障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大国战略。考察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大国战略的实现必须依靠实力支撑，其中，军事实力是不可或缺的硬实力，缺了军队的强有力支撑，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大国战略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尽管在谈到“一带一路”战略时，我们多多少少有点讳言“解放军”，这有弱化“中国威胁论”的考虑，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军事力量重塑
与境外运用
“一带一路”是中国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度发展，加强沿线各国合作共赢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和可行路径。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无疑是促进和保障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大国战略。考察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大国战略的实现必须依靠实力支撑，其中，军事实力是不可或缺的硬实力，缺了军队的强有力支撑，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大国战略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尽管在谈到“一带一路”战略时，我们多多少少有点讳言“解放军”，这有弱化“中国威胁论”的考虑，也有不愿意突出军事，弱化主题，引起猜忌的考虑，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是，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军事实力为后盾是必然选择，否则，当中国境外利益拓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某些势力会考虑冒险侵蚀相关利益，中国的海外利益不但没有保障，“一带一路”战略也可能因此中断，直接破坏“中国梦”的实现。就当前的形势变化来看，这种后果已经不能仅仅视为“可能”，某些国家频繁出招搅动地区稳定局势就是明显警告。
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威胁论”这样一个伪命题自己束缚手脚，有必须认真思考解放军如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如何“砺剑”，怎样“亮剑”，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中依靠“坚船利炮”开拓市场完全不同的路子，实现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的目标。
一、军事力量是维护“一带一路”安全和利益的必然保障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状况来看，军事对贸易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在约瑟夫·奈的实力论中，军事与经济都是硬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部分，起着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作用。
（一）从历史上来看，军事力量直接影响贸易通道安全
根据历史记载，东西方的经贸交流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存在，古罗马帝国的地理学家把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赛里斯国”。在希腊语中，“赛里斯”意思是“蚕”或“蚕丝”，意指出产丝绸的地方。
丝绸之路贸易于强汉初具规模。汉帝国到文、景之际（公元前179年—前141年），综合国力已经十分强大。汉武帝以此为基础，立志“威德遍于四海”，一改过去几十年卑事匈奴的消极战略，力图消除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军事外交并重，一方面派张骞远赴西域，同曾经与匈奴有过仇隙的月氏、乌孙交好，希望结成对付匈奴的同盟；另一方面多次派出大军，横扫漠北和河西，使匈奴势力受到重创，使汉帝国西北边疆得到巩固与开拓。张骞通西域，开通了绵延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文化的千年交流，其影响之深之巨，其意义之重之大，已远远超过了最初的目的。虽然，早在张骞“凿空”前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就已存在，但那是通过周边民族的转手贸易实现的，并不是中原王朝与西方国家的直接交流。只有张骞到达西域后，才第一次建立了中西交往的官方外交并且开拓了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为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汉帝国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汉武帝在扫清匈奴势力之后，陆续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南的连城）河口一直往西到敦煌以西的罗布泊（楼兰地区），修建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城郭烽燧，建起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直到今天，汉长城依然蜿蜒于河西走廊北部，时断时续，时堑时城。
仅以敦煌郡汉塞为例，汉代的敦煌郡包括今天的敦煌市、瓜州县和玉门市所辖地区。在这条长达300多公里的防线上，依次从西到东分布着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等三个都尉的驻防军队。连绵的塞墙、郭鄣烽燧以及驻防的军队，构成了敦煌北部伴随于两汉始终的军事防线，保证了河西的社会安宁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可以说，就是因为有汉帝国军队对边境的驻守，才保证了丝路交通的安全和稳定。
古丝绸之路兴于盛唐，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可比拟的军事政治影响力辐射至希腊、罗马。这种局面的获得，同样得益于打败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当时，对丝绸之路贸易通道安全构成威胁的是突厥汗国。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大唐帝国远征军在苏定方率领下于曳咥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西平原之上大败西突厥军队，两年后西突厥政权灭亡。军事上的胜利使唐帝国开始了大规模地建制行政区划：公元659 年在西域设立了127个州县；公元661年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16国设立了8个都督府，76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
经过这两次建制，唐帝国的影响力遍及今天的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库曼斯坦。&此时唐帝国雄霸西域和中亚，在彻底恢复汉朝曾经在西域的疆域上有极大超越，把安西都护府治所移节龟兹，并再升一级，成立了“安西大都护府”，以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四镇为其核心，任命从二品官衔的安西大都护为最高统领，号令西域。由国家主导的军事力量开始管理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稳定与安全来源于军事力量的维护，其衰落同样也缘于军事力量的衰落。唐玄宗后期，主政西域的大将高仙芝在民族政策上有重大失误，导致唐帝国威望在西域大大下降，并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的恒罗斯之战（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中大败于大食军队。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再次大大削弱了大唐帝国的实力。唐帝国再也无力顾及西域，逐步放弃了对丝路的经营，中亚落入伊斯兰的手中，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汉唐丝绸之路的开辟到繁荣，尽管在当时有开疆拓土的因素存在，仅就丝绸之路的安全来说，确实是依靠军事实力维持的。直到今天，新疆境内的古代烽火台（又称烽燧、烟墩）遗址上起西汉，下止明清，是西域丝路古道最具有代表性的军事报警设施。这些烽火台基本沿丝路古道设置，且多位于要冲地段，并与城郭军镇相连接，是军事力量保障贸易通道安全的明证。
（二）从现实威胁看，“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问题突出
“一带一路”战略陆海齐头并进，但安全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对中国及相关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来说是一大灾难，对中国而言尤甚。这些安全问题错综复杂，既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威胁；既有国家主权安全因素，也有区域安全因素。
从陆上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在经济和外交上拉近本国与南亚、中亚和海湾国家关系的机遇，超越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和交往主要面向的东亚及太平洋方向，向广阔的西部方向大力拓展。中国提出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却使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世界的中心地带，即中亚。
我们进入的只有我们的运输工具和商品，而世界上两大强国，俄罗斯和美国，早已试图控制这一地区。无论是前苏联军事入侵阿富汗，还是美国攻打阿富汗，都是以飞机和坦克来昭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军事力量保障下的影响力，显然要比经济影响更加坚实。
中国首先要意识到，中亚这块地盘是世界的敏感地带，不可避免地引来世界各大势力的角逐。俄罗斯毫不隐讳地把这一地带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期望借此实现地缘政治上的突围，打通抵达印度洋的通道。美国为进入中亚，死伤数万之众，花费军费数万亿之巨，目的是通过控制心脏地带进而控制世界。近年来，美国在北非、中东、中亚一带广泛策动颜色革命，推翻“顽固”执政者，建立亲美势力掌控的政权。俄罗斯与美争夺影响力也是明争暗夺。
美军虽已从阿富汗撤军，但没有撤出中亚，而俄罗斯积极谋划在中亚新建军事基地。中国只是希望以中亚为纽带实现欧亚大陆的经济联系。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关键地域危机重重，如何处理好与彼此的惯性，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这一地区成了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主义势力滋生的土壤，尤其是美军打完阿富汗战争入主中亚以来，中亚没有得到应有的和平，反而使一些国家的局势更加动荡、恐怖势力更加猖獗。受其影响，以疆独分子为首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当活跃，已经开始主动攻击中国政府和人民。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将威胁“一带”沿线的稳定。“一带”的西端是从海上连接能源运输通道的瓜达尔港和陆上连接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两者均位于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集中的巴基斯坦境内。
在国际恐怖组织中，需要特别警惕的是IS。IS的势力已经进入阿富汗境内，与“东突”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实际上已经合流。“东突”以及从中国逃出去的一些极端主义分子很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了当地的内战，获得很多实施恐怖袭击的经验。这一部分人有借阿富汗向中国渗透的迹象。显然，一旦IS在阿富汗立足并获得长足发展，考虑到其中的“东突”因素、大国战略因素及大国博弈因素，这些人必会威胁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及中国的国家战略。IS地处中亚腹地，向南威胁巴基斯坦会影响到中巴经济走廊，向北威胁中亚国家，这南北两条线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核心线路。一旦该地区被IS恐怖分子困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在中亚、南亚的很多投入有部分打水漂的风险。
这就是中国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地缘政治现实。相比汉唐时期的中国可以用超强的国家实力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新的丝绸之路面临着非常大的安全风险。
从海上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使中国的触角超越西太平洋海域，向南深入南太平洋、向西开辟进入印度洋通道，与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在这些海域的海上力量抗衡。印太海域是中国海外能源资源通道运输的必经之地，中国面临的海上通道安全威胁主要包括：一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海域的封锁和阻拦，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上运输通道构成实际威胁；二是印度、日本等地区大国在印太海域日益崛起的海上力量；三是印度洋沿岸及马六甲海峡周边的海盗袭击；四是相关海域及沿岸的伊斯兰激进势力。
就美国而言，近年来，其舰机频繁进出中国周边海域空域，挑衅、遏制中国意味明显。为实现快速的军事部署和执行有效的军事行动，美国建立了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群。目前，能够对海上丝绸之路产生直接影响的美军基地群有五个：
一是东北亚基地群，以日本横须贺为核心，辐射至冲绳白滩、佐世堡、厚木海和韩国的釜山及镇海等，控制宗谷、津轻、对马等三大海峡，可应对来自中国、朝鲜与西北太平洋的挑战。作为第一岛链基地群，该地区美军常驻或战时可以使用的港口达30多个，可容纳各型舰船1300多艘，排水量约 930万吨，可谓是美军“岛链”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二是关岛基地群，位于美属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距台湾海峡、南海距离均为3000千米左右。关岛基地群中最主要的基地是安德森战略空军基地。该基地系美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部驻地，由此起飞的美战略轰炸机可在12小时内打击亚太地区的任何目标。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了B-52轰炸机以及可覆盖整个亚太的空射巡航导弹。英国《每日电讯报》曾报道称，美拟斥巨资将关岛打造成一个超级军事基地，“以此牵制中国军力增长”。
三是东南亚基地群。冷战时期，以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为中心的东南亚基地群原为美“岛链”中承上启下的一环。但1992年11月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交还菲律宾后，美国丧失了“岛链”中这重要一环。然而，随着美国对中国军力发展警惕性越来越高，美军认为菲律宾是围堵中国“第一岛链”中最脆弱的一段，菲与中国台湾岛相望的巴士海峡是中国潜艇前出太平洋的捷径。2014年4月，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准许美军使用菲军事基地、在菲兴建军事设施以及在菲存放、部署武器，有效期10年。除了菲律宾，近年来美国在新加坡建立了樟宜海军基地，可以方便地通过南海和安达曼海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向西可以驶往印度洋、阿拉伯海增援驻波斯湾的美军，向东则可以随时监控南海以及台海周围局势，并使亚太美军在日本本土—韩国—冲绳—台湾—菲律宾—新加坡一线构筑的链式结构更趋完整。
四是印度洋基地，位于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岛，可支援中东和波斯湾，监视和控制印度洋海域。基地占地27平方千米，有长3600多米的跑道，37万平方米停机坪，可停100多架战机。该基地是唯一一个美军战略轰炸机不需加油便能对东、西半球进行军事干预的军事基地。该基地的港口有一个机械化码头，两条深水航道，可以停靠航母，核潜艇和作战物资预置船队。可以说，经过多年经营，迪戈加西亚已成为类似于西太平洋的关岛，是美军在印度洋“不沉的航母”。
五是澳大利亚基地群。当前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基地设施不多，主要是海军通讯站、导航站、宇航追踪站等，用于监控中、俄等国的核试验，并为美空间力量服务。例如美第5太空预警大队在澳中南部纳朗格驻有兵力，其任务是使用卫星跟踪弹道导弹的发射。但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4月美媒体就披露称，美澳两国官员正考虑在科科斯岛部署P-8反潜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如果将“全球鹰”或是P-8A部署到科科斯岛上，整个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印度洋的东北部无疑就都在其完全监控之下，弥补目前美军在整个印度洋只有中部的迪戈加西亚一个落脚点的不足，并将美军印度洋与太平洋基地群完整地衔接起来，形成从日本冲绳海空基地、关岛、新加坡樟宜基地到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科科斯群岛到迪戈加西亚基地的军事地带。
印度对中国海军力量进入印度洋是耿耿于怀的，或者说是存有戒心，特别是这一两年中国海军一些潜艇进入印度洋，印度就特别紧张或者煞有介事地说中国要控制整个印度洋，故意夸大其词造成不好的国际舆论，无视中国仅仅是为了保护交通运输线安全畅通的简单目的。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需要军事实力的支持，这是消除威胁、维护利益、保证安全的必由之路。
（三）从军队职能看，维护发展利益是中国军队职责所在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军队，维护国家利益都是其核心职能。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事力量影响所及就应该到达哪里，否则，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证。2011年3月31日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武装力量适应时代发展和安全形势变化，积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虽然用词不够明确，但这仍是首次指出中国军队将承担除国防之外更多使命的官方文件。在《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国防白皮书中，则明确了解放军要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包括应急救援、海上护航和撤离海外公民。
自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索马里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和无政府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索马里海盗组织横行。进入2008年以来，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海盗袭击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仅在2008年就发生了111次袭击，42艘船舶被海盗成功劫持，其中5艘与中国有关。有鉴于此，中国海军从2008年底开始在亚丁湾索马里海盗频发海域护航。
这项军事行动是中央军委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参照有关国家做法，并得到索马里政府的同意后进行的。此行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保护航行该海域中国船舶人员安全。截至2012年12月，海军共派出13批34艘次舰艇、28架次直升机、910名特战队员，完成532批4984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其中中国大陆1510艘、香港地区940艘、台湾地区74艘、澳门地区1艘；营救遭海盗登船袭击的中国船舶2艘，解救被海盗追击的中国船舶22艘。
在紧急救援方面，2015年6月，海军第二十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东部海域紧急实施手术，成功救治了一名突发急性阑尾炎的中国渔民。2016年2月11日，海军第二十二批护航编队经过31个小时、近千海里的接力救援，将载有4名受伤船员的中国籍渔船从印度洋某海域安全护送至阿曼领海线外。&
在撤离侨民方面，2011年2月16日，利比亚局势动荡，当地多家中国公司遭到袭击。2月22日至3月5日，中国政府海、陆、空联动撤侨，其中包括12架次军机、1艘护卫舰参与行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共撤出35860人。2015年3月，为阻挡武力夺权的胡塞武装进一步向也门南部扩张，沙特组织多国联军对也门展开空袭。在也门总统被迫流亡，阿拉伯联盟欲组织联军继续空袭之际，根据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海军第十九批护航编队迅速抵达也门亚丁港，在我驻亚丁总领事馆积极配合下，高效完成任务。
上述事例表明，常态化的海外武装力量存在是及时保障境外国家利益的前提，当危机出现时，才能有效处理。海军远洋护航行动表明，军队日益重视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军队随着国家“利益边疆”的扩展逐步扩展自己的行动空间，以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
二、加强军事力量的重塑是有效运用的前提
就现阶段来说，解放军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虽然较过去有所提高，但并不能充分满足我们海外利益拓展和保护的需求。如果解放军不能及时跟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必然会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支撑而遇到困难。因此，军事力量的重塑是当务之急，需要在战略指导思想和力量建设转型上有新的突破。重塑并不是完全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丢掉思想观念和编制体制上的包袱，释放潜力，塑造战力。2015年“9·3大阅兵”后军队掀起的新一轮改革浪潮，正是解放军力量重塑的重大举措。
（一）战略指导思想转型：由本土防卫转向本土+境外利益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军先后参加过境外进行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对越自卫反击等战争，我国的国防战略仍然是本土防卫型战略，就算上述几次战争，也是在威胁到领土主权和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
改革开放后，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中国也积极融入世界，国家利益的范围大大拓展。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或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7350.8亿元人民币（折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一带一路”涉及约65个国家（含中国），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2.5%和28.6%。2013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1.04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海上通道特别是重要通道的安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目前，中国对外贸易额的97%是通过海上运输实现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对对外贸易和海上通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海上贸易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届时中国将有75%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其中，海运将占绝大部分，其他工业原料如铁矿石和不少非铁金属也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
国家利益的延伸是一个动态和无限的过程，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国家利益不断延伸的过程，这是大国崛起的基本规律。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国家利益所涉及范围已经超过了传统的“领土边疆”，延伸到了全球各地，国家利益的全球性要求军队跨出国门，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保护国家的“利益边疆”，这是中国武装力量新的历史使命要求，也是中国发展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现实需要日益增强促使军队需要具备境外力量投射能力，战略指导思想需要从本土防卫型拓展为本土防卫+境外利益保护。
2013年4月，国务院发布《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阐述了解放军将致力于建立一支可以保护国家海外权益，维护海上通道，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和战略投送的现代化军队。过去那种以数量取胜，专门守卫国土的警备队性质建军战略将被淘汰。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2015年5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提“海外利益攸关区”，正式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作为解放军八大战略任务之一。这表明，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已经成为军事战略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这是全球化时代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由此可见，解放军的战略转型已经明朗化，为军事力量维护“一带一路”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军事力量建设转型：由陆军主导转向力量联合+突出海空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到新中国成立，基本都是单一的陆军，海军（1949年4月23日成立）和空军（1949年11月11日成立）在建国前后才开始组建，历史的惯性使得陆军长期优先于海空军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奉行“本土防御”战略，主要为了防御外敌大规模入侵本土，因此把陆军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大陆军主义”特色明显，陆军在诸军兵种中地位显赫，以至于其领导职能主要由原四总部代行，原四总部首长、七大军区司令均由陆军将领出任，这种安排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应该说，突出陆军地位在建国之初有其实际需要，当时我国国防形势恶劣，执行绝对的本土防御战略是必要的。但数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日益强大，我国本土遭受全面入侵几乎完全不可能，国防战略由国土防御向机动作战方向发展成为历史必然，“大陆军主义”失去了存在基础，联合作战要求各军种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抓战力提升。
具体到“一带一路”的实际情况，军事力量建设应该具有针对性。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陆军需要积极推进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加快发展陆军航空兵、轻型机械化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加强数字化部队建设，逐步实现部队编成的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提高空地一体、远程机动、快速突击和特种作战能力。
海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本身拥有的各种资源和作为交通介质发挥通道作用这两个方面。海军作为以海洋为平台的武装力量，历来是一个国家力量的象征。海军的功能平时主要表现在打击海盗、远海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战时表现为争夺制海权、保护海上交通线等。因此，海军无论是在平时还是战时都是维护国家海上通道安全的最主要军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海上安全威胁比“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安全威胁要严重、复杂得多。
据此，海军应该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尽管在“一带一路”南北两线上军事力量发展的重点分别是陆军和海军，但这并不意味着空军和火箭军无用武之地，相反，空军和火箭军能发挥不可替代的联合作战职能。进攻是空军的本质，战争经验已经证明，防御性空军无法真正阻止空中打击，要消除对手空军的威胁就必须打造一支进攻性空军，也就是所谓的战略空军，主要发展远程攻击和战略投送能力，加强以侦察预警、空中进攻、防空反导、战略投送为重点的作战力量体系建设，完善预警、指挥和通信网络，提高战略预警、威慑和远程空中打击能力。火箭军也是不可或缺的远程打击力量，可弥补海空军远程打击能力不足难题，打击敌高价值固定目标以及大型海上移动目标。
概括而言，为了维护“一带一路”的利益和安全，解放军需要打造一支可争夺制海权、保护海上交通线的蓝水海军；一支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提高空地一体、远程机动、快速突击和特种作战能力的现代化陆军；一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和战略力量投送能力的进攻型空军。
（三）军事力量存在转型：由流动性海军护航转向流动性力量+固定性战略支点
2015年5月，有关中国拟在吉布提建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报道引起世人关注。外交部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回应是：中吉两国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开展了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需要说明的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利益，也是中吉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中方愿意也应当为此做出更多贡献。虽然这种回答是常见的外交“太极”手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但话语中也透露出一丝信息，中国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点到为止，不言自明。2015年12月，国防部正式证实在吉布提建设保障设施一事双方达成一致，并声明该设施将主要用于中国军队执行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的休整补给保障。
尽管中国在海外构建战略支点会引起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所谓“担忧”，同时以此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必被这种冷战思维模式下的“应激反应”所羁绊，应从大国战略出发，一方面给予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使外部世界逐步适应和接受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改变的事实，一方面加紧筹划，把各项前期工作做好。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需求不断上升，中国通过在友好国家获取一定数量，以经济安全为首要考虑的海外立足点，或者战略支撑点，更有效的塑造周边安全环境，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应是和平崛起大战略下的应有之义。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发展路径的提出，更是对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技术停靠站、飞机中转站、情报站、航空航天跟踪、地震监测、商业港口、船舶停靠港口、舰船补给港口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目前来看，中国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及孟加拉国吉大港等地帮助建设的商港设施，基本都是出于商业和贸易的考虑。一国通过对外援建港口开辟海上商路，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经济行动。我国海军护航编队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港、吉达港、非洲的吉布提港口等地的技术停靠、靠港补给和休整，也主要出于能源安全与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
当然，未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如果我们在这些海上通道的前沿进行适当的军力部署和设施预置，或者获得必要时舰艇和军机使用对方设施的权利，将涉及到东道国主权、军用成本以及我国安全战略与军事能力的协调配合，尚需更为长远和理性的战略规划。
三、军事力量境外运用的模式和原则
解放军的境外运用不是没有先例，如前所述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对越自卫反击等，但当时的形势、国际环境与今天截然不同，对外用兵的性质、目的也完全不同。以2008年为标志，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开展护航行动，这是中国首次运用军事力量赴海外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境外使用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三大领域中，一是防范和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二是防范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三是深化国际安全合作。三者侧重点不同，军事力量运用的方式和原则不同，对维护“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权益具有相互支撑的作用。
（一）传统安全威胁：文攻武备，软硬兼施
在“一带一路”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上，海上安全威胁尤为突出。“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所谓的“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美、日、菲等国明显表示出“搅局”倾向，印度洋方向有美、印虎视眈眈。对一些国家的蓄意挑衅和破坏应该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表明我们的权利主张，释放善意，一方面明确我们的维权立场，表现坚定意志和决心。
一是阐明维权与谋权的本质区别。权利和权力内涵完全不一样，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军队的维权是维护中国应享有的发展权利，这是根本目的，而不是为了谋取权力，或者通俗地称之为区域霸权。维护本国和本国人民的合法利益，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军队的权利和义务。“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安全问题非常突出，非有军事力量的维护不能得到根本保证，所以中国军队走出国门维护发展安全和利益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必然趋势。同时，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共处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反对霸权主义，也从来不依靠军事力量谋取任何形式的霸权。中国需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向“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乃至区域外的国家，甚至别有用心的国家阐明上述基本立场，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二是阐明仗剑行商与佩剑行商的本质区别。前者是依靠武力打开市场，具有主动进攻性；后者是把武力作为维护利益的选项，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中国军事力量走出国门维护发展安全和利益是佩剑行商，而不是前者。回顾历史，西方发达国家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现代化是以武力为基础，通过坚船利炮和建立殖民地来掠夺资源和抢占市场，这就是典型的仗剑行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过被殖民、被掠夺的历史，通过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战略，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一带一路”是区域内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关系到区域内共同繁荣的问题，也关系到大国战略的实现，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都需要得到有力保证，这就需要“佩剑”，遏制现实和潜在威胁，有能力打击敌对势力，维护安全环境和发展利益。
三是建立和强化安全沟通机制，有效管控危机。“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众多，各自的安全利益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区域内大国的安全考虑范围普遍超出了各自的领土、领海、领空范畴，加之美国实行的是全球战略，什么地方都企图插一脚，因此存在着安全利益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中国而言，需要加强防务领域对话、交流与合作，完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增进互信、防范风险、管控危机。
四是坚持十六字方针，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积极防御战略的最生动表述，体现了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在维护“一带一路”安全和利益过程中，尽管我们再三表示善意，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国家以武力蓄意破坏的情况出现，当危机上升到沟通协调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一再忍让妥协只能导致恶性连锁反应的时候，该出手时必须出手，需要体现出“不怕打”的国家意志和军事能力。
（二）非传统安全领域：统筹内外，谨慎用武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主要是指国际恐怖势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国际恐怖势力的威胁更加明显。201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正式实施，第七十一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经中央军委批准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这从法律上确定了解放军未来出境反恐作战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立法上解决了出兵的问题，但是否出兵境外打击恐怖势力我们需要十分谨慎，法律规定由中央军委批准即可看出这一点。中国是受害国，但西方至今对此不予认同。西方舆论仍不断有中国新疆暴恐事件“不属于恐怖主义”的声音。中国如果参与军事打击恐怖势力，必须首先有助于国内反恐，而这两件事因为西方的态度很难对接。相反，中国那样做有可能促使国际和国内恐怖势力加强联合，一旦西方在这方面别有用心，中国就将单独应对复杂局面。
因此，军队出境执行反恐任务需要实事求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循国际关系准则，充分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民族宗教习俗。参加联合国框架内形成的反恐联盟，由联合国进一步厘清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及对相关争议的识别，制定各国协调统一的反恐行动计划。
（三）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提高能力
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中国军队主要是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国际护航和救灾行动，举行中外联演联训。在参与这些行动过程中，中国军队一方面履行了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与外军交流，提高了自身综合能力。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向冲突地区派遣军事人员以恢复或维护和平的一项行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认真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坚定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据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统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5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0178人，先后有10名官兵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献出宝贵生命。中国维和官兵新建、修复道路1．1万余公里和300多座桥梁，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炸物9400余枚；接诊病人14．9万多人次；运送各类物资器材110万吨，运输总里程12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00圈。
在派兵地域上，由最初中东1个任务区拓展到最多时同时在11个任务区执行任务；在派兵类型上，由单一工兵分队拓展为工兵、运输、医疗、警卫、步兵等多种类型的分队。2013年，首次向马里派出维和安全分队，2015年，首次向南苏丹派出维和步兵营，实现了解放军维和部队派兵类型的历史性突破；在派兵规模上，由最初的5名军事观察员拓展到如今的2720名军事维和人员。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的国家；在维和摊款比重上，中国所承担的维和摊款居联合国成员国第六位，在发展中国家居第一位。
中国目前参加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区虽然与“一带一路”地区没有直接重叠关系，但这是境外军事力量运用规模最大的行动，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现中国队军形象和素质的国际性综合平台，中国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好评，可以为维护“一带一路”安全使用军事力量提供良好借鉴。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领土、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不能排除维和部队将来会进入这些区域执行联合国任务，这样，维和部队就是直接助力“一带一路”安全的重要力量。
目前，解放军在境外的反恐合作主要是联合反恐演习。从2002年开始至今，中国军队参加和组织了上合组织框架内举行的双边或多边联合演习，这些演习的核心目标是提高联合反恐能力，“和平使命”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例行军演，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联合反恐军演巩固和深化了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增强了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增进了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除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内部的联合反恐演习外，2015年中国也与印度举行了联合反恐军演。联合反恐军演无疑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稳定与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创造性地拓展了解放军军事外交新形式、新手段，对外展示了解放军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军事素养，树立了中国军队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
在联演联训方面，2002年以来，中国军队积极参加双边或多边联演联训。就海军来说，先后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的海军进行了联合军演，演习的主要内容是联合搜救、人道主义救援。2015年，中国海军与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课题是维护远海航运安全，主要内容包括海上防御、海上补给、护航行动、保证航运安全联合行动和实际使用武器演练等。2015年9月，中国与马来西亚举行了三军实兵联合军演，演习的课题是联合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联合护航、联合搜救、联合解救被劫持船只、实际使用武器、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行动等。
这些演习涵盖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区域，从黄海、东海、南海，一直延伸到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地中海，向南进入南太平洋。联演联训加强了中国军队与相关国家军队的防务交流合作，提高了共同应对现实安全威胁、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的能力。
综上所述，解放军要强化战力，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成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重要力量，也要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中国武装力量始终是国际安全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参与者，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方位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坚持开放、务实、合作的理念，深化同各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军事互信，推进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认真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以上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立场。
作者简介：邓明辉，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名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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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4ac32fb6 第6楼
具有战略眼光！
游客9ca21b8d 第5楼
学习了，感触颇深！
游客33aa070b 第4楼
棒棒哒！学习了！
游客6e065eb6 第3楼
见解独到！精彩！
游客27d7e983 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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