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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林彪决战大东北 “王牌部队”被歼灭真相
　　10月，美国人商请中国派出一支由5万人组成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点名要求派孙立人的新1军去，但这时“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蒋介石正准备把新1军派往东北打内战，他不愿分兵去占领日本。新1军因此错过了一次避开覆灭的绝好机会。
　　日，在清除逃到山区的日军残余后，中国新一军新38师第113团从缅甸来到中国边境城市畹町，他们打开名叫温盖特的食品与当地士兵分享。 作者：张军 宋凯
　　摘自:《蒋介石五大主力兴亡实录》 作者：张军 宋凯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新1军错过了一次避开覆灭的绝好机会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1军回到祖国，驻在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这时，欧洲战场硝烟不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宣扬英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果，特邀一些反侵略国家的代表前往欧洲参观各战场。作为西点军校的校友，作为4年来一直与美国人并肩作战的名将，孙立人自在被邀之列，其间，他辗转飞行奔波于欧洲大陆，视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对现代战争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和感悟!
　　这次欧洲之行，是他孙立人的荣耀，也是他新1军的荣耀，全体中国军人的荣耀!当然，抱着别样眼色和心态看待孙立人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当孙立人返回国内时，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新1军被指定前往广州受降。9月7日，新1军进入广州，孙立人作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军的助手，接受了日军第23军、第129师团、第130师团等部的投降。
　　10月，美国人商请中国派出一支由5万人组成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点名要求派孙立人的新1军去，但这时“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蒋介石正准备把新1军派往东北打内战，他不愿分兵去占领日本。
　　新1军因此错过了一次避开覆灭的绝好机会。
　　毛泽东把东北重任交给了黄埔4期的林彪，蒋介石把东北的希望放在了黄埔1期的杜聿明身上，东北之争似乎就成了两个黄埔学生、两个抗日名将之间的较量。
　　日，按照《雅尔塔会议》的精神，百万苏联红军如排山倒海之势，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很快歼灭了日军关东军的主力67万人。
　　8月15日，日本天皇无条件宣布投降！
　　日本投降了！东北，这块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长达14年的黑土地一时成了权力的真空，成了国共两党都想得到的焦点地区。
　　就共产党而言，东北北靠苏联，东南与朝鲜相邻，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接连，隔海与山东解放区相望，兼之这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非常有利于共产党率先控制。共产党如能占领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将更便于与苏联往来。而东北一旦落入国民党之手，蒋介石将在接收丰富物产的同时，更能以南北两处的国民党军队对地处中原的共产党形成夹击之势，战略上占尽主动。
　　因此，日本人投降前后，中共中央先后从冀热辽、延安、山东等解放区抽调了10多万部队、2万多党政军干部和各种技术人员前往东北，成立了以林彪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东北民主联军，白山黑水的城镇乡村相继建立起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与此相比，蒋介石的反应则明显慢了一拍。
　　抗战后期，蒋介石的军队大多留在西南后方。日，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后，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按照这一条约的规定，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三省的完全主权和领土行政的完整；苏军进入东北后，中方派军政代表驻苏军司令部，以资联系。
　　蒋介石想得很天真，以为有了这一纸条约，他就可以直接从苏联人手中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去。
　　9月1日，蒋介石在长春设立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以熊式辉兼任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银行家张嘉敖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在长春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以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熊式辉，字天翼，江西安义人。黄埔军校创立时，曾任军校教官，也从此与蒋介石结下渊源。1932年蒋委任熊为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时，熊大力推行保甲、保卫、堡垒的三保政策，以配合蒋的剿共政策，颇得蒋的赞赏。熊极善察颜观色，蒋居南昌百花洲时，对湖上环境不满，熊即用红石砌岸，沿湖植树，除浊引流，并设管理处专司其责。文人遂作联语曰：“半世姻缘兼两顾，一生事业在三湖。”两顾指熊的两位夫人，顾毓筠和顾竹筠姐妹；三湖指百花洲的东湖、南湖、北湖。后来，熊为拍蒋的马屁，还将蒋的大公子蒋经国任命为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这一次到东北，他再次把蒋大公子拉在身边，用心不谓不深。
　　10月初，当苏军开始部分撤离东北，蒋经国代表国民党外交部与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接洽国民党军队从大连进入东北的事宜时，华西列夫斯基睁大眼睛，连连摆头：“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的港口，怎能让军队在那里登陆呢？”
　　蒋经国大吃一惊，他气咻咻地走出苏军司令部大门，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他的父亲。
　　蒋介石也吃惊不小：“这北极熊不是明显阻拦我军进入东北吗？”
　　两天后，华西列夫斯基回国述职，蒋介石让熊式辉再与苏方联系。
　　熊式辉带着张嘉敖、蒋经国找到了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可马氏对熊式辉等提出的海运登陆、交通运输、行政机关接收等几个关键问题均以“无权”、“须请示”为借口 推得一干二净，熊、张 、蒋三人碰了一鼻子的洋灰。
　　苏联人的态度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娘希匹！看来我要打了！”
　　原来，在确定东北的行政官员之后，蒋介石对那里的军事首脑人选却一时举棋不定。他先是将昆明防守司令部改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任命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由于熊式辉对关麟征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极表不满而又迟疑不决；加之那时《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他不好立马拉下脸面与共产党干起来，因而迟迟下不了手。而这时恰好龙云下台，被他“请”出了云南，龙云逢人便骂原昆明防守司令长官杜聿明而欢迎关麟征到云南去，这样他就将计就计，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而让杜聿明去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东北的军事首脑有了着落，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也就坚定了下来。
　　这样，毛泽东把东北重任交给了黄埔4期的林彪，蒋介石把东北的希望放在了黄埔1期的杜聿明身上，东北之争似乎就成了两个黄埔学生、抗日名将之间的较量。
　　确实，这两人之间有得一比。
　　1937年9月，林彪在山西平型关打了一场“七?七”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首个大胜仗；而1939年12月，杜聿明则在广西昆仑关打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大恶战。
　　平型关和昆仑关都是进攻战。林彪占据的是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打的是巧仗，是战略战术上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杜聿明仰攻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山形，打的是硬仗，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攻坚战。
　　林彪指挥的是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115师，杜聿明带领的是中国惟一的机械化军第5军，两人的对手同是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师团。林彪打的是21旅团的辎重队和后卫部队；杜聿明攻击的是21旅团的主力。
　　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昆仑关歼敌4000余人，旅团长也被击毙。昆仑关之战使杜聿明威名大震，平型关大捷则使林彪成为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时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名将。
　　现在，这两个国共双方的主将又将在东北大地上摆开擂台，及锋而试了！
　　和蒋介石一样，杜聿明也极崇信武力。面对东北已被共产党占领、国民党依靠苏联接收东北的幻想已无可能的现实，摆在杜聿明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诉诸武力一途了。于是，履新之际，他即将两支中国远征军的精兵石觉的第13军和赵公武的第52军带到了东北，并于11月15日就急不可耐地猛攻山海关起来。
　　当时防守山海关的中共部队仅只万余人，而且还有不少新兵，平均每两人才有一枝枪。在这样实力悬殊的对抗下，中共弃守山海关也就不足为怪了。
　　10天之后，杜聿明又攻占了锦州。不久，沈阳也被他攒在了手心。
　　战争既已打响，大战当在后头，偌大的东北仅凭第13军和52军当然是远远不够的。这样，打下锦州后，杜聿明迭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大军北上，以肃清东北中共军队，再回师关内作战。
　　作为嫡系门生，杜聿明在蒋介石面前自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况且东北的战略地位又非同一般。这样，蒋介石便将其五大王牌主力中的两支精兵新1军、新6军，连同卢浚泉的93军、陈明仁的71军、曾泽生的60军尽遣到东北战场上来。
　　新1军是1946年3月用美国军舰从广州运到秦皇岛的。
　　调动新1军前，蒋介石对杜聿明说：“新1军是天下第一军，他们去了，东北就一定能稳下来!”
　　杜聿明微笑着连连称是。
　　孙立人笑着说：“共产党不堪一击，我们这是老虎打苍蝇！”
　　作为在印缅战场上打出来的美式机械化部队，新1军一到东北后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时苏联正在全面撤军，锦州、沈阳相继落入杜聿明之手后，蒋军遂以这些中心城市为基点，呈发射状向周围扩张。
　　3月，刚刚走下美国军舰的新1军即乘着汽车和坦克一路撵着东北民主联军向北奔跑，中长线上传出的尽是新1军的捷报：3月24日，他们攻下铁岭，3月27日，他们进占开原，4月4日，他们拿下昌图，锋芒所及，简直无可阻挡。一向踌躇满志的孙立人笑着说，“共产党不堪一击，我们这是老虎打苍蝇！”
　　客观地说，这话并非全是大话。印缅三年，手里握着现代化武器，脑袋里装着“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都被新1军打得节节败退，俯首称臣，现在仅靠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部队还想与他的美式武器一争高下？这不是老虎打苍蝇是什么？孙立人自信地认为。
　　单就武器而论，东北民主联军是没法与新1军比的：新1军辖新38师，第50师，新30师，每师设步兵3团、炮兵2营，有重炮36门，工兵1营，通讯兵1营，辎重兵1营，有载重汽车400辆，特务兵1连，野战医院1所。每团设步兵3营、迫击炮、平射炮各1连，有重迫击炮48门，通讯连1个，卫生队1个，特务排1个，全团约3000人。全军有枪27000余枝，其中仅汤姆森轻机枪、卡宾枪就有8000余枝；而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纵队却只有各类枪械13000多枝，炮70余门。
　　然后，这决不是战场上致胜的惟一法宝，且世移世易，今日的共产党已非昨日的共产党，今日的东北民主联军已非昔日的土八路。孙立人碰上的是一个人民支持的对手，孙立人与他作对，就是与人民作对。更何况，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叫林彪的战将！
　　林彪沉默寡言，长于思考。见孙立人骄狂自傲，他冷冷地说：“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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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二)：争东北为失策？
历史尘封档案高华
[导读]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文章来源：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大粤思想汇微信账号：dy-sxh】今天推荐原文第二部分三、1947年后，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造成不可挽回的军事失败，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度恶化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持续的战争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而在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截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等事件。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概叹“经济窘迫，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资料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阅之落泪，1945年后，蒋果然之。蒋介石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有意愿，即便是半心半意，这也给中共提供了机会。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毛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文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胡秋原说，“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提及一石米价已达4000万元（l948年8月14日）。8月15日，王云五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始情况不错，胡秋原说：“一时全国人民热忱反应，甚至乡下的老太婆也将所藏金耳环送到银行换取金圆券”，他认为，“这表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谓“国家还有可恃的人心”。蒋介石日记也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而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蒋介石认为，应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的优势。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趋于麻木”。刘述先回忆道：那时的知识分子流行看《观察》杂志，舆论普遍僧恶国民党贪污腐败，他那时虽是中学生，也感知国民党的江山将不保。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当局对一些军、公、教人员还实行实物配给。张正隆的书上引用当年解放军干部的口述资料写道，解放军打下天津，某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宜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精神几乎崩溃。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5.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分细腻。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对于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介石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傍惶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他在日记中还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豪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城枉费我一生之心血。”内战初，蒋介石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介石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 ，“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他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机动的重要，但是蒋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蒋介石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幸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间题上有不同意见，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陈诚语），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解放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钩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人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祟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日，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几年来，蒋介石主持了许多会议，诸如六省剿共检讨会议，也多次组合军事指挥机关，把绥靖公署改成绥靖区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先从速战速决，到全面戡乱，再到分区防御，又到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全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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