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件事让您了解真实的卢旺达大屠杀 > >10件事让您了解真实的卢旺达大屠杀　　@前十网
6:00 来源：前十网卢旺达大屠杀，是胡图族多数派对图西族人以及胡图族温和派发动的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场惨剧发生于1994年，从春到夏持续了100多天，约有50到100万人罹难。这次种族大屠杀由胡图族极端主义领导组织阿加祖（Akazu，即胡图族理事会，相当于胡图族长老联合会）策划，其目的很简单：使卢旺达这片土地上再无一个图西族人。几个世纪以前，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基于阶层和部落而非种族才被划分为两个群体。胡图族人普遍是乡下的农民，而图西族人多数拥有牛畜，这使得图西族人变得富有并掌握了政权。当欧洲人，特别是比利时人，来到非洲时，他们与图西族人一同合作加深了这一制度化的鸿沟：基于容貌和身高，胡图人被视为低等的种族。在比利时传教士的帮助下，图西族人强迫胡图族人工作，同时否认其政治地位并剥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到了20世纪50年代，胡图族的不满和愤怒在社会革命中不断发酵、膨胀，最终爆发。人数居多的胡图族赢得了所有的选举，曾经的受压迫者如今得以翻身成了压迫者。图西族人，堕落的精英阶层，纷纷逃离了卢旺达。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超过2万图西族人惨遭杀害。图西族的流亡者们建立卢旺达爱国阵线（RPF，the&Rwandan&Patriotic&Front），胡图族政府便回应以卢旺达内战（即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由胡图权力运动主导的反图西族人宣传，为实施对图西族的屠杀推波助澜。当全国首位胡图族总统被暗杀，将图西族人视为胡图族人的敌人这一观念愈加深入人心、采取“最终方案”的想法愈加强烈。后来，载着下一任总统的飞机被击落，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对峙更趋于白热化，由此揭开了对图西族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序幕。二十年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呢？以下是关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我们所要知道的十件事。10.缘起：神秘的飞机失事（一场神秘的飞机坠毁事故成为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导火索）日(据查证为1994年)，一架载有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 &和布隆迪的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Urundi&Cyprien&Ntaryamira&，胡图族人)的飞机在基加利(Kigali)被一枚火箭击落，无人生还。然而真正的袭击者尚未找到，于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和胡图族极端分子都受到了指控，卢旺达政府声称胡图族极端分子就是罪魁祸首。无论是谁犯下的罪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事故便是导致卢旺达大屠杀的催化剂。飞机坠毁后不到半小时，总统卫队的成员便开始持枪扫射机场外图西族平民。胡图族民兵设置了路障以识别图西族人以及随后被有组织地杀害的温和派胡图族人。这些民兵分为Interahamwe（胡图族联攻派民兵，意思是“那些聚体在一起攻击的人”）和Impuzamugambi（意思是“那些有相同目标的人”）两派，在屠杀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卢旺达军队的帮助。第二天，种族主义广播电台：千丘自由广播电视电台（RTLM，Radio&Television&Libre&Des&Mille&Collines&）声称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击落了飞机，并且图西族“蟑螂”（图西族人被称为蟑螂）必须被“消灭”。两天后，对包括政治领导人在内的无数温和派胡图人和图西人的杀戮，为胡图族极端主义领导人打开了控制政府和军队的权力之门。9.放任：冷漠世界冷眼旁观（卢旺达大屠杀本可以被阻止，但国际社会并未及时施以援手。）国际社会对这些暴行的反应是非常微弱又令人失望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联卢援助团的十个比利时士兵在飞机坠毁后不久便遭到折磨并被残忍杀害。正因为如此，比利时撤军了。4月8日，罗密欧·达莱尔将军请求将联卢援助团的力量增加一倍，达到5000人，但他却被告知不要再插手此事。驻扎于卢旺达的为数不多的联卢援助团士兵被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于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横尸街头。那时，已经有约8000人被杀。法国和比利时通过空运撤侨，救了在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但竟未帮助一个卢旺达人。一个星期后，已有大约64,000人被杀害。尽管人权观察组织（the&Human&Rights&Watch）号召将这一情况定性种族灭绝，需要联合国进行官方干预，但百分之九十的维和人员被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撤回，全然不顾人权观察组织的呼吁。到了4月21日，联卢援助团仅剩不足300名士兵还留在卢旺达。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中，只有捷克，新西兰和尼日利亚为联合国在卢旺达的维和行动投了赞成票。当被问及在卢旺达发生的武装冲突是否属于种族灭绝时，美国国务院的女官员克丽斯汀·雪莱（Christine &Shelley）说，“尽管这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判断，但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时有着非常精确的法律意义，其中还包含其他因素。”换句话说，她完全在回避问题。科菲·安南（Kofi&Annan），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责人感叹到，“我们在这里看着人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但我们却帮不上任何忙……”六月下旬，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一个有着3000名士兵的独立法国代表团到卢旺达行动。不过那时，已经有超过60万人被杀害了。七月底，大约已有80万到100万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种族灭绝行动。8.震惊：屠杀速度如此之快（位于布塔雷的乱葬坑：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有一百万或者更多的死难者被抛尸在此）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屠杀记录简介如下：1885年到1908年，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II）统治的23年间，刚果全境有五百万到二千二百万人被杀害。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十二年间，有四百万到二千六百万的人丧生。二战期间日本的战争罪行导致了三百万到一千万人的死亡。换句话说，这些大规模的屠杀活动都持续了数年。但是，在1994年4月到6月，这短暂的近里一百天，卢旺达大屠杀夺走了五十万到一百万人的生命。军队用弯刀、手榴弹、步枪等杀害图西人。他们推倒或者轰炸图西人避难的教堂。临时军队鼓励甚至强迫当地居民杀死他们的邻居。人们如果拒绝，就无异于自寻死路。恐怖暴动席卷了城市，乡镇，村庄。然而纳粹分子详细地记录了死亡人数，但卢旺达大屠杀中却没有相关记录。如果卢旺达政府统计的1174000为死难者这一数字正确，这便意味着卢旺达的人民以每天10000人、每小时400人、每分钟七人的速度被杀害！7.嚣张：卢旺达大屠杀从未秘密进行（卢旺达大屠杀的暴行早已为公众所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直秘而不宣，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这一秘密。大多数受害者被安置在位于波兰的死亡集中营，以期避开德国民众的视线。为了避免头发燃烧时所产生的强烈气味引来关注，尸体在火化前都会被剃光毛发。在战争将要结束之时，纳粹德国预见了自己的失败，他们销毁证据，挖掘大量的墓穴来埋藏尸体，为隐藏其斑斑劣迹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即便时至今日，仍然还有大屠杀否认者，他们坚持犹太人大屠杀从未发生过。但是，卢旺达大屠杀却未曾掩饰分毫。联合国曾被警示过要关注这场胡图族暴动及其毁灭性目的。卢旺达的广播电台肆无忌惮地宣扬反图西人思想。人们为隐瞒大屠杀真相所做的唯一尝试就是用香蕉叶掩盖尸体，以避免其被航拍拍摄下来。西方媒体常因过分关注负面新闻被指责，然而在这一事件上，它们则被指缺少揭露真相的勇气。《新闻媒体与卢旺达大屠杀》一书的编辑亚伦·汤普森（Allan&Thompson）指出，广播审判辛普森杀妻案的时间都比广播卢旺达大屠杀的时间长多了。从四月份到五月初，也就是大屠杀开始之时，竟未有任何报道关注这一正在发生的发展中国家人道主义危机。直到六月，媒体才聚焦卢旺达，开始报道那些存活下来的难民的故事。6.漫长：正义遥遥无期（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取得公正之路异常漫长）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The&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for&Rwanda，ICTR）是联合国安理会为审判和惩罚那些参与卢旺达大屠杀的人员专门设立的国际法庭。自1994年11月设立至今，该法庭已经起诉93人，花费17亿美元。但成千上万的人策划和参与了卢旺达大屠杀，现在揭发的93人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包括千丘自由广播电视台的老板斐利西安·卡布贾（Félicien&Kabuga）在内的许多人，都还可能躲藏在非洲或者其它地方而未被发现。据卢旺达政府估计，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可能要花200年时间，才能为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他们向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提出了一种更加简便，经济和接地气的替代方法——盖卡卡程序（the&gacaca&process，一种传统审讯方式）。这是一套由社区审判当地居民的传统审判体系。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将近两百万人出席此类听证会。“盖卡卡”鼓励罪犯自首并取得受害者家属的宽恕。不过，由于该程序被指控太过混乱无序，且有失偏颇，已于2012年废止。虽然要比预期花费更长的时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政府一直致力于为大屠杀的受害者谋求和平与正义。5.痛心：强奸是最大的战争罪行之一，其不利影响旷日持久（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发生了大规模强奸，无数妇女感染了艾滋病毒（HIV）或者患上了艾滋病（AIDS），这一暴行的影响久久不能消除。）根据人权观察组织报道，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几乎每一个12岁以上的女性幸存者都是强奸受害者。她们被单个人强奸，被轮奸，遭受枪棒等尖锐物的攻击，被酸灼伤到体无完肤，甚至是被当作性奴。在卢旺达，将强奸用作一种恐吓或折磨女性手段的现象是如此之猖獗，以至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次将强奸视为一种国家行为。塔巴的前市长让·保罗·阿卡耶苏（Jean-Paul&Akayesu），是历史上第一个因将强奸作为种族灭绝手段而被判有罪的人，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事实是，不管有多少强奸犯被关进监狱，大规模强奸带来的可怕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卢旺达人民的生活。如今，数以千计的在大屠杀中被强奸的妇女患上了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因为那些HIV呈阳性（HIV检测成阳性就意味着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强奸犯故意将艾滋病传染给她们。大屠杀期间，胡图族极端分子故意将艾滋病患者从医院释放并且让他们组成强奸小队。男人们很快就被刽子手们杀害，而女人们的遭遇却更加悲惨，她们先被强奸，而后又被告知自己会因被传染了艾滋病而慢慢地在痛苦中死亡。如今，超过67%的在大屠杀期间被强奸的女人都是HIV阳性患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有8%的人是HIV阳性患者，而卢旺达地区的这一比例却是11%。4.共犯：广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旺达大屠杀期间煽动性广播激起了多起暴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为了给这次种族大屠杀中的受害者伸张正义，确认了判决千山自由广播电台高层领导费迪南多·纳希马纳(Ferdinand&Nahimana)与让·博斯科·巴拉亚格维扎(Jean&Bosco&Barayagwiza)有罪。他们二人均被指控在卢旺达大屠杀以前及期间犯有灭绝种族罪、煽动灭绝种族罪及危害人类罪。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倍感内疚。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一个广播电台？这能造成多少伤害？事实证明，伤害巨大！千山自由广播电台播报反图西族的宣传信息和误导性信息，散布图西族要对胡图族展开屠杀的恐怖信息，同时以图西人为目标找出他们的确切位置，并鼓励对图西族实施种族灭绝行动。日，千山自由广播电台播报了下则资讯：“你们这些住在筎衮戛(Rugunga)附近的人从家里出去吧！你们会看到沼泽地里的草房布满了蟑螂(Inkotanyi，此处指图西人)。我认为那些有枪的人应该立即去围剿了他们。”另一条威胁图西人的广播则更为直接：“你们这群蟑螂不过是肉体凡胎，我们不会让你们给杀了！我们会杀了你们！”据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负责维持和平的特派指挥官罗密欧·达赖尔(the&General&Romeo&Dallaire)所言：“如果能够简单地干扰下电台的广播内容，代之以和平与和解的消息，就会对事态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困难，如成本、言论自由权以及国际法等方面的问题，美国拒绝关闭卢旺达电台。3.帮凶：杂志上也刊登了反图西族言论（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不当宣传很大程度上成了引发暴力事件的帮凶。）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同样要求对康古拉报社的(Kangura,原意为“唤醒它”)社长及总编辑哈桑·尼格兹(Hassan&Ngeze)定罪。尼格兹因其出版的杂志而被指控犯有灭绝种族罪、煽动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康古拉报社同千山自由广播电台一样，都是煽动胡图人仇恨图西人的工具。该杂志把图西人同毒蛇和蟑螂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早该被灭绝。早在1990年，即发生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4年以前，康古拉就刊印了“胡图族十诫”(the&Hutu&Ten &Commandments, 涵盖了反图西族的全部信息)。“胡图族十诫”包括了禁止与图西人通婚，甚至禁止雇佣图西人的戒条。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府、军事和教育工作都应主要由胡图人担当。图西人被认为是不诚实的、自私的且不值得被同情。正如千山自由广播电台鼓励种族灭绝活动一样，康古拉也发表了诸如此类的言论：“让我们看清那些图西人（Inkotanyi，指卢旺达爱国阵线支持者）的嘴脸，让我们把他们消灭得一个都不剩！有什么武器可以用来一劳永逸地打败蟑螂？一只蟑螂只能生出另一只蟑螂……卢旺达的历史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图西人总是完全相同，他们从未改变一丝一毫。”针对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该杂志还刊印了一些针对图西族人漫画，其中充斥着种族主义和暴力色彩。漫画里的图西人看上去嗜血无情又淫乱不堪。其中一幅漫画形象地描绘了一副图西族妇女向联合国士兵摆出挑逗姿势的画面，凸显了所谓的图西人淫乱至极的一面。这样漫画和图片直指图西人和同情图西人的胡图人，不遗余力地去侮辱他人、挑拨离间、加剧分裂。2.太迟：西方国家在大屠杀发生后表示对其的痛惜（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Boutros-Ghali）说：“卢旺达大屠杀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是南斯拉夫内战的10倍。”因为国际社会至少关注南斯拉夫内战，并参与其中。而卢旺达的这场屠杀竟无人关注。）在卢旺达发生这场席卷全国的种族屠杀时，许多人置若罔闻，而同样是这些人，又在事后深表愧疚与遗憾，自责竟容许如此可怕的屠杀降临到那些无辜之人身上。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说：“卢旺达大屠杀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是南斯拉夫内战的10倍”。因为国际社会至少关注南斯拉夫内战，并参与其中。而卢旺达的这场屠杀竟无人关注。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指挥官罗密欧·达赖尔在其回忆录——《与魔鬼握手：人类在卢旺达的巨大失败》中写到：“我们可以阻止内战和种族大屠杀的继续进行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The&UN&Assistance&Mission&for&Rwanda）能在我们提出请求的第一周就适当地增加军队人数和增强军事武器配备，那么我们可以停止这场杀戮吗？是的，完全可以。”达赖尔本人为劝服联合国进行援助进行过无数次尝试，但都无济于事。而就是这次维和任务的失败，让他深陷忧虑，甚至想要自杀。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称卢旺达大屠杀为“人类巨大的失败之一”，更是“我个人的失败之一”。当时有许多将发生大屠杀的警示迹象，散布仇恨的公开信息以及来自卢旺达的援助请求。但是，全世界都没有人去理会，直到做什么都为时已晚。1.期冀：卢旺达仍在复原（想要从卢旺达大屠杀造成的创伤中复原，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也许永远都无法真正恢复过来。）整个大屠杀结束之时，卢旺达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医院和政府机关被摧毁得空荡荡。基加利，卢旺达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在这场屠杀后尽然减少了近85%的居民。整个卢旺达满是腐烂的尸体，25万女人变寡妇，10万儿童成孤儿。而今，整个国家的成年男人只占总人口的20%。大约2/3的卢旺达人挣扎在贫困线下，许多家庭由年仅10岁的孩子当家。为了准确描绘出大屠杀幸存者所要忍受的创伤后痛苦及压力，一个新词被创造出来：依哈汉乌克（ihahamuke）.卢旺达正在从历时100天的仇恨和杀戮中慢慢恢复过来，村庄，公路，社区都在重建。正如荷兰大使保罗·申豪（Paul&Schonherr）所说：“在种族大屠杀之后，卢旺达人民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曾经互相厮杀的两个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现在并肩生活。离间种族的言论已经被明令禁止，激化种族矛盾的政府已被推翻。卢旺达人更希望被外界视为团结而统一的卢旺达民族，而不是胡图族与图西族两个民族。卢旺达人的平均寿命已超过60岁，比1994年时翻了一番。虽然卢旺达人民需要花时间来治愈身心，但该国也已慢慢地从卢旺达大屠杀的灰烬中涅槃，重获新生。后记：卢旺达大屠杀缘起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分化。早在几个世纪前，卢旺达人民只是根据劳动方式的不同被分为农民和牧牛人，但当比利时的传教士进入卢旺达以后，将这种差异制度化并不断加深这种鸿沟，于是这两个民族便被进一步的分化了。到了20世纪，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已经逐渐认为自己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开始出现了民族的两极分化。当曾被压迫的胡图族通过民主制度上台执政后，人数较少的图西族就成了靶子，胡图族的巨大仇恨、种种负面宣传乃至于最后发动的大屠杀都直指图西族。联合国及其成员罔顾来自卢旺达的报信人和联合国维和指挥官达赖尔的大量紧急函件，没有去干预这次屠杀。种族歧视主义者、散布恐慌者、传递着误导性信息的报纸、杂志和无线电台，都被允许继续散播强劲的反图西族信息，使得胡图人的箭矢直指图西族人和温和派的胡图人。胡图族极端主义者用砍刀、枪炮或其他武器接管了这个国家，杀戮或者强奸自己的同胞，并命令其他人也必须如此行事，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自己就会被屠杀。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100多万人惨遭屠戮。20多年过去了，卢旺达仍在复原之中。那些对这场大屠杀袖手旁观的国家一定心存愧疚。大屠杀的幸存者必须在痛失父母家庭的情况下，拖着一副因受重创而伤痕累累的身体，继续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里坚强地活下去。在发生了大屠杀这种可怕的事情之后，唯一的一种积极的、能够重新前行的方式便是两个民族团结起来，携手奋进，重建家园，让大屠杀留下的创伤被时间抚平。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埃利·威赛尔（Elie&Wiesel）曾说：“为了死者和生者，我们都必须勇敢得活下来，见证这一切”。对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死难者和幸存者，我们都应铭记并为之哀悼。（本文版权属于前十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翻译/Connie方瑾&导语+10+9；历久弥新&8+7；lion&6+5；彼得潘&4+3；丸子&2+1审校/落月&&&编辑/旭旭&&&via&&&藏家的其他藏品本周阅读榜最新发布金钱鳘又称黄唇鱼，目前已经接近濒危灭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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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就是希特勒从没有屠杀过犹太人，希特勒为了建立劳动价值观，打破金融龙蛋，的确枪毙了几个金融寡头，但并没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屠杀，并认为600万这个数字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个数字从多个角度都是无法接受的。想想二战期间，希特勒没有统治所有欧洲国家，欧洲所有的犹太人也不过600万。如果人们认真关注相关统计数字，人们会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提出新的疑问。伊朗学者穆罕默德&塔奇普尔在谈到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的问题时表示，当年居住在德国的60万犹太人中的40万早在二战爆发前就已经被希特勒下令赶出了德国。大量资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屠杀的犹太人的人数远远少于600万。部分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提出质疑的学者们认为，真实数字应当少于50万。甚至一些人提出只有数万名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到屠杀的观点。
　　所有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提出置疑的学者都对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屠杀犹太人的具体人数表示怀疑。这些学者认为，这场灾难并不完全象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所描述的那样.
　　犹太人真的好聪明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竭力宣称超过600万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分子屠杀，但部分独立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仍对大屠杀事件提出了置疑。这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们也撰写了许多书籍，列举了许多证据，从而使得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然而所有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提出置疑的学者都对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屠杀犹太人的具体人数表示怀疑。这些学者认为，这场灾难并不完全象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所描述的那样.
　　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提出疑问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在二战期间从未公布有关屠杀犹太人的报道与言论。红十字会的有关报告和反德国纳粹国家官员的谈判中都未曾提到当年在德国有焚烧犹太人事件。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并不断夸大了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说法。此外，在德国纳粹政府的文件与资料中，人们并没有发现希特勒下达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也没有发现与大屠杀有关的实施计划和预算记录。如果德国纳粹曾经采取用毒气处死然后再焚尸的方法屠杀过600万犹太人，则需要相当数额的预算，并必须制定详细有序的计划。对于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国家，在自己控制的地区用这种方法屠杀600万犹太人显然是非常愚蠢的，其费用也是高昂的。
　　法国里昂大学前教授罗伯特&福里逊博士表示，德国在自己的集中营里把犹太人当作自己的奴隶，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犹太人遭到了大屠杀。因为屠杀犹太人等于消灭供自己奴役的免费劳动力。福里逊博士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他于数年前在《外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另外一个重点。他在文章中写道， “如果有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幸存者表示他见过毒气室，那么请他站出来，但至今没有人这么做。”事实上，福里逊和许多与之观点相同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用于大屠杀的毒气室。所谓的毒气室只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们为了夸大犹太人受压迫历史而虚构的杀人工具。
　　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结果证明，所谓的毒气室事实上只是一些为衣物和囚犯消毒的房间而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德国各集中营中都有各种传染病传播的情况，尤其是霍乱和伤寒。而消除这些传染病的最佳方式就是进行消毒，并焚烧因感染这些疾病身亡的囚犯尸体和他们的衣物。这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们所宣称的600万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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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述大屠杀的故事？
亚历山大是一个创伤建构主义者，他认为：创伤不是自在的事实，而是文化的建构。最近翻译出版的他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收入了他这方面的若干重要文章。其中特别是关于大屠杀两种叙事方法的分析（集中见于长篇论文《道德宇宙的社会建构——丛战争罪到创伤剧的大屠杀》），值得我们重视。亚历山大关于大屠杀的两种叙事方法观点集中见于其长篇论文《道德宇宙的社会建构——丛战争罪到创伤剧的大屠杀》（这篇文章同时也见于其主编的英文论文集Cultural Trauma andCollective Ident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2004.由于本文对原文的引用同时参照了英文版和中文版，因此引文也同时注明两个版本）。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一个标志着伦理与种族仇恨，暴力与战争的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一个普遍化了的符号，其存在为伦理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正义，也为相互承认，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也为通过更加文明的方式解决全球冲突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197，25）这的确是任何研究大屠杀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灾难的学者必须认真严肃思考的问题。亚历山大认为，这个从情境化的特殊历史事件到普遍的人类悲剧、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文化转化（culturaltransformation）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经过50年的努力，灭绝特定人群（这里指犹太人群体）的极度创伤性的初始历史事件，已经被重新解释为“整个人类的创伤性事件”。经过这样的转化，这个已经超越特定情境而普遍化了的创伤事件，至今仍然生动地“活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那么，这个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在卢旺达、柬埔寨以及前苏联，都曾经发生过死亡人数不亚于犹太人的屠杀，为什么这些屠杀行为没有得到同样的普遍化转化（因而仍然被视作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特殊事件，而不是普遍的人类灾难）？&符号扩展与心理认同的缺失&1945年4月，也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开始被大量报道的时候，它并不被称之为“大屠杀”。在媒体爆炸式报道中，纳粹集中营的发现被归入“暴行”（atrocities）。这些暴行尽管残酷、恶心，奇特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却仍然与其他野蛮行为并列在一起，都被视作不自然的病态心理（illmind）的自然结果。“野蛮暴行”是一个特别联系于战争的能指，它可以指所有战争造成的事件。美国媒体把在集中营的发现被称为“暴行”，意味着纳粹大屠杀一开始被他们当作了一般的战争暴行。最初美国关于二战“暴行”的报告甚至没有涉及纳粹，更不要说犹太人牺牲者，而是集中在日本1943年对于美国及盟军俘虏的“野蛮对待”。更有进者，在1945年4月3日美国步兵首次发现集中营之前，关于集中营的很多报道还遭到普遍质疑。比如早于美国人的发现三个月，苏联就发布了在波兰的集中营发现。但美国人难以相信这个发现，因为它和他们在20世纪的经验太隔膜以至于失去了可信性。直到1945年4月3日杂志发布美军自己的集中营发现，早先一些的报道才被追溯为事实。但是亚力山大紧接着提出的问题是：即使集中营的发现被承认为真实，即使纳粹暴行被普遍指认为代表了极度的非正义，但对于非亲历的读者/观众而言，却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创伤经验。为什么会这样？作者指出，听阅人要把那些自己没有亲历的经验体验为创伤（traumatized，创伤化或感受到创伤），必须经过符号的扩展与心理的认同。但是在集中营刚刚发现的时候，这两者都没有发生。对于那些美国士兵和军官而言，集中营中发现的犹太人似乎是来自火星或地狱的“外族人”，他们没有被人格化（personalized），不是具体的个体人，而是被再现为大众（mass），甚至是傻乎乎臭烘烘的脏东西（mess）。这使得受害者的创伤难以引起他人强烈认同。创伤普遍化的可能性不仅受到对创伤受害者的去人格化处理的妨碍，而且受到对他们的历史与种族的特殊化处理——把受害者视作一群具有历史和种族特殊性的群体——的阻隔。大规模谋杀（massmurders）常常被联系于特定的历史冲突和种族冲突。首先，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些人是犹太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美国人的同情和认同感更多、也更容易给予那些情况好一些的德国受难者或波兰受难者，“他们看上去好像更正常，更像人一些。”（中文200）。美国的和英国的官员对于犹太人难民显得不耐烦，即使是移民名额的分配也是失去家园的德国人最多，犹太人最少。要想超越特殊化和去人格化，使犹太人的遭遇得到非亲历者的认同，必须经过特殊的符号建构，这就是亚力山大反复强调的符号扩展（symbolicextension）。依据亚力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文化创伤是一个文化建构而不是一个自在事实，也就是说，“存在一个阐释网格（interpretativegrid），通过这个阐释网格，所有关于创伤的‘事实’才能得到媒介化——无论是认知上，还是情绪上和道德上。这个网格是一个超个体的文化网格，是被象征地结构和社会地决定的。任何创伤都不能自己阐释自己。”（英文201，中文29）&创伤的文化建构：符码化、权重以及叙事&在这个符号扩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让“大屠杀”所代表的恶超越特殊性而获得普遍性。大屠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恶？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瑟尔（ElieWiesel）认为这是一种本体论的恶（类似康德所谓根本恶，涂尔干所谓宗教性的恶）。但在建构主义者亚力山大看来，这个本体论的恶是被叙述出来的，是通过编码而被建构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本身的发现只是一堆数字。它不会自己把自己叙述或编码为“恶”。一种暴行要变成本体论的恶，首先而且最终必须依赖于表征。“依赖于表征的性质，一个创伤性的事件可能被表征为本体论的恶，或者，它的邪恶性也可能被表征为偶然的（contingent）和相对的，是可以克服的。”（中文，29，英文，201）亚力山大甚至认为，即使是“恶”（evil）这个范畴也是人为建构而不是自然存在的，是文化和社会学运作的结果。“一个创伤性的事件要获得恶的性质，是一个变成恶的问题。这是一个创伤如何被认识、被编码的问题。”（中文29，英文202，重点号原有）那么，创伤的文化建构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首先是所谓物质“基础”，也就是对于符号生产的控制权——一个最唯物主义、最世俗意义上的文化权力问题：谁来讲述故事？很长一段时间内，纳粹控制了媒体，这使得人们无法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达（frame）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而当盟军结束集中营屠杀的时候，是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控制了媒介权力，支配了对大屠杀的编码。可以说，如果盟军没有赢得战争，“大屠杀”（Holocaust）就永远不会被建构出来。比如，如果是苏联而不是盟军“解放了”大多数的集中营（不只是东部地区），那么在集中营发现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类似的方式得到描述。“正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符号生产的工具不是被控制在一个凯旋的战后纳粹政权或凯旋的共产主义政权（指苏联，引注）手中，这些大规模屠杀（masskilling）才得以被称为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并被编码为邪恶。”（中文30，英文203）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朴素但却深刻的唯物主义观点。其次是创造文化结构。即使当符号生产的工具逐渐被“我们这一边”控制，即使纳粹的“邪恶”被公认，这也是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接下来的问题是权重（weighting）：邪恶到何种程度？这涉及到的不是编码的问题，而是权重的问题。对邪恶的性质与程度的测定会在随后的归责、惩罚、治疗、未来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谁负责？谁是牺牲者？创伤行为的直接和长久的结果是什么？在列举和阐释创伤建构的这诸多条件和环节之后，亚力山大说：“这就意味着，即使在盟军的军事力量胜利之后，即使在集中营在物质上被发现之后，见到和发现的东西之性质仍然需要得到编码、权重和叙述。”（中文31，英文，204）&进步叙事框架中的纳粹集体屠杀&编码和叙述的过程也就是归类（typified）的过程。在我们发现一个对象的时候，不管这个对象如何新奇，如何令人震惊、离奇古怪，都必须被归类，或者归入已有的范畴或类别，被解释为以前已经知道的某种东西，或某种范畴的一个例子；或者创造新的范畴和类型。在第一种情况下，极度陌生的东西也必然变得不那么陌生。就大屠杀的编码而言，先于集中营发现而存在的那些范畴和解释框架，对于如何编码、如何权重就具有极度的重要性。这些编码行为的范畴和解释框架被亚力山大称之为“文化结构”（culturestructure）。亚力山大着重分析的两种叙述大屠杀的框架分别是进步叙事与悲剧叙事。前者在1942年、1943年间的媒体报道与分析文章中极度流行、屡见不鲜。它的特点是：在把纳粹屠杀行为叙述为非人道的绝对恶的同时，没有把被害者的犹太人身份特别突出和单列出来。在这种框架中，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实践被阐释为只不过是非人性质的纳粹行为的另一个可怕例子。因此，对于非犹太听阅人而言，犹太人的苦难只不过作为一个例子证实了“绝对恶”这个范畴，这样，纳粹大屠杀的独一无二的、反常的性质也就没有得到凸显，“犹太人受害者所经历的这场非同寻常的创伤，却被由他人构成的观众（audience ofothers）经验为是对一个范畴（即非人道的绝对恶，引注）的证实。正因为如此，而且通过这种方式，集体谋杀新闻的民主派观众所经验的是与创伤受害者的距离而不是认同。（新闻对于谋杀行为的）揭露在某种悖论的意义上产生了将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的效果。”（中文37，英文210）换言之，由于这种叙述归类导致的“正常化”，观众的震惊感没有出现，他们的注意力也没有集中于大屠杀本身。用亚力山大略显拗口的话说：在进步叙事中，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被建构为“犹太人大屠杀”（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Holocaust into the“Holocaust”。给后者加引号的目的是强调这次犹太人大屠杀的独一无二性，也就是它是针对犹太人而不是别人的系统集体灭绝行为）。作为的独特事件的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被当作了一般化的战争故事或屠杀例子，作为特殊的犹太人集中营的奥斯维辛也被当作了一般死亡营。这种去特殊化处理是进步叙事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这样的叙事中，人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集体谋杀本身的特殊性。“某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恶绝对没有被昭示或发现。那个时代的恶已经被发现，那就是纳粹主义，而不是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中文37，英文211），“犹太人在他们遭到灭绝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创伤只是作为从纳粹的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中的一个加以表征。”（中文37-38，英文211）进步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善与恶、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截然二分。反面人物和恶的代表是纳粹，而正面人物或进步的代表就是美国人，他们是拯救者。“他们进入集中营的事迹则不仅被描述成对这种可怕暴行的发现，还被刻画为一个漫长而同时广为人知的‘解放行动’序列中的一个最终场景。对这个场景的刻画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改良期望。”（中文38，英文211）这样，恶和罪就不可能扩展到美国人身上，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也无法被美国人感同身受。这样的叙事不仅在美国人和加害者即纳粹之间，而且在他们和受害者即犹太人之间画下了一条鸿沟。与此同时，它强调的与其说是创伤的难以修复、灾难的难以弥补，不如说是后创伤时代的光明未来。&悲剧叙事中的犹太人大屠杀&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另一种叙述模式或文化结构，就是悲剧叙事，它不但给予大屠杀这个恶行以更高权重，而且使人们得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由大屠杀带来的精神创伤。”（中文47，英文221）在悲剧叙事的建构中，第一个、也是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把大屠杀从战争罪中独立出来，使其独一无二化，不再只是把它当作纳粹主义的一个例证，“犹太大屠杀最终被理解为一个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一种邪恶之程度前所未有的穷凶极恶。大屠杀进入了普遍的历史，成为了黑格尔原本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事件。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威胁或保证着要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中文48，英文222）用以色列历史学家丹.丁内（DanDiner）的说法，它“改变了我们对过去那个世纪（20世纪）的整个理解根基”“这个罪恶事件就此变成了时代的标志，一个终极的、无法绕开的源泉。”（中文48，英文222）这是70年代出现的一种关于大屠杀新的叙述模式和解释框架。作者认为，在这样的解释中，大屠杀成为涂尔干说的宗教意义上的恶（sacred evil，又译“圣恶”“神圣的恶”，但由于汉语中“神圣”一词具有明显的褒义，因此笔者倾向于译为“宗教性的恶”或“宗教意义上的恶”。而且亚力山大在借用sacredevil一词的时候强调的是它与俗世，即world，相对的性质，因此以为“宗教性”是恰当的）。“这种恶让人想起如此巨大的创伤和恐怖暴行，以至于它必须彻底与这个世界（theworld）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创伤性事件相分离。”（中文48，英文222）由于它的这种超世俗性，它也不能通过普通的理性术语加以解释。这就是所谓大屠杀创伤的“后进步主义的不可解释性”（post- progressiveinexplicability）。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托洛斯基传的作者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的话说，“直到今天，提到犹太大屠杀时几乎必然要提及它的不可解释性。”它呈现为“一个令人生畏的人性与神学之谜。”（中文49，英文224）比如，从一般的战争理论或经济理论看，集中营的杀人方法程序复杂繁多，费时费力，很不“经济”，因此，设计集中营的动机到底是甚么？有甚么经济和军事之外的特殊“利益”？多伊彻认为，对这种宗教性的恶，这种人性之谜，应该用悲剧和艺术加以表现，而不是“科学地收集事实”（“文革”似乎也是如此，湖南道县大屠杀表现出来的恶，其“人性之谜”好像也超越了科学的解释）。正是由于这种恶的独特性，因此就需要对它进行新的命名。像“大规模谋杀”（mass murder）、种族灭绝（genocide）这些术语都并不合适，因为它们仍然把这个独特的创伤常规化了（normalize），“把它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的东西”。（中文49，英文224）这个被选择出来的更合适的术语就是Holocaust。说它更合适，是因为这个来自《圣经》的词带有宗教色彩，意思相当于希伯来语shoah（浩劫）。悲剧叙事不同于进步叙事的另一个核心是放弃了后者的乐观主义。在进步主义这个“向上的叙事”中，人们被告知：通过创造一个进步、民主的世界，纳粹暴行的受难者得到了补偿，我们要相信未来。而“由于大规模杀戮（massivekilling）被重新界定为大屠杀（Holocaust），由于存在这样的威胁，即：成为我们时代之标志的，恰恰是宗教性的恶的出现，而不是其最终被击溃，进步叙事被阻断了，并且通过某种方式让位于历史下降的意识（sense of historicaldescent），一种对于善的背离。”（英文225，中文50）。“从进步叙事的角度看，纳粹的大规模谋杀（massmurder）给人类上了一课，这是通往更好的世界之路上决定性的一课。”而在反进步叙事的耶鲁大学视频档案馆主任、文学理论家杰弗里.哈特曼看来，越是深入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就越是承认“大多东西仍然黑暗可怕”，纳粹大屠杀及其后一再发生的种族灭绝式屠杀“向我们提出了疑问，即我们是否能预设自己有人性的，是‘人类大家庭’，或者用不那么戏剧化的语言来说，我们怀疑进步、文化和教育是否只是表象。”（中文50，英文225）让我们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术语做一个对比。在进步叙事中，大屠杀是故事的开头而不是结尾，结尾恰恰是大屠杀的结束和美好未来的开始。因此，进步叙述中的创伤属于“出生创伤”（birthtrauma）——历史饶了一点弯路又回到了正轨；而在悲剧叙事中，大屠杀成为“死亡创伤”（deathtrauma），它是终点而不是起点，是“绝望的起因而不是希望的开始。”（中文51，英文225）一个叙事框架的终点决定了它的终极目的，“根据对犹太人大屠杀这个全新悲剧的理解，受难而不是进步，称为叙事所指向的最终结果。”（中文51，英文225）这个时候，大屠杀不再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而成为时间之外的一个原型（archetype out oftime）。悲剧叙事中“没有大团圆的结局，没有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感觉，没有一种未来可以、能够或必须改变的信念。其实，悲剧主人公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对事情的发展施加影响才具有悲剧性。他们被一股在他们之上的力量所掌控。那股非人类的力量往往不紧无法控制，而且在悲剧事件的过程中是根本无法控制的。”（中文51）这是典型的命运悲剧。但是如果把大屠杀或者文革叙述为命运悲剧是否也会导致宿命论和对具体社会历史原因的忽视？如果对于悲剧我们什么也不能做，那还如何反思和超越？难道只有皈依宗教？）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悲剧叙事扩大了对于创伤的认同范围。“在这个原型中，由恶所激起的精神创伤比任何宗教、种族、阶级、地区，和任何我们所能想到的社会学或历史学概念所界定的都要更加深刻。这种独立于特定时空的超验性，为一种空前规模的心理认同（psychologicalidentification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奠定了基础。”（中文51，英文226）特定群体的灾难激发的认同常常也局限于特定群体的认同，这是不同的叙事方式造成的不同认同效果（由此联想到：阶级叙事中的“文革”故事是否也有类似的局限：我不是“地富反坏右”，不是“反对学术权威”他们的苦难因此与我无关）。作者认为，悲剧之所以能够赢得广泛的认同，就是基于其不可解释和不可控制的性质，在悲剧叙事中，“那股非人类的力量往往不仅无法控制，而且在悲剧事件的过程中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体会了这种被某种不公平的力量或命运玩弄于股掌的感觉，就能够解释悲剧中为什么渗透着那种被抛弃的无助感，以及为什么能够激发人的同情。”（中文，51，英文226）关于“全人类的创伤性事件”traumatic event for all ofhumankind），作者在注释2中解释说：“被界定为对全人类都造成创伤的事件并不意味着这个事件照字面意思必须是全人类共同经历的，也不必被描述成如此”。中文193页，英文mass murdermassive killing和Holocaust（必须大写）虽然都可以翻译为“大屠杀”，但这两个词在亚历山大文章的使用中具有重要的区别。首先，前者可以是一般的集体谋杀或大规模屠杀，而后者则专指二战时期纳粹对于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其次，即使都是指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个事件，Holocaust这个词在文章中特指经过悲剧叙述建构的、具有特殊含义的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而massmurder、massivekilling虽然所指为同一个事件，其文化、道德意义却并不相同，因为它从属于另一种关于屠杀犹太人事件的叙事，在本文中即进步叙事。为此，笔者一律将Holocaust译为“大屠杀”，而将massmurder、massivekilling译为集体谋杀或大规模杀戮。亚力山大文章所要表明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Holocaust是一个相对晚近才出现的术语，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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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1959年7月生于浙江。现居北京，从事文艺学与文化研究，有著作和论文若干。业余爱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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