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奇冤：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来源：人民网
作者：曹天生
1939年周恩来、叶挺、陈毅、粟裕在新四军皖南军部。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历史奇冤：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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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始末皖南事变真相辨析
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 本文为作者赐稿，转载请注明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摘要：1941年1月，国民党军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进行大举围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笔者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曹甸战役只不过是导火线；皖南新四军所处的特殊环境和情势，造成北移行动被迫后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项英不愿北移；叶挺与项英的关系微妙，但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造成的；战场指挥不当和地形气候原因，也是新四军行动失利的重要因素；皖南事变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开对国民党的幻想，成为新四军乃至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关键词：抗日战争史& 皖南事变&&&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5-13
　　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和皖南事变70周年的年度。回顾国共两党在90年的岁月里，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既有正面战场抗日的一面，也有在若干时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近期有些媒体和学者不辩是非，不明事理，对皖南事变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作了错误的叙述和评价，使得皖南事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本文力图还原皖南事变真相，以此汲取经验教训，以利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皖南事变的基本史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秘密调集重兵，于1941年1月，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进行大举围攻，残杀抗日有功将士，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驻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向长江以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部8万余人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覆没，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变分子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项英，1922年入党，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坚持和指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项英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得到中央的高度信任，在新四军中起领导核心作用。他对皖南事变确实负有责任，但客观地讲，不是负&主要责任&和&重大责任&。皖南事变的教训极其深刻，有些模糊的史实和认识，要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勇于正本清源。　　一、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曹甸战役只不过是导火线　　（一）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用蒋介石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寻机吃掉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答应&以领袖人格作担保&，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与中共和谈共同抗日；一方面秘密致电西北&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加快行动，利用和谈之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最终导致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几近全军覆灭。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一方面承认&和平统一&，同意国共合作；一方面仍强调要&根绝赤祸&，责令中共&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而实际情况是，抗战一年多以来中共武装深入敌后，如鱼得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迅速壮大，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无论如何都不甘心的。于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决定成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此后，国民党中央及其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密件，这些文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号下，力图利用其执政地位，对中共进行防范、限制、排斥甚至打击。这些文件经由国民党内部军政系统转发至各县。蒋介石饬令&加紧努力，切实执行&，&纵因此而发生磨擦亦因无所避忌&。于是就出现了深县惨案、博山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确山（竹沟）惨案、陇东事件、晋西事变等一连串由国民党方面挑起的针对中共及其武装的流血事件。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将其方针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从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对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首当其冲的是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直接威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第359旅由雁北进驻绥德，控制了该地区。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与此同时，阎、蒋部队联合进攻晋东南的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阎锡山又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4纵队和暂编第1师进攻。以上军事行动，大大压缩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来，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129师第385、第386旅等部队集中力量打击阎锡山，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又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97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向平汉路以西的中共武装大举进攻，破坏抗日政权；第69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1940年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第129师被迫自卫还击，于3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3月5日，又消灭朱怀冰军部及其主力2个师大部。与此同时，华中新四军也受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和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的压迫和进攻。1940年夏， 由于中共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方针，击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巩固的事实，开始将磨擦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由进攻八路军转向进攻新四军，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告一段落。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表示要在&两年之中&解决中国命运问题，又说&今后的命运全在于内政&。这里的&内政&，即为反共。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和舆论准备。年中，蒋介石密谋进袭延安，集中了60万兵力分9路开始部署进攻，但后来在国内外各种正义力量的一片反对声中夭折。但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之后，胡宗南30万大军依然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在正面战场兵力严重不足时仍不投入抗日前线。　　（二）国民党自始至终处心积虑要瓦解和消灭心头之患新四军。新四军的前身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留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将南方各省（琼崖地区除外）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长江两岸的游击战争，相继建立了苏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并先后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到1939年底1940年初，新四军已基本上完成了在大江南北进行战略布局的任务。新四军成立之初，国民党看新四军比较弱小，将主要力量用以对付在北方的八路军，对新四军主要是政治上的腐蚀拉拢和军事上的限制、压迫，软硬兼施，企图瓦解和搞垮这支部队。另一方面，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国民党将新四军活动区域划定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之线以西，东西仅100余公里、南北约50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限令新四军不准越界。1940年初，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也加紧在华中对新四军的武装磨擦。3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将所有在长江以北执行抗日任务的部队一律开到江南之南京、芜湖一带与日军作战，企图将新四军完全孤立于江南狭小地域，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同时命令韩德勤、李品仙向江北新四军第4、第5支队进攻，企图造成对新四军东西夹攻的形势。中共坚决拒绝了蒋介石要江北部队南调的命令，相反要求将江南部队北调。为打破韩、李的联合进攻，新四军根据中央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淮南路（田家庵至裕溪口的铁路）为界，在路西对桂系主力避让，而坚决控制路东。3月中旬，新四军分别在皖东定远和半塔集进行自卫作战，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与华北八路军一起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的新四军。而此时的新四军已发展到5万余人，活跃在长江两岸的豫、皖、苏广大区域，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等中心城市外围。而这一区域内日伪力量、国民党力量和共产党力量纵横交错，日伪和国民党力量占优势。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向来把江浙皖作为自己的腹地，这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抗战胜利后，谁占有这块土地，谁就拥有了打天下的本钱。因此，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必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0年5月，国民党军制定了3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以第3战区顾祝同部进攻皖南、苏南部队，以韩德勤部进攻苏北部队和皖东第5支队，以李品仙部进攻第4支队。6月，当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溧（水）武（进）路以北开进时，第2游击区冷欣部以重兵尾追北进，并派兵楔入茅山根据地。新四军被迫自卫，取得西塔山战斗的胜利，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接着，国民党又企图逼令华中（包括江南）所有新四军、八路军一律限期撤到黄河以北，再凭借黄河天险，堵塞归路，借日军之手将其消灭。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18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1个月后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18集团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提示案&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调赴上述指定地区后，不得在原驻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留置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界线外；在其他各战区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八路军、新四军除上述所允编制外，要将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用其他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却要通过这个&提示案&，在作战地区、编制数量等方面进一步限制中共武装的发展，将其由当时的50万人左右削减为10万人。解析皖南事变，不能不提这个&提示案&。&提示案&的发出，比皖南事变早了近半年。正是根据这个&提示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包括皖南事变。对此，中共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月25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经中共中央商定，由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一是扩大第2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是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全数发饷；三是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线，分头击敌。周针锋相对地要求扩大中共武装的作战地区，承认其合法地位。同时，为了坚持与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策应与支援新四军，增强华中的抗日力量，命令八路军第2纵队越陇海路南下到达豫皖苏边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皖东北。8月，中央决定将上述两个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这时，随着国民党在华中反共活动的加剧，坚决、迅速地向苏北敌后发展，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已成为新四军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这既是对国民党&提示案&的反应，也是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需要。客观地讲，是国民党有言、有令、有行动在先，中共有回答、有反应、有自我保护在后，不能混淆。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贯彻既定政策，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一再严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密切合作，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攻。此时，韩调集了26个团共3万余人向姜堰、黄桥地区进攻。而此时苏北新四军只有7000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仅5000余人，形势异常严峻。但为团结韩德勤，新四军主动退出黄桥以北的重镇姜堰。韩不思悔改，于9月30日集中主力1.5万余人向黄桥发起进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果断反击，一举消灭韩的主力1.1万余人。黄桥决战，奠定了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基础，使国民党在华中的反共计划与反共活动受到严重打击。黄桥决战同时证明，是韩德勤纠集&二李&、陈运泰部主动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打的是黄桥保卫战。新四军不打黄桥之战，难道坐以待毙不成！曹甸战役只是黄桥之战的延伸，没有韩德勤部在黄桥的挑衅，也不会有八路军、新四军在曹甸的乘胜反击，何来中共的&得陇望蜀&？韩德勤部第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淹亡和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兵败自杀，都是在黄桥之战中发生的，是破坏抗日的行动，死有余辜。而有的学者不辩是非，故意模糊史实，说是：&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李守维淹死在八尺沟&。还与其他抗日牺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相类比。这两个人怎么能与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其他国民党高级军官相提并论呢！当然，曹甸战役打得不好，客观上给皖南新四军北移造成了困难。国民党把曹甸战役作为报复新四军的一个借口，其实有没有这个借口，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都是既定方针。　　（三）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给蒋介石的军事冒险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全国抗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国共关系由合作为主转向磨擦为主。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重要时期。1940年，德、意、日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同英美各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牵制日本南进，英美政府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如开放滇缅路等），这对国民党亲英美派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刺激，更增强了其完全依靠英美抗日的幻想。蒋介石认为，&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他在给各战区将领的手令中分析说：&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之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认为日美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将不足为虑。他也把英美对中国的援助作为其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军事投机的资本。为了获取美英援助，蒋介石拒绝了胡适等人召回驻德、意大使的建议，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态度&，以此作为与英美讨价还价的砝码。同时他又指使钱永铭以张群的名义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重开谈判。在给英美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后，10月中旬蒋介石分别约见了英美驻华大使，要求英美放弃视中国为殖民地之成见，然后才谈合作的事。蒋威胁说，如果英美不能意识到中国陆军在远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不肯放弃成见的话，中国将不得不在两个月内独立推进其&国策&。蒋的&国策&就是与日本妥协，停止抗战。若如此，日本可&减少其一最大威胁之敌国，而竭其人力物力实行南进政策&。蒋当时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为中国抗战寻求较好的外部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蒋同时将矛头对准与其共同抗日的中共，是完全不顾抗日大局，中共对此也是不得不警惕的。蒋说，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在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但如果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蒋警告说：如果国民政府垮台，&不惟日本独霸东亚为可虑，而共党起而为患，则于远东将来之影响亦甚足忧也&。此后，蒋介石就利用这一有利国际形势，认为制造磨擦趁机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既不会遭到英美的反对，又可取得日本的默认。遂停止了6月以来的国共谈判，悍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目标是压迫和削弱八路军和江北新四军，消灭江南新四军，至少要将其全部赶进日军重兵集结、&扫荡&最频繁的华北地区，借日军之手消灭之。绝不是有的学者所述：&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有点是非不分。10月19日，国民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行动，并将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中共武装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第21集团军5万人向皖东进攻，企图配合日军实行夹击，消灭华中新四军、八路军。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但表明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仍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过江。　　（四）曹甸战役只是皖南事变爆发的导火线。有的学者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看作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而没有看到韩德勤对苏中新四军主动进攻在先，曹甸战役在后，这是因果倒置。&提示案&提出后，汤恩伯、李品仙所部13个师压向淮北、皖东根据地，东北军第120师霍守义部已进抵苏北，桂军第138师也过淮南铁路。面对国民党军各路步步进逼，特别是霍部如与韩德勤会合，则对苏北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面对如此危局，打韩德勤部是苏北新四军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且明确要求部队只打曹甸，不打韩德勤盘踞的兴化，意在团结韩德勤继续抗日。苏北新四军这种做法有理、有利、有节，是应该被今人所理解的。当时蒋介石调动军队，企图将新四军全部压到长江以南，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先&剿&灭新四军。而中共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结果新四军江北部队是越&剿&越多，不但没有被压迫南下，其苏南主力反而北上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不但没有被割断，反而联系得更紧了。对新四军江北部队，蒋介石重兵压境，但一下子又难以得逞，只好选择势孤力单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首先&剿&灭的对象。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陈粟似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早在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4月5日，蒋介石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的计划，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担任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命令已在皖南的第52、第108、第144师及新编第7师第2旅&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军监视守备，抽出主力准备对新四军作战&，又从苏南、浙东、赣东抽出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的第40、第79、第146师开进皖南，密令李品仙：&唯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第48军&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为要&。企图在长江两岸南北配合、东西夹击，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他们为开脱罪责，事先制造反动舆论，散布谣言：&新四军北移是假，准备要实行三山计划是真&；&假如现在竟有一个军队不服从统帅的命令&，&那就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为麻痹新四军，他们还经常发电报给新四军&嘉勉鼓励&，假惺惺答应催请经费粮秣，还故意让新四军先行的勤杂人员和部分物资安然东移北渡。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省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进&剿&部署：以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新四军驻地东侧的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进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击；以第40、第144师和新编第7师第2旅为左翼军，展开于新四军驻地南侧和西侧的湾滩、茂林村、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家湾、沙土角进攻，尔后与右翼军协同，向长江南岸的旧县、荻港、坝埂头方面追击；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之间，阻止新四军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第63师、独立第33旅等部署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皖南与苏南的联系，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东进和苏南部队西援。又指定第146师等二线部队，须能随时立即出动，以便追&剿&与应援。此部署极其周密，部队距指定部署位置都不远，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临时的计划，而是长期精心运筹谋划的结果。企图很明显，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其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江北守株待兔，将新四军江南部队一举歼灭在沿江两岸。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民党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制造皖南事变，只是其实施限共、灭共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不想在其他地方也制造大的事变，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才未得逞。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从来没有对中共发善心，而是一直把它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最大敌人。他曾公然向王明表示过：&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而已，给蒋介石已完成包围部署后，迅即消灭皖南新四军以一个口实。　　二、皖南新四军所处的特殊环境和情势，造成北移行动被迫后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项英不愿北移　　有的学者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中共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新四军是根据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一句话：行动不自由。这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日，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行动方针给项英的指示中指出：&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个历史条件是客观看待皖南新四军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日，即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后仅14天，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收集失散力量，重燃抗日烽火，&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些都说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当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军需处副处长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先期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根据不足的。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遵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3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12月4日，中央电告叶、项：&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12月18日，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电告国民党方面，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年2月半&。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皖南部队北移是想&拖&的。在当时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其不易，对已经占领和长期经营的地方不愿让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拖&的态度对赢得北移时间确实是不利的。直到12月25日，毛泽东仍讲&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12月26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称蒋介石态度很顽固，看到&拖&的办法不行了，才下决心要北移，发出&严责电&，要求皖南部队&最近决定全部北移&。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并得出结论：&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最多不过&大吹小打&。由于对局势持乐观态度，毛泽东没有立即纠正项英迟疑不决的错误，甚至默许项英对北移的一再拖延。在新四军领导层也有轻敌问题，对敌情判断若明若暗，对北移中的困难严重认识不足，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只打40师，估计力量有余&。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有的学者分析从驻地往北或往东开，会比往南绕行更安全。实际上部队大规模直接往北开，有日军沿江封锁，已走不通。往东开，1940年12月日伪正在&扫荡&苏南，非战斗人员经苏南北渡都是分散化装、持着&良民证&、分批分期偷渡过江的。而在12月10日前，国民党规定只有非战斗人员可以过去，战斗人员是过不去的；之后，连非战斗人员也过不去了。从现在来看当时，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北线、东线还绕行南线，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国民党军已形成包围态势，不打硬仗，是冲不破敌之包围圈的，仅靠避敌行军或谈判借道，对决心已下的蒋介石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三、新四军领导层项叶关系微妙，但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造成的　　（一）从个人情况看，项英和叶挺是新四军两位最主要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他们有许多相同之点，也有重要的差别。相同之点是，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著名革命家。项英很早就追随中共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人，25岁即成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工人运动、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建树与业绩，特别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可谓历尽艰险，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那种批评项英害怕进入敌后、难以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此时新四军的生存态势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险恶？早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项英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他积极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的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固执，优柔寡断。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锻造了他较高的游击战素养。而叶挺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担任他的警卫团营长，在平定陈炯明和其他反动军阀的叛乱中立下功勋，成为北伐名将，曾前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擅长正规战，提倡部队正规化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注重提高新四军正规作战能力。叶挺家境较好，曾自己出钱从广东买枪，让夫人押运至皖南。他注重个人仪表，平时穿戴整齐，为人大方豪爽，经常请客聚餐，但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当他于1928年第二次抵莫斯科受到错误批评时，竟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在海外赋闲10年之久。　　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经历和素养的领导人，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处事原则也属正常。李一氓回忆，当时叶、项相处时，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挺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挺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项英不吃小灶既是他的一贯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也是当时与广大指战员共克时艰的实际需要，这是他的优点。李一氓说，从未听到项英背后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办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这些可以从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看出来。　　可以看出，叶、项二人都是从革命大局出发，正派公道，坦诚相见，无论是个人素养、领导水平以及工作方式都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此前两人并没有一起工作过，也不存在个人恩怨，相处过程中也不可能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二）从新四军最初领导人的配备来看，叶挺担任军长是国共协商妥协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将红军改编后开往敌后抗战的要求。1937年8月，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党又被迫同意把南方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但是，国民党为了把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里，提出要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担任军长。而陈诚、张发奎都不愿到新四军任职，于是陈诚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蒋介石推荐叶挺担任军长。叶挺这时已不是中共党员，这样国共双方都能接受。因而国民党抢先任命叶挺为军长，并且根据叶挺的建议，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叶挺脱党10年的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一致吗?&&他还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疑问，不仅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也使项、叶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鸿沟，最初都是对叶挺抱有&走着瞧&的态度。这一点从任命叶挺为军长的来往电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延安时，虽然叶挺表态在今后一定遵照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但中共中央在关于新四军成立的文件中，对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都列名作了明确安排，唯独没有叶挺任军长的文字。当时项英正在延安，中央对叶挺的一时疑虑，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从组织上说，由于叶挺不是党员，中共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召开会议决定大事，按规定不是中共党员的叶挺是不能参加的，有时被邀请，也只能是列席。当时中央的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副参谋长周子昆，由他们决定送给谁。这样，很多电报叶挺是看不到的。叶挺本人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国军&不设政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东南局书记，在当时党内军内的地位也是叶挺无法相比的，在新四军具有最后决定权。在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参谋长张云逸两人职务较高，资格较老，可远在江北；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从党性、感情方面出发，自当站在项英一边，这样皖南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项英一个人身上。由于叶挺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无法有效实施军长指挥权，施展抱负，因而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这使得叶、项关系比较微妙，指挥作战自然不能密切协同。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先后派李一氓、周恩来到皖南做两人的工作，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但缺乏指挥正规兵团作战的经验。叶挺则相反，他受过正规军校的系统训练，具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参加过北伐战争，擅长正规攻防作战，但没有经历过游击战，对其缺乏认识。本来，项英、叶挺两人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取长补短，将叶挺的正规战指挥艺术和项英的游击战丰富经验融为一体，是很适合新四军以正规部队为作战单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在江南大展宏图。但可惜叶、项间思想不统一，协调配合不够，各自的优长没有得到发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皖南事变前期，新四军皖南部队还有正规作战能力时，如果在叶挺指挥下强力突破国民党军星潭防线，新四军将起死回生，但当时由项英指挥，&七小时会议&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战机。后期在石井坑突围时，叶挺在明知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正规战，毫无突围希望，最后还是靠游击战分散突围，保留了部分骨干。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　　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叶挺1938年秋离开军部时，曾给李一氓留过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不是共产党员，不好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后来，当叶挺得知项英牺牲后，虽身陷囹圄，仍评价&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才干的英雄&，并且认为&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　　四、战场指挥不当和地形气候原因，也是新四军行动失利的重要因素　　一是战场指挥不当。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虽然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全权指挥。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部队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被动。事实是部队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时，部队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国民党军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国民党军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围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突围的难度。同时，部队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竭，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损失。　　二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笔者曾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现地研究了新四军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新四军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国民党军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就是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通讯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不断，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异常疲劳。新四军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天气正常时部队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仍滞留在茂林。负责&剿办&的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三是对谈判期望太高。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的，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扣留，部队也被打散了。　　五、皖南事变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开对国民党的幻想，成为新四军乃至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的历史公案，是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破坏统一战线、进行反共活动的重大阴谋。皖南事变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与百团大战一起成为&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一）从国际国内形势看。在皖南事变前，蒋介石本想通过空前规模的反共高潮，在全国造成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压中国共产党屈服，迫人民军队就范。但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其意料，由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凌厉的政治攻势和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策略，得到了国内各阶层人士、各派政治力量和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国内外舆论均对国民党进行指责，对共产党抱以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苏联提出，如果蒋介石不停止反共，苏联将不再支援国民党政府的武器、贸易和军事人员。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英美等国也不赞成国共分裂、中国内战。就连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不买账，说：&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中共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并调集重兵于1941年1月下旬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顿时陷入空前的孤立、被动、窘迫状态之中。通过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对此，毛泽东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在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1月17日以前，蒋是进攻的，我是防守的；1月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随即整编为7个师和1个旅，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动，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从中共内部情况看。事变前，八路军、新四军虽然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指挥，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在全局上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节制，遵守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发展地域、方向和规模都受到严重限制，少数领导人或多或少受到&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即国民政府）&的影响。事变后，中共武装尽管损失了部分新四军力量，但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不再属于国民党哪个战区的序列，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渐向独立自主地肩负抗战使命转变。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也由事变前与中央尚未形成完全的一致，向事变后思想上高度一致和组织上集中统一转变。中共及时总结了抗日与反顽斗争经验，吸取了皖南事变中惨遭损失的教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既要敢于针锋相对，又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八路军、新四军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实现了由事变前的游击兵团向事变后主力兵团的转变。政治组织建设更加健全，军事建设更加正规，后勤、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从此，人民军队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皖南事变过去70年了。海峡对岸的国民党（或台湾当局）能否看清大势，面向未来，避免两岸兵戎相见，共同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皖南事变今天对国共两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张淑燕）
【】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首任美国总统，当年10月5日，他从美国纽约社团图书馆借走两本书：一本《万国法》，另一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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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亲历者说党史重大事件口述实录　　1921年7月，面对军阀混战的时代洪流，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在毛泽东等革命先行者引领下，从红旗漫卷西风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金戈铁马，一举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的纪元开启了。&&& 2011年7月，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90周年纪念。本刊选取红军长征、开国大典、抗美援朝、西藏和平解放、&文革&、中国加入联合国、审判&四人帮&等21件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采访了30多位亲历者，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不容错过的历史细节，串起中国共产党90年来砥柱中流的风雨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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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尤其在&文革&时期，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唯因家庭出身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正对待，甚至备受歧视
　　本书首次曝光惊心动魄的警卫工作和那场不见刀光剑影秘密战役中的幕后英雄，用数百张珍贵的独家照片展现建国初期的绝密档案，为你开启尘封已久的红墙记忆。
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大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是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