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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tta Stone &nbsp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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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赛塔石碑 Rosetta Stone：学外语最好的软件 Rosetta Stone 是个很强的语言学习软件，就连美国的国务院和联合国都用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来培训外交官和翻译。我刚开始用Rosetta Stone是在苹果上看到的，那时候正在找法语学习软件，感觉从零开始学法语不太好。讲的东西太多，太乱，而且全是语法，有时候学一节课就开始昏昏欲睡了。后来在Powerapple下载了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感觉真爽，语法和单词在不经意间就记住了，而且我竟然没查词典就能猜到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出国这么多年，感觉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完全把握住了国外语言学校的教导技巧。感觉和在Language School上课没什么两样。而且Rosetta Stone包括了很多语言的教学包，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俄语，葡萄牙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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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赛塔石碑 Rosetta Stone：学外语最好的软件　　中国很多的外交人员是翻译出身，译而优则仕。　　事实证明，学外语出身的翻译大都不适合做外交人员，因为学外语容易学了别国的思想，丢掉了中华自己的思想和立场。　　比如，吴建民，法语专业翻译，曾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现在成天在网上出现他鬼扯鬼叫的声音，给外交界丢人现眼。　　而王毅，文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国际关系学博士，从容搞定台湾官民两道，训斥日本官员，现官拜中国外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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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民（日——）中国资深外交家，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校毕业后就进入外交界。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成为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以后，他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
　　王毅，1953年10月出生于北京市，1982年2月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文学学士学位,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赴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研究所任访问学者,l998年4月获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l999年9月起攻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己修完博士课程。
　　王毅，1953年10月出生于北京市，1982年2月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文学学士学位,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赴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研究所任访问学者,l998年4月获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l999年9月起攻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己修完博士课程。
　　心思花在外国语言上，真正深入思考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罗援舌战吴建民 当代岳飞斗秦桧(转载)　　wujjman
08:39　　解放军少将罗援与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日前进行了一场中国外交是否站在十字路口的大辩论，双方唇枪舌剑，火星四溅。这场军方代表与外交官员的辩论，与其说是中国鹰派与鸽派之争，还不如说是当代岳飞与秦桧的舌战。　　综观视频，吴建民的观点是要坚持韬光养晦，为了当前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能忍则忍，能让则让。本来，作为外交官，无论辩论还是谈判，都应该保持优雅风度，但吴建民总是抢话插话，手指连连直点罗援，似乎对面的罗援不是解放军将军，而是恐怖分子头领，一副势不两立的姿态。　　激动中吴建民甚至连有理不在声高都不顾及，竟然站起身，声嘶力竭地高喊「我看不出现在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想打中国」。吴建民无视现实世界的残酷，不顾科学逻辑，罔顾个人形象的表现，根本不具备一个外交官的素质。奇怪的是，这个人居然还曾经担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外交还有甚么希望？　　在辩论中，吴建民不断拿美国侵略阿富汗，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后果警告国人，任何战争都是没有好下场。问题是，美国发动这两场战争都是不义之战，既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也没有得到美国民众一致支持，完全是逆天而行，这种战争自然没有任何结果。中国现在面临的是领土领海被侵佔，现在采取的措施是保衞领土，保衞主权的正义之举，这与美国发动的战争有天壤之别，吴建民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懂，还自诩甚么外交家？　　对比吴建民观点与美国对华政策，不难发现两者之间高度一致。美国说重返亚太不是针对中国，吴建民也鹦鹉学舌，强词夺理地称美国军队并不代表美国。如此积极地为美国帮腔，吴建民到底是中国外交官，还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　　想当初汪精衞冠冕堂皇当了汉奸，也是振振有词，说甚么中日国力悬殊，为了保住中华民族，曲线救国，亡国不灭种等等。宋朝时秦桧为了劝说宋高宗诛杀岳飞，也是打着所谓的苟且偷安理论。如此看来，吴建民这一套与汪精衞、秦桧是何等相似，简直是一脉相承。吴建民口口声声说时代不同了，但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汉奸更是层出不穷。　　中国之所以长期积弱，国力不振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体制内类似吴建民这样的人太多。这些人表面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但暗中恐怕早就被他国收买，身在汉营心在曹，早就成为他国的传声筒。最可怕是，这些人还窃居高位，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第五代强调要实现中国梦，但如果不先除掉「香蕉人」，中国梦恐怕只是南柯一梦。
　　@diamondcup 5楼
18:36:59　　罗援舌战吴建民 当代岳飞斗秦桧(转载)　　wujjman
08:39　　解放军少将罗援与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日前进行了一场中国外交是否站在十字路口的大辩论，双方唇枪舌剑，火星四溅。这场军方代表与外交官员的辩论，与其说是中国鹰派与鸽派之争，还不如说是当代岳飞与秦桧的舌战。　　综观视频，吴建民的观点是要坚持韬光养晦，为了当前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能忍则忍，能让则让。本来，作为外交官，无论辩论还......　　-----------------------------　　等这种傻缺都能看出有国家要打中国来就晚了，让他嘚瑟吧，自己拳头硬点总不是坏事。
　　@诺基亚N9 4楼
18:36　　心思花在外国语言上，真正深入思考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　　学外语，同时就是学外国的思维方式，结果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丢了自己国家的思维方式，变成了藏着外国思维的特洛伊木马。　　所以，翻译，应该就是翻译。
　　@诺基亚N9
18:36　　心思花在外国语言上，真正深入思考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　　@diamondcup 7楼
18:44:53　　学外语，同时就是学外国的思维方式，结果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丢了自己国家的思维方式，变成了藏着外国思维的特洛伊木马。　　所以，翻译，应该就是翻译。　　-----------------------------　　翻译，应该就是翻译。
　　翻译 = 藏着外国思维的特洛伊木马　　这个公式大部分情况下成立(除了少数勤学习、立场坚定者)。　　所以，翻译，应该就是翻译。
　　邯郸学步，几乎说的就是吴建民这类学翻译出身的外交官，他们现在只好在地上爬而不知羞耻。
　　拿立场及能力说事！　　别扯出身……　　我说你挺的是对的。　　
　　新华网有个网友对该贴的回贴，乃高见——“如果一个人是弱智或者疯子，不可怕；但是如果一个弱智和疯子左右众人的安全和利益，那就很可怕了！　　同样， 吴建民缺钙不可怕，但如果因此导致中国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国民利益上缺钙，那就糟糕了！尤其是如果涉及长远、根本利益上缺钙，那就太糟糕了 ！ ”　　再说，那种人为的把国家的发展大局与维护主权尊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吴建民就有这种与之对立起来的混沌思维。
　　老吴经历的多。　　小罗基本纸上谈兵。啥也不了解，以为外国马上来侵略中国了。他就是个笑话。　　
　　@diamondcup 12楼
19:16　　新华网有个网友对该贴的回贴，乃高见——“如果一个人是弱智或者疯子，不可怕；但是如果一个弱智和疯子左右众人的安全和利益，那就很可怕了！　　同样， 吴建民缺钙不可怕，但如果因此导致中国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国民利益上缺钙，那就糟糕了！尤其是如果涉及长远、根本利益上缺钙，那就太糟糕了 ！ ”　　再说，那种人为的把国家的发展大局与维护主权尊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吴建民就有这种与之对立起来的混沌思维。　　-----------------------------　　高见个狗屁。　　纯属弱智。恐怕这种人连外国人的面也没见过，谈何了解外国？他自以为哎呀了不得，美国围堵中国了，要灭国了，快起来打呀！　　痴人说梦。　　止增笑尔。　　
　　@流动在线2010 13楼
19:34　　老吴经历的多。　　小罗基本纸上谈兵。啥也不了解，以为外国马上来侵略中国了。他就是个笑话。　　------------------------------　　战争就是侵略?　　你的国防观点这么落后啊，还敢回帖笑罗将军，自己让别人笑掉大牙哦!　　人家炮击你的渔船怎么办?　　断你的海上运输线怎么办?　　抢你的岛礁怎么办?　　闯你的防空识别区怎么办?　　攻击你的卫星怎么办?　　基本的国防概念都没有，就敢对军官大放撅词，什么玩意!
　　@流动在线2010 13楼
19:34　　老吴经历的多。　　小罗基本纸上谈兵。啥也不了解，以为外国马上来侵略中国了。他就是个笑话。　　------------------------------　　战争就是侵略?　　你的国防观点这么落后啊，公元8世纪的吧，还敢回帖笑罗将军，自己让别人笑掉大牙哦!　　人家炮击你的渔船怎么办?　　断你的海上运输线怎么办?　　抢你的岛礁怎么办?　　闯你的防空识别区怎么办?　　攻击你的卫星怎么办?　　基本的国防概念都没有，就敢对军官大放撅词，什么玩意!
　　外交官的素质：懂历史比懂外语更加重要。
　　@diamondcup 16楼
20:20　　@流动在线2010 13楼
19:34　　老吴经历的多。　　小罗基本纸上谈兵。啥也不了解，以为外国马上来侵略中国了。他就是个笑话。　　------------------------------　　战争就是侵略?　　你的国防观点这么落后啊，公元8世纪的吧，还敢回帖笑罗将军，自己让别人笑掉大牙哦!　　人家炮击你的渔船怎么办?　　断你的海上运输线怎么办?　　抢你的岛礁怎么办?　　闯你的防空识别区怎么办?　　攻击你的卫星怎么办?　　基本的国防概念都没有，……　　-----------------------------　　胡扯得没边没沿了。　　你说的几种情况，除了俄炮击过渔船，还是渔船在港不听命令逃跑，哪种情况发生过，罗本来就对外国啥也不知道，是什么学会的，称他将军是尊重他，他倒自以为了不起了?　　呵呵。　　
　　翻译，应该就是翻译　　
　　上海冠宇翻译有限公司，翻译法律类金融类稿件中译英按英文40元每千字，相当于中译英20多元每千字，如此价格，侮辱翻译门楣。客户如有翻译需求，千万不要被上海冠宇翻译有限公司骗了。给客户的报价冠冕堂皇，而他们给译员只有20多元，客户们请想想冠宇翻译公司给你们的报价又是多少呢？　　上海冠宇翻译公司，既然在翻译这个行当混，请不要拿这个报价丢自己的人了。不但让客户笑话，更是让同行笑话。　　圈里人哪个不知道上海冠宇翻译公司在翻译圈是个奇葩。　　如此剥削价格，只会导致翻译行业陷入恶性循环，败坏翻译市场秩序，使译员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中国翻译圈永远都无法得到规范，译员生存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对于客户而言，花那么多钱买到的只是20多元的服务。客户和译员都是受害者。抵制低价翻译，从每个译员做起！以后遇到给出低价剥削价黑价的翻译公司，各大译员携起手来一同曝光！
　　@diamondcup 　　从北外的阴道说看翻译。　　抗战剧翻译官什么形象。汉奸啊有木有。
　　在吴汉奸眼里，中国使馆活该被炸！！！！
　　我也觉得，外交官员应该是翻译员，不知道咱的外交学院是教的是语言翻译还是学习外交知识？
　　班超是哪个外国语大学毕业的？　　博介子是哪个外国语大学毕业的？　　王玄策是哪个外国语大学毕业的？
　　在中国，干翻译出来的，还确实不太适合去做外交官的，尤其是那些重要位置的外交官！
　　@你折腾了吗
17:20:00　　在中国，干翻译出来的，还确实不太适合去做外交官的，尤其是那些重要位置的外交官！　　—————————————————　　握手!　　
　　外交人员代表国家形象，应该有头脑、有胸襟、思维严谨缜密，反应迅速，有雄才大略才好，特别要爱国立场坚定！　　只是外语学得好，不足以担当此重任。
　　LZ看来是没有看过国际关系方面的书，这些书95%以上都是老美写的，大多数理论流派都是美国的，现实主义、新制度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目前流行的统治地位的三个就是如此，比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那些还要夸张，简直是美国垄断，稍微了解下就知道。
　　自干五连外交官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　　
　　@diamondcup
19:16　　新华网有个网友对该贴的回贴，乃高见——“如果一个人是弱智或者疯子，不可怕；但是如果一个弱智和疯子左右众人的安全和利益，那就很可怕了！　　同样， 吴建民缺钙不可怕，但如果因此导致中国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国民利益上缺钙，那就糟糕了！尤其是如果涉及长远、根本利益上缺钙，那就太糟糕了 ！ ”　　再说，那种人为的把国家的发展大局与维护主权尊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吴建民就有这种与之对立起来的混沌思维。　　-----------------------------　　@流动在线2010 14楼
19:38:31　　高见个狗屁。　　纯属弱智。恐怕这种人连外国人的面也没见过，谈何了解外国？他自以为哎呀了不得，美国围堵中国了，要灭国了，快起来打呀！　　痴人说梦。　　止增笑尔。　　-----------------------------　　反围剿阶段，留学派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人家还带了德国专家回来。这边呢，毛只读过三国。　　结果。。。。。。看来留学这玩意，真的只是镀金作用。
　　王明博古回国之后，藐视群雄，对毛周等人指指点点：你们，你们，有我们见得世面多吗?有我们见识到的国际知识多吗？　　是啊，毛读了本三国，还真没留学生读的西方书多。　　三国算什么？多低下啊。人西方的书，听书名就多高大上，能比吗？
　　甚至在解放战争时代，一堆美国留学的国民党洋博士，在最最西方最高大上的金融战方面，居然在土鳖面前一败涂地。　　洋博士，你们是去外国见外国人的同时到底是干啥？不是在学习，而是在舔屎吧？　　“恐怕这种人连外国人的面也没见过，谈何了解外国"_——是啊，洋博士多了解外国的强大啊，所以又跪又舔。毛不知道外国强大啊，所以打得联合国军退避千里。
　　看看吴贱民这厮的智商，十分擅长鼓吹自我阉割:　　吴建民：当今是和平发展时代 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他分析，当代国际格局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强争霸格局形式上具有相似性。“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世界知名媒体《经济学人》在一篇报道中称2014年的国际形势与1914年的国际形势很类似。其潜台词就是战争。” 　　不过，吴建民认为，“当今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战争解决不了问题。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有报告称)花了近6万亿美元，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 　　吴建民在公开场合曾旗帜鲜明地表示，靠战争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已过时，应谈判。从1959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外交界工作的吴建民告诉记者中新社记者，他期望中国老百姓应该通过了解外交，把握世界大势，看清楚世界变化。　　
　　看看吴贱民这厮的智商，十分擅长鼓吹自我阉割:　　吴建民：当今是和平发展时代 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他分析，当代国际格局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强争霸格局形式上具有相似性。“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世界知名媒体《经济学人》在一篇报道中称2014年的国际形势与1914年的国际形势很类似。其潜台词就是战争。” 　　不过，吴建民认为，“当今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战争解决不了问题。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有报告称)花了近6万亿美元，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 　　吴建民在公开场合曾旗帜鲜明地表示，靠战争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已过时，应谈判。从1959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外交界工作的吴建民告诉记者中新社记者，他期望中国老百姓应该通过了解外交，把握世界大势，看清楚世界变化。　　
　　学外语，同时就是学外国的思维方式，结果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丢了自己国家的思维方式，变成了藏着外国思维的特洛伊木马。 　　所以，翻译，应该就是翻译。　　
　　学外语，同时就是学外国的思维方式，结果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丢了自己国家的思维方式，变成了藏着外国思维的特洛伊木马。 　　所以，翻译，应该就是翻译。　　
　　@iasias 33楼
11:14　　甚至在解放战争时代，一堆美国留学的国民党洋博士，在最最西方最高大上的金融战方面，居然在土鳖面前一败涂地。　　洋博士，你们是去外国见外国人的同时到底是干啥？不是在学习，而是在舔屎吧？　　“恐怕这种人连外国人的面也没见过，谈何了解外国"_——是啊，洋博士多了解外国的强大啊，所以又跪又舔。毛不知道外国强大啊，所以打得联合国军退避千里。　　------------------------------
　　@diamondcup 外交官我很喜欢沙祖康！
　　商贸 法律 都是以 我为中心 　　我利益最大为好 　　科技 是强调绝对客观 允许幻想 但正式论文即必须有充分证据 　　翻译 就是强调 理解对方 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甚至做到 像电影的傀儡人替身 萨达姆替身那样 　　完全要做到 全身心的幻想 想象 训练 自己用萨达姆的语调说话 用萨达姆的方式说话 用萨达姆的思维去想象 　　用傻大木的 习惯去走路 礼仪等 　　但 因为是傀儡替身 无关紧要 仅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　　
　　三观不正，就是说这些人
　　路过...
　　@diamondcup
12:47:12　　学外语，同时就是学外国的思维方式，结果很多人学着学着，就丢了自己国家的思维方式，变成了藏着外国思维的特洛伊木马。　　所以，翻译，应该就是翻译。　　-----------------------------　　更重要的是，擅长外语的，不一定擅长政治和外交。　　这两个专业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除了翻译当外交官，我国还有一个类似的很不好的用人习惯；就是秘书做大官　　不是说秘书出身的就没有才干，但这个和个人天赋有关，和秘书职业无关　　大量任用秘书后果就是奇葩政策纷纷出现、嘴炮吃相，干的好不如总结写的好　　说实话，许多村干部乡干部除了文化水平差点，受环境影响道德素质差点，很多人政治才干一点不差
　　吴建民的子弟展开反击，外交学院大骂愤青之厌恶放弃国籍的华人和对外强硬态度　　
　　外交学院列出了中国愤青的种种罪行，包括： 　　－厌恶放弃中国国籍的华人 　　－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 　　－认为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 　　－不喜欢西方批评中国 　　－坚持认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反对一味对外妥协 　　－主张对外强硬和威慑　　
　　有道理
　　@JJHFOX2013
16:46:00　　在吴汉奸眼里，中国使馆活该被炸！！！！　　—————————————————　　+1　　
　　从法语翻译起家的吴贱民 　　　　
　　@诺基亚N9
18:36:27　　心思花在外国语言上，真正深入思考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真正聪明的好学生不会去简单的学个外语当职业的。　　二三流的智力能力的人才会去学这类专业。能力的不足导致容易遁入歧途。
　　@iasias
11:11:26　　王明博古回国之后，藐视群雄，对毛周等人指指点点：你们，你们，有我们见得世面多吗?有我们见识到的国际知识多吗？ 　　是啊，毛读了本三国，还真没留学生读的西方书多。 　　三国算什么？多低下啊。人西方的书，听书名就多高大上，能比吗？　　-----------------------------　　所以以后国家领导人只需要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什么博士。把中国搞得一团糟！　　
　　看来，矛头已经对准了罗将军和尹将军。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联合国八年：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经历_小宗师专辑：日，我复电表示接受联合国的聘用之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紧张的准备，办妥了出国前的必要手续。3月8日，离开北京去纽约赴职。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派车迎接，并送我到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馆是一幢19层的大楼，房间很多，原为一家喜来登饭店，我国政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用700余万美元购来，国内来纽约出差的人员多借住于此，在联合国工作的职员也都集中住在里面，人们顺口把它说成“招待所”。这是我第二次到纽约。第一次是在1979年秋天，我作为中国邮政代表团成员去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第18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大会结束后，随我代表团应邀访问美国，途经纽约时，曾顺道参观过联合国总部。那时，我当然没有预计到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名职员，且一干竟长达八年之久。曼哈顿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和海港，曼哈顿是纽约市中心的一个岛，西有哈得逊河，东有东河和哈林河，南面是通往大西洋的纽约湾。曼哈顿面积57.91平方公里，1626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以价值24美元的货物从印第安人手中换来；1664年，英国占领后将它起名纽约。此后，纽约市逐渐向四周扩大，除去曼哈顿，增加了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昆士、斯塔登岛，共五个区。曼哈顿的最南端耸立着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幢摩天大楼。世界贸易中心是由六座建筑构成的建筑群，其中的这两座高层建筑外观相同，又被称做“双子楼”，与南面爱丽丝小岛上作为这个城市象征的自由女神像隔海相望，成为曼哈顿的标志。世界贸易中心历经七年的修建于1973年竣工，拥有84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容纳了一千多家公司的五万多名职员。双子楼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它高427米，110层，第107层是瞭望厅，由该处极目远眺。方圆可达72公里，纽约市及毗邻的新泽西州尽在眼前。可惜的是，日以后，著名的双子楼不复存在。那天早晨，国际恐怖分子用劫持的两架飞机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先后冲向这两座楼，大楼被撞击后发生爆炸，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随着一声巨响，它们在爆炸中轰然倒塌。其时，我与方平正在我自联合国离任后第三次前往纽约探亲旅游的途中，住在夏威夷海滩的旅馆里。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爆炸的实况，待若干天后抵达纽约，该地已是一片废墟，游人不得入内。与世界贸易中心几步之遥，是举世闻名的华尔街，它是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也是世界金融的神经中枢。这条街道只是一条长仅500米、宽仅11米的狭窄弯曲的小街，但它昔日的历史与今日的地位都非同寻常。1653年，荷兰殖民者曾在此筑造过一道木头栅栏的围墙，以防御印第安人的袭击。英国殖民者取代荷兰人之后，将墙拆除，改建成一条街道。这条街上的老市政厅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89年宣誓就职的地方，现改为联邦大厅纪念堂。街西头的三一教堂是一座建立于十七世纪的古老教堂，教堂的墓地埋葬着华盛顿内阁的权要汉密尔顿和著名轮船发明家富尔顿。街道两旁耸立着摩天大楼，聚集着当今最大的股票和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通银行、花旗银行等美国最大的十家银行中六家的总行，其他如保险、铁路、航运、制造业的总管理处也集中于此。它还是棉花、咖啡、金属及海产等商品的交易中心。除去岛的南北两端少数不规则的小街外，曼哈顿的街道十分整齐，南北向的叫大道，自东向西排列；东西向的叫街，比大道狭窄，自南向北排列。著名的百老汇大街长29公里，由东南至西北斜插于大道和街之间，与大道交叉处形成若干大小不一的广场，其中最大的是与第七大道交叉、位于第42街和44街之间的时代广场。这里是纽约市最繁华的地方，每年除夕，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于此，等待象征纽约市的红苹果形状的大气球在午夜时刻从天而降。共同欢庆新年的到来。联合国总部位于第42街的最东头，占据了东河边从第42街到48街的一片地方，该处被命名为联合国广场。第42街名气很大，原因之一是它是纽约的红灯区。这条街靠西一段，从第六大道到第八大道，两边排列着许许多多黄色录像厅。这一带在上世纪初原是著名的文化区，有着众多的剧院。1929年的经济危机时，剧院相继破产，逐渐被低级演出场所取代，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与相邻的时代广场一起发展成色情场所的聚集地。成为红灯区。几乎每一个从国内初到纽约的同胞，都会被接待的人告知第42街的阴暗面，提醒他们经过这条街时务必要小心。我国总领事馆也在42街，在它最西头的哈得逊河边。我们这些住在总领事馆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包括官员、翻译、打字员、秘书，人数不少，尽管从这条街的西头到东头步行过去只需二三十分钟，但为了安全，上下班仍由总领事馆的面包车接送。或花一美元搭乘公共汽车。一段时间后，为了锻炼身体，只要时间允许。不少人会选择步行。一路上，两边黄色录像厅闪烁着招徕游客的“西洋镜”或“×××”的彩色霓虹灯，路边蜷缩着手拿酒瓶的醉鬼，不时还会有人把手伸到你面前来乞讨钱币，或者朝你叫嚷一些脏话。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只要提高警惕，内紧外松，不去理睬，尽可从容不迫地走自己的路。有时难免迎面过来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则采取提前绕开、不要与他碰个正着的办法。摸出了规律，我们在这条街上来来往往好几年。都平安无事地过来了。第42街地处曼哈顿的中心，为了改变该处的环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到纽约不久，当地政府在离这条街西端不远的第39街至40街处建造起杰维茨会议中心。杰维，茨中心占地22公顷，建筑面积90万平方英尺，拥有100个会议厅，据说在西半球首届一指。但它并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其后，纽约市政府和州政府又共同提出一项更为庞大的改造第42街的计划，招标在邻近红灯区处增加文化设施，重建数座品位较高的剧院，用以改善环境和减少犯罪，并吸引更多游客。不过时隔多年，我们最近一次在2004年秋天去纽约时，仍未看出这条街道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提起曼哈顿，人们眼前总是浮现出高楼林立、行人熙攘的景象，殊不知，在曼哈顿的中央，还有一个面积达340公顷的大公园。1858年，建筑师奥尔姆斯特德提出了建一个中央公园的构想，耗时15年。直至1873年，这个矩形的大公园出现在曼哈顿岛中心。中央公园东自第五大道、西到第八大道(在此段称中央公园西大道)，南北从第59街直至110街，园中有大片大片绿茵茵的草地，稠密的大树，宽阔的林阴道，湖泊、池塘、露天剧场、儿童游戏场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很难想象，在这样一座喧嚣繁华的大都市的中央，在高楼大厦的环绕中，竟有着一个这样广阔而宁静的休闲去处。夏季的傍晚，公园内的广场还经常举行免费的露天音乐会，演出者多是世界一流的乐队。曼哈顿岛西边，沿哈得逊河边，还有另一个大公园——河边公园，占据了自第七十几街延续至第二百五十几街的一大片土地。这两个大公园加上其它大大小小的公园，这个岛的布局充分说明了它最初的开发者是独具匠心的。曼哈顿不只是美国商业和金融中心，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艺术中心。仅中央公园的周围，便有很多文化设施。公园东边沿第五大道东西两侧，自北向南，有纽约市博物馆、国际摄影中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犹太博物馆等十几个博物馆和文化建筑。其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最齐全的博物馆之一，含有15个独立的馆所，236个展厅，汇集了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精品。公园西边，有世界一流的展现人与自然发展进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天文馆。位于西53街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珍藏着自十九世纪以来各种流派的艺术品，是举世闻名的现代艺术宝库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驻地在西第66街155号，街对面便是举世闻名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所在地。曼哈顿的剧场、演出厅难以胜数，仅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就有包括大都会歌剧院、艾弗里，费希尔厅、纽约州剧院、爱丽丝，塔里厅、维韦安，博蒙特剧院等多个演出厅和剧场。作为林肯中心一部分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曾为世界各国培养出许多著名的歌唱家。几条街之隔，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卡内基音乐厅和无线电城市音乐厅等，也都是各国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表演场所。百老汇大街沿线的剧场、戏院、舞厅更是多得令人眼花缭乱。除此之外，曼哈顿还有世界著名艺术家和作家们曾经居住过的格林威治村及索禾等具有特殊文学艺术氛围的社区，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及收藏齐全的图书馆。实际上，世人对曼哈顿的向往与其说是仰慕它的繁华，不如说更多的是被它丰富的文化生活所吸引。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总部的主要建筑是一幢犹如一个竖立的火柴盒似的大楼，高1654米，共39层。联合国秘书处的大多数部门都在这座楼里，最上面的第38层是秘书长办公室，与主体高楼相连，是长而低的会议厅建筑，内有各种大、中、小会议厅、休息室和餐厅等，延伸过去是联合国大会厅。与大会厅相对，坐南朝北，是哈马舍尔德图书馆。这几个建筑物相连，构成一片凹形的建筑群，即通常所说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日，美国国会一致决定邀请联合国在美国建立永久性的总部，其他一些国家也发出类似邀请，日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当年年初，首先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亨特学院建立了临时性的联合国秘书处；8月，迁到市东边长岛的成功湖。日，联合国大会接受了小洛克菲勒的850万美元赠款，用以购买纽约曼哈顿东部罗斯福大道原为纽约市一个屠宰场的18英亩地皮。同时，纽约市政府也捐了附近的一些土地，并承担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改造工程来建造联合国总部办公大楼。联合国办公大楼的建造颇经过一番周折。据月的一期《联合国秘书处新闻》报道，当时的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赖伊任命了一位名叫哈里逊的美国人为首席设计师，于1947年成立了包括来自苏联、法国、比利时、加拿大、中国、瑞典、巴西、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乌拉圭的十名建筑师组成的设计委员会，外加一些来自美国、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的顾问及为数众多的助手。中国建筑师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中没有非洲国家的建筑师，而巴西建筑师因系共产党人，被美国拒发签证未能来到纽约。关于联合国大厦的建筑风格，建筑师们有过争论。法国建筑师原来的设计是桩柱形；澳大利亚的反对板式摩天楼，认为此类建筑固然省钱，但风格过于实际，称不上是一个纪念性的建筑物；瑞典的设计师则赞同板式：我国的梁思成也赞成板式，认为板式建筑最有利于获得阳光，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最有利，并说，别害怕让建筑物本身来表达自己的风格吧!于是，板式建筑方案就定下来了。据说，在最后被一致同意的蓝图提交会员国代表们讨论之前，曾经提出和推翻的草案有80个之多。至日，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设计方案，当天举行了奠基典礼。这一天，召开了露天的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出席大会并致辞；1950年8月，部分建筑竣工付诸使用；1951年6月，全部完22；1952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在新的会议厅举行。至今，这座大楼作为一个无可替代的普遍性组织的象征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由于建筑材料的过时，设备的落后，管理和维护费用的昂贵，大楼存在诸多安全隐患。2002年12月，联大通过了一项庞大的计划，决定对大楼进行全面翻修。该计划预计耗资12亿美元，由美国政府按照5.54％的年利率向联合国提供为期30年的贷款。待工程全部结束时，联合国总部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人们眼前。联合国由六个主要机构组成：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及秘书处。秘书处的职责是为前五个主要机构服务，执行它们制定的方案和政策，并负责联合国的日常行政管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任时，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总部有以下部门：秘书长办公室，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特别政治问题办公室，政治与大会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法律事务部，政治与安理会事务部，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托管及非殖民化部，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行政与管理部，会议服务部，新闻部，秘书长海洋法特别代表办公室，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大会，秘书长纳米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等。联合国秘书处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分别设有办事处，以日内瓦办事处规模最大。联合国还有五个区域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非洲经济理事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西亚经济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在秘书长的授权下运作，由联合国提供经常预算，向经社理事会报告工作。人们通常说的联合国系统包括三个方面：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附属机构；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的附属机构有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20个组织。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有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15个组织，它们有各自的理事会和预算。联合国系统有一个行政协调委员会，由秘书处几个大的部门、较大的附属机构及专门机构等共26个方面的最高行政领导组成。秘书长任主席，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该系统面临的实务与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该委员会2001年改名为联合国系统行政长官协调委员会，成员增至28个，会期及活动方式也适应形势做一些变化。秘书长是联合国首席行政长官，任期五年，可以连任。我1980年到联合国任职时秘书长是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1982年，来自秘鲁的德奎利亚尔接任，连任至1991年底；然后是埃及人布托斯·加利。上一任秘书长是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他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第一位科班出身的秘书长。现任秘书长是韩国的潘基文。秘书长以下人员的职衔和级别是：副秘书长(USC-级)、助理秘书长(ASG级)、司长(D-2级)、特等干事(D-1级)；然后是各级专门人员职类(P类，从P-5到P-1级)，在国际范围征聘；一般事务人员职类(G类，从C-7到G-1级)，就地雇聘。此外，联合国还在国际上征聘为数有限的技术援助专家和外勤事务人员。技术专家的级别从L-7至L-1。外勤事务人员的级别从FS-7至FS-1。联合国总部的副秘书长一般每人负责一个部，日内瓦、维也纳及内罗毕几个办事处各由一名副秘书长主持工作。联合国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国缴纳的会费，其它经费来源包括自愿捐款、出租房屋及出售邮票的收入等。会费按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收入宽减和外债宽减等因素为基本依据进行分摊，分摊方案由会费委员会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和调整。一国的摊款最高不超过会费总额的25％，最低不少于0.001％。美国会费摊款在相当长的时期占总预算的25％，本世纪初减至22％。根据日联大第58/1号决议所附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除美国外，摊款较多的国家依次是：日本(19.468％)，德国(8.662％)，英国(6.127％)，法国(6.030％)。我国是2.053％，居第九位。维持和平行动费用不在经常预算之中，各国缴纳数额参照会费的分摊方案，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摊款所占百分比增加20％。许多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拖欠会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经济困难或战乱等无法控制的情况：有的则是借以表明某种政治态度。谋取政治利益。如美国就曾以拖欠巨额会费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力图影响联合国的决策。1998年，当时的180多个会员国中只有大约100个缴足了全额会费，会员国共欠联合国现期和逾期摊款超过25亿美元。近些年。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2005年，拖欠会费的国家有17个，多为经济困难的小国或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由于经费短缺及本身活动不断扩大和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就处于财政危机中。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省开支，秘书处的机构多次进行精简改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从年的12000多人减到世纪之交的8900人。但另一方面，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联合国的活动又不断扩大。例如，近年来在安理会下就先后设立了处理海湾战争后赔偿问题的赔偿委员会及对伊拉克的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法庭等机构。2001年“9·11”事件后，又新设了一个反对恐怖主义委员会。我任职时期。介于秘书长与各副秘书长之间，曾有一个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的职位，负责协助秘书长协调秘书处经济和社会领域机构之间的活动，后来精简机构，这个职位被取消。秘书长安南当选后，在秘书长与副秘书长之间又另设了一个常务副秘书长的位子，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内部监督事务办公室，负责在秘书处内部促进更有效率的管理，消除浪费、舞弊和管理不善。此外，由于形势的需要。还设立了一个伊拉克方案办公室。联合国秘书处的机构。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分分合合。变动频繁。到2004年3月，秘书处在纽约总部的部门有：秘书长办公室，内部监督事务办公室，法律事务部，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大会与会议管理部，新闻部，行政与管理部，最不发达、内陆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代表办公室，安全协调员办公室，麻醉药品控制与预防犯罪办公室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聘用及待遇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聘用有以下几个途径：通过考试录用；征聘；会员国政府推荐；从其他联合国机构调进。高级职员中不少是由会员国政府推荐的。叫做借调人员，从事技术援助的专家是征聘的。据最新的统计，秘书处属正常预算下的工作人员大约8900名，来自170多个国家。联合国职员中，P级以上人员的聘用根据各国所缴会费的比额按地域分配，其中专门从事口译或笔译者的招聘不受地域名额限制。美国在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数目超过任何其他会员国，高级职位也多。至于G级人员，是在当地招聘，不受地域名额的限制。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初，尽管当时经济处在困难之中，我国仍沿用旧中国时期分摊的比额，主动承担了4％的会费，1974年达到5.5％。按照这个比额，中国可以有相当数目的人到联合国任职。但当时，除去不占地域分配的中文口译、笔译和G级人员(秘书和中文打字员)，中国籍的官员屈指可数。高级职位更少。由中国政府推荐去的仅有担任主管政治事务、托管与非殖民化部的副秘书长唐明照和他的特别助理等少数几人，属按地域分配任职人员数额不足的国家，其原因是我们对联合国的人事制度缺乏研究和“左”的思潮的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一次与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大使交谈中建议中国多推荐一些人去联合国工作，这个问题才引起我国外交部的注意。从那以后，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推荐了一批人员去联合国总部任职，其中任D-1级职位的就有五六人：陈鲁直、马隆德、汤兴伯、崔烈、邱应觉和我等；还有新闻部的邢洚，是P-5级。但过了不久，由于我国当时人均生产总值等因素，根据联合国确定会费分摊的原则，联合国大会通过将我国缴纳会费的百分比下调到0.79％，后来最低到0.72％。会费比额降低是经过争取实现的，但就联合国按地域分配的职员人数而言。我国从此变成了“超员国”，加以联合国长期陷于财政危机之中。进人不易，属中国地域分配下的职员日益减少。尽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我国分摊的会费比额逐年提高，但联合国近年来多次精简机构，在任的中国职员又陆续达到退休年龄而离开，高级职位寥寥无几。根据联合国秘书长2001年8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联合国职员人数统计，包括联合国秘书处所属各部门以及亚太经社会在内，中国名下的职员共279人，其中属按地域分配的只有41人，其中：副秘书长1人，D-2级1人，D-1级7人，P-5～P-2级32人。余下的238名中为不受地域-名额限制、属语言需要的口译和笔译(P-5～P-2)132人，G级从事秘书、打字、勤杂的一般事务人员95人，临时工种11人。当然，所谓超员国不能向联合国秘书处进人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一些国家按地域分配也都是超员，有的还超员很多，但他们照常不断有人进秘书处。就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形势的发展，所占会费比额不断增加，我国在三年期的摊款比额再度提高，占联合国会费总额的2.053％。这样，我国按地域分配的职员人数应可得到增加，从而有利于向联合国秘书处输送人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薪金根据两种不同的原则确定：专门人员职类(P级)直至副秘书长的薪金按照诺布尔梅耶(Noblemaire)原则，沿袭国际联盟的做法。诺氏系国联某委员会报告员，他倡议国际公务员的薪金采用相当于会员国中相同级别的最高标准，当时是英国公务员薪金最高。联合国成立后，经过调查，美国公务员的薪金最高，现行联合国职员的薪金是在与美国联邦公务员的薪金净额直接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再就纽约市与其他一些城市之间生活费的差价进行调整后而确定的。G级人员由于是当地招聘，薪金按照弗莱明原则，即相当于所在地相同级别的最高标准。联合国职员的薪金数由基本薪金加上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构成。联合国范围内相同级别的基本薪金是统一的，但不同的服务地点生活费用悬殊很大。为使拿相同薪金的职员(限于P-1与以上级别以及外勤事务职类)在不同服务地点享有同样的购买力，联合国制定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根据当地物价每月调整一次。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地区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是职员基本薪金的40％强，而在内罗毕是7％到8％。此外，工作人员还享有子女教育补助金、安家费、搬家费、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回国补助金等各种津贴和补助。作为D-2级的官员，1987年我的年薪是11万多美元，其中包括基本薪金88102美元加上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及其它津贴。D-2及以下每一级内都有若干档，如D-2有6个档，P-4和P-3各有15个档，等等。职员的表现如无大的问题，除D-2级每工作两年升一档外，以下级别则每工作一年升一档。联合国工作人员必须向其本国政府缴纳薪金所得税，税款约占到他们实际毛薪金的28％至34％之间，由秘书处代替各国政府收取。此外，每人必须按月将薪金的一部分(约10％)缴付养老保险金(养恤基金)，与由联合国的一个基金会支付的占三分之二数目的钱加在一起，构成职员的养恤基金。在联合国工作五年以上，退休后可领取养恤金，即退休金。按照联合国的原则，职员是为联合国工作、以联合国利益为重的国际公务员，不代表任何国家，在执行任务时不接受任何政府或联合国以外的机构的指示和影响。在经济上，他们也不得接受本国政府给予的补充薪金或补贴，以免损害作为国际公务员的独立性。我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日本和当时的联邦德国国内薪金高于联合国的薪金标准。这两个国家的职员除联合国薪金外，曾一度从本国政府得到额外补贴，据说是出于吸引最好的候选人到联合国工作的考虑。由于这是违反联合国规定的，后来改为到联合国任职的人在赴任前从他们的政府得到一次性财政补偿的办法。而另有少数国家政府，则以不同的办法从本国的联合国职员的薪金中提取一部分，如当时的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当然。这些情况是我在与同事们闲聊中风闻的，这在当时的秘书处可以说尽人皆知。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合法席位恢复之时，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国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待遇与我驻外使领馆人员类似，即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从国内去的联合国职员集中住在我国总领事馆的大楼里，吃住由公家包下来，联合国的收入全部交公，本人每月领取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同级人员多10％的生活费。我从联合国任满回国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政府对国际职员的待遇逐步做了一些调整。1992年，进一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国际职员的薪金以及联合国所发各种补贴全部归本人支配，在其他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职员的待遇随之也做了调整，结束了供给制的时代。抵达纽约小歇数日后，日，我去联合国总部人事厅报到。人事厅在秘书处办公大楼的第36层，接待我的官员首先交给我一份联合国职员守则，让我阅读。然后，交我一张联合国国际公务员宣誓书，要我阅读后签字。职员守则中规定：公务员必须保证在执行任务时以联合国的利益为重：不得做任何不符合其国际公务员身份的公开声明：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执行任务过程中未经公开过的情况；未经秘书长批准。不得接受任何来源的勋章、奖章、馈赠、礼品或报酬；不得从事与其独立、公正身份不相符合的政治活动，等等。宣誓书内容是：“我庄严宣誓。以最高的忠诚、谨慎与良知执行作为联合国国际公务员的职责：我只有以联合国利益为重来完成这些职责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我在执行任务时不接受任何政府或联合国以外的机构的指示。”像所有联合国职员一样。我在宣誓书上签了字。于是，我在联合国的工龄便从这一天算起。秘书处还发给我一本工作人员人手一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其中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基本权利、职责和义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具体内容分12章，包括：职责、义务和特权；职位和类别；薪金和补助；任命和提升；年假和特别假；社会保障；旅费和搬迁费；工作人员关系；离职；纪律措施；申诉以及一般规定。该条例和细则适用于技术援助项目人员及其他短期或特殊合同人员以外的所有职员，联合国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熟悉它。我进入了技合部去人事厅报到的第二天，3月15日，我便去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正式上班。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是秘书处的一个部，办公室设在总部凹形建筑物群马路对面的DC1大楼里，DC1与DC2是两幢连在一起的玻璃幕墙高层建筑，即联合国广场1号。该部由一位副秘书长领导。分工主管该部的副秘书长是毕季龙。他早年留学美国，原为外交部国际司司长，1979年6月来纽约就任这个职务。我过马路到DC1第12层见到毕副秘书长，他请来另两位官员与我见面。一位是赵明德，原是唐明照副秘书长的特别助理，唐明照离任后，临时担任毕副秘书长的办公室主任，即将任满回国。他曾旅居法国19年，除英语外，说一口地道的法语。另一位是副秘书长的特别助理赖尚龙，来自我国台湾省，台湾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留学。赵明德陪我拜会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第二把手、助理秘书长玛格丽特·安丝蒂。安丝蒂小姐是英国人，她与我先用英语、再用法语进行交谈。然后，我们又到各司与司长们一一见面。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是联合国技术合作的主要执行机构。论援助规模，是联合国系统第二大执行机构，仅次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该部的前身是秘书处的技术合作厅。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联合国设置了这个厅，从事对亚非拉国家的技术援助，凡联合国专门机构及有关机构的职权范围包括不了且对发展事业又非常需要的援助业务，均由该厅承担，涉及面很广。它在技术援助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尤其在制定发展计划、公共行政、人口、统计、探矿、能源、水资源等方面是强项。但这个厅毕竟规模较小。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为技术合作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也有待确定。1977年12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第32/197号决议，将原技术合作厅与其他有关部门合并，加以扩充，于日成立了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应该说，它在秘书处内是一个具有较久历史的新部。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以下简称技合部，英文简称DTCD)的职权范围与活动内容包括，一、向秘书长就技术合作活动提供咨询与协助，撰写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的报告、等等。二、管理联合国技术合作经常方案，并在以下领域为发展中国家执行援助项目：制定发展计划；自然资源与能源；发展行政；人口；统计；海洋经济；科学与技术；社会发展等。三、行使联合国作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同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创建者的职能。四、从事技术合作的研究工作，发展技术合作新概念等。我进技合部时，该部有职员658人。另在亚非拉国家有1700名执行项目的人员。单就在纽约的职员人数而论，它在秘书处中是仅次于行政与管理部的第二大部，全部有五个行政司：政策与资源计划司、规划与执行司、自然资源能源司、发展行政司、方案支助司。每个司下设若干处，有的处下面还设科。另有直属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执行办公室，负责专家及项目以外的该部人事和财务。此外，联合国统计司接受双重领导，其调研业务归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领导，技术合作业务由技合部领导。技合部成立后的第一任副秘书长杰马科耶只干了一年就卸任了。毕季龙1979年7月上任后，首先集中精力整顿内部，对人事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调整。联合国绝大多数职员的任用是长期合同，工作到退休年龄为止，没有特殊问题不可随便解雇，因此，在职员的任用合同未曾到期时进行调动颇费周折。尽管如此，还是换掉两名司长，一名是已超龄的规划与执行司司长。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调来一位有经验、有干劲的人来接替；另一名是方案支助司司长，与人事厅的一位司长对调。后来的发展证明，新任命的司长在新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的长处，经过一段时间，效果立见，这两个司的工作纪律明显好转，工作效率得到提高。但是，1981年4月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相继宣布，由于发达国家减少对援款的认捐，它们被迫减少项目。各执行机构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停止执行一些已经做好预算的项目。紧接着，联合国人口基金将技合部本已批准的项目预算砍掉三分之一，开发计划署也砍掉一些，作为执行机构的技合部所收取的行政费将因此大幅度下降。该部不得不在人事上采取只出不进的办法进行缩员。1983年6月，技术合作部实行精简机构，在总部的总人数从原有的658人中减去179人；余下479人；在亚非拉执行项目的人员也由1700人减为1200人左右，它的结构从原来的五个行政司并成四个，将原规划与执行司撤销，其职能分由四个司承担。我到技合部上班后，日，负责人事厅的助理秘书长乔纳给我寄来聘书合同。其中载明：职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工作部门：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职类：特等干事级别：D-1，1档工作地点：纽约税前年薪：43890美元，外加40％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及其他津贴工作时间：两年，日至日特殊情况：从中国政府借调我于日在聘书合同上签了字，表示接受上述条件，一式两份，人事厅和我本人各存一份。1982年，联合国又续聘我三年。我在人事厅寄来的第二份聘书上签了字。其中说明对我的第二次聘用期到日，职务级别不变，薪金则提高了一个档次，为D-1，2档。我在这个级别上只干到1983年3月底，4月1日起升任D-2级司长。担任办公室主任的第二年，即1981年的5、6月间，我参加人事厅分别在纽约市和纽约州北部莫宏克山区举办的联合国高级行政官员学习班，先后脱产学习两周，学习内容是关于联合国本身的知识以及“解决问题与做出决定的方法”，邀请了联合国内外一些专家来讲解或主持专题讨论。学习班有数十人参加。都是P-5级以上的行政领导，大家生活、学习在一起，这提供了很好的彼此认识的机会。除我之外，副秘书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毕季龙的特别助理(P-4)和安丝蒂的特别助理(P-3)及秘书6人(一般事务等级，G级)。我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职权范围是：协助副秘书长全面领导本部以及本部的行政管理；对本部所属各司、各委员会及专门小组的工作给予指导；代表副秘书长向会员国政府和常驻代表团、联合国立法机构、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等执行交涉和联络任务；执行副秘书长临时指定的任务等。从以上职权范围可以看出，办公室主任对外代表副秘书长，对内承上启下。协调和沟通各司、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我必须努力做到使部内各个单位受到公平对待，尽一切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为技合部做好工作。我有机会与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参加部内、部外的各种会议，这些都有助于我观察和了解情况。我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处理好各种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作用，协助副秘书长把工作做好。普通职员不容易见到副秘书长，司长们个别约见副秘书长，一般也要事先通过秘书预约。而办公室主任可以接触到各级官员，当然他必须放下架子，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使人对他有信任感，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我尽可能多地与各级官员接触。把他们请来办公室，或利用工作午餐等机会联络感情，了解情况。接触较多的是各个处的处长或相当级别的官员，他们是工作骨干，最了解情况。对司长，一般是我去他们办公室造访，或通过共进午餐或相互宴请的方式进行联系。过了不太久，由于人们感到这位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不难接近的人，主动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使我能了解到一些深层的问题。例如，方案支助司的人员，特别是其所属专家招聘处的人员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感到自己被冷落，认为领导上器重执行办公室的人，而贬低他们的作用。专家招聘处和执行办公室都是管人事的处级单位，负责人都是D-1级，前者属方案支助司，主管技术专家方面的人事；后者直属副秘书长办公室，主管本部人事和财务，负责人叫执行干事。该执行干事工作能力不差，但爱表现出高人一等，制造出他及他领导的单位特别受器重的假象。专家招聘处的人不服气，认为都是管人事，执行办公室有什么了不起!如果领导上在处理关系到两个处的问题时稍有疏忽。则易引起误会。我弄清问题所在后，同专家招聘处的正副处长做了长谈，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留意，证明领导上并没有偏袒执行办公室而歧视招聘处。不久，方案支助司司长拉多维茨对我说：“我司的人对我说，现在我们放心了，因为证实叶先生没有对我们冷眼相看。”联合国的职员来自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及文化背景，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要特别谨慎。一定要掌握“一碗水端平”的原则。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司长是一位南斯拉夫籍的犹太人，他下面一位英国籍的处长也是犹太人，他们与该司一位法国籍的处长闹得水火不相容。两个处长分别来向我告状，诉说对方的不是，但任何一方都提不出足以驳倒对方的有力论据。我从他们的相互指责中看出，矛盾由来已久，背景复杂，谁是谁非很难弄清，而且卷进纠纷的还不止这三个人，靠我的力量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让他们有我处事不公、偏袒某一方的口实，我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耐心听取他们各自的陈述，不轻易表态。只是当那位犹太裔处长对我说。法国籍的处长在管理项目中有受贿行为时，我立即严肃指出。如有证据。应该拿出来。否则这样的问题不能随便乱说，乱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便不再吭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背后相互指责，这种气氛逐渐平息下来。技合部当时有十来名苏联人，担任项目管理官员和科长职务。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起初。他们对毕副秘书长和我这两个从中国政府借调来任职的人有些顾虑，不敢接近。我则注意对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职员一样，一视同仁，有时碰面时还与他们用俄语寒暄，以缓和气氛。一段时间后。他们逐渐发现我们在人员的使用和提拔上并没有歧视，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敬而远之了。该部还有几位我们的同胞，他们都为该部及加强该部与中国的合作做出了贡献。副秘书长特别助理赖尚龙和发展行政司的林武郎是从台湾来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的沈祖为(女)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麦举能是从香港来的。方案支助司招聘处的李醒嘉(女)也来自台湾。她原在会议事务部中文处任笔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提出想来技合部招聘处工作。翻译人员不属地域分配名额，从中文处调到技合部受超员的限制，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才成功。那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其后人事厅对类似调动就卡得越来越死了。有一位在我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前进入联合国的同胞，在原技术合作厅任职多年，技合部成立后，担任过D-2级的司长。退休后一度应聘为该部短期顾问。他曾经出过一些不错的主意。但也干了一件令整个秘书处吃惊的事。大约1982年的一天，他已经不是顾问了，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已推荐他接任毕副秘书长的职务。我对他说，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他的消息来源是哪里。他却支吾其词。他也向秘书处其他人放出同样的消息。看来他自视甚高，想借机制造舆论，以为联合国的人都会向他发出欢呼之声，于是他就可借以向中国政府毛遂自荐。岂料，他这种做法的效果适得其反，甚至惊动了秘书长。秘书长托人捎口信给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人，请他向中国政府转达：毕季龙先生如能继续留任，秘书长没有意见；如果中国政府要换人，千万别推荐这位先生。有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不久，与我素昧平生、从技合部退休的来自印尼的华裔老人陈先生，七八十岁的高龄，从远离曼哈顿郊区的家里特地来见我。他手里拄着拐棍，不顾步履艰难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做了长谈，反映技合部及其前身技术合作厅过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某位爱搞小动作、借机报私怨的人物的种种表现。尽管他所谈内容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也印证了其他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更使我们警惕。作为一个华人，陈先生是希望中国人领导的部门繁荣、昌盛，我非常感激他的用心。作为办公室主任，我还必须处理某些特别的关系，应付一些伤脑筋的事。这方面，有一些颇值得回味的经历。技合部的第二把手是助理秘书长玛格丽特，安丝蒂小姐。到技合部上任之初。我在处理人际关系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她的关系。玛格丽特·安丝蒂是英国人。未婚，所以称呼小姐。她虽已五十出头，高高的个子，举手投足很有风度，穿着打扮合时讲究，在秘书处是个引人注耳的人物。她从年轻时即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长期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职，其间曾担任过该署常驻拉美国家代表多年，除英语母语外，她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和法语。开发计划署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联合国中央筹资机构，她有不少这方面的关系。她业务熟悉，工作干劲大，作风泼辣，但喜欢揽权。1978年技合部始建时，她从开发计划署调来任助理秘书长，协助该部第一任副秘书长杰马科耶。过不了多久，她就把大权揽了过去，技合部的事，由她说了算，以致形成人们只知技合部有一位能干的安丝蒂小姐，而鲜闻杰马科耶之声。毕副秘书长上任后，她想如法炮制。要求大事小事先与她商量，得到她的认可方能施行，毕副秘书长当然不能这样做。于是，她就有意见，逢人就发牢骚。她有事找我时，往往有意无意在我面前说毕副秘书长这件或那件事未与她商量等，示意要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去传话，提醒毕副秘书长应事事找她商量。出于礼貌，我没有做声。我认为毕副秘书长的做法是对的，有些事找她商量，有些事不征求她的意见，不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她。联合国是一长制，不搞“三驾马车”或“两主席”式的领导，如果大小事均须先与助理秘书长商量，然后实施，则会蹈杰马科耶的覆辙。技合部的人们逐渐感觉到这种变化。有的人还亲耳听到过她的牢骚。这些牢骚显然也传到了马路对面的秘书长办公室，于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给毕副秘书长捎话说，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把安丝蒂调走。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发现这位过去的女强人，不再像前任副秘书长时期那样吃得开了，于是，有人推断，她在该部的日子不长了。一些她过去的朋友有意在我面前揭她的短，以表白自己：还有人甚至当面同她顶撞，使她难堪，俨然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一位过去曾与她发生过尖锐矛盾的司长级官员，耿耿于怀，乘机在毕副秘书长面前说她的不是，想让毕副秘书长叫她离开技合部，毕没有听他的。他也对我出点子说，应该设法把安丝蒂赶走。所谓“把某某赶走”，是联合国一些人采取的排斥异己的一种并不光明磊落的捷径，其办法是唆使别人或者若干人对某人搞小动作，令其难堪而自己提出调职。此人不理解，我们这些从中国政府借调到联合国工作的人，是反对搞这类小动作的；借机算历史旧账，也不是我们所赞同的。我想，技合部是中国人领导的部门，我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做好该部的工作，不论主意出自何人，我们办事不能没有原则。根据我的观察，安丝蒂喜欢揽权，但表现公开，不耍权术；她对业务熟悉，工作努力，敢于批评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并因而得罪了一些人。从她的经历看，她未曾担任过政府官员，没有沾染上某些政客的狡诈习气；她从年轻时进入联合国，从一般职员做起，直到助理秘书长。倒是养成了“富有侵略性(aggressive)”的习惯。所谓富有侵略性，这是不少联合国官员的座右铭，含义是工作积极主动，敢作敢为，咄咄逼人，充满竞争意识。安丝蒂如果“侵略性”不够强，是难以升到助理秘书长的位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技合部需要安丝蒂的“侵略性”。当然，另一方面，与她相处，也不得不注意提防，不能过于迁就。否则她得寸进尺，把你撇在一边，或取而代之，丝毫不会对你有所怜悯。我任办公室主任期间，毕副秘书长在外出差时间较多，每逢此时，安丝蒂是技合部的临时代办。我曾风闻她召开过应该有我出席的小型会议，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我没有证据，当然不能向她提出。一次，我得到她召开会议的确切消息而仍未见通知我。立即嘱将去赴会的执行干事给她捎信，问她，作为办公室主任，我是否应该参加这次会。她便马上叫她的特别助理打电话来，请我去参加。我去后，才知道是人事厅来人谈人事问题，与我的工作有关，当然应该有我参加。安丝蒂在会上当众表示歉意，把责任推到打电话通知的特别助理身上。自那以后，在我办公室主任任内，再没有此类事件发生。随着毕副秘书长和我对联合国的业务进一步熟悉和深入，别人想任意揽权也就更不容易了，安丝蒂的处事态度也有明显转变，不再事事想插手，动辄埋怨。1985年，技合部与秘书处财政厅等部门就该部两年期预算的谈判，我作为首席代表参加。那是一次对该部关系重大的谈判，毕季龙自始至终没有请安丝蒂参与，因为没有必要，她也未提出要求，表明她作风的转变。技合部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个部门，兼有作为技术合作执行机构的独立职能，半数左右的职员又要靠该部自行赚钱养活，作为这个部的领导，如果不熟悉业务而耍官僚，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吃败仗，领导权被夺走，事情就是如此无情!按照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汇编，技合部在纽约总部的职员分两类：一类属100系列(series)。指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员，他们的招聘、提升及辞退须经过人事厅最后审批；另一类属200系列，指由该部在执行援助项目时收取的行政费支付工资的技术专家及部分职员。究竟这些200系列技术专家的招聘、提升与辞退的最后审批权属于谁，是技合部还是人事厅?初来乍到，头绪纷纭之中，我就碰上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1980年4月初，技合部内部为一名技术专家的聘任到期合同应否续签发生意见分歧。这名专家是塞浦路斯籍人，名叫瓦西里欧，62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0系列专家级别L-6(相当于D-1)。由于聘任合同即将到期，他所在的发展计划咨询处处长建议延期六个月。且得到方案支助司专家招聘处的支持，但一位返聘来的短期顾问强烈反对，理由是专家已超龄，不应续聘，还说人事厅反对聘用超过60岁的专家。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这位反对的人曾经在技合部任职，且在联合国是老资格，他的意见不能等闲视之，所说人事厅反对聘用60岁以上专家，如果属实，就更不能违反了；而专家招聘处主张续聘，又未能提供关于200系列专家年龄限制的明文规定。这使得毕副秘书长在审批时感到为难。于是，我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向有关方面进行调查：专家的工作年龄的上限是多少：续聘合同的最后审批权属于技合部还是人事厅；人事厅对这类问题究竟有多大发言权，等等。技合部的执行干事向我反映，那位持反对意见者曾经与瓦西里欧不和，有借机报复之嫌。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调查清楚，而且调查对象不应局限于本部。我首先去找了法律事务部的一位官员进行了解，又与该部一位司长通了几次电话，发现她们所说与我知道的有关技术合作人事规定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那位司长对我说，瓦西里欧已经超龄，他的合同应该终止，即便他就此问题向联合国行政法庭上诉，他也肯定将败诉。她的理由是：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将人事上属于100系列职员的年龄严格限制在印岁；还说，联大决议是最高权威，也应该适用于200系列。我听了她的话之后感到。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岂不是在毕副秘书长和我到技合部之前聘用瓦西里欧就有问题?因为当时他已超过60岁了。除他之外，还有一些在职技术专家也过了60岁，难道都违反了联大决议?我想，形势发展很快，她们提供的咨询说不定已不适用了，联合国这么个庞大的组织，处理的事情非常复杂，每届联大都通过大量决议，法律专家也不一定事事都能提供绝对可靠的咨询。我对她关于联大1130系列的决议也适用于200系列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定去找人事厅。我任职之初，月间的一天，戈麦斯突然跑进我办公室，面带愠色，朝着我叫嚷：“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我一时感到莫名其妙，但心平气和地问他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他司里下面一位处长巴苏因急着跟毕副秘书长去中国出差，越过他直接找毕副秘书长批准了出差请示。我因并不知道此事，便未多说话，要他先回去。经过查问，确有其事，巴苏出差的事任务很急，也是实情。联合国级别区分严格，一般情况下，职员不得越级向上请示，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仔细阅读了联合国职员的有关条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副秘书长或其他高级官员在特殊情况下越级审批下级的请示，作为副秘书长，在个别紧急情况下越级审批出差申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秘书处内，大家举止文明，同事间即使明争暗斗，也不能耍态度。何况对上级机关。对于戈麦斯的这种表现，我认为不能等闲视之。于是，我叫秘书打电话把他请来。我对他说：“毕副秘书长批准巴苏去中国出差。是有这个事。不过现在我要请教你，联合国有哪一个条文禁止副秘书长直接审批下属的请示报告?”他眨眨眼睛。涨红着脸，很久说不出话。我进一步严肃地说：“路易，你在联合国任职多年，是联合国的老手，我是新来者，你必须给我找出这一条文。”又经过一段冷场之后，他满脸通红，从椅子上站起来说：“叶先生，对不起，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这个人是不轻易向别人道歉的，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向人道歉。”升任司长日，经联合国秘书长批准，我升任技合部政策与资源计划司司长。按联合国的程序，D-1及以下级别官员的任命和提升，在人事厅呈报秘书长审批前，须交由秘书处行政与职员代表共同组成的任用与升级委员会进行审议。该委员会共7人，其中4人由秘书长任命，3人为职员代表。D-2及以上级别官员的任命和提升，则属政治任命，直接由人事厅报秘书长审批。为了发扬人事民主，在任命我之前，毕副秘书长仍广泛征求了技合部高级官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各方反映均无意见后，才将我的提升事报批。升任司长后，我的税前年薪83262美元加上40％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共约116000美元，此外还有子女教育补贴、到任安置费和搬家费以及回国补助金等津贴，其他待遇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联合国职员除持有本国护照外，每人都有一本联合国通行证，与护照同样有效。D-1级及以下人员的通行证封面是蓝色，用联合国六种正式文字写明：“兹有联合国职员因公出行，应请各国地方文武官员给予持证人职位所享有的礼遇、便利、特权及豁免，并妥为照料，遇事协助，以便利其行程和职务的执行。”升为D-2级后，我的通行证由蓝皮换成红皮的，上面增加了以下一段字：“持证人是联合国局长，根据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七条第二十七节的规定，因联合国公务行事，享有外交使节所享有的同样便利。”我每次出差，纽约市政府礼宾官都去机场送行。在候机室享有贵宾待遇。纽约市对联合国司长及以上官员还给予购买免税酒的优惠。我任办公室主任时有一名秘书，玛吉，美国人。任司长后。有两名秘书，都是G-5级。一位是泰国籍华裔帕特，另一位是法国人佛朗丝瓦斯。还有一位香港女同胞章弥弥，G-7级，帮助整理资料、文件，兼做一些调研。章弥弥的英语很好，办事干练。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后，中国推荐的第一位副秘书长是唐明照，主管政治事务、托管与非殖民化部，她任唐的秘书。按联合国秘书处当时的做法，只要有职位空缺，表现好、能力强的G级职员可以不经考试升入P-1级。据她说，当时唐明照认为，中国人(尽管她持的是英国护照)不要计较级别高低，劝她“谦让”而没有进行。但后来，秘书处做出硬性规定，从G类升到P类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而且名额寥寥无几，竞争激烈。唐明照离任后，她又到技合部担任毕季龙副秘书长的秘书数年，才调到我的司。我为她提升P-1级的事一再向人事厅提出，都未能成功。尽管她在秘书中是最高的G-7级，仍属G类，她对此始终想不通，在我将要离任回国时，她辞去了联合国的工作。在临别之际。我于日给她一封信，对她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质量与速度予以高度肯定，对她为联合国、为技合部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我担任司长短短三个月后，技合部进行精简，原来的五个司压缩成四个司，各司的职能也做了适当调整。原规划与执行司撤销，其职能分别并入其他四个司，掌管技术合作项目的财政与预算管理处并入方案支助司，而国别项目规划与评估处以及发展计划咨询处则并入我司。同年7月1日起，我领导的司改名“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在总部有职员97人，其中专家11人，另在亚非拉国家有项目人员数百人。该司下设3个处。它们的职能分别是：1、政策协调处：制定技术合作活动全面政策，负责政策方面的对外联络；撰写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的年度报告，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管理联合国技术合作经常方案，筹募信托基金；出版宣传品，等。2、国别项目规划与评估处：对本部执行的项目按区域与国别进行管理；为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规划：对本部执行的项目进行评估。此外，该处是本部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兼负技合部常驻代表职能的开发计划署常驻各国代表处的联络中枢。3、发展计划咨询处：帮助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培训干部；帮助建立预报系统和项目数据库等：协助世界粮食署对政府的粮食援助申请做出鉴定并对该署的活动进行评估；为最不发达国家召开的捐助国圆桌会议准备资料并在会后追踪落实等。发展计划咨询处的历史较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发计划署成立后不久建立，隶属当时的技术合作厅，技合部成立后归人该部规划与执行司，1983年改组后并入我司。该处聘有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们不赞成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式的制定计划，也不采用起源于法国后被日本、荷兰、瑞典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指示性”计划方针，他们自己拟出一套制定发展计划的指导方针。包括程序、方法与技巧。受援国反映他们帮助制定的发展计划简易、切实可行，使得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变得容易得多了，而且还帮助解决诸如建立预报系统与投资项目数据库等，所以申请这方面援助项目的国家愈来愈多，在100余个国家均有发展计划援助项目。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发展计划咨询处在智利执行一个关于建立管理公共投资和区域化计划数据库样板的援助项目，联合国曾经计划向拉美、亚洲、非洲各国推广。独裁者皮诺切特掌权后，一度执行情况不明。为了确定该项目是否继续下去，日至14日，由我在专家陪同下去该国进行项目视察。视察后发现，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不得人心，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但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市场经济，该国的经济增长平稳，通货膨胀率也远比其它拉美国家低，因此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力量执行该项目。我司经过研究，决定予以继续。智方对我此行予以隆重接待，媒体予以广泛报道。技合部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一位法国同事对我说，该司P-1以上职员几乎都是博士，平时，大家只对曾任巴基斯坦原子能部部长、年逾花甲的能源专家乌斯玛尼(Usmani)按习惯称呼博士，对其他人都不加博士头衔。他的一位在该司任处长的瑞士朋友，中年得的博士学位，颇不容易，到该司任职之初，不论打电话或在社交场合，他头一句话总是：“我是某某博士。”其他人听了未免感到好笑，不过谁也没有说什么，于是。他很得意。不久，他发现周围同事人人都是博士，有的还是双博士，从此大家不再听到他“我是某某博士”的声音了。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也是如此，该司官员绝大多数都有博士学位，并有不少著作，由于多次精简机构，没有过硬本领就会被淘汰。有一个口头禅叫做“pubhsh or pensh”，意即不发表著作就会被人遗忘，甚至失去工作。专家们都是不停地写书，有的人来应聘，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经验以著书立说。技合部的专家分两类，一类叫区域间顾问，他们的任务是根据政府的申请。供派遣到世界各国免费提供短期咨询；另一类叫技术总顾问，是为特定的项目而招聘的。专家在联合国人事上属200系列条例管理，最高级别是L-7，薪金待遇等于D-2，然后是L-6(相当于D-1)，L-5(相当于P-5)，直至L-2(相当于P-2)。专家没有行政领导责任，聘任合同的期限一般是一年。可以续签，直到70岁。技合部每年将专家的详细履历寄发给发展中国家政府，供申请援助参考。联合国职员每两年做一次考绩报告，类似于我国政府部门的干部鉴定。在我领导的司，处长和D-1级的职员由我亲自评定并写出评语。P-5及以下的职员的鉴定由主管处长做出，由我核签。所有考绩报告最后须经副秘书长或助理秘书长阅签或加以评论。我的考绩报告则由副秘书长亲自做。考绩报告先由当事人简要写明两年中完成了哪些工作，受过何种培训，写完后须经顶头上级签字认可。报告内容有16项：1、业务或技术能力；2、所完成工作的质量；3、所完成工作的数量：4、工作速度。即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的能力；5、创造性；6，独立工作(或仅须极少监督)的能力；7、人际关系：8、严格遵守工作时间；9、使用联合国工作语言的文字及口头表达能力：10、对所领导的单位的监督能力及受其领导的职员人数和级别；11、工作计划和组织能力；12、解决问题的能力；13、谈判和说服别人的能力；14、对待联合国的态度：15、特别有效完成指定任务的情况；16、其他需要对该职员做出鉴定的内容。当事人按照上述要求填好后，领导对被鉴定职员的每一项表现按A(突出)、B(很好)、C(尚可)、D(低于标准)、E(差)五个等级予以评定，并写出简短评语。以上考绩报告第6项，即“独立工作能力”，要求各级工作人员必须根据岗位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该向上请示的请示，不需请示的不必请示，防止造成大事小事都请示的局面，这是达到高效工作的重要条件。相互宴请是在联合国工作少不了的一种交际手段。联合国发给副秘书长级别的官员每年4000美元的交际费，包干使用，多不退，少不补，也不要拿收据去报销。以纽约的物价水平，对某些副秘书长来说，这笔交际费远远不足。如当时主持新闻部的日本籍副秘书长明石康，一年到头宾客盈门，宴请不断，每年自己得赔进不少钱。他的家庭是日本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又事业心很强，支付这些钱不在话下。当然，太抠门儿了，也难免招致议论，副秘书长的一举一动瞒不过众人，特别是周围的秘书们。联合国不发给司长及以下级别的职员交际费，也不得将此类开支编入预算，请客得自掏腰包。我到纽约后，按我国规定从各自上缴的联合国薪金中可使用少量钱数进行必要的交际活动。一度，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允许我们在馆内举办宴请，既让馆内的厨师一显身手，弘扬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又物美价廉，客人赞不绝口。但好景不长，不久，就不给我们这种条件了。由于我交际的对象多是秘书处或各国常驻代表团较有地位的人。尤其是担任司长以后，交际活动更多，我尽量选择比较像样的中国饭馆请客，但是次数不可能多。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考虑到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高级官员，长期住在中国的驻外机构里，难免会招致失去身为联合国官员公正形象的议论。1986年。我国外交部决定，包括我在内的D-1级以上的官员，在不改变联合国薪金所得交公的条件下搬出总领事馆，另租房子居住，租金从本人联合国薪金所得中支出。于是，我与方平开始像其他国家的联合国职员一样，在当地寻觅合适的房子租住。通过房地产中介公司，我们在东62街301号看中一处单元房，第一年月租金1950美元，经与房东几次接触，并由联合国开具薪金收人证明，算是基本谈定了。但按照程序，仅仅房东同意了还不能进住，必须经过与该幢楼里的邻居“会见”，邻居们对你的职业、人品认可了，方可正式签约。经过与邻居们两次会见后，当年5月底的一天，我们总算搬出总领事馆，住进新居。东62街处于曼哈顿城偏北的富人区，街道清洁，店铺整齐，与联合国秘书处仅步行20分钟的距离。几条路之隔，就是有名的中央公园。逢周末或假日，如果我没有出差或无其他应酬，我们便从家里散步，经过著名的花园大道、第五大道等高级住宅区，到公园里面休息，或到公园附近的博物馆参观。该住宅二室一厅，客厅很大。略事安顿后，将家具购置妥当，在仅有的条件下做了简单又舒适的布置，买好餐具，便有条件在家中开展必要的交际活动了。记得规模较大的，包括一次宴请技合部谢启美副秘书长、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及该部两位D-1级官员夫妇等共十人，另有两次十人以上是宴请华人同事与夫人。其他还有为该部另几个司的司长和D-1级官员、人事厅D-1级官员、开发计划署的同事、从日内瓦来出差的技合部日内瓦招聘与奖学金办公室谢莱举行的晚宴等，共不下二十来次。除几次大型晚宴从总领事馆请了一位厨师来帮忙，其余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当时方平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参赞，她的工作也很忙。我们安排这些家宴尽管比较累，但温馨的气氛，可口的饭菜，给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加强了相互间的关系。若干年后我们重访纽约时，朋友们谈话中对当年在技合部共事的日子表示怀念的同时，常提起曾经在我们家中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有的外国朋友其后从侧面得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职员们工资是交公的，禁不住对我们当年如此好客表示惊讶和钦佩。我在联合国秘书处的聘用合同共签了三次，第一次为期两年，第二次三年，第三次一直到我从联合国退休。198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的第二次合同到期之前，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大使对我说，外交部考虑任命我担任驻外大使，不过不是在纽约，是到别的国家。他问我有何意见。这使我回想起上半年我回国休假时，外交部姚广副部长曾告诉我，部党委已向上报告，在我继续在联合国总部担任司长的情况下给我加上大使头衔，得到中央组织部主管局的同意。最后这种做法未获该部领导批准。我想，这次凌青大使向我征求意见，表明外交部领导很关心我，仍想促成我在退休前担任一任大使。那是我在技合部工作的第四个年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对该部的工作以及秘书处各种工作关系已经比较熟悉。当时为寻求解决技合部的财政危机，我正受命与发展与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的司长马尼谈判，已经费了不少时间，下一步成立秘书处司长级特别工作组的事正在酝酿之中，谈判的主要对象将是行政与管理事务部的财政厅。其时，又适逢毕季龙副秘书长不久将任满回国，将由我国政府推荐新人来接替。在这样的时候，我怎能为了当大使而离去呢?我与方平商量，她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于是，我感谢外交部领导以及凌青大使对我的关心，表示了继续在技合部工作下去的愿望。不久，我的合同连续第三次延长。任期届满1988年1月底，我在联合国的任期届满。1月22日，技合部在DC1大楼二层的大会议厅为我举行了告别招待会。前来参加的有联合国的同事，秘书处的华人职员及其他朋友；有开发计划署第二把手副署长布朗、已升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及行政与预算咨询委员会执行秘书戴蒙德等联合国高级官员以及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俞孟嘉大使等。美洲银行执行董事、曾担任阿根廷政府经济部长的前技合部我司专家加西亚，图得罗特地从华盛顿赶来与我告别；技合部日内瓦招聘和奖学金办公室主任谢莱也从日内瓦赶来参加。己升任主管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副秘书长的前技合部助理秘书长安丝蒂小姐得知我将从联合国退休，从维也纳发来电报，说得悉我完成了对联合国的服务之际。使她愉快地回忆起在技合部数年的共事，祝愿我在人生征途步入另一阶段之后一切顺利，突尼斯政府技术合作总署署长泽格尔等也来电致意。谢启美副秘书长首先致辞，肯定了我在技合部的工作成绩，说我在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除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还就政策性问题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年精简机构时，在计划、协调及实施各项节约措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他的前任毕季龙先生的高度赞扬：担任司长后，对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就政策、发展、协调、资源计划、立法及处理内外关系等方面提出不少明智的建议：作为1985年上半年秘书处司长级工作组的技合部代表，对工作组的工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中央行政”一起达成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财政危机和精简机构的措施：在近八年中，对技合部做出了卓越的服务，他的献身和孜孜不倦的精神得到全部同事的赞誉。他致辞后，我本人发表了讲话，然后谢副秘书长代表技合部送我由全部同事签名的纪念册留念。联合国的华人同事们2月3日又在山王中国饭店举行欢送宴会。到场的有联合国成立不久即到秘书处工作的同事，有我国在联合国席位恢复初期应聘的同事，有后来陆续进入秘书处的同事。大家汇聚一堂，畅抒心怀。技合部日内瓦招聘和奖学金办公室主任谢莱参加告别招待会后，又在纽约中央公园内著名的Tavern on theGreen餐厅单独为我们送行。谢莱是突尼斯人，我担任司长的几年中，每年要到日内瓦开会或出差一至二次，他也常到纽约总部来出差，相互接触较多。他认为我工作敢于负责，为技合部尽心尽力，很愿与我交往。他的祖国突尼斯历史上是法国殖民地，他生长于一个具有长期反殖斗争历史的阿拉伯家庭，本人很同情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从孩提时期即学习法语，法语是他的第二母语，后来又曾在法国深造法律，每次见面，他与我用法语交谈，话匣子一打开，就天南海北滔滔不绝。接下去，是一些朋友的家庭送行宴会，整个2月十分繁忙。在预定启程的一周前，联合国秘书处负责安排职员搬迁的机构派两个人来我们住处，将家具用品一一打包，开列详细清单，注明空运、海运，井井有条。只用了大约半天时间全部完成，工作效率很高。2月28日中午，一切就绪，我们乘飞机离开纽约回国。我日正式报到，开始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在技合部服务了将近八年。该部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之下建立与存在的。它提供的技术援助很受发展中国家欢迎。在联合国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每每有人提出企图削弱它的建议，立即遭到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强烈反对，使我备受感动。这个部是联合国秘书处唯一由中国人主持的务实的部门，一个直接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部门。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为了使自己作为由中国政府所推荐的高级官员能够称职并受到尊重，我在工作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不允许有丝毫懈怠，可以说。对技合部的存在和发展，我竭尽所能。英语和法语都是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言。我任职期间，除使用英语外，还用法语工作。年巴黎法国文化与技术合作总社出版的(《法语名人录》收入我的简历，将我列为世界上三千名“对使用和捍卫法语做出贡献的”法语名人之一。该名人录由法国、比利时及加拿大等法语国家的有关部、委共同主持和审定。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八年是极为充实的八年，这八年中，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责任编辑　黄　强提醒您本文地址：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