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事件”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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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事件”的历史考察
“贝利亚事件”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　“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坛上的重大政治事件。1953年6月26日，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任内务部部长的贝利亚，突然被秘密逮捕，随后被苏联当局指控“反党、反国家罪行”并被枪毙。苏联当局对“贝利亚事件”的正统说法沿用了近半个世纪。“贝利亚事件”的真实面目鲜为人知，实际上，当年的指控是凭空捏造的，存在罪名不符的问题，它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
　　【关键词】　苏联　贝利亚　“贝利亚事件”
　　【作者简介】　王桂香，196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07)
　　“贝利亚事件”是苏联历史中的诸多谜案之一，几十年以来，对此事件说法不一。
　　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结束后，7月10日苏联媒体首次公开报道了“贝利亚事件”，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简讯：苏共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主席团所作的《关于贝利亚的反党、反国家罪行》的报告，指控贝利亚破坏苏维埃国家，为国外资本家服务，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全会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中央委员会资格，并把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党[1]。同日，解除了贝利亚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 职务，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随后各出版机关和图书馆奉命销毁了贝利亚的有关资料，大百科全书中的条目也奉命被覆盖粘贴。
　　近年来，新解密档案材料为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提供了依据。尤其是《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2]，集中了从斯大林逝世到贝利亚被枪决之间苏联当局的一些有关原始资料，为了解“贝利亚事件”真相提供了帮助。贝利亚也越来越引起俄罗斯史学家、文学家们的关注，出现了一些专著[3]、论文以及相关书籍的专门章节[4]，其评论不一，争论激烈。一些人仍视他为血腥恶魔的政治家、阴谋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贝利亚是位颇有领导能力的国务活动家，其在镇压中的过错实际上并不比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这些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是他在1953年夏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打败，否则，激进改革的主要发起人的形象是会与贝利亚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为了能够冷静地、客观地、历史地评价贝利亚和“贝利亚事件”，首先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贝利亚的主要国务活动。
一　贝利亚的主要国务活动
　　被苏联当局从苏联百科全书中删除了近半个世纪的贝利亚，如今重新拥有独立的条目。根据苏联政治精英百科辞典——《绝密人物生平百科》[5]，贝利亚自20年代初领导高加索肃反委员会，1931年起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11月起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6]，1939年春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称部长会议副主席)，主抓煤炭、石油和金属工业及重工业、军工综合体，随后进入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负责监督飞机、坦克、武器、弹药的生产，因卫国战争中的突出贡献而晋升为苏联元帅，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及一系列勋章、奖章。战后任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作。自1946年3月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任内务部部长(国家安全部也并入其中)，期间提出一系列纠正以往错误的大胆举措。1953年6月26日被当局秘密逮捕，12月23日被枪毙。
　　简言之，贝利亚是40~50年代苏联高层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斯大林时期，调入中央工作后的贝利亚参与的重大事件主要有：出任内务人民委员，迅速整顿国家安全机关[7]，从劳改营、教养院分别释放了22.36万人和10.38万人，但同时也逮捕了许多人，镇压活动并没终止；其次，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实施暗杀[8]；再次，整肃外交部[9]，为苏德“合作”排除“干扰”；第四，参与“卡廷事件”[10]，奉命接管棘手的波兰战俘约25万人，并根据1940年3月5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秘密处决2万多名前波兰军官[11]；第五，指挥强制性的民族迁徙行动[12]；第六，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领导苏联情报机关从国外获取原子弹研制的机密，并负责原料铀的开发，1945年秋任原子弹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组织工作并督促保障完成任务。1949年秋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为此联共(布)中央和部长会议专门嘉奖贝利亚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有人称其为“苏联原子弹之父”[13]。其后，贝利亚继续负责主抓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结果比美国早一年研制出来，为苏联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军事保障。
　　斯大林逝世后，熟知苏联国内外局势的贝利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迅速提出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大胆举措和提案，并亲自主抓落实一些议案，展现了其政治生涯的另一面——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尝试改革的先行者。
　　斯大林逝世后，首先是贝利亚主动发起苏联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签署绝密文件，下令成立专项侦查小组，重新审查斯大林晚年的“医生案件”、“前苏联空军领导人和苏联航空工业部的领导被控案”、“明格列尔案件”等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案件[14]。根据重新审查的结果，贝利亚迅速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上述一系列案件的复审报告和予以平反的提案。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上述报告，其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并被恢复名誉。
　　贝利亚坚持把他签署的案件复审报告和其他材料附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决议后面，分发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地方州委书记等人。贝利亚展示给社会的是反对滥用职权和反对政治迫害的形象，也许他有以此赢得民心、捞取政治资本的动机，但无法否认贝利亚的复查报告和提议平反议案的积极意义，它确实拉开了苏联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而且起到了打破社会政治僵局、提高领导集团威信的作用。
　　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还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大赦草案报告，指出劳改营、监狱和集中营服刑的犯人多达252.64万人[15]，占1951年初苏联总人口的1.39%，造成监狱、劳改营人满为患。大赦草案提议释放上百万人[16]，获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批准，1953年3月28日《真理报》头版刊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它带给苏联社会的震动是很大的，“给被判刑剥夺自由在5年以上者的刑期减半”条款扩大了大赦的受益人群，使大赦的意义不只局限于释放103.2万人回家，对稳定社会情绪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大赦令不适用于反革命罪”犯人(这一提法是苏联政治犯的代名词)，使广大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继续含冤服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无论是贝利亚还是其他高层领导人，都不可能完全告别斯大林时代，他们也无意于一下子抛弃原有的专制管理模式，所做的只是对其进行修补而已。
　　此外，贝利亚还递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权限的报告[17]，提议修改刑法内容，从法律上纠正镇压范围过大的做法和减少民众的不满，明确提议取消某些经济罪、失职罪的刑事责任[18]。贝利亚曾向米高扬谈过其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该释放他们。应当精简内务部。”[19]
　　改革户籍管理是贝利亚提出的另一项影响较大的对高度专制管理模式进行修补的缓和举措，因为对自由往来和居住的限制越来越引起国民的不满，中央主席团讨论并通过了贝利亚的“取消护照加注和特别受理地区”报告。贝利亚还对不给农民发放国内护照(即长期有效的多页身份证件)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签署内务部第00 357号令，规定在其他地区找到工作的农民可领取临时护照。这一措施冲击了苏联集体农庄体制，因此 遭到其他领导人的反对，贝利亚被逮捕后这项措施也被取消[20]。
　　贝利亚在其递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也间接地谈到农业问题——大量农庄庄员收入很低，他主张“发展农庄的公有经济和提高农庄农民的物质福利，降低首先是山区和半山区农庄的农产品国家采购定额和规定的现金支付定额”[21]。
　　在完善民族政策方面，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关于乌克兰西部、立陶宛、白俄罗斯形势的报告，提出起用地方民族领导干部来替换俄罗斯籍最高领导人的举措，预防爆发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反抗。这是一种应急性的缓解紧张关系的举措，对此甚至其政治竞争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其正确性[22]。
　　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贝利亚秘密谋划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密切关注民主德国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主张修改对德政策，大胆地提出极具政治冒险性的尝试——主张在民主德国放弃移植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弃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主张在民主德国推行中立的和平德国方针，但遭到莫洛托夫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导致东柏林的6月骚乱，苏联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上述是贝利亚百日施政的主要举措。苏联高层领导集团采纳这些提议，是面对斯大林时期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做的自救反应，旨在争取民心、恢复正常秩序，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民众心中的不满，缓解已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这也说明，继斯大林之后，无论何人执掌国家管理大权，都必须改革原有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做出顺应民心的举措。
　　苏联著名资深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奥·特罗扬诺夫斯基曾评价说：“虽然当时的第一号人物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而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贝利亚……他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还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和巨大组织才能的人。”[23]
　　贝利亚的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大体上符合当时苏联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其管理才能，但同时也引起了苏联高层政治精英们的不满、猜疑与忌惮。贝利亚把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后迅速进行人事变动，提议更换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及6个区和49个州的内务部领导人[24]，随后更换了各地方中级领导层，如出任乌克兰内务部部长的梅什克立即撤换了18名乌克兰各州内务部管理局长[25]。这种人事变动被贝利亚的同僚们视为“极其危险的行动”，他们本来就对从斯大林时代继承下来的国家安全机关在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包括对推荐和调转党务、国务和经济干部拥有决定权)怀有不满，因此出于对权势日盛的贝利亚的共同的恐惧而联合起来，密谋以宫廷政变的方式逮捕贝利亚，这一结果就是“贝利亚事件”。
二　“贝利亚事件”始末
　　官方是在7月10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极为简略的报道。当时苏联官方对何时、何地、如何逮捕贝利亚的，没有任何公开报道，这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案。
　　事实上，贝利亚是1953年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被突然逮捕的，是根据党的高层领导者们的密谋实施的，依靠的是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军人特别武装小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瑙莫夫评价说，“这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26]。
　　马林科夫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说，关于贝利亚的问题最初始自6月12日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例会，是在讨论完贝利亚提交的关于白俄罗斯局势的报告之后，开始私下秘密商议的。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是他首先向马林科夫提出贝利亚的危险性，并表示已同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谈过多次，从而说服了马林科夫同他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联盟。随后的一周多时间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头同主席团某些成员就解决贝利亚问题进行了秘密谈话。赫鲁晓夫比较顺利地说服了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最初并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提议，对逮捕贝利亚持不积极态度，后来由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出面才被说服。莫洛托夫不仅积极支持搞垮贝利亚，而且首先主张采取极端措施。马林科夫最初也没能说服别尔乌辛，后由赫鲁晓夫出面解决。最后找的是米高扬，他同意解除贝利亚现任职务，但主张用同志式的方法，让其改抓经济工作。可见，在秘密策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
　　经过周密的谋划准备，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出奇不备地将贝利亚逮捕。据赫鲁晓夫讲，莫斯科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和朱可夫元帅等11位元帅和将军参加了武力逮捕贝利亚的行动。会上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发言，揭发、批判贝利亚，随即对贝利亚进行武装监护[27]。晚上才把贝利亚从克里姆林宫秘密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禁闭室，次日又把他转到防空司令部的仓库进行关押，直到审讯和审判结束[28]。
　　据查证，6月2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没有留下任何速记记录，目前能找到的能说明这次会议的唯一官方文件，是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内的马林科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草稿——“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定第10号记录，1953年6月26日”[29]。该文件显示，会上并没有列出贝利亚具体的真凭实据的犯罪事实，只是笼统地谴责贝利亚及其副手们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导致内务机构有机会滥用职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文件有针对性提出了今后任务——对内务部机构进行治理整顿，使其处于党的监督之下，为党和政府服务；而在“怎样纠正?”项下，对贝利亚的处理意见——“解除其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长?”旁写有“缓议”一词[30]，可见主席团成员们对这项处理意见是存在不同看法的。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26日做出“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取消他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31]，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三天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并委托由赫鲁晓夫一手提拔的、其职务也是这次会上批准的苏联总检察长Р.鲁坚科，负责贝利亚事件的侦查，由其确定专案组成员名单，立即着手揭露和调查贝利亚及其副手们进行反党、反国家的罪行[3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紧急撤换总检察长并责其调查贝利亚事件的这种做法，很难让人相信，对贝利亚案件的侦查和取证工作是公正的、客观的，换言之，它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操纵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贝利亚死刑做好了准备[33]。
　　根据6月27日赫鲁晓夫签署的决议[34]，7月2日~7日，苏共中央匆忙召开全会，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有名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贝利亚没被允许参加。在这次会上马林科夫做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主席团主要成员以及部分代表都做了发言，从思想上、政治上检举、声讨贝利亚罪行。与会代表们的发言把贝利亚勾画成血腥刽子手、帝国主义的间谍、贪恋权力的阴谋家、道德败坏的野心家。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7月初《真理报》除了刊登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简讯之外，还发表了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35]，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并罗列了四条罪行：“第一，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和党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第二，企图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第三，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族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分子进行活动；第四，蓄意阻挠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巩固苏维埃法律和消除某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指示，并多次企图曲解这些指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上述罪名均摘自未发表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关于贝利亚罪行的决议[36]。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
　　1953年年底，确切地说是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发布通报，宣布完成了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结论是贝利亚组织了与苏维埃国家为敌的阴谋叛国集团[37]，并重复了《真理报》社论中罗列的上述罪行[38]。23日苏共中央报刊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18日至23日)，判处贝利亚及其“同伙”死刑，没收其财产，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枪决。审判贝利亚的程序完全是按照苏联30~40年代的政治诉讼程序的传统进行的，先由苏共中央全会做出决议(关于贝利亚的旨在颠覆苏维埃国家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其表现为居心险恶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置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的犯罪)，预先就决定了几个月后才举行的庭审的判决结论，并且采取的是缺席审判，被告本人不被允许参加庭审，也就无从做出解释和申辩。
　　就这样，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顺从地执行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意志，判处枪决贝利亚并直接在关押处执行。至此，“贝利亚事件”落下帷幕。自此贝利亚便被人为地塑造成恶贯满盈的阴谋钻营、道德败坏的帝国主义间谍，是大规模清洗运动和冤假错案的罪魁。
三　七月全会和贝利亚的三封悔改信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检举、揭发、批判贝利亚，赫鲁晓夫主持了开幕式，讨论马林科夫的报告《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从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委员的发言，对贝利亚的指责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都步调一致地按照主席团定的调子对贝利亚进行指控、上纲上线并自我洗刷，极力把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说成是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领导之上，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其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建议说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罪证”。
　　新近出版的解密档案材料首次全文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的完整材料，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七月全会的会议速记记录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始的会议速记记录，即未经修改的反映全会上实际讲话的速记记录(原件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另一个是会后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也就是进行了变动、增删以交付印刷的速记记录。
　　1953年9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关于出版七月全会和九月全会(1953年)速记稿”的决议，定于10月1日前出版。决议明确要求“对发出速记稿尚未核对的同志在一周时间内核对自己的讲话”。此决议为变动、修改七月全会速记记录打开了方便之门。从七月全会到10月初，苏联高层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被正式批准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党的第一把手，跃居在马林科夫的前面。许多委员们根据时局的变化对自己的讲话稿做了彻底修改。由于七月全会后贝利亚在党的宣传中受到致命的批判，以至于委员们以前关于同贝利亚关系密切、关于内务部长的智慧和经验的讲话变得不合适了；其次要求减少贝利亚改革国家内外政策计划的材料，这一切均由对“敌人、卑鄙的阴谋家、外国情报机构间谍”——贝利亚的指控所取代。许多委员不仅修改个别细节、事实和措词，而且还改变原来讲话的意思，有的发言稿还被怀疑是重写的[39]。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也都作了重大修改[40]。
　　狱中贝利亚曾先后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写了三封信[41]，为我们了解《贝利亚事件》的起因以及贝利亚的国务活动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也是贝利亚能为后人留下的唯一能表明他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的宝贵资料。7月1日写的第二封信，手稿长达9页，可以视其为无法参加七月全会的一个书面发言。他诚恳地请求原谅：“我对自己的全部行为作了最严厉的反省，严厉地责骂自己。我对您(指马林科夫)的态度在性质上特别严重和不能原谅。我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承认坚持要把内务部的报告同中央决定一起散发的想法是错误的，认识到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中央决定本身的意义，“从我方面来说坚持散发报告是愚蠢的，是政治考虑不周，更何况您曾告诫我不要这样做。”信中贝利亚还回忆了与马林科夫以及其他主席团成员之间多年的工作友谊和相互提携，也间接地表白了自己在国务活动方面所做过的成绩和工作，并请求“安排做点工作吧!哪儿都行，任何需要的工作、最细小的工作都行……在任何一个边区和州、国营农场、农庄、建筑工地，恳求您不要使我失去成为一名积极的建设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仍将忠于我们亲爱的党和苏联政府。”
　　次日，贝利亚给主席团所有成员写了封短信， 恳请大家立即干预，“有人想不经审判和侦查就迫害我，5天关押后一次审问也没有……难道作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应要求对他的案件仔细审理，提出指控，要求解释，讯问证人……对一位中央委员和自己的同志不经审判和弄清情况，在地下室蹲5天5夜后处死他，难道是唯一的和正确的解决方法……我断言，只要愿意进行调查，一切指控将被撤销……我请马林科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不要固执，给同志平反难道不好吗?”一连串简短的语句表达了贝利亚无助的心情，也间接地说明贝利亚对没有被允许参加中央全会的彻底失望， 同时他确信其同僚们拿不出什么不牵扯他们自己的真凭实据的指控。”
　　负责监管贝利亚的К.С.莫斯卡连科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证实说：“所有这些信我们都呈递给了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后来我们得到指示，不许再给他纸、铅笔、钢笔，也就是禁止他写，我们就遵照执行。”[42]由此可见，后来贝利亚连申述权也被完全剥夺了，他的竞争者们竟然对他手中的笔都害怕。
　　事实上，贝利亚的这些信不仅没有拿到中央全会上宣读，甚至没有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审阅，他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批准，其同僚们为了保全自身，把贝利亚作为造成斯大林时代所犯下错误的主要罪魁，以此来洗刷自己，这正是贝利亚悲剧之所在。
四　“贝利亚事件”深层原因
　　斯大林逝世后，政治精英们开始对国家权力重新分配。1953年3月5日晚召开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上经贝利亚提议确立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此外，会上还通过了一项“绝密”议案：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授权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采取措施，整理斯大林同志的文件，无论是正在执行使用的文件还是档案文件。对此有评论认为，“它是了解随后发生各种事件实质的关键，实际上它说出了斯大林主要接班人的名字，因此他们很快就得决定，这三个人中谁将成为头号人物。”[43]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马林科夫同意与赫鲁晓夫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同盟的动机所在。另外，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曾在书中披露：“我父亲搞了一份马林科夫的材料，包括他的所有活动以及根据他主动提议所犯下的罪行(马林科夫参与了集体化和所有清洗运动)，我父亲曾对他说：‘算你走运，这些材料在我手里，不过以后你做事要明智些。’(逮捕贝利亚及其家属后，马林科夫曾亲自 找贝利亚的儿子索要贝利亚手中的档案，无获而归，非常恼火)”[44]。当然，贝利亚手中掌握的不只有马林科夫的“把柄”，还有主席团其他成员的类似“把柄”。正是对这种威胁性的担忧，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贝利亚，以此洗脱各自与过去错误的干系。
　　历史学家德·沃尔科戈诺夫在其书中的讲述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贝利亚被逮捕时，赫鲁晓夫下令把保存有斯大林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文件的贝利亚私人档案也‘全部都带走’。为此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出于‘善意’考虑，没翻看也没去读，就执行命令把11袋文件全部都烧毁了呀!很可能，这些文件都是独有的一份呀……党的高 层领导们害怕，这些文件中有他们的黑材料，斯大林发给贝利亚的许多命令和决议，都被扔到专门委员会点起的火堆上烧了，永远成了历史的秘密。”[45]
　　在分析“贝利亚事件”时，研究苏联战后时期的著名学者叶·祖布科娃谈论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贝利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其作用日益显赫，而这些措施触动了他的同僚们的权势欲，引起了他们的惶恐，使他们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数年间里，内务部获得了过多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党的监督范围。他的同僚们不无理由地看到了这里存在的对自己以及自己生存的现实危险性，是恐惧感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贝利亚，把贝利亚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事实上，逮捕贝利亚、削减强力机关的过大权力，这既符合赫鲁晓夫的利益，也符合马林科夫的利益。
　　贝利亚的儿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是一位追究真实结果的务实的国务活动家”，“父亲错在过高地估计了周围同僚们对举措议案的赞同，同时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才华’”[46]。
　　贝利亚的昔日同僚们——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们，也极力地把一切都推到贝利亚身上。中央主席团成员以及委员们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1955年赫鲁晓夫在访问南斯拉夫时，在公开声明中就曾把过去破坏苏南关系的罪责统统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这引起铁托极大的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也极力把贝利亚同战后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活动绑在一起：“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加以利用……正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抛出’了他和他的心腹一手炮制的材料……斯大林是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那里获得了某些伪造材料……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我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走狗、骗取了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最卑鄙的作用”[47]。
　　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曾多次不厌其烦地解释贝利亚问题，而且往往前后说法不一致，可见是有其目的的。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瑙莫夫、Ю.希卡乔夫在《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的序言中评论说：“实际上，贝利亚事件是政治局反对其某成员的阴谋，这场阴谋的全部要素俱在：极端保密、秘密起草指控条款、认真推敲行动计划、幕后进行密谈、分配角色和组织执行逮捕的武装军官小组”；“贝利亚被剪除后，斯大林逝世后争夺党和国家领袖的斗争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是最大的赢家：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48]
　　究其实质来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由于强力部门的权力过大，超越了党的监督，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作为强力部门的领导者、大清洗运动的执行者，贝利亚也就成了斯大林时代大清洗镇压错误的“承担者”，对其担任内务部的领导期间所参与的镇压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五　尾声：“贝利亚事件”的平反问题
　　根据现已公布的档案史料来看，1953年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背叛祖国、组建反苏联阴谋团伙、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担任过秘密间谍，是属于当时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凭空捏造的，确实存在罪名不符的问题。
　　但1999年10月和2000年5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两次驳回贝利亚亲属要求给贝利亚平反的上诉。
　　为此，笔者走访了一些俄罗斯著名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有学者认为，尽管“贝利亚事件”确实存在罪名不符，但给贝利亚平反仍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贝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被塑造成一个血腥镇压、阴谋钻营的帝国主义间谍，臭名昭著，在俄罗斯民众的意识当中埋下了很深的怨恨；另一方面，自1938年起贝利亚曾长期担任苏联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尽管斯大林的亲信们在这方面每个人也都有罪责，但在人们的意识和记忆深处，已经很难把贝利亚与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分割开来[49]。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回答笔者就这一问题的提问时，也明确表示“贝利亚事件”很难给予平反，因为确切地说，它不是司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科夫在接受笔者的提问时也明确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俄罗斯学术界依据新公布的档案对“贝利亚事件”及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这是正常的，它能勾画出其真实历史面目，更接近客观事实。弗·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回忆说，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时，他正值大学时代，曾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历史进程，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无法自控的悲痛之中，客观地说，贝利亚当时表现得很冷静，操办一切事情。可以看出，贝利亚对如何使国家继续向前发展是怀有信心的，但有的学者把贝利亚捧成英明的改革家，过分夸大了其主张和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弗·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进一步指出，“贝利亚事件”是苏联当时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要给贝利亚平反会造成社会上思想混乱，因此他认为，不会予以平反。鉴于经贝利亚之手曾有几万无辜政治犯被枪杀，他强调说，即使是再过50年、100年也仍然不会给贝利亚平反。
　　《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一书版权页上的内容提要中，赫然写道：“靠造假做法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是凭空捏造的，但关于他所犯的真正暴行——组织大规模镇压运动，却只字不提。”
　　笔者认为，贝利亚自1938年年底起开始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无论在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何种角色——是主动、积极倡议者还是主要参与、执行者，也无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以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政权或是政治需要还是生性残酷，他对其在任期间苏联国内某些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活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贝利亚对当局所犯的罪行是负有责任的，其实，瞬间变为严酷的审判官的贝利亚的‘亲密同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也一样负有责任。”[50]俄罗斯历史学家阿·托普特金也认为，贝利亚昔日的这些战友们对大清洗的参与以 及直接负有的责任实际上并不亚于贝利亚。他在其书中梳理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人的简要升迁履历，并用详细的数字逐一列举了他们各自在大清洗运动中所参与以及经手批示的枪毙人数、抓捕进集中营的人数[51]。“但多年来，贝利亚在苏联社会意识中成了残暴统治者的象征，成了他自己所犯一切罪行和归咎于他的斯大林政权的错误的‘替罪羊’”[52]。
　　因此，尽管“贝利亚事件”的曲直已经披露，但“贝利亚事件”却很难予以平反。也许将来会把追究贝利亚在清洗运动中的责任问题，与指控罪名确实不符的“贝利亚事件”区分开来，以更客观的态度予以评价，或许时间会对“贝利亚事件”做出另外的答案。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Правда， 10июля1953г.
　　[2]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М.：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Демократия”， 1999.
　　[3]РубинН.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мифиреальность.М.：“Олимп”иСмоленск，“Русич”， 1998；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А.Берия，М.：“Изд-воАСТ”， 1999；НекрасовВ.Ф.Берия：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М.：， 1991；СергоБерия，Мойотец?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М.：，“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4；СергоБерия，Мойотец Бериявкоридорахсталинскойвласти.М.：ОЛМА-ПРЕСС，2002；МухинЮ.УбийствоСталинаиБерия.?М.， 2002；Жуков Ю.Н.Тайны Кремля：Сталин，Молотов，Берия，Малеков.М.：ТЕРРА-Книжныйклуб， 2000；ТоптыгинА.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Неизвестныймаршалгосбехопасности.М.：Яуза，Эксмо， 2005；КремлёвС.Берия.ЛучшийменеджерХХ века.М.：Яуза；Эксмо， 2008.
　　[4]БезыменскийЛ.ДелоБерии.Полвекаспустя//Новое время， 11июня2000，№23；НаумовВ.П.Былли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особытиях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 1998.сен.-окт.№5；ОнирастворилиБерию вщелочи//Власть， 6июня2000№22；索·弗·汤姆：《法国历史学家眼中的贝利亚》，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11期；时殷弘：《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闻一：《改革还是争权夺利?——当贝利亚开口说话(三)》，载《回眸苏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МленчинЛ.М.КГБпредседателиорганов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судьбы，М.：“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1.
　　[5]См.：Зенькович Н.А.Самые закрытые люди.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биографий，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Звездный мир”， 2002г.，С. 49~55.绝密人物指苏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局、书记处委员们。
　　[6]贝利亚曾拒绝接受赫鲁晓夫对他的任职祝贺并表示宁愿留在格鲁吉亚继续任职，贝利亚想进联共(布)中央做党务工作，并不热衷于内务人民委员的职位(参见列·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200页)；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也曾讲述了其父亲对这一任职的不情愿，并曾借口自己是非俄罗斯族人不便担任此职，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参见СергоБерия，Мой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сталинскойвласти.М.：ОЛМА-ПРЕСС， 2002.С.52)。
　　[7]1939年开除7 372人，更换了3/4的领导干部，急剧缩减国家安全机关中的犹太人，剔除了东欧族干部，显示出他具有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的精明能力，“贝利亚是得到斯大林的指示——招收联共(布)党团员彻底更新国家安全机关。”参见列·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202页。
　　[8]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指出，贝利亚是不同意暗杀托洛茨基的，认为托洛茨基已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了，且完全处于监视中，构不成威胁(СергоБерия，МойотецБерияв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власти.С.79)。斯大林曾亲自接见负责该任务的苏联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副局长帕·苏多普拉托夫等军官，根据其回忆录讲述，从中也可以看出贝利亚确实是负责、参与了这项任务。参见〔俄〕帕·苏多普拉托夫著，魏小明等译《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65~83页。
　　[9]1939年5月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即部长)被斯大林解除职务后，外交部共有2 500人被逮捕。
　　[10]有人辩解说卡廷事件是战前为防后患、先发制人地消灭不喜欢苏联的波兰军官。
　　[11]有说是贝利亚提议的，但其儿子谢尔戈却另有说法：贝利亚是主张留下这些富有作战经验的波兰军官抗击德国，但遭到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斯大林赞同他们的主张，下令处决，为此险些罢免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职位(СергоБерия，МойотецБериявкоридорахсталинскойвласти.С.77~78)。由于尚没有找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军官命运的这场讨论记录，故无法证实贝利亚的真实态度。法国苏联问题专家弗·汤姆指出，贝利亚在决定枪毙被俘的波兰军官的命令书上签了字，可是熟悉苏联官僚体制的人都知道，这不足以说明贝利亚是这一决定的主张者(СергоБерия，Мой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сталинскойвласти.С.397)。
　　[12]根据国防委员会1944年第5 073号和第5 309号令，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等少数民族强制迁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驱逐人口多达47.9万以上。
　　[13]参见А.Н.АртизовиР.А.Усиков，Вавгусте49-го... (Какбыларешенаатомнаяпроблемавнашейстране)//Родина， 1992№8，№9；СтарковБ.А. ，Стодней“лубянского маршала”//Источник，1993.№4；〔俄〕帕·苏多普拉托夫著，魏小明等译：《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七章，原子谍报活动，第198~253页；〔俄〕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桂香等译：《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216页。
　　[14]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 17~ 19.Такжес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6，№4.
　　[15]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19~21.
　　[16]因犯渎职罪、经济罪和某些军职罪被判5年以下徒刑的犯人(所犯罪行对社会不构成严重危害)以及孕妇、未成年人、老人(男性为55岁、女性为50岁)，共有100多万人，截至1953年8月10日共释放了103.2万人(大赦令不适用于因反革命罪、匪徒行为、盗窃巨额社会财产和蓄意杀人罪而判刑的犯人)。См.《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июльского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398.
　　[17]贝利亚在健全法律保护制度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尽管是主动提出了限制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权限的报告，但还没有做到从根本上取缔这一违反司法审理程序的内务部特别会议。
　　[18]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июльскогопленума 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398.
　　[19]Тамже.С.167.
　　[20]Источник， 1994.№4，С.11.
　　[21]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46~49、62。
　　[22]“贝利亚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碰巧倒是正确的”，见〔俄〕《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页。
　　[23]ТрояновскийО.А.Черезгодыирсстояния，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семьи.М.：“Вагриус”， 1997，С.171.
　　[24]РГАНИ，ф. 4，оп. 9，д. 32，лл. 152， 233，Цит.по：ПыжиковА.Хрущевскаяоттепель，М.：“ОЛМА-ПРЕСС”，2002，С.88.
　　[25]РГАСПИ，ф. 17，оп. 53，д. 3283，лл. 45， 109 - 110.Цит.по：тамже.С.88.
　　[26]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9.
　　[27]Хрущев Н.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 279~282.
　　[28]贝利亚的儿子认为其父亲是6月26日当天被打死的(有学者分析说这一说法的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此进行研究)，但据考证，从7月1、2日贝利亚亲笔写给主席团的检讨信来看，至少7月初贝利亚还没有被枪毙。
　　[29]АПРФ，Ф.3，оп.24，д.463，л.135~137.Цит.по：《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июльского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69~70.
　　[30]Тамже.
　　[31]АПРФ，Ф.3，оп.24，д.464，л.107~108，Цит.по：тамже.с.397。7月10日《真理报》公布的上述决议却删掉了这句话，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于7月15日致苏共中央的报告明确说明，在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中包括“取消贝利亚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并附上该决议文本。
　　[32]АПРФ，Ф.3，оп.24，д.463，л.138。Цит.по：Тамже.С.9，72.
　　[33]之所以撤掉原总检察长Г.萨福诺夫，赫鲁晓夫解释说：“他没有博得我们的信任，我们怀疑他能客观审查贝利亚案件”(尼·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91页)。俄罗斯历史学家В.瑙莫夫在其文章中也明确使用了这句话，НаумовВ.П.БыллизаговорБерии?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о событиях1953г. //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8.сен.-окт.№5，с. 32 (Цит.по：Н.Хрущ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97).
　　[34]АПРФ，Ф. 3，оп. 76，д. 23，л. 11.Цит.по：《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июльскогопленумаЦК 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71.
　　[35]Правда， 10июля1953г.
　　[36]РГАНИ，Ф.2，оп.1，д.28，л.л.25~37，Цит.по：Тамже.С.356~362.
　　[37]成员有贝利亚及其助手梅尔库洛夫、德卡诺佐夫、柯布洛夫、戈格利泽、梅希克、弗洛齐米尔斯基。
　　[38]此外，“侦讯结果”中增加贝利亚的“历史罪行”——指控贝利亚在内战时期曾与外国情报机关有勾结。
　　[39]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13.
　　[40]Тамже.С.88~109.
　　[41]Тамже.С.71~79，有关信件内容的引用以下不再一一做注。
　　[42]Тамже.С.10.
　　[43]Тамже.С.7.
　　[44]СергоБерия，МойотецБериявкоридорах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М.：ОЛМА-ПРЕСС， 2002.С.345.
　　[45]ВолкогоновД.Семьвождей，кн.1.М.： 1996，С.260~261.
　　[46]Тамже.С.13.
　　[47]ХрущевН.Окультеличностииегопоследствиях.ДокладпервогосекретаряЦККПССтов.ХрущеваН.С.ХХ съезду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Со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 25 февраля 1956года//ДокладН.С.ХрущеваокультеличностиСталина наХХсъездеКПСС.Документы，М.：“РОССПЭН”，2002，С.95、99.
　　[48]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8， 11.
　　[49]这是笔者在与俄罗斯著名教授安·索科洛夫、叶·祖布科娃交流时他们的共同观点。
　　[50]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11.
　　[51]ТоптыгинА.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Неизвестныймаршал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ти.М.：Яуха，Эксмл， 2005 .С.435~472.
　　[52]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Документы.С.11.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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