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科学家否认助伊朗研制核武器传闻
10:37:00     
来源：中国日报网
据英国媒体11月10日报道，一名前苏联科学家否认此前媒体的报道，称前苏联并没有帮助伊朗研制核武器。
美国媒体早些时候称，伊朗在前苏联科学家的帮助下成功跨越了制造原子弹的门槛。俄罗斯《生意人报》在10日找到了媒体所称的前苏联科学家维亚切斯拉夫o丹尼连科。
据悉，现年76岁的丹尼连科是爆轰纳米金刚石的全球顶尖专家之一。
尽管曾在前苏联一家高级秘密核武研究中心工作了数十年，丹尼连科还是否定自己与伊核计划有关联。他说：“我不是一个核物理学家，也不是伊朗核计划的创始人。”但是丹尼连科拒发表更多评论。
（来源：中国日报网 任奇 编辑：孙恬） 
在终年不见天日的古墓中，总有灯火幽幽地注视着盗墓者。为什么它们能够千年不熄？
体育赛场是力量的美，而美女记者们则是赛场的另一道风景线，来看看记者节中外体育美女记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背后：为采铀矿74名青年牺牲
来源：湖南日报
　　309队地质队队员野外勘探。
　　不能湮没的荣光
　　―湖南建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纪实
　　50年前的10月16日，中国西部戈壁中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这一声巨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核技术！作为每一位中国人，我们为这声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声响而骄傲。然而，湖南人却很少知道，三湘儿女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氢弹升空、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回顾50年前新中国核工业先驱者在三湘四水间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我们会深深震撼于这段不能被历史湮没的荣光。
　　秘密队伍在长沙组建
　　1955年3月，一支秘密队伍进驻了长沙市窑岭的一座楼房。这是一座新建的楼房，原来是准备开办一所“合作干部管理学校”，因为这支队伍的来到，它的使用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他们驻地。这支不到200人的队伍显得参差混杂，有朴素粗犷的汉子，有白净文弱的书生，也有威猛孔武的军人。他们每天主要在院子里面活动，走出来也是行色匆匆，少有言辞。外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单位。但是从他们的神色和森然的警卫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社会氛围，足以让人们感觉神秘。
　　今年已经84岁的王学曾老人就是当年在这个神秘大院里活动的人。刚刚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了这里。“当时我们叫309队，全称是中央地质部309队”。全国有两支这样的秘密队伍，另外一支在新疆。湖南的这支秘密队伍的性质、任务据说只有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一个人知道。
　　王学曾毕业于东北地质学院，由组织上安排来长沙工作后，他自己也不清楚具体要干什么，主要任务是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学习地质普查方法和各种仪器的使用。当时有四位苏联专家，队员们要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使用一种叫“计数管”的仪器的操作。这种计数管在接近具有放射性物质时，会在1、2秒钟内产生脉冲信号，引起读数的变化。这种“秘密武器”是从苏联引进的，非常贵重。当时的说法是要一列火车的鸡蛋才能买得到。“计数管”平时保存在重重保卫的库房中，一旦出动，就有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跟随。
　　秘密挺进宜章大山深处
　　在长沙没有待多长时间，队员们便接到了任务。日晚上，309队分成两个分队分赴广西贺县和湖南的宜章进行普查。现年77岁的陈金陵被安排在宜章的2分队。分队成员分散在宜章县城的几个旅社和一个废弃的汽车站，汽车站主要提供给苏联专家作为队员培训讲课的场所。第一项工作是进行保密宣誓。“只知道是找矿，但是找什么矿不知道。”
　　陈金陵每天和队员们拿着仪器在山中穿行，以250平方米为单位进行网格化搜寻。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草地，必须把每一寸地仔细地“篦”一遍。有时碰上地势陡峭、无法落脚的位置也必须想办法上去。勘测完了晚上回来报告数据，绘图后报告苏联专家。在山里进行勘测时，队员如果带着“计数管”是不容许从老乡家门口经过的，也不容许旁观。找矿员工作时旁边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护卫，战士不仅配备枪支，而且身上还挂了4个手榴弹―随时防范敌人破坏和窃取信息。找矿员每天带着“标配”―一台仪器，一个笔记本，一个饭盒、一张日本人留下的5万分之一的地图在大山中寻找。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那个时候的大山基本上是原生状态，植被很好，有一次陈金陵在树丛中还发现了瞪着眼睛的老虎！
　　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原料矿石
　　一切在紧张、神秘、神圣的氛围中进行。直到日，陈金陵所在分队接到指令：迅速转移到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马坡岭。在天上航测的安2飞机发现了异常！等到陈金陵他们赶到马坡岭时，进山的马路边搭起了好多个帐篷，不时有嘎斯车送来外地人员，还有苏联人和武装战士，一派战时气氛！ 二分队队长指着前面的大山告诉他们：这就是金银寨，是我们要工作的地方。
　　没有停顿、没有质疑，陈金陵和他的队友一头往山里面钻。
　　进入金银寨只有一条当地人放牛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队员们找一处相对平缓的地方，把荆棘砍倒，把杂草刨开，扎起了帐篷，搬来几块石头垒成灶，一个宿营地就成了。
　　10月14日，陈金陵带着警卫李九斤往自己的工作路线走。 趟过一条小河时，仪器突然叫了起来，陈金陵拿仪器仔细测试，靠近石头时仪器反应明显，“伽马值”到了1000以上，举起仪器仪器反应就弱了。陈金陵反复举起放落仪器的动作，把护卫的战士搞懵了。陈金陵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对李九斤说：你帮我记住这块石头，说不定我们回去的时候要带走它。我们先上山找找，石头应该是山上滚下来的。再往前走，就是一处近乎垂直的陡坡。两个人一个顶一个拉，终于进到更深处的那片林子里。
　　走不远，手中的仪器又剧烈地叫起来了。在一片连续五六十米长的地带，仪器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反应。没错，河中的那块石头应该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经过反复的测试判断，陈金陵没有继续后面的工作面，而是迅速返回驻地，径直赶往队长伍锡祥的帐篷，向他报告了这一重要发现。第二天，伍队长一行包括两名警卫直往山上跑。找到地方后，队长亲自拿着仪器测试，得到了与陈金陵一样的结果。看样子，找对地方了。陈金陵还记得，采样的石头非常坚硬，几个人拿锤子敲都敲不下来。自认力气大的警卫战士李九斤拿过锤子使劲一砸，石头没开，锤柄却断了。肖队长拿过带来的石灰桶，在反应集中的区域划上一个圆圈。第二天，苏联专家来了。他们最终确定，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晚上，在警卫战士的“包围圈”中，全体队员聚集在肖队长的帐篷，倾听伍锡祥队长一个激动人心的宣布：我们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矿！ 哗―帐篷内一片欢呼。包括陈金陵在内的队员直到这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么久的工作是为了找这个！伍队长马上强调：“这是国家重要机密，我说的这句话不能再传了，包括父母都不能透露。”
　　为了500吨铀矿拼命
　　经过专家们的鉴定，在第一批对象中，郴州宜章的金银寨是铀矿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铀矿。苏联专家提出来，必须在1959年以前尽快开采500吨铀矿石，只有达到500吨以上的矿石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建造一个水冶厂，进而进一步提炼。
　　为了尽快采到500吨铀矿石，尽快制造出我国自己的原子弹，拼了命也值！
　　309队开展了全方位的攻关。技术上的智慧和劳动强度都得以前所未有的迸发。为了提高勘测矿床的进度，当时担任技术工作的王学曾把打通矿山的巷道内石门的间距从苏联专家设计的20米扩大到40米，效率和人工提高了一倍。王学增说，间距加宽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对矿体的准确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此外，有的技术人员把钻探用的钢砂钻头改成合金探头，把物探法改为取样法，都充分发挥了中国人自己的才智，大大提高了勘探速度。
　　最可贵的是在采矿坑道里的一线工人。他们要下到距地面100米以下的坑道。地下水温度有40多摄氏度，最高达到50多摄氏度，人在里面就像进入蒸笼，工人一般都是光着身子在里面作业，尽管旁边还有自来水管对着后背冲凉降温，但是还是难以消除高温的炙烤。最厉害的还是污浊的空气，凿槽取样和采矿形成的灰尘弥漫坑道，而这些粉尘又是放射性物质。在当时条件下，因为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不少人患上了严重的矽肺病。有的人在工作的过程中就倒下了。在今天的郴州市苏仙区有一座核工业系统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74位第一批为采矿捐躯的勇士。周都理、陈长和、唐恩武、彭发朝&&他们牺牲时大都在20至30岁。在苏仙区下湄桥，留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后期的原子弹制造中，苏联撤走了所有的技术专家。中国在朝鲜战争中遭到了美国的核讹诈，中国的军事科技人员顶住压力，独立自主地完成了科技攻关，最后在西部罗布泊地区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而最初的探矿、选矿主要在湖南完成。湖南人开采的矿原料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为第一颗氢弹升空、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第一批主要的核原料。这是湖南人为祖国的核工业事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是一段浸泡着苦难和奋斗，饱含着理想与信念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湘核人用热血和汗水，创造了令人难忘的辉煌历史，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湘核人肩负着祖国的重托，满怀着人民的期盼，在崇山峻岭中挥洒汗水，在悬崖峭壁上镌刻足迹，铸就了中国核军工史上一座座丰碑。
　　(作者系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局长)
(责任编辑：UN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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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称中国可能根本就没有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之声报道，有关中国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一直引起许多观察家的关注。对其进行的评估也各种各样――从中国根本没有这种武器到拥有150枚以上的核弹头。中国导弹工业制造越来越多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它们都有可能被用来携带核弹头。随着中国空军力量的增强，有关中国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也越来越经常被提及。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专家卡申在本文中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关于中国现在的核战术武器，人们知之甚少。我们肯定知道，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制工作。当时制造出了射程不大的几种简单的战术核弹头样品，并在军演中使用过这种武器。
　　在较为紧张的冷战时期，战术核武器还具有存在的价值。中国曾与苏联处于军事冲突状态。中国人曾把苏联坦克部队有可能从蒙古和苏联远东进入中国东北作为冲突的一种版本。
　　苏军人数相对较少，但却拥有巨大的机动和火力优势，所以中国人对自己能否利用常规武器阻止苏军进攻没有把握。曾试验过各种战术武器，其中一些或许已投入生产。此外，在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中，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可对入侵者实施核打击。
　　但是，到了80年代下半期苏中关系很快实现了正常化，而苏联解体后又同俄罗斯逐渐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从陆地大规模进攻中国以致迫使后者动用战术核武器的版本，显然已经不再现实。
　　可以推测，此后中国停止或者大大减少了对战术核武器生产的投资。如果冷战时期果真拥有一些战术核武器，那么有可能后来在服役期限过后再没有对其更新。2004年中国外长称中国拥有5个正式核大国中最少量的核弹头，就是这方面的证据。
　　这意味着，比英国的225枚还少。考虑到当时中国已经部署的DF-5A, DF-31, DF-4, DF-3A, DF-21和唯一一艘092型核潜艇携带的12枚导弹，共有各类战略弹道导弹156枚。中国理论上可能还有不多于69枚的战术核武器，它们有可能是战略导弹(例如，远程航空核弹)，或者战术导弹(例如，DF-15或DF-11导弹弹头)。但由于中国没有透露本国潜力的底线，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战术核武器。
　　在对待战略核武器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最小程度的遏制原则，不同其他核大国进行弹头数量竞赛。中国只是力争确保自己能对敌人核进攻进行反击的能力。作为较弱一方，中国显然不愿打核战，如果不是武装占领中国领土。但是这样的威胁在苏联解体后已不再存在。
　　如果中国战略核武库真能快速增加，它的技术水平真能快速提高，才有可能出现让中国重返战术核武器的前提。而这种增加和提高只有在中国在研制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基弹道导弹方面取得成功后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政治决定一旦做出，中国就有可能重新利用上世纪70-80年代战术核武器的制造经验，相对较快地提升相应的潜力。
（新浪军事）
（编辑：S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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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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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制造
日　　 来源：
&&&&毛泽东说："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设计和制造裂变武器向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必须在微小的细节上探索各种复杂的设计途径。在中国，许多卓越的物理学家，包括大批理论工作者，都被征来参与这项探索性计划。美苏持续不断的核武器试验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帮助。每当他们新的核武器爆炸时，中国人就要对大气做认真地抽样分析，
再结合其他情报，就能够获得了些设计线索。中国人知道或能大概估讲出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的发展情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从外国的核计划获得了好处。&&&&中国仿造和改进苏联的核计划，但形式有所不同。中国也没有实现他们想利用苏联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的宿愿。本文叙述了中国怎样设计制造第一批原子弹及其试验过程。
&&&&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第九研究院)
&&&&1955年，中央政治局作出一项加紧实施核武器计划的决定。1956年11月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二机部不到一年，工作已在各领域铺开，其中包括地质、采矿、铀处理、钚生产和铀浓缩；也许其中最关键的领域还是设计机构。&&&&1957年夏，宋任穷接见李觉，让他领导二机部拟建最保密的机构：核武器局，对外称第九局。随后，在日，宋任穷派李觉直接负责一个设计机构的筹建工作，并请他出任该机构的领导。当准备工作完成后，李觉被任命为该机构的领导人。该机构总部先是设在北京，后迁至青海，命名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局外人很少知道这所研究院，而那些知道它的人如果需要谈及这个院时也只提其代号--九院。九院诞生在大跃进的喧嚣年月里，这期间对于尖端科学技术显现出的征兆是不祥的。在针对知识分子的全国性反右运动的高潮中，中国着手成立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一个具有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规模的专门武器实验室，并配备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李觉领导的研究院在遥远的中国西北部，他对这一边远地区并不陌生。在到核工业部九局任职前，他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但因病或受伤，他中止了在西藏的工作，1957年夏他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疗养。宋任穷认为他很适合去九局任职，因此向中央领导打了报告。当得到上级批准后，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就把此消息透露给了李觉。一向直爽的陈赓对他说："老李，过几天部队就要送你走了。"使李觉吃惊的是预先通知他要改变工作，而其细节陈赓又不愿在医院告诉他。由于陈赓对他的询问只报以微笑，李觉以为陈赓是在拿一个新职务跟他开玩笑，因而对陈赓的话并没在意。&&&&出院后，李觉接到去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到的命令，他这才知道他对陈赓的话判断错了。&&&&在二机部，宋任穷告诉他，其职务已由最高当局决定，并向他详细传达了政治局决心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此刻，李觉因其祖国给予他的这个荣誉而激动，便接受了这一任务。宋任穷当场交给这位九局新领导人一项任务，让他全面负责考察核武器研究院，建生产厂、仓库以及核武器试验基地的可能地点。&&&&为了选址筹建核武器研究院，李觉和他的同事们跑遍了中国的"千里"大西北。根据这次调查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和经过认真分析的概括性材料，他们最后把点选在青海省，并报告了"中央领导"(犬概指的是二机部和中央军委)。1958年7月，当局批准了他们的建议，随后，在这片极其荒芜的大西北高原，开始了一场建设的奋战。&&&&1958年，在得到批准后的三个月里，大批建筑工人开始向李觉所选定的地点进发。他们乘火车到达甘肃省兰州市，然后坐卡车走过尘土飞扬的山路来到青海省会西宁；继续向前，来到位于青海湖东边海晏县境内一片广阔的地域，称为"金银滩"。在那里，
他们搭起帐篷，并开始平整研究院的施工场地。在这批"先遣队"中，有2000名士兵，7000多名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农民和大约
2000名熟练的建筑工人。此外，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有数千名从海外归国的专家、学者以及大专院校毕业生经过艰苦跋涉，西行来到这所研究院。为了保证人员和物资流动畅通，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交通部的筑路工人迅速修建了通向青海基地的铁路与公路网。&&&&年的"三年灾害"直接冲击了正在建设中的研究院。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最严重的情况是缺少粮食。在全国物质短缺最严重的时刻，聂荣臻要求海军、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从他们的供应物资中取出25000公斤大豆和罐装食品送至青海营地。&&&&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成功了。1962年底，这所研究院在那片高原上已占地方圆几百里。那里空气稀薄，人每走上几步就感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气喘嘘嘘。那年，大批实验室已经盖了起来，还有更多的设施正处在建造中。此时，使研究院引以为荣的是它已拥有了一座发电厂、一些机加工车间、一个炸药制造和试验区、宿舍、娱乐设施和守卫兵营等。
&&&&研究院的领导机构
&&&&李觉挑选了三位主要同事来共同领导他的研究院，他们是吴际霖、朱光亚和郭英会。第一位吴际霖，虽然他在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做出过杰出贡献，但至今甚至在中国的核工业界里许多人士还不了解他。吴际霖和李觉不一样，李觉在1936年就离开学校开始了地下革命工作。吴际霖是四川成都人。
他一直攻读到1937年才毕业于化学专业。吴际霖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军队，随后他到了山西向前线士兵讲授防化常识。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共产党地下党员，此人劝他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参加八路军。&&&&吴际霖的新军事领导人很快意识到他有特殊的科学才能，就把他送到延安军工部门工作。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派吴际霖到鲁南负责同样的工作。1949年后，吴际霖在那里担任山东铝冶炼厂的厂长。他对冶炼厂的管理很成功，特别是他"大胆任用解放前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使工厂的产量大为提高，但同时也招致一些心怀不满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他进行攻击。1957年下半年，陈云已是政治局负责核武器计划的三人领导小组
成员，他想到了吴际霖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宋任穷去九院任职。开始，吴际霖作了李觉的主要副手负责该院的组织工作。1962年底开始他兼任了尖端技术委员会主任。&&&&李觉领导小组中的第二位成员是朱光亚，他日到该院任职。朱光亚毕业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随后留校担任助教，并同吴大猷教授一起工作。二次大战后，吴大猷作为高级科学家三人小组成员，被派往美国考察，他请朱光亚陪同。朱光亚因这一邀请而到了美国，进而在密执安大学获核物理博士学位，四年后他回到中国。此时新掌政权的共产党政府指示他在选定的几所大学里组织开设核物理课程。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被派往朝鲜，他在停战谈判期间担任翻译。1959年他进入九院后，李觉派他作为领导干部去协助吴际霖管理科研工作。这和他在中国的几所大学里创办核物理课程的工作类似。&&&&朱光亚作为该院科研主要负责人，努力把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联系起来，他特别注意技术质量监督方面的人员培训。令人难忘的是他坚持科学高标准努力培养研究院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一直持续到8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为了表达对这项研究取得的特殊成就的敬意的一次隆重的仪式上，提到了朱光亚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此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朱在共产党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他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后来成了正式委员。&&&&象吴际霖一样，九院领导机构的第三位成员--郭英会也是李觉的亲密助手。根据有关他的一些零星资料，我们知道，他曾同吴际霖和李觉一起陪同苏联专家去西北考察，确定九院和铀浓缩工厂的厂址。他在组建九院特别是在九院早期发展过程中贡献显著，因此人们记得他。&&&&然而在谈及这四人领导时，我们也许还可以把该院组织领导圈进一步缩小，因为这四人领导所做的大量决第主要是靠九院的三位权威科学家的协助而制定的。这三位科学家正是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这三人同朱光亚一起担任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后又到九院任副院长。只有当我们了解其他人时，我们才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勾画决策者明显不同于勾画一般工作人员，
这些人是陈能宽、邓稼先和周光召，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九院科学家像理论物理家于敏、教授方正知、副教授钱晋和俞大光等。&&&&王淦昌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与利萨?迈特纳(奥托?晗恩的同事，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合作从事放射性研究，1934年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王淦昌在导师指导下，也曾研究过宇宙射线。王淦昌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回国了。事实上早在1937年他就在山东和浙江教授物理课程。抗战爆发后，他被迫去了中国的西南。在有关他的传记中，记载了他对抗战的贡献，他捐献了他全部的珠宝，并为教师们编写了一部名为《军事物理》的教材。战后，美国政府把他请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作为研究员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后来，恰在共产党接管中国之前。王淦昌乘船回国了。&&&&据报道，1952年，北京派王淦昌到朝鲜从事"搜集放射性物质"的秘密工作。回国后，他又恢复基本粒子的研究。他的政治与科学成就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职位的候选人；第二年他被任命为现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此研究所后来实际上是物理研究和原子能研究所。1956年王淦昌去了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年春他任该所副所长。此后，他便又回到了北京。&&&&王淦昌在1960年参加了北京的那个临时研究所两年后，被任命为九院第二技术委员会主任，他是核爆炸基本原理试验和原子弹的中子发生器设计与试验两方面工作的总指导。李觉给他的任务是监督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与制造。&&&&彭桓武和王淦昌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到北京核武器研究所报到的。在他进入该研究所之前，这位从爱丁堡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的人又获得了"怪才"的荣誉。他也是第一位被英国聘任的中国教授。据说："他解数学题时，根本不需要助手。他全心投入工作，很晚才结婚。甚至在王淦昌眼里，他也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两年后，他便成了第三技术委员会的主任。&&&&1960年，著名的从事导弹计划的科学家钱学森推荐物理学家郭永怀去九院的这个研究所工作，后来他任第四技术委员会(也是最后一个技术委员会)主任。郭永怀是山东人，他到美国读研究生时，他专业从物理学改为空气动力学。他与钱学森一样，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到康奈尔大学执教，并因在应用数学方面采取了Plk〈Poincare--lighththill--kuo)
奇异扰动而闻名。1949年后，美国政府企图不让郭永怀回国，虽然没有象对待钱学森时那样搞得政府自己很狼狈，但也直到1956年，才允许郭永怀回国。他一直在九院工作。直到1968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郭永怀的大部分工作是从事核武器的力学特性，包括结构强度、压力分配和振动等方面的研究。例如：最后他组织了科技人员进行震动、离心力以及温度和噪声变化等方面的试验。这位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工程师既是专家又是管理者。他在核武器研制的整个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还向参加此项任务的新手们传授了有关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许多基本理论。&&&&对于九院其他科学家的具体情况我们仅略知一二。尽管设计原子弹的主要功勋归功于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但其他科学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能宽就是其中一个。他到九院之前，曾获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并发表过几篇关于金属物理学的重要研究论文，参加原子弹设计工作之后，他不得不改变个人兴趣，而成为一名化学炸药和雷管方面的专家。他帮助完成和试验原子弹炸药装配。陈能宽在设计第一枚原子弹的点火装置时，是与方正知合作进行的。这两位科学家完成了核爆炸理论的一项关键性试验。陈和方从中国高等学府的理工系中招收了一批有为的大学生作为他们的助手。&&&&邓稼先到九院时是副研究员，他毕业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也曾留学美国，在珀杜大学获博士学位。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回国，协助倡导建立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
当九院的核武器研究所在北京初建时邓就参加了创建工作。70年代他被任命为九院的领导人。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从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中挑选出色的大学毕业生。经过3个月的挑选，28名最优秀者被他选中进入了北京西郊的这个研究所。其实在彭桓武、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该研究所之前，二机部就指定邓领导一个所谓的理论论坛开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探索。&&&&从那时起，邓稼先便在设计工作中展现了独特的天才，他担任了理论部主任。在研究所里，他用了半年时间指导4个青年人完成了关于高温高压下材料状态方程的求解。有一次他谈及此事时说："如果把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那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就是龙头。"后来，他组织了十几个工程人员完成了原子弹力学结构的计算，这些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才23岁。邓把学校里的风气带进了设计组。那时彭桓武在他领导的所有设计组里鼓励广泛的学术交流，尽力减少繁琐和官僚主义。彭要求他的同事对工作中的每一细节都要细心谨慎，而邓稼先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到达九院的另一位年轻科学家是周光召。他是彭桓武的学生，
曾在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事过研究。他参与核武器工作与邓稼先有关。在邓的小组全力进行原子结构参数的计算时，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查过他们的计算数据。周在检查时发现，问题出在表述方式上，而不是结果错了。尽管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挑结论的毛病，但他又觉得应该把这些数据核实一下，以便使其他人信服。
于是他发挥其特长，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来验证这项计算结果。这一理论得到彭桓武和其它老科学家的支持。&&&&日，在原子弹首次爆炸前一天，罗布泊核武器基地的一位官员打电报给二机部，要求九院在北京的理论物理学家们再做一次最后的计算，以保证试验成功的概率达到99%以上。二机部部长指定周光召和另两名数学家去进行验算，他们整整干了一夜。结果出来以后，他们三人在一份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上签了字，保证试验会成功。　从1958年二机部为九院做了第一次人事安排的那一天起，直到第一颗裂变原子弹爆炸之时，李觉和他的一班人一直在不停的设计和组装中国的核武器而工作着。1960年初，副部长刘杰和钱三强在接见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郭英会时，向他们转达了周恩来的个人指示："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这是政治任务。"在三位专家开始工作后不久，几位高级领导人包括陈毅就去看望他们，并感谢他们一接到通知就到九院报到。为了鼓励自己，他们后来给这颗原子弹定代号为"596"，作为赫鲁晓夫背信弃义、不提供原子弹模型的纪念物，这个代号意指是莫斯科把其决定正式通知北京的年和月--1959年6月。
&&&&九院机构调整初期的几次实验
&&&&吴际霖作为负责全院组织工作的领导，他不得不建立一个管理系统以便最大限度地应用许多知识领域中的先进技术。虽然这些技术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然而，他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拟订出了一个可行的计划。他的详尽的计划集中在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上，因而他根据研究的需要组建了九院的各主要部门。&&&&在I960年初，吴际霖曾向李觉建议：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由4个部，13个研究室组成。这4个部是：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10月份，李觉放弃了这项计划，而赞成建6个研究室：理论物理室、爆炸物理室、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室、金属物理室、
自动控制室和弹头弹道室。为了加强青海研究院的建设，他又建了两个设计室，一个是搞建筑工程的，一个是搞设备的。&&&&在北京，制造原子弹的工作逐渐由理论进展到工程设计和试制阶段。到1962年底，李觉决定重建原来的4个部取消6个研究室。因为在10月份中央决定调126位高级科学家和工程师来从事原子弹的研究，他们的到来促成了李觉的决定。&&&&李觉和吴际霖认为，由于北京研究所的研究力量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规模很小，因此重建的部门需要补充力量。他们打算建一个总技术委员会来负责4个尖端技术委员会。这4个委员会各有不同的分工，第一个(由吴际霖和龙文光任主任和副主任〉负责原子弹的工程设计；第二个(王淦昌和陈能宽任主任和副主任）全权负责非核部件的试验；第三个(郭永怀和程开甲任主任和副主任)负责进行武器研制的实验("武器化"）；第四个(彭桓武和朱光亚任主任和副主任）负责中子点火装置的工作。&&&&这四个委员会可以和九院的高级官员直接接触，由于李觉是九局局长，他们也可以借助李觉的权威与北京的部领导直接接触。因此，部、各国防研究院和研究所以及各生产机构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他们采取一星期工作七天、三班倒的工作制。李觉指示，要把等级和部门主义减到最小程度。他们依照各种跨学科、跨部门的科学讨论会的形式建立了一个结构紧凑的机构。这种对专业和先进技术的要求很好地限制了研究院内部过分分割和相互保密的倾向。他们在这个保密措施极严的地方能够自由地说话。&&&&吴际霖打算最终用专业知识来决定个人所承担的任务。他写道："尽管大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还不是党员，但应该给予他们与其职位相符合的权力，行政部门不能干预他们的事务"。&&&&因组织机构不断变化，从1960年到1961年，吴际霖尽量把自己的机关工作搞得井井有条。他搞了一个报告和记录的制度来记录和分析每天的进展，并把来自中央委员会和二机部的指示及技术资料分类归档。还把各项工作按目录分类，这保证了内部信息的畅通，并保持了与北京的联系。最后，吴根据送到他办公室桌上的大量文件，建立了一套程序，可以定期考察这些高级科学家的工作，并通过这些科学家考察主要工作人员的工作。
吴开始用这一做法，记录和分析科学家们制造第一颗裂变弹所需的时间和资源。科学家们把握住了进度，并准备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广泛地利用国外的资料以及苏联设计建设青海研究院的思路(但没有技术资料）。我们将看到，他们已经开始了野外试验。根据他们的成果和计划，吴际霖判断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进展速度要比美国和苏联当初进展得快。&&&&1961年初，九院的领导要求科学家在两年内掌握关键的技术原理，基本完成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当时，吴际霖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他向他的同事们讲了关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时间的预测，然而同事们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中一位怀疑者十分激动，他认为九院如果按照这种自欺欺人的最后期限是造不出原子弹的，并认为吴的乐观主义计划是企图欺骗党中央。&&&&会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但吴际霖并没有被吓住。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说："我们已经考虑了最不利的因素。为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首先，我们全党已经动员；第二，全国上下已经开始通力合作；第三，我们有了宝贵的科技人才；第四，我们已经从理论和试验方面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做了认真的论证；第五，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吴继续说，这五点使他相信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能够造出裂变武器。&&&&以此为根据，这位主管研究的负责人说道，他已经想好了要研制的原子弹的型号问题。一个他称为A-1，另一个为A-2。从他的叙述来看，显然，他说的一个是内爆装置(A-1)，另一个是枪式装置(A-2）。吴际霖对A-1型评价较高，因为它能适合实战需要。"A-1在理论上与结构设计上都要比A-2优越一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A-2型。"与此同时，我们还能为设计A-2型武器做些准备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他又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敢对中央委员会负责的原因"。
吴际霖的雄辩给上司李觉以很大影响，李觉承认他不仅对
A-1型原子弹更先进持肯定态度，而且相信A-1能为国家节省核燃料"。他进一步表示同意把研制A-1内爆型原子弹作为九院的工作目标，尽管他知道这要比设计生产A-2型更困难。&&&&所谓"更困难"，李觉内心知道设计内爆装置有两个主要障碍：炸药的组装形式和点火装置。果然，点火装置出现了很大的麻烦。组装的常规炸药，其爆炸必须精确聚焦，而且计时精度要达到微秒级，这样才能触发点火装置释放出大量中子进裂变芯。后来，就最后期限和弹型改变问题展开了辩论。李觉和吴际霖开始全力以赴，寻找核武器爆炸原理和实践的突破口。&&&&这两位九院的领导人坐在吴际霖的宿舍里，回想起了当年的一次谈话，话题是怎样设法揭开核爆炸的秘密。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为了解决原子弹设计中的一系列问题。有必要进行一些初步的试验以便找到突破口。在审查了九院的人力物力之后，他们认为应该请陆军军械专
家来帮助他们。在那次谈话中，吴际霖说："我们最好能够争取在北京郊区的工程兵炸药试验场进行这些物理试验。"李觉表示同意，因此，这项试验计划便在1960年初付诸实施。&&&&当时地面上还覆盖着被风吹散的雪。陈能宽便在此时到了这个位于北京西北怀柔县东花园镇附近的试验场，当吉普车驶进这个在长城脚下与世隔绝的试验区时，这位美国博士早已告别了他曾习以为常的校园生活，而要在指导对引爆原子弹的炸药进行初步试验。&&&&陈能宽的小组成员共30多人，他们首先开始浇制供外部炸药组装用的透镜体。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关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炸药的构成问题。后来他们请教一位大学副教授钱晋，改进了高能炸药和电火药雷管制造技术。陈还请教了其他大学教师和专业人员，比如请副教授俞大光设计炸药的多线同步点火装置。&&&&对于陈能宽来说，这项冒险行动需要更多的体力和运气而不是国外的科学技术。在东花园镇这个大风席卷的试验场，他和同事们一起混合调配化学药剂。他们点起火堆，用一口普通的锅几只旧的军用桶，开始熔化炸药混合剂。&&&&陈能宽的小组首先以不同配方的高能炸药，采用不同的浇铸模型，设计了一系列系统化的试验。这些炸药可能是TNT、RETNT和RDX。陈能宽利用他的"坚实的理论知识"和"国外有关资料"，挑选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炸药，并拟定了几个可供选择的模型来浇铸和装配炸药透镜体。为了帮助他，周光召计算了这些炸药的最大爆炸力。另外几位科学家在一个计算研究所里把这些数据用于亚临界和超临界的能量释放的计算。在设计这些透镜体时，他们没有精密的计算机去获得可靠的计算结果。所以到最后，
郭永怀和陈能宽只好利用一般力学原理而不是靠严密详细的计算制成了一个炸药装配模型。这以后，他们的同事就把他们这点粗略计算当作了工作的基本依据。&&&&对各项设计方案进行真实试验的选择工作花了好几个月时间。王淦昌亲自指导制造第一批实验用部件；陈能宽用手算一再核对了全部数据。在日，中国造出了第一批样品，
共1000个供试验使用。到1962年9月初，该小组终于完成了设计任务。此时，陈能宽满怀信心地预言，他的小组可以在最后期限到达之前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制造出炸药配件。他和助手们用了大约2000磅高能炸药浇铸透镜体，并为安装在这些透镜体周围20多个高灵敏度雷管确定了安装位置。他们相信，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行的方案。
&&&&点火装置
&&&&就在陈能宽的小组在那个旧碉堡和那座沙丘之间来回折腾几年中，其他小组一直在研究原子弹的点火装置。必须在镶在核武器里面的内心炸药块爆炸后的，在头几个微秒内使中子拥入易裂变芯，在某一精确时刻点燃并使链式反应达到最大值，从而裂变芯达到临界。导致高产额中的大多数核反应都含有轻原子核的轰击过程，这些轻原子核有锂、铍以及伴随而来的质子、氚核或a粒子。中国当时是苏联锂和铍的主要供应者。因此，九院的小组很可能也用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进行了试验。&&&&在引发核爆炸使用的众所周知的方法中，由天然放射性元如镭或钋外放射出的阿尔法粒子会引起鲤产生大量中子，中国第一次核反应试验(包括生产第一颗原子弹)的点火装置使用钋的可能性最大。这种银灰色或黑色元素是由放射性铅(镭D)的衰变而自然形成的。然而对它进行处理时却很困难。作为金属元素，它的熔点相当低，只有254度，但其放射性却很强，因此处理起来必须十分小心。由于其半衰期短，它不适于大的、计划周密的武器系统，但却可能用于第一个核装置。&&&&在爆炸的核武器内的内心爆炸波传到次临界状态的铀-235球时，这种可裂变材料就会被压缩，如果压缩适当的话，裂变材料将达到超临界状态，点火装置所产生的中子，在同铀-235初期反应时，这些中子把铀-235重核分裂成两个适当量的中等质量碎片，并释放出大量能量，同时产生"快"中子(指这些中子的能量范围在0.5－10兆电子伏)，接下来的裂变反应不仅使铀-235裂变，而且由于某些裂变产生的中子速度很大，因此可以使较重的铀-238分裂。如果原子弹造得比较合理，则给定质量的裂变速度要大于裂变材料炸开时的膨胀速度。为了使能量释放达到最大值，应该使链式反应的代数达到要求，如果在达到的要求的代数之前，核材料由于膨胀而变为亚临界状态，那么这颗"原子弹"就是臭弹。10万吨级爆炸能量的99.9%以上是在链式反应的最后7代释放出来的，其时间约为0.07微秒。点火装置的作用很关键，它在开始时给裂变材料注入足够多的中子，这样就能使随后产生的中子数足够多，不致造成"臭弹"。&&&&1960年，钱三强调他手下的一位工程师--王方定去领导原子弹研究所一个铀化学技术小组。王工程师的任务是研究用于制造点火装置的原材料。钱三强对他说："要求我们帮助设计和制造原子弹的点火装置。"王工程师知道钱三强对这项武器计划十分热心，那时钱已经把王淦昌、彭桓武和朱光亚从他的研究所送到九院工作了。&&&&王工程师是在位于北京南面坨里的原子能研究所研究这些样品的，而不是在青海。他组建了一个由一些年轻有为的技术人员参加的研究小组。寻找合适中子源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经过
200多次化学试验，他们也没有获得较好的结果。他们把一部分原因归于不尽人意的工作条件。他们的试验室建在坨里研究所的一个没有暖气设备的工棚里，到了冬天里面很冷，特别是在1960年到1961年那个冬季里，他们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妨碍。&&&&九院住在北京单位的几位高级科学家了解这许许多多困难和失败，但无力采取什么改善的办法。尽管王淦昌、彭桓武和朱光亚几次去这个实验室检查工作，给王方定和其他年轻人提了一些概括性建议，但这也没有使工作进度加快。王淦昌对该室的工作进度很关心，因为他在九院的任务是全面负责炸药浇铸件和点火装置研制工作，因此经常去听取王方定的汇报。&&&&王工程师最后终于发现，在已验明的物质中，成功的关键是E和F。在一次试验中，王试着把它们化合。他首先在容器中放入E，然后加入F，密封住容器并把容器抽成真空，然后加热。在试验过程中，他作了认真的记录。当这种化合物开始膨胀时，王观察到了一个以前从未见到的不寻常现象，也就是说："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一种合适的比例产生一种稳定的化合物"。王意识到这种化合物是制造点火装置的关键。&&&&正如指出的那样，钋是由放射性铅衰变而产生的元素，因此王分离钋的蒸馏实验是依据这样一个常识：镭E
〈铋-210〉和镭
F(钋-210〉，这大概就是王的两个化合物中的E和F是在衰变过程中自然产生的。由于该研究所没有产生坏的反应堆（现在人们都是用这种反应通过辐照铋-209来生产钋元素的)，所以王只能选用天然铀矿。这种铀矿每吨里含有放射性铅和少量钋元素。在他对E和F进行试验之前，他面临着一系列非常艰难的艰巨的任务。&&&&在王研究钋化合物的同时，其他有关点火装莹的研究在钱三强和何泽慧的指导下也在进行着。他们的任务包括测量中子通量、安排关键性试验和制造点火装置组件，随着时间的推移，钱－何研究小组逐步完成了各项任务的理论研究和试验工作。&&&&到1962年底，东花园和坨里的技术人员分别完成了炸药浇铸件和点火装置的试验。下一步，他们要把这两个部件组装在一块进行一体试验。为了做这一步试验，他们必须解决精确定时问题。
在化学爆炸开始后，当原子正在进行向心爆炸时，他们必须定一个精确的时刻以打破放在阿尔法粒子发生器(大概是钋）和中子发生器（大概是铍)之间的屏障。&&&&第一次试验的准备工作是在1962年－1963年的冬季开始的，当时，二机部决定把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从北京搬到青海。北京研究所的几个研究室在1963年3月开始西迁，同时着手准备第一次试验。这所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次试验上。&&&&进行第一次试验的那天真有一种盛大狂欢节气氛。一辆辆汽车载着所有主要科学家和工程师驶出九院大门。这是在日的上午，李觉和吴际霖乘坐的吉普车走在队的最前面，以便掌握整个车队的行进速度。陈(能宽)博士和苏副总工程师在一辆小轿车里，他怀里抱着珍贵的试验部件。这些(特别）部件都用毯子包着以防震动。原子弹的主要部件装在一辆专用车里。遵照吴际霖的指示，"在主要部件下面放了两个紫红色的长沙发以减震"。当车队到达试验场后，工人们把就原子弹的各个部件组装起来，就要插雷管了，当时要求人们都退到掩蔽部里，但李觉却拒绝退下来，他说："不，我必须最后一个从试验场撤出，因为我是爆炸试验的总指挥"。接着他就命令安装雷管，并开启记录仪器。&&&&控制室里，人们因激动而骚动起来，一些年轻的技术人员为模拟这次试验工作了两年多。他们知道试验仪器会检测到并记录下点火装置在炸药浇铸件内点燃的精确时刻。王淦昌从前一位学生说："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准确的数据，那么整个原子弹计划就要推迟。"他们等待着，期待着。陈能宽发出了点火的命令。当记录的数据看来与预先模拟相符时，王的这位学生才松了一口气。40分钟后，他们检查了胶片和其他一些基本数据，结果发现向心爆炸波和点火装置均达到要求的技术指标。李觉迅速将此消息报告了北京，并说："只要核燃料工厂生产的核部件如期送到，那么第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总装了"。&&&&日，九院进行了第二次试验，这次是一比一尺寸模型弹。尽管这次试验要比前一年11月份的试验重要得多，但相比起来，这次试验的紧张程度缓和多了。结果炸药浇铸件和点火装置再次工作正常。到此时，另一部分人也已经解决了核部的理论和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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