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原苏联的阴谋也正在中国上演--一二三五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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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原苏联的阴谋也正在中国上演
如果你能耐心读完这篇长文，你就会明显感觉到，针对原苏联的阴谋也正在中国上演。ZT杜勒斯和他的信息潮——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面前是两卷本《论意识操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谢o卡拉-穆尔扎，俄罗斯享有盛誉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自称苏联解体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由于一场划时代的欺诈，“俄罗斯在一代人眼前就这样被炸毁了”。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揭露“改组、改革、民主以及魔术师帽子底下藏着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玩艺”。我们将分若干小标题，介绍作者揭穿的这些玩艺和作者提供的相关资料。“杜勒斯和他的信息潮”——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1） & &关于苏联因为经济原因解体的通常说法，经不起推敲。年改革之前，苏联没有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3.5%。在苏联模式经济条件下也没有外债，只有友好国家欠苏联的800亿美元外债，黄金储备曾达2000吨。债务是在反苏经济改革过程中造成的。要说债务，这是反苏欠下的债务。1989年，90%以上的公民，都没有国家将发生经济困难的预感。 & &苏联曾经打垮法西斯德国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同西方达成可靠的军事均衡。用军事手段消灭苏联，已经从西方的日程表安排中取消。乔治o凯南看到，苏联军事的失败是不可能的，只有实现第二个方案，即促成苏联共产党上层人物政治观点的转变。苏共上层，是西方心理战和意识操纵的首选标靶。赫鲁晓夫的“革新教派”给共产主义意识带来伤害，苏联社会从此开始崩溃。戈尔巴乔夫是天才的操纵家。雅科夫列夫们蛆虫一样在伤口上爬来爬去，舔吮腐肉。 & &洛克菲勒倡导成立一个“三边委员会”，布热津斯基担任领导。这是最隐蔽、最有影响的“世界政府”组织之一。它的300名成员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其目标是促使跨国公司不受阻碍地进入世界各国，特别是进入金融部门和能源部门。这叫做“稳定世界新秩序”。结果是世界更不稳定，直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它在各主要国家对社会舆论施加影响，切断健康思维，使人们对显而易见的东西视而不见，失去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 & &心理战和意识操纵，是西方发动的冷战的一部分。它最贴切的定义是，“用政治、智力和情感手段对意识、心理、道德状况和居民及敌人武装力量的行为进行有计划的、进攻性的影响。”它有另外的涵义：我们不强迫你做，我们要潜入你的心灵，进入你的潜意识，达到你自己愿意去做。这是一种滋养、点燃、膨胀、扩展私欲的活动。法西斯的出发点就是情欲。杜勒斯说，“如果我只能选择一条对外政策原则，而不能选择其它的话，我会宣布，这条原则就是自由的信息潮。” & &自由信息潮学说，成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基础。威胁人的心灵、“摄人灵魂”的力量在西方。美国创建了意识操纵技巧。美国专家在操纵事业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一场西方实施的针对居民的全民战争，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分子入侵”，使其遭受怀疑，然后再逐步清除苏联社会和社会体系的合法性。使用武力夺走或收买俄罗斯人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自由，是办不到的，但用欺诈手段诱骗，在技巧上是可行的。广大劳动群众没有抵抗力，紧跟在上层人物后面，完成了观点的转变。苏联整个社会，近3亿人，被编入同一个程序，用自己的损失给对手带来利益。这在全球的大账本上记得明明白白并公诸于世，一字不差地写在政治家们那张眉开眼笑的脸上。 & &人不仅生活在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中，而且生活在人工用意识活动创造的世界中。西方打着最民主的旗号推行极权思维，自以为得到授权以去除“落后民族”的“劣根性”。在西方的哲学思想中，对民主的幻想早已不复存在。东方专制符合经济、农田灌溉和夺取劳动能力的需要。西方专制依靠信息手段，将其作为神经系统加以利用，首先符合政治需要。它蓄意攫取可以进行影响和诱导的工具。学校、报刊、广播正是这样的工具。于是由外部迫使群众服从让位于由内心使群众服从，看得见的统治被不知不觉地换成看不见的精神统治。意识操纵由此变成统治技巧，我们苏联人成为划时代欺诈行为的牺牲品。我们集体吞下一个又一个钓饵，直到上钩，拽上被加工的船甲板。喊着“丘拜斯万岁”被任意宰割。看不见的行动改变了世界。钓饵就是社会意识操纵。就规模、费用、延续时间和结果而言，这个操纵程序在历史上的确属于空前之作。“改革词语成为体系”——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2） & &西方把语言变成统治工具，为毁灭语言，也为实现、扩展和巩固其统治的过程开了头。资产阶级社会花费在创造新语言并将其灌输到意识中的资金，比花费在警察、军队、武装上的资金要多得多。这种新创造的语言变成资本的语言、变成商品，而且是市场上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富有者以用它吸入难以计量的金额。这些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阿米巴语言，进入意识，接着进入日常生活，操控着社会。墨索里尼说，“词具有巨大的魔力”。他们的纲领有时候被称为“词义恐怖”。资产阶级学校的主要任务，正在于铲除各被压迫民族、本国各民族的基于实际生活的“本土”语言，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改用他们的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的语言。马赛克文化代替了人文科学文化。 & &天才的操纵家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入黑暗的改革时代，“1985年在俄罗斯成了创造和采用‘新语’的真正极权运动的开端。” & &上层转变方向，苏联共产党全部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飞转起来，竭尽全力推行这个运动。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国人明白改革的目的和改革未来的真实状况，最近的将来等待人民的是什么结果。报刊和广播电视完全转移了国人对行将临头的生活剧变的思考。操纵者描绘一幅美妙而迷离的前景，国家的资金和主要企业将转走，仅仅剩下将转到哪些具体人物手中尚未点名。在全社会布下谎言，下面出场的，就是盖达尔和丘拜斯。 & &俄罗斯反苏革命进程出现一种风气，就是民主派制订一整套文化方案，推行社会工程，强行窒息本土语言，使俄罗斯人的意识尤其是青年人的意识，塞满破坏语言涵义的阿米巴词语。他们打破俄语原有的稳固严谨体系，创造新语，展示了改革派的技巧。改革中的新词语，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 &操纵家避免使用群众交往中已经彼此通晓的、有明确理解的词语，代之以显得新颖委婉和貌似公正客观而是非不清的词语，有时候还要加上不相干又别有深意的画面。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就是，“主要不是真实，而是我们想看见的、所需要的东西”。 & &代替战争、侵略、屠杀的，是一些中性词，如冲突、战役、设备。在越南战场，把美军大规模轰炸叫“防护性反应”，把凝固汽油弹叫“软装药”，把使用二恶英的死亡地带叫“防疫线”，把监狱似的集中营叫“战略村”。如美国语言协会主席Do傅林杰尔所说：“美国是第一个做到了真正禁忌一切不愉快词汇的国家。” & &1996年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出现紧张局势。西方电视台的相关报道播放的是一段1992年的录像：中国处决毒贩，毒贩跪在地上，枪弹击中他的后脑勺。然后是美国航空母舰开进。观众看到的，是中国的残暴和美国的仁慈救援。美国教授奥o哈拉《伊万人的信息手段》，还特别表彰他们的播音员：“在不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情况下，他的报道看来是客观的，但是它那如歌的补充语言、音调的运用，那些意味深长的停顿以及脸上的表情，却常常产生编辑的观点需要赋予的效果。” & &这是一种刻意创造、竭力掩饰事物本质的幽灵语言。如同跳大神的巫师口中念念有词，政客、播音主持人、欺世盗名的“专家”和所有的操纵家，都力求避免使用涵义业已巩固于公众意识的词语，而是炮制并向公众倾泻海涛巨流般的、涵义令人捉摸不清和模棱两可的词语。他们用反反复复、颠三倒四的废话，或者鹦鹉学舌式的、大家难以听懂的语言说话。开始的时候不说清楚，偷偷地做下去，有意使人们看不明白，如果遇到质疑，就用另外的说辞掩盖，等到真相大白，就生米煮成熟饭，无可挽回和不可逆转了。在改革派的意识形态纲领中，模模糊糊，不明不白，没有明确涵义，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词语，恰恰是最具战斗力的词语。 &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西方欢迎不足为奇。苏联人和后来的俄罗斯人，仿佛突然面临一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黑话辞典。 & “全人类价值”，谁明白这种阿米巴词指什么东西呢？当说“回归文明社会”、“建设法制国家”、赞扬“民主”叶利钦和他的民主派、自由派的时候，等于宣布苏维埃社会是专制的、反民主的、反自由的和无法无天的野蛮社会，等于展览一个千篇一律的许诺：推翻苏维埃，就可以享有这一切，“随着共产主义垮台，就开始了民主”。民主的叶利钦政府炮轰议会大厦。盖达尔表示遗憾了：苏联内战时期的白卫军将领心慈手软，没有把列宁格勒浸淹在血泊中。民主派的大会号召取缔一切共产主义团体、建立皮诺切克式的强硬独裁统治。“人道主义”被圈定为欧洲文化的概念。人道主义的欧洲曾经大肆屠杀印第安人，把1900万黑人贩卖到美洲。在苏联贩卖这种人道主义，就是要苏联人成为印第安人和黑人。 & &从人道主义思想里，产生出另一个美轮美奂而同样面目模糊的幽灵词语“公民社会”。没有一位发誓信仰这具良善偶像的政治家阐述过这个概念的实质。据说公民社会是一个“借助于权力分配和法制优先的机制保障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公民的联合体”。这很诱人。但是权力分配的基础是财产。于是公民社会成为有产者共和国，无产者不得入内而且成为讨伐的对象。它的轴心是私有制。 & &这里出现“市场经济”。苏联人知道商品经济，现在都在说市场经济；差别在于，本质上不应该成为商品的存在物——货币、劳动力、土地，且不说政治、教育、科学、学术、官职、学术头衔、道德、良心、肉体，都作为商品推上市场。什么都可以买卖，都是生意。您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可没有说资本主义，我们要建设的是“市场经济”，“市场就意味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关于改革的官方文件和宣传文献，从来不用建设“资本主义”，只有“市场经济”。在消灭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官方文件和宣传文献不说“全民所有制”甚至也不说“国有经济”，而说“非公有制”、“非国家化”。 & &满腹经纶的学者向你推荐美国：“只有生满了虱子的党的教科书才告诉我们，在海外是福特家族和杜邦家族占有一切。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持有通用电气公司股票的就有100万人。”但是请看日《纽约时报》提供的资料：美国各种财富的40%属于1%的人口。美国人口中，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收入所占份额1950年以来一直保持千分之几精确度的统计。国情普查局的公报写着：小时实际工资数额在1972年达到最高点以后一路下降，到1987年总共下降60%。说到股票，《当代美利坚合众国o1988》说：股票对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并不起重大作用，股票带给个人的平均收入，仅为其家庭收入的0.003。以此诱惑人们拥护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目的是葬送苏联和俄罗斯的全部工业。 & & 西班牙共产党书记胡利奥o安吉塔九十年代初写道：“一位著名政治家说过，当一个社会阶级使用压迫它的那些人的语言时，这个阶级就永无翻身之日。语言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人们说话的时候，总是直接指出，我们是被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从煽情到制造恐惧——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3） & &美国社会学家本鲁梅《集体行动》说：“宣传的职能首先表现在善于玩弄人们的情感和偏见。”意识操纵的一个原则性方针，是导致情感领域发生动荡。 & &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生活和在这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民，对任何等级制的、不平等的现象敏感并极易引起不满。苏共以人民的名义取得国家领导地位，然而在保留原有的纲领和宣传口号下逐渐形成党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时候，它就越来越远地离开自己的人民了。这种现象导致人民同党的疏离和失望愤怒的情绪。西方媒体和改革派煽动、利用这种情绪，打造出苏共腐败的形象和叶利钦“反特权斗士”的形象。 & &关于叶利钦，大吹大擂、反复展示的事实依据仅仅限于，乘坐地铁、访问区级医疗所。他和他的家人的累累丑行，充其量只是民间私下议论的悄悄话。共产党官僚特权集团和党的宗旨相背离。然而那种“共产主义腐败人物”，比之改革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莫洛托夫1986年逝世，全部财产500卢布。勃列日涅夫的遗产，为几辆外国汽车。昂纳克居然有带游泳池的豪华别墅，游泳池长12米。1991年，媒体激昂慷慨地指责一位年迈的苏军元帅，说他投机取巧，新冰箱300卢布，而他花28卢布买了1台旧冰箱。这年5月，电视播出最高苏维埃特权审理委员会审理苏军元帅租赁的国家别墅，18所别墅的豪华布置出售，平均7000卢布，大约为买一辆小汽车的钱。 & &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官员贪污2000美元，就吵得震耳欲聋。一旦颠覆社会主义，对于另一种权贵的腐败行为，则选择沉默或者轻描淡写。姑且不论抢劫瓜分国家人民巨额财产的寡头。一个年轻的改革派官员勃列夫列夫，月薪2.2万美元，相当于莫斯科大学100名教授。盖达尔政府负责发放石油出口许可证的官员，一个人受贿3亿美元。赖莎o戈尔巴乔娃的《思索》，在美国出版，发行几百册，稿费300万美元。谁也看得出来，这是毫不掩饰的行贿。 & & 一旦点燃自我为中心的私欲之火，就会使人丧失理智和变得不顾事实。苏联各民族曾经组成一个平等相处的复合体。改革年代，按照反苏维埃的纲领，启动所有意识形态机器，大力灌输在苏联制度下俄罗斯民族“吃亏了”和“小民族”灭绝的说法。事实上，大多数“小民族的人口增加了。1989年亚美尼亚一次问卷调查，62%的居民称，他们的牛奶和奶制品不足。这成为煽动反苏情绪的一个理由。当时亚美尼亚人年均消费牛奶480公斤，远高于美国的260公斤、西班牙的160公斤和苏联全国的341公斤。俄罗斯民族“吃亏了”的情绪，一直延续下来，也影响到俄罗斯共产党和久加诺夫。 & &资本主义社会有目的地制造社会恐惧。恐惧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那里有一整套鼓吹恐惧的文化系统。苏联人渴望和平。为防止同西方决裂，斯大林在40年代曾经做过巨大的妥协。他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Go斯塔森谈话说：哪一种体制更好，让历史来见证吧。正是西方，制造和传播苏联为统治世界进行军事扩张的神话，用“苏联恐惧”吓唬美国人和吓唬世界。有时候搞得滑稽可笑。奥地利是一个中立国家。50年代，美国未经奥地利同意，在那里建造50座秘密军火库。根据是美军指挥部的一个无中生有的指令：苏联将立即出兵占领欧洲，需要预先准备游击战的基地。 & &苏联消除了造成大规模痛苦和恐惧的社会根源——贫穷、失业、无家可归、饥饿、暴力犯罪、政治暴力和民族间的暴力，以及同强大敌人发生战争时的大批人员死亡。改革中的意识操纵美化西方、美化“别人的家园”而制造苏联恐惧、冷战恐惧，宣传对苏联的仇恨，成为一场针对世界人民的总体战。 & &制造和渲染“斯大林恐惧”，是改革纲领和意识形态操纵中的一个最常见也最丑陋的例子。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他在苏共20大前得到报告，斯大林去世时候苏联集中营在押170万人，他的报告却故意歪曲真相，把这个170万硬说成1000万人。整个苏维埃时期判处死刑者70万，而且远不是所有的死刑都执行。索尔仁尼琴却说，枪决4300万。一个叫亚o弗o安东诺夫的人在《文学报》发表文章说到各地监禁人数，移动小数点，把作为史料依据的160万说成1600万。然后宣布：“久加诺夫上台就会绞死所有的人”、“我们大家都会被枪毙”。苏联被渲染成一个极端的集权制社会。不断重复这种观点，导致公众头脑迟钝，以至把越来越多类别的蒙冤受屈者统统扯进被镇压。那不是死在古拉格吗？利用“古拉格”这个概念，是最寡廉鲜耻的操纵手段之一。苏联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书写道：苏联20世纪“将近6000万死于古拉格”。古拉格只存在30年。劳改营的死亡率年均3%。哪里出来6000万呢？一切质疑和寻找真相的人，甚至是仅仅敢于批评盖达尔、丘拜斯改革方案的人，都会被一句话封上嘴巴：“原来你想回到斯大林！”不许说斯大林时代一句好话，正是改革中意识形态操纵的一个伟大成果。 & &“斯大林恐惧”，即社会主义恐惧，成为改革派恐惧文化的政治标语。它从舆论制造和渲染开来的恐惧，转化为现实的恐惧。女孩子单独出门被强奸，老年人乘地铁遭抢劫，成为每天改革时代发生的故事。莫斯科在苏联时代大约30人有私人保镖，现在大型商业机构花利润的1/3用于保安。1996年的统计显示，俄罗斯一半商人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经常提心吊胆。 & &一切反对一切人。一个平静的社会，变成一个到处存在恐惧的社会。“残暴的苏维埃制度”没有把车臣推向恐怖主义的战争。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争中，有车臣人投降并发动叛乱，遭到红军的严厉打击。但是红军保护人民。好战的少年杜达耶夫被最好的军事学院录取，成为将军。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条件，使恐怖主义失去社会基础和生存基础。导致车臣大规模犯罪和暴力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改革带来的贫困化。车臣居民人均收入和莫斯科相比，1980年少62%，1992年少89%。正是西方需要在俄罗斯制造一块分裂和犯罪的飞地的时候，改革为西方提供了车臣。隐喻、想象和象征——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4） & &制造隐喻，在隐喻、包括联想思维中布下陷阱，使隐喻变成真正的物质力量，是意识操纵的一项主要任务。 & &隐喻不需要论据。制造虚拟的现实，摆弄一些“某上层人士”、“某灵通人士”、“某不愿透露姓名人士”或者“据我看”，就够了。与其说这是说服，不如说是引诱，使人们误认为诱惑确实可信。装帧鲜艳漂亮的书籍，香皂外包装上的性感金发脱衣女郎，和书籍本身的价值、和女郎毫无关系，但是这一套和马赛克文化如影相随，在政治宣传中得到广泛而巧妙的利用。 & &民主派1985年在苏联掌权。“我们欧洲共同的家”、“改革的建筑师”、“文明的康庄大道”，货色陈腐而密集轰炸，一大堆隐喻被塞进意识，把所有的人都迷住了，致使社会的主要部分终于就范。改革闹得苏联社会意识四分五裂，人们的素质和辨别能力明显下降。在1989年的选举中，作家Bo马克西莫夫感到惊讶：“我们自由主义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现在有了一套万能钥匙，靠它可以确保自己思想上的舒适。”这把万能钥匙就是，只要说出老一套的“民主”呀、“多元化”呀，骂骂别人“倚老卖老”呀，“就会得到进入社会有影响的圈子的通行证”。 & &西班牙首相菲利普o冈萨雷斯在苏联改革初期有一句名言：“宁可在纽约地铁里被人杀死，也不愿在在莫斯科寂寞死”。这个隐喻在西方非常流行，而且强烈地影响了苏联知识分子。一个类似的例证，是西方的体面的午餐会上的故事，也在苏联和东欧社主义国家传播开来：一位出名的自由主义者吃完一大块牛排，忧郁的情绪上来了，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波斯尼亚人。好像今冬要有好多人被冻死了”，“但是，见鬼去吧！这总比从前在南斯拉夫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桎梏下要好！” & &冈萨雷斯的任务，是在意识中标定对苏联的评价。他永远不会去纽约地铁，也不会发生他在莫斯科寂寞的事情。他的结论是挑衅性的。他清楚，莫斯科一个城市的剧院比整个西班牙还要多。马德里酒馆一小杯啤酒的价钱，在莫斯科可以买到5本好书或者5张密纹唱片。在莫斯科读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其广度和快捷程度不知道比西班牙大多少。莫斯科有70万科学工作者和设计师，他们在工作中不会寂寞。莫斯科体育比赛的多样化和质量，也比马德里高出许多级。任何看重精神、文化和知识价值的人，没有道理在莫斯科感到寂寞。冈萨雷斯的格言只不过是意识操纵计划的一个成分。 & &1992年有一个发生在西方新闻界并传遍世界的《塞尔维亚死亡集中营》照片事件。这不是直接的谎言。英国电视公司——据说是“独立”电视台——播发一组镜头：带刺的铁丝网，波斯尼亚穆斯林囚徒疲惫不堪的面容。这组电视镜头经过美国国会讨论，成为美国在那里战争中公开反塞尔维亚的理由。1997年2月，英国左派杂志《活的马克思主义》刊文，叙述这组照片的经过。原来镜头对准的不是“死亡集中营”而是学校，那里战前就有铁丝网，用来隔离校园和公路，以防孩子们跑到马路上去发生危险。1993年到1995年，西方掀起的妖魔化塞尔维亚人的运动，成为对西方民众直到在全球进行意识操纵的一次大型试验。塞族人不间断地出现在反面语言、反面镜头中。他们完全不让人们想起，50年来，南斯拉夫人和睦相处，30%的人混合通婚，从来不存在什么共产主义制度压制的问题。对一切问题的千篇一律的回答仍然是：“随着共产主义垮台，就开始了民主。”制造想象，操纵想象，在把人们的思维引进狭窄的胡同，失去辨别想象中虚拟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的区别的能力。关于私有化如何美好的想象，塞满报刊、电视、广播和人们的头脑。当一个人被这种想象俘获的时候，会认为自己已经大彻大悟，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如果这种彻悟集体出现，就会群情激动，甚至好像举国疯狂。1990年发生库兹巴斯矿工反苏大罢工。操纵者造成罢工者的这样一种想象：如果煤矿私有化，他们将把煤卖成美元，而苏联制度给予他们的其余的一切好处还会继续。罢工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毁灭的，正是他们作为享有社会特权的社会群体而生存的社会制度，而他们要求的只是必然把他们这个社会群体降为微不足道的人群的社会制度。历史记忆中存储的信息和象征，能够把人们结合成一个社会，保障共同语言和正常的交往渠道。改革塞给苏联人的历史，已经不再是曾经真实地存在的历史，而是经过别有用心的编造的历史。民主派意识形态专家从美国搬来连环画《俄罗斯的古代壮士歌》，插图精美，印数100万册，描述俄罗斯古代壮士大战鞑靼人的故事。俄罗斯古代壮士歌形成于10世纪末，那时鞑靼人尚未作为一个民族出现。这种花钱打造的歪曲民族史诗的连环画，毒害孩子的心灵，离间目前的民族关系，成为一种破坏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和破坏俄罗斯精神支柱的活动。报纸还发表“著名军事史学家”论述“蒙古鞑靼穆斯林诸汗国大规模入侵”的文章。故意扯上穆斯林。而当时伊斯兰教并没有传到蒙古人中间，蒙古诸汗国中没有穆斯林，而是多数属于基督徒。“俄罗斯伟大的圣人”、决定俄罗斯道路的亚历山大o涅夫斯基，曾经和蒙古人结盟反击条顿骑士团。这就得罪了文明的西方，要向他身上大泼脏水。1989年，按照戈尔巴乔夫指示行事的“意识形态化了的”进步出版社，推出牛津大学教授Go芬奈尔的《中世纪罗斯危机》，序言称其“开启了通向英国人制造有关俄罗斯过去和苏联现在的固定思想模式的修造厂之门”，把亚历山大o涅夫斯基制造为“俄奸国贼”。1990年被称为“亚历山大o涅夫斯基年”，一大帮西方教授应邀出席隆重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材料结集出版。该书的题旨，就是要“重新审视检讨对过去事件的诠释”、“批判性地重新思考陈旧的评价标准”。改革年代的洗脑活动，试图毁灭苏联人心目中美好的、积极的、促进社会发展的象征，从苏联人的记忆中抹去克伦威尔、雅各宾派乃至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特别是在反苏宣传中严重歪曲20世纪初的苏联政治史。到处可以看到反共分子玩弄历史、切断历史的表演。象征是积淀在意识中的事物、现象、人与人的关系、制度法规的形象，其意义远超出事物本身的，而且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象征世界使民族、社会、国家的历史井然有序，建立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灾难临头之际，都支撑着我们。已经逝去的祖国的奋斗者的大军，活在民族精神的深处，构成我们生活中一支特别伟大的政治力量、现实力量。逝者不会说话，然而针对在他们陵墓圣地上的丧尽天良的欢宴，针对对他们用鲜血染红的祖国的背叛和劫掠，发出沉沉的怒吼。我们将永远缅怀民族心灵上的亡灵。和靠个人投票的政治市场戏剧表演不同，苏维埃国家是“思想统治型”国家，合法化和领导地位需要各种象征和神圣观念的权威。民主派和爱国者都在指责，似乎苏维埃制度把象征世界压缩到了“阶级价值”的地步。这种说法荒诞无稽，本身具有纯粹意识形态的性质。苏联是欧洲文明国家中以国家规模把民间童话和古典文学引入教育体系，也就是引入大众意识的唯一的一个。伟大的卫国战争形成许多象征，卫国战争当然与阶级斗争相关，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把它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把凝聚社会的象征作为意识形态化的讥讽嘲笑的对象，可以发挥巨大的破坏作用。弗洛伊德《讥诮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论述有倾向性的俏皮话的社会功能：它是“冲击那种对于公然的轻蔑具有内部和外部抗御力的伟大、尊严和强盛的事物的武器”。本来具有弘扬劳动群众国际团结意义的“五一劳动节”，里根却在1984年把5月1日宣布为“法律节”，试图把劳动群众团结的理念从记忆中排除出去。此后特意把一些热热闹闹的活动安排在这一天。美国还在1985年的5月1日，宣布对尼加拉瓜实行禁运。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想过要清洗象征世界。赫鲁晓夫开始了对象征世界的破坏之举。他主政期间拆毁的教堂，比此前40年的总数还要多。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中，意识形态专家全盘接受西方那套破坏象征的技巧。通过破坏象征世界，使人们失去方向标，摒弃原先清清楚楚的现实生活概念，换取意义模糊不清的偶像概念即意识形态幻影，成为意识形态操纵的政治活动的重要部分。俄侨休金的《一个西方派俄罗斯人的文化世界》，如此奉承这批人：“任何神圣化的东西与他们都是格格不入的。西方主义文化具有尘世此岸性，没有对圣物迷信的地位。”没有象征、没有支柱的空虚生活被作为样板。叶利钦政府把“五一劳动节”改为“春天与劳动节”，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改为“和睦节”。健康的、严肃的艺术家销声匿迹，唯有讽刺小品和独角戏演员大走红运。1992年，圣彼得堡出版讽刺苏军的笑话。反苏笑话署名结集出版。讽刺矛头还指向家庭的象征。学术刊物说，这是一种自发的、民间的创作。实际上，这是一些不大的团体和三流诗人炮制的、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明显的东西。为了摧毁苏维埃制度，出现破坏作为文化核心的国家观念的现象。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在一些年里，《星火画报》、《首都周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都曾经为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故高兴得要命。莫斯科的红场，凝聚着苏联和俄罗斯的全部历史，成为与历史相随相伴的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但是1992年。恰恰是6月22日——这是法西斯德国发动进攻苏联战争的日子，在红场举行了巨大的摇滚音乐会。红场安葬着许多为民主派仇恨的死者，安葬着列宁。对于苏联人来说，列宁墓具有类似宗教的象征意义。一些知识分子围绕列宁陵墓进行炒作，总是想方设法毁灭神圣的象征标志。陵墓是一种祭祀崇拜的设施。现在，电视播音员竟然宣称：“我们将在全国名气最大的墓地纵情欢舞”。他们的目的，是侮辱对俄罗斯国家意识来说神圣的地方，破坏俄罗斯人的传统文化标准。这种破坏神圣象征的倾向，正是西方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破坏国家象征，具有总体心理战的性质。伟大卫国战争的象征对于苏20世纪下半叶的民族意识极其重要。改革之后的官方纲领就是，腐蚀破坏这一象征。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已经改名，《观点》电视栏目又坚持把加里宁格勒州称为哥斯尼堡。仍属国有的出版社和电视台，在把叛国行为相对化，否认其绝对的消极意义。弗拉索夫分子既是叛徒，又与斯大林主义做斗争，那场战争不过是“两股垃圾旋风的冲突”。叛徒文学和大量这类所谓“学术”著作出现了。西方90年代一部巨片《斯大林格勒》，基调荒谬绝伦，整个情节是高尚的德国人打击野兽般的俄国佬而且得到胜利。这种影片竟然大获成功。一位摇滚乐著名歌手，把“揭露极权的英雄主义的可笑之处”，作为他在1990年的演唱会的主题。演唱结果，也竟然万众欢呼。嘲弄和否定的对象，包括直接与俄罗斯政治制度和整个国家体制相关的象征——先是斯大林，然后是列宁等人，直到亚历山大o涅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大公），被严重歪曲的还有普希金、肖洛霍夫、苏沃洛夫等人的形象。1991年，《观点》坚持，加加林没有飞上太空。报纸还败坏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的形象。他们企图砍倒文化和道德的支柱，撕碎民族意识机体的整个组织。对苏联人和后来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遭受严重精神折磨的时期。从“拒绝父辈”走向反道德——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5）人类学家康o洛伦茨写道：“彻底拒绝父辈的文化，即使这种拒绝有充分的理由，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使一个藐视遗言的青年成为最没有良心的江湖骗子的牺牲品。摆脱了传统的青年们通常总是听取蛊惑家门的言论，绝对信任那些花言巧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黑色幽默和反道德观念，是用来破坏传统社会价值的。现代社会把一个个罪恶的魔窟打开了，罪恶变成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商业活动，犯罪成为正常的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西方，卖淫是大规模的合法事业。妓女工会还能分配到上电视的时间。美国各城市“工作着”30万个9-12岁的雏妓。色情旅游是西方国家到东南亚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德国广告称斯里兰卡为“好男色者的天堂”。年一年间，小小金边妓女人数从6000增加到2万。西方宣传“人在利用迷幻剂问题上的权利”。迷幻剂就是能够引起幻觉的毒品。毒品交易合法化，毒品市场人为地产生。成千上万的人被吸引到毒品的生产和扩散中来。相当一部分相关报道带有纯意识形态性质。1994年10月，在西班牙召开第二届国际变态意识会议。来自美国的主要报告人展望，新毒品的出现将是较之路德改革更为重大的事件。普通人的大规模反道德化，在西方早已出现。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反道德市场的供应商，用信息自由和摆脱道德桎梏之类的说法为反道德辩护。Fo尼采写道：“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宣称信仰‘现代思想’，没羞没臊，目光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厚颜无耻。他们有一双放肆的手，什么都去摸，什么都去碰。他们引起的厌恶是无法比拟的。也许，即便是同民间的下层，即便是同农民相比，后者也要比这些受过教育、会看书看报、从事脑力劳动的半吊子上流社会人物更为高尚，更有品位，更懂得待人接物。”电视把反道德的工业化产品送进千家万户。电视屏幕上淫秽作品的效果，和暴力场面不相上下。反道德在全社会扩散。从意识操纵方面来讲，破坏传统道德和“性革命”，是消除心理保护最重要的条件。失去道德方向，就失去明辨善恶的坐标体系。这里不会有任何“再生”，“旧体制”的“神圣象征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通过反道德性遭到了破坏”。最近15年，在苏联和俄罗斯清楚地见到反道德产业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在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开始实施一个精心策划的庞大计划：把各种道德规范相对化，然后取消道德规范和禁忌，并以激进的反道德的价值观取而代之。现实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道德了。这成为对思想意识施加影响的手段。结果出现最肤浅层次的道德——人际之间表面客客气气的标准。90年代盛行对共产党人的狂热的汹汹仇恨。现在是对自己人粗蛮无礼。《阶段》专题节目首播镜头对准幼儿园。院长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不反对她的教育工作者统统是暴虐之徒。电视台的女士像拿着钳子，硬从一群孩子嘴里，掏出许多贬损老师和教养院的荒唐话来。干这种事情，不道德而且冷酷无情。“性革命”在改革中占重要地位。出版书籍把放荡奉为崇高原则。报纸刊登煽情的文章。圣彼得堡举行国际色情展览会——“培养国民应有的色情文化修养，这方面的修养一直受到极权主义僵化观念的封锁。”1986年-1987年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已经刊登宣传口交的文章。接着发表连篇累牍的“读者来信”（毋宁说是托名伪造）：女孩子抱怨妈妈抢去心爱的报纸。大众传媒开始把不道德反社会的青少年行为合法化。当年法西斯上台执政，对青少年正是这么干的。1991年有文章指出：“青少年已对一般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规则、对传统的休闲形式失去了兴趣。他们已不再信任成年人的世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青少年大军队伍迅猛扩大（1984年以来扩大6倍）绝非偶然。在臭名昭著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未成年少女性风尚的非道德化。”戈尔巴乔夫改革末期，卖淫的直接宣传开始了。改革的意识形态干部把卖淫辩解为不可避免的、近乎高尚的行业，定位于对苏维埃制度的抗议形式。这得到电视的确认，而且成为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和制度化了。1992年，有专家评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助长了卖淫。有些作者贪婪地、略带艳羡、活灵活现地描写高级妓女如何赚外汇和她们的收入、盛装、化妆品、首饰珠宝、豪宅轿车。还有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东西直接影响了未成年女孩和青年妇女。1988年列宁格勒和里加对女中学生的调查显示，外汇妓女进入最受人羡慕的前10种职业。全苏成年男子每年35万人被妓女传染上性病。90年代以来激增，年的梅毒发病率相当于1988年的100倍。日，独立电视台录制民主派的《审判正在进行》。论者的信条是：道德风化是每个人的私事，因此人民、社会、国家都没有权利对其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谁进行这种评价，谁就是极权主义，就是言论审查制度。民主派把俄罗斯文化的基础作为一种束缚他们电视事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加以否定。1999年，国家杜马通过、联邦委员会批准一个《广播电视道德问题最高会议法》。叶利钦立即否决。电视业道德的首要问题，不是什么裸体光腚的问题，而是对我们认为是美与善的东西极尽嘲讽之能事的问题。艺术界在否定父辈文化的道德基础。“新艺术产品”由大众媒体不断推出，并得到各种奖金的鼓励。“关于丑的美学”被炒得热火朝天。亚尔克维奇被捧上天。他的业绩是个什么人呢？类似列夫o托尔斯泰的三部曲《童年o少年o青年》，他写了自己的三部曲《我是怎样屙屎撒尿的》、《我是怎样被强暴的》、《我是怎样手淫的》，全是肮脏污秽、下流不堪的货色。他指的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文化。有人把《忍者神龟》之类的动画片呈送苏共意识形态总管雅科夫列夫。《独立报》还载文赞扬这种文化计划，“孩子们如今不再把畸形、缺陷、丑八怪认为是什么特异、格格不入、非常可怕的东西了。他们终于喜爱起这些可怕的东西来，并且开始理解它了。”在俄罗斯，荒诞的儿童文艺并不是什么失误，不是业务水平低下的征候，而是刺进俄罗斯未来的毒液。改革派意识形态专家教化人们对丑陋习以为常。俄罗斯需要丑陋和下流，不再需要朱可夫和加加林。《独立报》的文章这样谈到他们文化的地位：“这是污秽肮脏的地位，阴沟下水道的地位、巴巴（和它们的亲密朋友）的地位，是善良高尚的奇形怪状、吓人的性异变的地位。简言之，这就是容忍生理上的厌恶情绪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就已经在酝酿道德的分裂。现在，俄罗斯、俄罗斯人民本身，亦即俄罗斯文化，已经发生分裂。不止是一部分人变得贪婪、卑鄙、不学无术或者愚蠢。分裂贯穿价值观念的核心。既然认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就再也没有正当理由夸口侈谈爱国主义了。“通常认为苏联垮台是经济原因”——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6）“通常认为苏联垮台是经济原因，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改革派意识形态专家们作为在增加享乐的道路上胜利挺进的典范，把西方当作光明的神话提供给苏联人民。改革进程灌输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厌恶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梦寐以求。从80年代末起，时髦把“别人的家园”理想化、把自己的家园看得一钱不值。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民族灾难。女院士To扎斯拉夫斯卡娅断言，“苏联满负荷工作人数在经济状况差的部门占17%，强的部门占32%”。这两个数字郑重其事地反复出现在学术刊物上。这种武断说法，充满对劳动群众的轻蔑鄙夷。那种“半遮半掩地认为苏联人大都是懒汉”、“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干得太少”的意识形态谎言，深入苏联上层社会的精英阶层。为放弃苏联模式，曾经起劲地宣传私有化。从1991年起，大力宣传私有化是美好理想的神话。理由是，“必须对工业实行私有化，因为国家没有能力维持亏损企业。由于工业亏损，我们已经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实际上，1990年，苏联不盈利工业企业亏损总额仅仅25亿卢布，而1991年上半年，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城市公共事业却亏损55亿卢布，整个预算赤字高达10000亿卢布。同时制造了两个经济神话。一个是关于钢铁的神话。为了说明“计划经济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计划本身”，一个十分荒唐的论点流传开来；“苏联生产的钢远比美国多”。美国压缩钢的产量，是因为美国战后年代生产的钢几乎比苏联多10亿吨，可以从第三世界得到钢材，而且大部分材料已由新的合成材料、塑料等代替。它已经完成大量使用钢材的建设项目，投入的钢是苏联的2.5倍。我们的经济迫切需要钢。凭什么把美国作为我们的决策标准？一个是关于拖拉机的神话。1989年，阿甘别吉扬院士在翻译为各种文字、西方广泛引用的《经济改革》中宣扬，苏联拖拉机过多，现存拖拉机数量是农业实际需要的3-4倍。欧洲定额1000公顷土地需要120台拖拉机，日本440台，苏联1988年只有德国的1/10、日本的1/40、波兰的1/7。俄罗斯国内购买拖拉机的数字是，万台，万台，万台，万台，万台，万台。改革以来，对农业技术设备的需求下降90%。戈尔巴乔夫改革惯用的关键词，是苏联时代“由于短缺而窒息”。“短缺”，在常规的语言中，意思是不足。到西方访问的苏联人遇到西方女性的提问：苏联有针织品吗？苏联缺这少那，简直成为不可动摇的看法。一位西方大学教授用图表曲线解释苏联类型的经济布局，结论是“苏联根本没有农业”。电视里还出现“苏联没有性生活”的说法。改革使生产降低一半。即使从纯粹“市场”的角度看，改革也造成了苏联商业史无前例的达到危险程度的短缺。苏联时代规定，商业货物和食品储备量必须足够80天正常零售，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非常事态。在改革进程中，商品储备量却降低到只够20-30天。日这天，圣彼得堡各仓库仅有够14天零售的食品和其它货物。这种势态，只能以不付工资和退休养老金来调控。借助于一套改革新词语，这种危险的短缺，被说成富足有余。2002年2月举行俄罗斯延期偿还伦敦俱乐部债务的谈判，电视大喊大叫“苏联债务”、“苏联债务”。其实苏联模式经济条件下并无债务，而是它的友好国家欠它800亿左右美元的债务。它的黄金储备曾经达到2000吨。债务是改革以来的事情，由反苏的经济改革造成。要说债务，是反苏改革欠下的债务。俄罗斯联邦总统直辖分析中心主任Mo乌尔诺夫发表电视讲话：“到1917年的时候，俄国已经是一个兴旺繁荣的农业国，但是共产党人却把农工综合体搞得像如今这样破败。” & & 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年全俄粮食平均总产量7200万吨。年，全苏粮食平均总产量达到20500万吨。十月革命前总粮食平均单产7-8公担/公顷，从事农业劳动总人口5000万，效益相当低下。苏维埃时代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两番，农业劳动力却减少一半，效率提高8倍或者说翻了三番，农村提供的资金不仅保障了苏联的工业化，而且支持了战争。1917年以前，自己不够吃，却要出口，农村全部剩余产品被残酷地征收。多少发达一些的国家，人均生产粮食在500公斤以下者，都进口俄国粮食。俄罗斯在创纪录的1913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过471公斤，当然压缩国内消费出口粮食。正常年景，官方规定“生活最低限度”为每年12普特粮食加土豆，仍然出口粮食。俄罗斯走向饥荒，革命在逼近。苏联改革掀起宣传家庭农场、挤垮农村苏维埃制度的运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说是“一块坠在国家脖子上的石头”。一般说来，知识分子赞成家庭农场而反对集体农庄，相信集体农庄全部亏损，支持扼杀集体农庄。从集体农庄强行划走910万公顷土地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7.2%，转让给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农牧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牛奶1.6%，肉类1.8%，土豆1%，粮食6.2%，自己吃掉全部产品，甚至无力保障牲畜的饲料。只有靠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家庭农场，尚能惨淡经营。公有成分被斩尽杀绝之日，就是家庭农场寿终正寝之时。这种“石器时代的水平”，肯定破产拉倒。集体农庄情况怎样呢？1989年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个中常年份——全苏集体农庄24720家，亏损275家，占1%；亏损额4900万卢布，相当于盈利总额的0.2%；集体农庄总体盈利率38.7%。我国的院士和记者撒谎，谈论苏联农业的巨额亏损和补贴。恰恰是在西方，农业不是一个市场化的部门，而是一个靠国家补贴维持的财政预算资助部门。24个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平均财政补贴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50%。其中日本和芬兰达到80%。每个农场主的年均补贴大约3万美元。美国1986年给农业的财政补贴预算拨款587亿美元，而且在不断增加。和西方情况相反，苏联农村补贴城市。1999年，全俄农村得到的国家财政预算补贴规定25亿卢布，相当于1亿美元——这只是预算，实际上给的没有这么多。戈尔巴乔夫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时代上台。在年激进改革之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3.5%，生产投资额巨大，而且投资额一直在增长。这些数据在美国中央情报局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情况的报告中得到证实。甚至1989年，90%以上的苏联公民，都没有预感到国家将出现任何经济困难。苏联时代，每个孩子餐桌上都有奶油和满满的砂糖罐，居民占全球6%却生产全球16%的食品。人均年消费肉类75公斤，其中2公斤进口，同时出口10公斤鱼类。人均年消费奶类和奶制品341公斤（美国为260公斤），在反苏意识操纵中进行调查，还有40%的人说牛奶消费不足。亚美尼亚1989年牛奶人均消费480公斤，62%的人不满牛奶供应情况。苏联人均年消费砂糖47.2公斤（美国28公斤），但是52%的人认为砂糖太少，格鲁吉亚不满的人达到67%。1989年，苏联人均每天蛋白质摄取量98克。1996年，俄罗斯人均每天蛋白质下降到55克。改革带给人民什么呢？俄罗斯当局《关于1992年俄罗斯联邦国民身体健康状况的国情报告》承认：“饮食质量主要由于动物食品消费量下降而大为恶化”。1992年鱼类购买量只有1987年的30%，肉类禽类、奶酪、鲱鱼、糖购买量只有50%-53%。20%接受调查的10岁和15岁两个年龄段的儿童，食物蛋白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水平。接受调查的妇女的50%以上，蛋白质消费量低于成年人安全的消费水准。面对这样的事实，《消息报》还在鼓噪父辈祖辈的“虚无缥缈”和“无论多么沮丧沉痛，在看得见到将来我们还是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苏联工人一天工资6-7卢布，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饮食、住房、交通）方面，和西方工人（小时工资8-10美元）大致相当。70年代，一个在苏联工厂工作的人1小时的收入，平均可以买35个大面包，或者60公升93号汽油。今天俄罗斯工人1小时的收入，平均不到半个美元，相当于两个大面包或者两公升汽油。住房是苏联体制免费提供的主要福利，并在宪法中规定下来。90%的苏联工人家庭有单独的住房。由于苏联是住宅建设最多的国家，工人住房条件在稳步改善。医疗也是这样。但是意识操纵却产生这样的现象——在改革取消免费住房和医疗的福利的时候，工人要么没有反对，要么答应了；拥有150万熟练工人和工程师的城市新西伯利亚，竟然两次投票赞成叶利钦！完全就业，是苏维埃制度的不争的基本社会福利。连戈尔巴乔夫也宣布，苏联永远不会有失业。改革的1987年，《新世界》杂志声称，苏联非有失业不可。1988年，这种论调充斥苏联新闻界，而且宣传运动由苏共的党报党刊进行。《文学报》刊登尼o阿莫索夫宣传失业的文章，拒绝刊登对此进行批评的文章。工会也来宣传失业有理。1991年3月，苏联的工会出版社推出一部大经济学家领衔的《市场经济：道路的择定》，公开鼓吹失业。这是一种具有极权主义特色的宣传运动。1990年，苏联当局的幕僚称，仅物质生产领域，就要有1500万到2000万人下岗。苏联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刊出《苏联最佳水平的失业率》，宣布这个“最佳”的失业率为13%。在拥有1.5亿劳动力的苏联，这个13%，就是2000万！苏联科学院刊物登载这样的文章，成为苏联人文知识分子道德退化的明证。失业是一种社会病证。美国失业率每上升1%，就会带动凶杀案增长5.7%，自杀者、囚犯、精神病患者分别增长4.1%、4%、3.5%。在苏联主张失业，意味着什么呢？这就仿佛在完全根绝结核病的国家，主张扩散科赫式杆菌，并且创造出结核病发病率13%、也就是让它殃及2000万人的灾难！“当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迫说出关于失业的全部不道德的言论。”雅科夫列夫坦就说，“所有关于自由、道德和公民社会等等，全都是胡诌瞎说，人对人是狼——这就是我们的真理！拼命地捞吧，伙计们，今朝有酒今朝醉”。“让客观性见鬼去吧”——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7）西方心理战的作用，是“旨在去除传统社会秩序的锁链”，目的是“破坏国家客体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直到民族意识逐渐衰落，国家变得没有抵抗力”。美国军方指令《心理战须知》规定，“灰色宣传——这种宣传出自专门的无法确认的信息源”，“黑色宣传——这种宣传出自其他各种虚假的信息源”。针对苏联的心理战，是冷战的一个重要部分。灰色和黑色宣传的技巧，则成为大众传媒的日常手法。 美国《时代》、《生活》、《财富》等杂志的创办人，报业大亨路易斯，写给《时代》杂志职员的公开信宣称：“客观报道根本不存在，那种认为作者在提供事实时不会附加任何评价的看法是当代人的捏造，完全是一种欺骗。我对此不接受，并谴责这种说法。我们要说到是：让客观性见鬼去吧！”西方的和接受西方意识操纵的新闻业，并不总是使用公开的谎言，而是捏造事实、筛选事实、隐瞒不需要的事实。80年代，美国曾经通过官方声明和各大报，开展一场强劲的宣传行动，揭露和控诉苏联在阿富汗布设地雷。但是苏军撤出阿富汗时，曾把雷场地图交给纳吉布拉政府，纳吉布拉政府也把地图散发到全国各地，包括其敌人控制的地区。这个事实，使一些美国政治家提出，为避免苏联和纳吉布拉政府“在宣传上处于优势”，要抑制一下美国就此进行宣传战的热情。他们多虑了：无论西方还是苏联，没有一家报纸对苏联交出阿富汗雷场地图一事进行宣传，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事情不了了之。1989年，一群美国步兵志愿军——海军陆战队员——良心发现，到越南帮助排除那些自己20年前埋下的地雷。回到美国，他们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说越南至今仍有许多人死于地雷爆炸，然而美国却拒绝提供雷场地图。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关于苏联在阿富汗布设地雷的宣传战停下来，原因就无需解释了。1970年，美国CBS网播放一部澳大利亚记者、共产党员Uo贝切特拍摄的影片，反映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但是仅仅靠电视播音员的画外解说词，就使影片产生完全相反的感受，成为激进的反共产主义的东西。西方按照自己的标准，从客观现实中选择事实和问题。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很少遭到破坏。这个原则就是，一切与当局利益和特权相矛盾的事实，就不存在。”乔姆斯基列举相关的实例。日，东正教神甫波佩留什科在波兰被害，美国报界把谋害发生，宣传为政治原因。《纽约时报》就此刊发78篇文章，文字所占栏目长度1183英寸。美国主要电视公司进行46次报道。相比之下，受控于美国的拉美右翼组织和特务组织谋杀100名宗教活动家的事件轰动一时，报道的信息量却只有波兰神甫被杀事件的一半，或者说，这位波兰神甫被杀事件的“信息重要性”，高于100名宗教活动家140倍。还有，萨尔瓦多4名修女——她们是美国公民——被害，报界文章长度只占波兰神甫事件的17%。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在首都做祈祷时候被害，美国关于这次事件信息报道的覆盖面，仅为上述普通波兰神甫被害事件的1/5。无论“仿效西方的发展”还是苏联改革中“回归文明社会的康庄大道”，都是虚伪的。欧洲中心论宣传的一个主要神话就是，西方所以冲在前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其余的社会完全落后了，不得不紧追在后。但是西方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它用殖民地的材料制造了自己。据布罗代尔的资料，18世纪中叶，英国每年仅从印度，就榨取200万英镑，而当时英国国内的全部投入也不过600万英镑。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包括教育、文化、科学、体育等等，都靠来自殖民地的庞大收入维持。上个世纪20年代法国发生农业移民危机，它向马格里布国家移民，实行殖民化。在阿尔及利亚，一半熟耕地转入法国殖民者手中。当美国土地过剩而发生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时候，在非洲掠夺了上百万最强壮的青年男子成为奴隶（其数量估计为1亿，其中运抵美洲海岸的约900万）。今天的统计表明，第一世界从第三世界暗中攫取的财富价值，不包括可见的流通——外资利润的输出、外债利率、买办资产阶级资本的“外逃”，每年约4000亿美元。世界不可能、也无法效仿西方道路。苏联改革中所谓“回归文明社会的康庄大道”的命题，是在把苏联变成“补充”经济作用的国家。但是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关于第三世界的认真报道。只有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和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刺激性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美国《民族地理》印数500万，是最意识形态化的刊物之一。它的曾经担任55年的主编提出的原则是：“杂志只是阐述某一国家或人民生活中宜人的一方面。”什么是“宜人的一面”呢？关于中国，只要读一读该刊的1948年就知道，那里根本没有中国的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进行了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大屠杀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但是西方媒体对这次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动讳莫如深，竟然隐瞒得如此彻底，以至世界上几乎没有谁知晓这件事。隐瞒“不需要的”信息，筛选和创造“需要的”虚拟信息，用乱七八糟的无意义的空洞信息和无关紧要的根本没有希望弄懂的信息淹没无法避开的信息，用广告妨碍注意力的集中和使打断了的信息失去重要性，是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的现象。电视破坏意识，作为美国向其他国家的信息媒介进行渗透、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它们社会意识的主要手段，尤其创造虚假的现实。美国著名政治性电视节目制片人Do休伊特说，“我不喜欢叙述新闻——我喜欢制造新闻。”类似的说法是，“这里说的不是‘预示真理’，而是‘创造真理’。”电视的技术条件，使它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客体的形象，甚至直播的时候也是一样。电视业变成一个组织、一个特殊的特工机关，向社会行为中最消极的模式提供精神食粮，领导着针对地球居民的意识和思维的战争。“电视屏幕能够‘消除掉’真理与谎言之间的差异。”电视屏幕上播放的哪怕是最明显的谎言，电视观众也不会响起自动警报信号——观众的心理保护已经被切断了。在电视屏幕面前，人没有自卫能力。美国大众传媒研究者麦克尼尔1968年在《操纵人们的机器》中写道：“电视是使社会政治报道手段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自从我们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变化。在电视普及之前，没有什么会使说服大众的技术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改变。”电视成为复杂的意识操纵学说得以运用的技术基础。何况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电视政治广告的产业。这就使电视在政治上所起的非同寻常的灌输作用，比报刊和广播有效得多。1996年，罗马出版《青年食人生番。极端恐怖大全》，作者为10位23-35岁的青年作家。该书挖空心思描写刑讯和凶杀，创新恐怖文学的新样式。这些作家只是通过电视屏幕了解世界。于是电视中的虚拟现实，成为艺术想象力的源泉。电视从根本上排除了民主。西方报纸75%的收入来自广告，电视收入的100%来自广告。美国电视中广告占1/4的播出时间。80年代末，美国电视台晚间电视连续剧插播广告，30秒钟平均收费67000美元；体育比赛插播，收费150万美元。在电视上，政治演说和广告之间的差别已经模糊。法国电视一台的调查显示，一半观众把总理的演说看作信息，另一半观众看作广告。政治家在电视摄像机前的讲演没有任何内容，而是用评价代替价值，出售自己的形象。1960年，肯尼迪为竞选把整个广告代理处都租了下来。电视破坏文化基础，教唆人道德败坏。一位西方电视制片人说：市场迫使我寻找和播放卑鄙的、有轰动效应的事件。行善平庸无味。如果神甫强奸幼女，最好是鸡奸，强奸老太婆更好，将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越是被视为文化禁忌，越是电视有利可图的商品，越是具有破坏性。这些形象的清单不断扩大。普通淫秽暴力已经不新鲜。英国电视剧《布鲁克萨伊德》，表现兄妹乱伦。导演说，他们在“向最后的禁忌进攻”。媒体特别是电视，热衷于传播一般人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那些最深处的无意识的禁忌禁止人们看到的东西，那些导致内心卑鄙动机兴奋起来的东西。还有比如死亡。一家普通巴黎报纸《会战》，平均每天刊登87条有关死亡的报道。电视则展开活生生的现场。美国电视直播死刑，能带来6亿美元的赢利。索马里成为西方电视台灌输“无可救药的劣等人种”意识的实验场。儿童有的死亡，有的处于饥饿和濒死状态，有的死前还傻里傻气地微笑，整个民族在死亡线上挣扎。同时播放两颊红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或者来自联合国的迷人的姑娘，要么就是洗发香波广告。西方电视业形成暴力文化，把暴力说成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手段，把暴徒塑造为英雄。生活中的暴力是个别的，电视却夸大暴力、有系统地创造暴力。心理学家罗姆认为：“感受到对描述犯罪、灾难、流血、残暴场面的被动的渴望——它们成了须臾不可离缺的东西，成了报刊和电视每天向观众灌输的食粮。人们贪婪地吞噬着这些形象，因为这是刺激人们的最快的方法，而且一点不用做出努力就可减轻寂寞。然而被动地欣赏暴力，与积极地兴奋起来从事疯狂的破坏性的暴力行动，二者之间的距离，仅有一小步之遥。”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没有能力区分表演和现实生活。美国70余项研究表明，150万“边缘”儿童被电视直接引向暴力。80年代初，63%的犯人由模仿电视英雄而犯罪，其中22%从电视转播中模仿犯罪技巧。72%的少年指控电视促使他们过早地发生性关系。事情好像经过准备。苏联70年代出版的一套丛书——《制造虚假信息和欺骗的技术》、《心理战》、《意识操纵者》，前言称“为了揭露资产阶级”，却并不讲述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操纵。这实质上属于意识操纵的教科书。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经过相当残酷的干部清洗，新闻工作者总的来说成了一个十分单一的集团，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对改革持反对立场的被排挤出去，或者处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随着苏联改革方案的推进和社会的变化，意识操纵苏维埃人的手段系统的重点也有所改变。起初是书籍——地下出版物。“共产党总书记”的面具还戴在戈尔巴乔夫脸上，“公开性”来到的时候，正式出版物端上前沿，比如《生活和命运》、《阿尔巴特街的孩子》、《死硬派》。属于苏共的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当时仿佛“站在旁观的立场”。改革后期（1988年起），出现一些厚厚的杂志。媒体瞬间转向马赛克文化。“不可逆转点”（1991年8月）之后，报刊等出版物数量以历史空前的速度下降。5年下降96%。从1985年到1997年，电影观众下降98%。接着，电视就成为主要渠道。电视台得到机关枪的强大保护。日，俄罗斯共产党杜马代表AoAo库瓦耶夫对一系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提出批评。各电视台貌似公正，用只言片语进行介绍，接着就大谈“保护言论自由”、“保护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电视大腕不肯坐下来对话，而是荒唐地给某一个政党扣上想要破坏电视的帽子。这是非常卑劣的概念偷换。改革开始，电视已经把国产卡通换成美国卡通。苏联电视台的主要频道，播放反共演说和声明，“简直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新闻中，也公然播放明显的谎言——比如说苏联“数百万人被枪毙”。电视节目被插播广告撕裂得七零八落，充满迷信、占星术和预言家的声音。破坏和死亡成为主要题目。电视台不仅滥用广告割裂任何实质内容的信息，而且为具有极端攻击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广告提供播映时间。总的来说，所有的改革，都富有攻击性地向大众意识灌输利己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雅科夫列夫也是个有家室、有教养、喜欢孙子的人，当上苏共领导人，就赞同下流，允许播放色情影片和蒙昧无知的恐怖片。原因是“他受雇于人”，需要摧毁文化核心，使一半人尤其是青年陷入精神泥沼。雅科夫列夫和他的手下需要这样一种自由。国家杜马准备在电视台建立道德委员会的意图，当然会遭到回击。改革后期，电视就开始“制造现实”。年，独立电视台记者连续5天，在车臣战争中一具俄罗斯士兵的尸体前摆出姿态，滔滔不绝而实际上是要观众看尸体。莫斯科的电视台配上伪善的说明词，近距离多角度拍摄在车臣牺牲的内务部上校的惨状。日，电视中心派人在罗斯托夫医院实验室报道，观众看到的镜头，是摆在架子上的年轻死者的头骨，显微镜旁边的肝，烧掉一半的尸体。2000年2月，《消息报》记者Oo布洛茨基在车臣拍摄记述埋葬队工作的《来自停尸房的报道》——该片卖给德国电视台，观众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尸体。甚至“雇佣一组‘穆斯林’”，让他们“按教程进行‘表演’”，割下俄罗斯边防军人的头颅，卑鄙地糟蹋我们士兵的尸体，然后录像，在不同节目中连续播放和一天播放多次。苏联改革后期和俄罗斯改革进程中，通过种种操纵意识的手段，人为地加深社会中已经产生的分裂。站在反共立场的激进的电视工作者推波助澜。来自车臣的绝大多数录像镜头是爆炸、射击、破坏和死亡的场面。他们利用死亡挑唆各族人民相斗，把一个分裂的“罪恶帝国”搞得更加四分五裂，直接参与心理战。这被说成他们的“自由”。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不是一般的产品，不是皮鞋和小香肠，而是对俄罗斯进行信息战的武器。俄罗斯杜马由于代表众多，很难完全控制。电视明确和强硬地站在反对议会的立场，带着敌意或者嘲笑的语气，歪曲问题的实质，播放来自杜马的报道。土地买卖这样重要的问题也是如此。政权机关和寡头控制电视，宣传土地私有化，抛弃所有维持体面的规矩。“自由买卖土地”——谁买？什么价格？在土地上种植了什么？收成如何？即使是斯托雷平的改革，也不能不公布这方面的消息。但是在俄罗斯的电视里，却没有任何这样的消息。在丘拜斯私有化方案的准备阶段，曾经进行严格的信息封锁。不允许对这一方案毁灭性后果提出警告的专家上电视。也不允许持中间立场的人说话。电视成为给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带来巨大损害的行为的同谋者。电视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机构。俄罗斯主要电视频道，为不诚信的银行建立金融金字塔的巨大骗局提供掩护，成为掠夺千百万公民财产行动的帮凶。误导观众的广告充斥荧屏，但是没有任何警示性评论。年短期国债骗局具有国际规模，导致俄罗斯陷入危机。电视报道某个职业乞丐高收入，轰动一时。但是不告诉观众，乞讨为生的人确实苦不堪言、危困万分。莫斯科10万多人无房。大部分无房户的居住面积，被罪恶阴谋夺走，或者被迫还债成为牺牲品。电视把住不上房的人说成是酒鬼，在社会意识中制造无房户的荒唐的形象，而不是悲惨的形象。改革使劳动纠纷不可避免。1998年，主要电视台报道俄罗斯一场与矿工之间的大的纠纷，所持立场，甚至“无论在哪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被邀的所有“专家”都对矿工怀有敌意，谁也没有提出向雇主和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案，谁也没有对自杀矿工和他们的家庭表示一下常人的同情。知识分子在社会冲突中站在政权和资本一方。电视蓄意歪曲社会舆论，不让支持和赞同罢工的人发表意见。白俄罗斯工业生产快速增长，预算没有赤字，没有不支付工资的现象。俄罗斯民众友善地看待卢卡申科领导的白俄罗斯所取的成就。但是俄罗斯的电视，却闭口不谈西方也承认的这些成就。充斥屏幕的是什么地方的丑闻和少数人示威游行的报道，对白俄罗斯人民拥护的卢卡申科进行诽谤。在波黑战争和1999年北约侵略南斯拉夫期间，俄罗斯主要电视主持台全部站在北约一方反对塞尔维亚人。从1990年起，他们还露骨地站在反伊拉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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