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余永定 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冲通缩风险_经济快闻_海峡财经网　　中国着名经济学家曹建海近日接受了本报执行主编王列珉的专访， 曹建海先生深刻剖析了美国债务危机的形成机制，并通俗易懂地解读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局限性。他强调，美国扩张性财 政政策的恶果，对于仍然奉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中国，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　　把经济交给市场还是国家？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美国债务危机的冲击波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各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经济学教授曹建海近日在北京接受本报执行主编王列珉专访时指出，美国政府过度国家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未带来预期的救市效果，反而导致债务危机的加剧，中国政府要引以为戒。专访内容 摘要如下：　　王列珉：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标志着自由市场理论遭遇重大挫折，包括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内的很多笃信自由市场信念的人，对自由市场的立场也有所动摇。这是否给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提 供了借口？　　曹建海：是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政府救市政策开始大显身手，昭示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市场经济具有自我 陷入萧条的不稳定性，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经济波动。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减税、增支、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 治理经济紧缩和失业问题。　　然而，与各国政府借助拯救经济的幌子，兴致勃勃地出台各种庞大的经济计划相比，救市的后果实在称不上美妙！这也再一次验证了凯恩斯政策作为经济“兴奋剂”的毒副作用。继希腊、葡萄牙、西 班牙、爱尔兰等国相继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并严重挫伤欧元之后，世界经济老大美国国债也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陷入严重的债务危局。如果国会不能达成提高债务上限协议， 靠举债度日的美国联邦政府不能借新债还旧债，美国将发生到期国债偿付违约情况，这对国际金融市场将构成巨大冲击。　　王列珉：虽然美国众参两院分别在8月2日这一违约截日前，冲刺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奥巴马总统也签署了该法案。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评述的，提高债务上限的妥 协方案是一场“灾难”，它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曹建海：我赞同克鲁格曼的基本看法，这一妥协方案很可能使美国的长期债务形势恶化，而不是改善。克鲁格曼预计，直到2013年，美国经济都将处于低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削减政府开支，只会使 经济进一步受挫。回想当初曾给带给人们无限想象和憧憬的各种计划，无不以失意甚至无效而告终。倒是原先发生于企业的各种债务支付危机，却实实在在地转移到了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当中，这是政 府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也摆脱不掉的。　　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以市场手段为主的美国虚拟经济过度投资的结果，但克林顿政府长期推行的以福利主义为特征的住房安居计划，以及为实施安居计划而推行的长期宽松货币政策，恰恰是诱发次 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可见，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同样是凯恩斯主义者酿成的苦果。　　王列珉：换句话说，由于次贷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化小政府为大政府的举措，正是当前世界性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动因。是这个意思吗？　　曹建海：是的。由此酿成的恶果，甚至可能左右未来10年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局势。正如大厦都不是一日建成的，美债危机同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2001年小布什接替克林顿入主白宫时，美国财 政还小有盈余；2005年1月小布什连任时，美国国债已达7.6万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上任时，已升至10.6万亿美元；2011年8月更是超过14.2万亿美元。大体上看，美国政府2001年以来的最大开支，主 要发生于三个方面：一是布什总统在任期间，美国发动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费资金超过3万亿美元；二是2008年11月至2009年3月末，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投入了共计12.8万 亿美元救市资金，这一数字接近美国2008年GDP的总值；三是奥巴马上任后推出美国经济刺激计划、汽车工业救助方案，以及耗费巨大的医疗改革方案，花费约3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　　美国政府的上述庞大支出，以及延续的小布什政府时期对富人减税的政策，无不闪耀着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光芒。然而，理论的检验关键要看实际效果！由于价值观的排斥而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 战争，美国不仅没有占到经济上的任何便宜，反而因伤亡过多、开销巨大而终令美国不堪重负，最终被迫低调撤军；华尔街救市计划花费巨大但事实证明“救非所救”，不仅完全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复 兴，反而延续了美国证券市场泡沫和金融高管们的“分红狂欢”；奥巴马上任后迅速增加了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但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处于持续低迷当中。　　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过度国家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在一定期限内减慢经济收缩的速度，但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分离，特别是虚拟经济缺乏政府监管的情况下，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 由此的货币扩张，可能只起到了呵护泡沫的作用，而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多的是消极的。特别是耗资巨大的政府支出，并没有用在有助于经济恢复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上。　　王列珉：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恶果，对于仍然奉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中国，具有怎样的警示作用？　　曹建海：和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相比，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税收总量迅速增加过程中的赤字预算。2010年和2011年的赤子预算大约为1万亿元，意味财政支出总以超过 财政收入1万亿的规模增长；二是大规模增发国债。2011年计划发行国债1.5万亿元；三是银行资金进入政府投资。不包括铁道部2万亿负债（其中1.5万亿的银行贷款），以及125家中央企业不少于4 万亿元银行贷款，到2010年底各个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另外大约对银行负债10.7万亿元。　　如果考虑中国的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和公共服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财政支出在公平性、公正性、透明性等方面，与严格执行国会预算的美国财政支出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对经济的全面拉动 效果可能因为分配问题而大打折扣；在政府干预的适度性方面，中国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国有企业投资全面开花，政府控制了实体经济的绝大部分比例，最终严重挤压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 经济成分的经营空间，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稳定性将被迫让位于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和经济增长的波动性。　　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中国应高度警惕未来美国国债可能违约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关注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冲击金融市场，给中国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毒性影响。鉴于 中国经济存在的内生增长缺乏症，以及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化等问题，政府应着力控制政府干预的规模和范围，将财政政策重点用在促进民生和扶持竞争性经济等方面；同时着力治理好国内通膨和资 产泡沫，增强对突发事件和外部因素冲击的抗冲击性，防止经济出现系统性崩溃的风险。　　来源：美国《中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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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中国的四万亿投入及近年来的扩张性财政确保了三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带来资产价格上升也属正常．近年外资大举进入．约十几万亿人民币．没有财政扩张．会有更多国内资产被外资贱价买去．也同样被炒高．结果是外资获利倍增．．、只要美元泛滥．中国就不应采取紧缩政策．支持[0]反对[0]
1楼&&&&&&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级用的财政政策肯定不同。美国的财政政策也是根据美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来制定。至于是不是凯恩斯主义出了什么问题，美国的教训也不一定是中国的教训，因为两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根本不同。
&&&& 恰恰相反，中国目前由于国内消费不足，社会发展水平较低，需要实行更强烈的财政政策。中国目前需要改变的却是畸形的外向型经济，扶持国内进行高精密产业的升级，摆脱目前的低水平重复和代加工的处境。
&&&& 所以，表面看好象是扩张性财政政策酿制苦果，但也是美国的苦果。作者得出的结论不正是“刻舟求剑”吗？支持[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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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永年县人，生，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投资与市场、产业组织理论、工商管理、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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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稳中求进”框架下货币和财政政策选择
2012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缓慢复苏的进程之中。美国实体经济的表现引人注目，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前景依旧复杂。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多种矛盾交织，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结构性物价上涨压力较大。我国“稳中求进”宏观调控的政策重心形成“双着力”的格局：既着力于保持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又着力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对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框架与措施搭配提出了新的要求。
世界经济的增长差异与政策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复苏的进程中。一季度，美国经济交出了较为完美的答卷，各项宏观指标总体向好；欧元区经济总体表现乏力，经济周期与部分国家的政治周期叠加，“增长优先”成为欧元区部分危机国家的新取向。
(一)美国经济：争议下的稳步复苏与反危机政策综析
一季度，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经济实现了2.2%的增长。自2009年第3季度实现正增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状态，宏观经济处于稳步复苏期。而从失业率和C PI两项指标来看，美国宏观经济在结构层面的表现也逐步平稳、平衡，通货膨胀压力和失业率水平都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这使得美国经济数据表征意义高度趋同，产出增长、就业增加、物价稳定，实体经济全面复苏的特征进一步显著。
从政策环境看，美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正逐步启动退出进程，而货币政策则保持稳定，仅保持低利率安排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激发投资意愿，第三次量化宽松操作在年末“财政悬崖”到来前，暂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项。在美国经济走向全面复苏的前夕，对美国的反危机政策进行必要的梳理，既能够更加客观的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及问题，又能够为我国“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框架提供有效的借鉴。
从横向看，美国的反危机政策包括三个阶段。即危机风险的防控阶段，危机筑底和调整阶段，企稳和复苏阶段。与三个阶段相呼应，美国以财政、货币政策为基础，先后打出了四套组合拳。第一，急速的扩张性财政支出与价格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核心政策措施包括执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和大幅度的降低利率；第二，结构性的减税与数量性货币政策的组合，主要措施包括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两轮减税和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三，战略性财政支出扩张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组合，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中的亮点，而奥巴马政府以基础设施和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的财政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与价格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先减少支出，再退出减税的方案逐步回归正常的财政状态；而货币政策则需要继续扶持市场主体，并兼作缓冲。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美国宏观政策体系坚持了三条政策基准线：一是确保实体经济不受过度冲击和影响的基准线，二是坚持保全金融市场定价能力的基准线，三是保持宏观层面的风险和收益动态平衡的基准线。
(二)欧元区经济：危机风险探底与“紧缩”“增长”政策之争
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形势仍处于衰退的进程之中，实体经济增长受到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显著影响，表现为明显减速的情况，经济增速只有0.5%。主要经济先行指标均呈现负增长状态，4月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 I)值为46，为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值，综合PM I值为47.4，而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9 .9，景气指数为92.8。分国家来看，一季度陷入衰退的有8个国家，即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此外，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中英国、丹麦、捷克也陷入衰退。在经济增长形势严峻的同时，欧元区就业状况和通货膨胀水平也表现出严峻的形势，在具体指标上甚至形成类似于“滞胀”的情况，一季度末失业率攀高到创纪录的10.9%，而C PI也保持在2.6%的水平，远高于欧洲央行的2%控制目标。
虽然经济形势仍然有所恶化，但随着欧元区各国财政纪律的加强和反危机政策体系的建立，欧元区的危机形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美欧之间的财政货币政策失衡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失衡得到了有效纠正；作为《马约》重要补充的“财政联盟契约”得以达成并签署，主要中心国家的诉求得到了良好的体现；美国、IM F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开始深度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已形成美元流动性互换和IM F特别救助基金两项重要的机制。总体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已基本处于风险的“谷底”，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策重点将由危机防控转向经济复苏。
由于各国危机形势的不一致，导致部分国家危机风险已明显探底，而另一部分国家仍处于危机深化的惯性之中，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处置难度，这需要考验德国等中心国家的判断、统筹和协调能力，提升前瞻性，注重灵活性，实现欧元区经济的早日复苏。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主要问题辨析
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趋缓，但仍处于合理的区间。从经济构成因素看，实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消费、房地产投资、物价稳定和居民收入等问题仍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需要关注的关键性问题。
(一)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实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079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我国已经连续11个季度增速保持在8%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精神，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除了有扩张性政策刺激逐步退出的原因之外，还包括在实体经济替代资产经济的初期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减速原因。由于资产经济的整体性特征，在实体经济重归扩张轨道而资产价格下降的初期，实体经济增长对资产经济回落的补充效果并不好，必然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下滑。这种下滑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阶段，是正常的、健康的，当然也需要防范由此而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滞胀”风险。
(二)消费增速放缓，消费促进政策开始逐步退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319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消费增速有所放缓，相较于2011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内部原因，也有政策退出因素的影响。从政策退出的原因看，具有较充分的合理性。以家电补贴政策为例，家电产品属于耐用消费品，具有透支未来消费能力的特点；而家电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产品创新和良好的市场需求支撑，过度推行家电补贴政策易导致家电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的产品上，阻碍了企业的正常研发活动的开展。
(三)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住宅市场初步进入“拐点期”
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927亿元，实际增长20.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 .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9.0%，分别回落11.2和18.4个百分点。从房地产的结构比例看，住宅市场的投资和销售增速明显下降，如果剔除保障性住房因素，该下降趋势将更为明显，住宅市场已初步进入“拐点期”。从一季度的情况看，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30122万平方米，增长35.5%，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9.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9.5个百分点。而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20847亿元，同比增长8.2%，比上年同期回落10.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增长12.6%，自筹 资 金 增 长2 5 .0 %，利 用 外 资 下 降22.4%，其他资金下降8.0%，考虑到房地产信托再融资渠道的紧缩，中小型房地产企业一季度的资金链已经出现明显紧张，不排除在二季度末形成大量降价出售存量房源偿还贷款和信托产品的安排。这样，住宅市场将逐步由销售“拐点”、投资“拐点”过渡到价格“拐点”，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目标。
(四)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回落，物价上涨压力仍较明显
一 季 度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上 涨3 .8%，涨幅比上年全年回落1 .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3.8%，农村上涨3.8%。尽管物价形势有所缓解，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仍较突出。首先，庞大的货币存量仍是导致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其次，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有所上升。2012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特别是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明显，这将推动国内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上升。第三，食品等商品的市场供给和流通仍存在缺陷，成为诱发结构性通胀，进而影响消费者心理的重要因素。
(五)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738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 人 均 现 金 收 入2 5 6 0元 ，实 际 增 长12.7%，连续第9个季度高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在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658元 ，低 于 平 均 值1 1 3 8元 ，同 比 增 长14.2%，快于平均值增速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中位数1872元，低于平均值688元，同比增长20.3%，快于平均值增速3.3个百分点。
(六)对外贸易形势严峻，双向投资地位得到加强
一 季 度 ，我 国 对 外 贸 易 总 额 达 到8592.2亿美元，同比增长7.2%；其中，出口 贸 易 总 额 为4 3 0 0亿 美 元 ，增 速 为7.6%；进口贸易总额为4292亿美元，增速为6.8%；顺差仅为8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快速增长，双向投资地位得到加强，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94.5%。我国引进外资规模和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略有下降，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9家，同比下降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4.8亿美元，同比下降2.83%。
我国财政收支状况
一季度，我国财政收入总体状况良好，财政收入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资金效率得到提升。具体情况如下：
全国财政收入29976.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0.51亿元，增长14.7%。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4642.5亿元，同比增长12.1%；地方本级收入15333.75亿元，同比增长17.3%。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25857.81亿元，同比增长10.3%，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6.26%，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全国财政支出24118.0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亿元，增长33.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841.98亿元，同比增长22.7%；地方财政支出20276.07亿元，同比增长35.9%。
我国宏观调控的“稳中求进”框架
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改革来推进发展，以稳定来保障改革，以发展来提升稳定。因此，当前“稳中求进”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应是既要着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又要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宏观调控“稳中求进”框架下的货币政策安排
1.充分发挥信贷政策作用。促进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鼓励企业更新和购入新型生产设备，鼓励企业开展生产工艺创新；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为市场主体提高自主投资意愿创造条件，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改善其融资状况。
2.主动发挥利率政策作用。要通过合理的利率设计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确定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形成科学合理的基准利率曲线；适度联通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利率定价机制，增大金融市场的利率弹性。
3.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用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趋近均衡汇率的有利时机，在已经实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动幅度达到1%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货币篮子”，重新核定主要币种的类型和权重，在经济复苏期可考虑适度调高日元的权重，以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
4.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人民币与周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对部分有显著区域性影响的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开展银行柜台直接挂牌交易；启动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规模；继续加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象和规模，增加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
5.扩大金融市场规模，提高金融市场效率。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发行规模；增加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内金融机构主体，逐步推动境内企业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加强债券市场监管协调，推动信用评级规范发展；加快银行间市场产品创新和规范发展；完善并优化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
6.适度增加人民币供应量。目前可考虑采取两种方式增加人民币的发行规模，一是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的方式对冲外汇占款增速的下降，二是采取结构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措施或其他激励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型微型企业和技术设备改造的方向转移。但受到M 2存量过大的影响，近期人民币投放规模不易偏大。
(二)宏观调控“双着力”框架下的财政政策安排
积极财政政策在当前宏观调控中占有主动地位。当前，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措施，加大政策力度，在稳定经济发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税制等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1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的财政政策。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重要位置；要采取措施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外贸稳定发展。要结合财政职能做好完善鼓励居民消费政策。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与结构调整引领作用，优先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有序推进国家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积极试点外贸政策的财税支持方案，优化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中西部转移，支持服务贸易发展。
2.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要支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要优化资源配置，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机制，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促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此外，还应积极改进技改资金的规模和投入方式，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3.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开展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政策，对小型微利企业进一步实施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和评估；要深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稳步扩大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要研究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范围，完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蔬菜等农产品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减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税收负担；要做好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增加能源资源性产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工作。(闫坤 张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失效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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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失效原因探析
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失效原因探析
20世纪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多次面临严峻挑战，甚至陷入严重衰退的困境。日本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先后出台了十几轮经济刺激计划，但总体看，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有限， 并未帮助经济摆脱内需不足、增长乏力的局面。认真分析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屡战屡败”的原因，充分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对当前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实施效果
根据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以及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 大致可以分为3 个阶段： 一是90 年代初化解泡沫经济崩溃；二是90 年代末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三是2008 年以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一）90 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实施增加公共投资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随着90 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 步入二战后最长的衰退期。1992 年至1995 年间，日本政府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先后出台6 轮经济对策，总规模达到66.5 万亿日元。这一期间，财政政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以公共投资为主。从规模上看，6 轮经济对策，公共投资比重达到73.6%； 从增长速度看，1992 年至1996 年期间， 公共投资实际增速分别为14.3% 、12.9% 、1.3% 、0.7% 、6.4%；二是实施减税政策。实行了规模为4.5 万亿日元的一次性“特别减税”政策，以后又调整为3.5 万亿日元永久性减税和每年2 万亿日元“特别减税”。
从实际效果看， 以增加公共投资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作用。1992 年至1994 年，公共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9、0.9 和0.1 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扣除公共投资， 经济实际增速仅为0.1%、-0.7%、1.0%。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阻止了经济出现负增长， 但是没有取得预期效果。1992年至1994 年， 经济实际增速分别为1%、0.2%和1.1%，呈现复苏缓慢、增长乏力的局面。
（二）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总需求和维护金融稳定。
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双重影响，1997 年2 季度，日本GDP 实际环比增速从上季度的0.7%，大幅下滑至-0.8%。为此，日本及时调整了财政政策取向，从紧缩性转变为扩张性。一是继续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并向交通和通讯网络建设倾斜。公共投资实际增速从1997 年的-.6%，上升至1999 年的5.5%。二是实施减税计划，桥本内阁实施了规模4 万亿日元的减税计划， 小渊内阁实施了6 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政策。三是发放消费券。发放了7000 亿日元地方振兴券， 鼓励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刺激消费需求增长。四是加大就业培训。小渊内阁投入1 万亿日元，用于支持中老年失业者的再就业和职业培训。五是解决银行惜贷问题。小渊内阁增加7 万亿日元的融资和债务担保额度， 支持大型企业申请贷款。
这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 对刺激经济短期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从1999 年4 月起， 日本经济结束了长达25 个月的负增长，开始进入经济复苏期。2000 年，经济实际增速一度达到2.9%。但随着公共投资规模下降，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重回低迷，经济增长明显下滑。2001 年和2002 年，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0.5%和-0.5%。这表明，这一轮重点依赖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有效拉动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没有达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预期效果。同时， 日本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以2005 年为基期， 全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从1998 年的103.3， 持续下降到2005 年的100。
（三）2008 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扩张性财政政策兼顾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为了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 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4 轮经济刺激计划， 总规模达到132.2 万亿日元。总体来看，财政政策兼顾了经济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一是减少经济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第2 轮计划扩大中小企业就业补贴范围、提高补贴率；第3 轮计划投资1.1 万亿日元，用于保障就业和支持再就业； 第4 轮计划设立“就业调整补贴”。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如第1 轮计划强化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 完善育儿和教育保障体系；第2 轮计划面向所有家庭提供补贴；第4 轮计划完善地方医疗体系建设。三是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第1 轮和第4 轮计划都提出， 促进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普及， 实施公共设施的节能改造，支持尽快实现低碳社会等。四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采取了国有金融机构注资、增加政府担保、向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目前，经济刺激计划效果尚未显现，日本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自2003 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逐渐依赖出口。2003 年和2004年，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2 和1.8 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出口贸易规模急剧下降，引发企业业绩恶化和内部需求收缩。由于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不久，效果还未显现，并且外部需求下降远远超过预期， 目前日本经济形势还在继续恶化。2009 年1 季度，日本GDP 实际增速环比下降4.0%， 比上一季度加快0.8 个百分点， 按年率计算下降15.2%，创下1955 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二、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失效原因探析
（一）长期依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同时，财政状况恶化削弱了财政调控能力。
日本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造成了财政状况明显恶化： 一是财政赤字占GDP 比重明显偏高。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在2002 年一度达到7.9%，到2008 年逐渐下降为3.5%，仍高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二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 比重过高。截至2008 财政年度末，日本债务余额达到934 万亿日元，占GDP比例达到194%。三是国债还本付息占一般会计支出（相当于我国的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较高。从1991 年到2000 年期间，日本国债费率（国债还本付息费用占一般会计支出的比例）从22.8%上升至25.8%。截止2007 年，国债费率依然保持在25.3%的高水平上。上述数据表明，日本依赖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 形成了财政支出刚性化的局面。大量资金只能用于偿还债务，不能发挥刺激总需求的作用， 削弱了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二）通过加大财政投资拉动总需求的同时，财政投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不仅依赖于财政投资规模， 而且取决于乘数效应大小。但是在日本，财政投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对总需求的拉动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乘数效应较小。日本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等行业相比，基础设施关联度小、产业链短，影响了投资乘数效应大小。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应递减。自5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采取“增长优先”的政策，不断增加公共投资，重点投向公路、港口码头、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到90 年代，日本基础设施基本处于饱和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投资乘数相对较小。三是长期增加财政支出“挤出”消费。按照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 边际消费倾向与投资乘数正相关。由于日本长期采取发行国债、减税等政策，居民预期未来政府会增加税收，因此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造成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减小，导致投资乘数效应下降。
（三） 企业经营目标转变和产业出现“空洞化”现象，制约着日本民间投资快速增长。
企业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向兼顾负债最小化转变， 是日本民间投资难以扩大的重要原因。在资产泡沫膨胀时期，日本企业利用“高杠杆”大量购入土地和股票。随着泡沫经济破灭， 虽然多数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仍然能够不断实现盈利，由于资产价格持续暴跌，很多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面临着资不抵债的局面。因此，企业调整了经营目标， 从利润最大化向兼顾负债最小化转变，即将大量盈利用于偿还债务，同时减少借贷和投资， 以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避免受高负债拖累陷入破产的局面。从1995 年起，日本企业开始减少申请银行贷款， 加速偿还既有债务。到2002 年和2003 年，净债务偿还额已经上升到每年30万亿日元以上的规模。在此情况下，即使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的效果再好， 企业在“去杠杆化”过程结束前，也不会进行大量投资。
同时，日本经济产业“空洞化”现象有所加剧， 也制约了民间投资快速增长。受“岛国”经济特征、日元汇率升值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生产要素（工资、土地等）价格逐步上升，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同时，日本对外贸易存在巨额顺差， 出口产品易受到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为此，日本企业开始调整国内生产布局，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截至2007 年末，日本对外投资余额达到5468 亿美元，但外国对日直接投资余额仅为1339 亿美元。在直接投资“多出少进”的情况下，日本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产业“空洞化”现象有所加剧，带来了民间投资相对下降、就业相对萎缩等的负面影响，部分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
（四）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科技投入偏少，造成了经济长期发展动力不足。
二战后，日本政府采取“赶超型”战略，以实现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目标。在科技领域， 日本长期奉行“吸收型”技术发展战略，依赖从海外引进技术。在实施“赶超战略”时期，这一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完成“赶超战略”后，日本科技水平已经领先于大部分国家， 难以再从国外引进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来提高科技水平。但是，90 年代初的日本财政政策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仍然侧重于刺激经济短期增长， 对科技支出的投入水平相对较低， 未能有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基础研究能力， 导致经济发展推动力不足。从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看，1995 年日本科学技术振兴费为4740 亿日元，占一般会计支出的比重仅为1.2%， 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3—5%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中， 日本加大了有利于长期发展的领域投入，如大力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 以抢占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中的制高点。
（五）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货币政策未能有效消除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
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日本政府长期大量发行国债， 会导致国内利率和汇率上升，从而造成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对国内生产需求产生负面影响。1992 年至1995 年，日元汇率急剧升值，与财政支出持续增加的时点基本吻合。随着财政政策转向紧缩性和日本银行9 次降低贴现率，日元汇率开始下滑调整。日元兑美元月平均汇率，从1995 年5 月份的93.19，下降至1998 年7 月份的143.79。但是，货币政策未能有效消除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尽管日本政府多次干预日元汇率走势， 但是日元兑美元月平均汇率总体呈上升势头，从1990 年1 月份的144.40，上升到2009 年5月份的96.30。日元汇率大幅升值，削弱了日本企业开发成本低、价格低等优势，削弱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
（六） 在制定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过程中， 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影响了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日本国内的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政府内部决策过程施加影响， 造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性下降。一是既得利益集团“固化”政策。公共投资长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产生了一大批相关利益集团，甚至形成了“政、官、财”铁三角。如果调整公共投资投向， 政府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因此，即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政府仍然将公共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上，造成投资效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二是部门间利益博弈激烈。各部门都希望新政策符合自身利益， 形成了部门间利益博弈的局面，造成政策出台缓慢、调整幅度有限、缺乏长远目标。
（七） 当经济刚刚显现复苏的迹象时，扩张性财政政策过早“淡出”，遏制了经济增长反弹的势头。
泡沫经济崩溃后， 日本政府迅速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到1996 年，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实际增速达到3.4%。日本政府认为经济已进入平稳增长的轨道，将财政政策从扩张型转向紧缩性， 造成日本经济急剧恶化。1997 年，经济实际增速从上年的3.4%下降到1.9%。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由于没有把握好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 财政政策取向在扩张性和紧缩性间出现反复，产生了“政府决策失误→政策反复变化（不连续）→居民产生不确定预期→政策效应降低”等负面反应，遏制了经济增长反弹的势头。
三、启示和建议
（一）加强我国财政能力建设，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奠定坚实的准备。
财政能力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日本经验表明，政府财政能力会制约政策调控， 并削弱政策实施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能力建设得到较大加强， 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奠定了雄厚基础。值得关注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我们应当未雨绸缪、早作准备，进一步加强财政能力建设。大力培植高效支柱财源，重点推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研究物业税征收方案。坚持依法理财，提高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严格控制人、车、会等一般性开支，进一步压缩行政开支。同时，加强对财政债务风险的研究，重点关注财政风险的承受限度、实际风险累积水平等问题， 并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警戒线， 为财政政策操作提供决策依据。
（二）提高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避免经济增长呈现“W 型”的趋势。
从日本的经验看，由于1997 年误判了宏观经济形势，过早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 造成经济陷入连续25 个月的负增长。由此可见，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形势， 合理把握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时机，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难言见底，全球经济尚未复苏，我国经济还未回到平稳增长的轨道。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 我们要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和政策效果， 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为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提供持续动力，避免经济增长呈现“W 型”的走势。
（三） 注重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结合，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借鉴日本经验，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兼顾“调结构”和“促发展”。在公共投资方面，目前我国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较大， 应将财政投资的重点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加大倾斜力度、增加投资比例，同时将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以利于自然资源、农产品、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科技发展方面，可以考虑直接增加对自主创新的财政投资比例， 加大科技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在社会保障方面，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危房改造的建设力度。在教育方面，要加大就业培训，各级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免费或以较低收费提供再就业培训， 并为返乡民工提供就业培训。
（四） 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撬动私人部门投资增长。
日本的教训表明， 财政政策未能有效拉动私人部门投资， 是造成没有实现政策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在我国，2009 年1—5 月， 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23055 亿元，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43.1%。政府主导的投资仍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为此，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通过补贴、担保等方式调动企业参与经济建设项目的积极性。要积极培育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制药、信息通讯、现代服务等新的经济增长点， 引导和撬动更多民间投资。此外，要重点完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避免资金供给不足成为制约这些地区投资增长的瓶颈问题。
（五）完善财政支出监督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在日本， 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影响了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我国，虽然财政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但是仍然存在着“跑部钱进”等利益博弈现象，进而引发了截留挪用、虚报多报、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等问题。为此，要完善财政支出监督机制，严把“资金投向关、资金来源关、程序控制关、制度保障关、责任落实关”。在项目前期，项目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前期项目的审定评估，严格拨款程序，规范拨款渠道；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要加强资金检查，确保财政资金和配套资金按时到位；在项目后期，要加强项目管理和财务监督，并且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努力将评价结果和项目申报结合起来。
（六）稳妥推进“走出去”战略，避免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在外国直接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纷纷前往海外投资，造成国内产业出现“空洞化”现象，是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在当前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应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实施“走出去”战略。但是，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对外投资会逐渐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被削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会出现下降。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甚至会出现对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倒挂”的局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立足于国内经济发展大局，统筹安排、全盘考虑、审慎决策、加强管理，稳妥推进和实施“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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