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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其它相关论文-“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doc
社会其它相关论文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内容提要本文选择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通过大量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分析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关键词劳动分工妇女社会性别性别差异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伴随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成为社会主流话语人人皆知妇女被最广泛地动员起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完成了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化生产的过程一场伟大而短暂的社会试验人民公社的食堂化、缝纫化、托儿化等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企图彻底解放妇女。整个50年代看起来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着妇女解放的伟大实践。而这一切至今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和妇女运动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总结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今天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以往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通常离不开一些重大的革命叙事。本文选择了一个小的侧面银花赛，陕西关中地区农妇女被动员参与到棉田管理劳动这一过程，来分析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本文所用的资料有三部分档案资料，包括省、县档案馆里所存的50年代妇联的档案图书资料，50年代国家及省级各大报纸、妇联系统出版的刊物、书籍口述资料，作者自1993年起先后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市、渭南市（原渭南地区）、咸阳市等地做田野调查，访谈了4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其中包括普通农村妇女、当时著名的植棉劳动模范和省、县级妇联干部及农业、卫生系统干部①。此外，作者本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关中农村当知青时，也目睹和参与了这场运动。所在的生产大队有一位很有影响的植棉模范（后来到公社、县上当了干部），听到了很多关于她及银花赛的故事。作者也曾亲身参与、组织过一个务棉专业小组并被当地政府多次评为先进。一、银花赛的起因棉花产量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趋力银花赛是陕西省妇联在关中一带产棉区发动农村妇女参与棉田管理、夺取棉花丰产为目标的劳动竞赛。它始于1956年，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形成高峰，文革后的70年代再度兴起，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1956年4月，陕西省妇联在渭南县主持召开了陕西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正式掀开了这场劳动竞赛的序幕。这次会议是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召开的。尽管从1943年延安时期起妇联的工作方针已经被确定为以生产为中心，但在这次会议之前，陕西省妇联还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实质性地介入到农业生产之中。省妇联主任在大会的讲话中检讨道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差，从现在起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工作作风，从思想上把这项工作重视领导起来（海涛，1956）。不仅是这次大会，以后在银花赛的各个重要环节，都有陕西省委的批示或支持，正是因为有来自陕西省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银花赛才搞得轰轰烈烈，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958年作者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时，就知道张秋香并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张秋香而兴奋不已。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省委和政府要指示妇联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以棉花丰产为目标的劳动竞赛呢这里，需要对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所认识。（一）经济的驱力国家、农民都对棉花发生了兴趣建国初期，特殊的世界政治大环境使得中国政府工业化发展计划不能走吸引外资的道路，只能靠自己的积累、特别是靠农业的积累来发展再加上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购买力也在增长，这两个方面都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量的增加。尽管解放后棉花连续丰收，1951年产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如以战前产量最高的1936年为100，则1951年为123，1952年为152，1953年为139。棉花的大量增产使棉纱和棉布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对机织棉布的消费量也在逐年增加，1950年为11.99市尺，1953年已经增加到23.08市尺。同上年比较，各年的市场棉布供应量增长比例是，，（薄一波，3）。棉花产量的增长远不能适应社会对棉花棉布需求的增长，为此国家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限制棉布的供应，日，中央批准中财委关于改变棉花购销制度的建议，9月9日，政务院第22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即统购统销（薄一波，1991273）二是增大棉花产量，1955年国家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在十二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关中地区历史上就是全国主要的产棉区之一，棉花品质较好，但建国前产量一直很低，1949年平均亩产只有26斤。1956年是实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第一年，国家给陕西省的棉花生产任务是棉花种植面积扩大50万亩，达到471万亩，总产皮棉283万担，亩产皮棉平均要达到60斤，比1955年提高50以上，同时，要在泾阳、渭南等11个县培植66.5万亩棉花大面积丰产田，亩产籽棉要达到350400斤②。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陕西省政府提出开展棉花增产运动，在全省范围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扩大棉花生产的计划正好也和合作化以后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望相吻合。19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形成的买办工业，洋务运动以后官僚资本的形成，以及城市以轻纺、食品为主的民族工业的兴起，促使中国农村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农产品商品率增加。比如国际需求刺激了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几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到20世纪2030年代全国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种植区域，如苏、鄂、鲁、冀、豫、陕、浙为主要棉产区（黄宗智，1986124页）。棉花成为关中棉区农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因为棉花的价格高于粮食作物，当地农民中流传着要发家、种棉花的民谣（陕西省农业厅档案，）。新中国成立之后，棉花因其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受到政府的重视。棉花不仅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而且也是国防工业和化学工业必需的物资之一。比如制造飞机、汽车的轮胎、绝缘材料以及人造丝等，都需要棉花。因此，大力增产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重大事情，也是我们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项重大任务。（谢怀德，1956）。建国初期，政府为刺激棉花生产制定了粮、棉比价。年的粮棉比价在6.88.5之间波动，即0.5公斤棉花折合小麦3.44.25公斤，均高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下的粮棉比价的应有值16.5，促进了棉花生产。1956年统购统销以后政府不再公布粮棉比价，但粮棉比价一直对棉花生产起着重要影响。以1956年陕西为例，每50公斤小麦的平均价格为10.05元，而50公斤的标准级棉花的收购价格为78.35元，粮棉比价为17.8（陕西省志物价志106页），棉花的价格优势显而易见。因为种棉花比种粮食价格合算，这是当时政府号召种棉花、农民也愿意种棉花背后的经济趋力。棉花有多种用途，正如农业干部常说的浑身都是宝棉籽可以榨油，油渣是上等的肥料，棉杆可以当柴烧等。关中地区菜籽产量不高，群众的食用油主要是棉籽油，烧的柴火也主要靠棉秆，这也是农民愿意种棉花的原因。（二）棉花丰产需要推广新技术，而新技术推广是需要投放大量的劳动力关中一带解放前棉花种植管理上相对粗放，每亩留苗仅株，很多地方实行带铃壳摘花，即棉桃没有畅开之前带铃壳摘回，待晒开后再慢慢收花。要想在短时间里提高棉花单位面积的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就必须改变这些粗放式经营方式，学习、推广新技术。因此，1956年的棉花增产运动，省委提出的口号是扩大棉田面积，改进植棉技术，提高棉花产量（唐洪澄，1956）。棉花是一项技术要求较强、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经济作物，一方面要为棉花生长培育良好的环境，通过中耕、施肥、灌溉等，供给棉花生长必需的水分和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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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的原因包括 ①“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②“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③苏联专家撤离④自然灾害严重
A、①②③④&&&&B、②③④&&&&&C、①②③&&&&&D、①②④
题型：单选题难度：中档来源：吉林省期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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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的原因包括..”主要考查你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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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运动：年全国范围里试图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在全国展开。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达到高潮、“大跃进”的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从195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运动逐渐停止。
人民公社制度： “大跃进”期间创造出的一套政治和社会管理组织形式。1958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将高级社合并为大社，受到毛泽东肯定，后来被统一称为人民公社。其特点是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人民公社制度没有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大跃进运动的特点：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修改指标。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质：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在农村的扩大与翻版的，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这是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不但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 1、一“大”二“公”规模大，在全国农村盛行，把农民的一切全部收归公社所有。 2、把农、工、商、学、兵结合在一起，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3、强化自给型经济。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区别：农业合作社是把农民土地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农村建立的标志；人民公社的特点为“一大二公”，实际上是追求平均主义，它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其实质是“大跃进”在农村的翻版和扩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比较：1、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错误，片面强调“快”，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左”倾错误的泛滥，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中发动了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政治领域则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失误。 2、大跃进运动是八大二次会议后开始的，是在经济领域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在农业领域表现为“以粮为纲”，浮夸成风，在工业领域表现为“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核心是全民大炼钢铁。先从农业领域开始再发展到工业领域。这次运动违背客观规律，拔苗助长，结果造成资源浪费，冲击正常生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3、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以说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农村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属于政治范畴，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表现为大刮共产风、“一大二公”。此次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的思想水平，不切合实际，搞平均主义，实际了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最终造成生产混乱、生产力水平下降，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它实际是大跃进在农村的翻版和扩大。 4、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说明当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都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助长了浮夸、蛮干的风气，二者是独立的两个历史事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活动，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失误。二者共同的表象是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实质是一个体现在经济领域，一个体现在政治领域。& 左倾错误：1、表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2、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一大二公”为特点） （1）特征：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2）危害：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年三年经济困难
大跃进运动： 1、形成原因：（1）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2）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3）党的领导人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4）国内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后，开明人士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2、表现：（1）农业方面，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计划指标，并开始大办人民公社，有的虚报水稻亩产65127公斤。（2）工业方面，工业方面的大跃进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为中心。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破坏了环境，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 3、影响： “大跃进”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前进中遭遇的重大挫折。“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使人民生活遭到了极大的影响。
人民公社化的影响：人民公社造成的严重后果大办人民公社超出当时的生产力和群众觉悟的水平，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损害了群众利益，最终造成了生产混乱、生产力下降。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1、“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在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对冒进思想在建设中所带来的危害认识不足；必须注意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否则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2、“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于：要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不能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二者共同说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生产力的变革，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不能急于求成；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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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301377979451394222101318138199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_新华国际_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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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日 09:41:36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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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加快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安定，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是当前改革与发展的迫切任务。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和日本同为东亚国家，文化接近。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儒家文化传统和家长式的社会治理传统深刻影响着中日两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步较早，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实现了“全民皆年金”的目标。因此,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特点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对中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主要谈以下三个问题：一、中日两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历史回顾；二、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分析；三、对中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启示与建议。
&&&&一、中日两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历史回顾
&&&&（一）日本的情况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和中国现在一样面临着农村问题，但战后的日本较早建立起了覆盖全体农村劳动者和农村人口，农村问题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得很好。农民在许多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日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起步到基本完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并逐步成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二战后的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
&&&&1、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国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从战后到实现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体制的50年代末期，称之为形成期。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年金法》，把被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1961年缴费型的国民年金正式实施，进入了“国民皆年金”的时代。规定凡投保者加入25年以上、年龄65岁以上的，均可领取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在实现了“全体国民皆年金”后，把国民年金变为各类年金的共通部分，解决了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相互分立的问题，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多支柱立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
&&&&2、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
&&&&从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到1973年的福利元年，是日本养老保险得到较大完善的社会保障充实期。重要标志是建立了农民年金制度。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为了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鼓励农民离开土地，但农民年金的加入采取自愿性原则,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是农民因进城或老龄因素(65周岁以上)转让经营权后，在支付其国民年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支付的年金，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财政补助的比例根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实行不同的补助标准。加入农业者年金必须满足以下 3 个要件：(1)年龄在 20-55 岁之间；(2)具有一定规模以上土地的名义权；(3)必须是国民年金的加入者。从实际加入情况来看，1973 年实际加入者为 105 万人，1975 年最高峰时达到 116 万人，以后开始减少。
&&&&3、日本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形成―― 免费享受国民年金的制度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目前为止的“转换期”，日本实行“国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体制，农民作为公民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国民年金。2002年以前，日本农民的国民年金由三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老龄年金、土地权益转让补偿金。2002年以后，日本农民的养老保障由两部分组成：国民年金；农业劳动者年金。如今，日本农业人口比重已经很小，但其政治影响一直很强。政府对农民养老金政策的调整和修改也从未停息。
&&&&同时，日本还有免费享受国民年金的制度。免费享受国民年金的对象主要是年龄已经60岁以上，或者属于生活保护的低收入无缴纳能力者，个人提出并经严格审查后，可免费享受国民养老金保险，但退休后其免交期间的养老金仅有原水平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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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工程”下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总动员
日，团中央在北京启动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旨在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等行之有效的方式，不断提高大学生骨干、团干部、青年知识分子等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使他们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工程，简称“青马工程”。正是在“青马工程”的大力推动下，全国高校掀起了新一轮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但“青马工程”这一政策背后广大青年学生思想上的成熟以及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或许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全国高校再次勃兴的深层原因。6月14日，星期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小李起了个大早，简单吃过早饭，他便带着一摞复习资料来到了自习室。因为两天后的一场期末考试，来自习室上自习的同学明显地多了起来。但小李身上带的并不是数学资料，而是一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再过几天，迎接他的不仅有一场期末考试，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次理论学习讨论会。“所以，要抓紧时间复习一下”，小李说，“要不然拿什么去参加讨论会呀!”高校马克思主义社团的“第二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园里，像小李这样经常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讨论的理科生显然并非个例。“虽然现在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而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未来还会越来越多。”“最近两年，是我们社团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两年，无论在会员数量还是社团影响力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记者在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发展情况进行调查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以北京大学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例：2001年夏，研究会刚刚成立时正式会员只有几十位，其中大多数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党员比例也很低。而截至今年夏天，研究会的正式会员已经达到了183人，会员的专业分布涵盖了全校文理科10多个专业，学历范围也扩大到本硕，博各个层次，会员中的党员比例超过了60％。当然，这一数据并没有包括那些末在我们研究会里正式注册，但却经常参加我们所组织的各种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的同学。北京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现任会长王凛然告诉记者，“在北大，这种。非正式会员’的数量并不在少数。”谈到加入“青马研”(“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简称，下同——编者注)时的情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小王仍然记忆犹新“以前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感兴趣，但后来我认识了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社会热点，甚至就一些问题进行辩论。我发现他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一件事情分析得十分透彻，很是佩服，后来便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青马研的活动，成了“青马研”的一名会员。除了在本校的大发展，北京大学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同发起组织了’北大清华人大三校博士生论坛定期组织三校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进行交流和研讨，并就青年学生们所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宣讲。“在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前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曾经历过两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发展，大传播的阶段。那时候，在北大校园里随处可以见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国家发展的场面。”王凛然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正试图恢复北大在上个世纪的那种心忧天下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良传统，从现在社团的发展情况来看，效果还不错。在北京师范大学西方哲学博士季雨看来，全国高校学生中的这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潮还将持续。“我身边所接触到的一些同学，不仅是一些大学生骨干，理论社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同学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其它专业甚至是理科专业的很多学生，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她说。同时，从全国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各地高校的影响力也在进一步扩大。2007年5月，团中央”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启动以来，团中央、全国学联专门组建了“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对大学生骨干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至今已举办两期，为全国各地190多所高校培育学生骨干400多人。全国各省市及各高校团委也纷纷筹措资金成立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学院和各级，各类的马克思主义主题网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宣讲以及各类实践调研活动也在全国高校火热展开。以浙江大学为例，为了落实团中央“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该校将2008年确定为“学生骨干培养年”，颁布了《浙江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学生骨干培养计划的实施办法》，还在校团委的主持下成立了浙江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学院。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们则成立了野外考察团，深入中西部落后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及时到来的“青马工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社会思想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同时，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广大青年思想活动的自主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能否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起来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成败。”日，在全国大学生“学习科学发展观，共建和谐社会”汇报交流会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启动仪式上，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这样表述实施青马工程”的重要意义：党和国家历来重视青年马克思主义人才的培养。事实上，早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指出：“要从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的高度，抓好大学生理论学习，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让青年知识分子了解和相信党的理论，在广大青年中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团中央实施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北大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负责人王凛然认为：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以前我们在开展工作时，常会发现些同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的日常工作就是讲讲理论，读读报纸，没有吸引力。在这种种的误解背后其实反映了近年来社会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果的忽视与淡漠。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科中心2005年初发表的《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调研报告》认为，当代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掌握与我们的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在对山东大学、广州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北电力大学和四川成都医药大学等五所高校的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进行调查时他们发现对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回答有25.6％的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23.1％的学生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在分析问卷时，我们发现文科生对于该问题的认识状况显然要好于理科生。文科生回答此题的正确率为69.2％，理科生的正确率为39.8％，而理科研究生的正确率仅为20％。经过多年的政治理论学习，仍然有众多青年学生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少杰认为实施“青马工程‘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大部分活跃在教学第一线，通过“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把其中的骨干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通过他们的影响和宣传，可以引导和教育更多的青少年成长为党的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北京师范大学08级研究生小单一直是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好者，他认为，团中央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等方式对大学生骨干，团干部、青年知识分子等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进行培训，正好可以弥补近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人才教育和培养上的历史欠账，是一场“及时雨”。勃兴的背后在“青马工程”的强力推动下，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在全国高校的勃兴似乎是理所当然。但王凛然却向记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社团数量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是真正的勃兴。”他说，“骨干会员的增加和社团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才是。的确，与其他的课外兴趣活动社团不同，高校理论社团的发展必须要“真学，真信”才有发展前进的动力。许多时候，理论社团不仅有理论的学习研讨，还有专题的实践调研活动，这个时候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而要克服困难靠的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基本原理研究所2007级硕士研究生杨哲吴曾经是北大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负责人。今年春天，他以笔试和面试成绩双第一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市公务员。但临近毕业时他却主动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条件，申请到重庆市北碚区的一个基层单位工作。对此，杨哲昊解释道：“人各有志吧，北京的工作条件很优越，但我觉得到了基层或许能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重庆的舞台也不一定就比北京小。相较于“青马工程”的政策推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广大青年学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期盼，或许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在全国高校再次勃兴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孔卫涛，也曾经是北京大学“青马研”的一名会员。两年前从北大毕业以后，他进入甘肃省委政策理论研究室工作。他认为青年学生在校期间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学习非常必要：在北大‘青马研’的那段经历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在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与大家一起参加理论学习实践调研，我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更加深入了对我国的国情认识也更加清楚了。我现在刚好在从事政策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那些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帮助很大。”他说。而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河南大学马列主义研究部的袁庆濮教授认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和近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是促使当代青年掀起新一轮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及新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关注和思考，让广大学生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他说。北大“青马研”的负责人王凛然也认为，正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全国高校重新焕发了活力。“去年，我们曾请一些印度留学生来到。青马研进行交流，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思想碰撞，大家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该信仰什么，该坚持什么一目了然。”王凛然说这也显示出广大青年在思想的选择上更加地成熟了。
《青年记者》：《青年记者》-期刊简介，《青年记者》-文摘版
《青年记者》是全国创刊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新闻专业期刊，其前身是大众日报社于1941年7月创办的《记者生活》。青年记者_《青年记者》 -期刊简单介绍《青年记者》《青年记者》前身是1941年7月创刊的《记者生活》，1942年6月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众日报社社长、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理事长李竹如同志倡导，正式更名为《青年记者》，作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会刊。2004年下半年，《青年记者》改为半月刊，并进行了改扩版。现在，《青年记者》由大众报业集团、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山东省新闻学会主办。每年举办记者论坛、山东省业余记者十佳评选等活动。多年来，《青年记者》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坚持高品位、高质量，不断提 高指导性、权威性、贴近性，并聘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作学术顾问，在全国新闻专业期刊中办出了特色、办出了品牌，影响力居前，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山东省优秀期刊，2004年被推荐参加全国期刊奖的评选。目前《青年记者》发行以山东为核心，辐射全国，发行量18000余份。本刊主要开展新闻理论探讨，报道传媒及相关外延行业最前沿的成功故事、操作经验、事件内幕等。内容设置对于广大编辑记者、宣传干部、通讯员提高业务水平有很大帮助。创刊于1939年的《青年记者》，是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的一份新闻专业期刊，现在全国同类刊物中处于领先水平，在新闻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所刊发的文章被转载率很高。期刊定位在关注传媒动态、探索业界路径。期刊以报道传媒及其相关外延行业最前沿的成功故事、操作经验、事件内幕，引领读者步入精彩走向成功。《青年记者》本着"创造新风格新设计，追求高品味高质量"的办刊宗旨，以新闻工作者和通讯员、新闻写作爱好者为主要读者群，在刊物内容和版面设计上不断求新，并吸引了1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成为固定撰稿人，其学术品味得到新闻界同仁的广泛认同。每年一届的全省"业余记者十佳评选"、"记者论坛"等活动，使该刊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青年记者_《青年记者》 -文摘版《青年记者》《今参考》由山东大众报业集团主办，系《青年记者》编辑部精心推出的一份面向中国成长阶层的知性读本，半月刊。《今参考》面向中国成长阶层，关注社会热点，展示世界万象，汇集人生感悟，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传［）阅率和影响力。作为《青年记者》杂志的文摘版，《今参考》杂志为半月刊。《今参考》内容以提供政经资讯、追踪时事热点、服务职场创业、解密历史档案为主。主要栏目设置有：聚焦、热点、时事资讯、名家讲堂、天下、春秋、人物、职场、男女、健康、探秘、幽默等。创刊以来，《今参考》杂志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价值导向、品味导向，牢固树立品牌意识，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可。青年记者_《青年记者》 -获奖情况华东地区优秀期刊青年记者_《青年记者》 -主要栏目前沿报告、冷风劲吹、记者部落、国际媒介、编辑札记、记者随笔
《青年记者》伴我前行
一我收藏了大量国内出版的报纸刊物。其中，对大众日报社编辑出版的《青年记者》，真可谓情有独钟，本人保存着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至今比较完整的一套。在庆贺《青年记者》65华诞的日子里，睹物思人，又勾起对提携我成长的老大众报人的追思和怀念，好多故人、往事浮现脑际。这里，就说珍存的1947年2月的复刊号第1期、同年6月的第3期之来历吧!我从小酷爱读书，喜好语文。家乡解放后当了儿童团长，开始接触党的报刊，记得抗日战争后期村里订阅的胶东《大众报》和《群力报》，就是我十分喜爱的读物，并由我保管，简直成为做小先生必备的教材。到了1946年初夏，赴莱阳城出席胶东区第二届文教模范大会，大众报社通联科的孙俊卿(即后来的著名作家峻青)，特地帮助我这个不满15岁的模范小先生赶写了一篇悼念“四八”遇难烈士的短稿，很快见报了；不久，《群力报》又刊出了我的投稿。不仅如此，我还不揣冒昧地给刊物写稿。1946年11月，文学习作《赛过状元郎》，竟在胶东文协主办的《胶东大众》(《胶东文艺》前身)上发表了。编辑剑秋(即后来曾任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文艺》编委会主任等职的鲁特，已故)并配写了简评，称誉“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小文”。小小的成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由读报发展到不断投稿，但报纸上发表的却不多。1947年夏，解放区少有的一所新闻学府——山东大众日报社主办的华东新闻干部学校由莒南县北上东移，辗转抵达胶东莱东县(今莱阳市)继续办学。7月21日，第一期四个班40余名学员毕业，同时，又在胶东《大众报》等报上刊登招生篇章，宣告举办第二期。当时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胶东区支前政治部文工队的领导同志深知我喜爱新闻写作，便介绍我前赴该校学习深造。本文上述的那两期《青年记者》，就是大众日报社主办的第二期华东新闻干部学校工作人员沈文英同志(包之静副社长的夫人，她当时亦在本报工作，1951年春随包之静调北京，在《人民日报》任编辑)当面发给我这个小学员的。《青年记者》这两本薄薄的连封皮在内的分别为14页、18页的32开本的小书(杂志)，我平生首次看到，于是便贪婪地阅读起来。从此，不仅同党报而且同党报办的新闻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向往有朝一日个人也能走上光荣的新闻工作岗位。1952年，我终于如愿以偿，由业余通讯员成为一名专职新闻工作者。在撰写本文的时候，我又特地翻阅了60年前的这两期《青年记者》。仔细看来，发现诸如《怎样写得更短些》及《对一篇长稿的研究修改变短实例》(原文)、《让事实说话》、《写“为什么”》、《如何发现材料》等文章，那时本人都曾用红蓝铅笔划杠、圈点过，表明我确实读后受益匪浅。还需指明的是，这两期刊物分别在封面、内页都用钢笔紫墨水书写了“曲志敏”的名字和“华东新闻干校”、“一九四七·八”的字样；尤其是复刊号第一期的封面随后改换了两层厚纸，并用红墨水钢笔摹写了“青年记者”4个美术体方块大字刊名。本文书写至此，我又发现案头这本刊物自制新封面右下还依稀可见“四八·‘九·一’记者节”这几个小字，使我顿时也忆起这些字迹的由来。那是1948年8月下旬，我从胶东《大众报》获悉，随着形势的好转，华东新闻干部学校复校并继续招生。那时被疏散安排在牟平县公安局工作的我，返校心切。在领导批准我的申请，返校途中被暂时分配在驻招远县的新华社胶东分社工作时，为了完好地保存这两本珍贵的《青年记者》，使之不致再受损伤，就采取了这样的补救措施。由此可证明我那时要坚定地走新闻专业之路的欲望和信念。随后断然千方百计保存《青年记者》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还需要提及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受错误的批判处分，下放农村劳动乃至被逼迫转业改行，但却仍向有关新闻同行、朋友索要《青年记者》等报刊，足见我对干新闻这一行的痴迷和执着。这也是后来大众日报社人事部门和党委将我从济南日报社调到本报济南记者站并两次从下边调回编辑部，分配到得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的编辑工作岗位之理由吧。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这支赞美教师的歌曲，不也正可看作是对默默奉献，爱岗敬业，“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人员心灵的写照吗?1985年新春伊始，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的《青年记者》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经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批准、山东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注册登记，这一屡经曲折、变迁的新闻专业期刊，终于得以正常编辑、出版，并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了。这是具有光荣传统的大众日报社在新时期的一项开拓性事业，也实现了我的抱负和愿望(曾于1982年夏向党委提出过书面的建议)。对此，我感到由衷的欣喜。《青年记者》编辑人员少，编采通合一，每人工作又有所侧重。我分管的编务大致是两项：一、组织、编发几个专栏的文章；二、编排整个刊物的版面(划版)。然而，领导上寄予我很大的信任和期望，我也不愿囿于一隅。为了办好刊物，“份内”和“份外”的事都操劳，如校正付印大样等工作，我也做了一些，对本职工作，自己要求严格、严谨。阅稿、改稿、发稿，既注意从政治上着眼，判断和把握倾向、基调，防止思想观点的偏颇、失误，又重视文字和文风。我对自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经手编发的文章，不能有明显的语法逻辑错误，不许有错别字，标点符号也不可马虎。修改稿子，在尊重作者劳动、不减弱原意的前提下，剔除空话、套话、老话，力争有点新意、深度。冗长的文章要尽可能压缩得精练得体；眉目不清和结构较乱的稿子力求处理得清秀些、明晰些。至于杂志划版，我没经验，只好边学边干，借鉴其它刊物，尽力把版面搞得活些、美些。《青年记者》，顾名思义，对象是年轻的专业和业余的新闻工作者、尤其是新闻爱好者，因而我除常思谋、下工夫，使刊物有自己的特色外，对来稿也不“以文取人”，而是一视同仁，不迁就名家，不照顾熟人。对无名之辈更不冷落。凡经手的来稿，都一一阅读，认真处理。争取不放过好稿，有可取之处的绝不轻易地“枪毙”或退回。我是由党一手提携从业余通讯员走上专业新闻工作之路的，并且至今还常为报刊投稿。那种一稿寄出，石沉大海，莫知所措的期待和烦躁交织的心情，我也早有亲身感受。因此，尽管工作忙碌，我也尽量抽暇给作者复信、写亲笔信(对那种三言两语的、“应付差事”的铅印退稿信，我一向不苟同)。有时在家里写信，写得还较长。对来稿、退稿力求提点具体、中肯、切实的看法和意见。文章确定刊用和待编发的，也争取通知作者。这样一来，虽增加了工作量，但却带来了明显的收获维护了大众日报社的信誉，逐步扩大了稿源，团结了一批作者。到《青年记者》复刊一年，光我结识、书信往来，为本刊常来稿的骨干作者，就有20名。“以文会友”，推动了个人的进步，促进了刊物质量的提高，颇感慰藉。在《青年记者》7年的编辑过程中(在这之前，已做过内部刊物《业务研究》的编辑工作6年)，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即：一名合格的编辑=水平+经验+责任感和事业心，而最重要的是后两点。如果不热爱新闻事业，不认真踏实地工作，那么，学识水平的提高，业务能力的进步，工作的成功和实绩，这一切都谈不上!三似水流年。转眼间，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离职休养已逾15个年头了。这些年来，目睹大众日报社党委带领广大职工在竞争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已经组建了大众报业集团；几次的内部综合改革的成果，我们离退休老人也都享受了。每谈及此，我就不禁从心底进发出感念之情。《青年记者》杂志，在党委的领导、关怀下，也锐意改革，不断创新。办刊宗旨、编辑方针更加明确，读者(市场)定位日益准确，坚持权威性、贴近性、可读性、装帧、印刷不断创新……影响力在国内新闻专业期刊中位于前列。特别是《青年记者》编辑部已经承办了全国七届“记者论坛”、十三届“山东省业余记者十佳暨山东省优秀业余记者评选”等，在省内外颇有影响。近一两年，为了贯彻执行集团党委的指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整合后《青年记者》的人力、经营发展优势(新闻研究所与青年记者编辑部整合)，更毅然决然地将《青年记者》改为旬刊。分别为传媒文化版，承担倡导先进传媒文化的道义和责任；传媒从业版，打造“传媒从业实用手册”；创办传媒《今参考》文摘版，提供国内成长阶层的知识读本。这一创举，形成了杂志立体开放的发展格局，受到业内人士和读者的好评。事是人办的，《青年记者》之所以在报刊业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有一支素质高的编辑队伍。经管人员少，可都具有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爱岗敬业，既甘于默默无闻的编辑岗位，又关心杂志的经济效益。大家团结协作，“两个”效益都去抓。因而编辑部荣获山东省“青年文明号”的称号，就当之无愧了。新旧交替乃规律，江山代有人才出。我这老人打心眼里佩服这帮年轻有为的新人!由此也足以表明，几经人事更迭，大众日报社的优良传统作风依然，实令人欣慰，激励着我在有生之年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母报和集团主管主办的多种报刊和大众网，并作点奉献。如：拟择机将个人多年来珍藏的较完整的一套《青年记者》(公家保存的没有我的多)和其它新闻专业期刊以及有关资料等，送给集团档案室、图书资料室或新闻研究所、《青年记者》编辑部。“不可一日无此君”。我的案头、床头永远主要是一报(《大众日报》)一刊(《青年记者》)，它们必将伴我走向人生的终点。祝《青年记者》愈办愈好，大众报业集团各项事业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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