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巴西宇航员2006年将搭乘俄罗斯火箭飞往太空_新浪军事_新浪网
首位巴西宇航员2006年将搭乘俄罗斯火箭飞往太空
.cn 日 01:02 中国航天信息中心
　　[中国航天网日综合报道]
俄罗斯与巴西10月18日签署了一份协议，2006年俄罗斯火箭将把首位巴西宇航员送入太空，费用为2000万美元。
　　由于美国航天飞机停飞，俄罗斯飞船承担运送人员和物资去往国际空间站的责任，但是俄罗斯可以把额外的位置卖给其他国家和太空旅游者。前一位购买到"联盟"飞船"船票"的是美国企业家兼科学家格雷戈里?奥尔森，他上周安全返回地球。
　　马库斯?庞特斯被选作巴西首位宇航员。他1998年曾在NASA接受训练，准备搭乘航天飞机飞行，他表示将在太空停留10天，而与他同行的两名俄罗斯、美国宇航员有望在轨停留6个月。
　　俄罗斯航天局局长安纳托利o波米诺夫表示，巴西宇航员将于日飞往。目前Pontes已抵达俄罗斯接受飞前训练。
　　巴西总统访问莫斯科期间签署了这份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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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国家能发射载人火箭到达宇宙？有哪些国家已经成功发射无人卫星到宇宙？
美国。发射次数最多的：俄罗斯。火箭技术发展最早的：美国、德国。成功率最高的世界上目前能独立自主发射火箭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中国、法国：中国。失败率最高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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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目前只有问题中国美国俄罗斯………无人卫星就多了
航天火箭发射升空后，火箭的飞行方向是宇航员操作吗？宇航员坐在里面能看到外面吗？从百科上我看到神十飞行速度是7.9公里/秒，那么这么快的速度宇航员能承受的了吗？一般有三位宇航员，那么他们的作息时间又是怎么样的？
飞行员都是经过专门的训练…抗击能力超过常人…
其次…舱中有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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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之父：我国离航天强国还有距离|神九|航天员|载人航天
中国新闻周刊第568期封面
　　再向太空行
　　太空又迎来中国人。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的温柔拥抱，使得以实现载人飞行、空间交会对接为目标的这次行动离最终的成功，又近了一步，也让中国向最终实现建立独立自主的空间站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始于1992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迈步之初并不引人注目。然而，从1999年起，每隔一两年，中国便按计划发射一艘神舟并取得预定成功，从无人、模拟人、单人、多人，直至男女搭配、飞行器与太空实验舱的自动和人工对接，以及长达十余日的太空航行，无论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中国始终有条不紊地在这一领域坚定前行，并逐渐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神九任务的成功完成，显示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全面掌握载人航天三项基本技术的国家，虽然与美俄相比，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20年来中国始终在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制定一个可执行的太空探索计划，也有能力按部就班地完成。
　　梦想有多远，人类就能走多远。站在太空更高处，或者站在未来更远处，人类才会更加深切地反观到，今日艰难探索之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航天步伐应与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同步，20年来，神舟载着中国人的梦想，一步步以日趋自信从容的姿态迈向太空更深处。
　　今日中国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也同样需要这种“问天”精神来推动，这种精神，是自信、宽容和严谨，是对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尊敬，是依靠严格制度保障带来的各个岗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一步一步向着既定目标前行的执著努力。
　　无论是一小步，还是一大步，中国，始终在前行。
　　921工程：载人航天梦开始的地方
　　“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另外，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但主要是钱的问题。”
　　本刊记者/徐方清&& 文/路涛
　　北京时间日17时30分，景海鹏、刘旺和刘洋相继从神舟九号飞船漂浮进天宫一号。三人一起面对镜头摆pose，微笑着挥手致意。
　　在位于北京市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内，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之首的任新民通过电视新闻，分享了他们的喜悦。
　　神九发射前夕，任新民在家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依然精神十足。客厅玻璃柜的最显眼位置，摆放着“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对接模型，这是去年11月对接完成后，神舟系列飞船(从“神六”始)总设计师张柏楠亲自送来的。
　　“神九是载人上天的，航天员也要进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重大突破。不过，这是张柏楠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事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后30年做什么
　　1984年4月，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升空，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中国航天的“三抓”任务宣告完成。
　　“三抓”任务制订于上世纪70年代，是当时的三项重点任务，即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以及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
　　“三抓”任务由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负责(国防科委1982年后改组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分管技术工作。
　　“三抓”任务完成后，张爱萍赋诗称赞其为“一鸣惊人，再鸣震全球，三鸣震寰宇”。
　　也就是在这一年，七机部正式改名为航天工业部。任新民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技委)主任。
　　此时的中国航天人，面临着航天事业向何处去的问题。按任新民的话说，中国航天走过了“没偷懒”的前30年，但还不知道后30年怎么办，干什么，如何干。
　　“当时上级领导对下一步做什么也并不清楚。”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任新民认为，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规划出大的科学工程，使科技人员有用武之地。“有了大型的航天系统工程任务，国外的留学回国人员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反之，来了也留不住。”
　　从世界潮流来看，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1969年7月，美国人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1971年4月，苏联率先发射了载人空间站。
　　中国是搞登月工程还是发展空间站？
　　“我是不赞成当时搞登月的，最主要考虑是上去了能做什么的问题。月球上没有水没有空气，人待不了几个小时就得走。不论是从民用角度还从国防角度考虑，用处都不大。而空间站是围着地球转的，实用性要强很多。”任新民说。
　　日至30日，航天部科技委在河北省秦皇岛召开了一场太空站问题讨论会。会议由任新民主持，约50人与会，对发展载人航天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探讨。这是中国关于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首次会议。
　　会后出版了《太空站讨论会文集》，任新民作序。
　　他写道：“搞太空站和航天飞机是一个大的国策，搞这一事业是需要一笔较大的投资的，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其技术意义、军事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会本利全收的。”
　　航天飞机Vs载人飞船
　　秦皇岛会议之后，《太空站讨论会文集》被送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综合部门负责人手中。
　　连同文集一并报送的，还有由航天部科技情报所翻译的《开拓天疆》。这是同一时期美国太空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出的建议书，阐述了美国50年内的民用航天发展目标。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任新民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他关于载人航天的规划框架设想。时任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在多个场合听到任新民强调：“好事多谋。我们先下下毛毛雨，这种大型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
　　秦皇岛会议的“毛毛雨”之后一年，中国于1986年启动了简称为“863计划”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其中，航天技术列入七大领域中的第二领域，两大主题项目都与载人航天紧密相关：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
　　1987年，由国防科工委牵头组建了“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和主题项目专家组，对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
　　是年4月，专家组发布《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招标通知。航天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的60多家科研单位参加了这场大论证。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各竞标单位提出了11种技术方案。专家组筛选出6种方案，其中5种都是航天飞机方案，只有一种是飞船方案。
　　1988年7月，专家组在哈尔滨召开了评议会，选取了5种，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和飞船方案以非常接近的得分，双双胜出。
　　此后，这两种方案的论证人员展开了长达3年的学术争论。
　　任新民最初也倾向于搞航天飞机。他认为，载人飞船是前苏联在五六十年代搞出来的技术，如果中国此时再搞，已经落后了近30年。而当时美国的航天飞机已进行了多次成功飞行，较之飞船，航天飞机具有可以重复发射和运载量大等多项优势。
　　但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探讨后，任新民开始倾向于搞飞船。“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另外，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但主要是钱的问题。”任新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美国有4架航天飞机，飞行一次就得花4亿到5亿美元。俄罗斯的航天飞机中途夭折，也主要是因为缺钱。
　　1989年，航空航天工业部(1988年航天部与航空部合并后组建)召开了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的比较论证会。会议由时任科技委副主任的庄逢甘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航空航天部内部开始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载人飞船起步。
　　向总理汇报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
　　与此同时，航空航天部的19名专家组成了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负责人是钱振业，他也是“863计划”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主题项目组的组长。
　　日上午，航空航天部的一部专用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来的，通知说：3月15日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
　　任新民深知，这次汇报关系到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他琢磨，要在一个半小时内把问题讲清楚，“这样能给总理留点时间讲讲”。
　　第二天下午，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钱振业准时进入位于中南海的国务院某会议厅。两人刚刚落座，李鹏就出现在会议厅的门口。
　　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共就4个人：李鹏及其秘书，他和钱振业。
　　任新民和钱振业按照几经修改和斟酌的汇报提纲，详细讲述了中国载人航天为何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并分析了中国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条件。“载人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跨越，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任新民汇报道。
　　李鹏在听取汇报中不时插话询问，听完后他表示，虽然资金上有困难，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他指出，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
　　根据这次汇报，航空航天部随即整理出了《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报批件，上报中共和国家领导人。
　　5天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航空航天部转来了批示后的报批件，上面留下了刘华清、李鹏的先后批示以及江泽民的圈阅。
　　任新民至今还能记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示的一句话：“当前财政实在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出点也得干！”
　　中央批示之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和立项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4月初，航空航天部的联合论证组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1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
　　日，李鹏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5次会议，专门研究中国载人航天问题。
　　中央专委会的前身是1962年为领导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而成立的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是第一任主任。八九十年代，中央成立了领导重大航天项目的专门委员会，李鹏担任主任。
　　这是第一次，中国载人航天问题被正式摆上中南海的会议桌。
　　任新民受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特意将一个1：10的飞船模型带到了会场，结合模型做了简明扼要的讲解和演示。
　　会议纪要显示，会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评审组中的争议
　　会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随即成立了由200余名专家组成的载人航天领导小组，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出任主任。
　　领导小组下面分设两个组：一个是技术经济论证组，即工程论证组，组长是王永志；另一个是专家评审组，组长是任新民。
　　专家评审组由全院士组成。除任新民外，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包括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虽然任新民牵头做过的重大项目难以计数，但这个组长格外不好当。
　　时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老专家的工作并不好做，很多人都是留美博士，技术上都有自己的一套，都是武林高手，有的专家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要让这些'武林高手’就评审报告统一意见谈何容易。”
　　是搞三舱方案还是两舱方案？是先上一个航天员还是两个航天员？飞船是水平发射还是垂直发射？专家们各执己见。有专家提出，在评审意见中要写明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单独签名。
　　任新民心里清楚，如果评审报告都形不成统一意见，中央专委会又怎么会批准立项呢？
　　一次评审会上，争论非常激烈。见此，任新民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除了剖析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对于中国航天和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外，还现身说法：“有些问题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为了大局也只好放弃。”
　　他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我们航天部所在的驻地阜成路8号出发去天安门，经公主坟，经木樨地，经西四都是可以到达天安门的。但最怕的就是坐在阜成路8号争来吵去，而不动身；或者按一条路线走一段又改变主意，回原地再争论，又另选路线，时间都耽误了，却到达不了目的地。只要确定一条路线，齐心协力走下去，总可以到达目的地。我们搞技术工作，搞航天型号研制，也是这个道理。”
　　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打动了现场很多人。
　　评审大会召开前，任新民又去了几个意见较多、态度较激烈的专家处走访，做工作。
　　最终，方案论证报告和相应的评审报告按计划向中央专委会上报。航空航天部一位领导事后曾说：“如果没有任老总的主持和坐镇，评审报告很难统一。”
　　三步走计划
　　日，李鹏主持中央专委会第7次会议，听取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联合组成的论证、评审组的汇报。
　　按照李鹏的要求，每个到会的专委会成员都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名，缺席的也被要求补上。
　　8月25日，中央专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请示》建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实现载人航天飞行。
　　实际的步伐比这个计划晚了一年。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载着杨利伟完成了中国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第二步，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出舱活动，发射了一个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
　　2011年9月，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升空。
　　第三步，研制、发射、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应用问题。
　　如今，这一步计划已有了时间表，将于2020年前后完成。
　　谭邦治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方案中的轨道舱留轨这一创意来自于任新民的建议。任新民在研究前苏联“联盟号”飞船的结构示意图时发现，“联盟号”飞船把轨道舱作为垃圾留在太空，非常可惜。
　　国外的载人飞船通常只有返回舱才配备太阳能帆板，任新民建议，为轨道舱加装一对帆板。在返回舱着陆后，轨道舱可以靠这对帆板提供的能源围绕近地轨道运行半年，堪称加强版的对地观测卫星。
　　两对帆板在太空展开后，飞船看起来像一只蜻蜓，这成为中国载人飞船的一大特色。200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现场观看了“神舟四号”飞船的发射后，对任新民说：“看来你坚持轨道舱留轨是正确的。”
　　日，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中南海勤政殿里，中共中央第195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召开，听取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的汇报，讨论审议中央专委会《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会议批准了这一请示，并做出了一个让航天人深受鼓舞的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
　　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按照中国多数重大科技工程的惯例，载人航天工程也因为立项这一天是9月21日，获得了代号：921工程。
戚发轫：中国离航天强国还有距离
　　戚发轫：
　　路得一步一步走，我肯定支持登月
　　探索宇宙，就是想解决资源枯竭的问题，要让今后的人们吃上饭。我们不能只管当代，要看到三代、五代以后的事情
　　本刊记者/钱炜
　　6月16日18时37分，神舟九号飞天成功。戚发轫悄然起身离开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身后，是人声鼎沸的现场；面前，是万众欢腾的国家。这位79岁的“中国载人航天之父”迎着夕阳赶回自己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楼，是这位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工作了44年的地方，此刻，这座建筑在暮色之中更显宁静。
　　“咱们就不要谈那些'花边新闻’了，”满头银发的戚发轫开场便说，“纠缠于技术细节也没有意义，搞不好还让别人偷学了去。”从1992年“921工程”正式启动算起，神九的发射成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20年的一次检阅。就在“神九”飞天的第一时间，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第一次运载火箭升空、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戚发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一次沉静的思考——这就是他的庆祝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神九发射成功了，看得出你很高兴？
　　戚发轫：的确很高兴。不过，现在只是运载火箭发射的成功，接下来还有自动和手动两次对接；对接成功以后，航天员还要在里面呆十几天；最终还要看能否顺利回收。所以，发射仅仅是个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时，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航天大国。那么时至今日，中国有没有发展成为航天强国？
　　戚发轫：说航天大国没有问题，但离航天强国还有距离。这些年，整个世界都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更快一些，但还是没有超过别人。
　　要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航天强国，有3个主要标志。
　　首先，是进入太空的能力，即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运载火箭，可以把多重的物体送到太空。中国的火箭目前可以把10吨的物体送到近地轨道，把5吨的物体送到地球同步轨道，如果要进行空间站计划、把探测器送上月球并返回，这种运载能力就不够了，需要研制更大型的火箭。然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25吨级的火箭，其他几个主要的航天国家都有了，但我国还没有，目前正在建造，并在海南新建了一个发射基地。
　　其次，是利用太空的能力。不仅要有把物体送到太空的能力，还要有利用这些物体获取太空中资源的能力，例如延长航天器的使用寿命、迅速发射卫星组成不同功能的星座系统的能力。这就要建立连续不断、稳定工作的空间设施。
　　最后，是控制太空的能力。航天器在太空中要防备可能的干扰和破坏，因此要拥有防止航天器被干扰破坏的控制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你如何评价中国的载人航天战略？
　　戚发轫：中国很早就有人提出要发展载人航天，但受到国家财力、物力的限制，(对这个计划的考虑)有所反复。1971年，我们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不久，就提出要搞载人航天，当时叫曙光一号飞船。但那时，中国在经济力量、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受到限制，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卫星，这个工程就暂时下马了。
　　1986年，在4位科学家的倡议下，863计划启动。当时，863计划的第二大领域就是载人航天。经过5年论证，做好了前期准备。1992年，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即“921工程”)就正式上马了。
　　载人飞船只是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先后发射飞船上天。但由于都处在冷战思维，送航天员上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并没有想清楚，走了一些弯路。我们在立项的时候，把美苏走过的路都总结了一遍，就认识到，建载人飞船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往返于天地的运输工具。因此，我们设计的飞船功能很齐全，不像苏联当初那么简单。在可见的将来，我们要用飞船来建空间站，至于未来再做什么，是登月还是去火星，目前还没定。
　　总的来说，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走得很顺利，速度也很快，没有大的反复。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航天领域在取得这么多成就的情况下，还有哪些亟待加强的环节？
　　戚发轫：中国航天的未来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虽然中国目前在航天技术、体制和管理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我们早已迈出解决问题的步伐。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我国在航空航天方面对制造工艺的关注不够。我们现在与国外先进水平有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造工艺差距较大，制约了前进的步伐。此外还有材料问题。
　　举个例子，航天器的制造问题，主要在加工工艺方面。神舟飞船最早采用氢弧焊，焊接变形很厉害，通过技术攻关，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后来，焊接部件越来越厚，如空间实验室的零部件，氢弧焊不能把接缝焊透，就采用了一种名叫变频等离子焊的技术来焊接，可以无变形地把较厚的部件焊透。下一步要研制空间站、节点舱，可能需要焊接更厚的部件，因此新的问题又来了：是继续改进现有技术，还是采用新型焊接技术呢？这样的问题都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到2020年中国的空间站建立之后，下一步怎么走？
　　戚发轫：我是研究载人的，所以我肯定支持登月。对此，有人反对，觉得美国人已经去过了，我们还有必要去吗？我认为，我们没去过，当然要去一次。还有人认为应当直接去火星。我觉得，路得一步一步走，离地球38万公里远的地方还没去，又如何能去4亿公里以外的地方呢？中国的下一步究竟是“跨大步”还是“跨小步”，还需要大家充分讨论。
　　863计划启动时，4位专家曾说了几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谁能够准确判断当前世界发展的动向，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占有优势；高新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得自己做，要花时间、花力气；只有大项目才能凝聚人才，锻炼人才。我认为这几句话说在了点子上，这些认识对于我们航天领域下一步怎么走，仍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以来，中国在航天领域动作频繁，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共进行了近70次发射，有人觉得发射密度太高了，你如何看？这么频繁的发射，会不会有风险？
　　戚发轫：火箭发射活动反映的是一个国家进入太空的能力，而进入太空是利用太空和控制太空的前提。中国现在实际上还远远不够。比如我们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按计划得有36颗卫星，现在只发射了十几颗。俄罗斯与美国这么多年来的发射次数加起来已经有近6000次，而我国只有160次左右，相比起来，我们的发射次数并不算多。
　　从概率来讲，发射次数越多，出事的几率越大，这是必然的。但中国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中国新闻周刊：有数据表明，向太空运送1公斤货物的成本高达几万美元。航天领域的项目投资巨大，却往往并不能很快见到收益。因此有人认为，与其探索虚无缥缈的太空，还不如把钱拿来用于改善民生。对此你怎么看？
　　戚发轫：人对宇宙的认识知之甚少。探索太空，是全人类的理想，我们中国人就不应当追求吗？
　　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地球资源已日益枯竭，各国都上天、入地、下海寻找资源。太空里的资源很多，你不去探寻，就被别人拿去了。探索宇宙，就是想解决资源枯竭的问题，要让今后的人们吃上饭。我们不能只管当代，要看到三代、五代以后的事情。
中国一大步
　　在神九各项任务完成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全面掌握载人航天三项基本技术的国家，为建造独立自主的空间站奠定了基础，但中国与美、俄等航天强国之间还有明显差距。美国在实现载人航天商业化的同时，其航天事业重新找到发展方向
　　本刊记者/钱炜
　　2008年奥运开幕式的那个夜晚，北京的天空出现了29个“大脚印”，很多人看后都说感到震惊。其实，那只是一场别出心裁的焰火表演。然而，在更加高远的太空，中国人留下了更为坚实的足迹：始于1992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迈步之初并不引人注目，时至今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首次实现女航天员“飞天”，并按计划与天宫一号实现自动和人工交会对接，中国航天事业20年间迈出的这“第N步”，才真正开始让世界震惊。
　　新“太空竞赛”？
　　就在神九发射之前，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太空能力：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的白皮书，这份报告得出结论：中国的太空开发计划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正在开始走向太空强国之路。
　　“这次发射完成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全面掌握载人航天三项基本技术的国家，从而为2020年建造独立自主的空间站奠定了基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庞之浩表示。他所说的“三项基本技术”包括载人天地往返技术、航天员空间出舱活动技术和交会对接技术。然而他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两次成功还不代表成熟，在载人航天领域，无论在三项基本技术方面，还是在未来空间站的建造规模方面，中国与美、俄还有明显的差距。美、俄两国现已经研制可重复使用、运载量大、用途广泛的新型飞船，并把载人航天的目标瞄准了月球、小行星和火星。”
　　国际太空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太空领域目前所取得的成果与美国和前苏联的主要成就相比，还落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中国稳妥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和前苏联早期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部副教授艾立信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在最新的博客中说，苏联当时出于政治考量，为了创造太空奇迹而在安全问题上选择走捷径，而中国目前按照自己设定的期限和时间表完成工作，并着眼于未来的长远目标。而且，中国有支持长期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前苏联所无法相比的。
　　实际上，中国航天事业近年的发展开始让一些美国人担心，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将和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类似，因而中美之间的“太空竞赛”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太空竞赛’的说法夸大其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杰。汉伯格分析认为，中国航天项目和平发展的目标应该与上世纪60年代末“阿波罗计划”结束之后美国、欧洲、苏联等国的情况类似。人类对太空的开发将越来越国际化，随着中国航天技术与能力的提高，也终将融入到与各国的合作之中。
　　合作与竞争
　　由于美国一些人仍存有冷战思维，以及美国对高技术，特别是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有严格的控制措施和审批程序，因而中美在航天领域的合作是极其有限的。
　　杰弗瑞。曼波是私营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NanoRacks的首席执行官，他一直提倡中美之间在航天技术领域的合作。曼波认为，与中国的合作，将来能够减少美国对俄罗斯在运送航天员到空间站方面的依赖。中国的加入，能够让美国获得另一个航天领域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曼波说，“这个星球上并非只需要政治把戏，更需要解决空间开发领域的实质性问题。”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国际空间领域的合作持开放态度。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白皮书就指出：虽然中国的航天技术还不如美国和主要太空强国发达，但中国相对的进步非常明显。它特别警告，中国通过加强军事系统的能力，可使美国的空间体系在冲突中被打乱或者击溃，从而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分析说，在美国的太空优势继续发展的同时，其太空资产也变得越来越脆弱，如果其中的几颗关键卫星被破坏，就可能导致美国军事指挥和情报系统以及民用基础设施受到瘫痪性的打击。
　　根据忧思科学家联盟2008年的一项报告，现在太空轨道上有近900颗卫星在运行，其中美国拥有400多颗；2007年全球卫星的商业活动合起来为世界经济增加了1230亿美元，美国所有军事部门都在运用太空这个制高点，通过军用和民用卫星来获得情报、监视、侦察、导航和通讯等能力。美国军方至少有83颗专用卫星，并掌控着更多的非专用卫星用于导航和地球观测等目的。
　　然而，中国在2007年1月成功试验了反卫星武器，俄罗斯也有反卫星能力。面对其他国家反卫星技术的发展，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曾表示，美国卫星已经陷入“空前的软弱无力状态”。
　　登月：梦想与“怀旧”
　　“中国比美国的优势之处在于，中国有能力制定计划并且坚持按照计划行动。”美国太空问题专栏作家马克。惠廷顿说，“美国在执行太空发展项目时反复无常，一些项目在未完成的情况下即被叫停，又开始新的项目，耗尽了美国自阿波罗计划以来所拥有的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力。”
　　在人类实现历史上的第一次登月以后，阿波罗计划结束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两国的太空竞赛。马克。惠廷顿认为，阿波罗登月行动显示了美国在技术上的优势，具有持久和切实的利益。
　　登月，同样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未来目标，而对于是否再次返回月球，成了美国航天发展策略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今年2月，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密歇根州的一次演讲时说，“就算在美国人重新登月之前，中国把自己的航天员送上月球，那也算不上什么。”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前局长麦克。格里芬现在是罗姆尼的太空政策顾问。他却对阿波罗计划分外“怀旧”。“阿波罗时代美苏太空竞赛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航天试验，但是在美国赢得了这场竞赛以后，太空领域的支持体系也崩塌了。”格里芬说，他希望能够重新得到稳定的资金支持，用于实现许多重要的目标，“包括重返月球，不论中国做不做得到这一点。”
　　实际上，在小布什时期， NASA曾提出“星座计划”，拟建造新的载人飞船以取代航天飞机，并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奥巴马上台后，认为这项计划耗资过大且费时过长，便放弃了。今后，NASA主要的任务是进行深空探测，研制火星探索飞船等，而向空间站运送物资和接送宇航员的载人航天工程将主要由私企承担。
　　“如果不能够搞清楚自己在太空领域要做什么，并且付诸行动，那么美国会面临失去优势的风险。”看到中国成功完成神九的发射任务，马克。惠廷顿说，“中国把空间开发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并且按照既定的步骤逐渐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到本世纪后期，人们将会看到，中国人能够实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本刊记者安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女航天员选拔标准
　　“神女”出更
　　随着神舟九号发射成功，刘洋正式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性，也使全球57名女性组成的女航天员队伍中，有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批优秀的中国女飞行员队伍，以及十数年的艰苦训练，成就了这次举国瞩目的飞天之旅
　　本刊记者/刘炎迅
　　6月15日，神舟九号飞船预定驶向太空的前一天，空军指挥学院大校军官萧邦振在北京空军指挥学校内对《中国新闻周刊》笑言：“不是我眼光好，而是她们确实优秀。”
　　2009年，萧邦振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第一批至第七批女飞行员的书，名为《飞上天的花儿》，在第七批飞行员中，他选择了两个人：刘洋和王亚平。
　　三年后，这两位第七批女飞行员的代表，恰好正是中国的第一批两名女宇航员，而第一批女宇航员候选名单的15位成员，也全部来自第七批女飞行员。
　　6月16日18时37分，随着神舟九号发射成功，刘洋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也在全球57位女性组成的女航天员队伍中添上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年
　　第七批女飞行员几乎全部出生于1978年。在一篇自述里，刘洋这样定义自己出生的年份：“我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年。”
　　这批女飞行员，是中国空军在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三批女飞行员，也是第一批清一色独生女的飞行员。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在选择成为飞行员时，仅是一时心动。
　　刘洋也不例外。
　　1997年，她在准备高考时听了一场航空公司的招飞动员报告，该公司列出了优厚的工作待遇和极期苛刻的条件，在中国读完大学后还会由公司送到澳洲接受培训。刘洋十分神往。无奈，这家航空公司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她有点不服气：“凭什么认为女的就不行！”
　　没多久，空军招收第七批女飞行员的消息传来，由于刘洋的身高、视力等都初步符合条件，刘洋的班主任立即帮她报了名。空军女飞行员每隔八年才招收一次，其选择标准较航空公司也更加严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飞局济南选拔中心(以下简称济空中心)负责这次招飞工作中山东和河南地区的选拔。6月12日，计划科科长连毅飞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济空1997年山东省女生心理选拔测试》分数登记表，刘洋和王亚平两人的总评一栏都是：“优秀”。
　　时隔15年，当年的济空中心主任、全程参与招飞工作的程学哲还对刘洋和王亚平二人印象深刻。
　　程学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飞行员的体检极其严格，包括眼科、外科、耳鼻喉科、内科、血压、心脏等主要几项。此外，由于飞机驾驶舱空间有限，对身高和体重也要进行筛选。一些平常感觉不到的问题，都可能会对飞行任务的执行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比如耳鼻喉，在高速飞行的高空，机舱内会产生巨大的重力压迫，会对耳鼻产生很大的承受力。”
　　初选的一万名学生，第一轮筛选后，只留下一千名左右，其中，女生只有200名。1997年春天，他们汇集在济南接受第二轮筛选，共有136至141个项目，除了对此前的项目复查外，还增加了心电图、脑电图、转椅测试、心理测试、飞行模拟器操作测试等。
　　程学哲介绍，这一轮其实是与飞行员相关素质的测试，也称为职业选拔，要测试年轻人的心理素质、复杂情况快速判断的能力、双手协调能力、抗眩晕力、模仿能力以及瞬间记忆能力等。
　　程学哲还清晰地记得，那次心理检测分两组，一组是动作操练，一组是面试，满分均为6分，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在4分左右，好一点的有一个6分，或者两个5分，而刘洋和王亚平都是双6。这也是程学哲印象深刻的原因，“得双6的孩子很少很少”。
　　测试现场的王亚平黑黑瘦瘦，程学哲听说她会武术，就笑着对她说：“耍耍看嘛，别光说不练。”王亚平不含糊，当即作了几个武术动作，有板有眼，动作麻利，人显得很泼辣；刘洋则“走起路来就像个小运动员，脚尖一踮一踮的，敏捷、灵活”。
　　体检考官的那些老飞行员当时评价说，这批孩子中有七八个颇具灵气，“能飞出来”，在空军中，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其中就有刘洋和王亚平”。
　　在这一轮筛选中，1000人里通过的约有400人。
　　1997年高考结束，文化课成绩达标的通过第二轮筛选的学生，还要接受第三次体检。这次体检之后，济空中心的正式录取结果是：13人。
　　刘洋和王亚平，正在其中。
　　开学后，程学哲还特地去了一次飞行学校看这批孩子，当时看到刘洋和王亚平腰杆笔直地站在队列里，“已经有点军人的模样了”。
　　航校里的“文艺女青年”
　　第七批女飞行员共有37名学员，全部在长春飞行学院学习，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航空大学里的飞行员训练不分性别。除了要学习和其他大学一样的文化课程，航空大学为训练飞行员，还设置有军事课，包括理论、技能、战术、野外综合训练、实弹射击、器械体操等。军体课平均每周要上三至五次，这些此前柔弱的女生，从此要练习引体向上、旋梯、固定滚轮、单杠、篮球……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她们从一名普通青年，转变为军人、飞行员。”第七批女飞行学员当年的队长王贵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贵全还记得，王亚平的长项是中长跑，有一次与男学员一起训练，得了女生第一、全体第三名的好成绩。老师们对她的评价是，“朴实、能吃苦。”
　　王亚平还有个特点让当年的老师们赞叹不已。
　　“同学里谁生了病，王亚平总会第一个过去倒上一杯开水，”第七批女飞行员的教导员张春说，“她总是乐呵呵的，让人感到轻松。”王亚平因此被选入学校的“精神委员会”。
　　刘洋的高考成绩在37名学员里排在前5名，于是，她在入学之初就当了三班的代理班长。张春印象中，刘洋的外语成绩特别好，经常帮助其他同学补习外语，大家都叫她“小教员”。
　　入学一个月后，刘洋就“升官”了，从代理班长升为学校军人委员会的主任，原因是，“这个孩子特别爱思考，经常提些合理化建议，说话也很有条理，很稳重。”
　　刘洋也有短板。她的身体素质并不拔尖，后来刘洋自己也说过：“飞行员是一个精神、意志、脑力和体力并重的职业……与同期入伍的体育生相比，我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这也使得刘洋对最初的航校生活感到迷茫。“到处都是规矩、纪律，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一不小心就得受到批评，每天的生活单调而枯燥，周而复始一成不变……齐步，正步，跑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为了一个摆臂，在烈日下一站几个钟头，奔跑、跳跃、单杠、吊环，累到手发软，腿发抖，冬天一身冰霜，夏天满身泥汗，手上的茧子掉了又起，起了又掉，这就是我曾经千百次设想过的军校吗？”
　　刘洋将这些想法写信给她的朋友。得到的回复是：“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羡慕你吗？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座玫瑰园，当我们还在苦苦寻找自己的玫瑰园时，你却早早地拥了一片沃土。你只需努力浇灌它就能满园芬芳……快打开那扇遮住你双眼的窗户吧！”
　　友人的来信给了刘洋莫大的鼓励，她开始努力改变自己并接受军营的生活。“我不吝惜用汗水浸湿跑道，在每一次气喘如牛、步履踉跄时，都咬紧牙关决不放弃。在每一个酷暑的傍晚，在每一个寒冬的清晨，我一圈一圈地奔跑，决不放弃哪怕半米的距离，我努力去理解这苛刻而单调生活的内涵，慢慢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并渐渐爱上了这身绿色的军装……”后来，在航校组织的英语演讲比赛中，刘洋把这些感受写成文章，题目就是《寻找生命中的玫瑰园》。
　　事实上，刘洋最初的迷茫没有经历多久，以至于他们当年的军事教员龚恩洪如今回忆起来，对刘洋的印象只有“能吃苦”“闷头练”。
　　在业余时间里，刘洋还是个“文艺女青年”，她喜爱阅读、写文章，还爱看书法书。
　　若说第七批女飞员与之前几批最大的不同，就是她们都很活泼，不时还会有些调皮的点子。比如，为了调剂单调的军营生活，她们每周末会在宿舍里举办自己的时装秀，宿舍走道就是她们的T台，观众就是自己，一群梳着短发假小子，你穿我的裙子，我穿你的大衣，春夏秋冬，四季交错，都利用这段难得的自由时光尽情地释放平时被约束的个性。突然，“观众”们齐声拍手大笑起来，原来，一个模特身穿摩登的小短裙，脚上却还套着一双黄胶鞋。
　　这一批37名女学员中，2001年毕业时，“飞出来22人”，王贵全说，这些孩子到了部队后，大多成为飞行班组的机长，“机长需要全盘统筹，责任重大。”
　　危机四伏的飞行生活
　　2008年，萧邦振受解放军出版社委托，撰写一本讲述中国前七批女飞行员故事的书籍。他开始四处采访，每批女飞行员选择两位代表人物，到了第七批，他决定去武汉，“北京和武汉是女飞行员比较集中的地方”。
　　驻扎在武汉的某师航空兵部队，出过好几个将军，他们有意识培养优秀运输机飞行员，刘洋和王亚平都在这个师的某运输团担任飞行中队长。
　　萧邦振还记得，2008年9月的一天，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为他介绍刘洋。刘洋穿着一身蓝色短袖飞行服，第一眼看上去，黑瘦，苗条。刘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萧邦振与她开玩笑：“你这么瘦小，能把那么大的运输机开上天吗？”
　　如今回忆起来，萧邦振的印象是，“这个孩子很实在，不说虚的。”
　　在武汉部队里，刘洋、王亚平这些女飞行员，经过两年改装飞行训练，驾驶技术不断成熟。第七批女飞行员学习的是运输机驾驶，驾驶运输机，考验的是机组成员的耐力，一次普通的飞行要七八个小时，没有好的身体，扛不下来。
　　部队距离武汉市区很远，年轻的姑娘们每周只能周末坐班车进城，平日飞行任务都很重，连谈恋爱都没时间，很多女飞行员都是和男飞行员结婚。刘洋和王亚平也不例外。
　　但她们还是想办法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刘洋和王亚平都参加了女飞行员乐队，她们把上学时刻苦训练的劲头，也用在了学习乐器上。刘洋是黑管手，常常为了练习吐音，被哨片划破舌头；大镲手陈宇为了对鼓点，手都磨破了皮；圆号手李国菡，每次练习完嘴唇上刻下了深深的号印……这支被姑娘们戏称为“方便面速成班”的乐队，只用了一个月，就从连音都吹不响变成能娴熟地演奏乐曲的乐队，连老师都惊叹她们的学习速度。
　　真正的飞行，往往危机四伏。
　　进入部队两年后的一次昼间仪表飞行训练时，刘洋刚驾驶飞机离开地面，“收起落架”的命令刚刚说完，只听“砰”一声巨响，飞机随之巨烈的抖动，一股烧焦的味道顿时充满了机舱，仪表显示，一侧发动机推力下降，排气温度上升。
　　刘洋断定：发生了鸟撞。她迅速向指挥员报告，并在两分钟内就完成了紧急迫降。
　　事后检查才知道，飞机撞到了21只鸽子，右发动机的涡轮叶片被打折了两根，进气道已经被死鸽子堵塞了四分之三，左发动机的起落架舱被撞出一个大坑。要不是应对冷静，处置得当，随时会机毁人亡。
　　“离地三尺有危险……每一次起飞升空，每一次返航着落，都是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涅。”刘洋说。
　　她们日常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为干旱地区实施人工降雨。这项工作也充满了危险。正常飞机飞行，都会避开云层，而她们，却偏偏要驾机穿进云层。云中乱流多，剧烈而突然的颠簸，不断考验着这些女飞行员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力。
　　更关键的是，每次她们都得将飞机爬升到温度0度线高度，才能最大限度降下雨来，而这个高度，也正是飞机最容易结冰的危险高度，机翼两侧的冰霜愈厚，爬升速度越慢，操控性也愈差。
　　但每次看到久旱之地逢甘霖，刘洋就很开心。在一篇发表在《空军报》的文章中，她写道：“我们就是劈天的利斧，在每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昂扬地出征，勇敢地劈开乌云的藩篱，将禁锢的雨水痛快淋漓地洒向干涸的大地。……哗啦啦，哗啦啦，天空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哗啦啦，哗啦啦，酣畅的雨水中大地展露了欢颜。”
　　成为航天员
　　刘洋是个感性的人，“常常会被轰鸣的发动机震撼到热泪盈眶。”在她家里，墙上挂着她穿着白色航天服的画像，还有一个趣味横生的吊篮椅子，坐在上面，摇来晃去，刘洋那一刻就像一个普通的女孩。
　　据《解放军报》报道，航天员杨利伟曾到她家串门，本来认为刘洋很内向，没想到她一开口活泼流畅、非常开朗，这才知道她在飞行部队就经常当业余主持人、参加演讲比赛。后来到她家里看看，挺意外。大多数飞行员家里都很简单，但她家特别有生活气息，看得出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2009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在全国的女飞行员中选拔女航天员。
　　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说：“刘洋所有项目都是一次通过，心理测试成绩也排名第一，综合素质好，没有明显短板。另外，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也让人印象深刻，有灵气，善于沟通。”
　　杨利伟也参与了面试，他记得一个细节：“当时，我们在他们部队进行面试的时候，有个环节是考英语口语。我们先面试的是另一个女飞行员。当面试刘洋的时候，没想到，她很坦然地对我们考官说，先面试的那个飞行员已经和她讲了要问的一些口语题目，请出新的题目。这一刻，我顿时感到了她的诚实和可爱。她认为战友互相之间竞争是良性的，诚实是第一位的。”
　　教练员黄伟芬说，在航天员中心，刘洋也是各种娱乐活动的主持人；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观烈士陵园，她还把看到胡杨、戈壁之后的感言朗诵给大家听；在训练场上，她关注每一个细节和动作，善于同教员和同伴交流，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打破砂锅问到底。“记得有一次我们演练一个故障的时候，和手册写得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她马上来问我，把相关的内容也问了一遍。”
　　中国航天员选拔前后有四轮考测筛选，分别是档案选拔，临床选拔，接着是航天特殊环境因素下的生理功能选拔，第四轮是家族病史调查。在1500名候选飞行员中，最后通过四轮严格筛选的预备航天员只有不到20名。在这几轮选拔中，刘洋和王亚平脱颖而出。
　　本来，按照杨利伟的建议，女航天员的筛选条件还有“必须已婚”，“生育过的优先”，但进入最后一轮选拔的6名女航天员候选人中，包括刘洋在内有5人尚未生育。
　　杨利伟后来评论说，这体现了军人的奉献，三十多岁正是飞行技能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如果生育，至少会停飞两三年，必然会影响飞行事业。
　　2010年5月，刘洋、王亚平同5位新入选的男航天员一道，走进了位于北京西北郊的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
　　航天员的训练远比飞行员的训练更为严苛。比如，转椅训练，飞行员只需持续4分钟，而航天员需持续15分钟。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刘洋说：“5分钟好像是我的极限点。听到4分钟报时，我突然浑身冒汗，像晕车一样说不出的恶心，但我不能吐，更不能喊停。教员说过不行了就喊停，但从第一批航天员到我们这批航天员，没有人中途停过。因为身体对转椅会有一种条件反应式的记忆，如果你第一次呕吐或停止，下一次就很难坚持了。”她说，“我只好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幻想自己站在美丽的海边，看夕阳，看浪花。第一次挺了过去，第二次好多了，后来就一次比一次顺利了。”
　　坚持，是刘洋的法宝。她说，每当她支持不住了，就想着，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在不断的坚持中，她从最初在某些项目只能达到三级、二级标准，一跃达到全部体质指标测试的一级水平。
　　2012年3月，刘洋正式入选神舟九号飞乘组。尽管王亚平只是作为神舟九号任务的备选航天员，最终未能进入太空，但正如杨利伟所说，她的优秀依旧得到大家的认可。
　　作为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将在太空生活13天，并且，也是第一批进入天宫一号工作的航天员。6月19日这天，神舟9号顺利与天空一号完成对接后，刘洋还调皮地玩起了“自拍”。
　　河南老家的刘洋父母，几乎每天都守在电视前看新闻，母亲看到这一幕，抱着女儿照片，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听说太空里很无聊，她可以看书、听歌，我就想起她小时候来了。”&
　　(本刊记者王臣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中国空军政治部宣传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刘凯、孙妍菲对本文的大力协助)
日本女宇航员：当母亲与上太空同样重要
　　当母亲与上太空，同样重要
　　——专访日本女宇航员山崎直子
　　希望刘洋在执行太空任务之余，也尽可能享受这难得的“太空时间”，并尽可能与所有中国人分享这一特殊时刻
　　本刊记者/孙冉(发自东京)
　　日，日本女宇航员山崎直子乘坐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了为期15天的太空任务。返回地球后，她成了日本万众瞩目的明星。此时，山崎直子正值40岁，大可继续挑战太空之旅。然而，她却在1年后，以怀孕为由离开了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回家做起了家庭主妇。&
　　6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东京附近的古镇镰仓，见到了这位昔日的宇航员。这几天她一直从网上追看正在太空的中国宇航员。
　　11年与15天
　　日本从1985年开始培养本土宇航员，至今仅不过10人，其中有两名女宇航员。第一位日本女宇航员向井千秋，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前往太空执行任务，如今在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担任要职。山崎直子是第二位。
　　向井千秋本是学医出身，在日本宇宙开拓时期偶然进入了宇航员队伍。山崎直子则不然。生于1970年代的山崎，成长于以美苏为首的宇宙开发的繁盛时期，从少女时代起，她就萌生了宇宙梦，并通过多年努力，一步步搭筑起了梦想实现的阶梯。
　　山崎是东京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系的硕士，1999年，她同800名候选人一道应征3名前往国际航天站宇航员的资格，其中仅有10%为女性。29岁时，山崎直子正式获取宇航员资格，并成为具有美国航天局“任务专家资格认证”的机械工程师，按照计划，最多5年她就应上太空，却因种种原因，直到11年后，才最终成行。
　　这11年里，她始终在接受正规的宇航员训练，不是在日本，就是在美国或俄罗斯。她成了家，生了一个女儿，由于要到美俄培训，她和家人不得不常年分居。为了能够全家团圆，她的丈夫山崎大地辞去工作前往美国，依然不能避免夫妻感情失和，婚姻一度徘徊在破裂的边缘。但山崎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梦想。
　　记者问：背负对家庭的愧疚，用11 年的时间等待，换来太空中的15天，是否值得？山崎毫不犹豫地回答：“值得！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付出和艰辛，进入太空后那种心中的感动和欢欣，才来得更加强烈！”
　　戴着丈夫的手表升空
　　山崎说，女性宇航员不会受到任何优待，她接受的是与男宇航员同样强度的训练，担负同样难度的任务。谈到女性从事宇航员有什么特殊困难，她想了想答，“当身穿40公斤的连体宇航服时，男宇航员不必脱衣就可上厕所，而女性无法做到。”
　　极少女宇航员在前往太空前有过生育经历，一是由于训练太忙无暇照顾孩子，另一重顾虑则是，太空之旅存在巨大风险。
　　山崎是少数“太空妈妈”之一。在她获得宇航员资格三年后，长女优希出生。山崎至今都为自己在优希童年的缺位而愧疚，更愧疚的是，为了成全她的宇宙梦，丈夫牺牲了自己日本“希望号”太空站设计师的事业，远赴美利坚当“主夫”数年。
　　当前往太空的机会终于来到时，山崎请丈夫把戴了多年的手表给她，她要带着这块手表一同出发，以示是丈夫牺牲的时间，成就了她的梦想。
　　至今，山崎仍记得，在太空的15天中，她与丈夫共通了4次电话，那种身虽相隔万里，心却近若咫尺的感觉，她终生都无法忘记。
　　因为感到亏欠家人太多，从太空归来后，山崎很快就选择了回归家庭。丈夫山崎大地重新创业，成立了一家从事宇宙商业推广和服务的公司。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很快也降生了。
　　说不怀念宇航员的经历是骗人的
　　如今，山崎直子白天送两个孩子去学校和幼儿园后，主要精力用来写书、演讲，及向青少年普及宇宙知识。
　　说不怀念宇航员的经历是骗人的。有时早上一睁眼，她会恍然想起自己在太空舱中醒来的某个早晨；打开淋浴喷头，她也会想起无重力状态下的种种奇异体验；就连看到记者的尼康相机，她也会说，我在太空也用这款相机，拍了很多地球的照片。
　　此次中国载人飞船神舟九号发射，山崎一直看着日本电视台滚动播报的新闻，兴奋起来，她还嫌电视台报道得不充分，自己上网追着研究了半天，随后发了一条祝贺“推特”。
　　山崎对于中国诞生首位女宇航员感到高兴，她认为，在宇航员这个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女性多发挥作用非常重要，这会鼓舞更多女孩子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付出实践。她希望刘洋在执行太空任务之余，也尽可能享受这难得的“太空时间”，并尽可能与所有中国人分享这一特殊时刻。
　　两年前，山崎直子在太空执行任务时就通过现场直播，和家乡千叶县一所小学的学生现场连线，她用电子琴演奏了歌颂地球的歌曲，还和孩子们一起创作赞美地球的俳句。她希望借此与更多人分享太空之旅，也鼓励日本青少年对探索宇宙的兴趣。
　　最让山崎念念不忘的，是她搭乘发现号航天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虽然这种感觉已经训练了上万次，但真的到来时，她还是克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当她用肉眼看到地球时，即使隔着厚厚的太空舱和宇航服，她依然能感觉到地球那种热气扑面而来的活生生的感觉。地球在宇宙中的渺小，以及对于活着的感激，使山崎感到，应用更广阔的胸怀去面对人生。
　　或许正因为这些体验，当很多人为山崎放弃宇航事业惋惜时，她却很释怀。她说，做母亲和做宇航员同样重要，她已经为宇航事业忙碌多年，如今，该为两个女儿和丈夫多奉献一些。虽不能再以宇航员的身份前往太空，但宇航全民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许，下一次，她能以普通人的身份和全家一起去宇宙旅行。&
　　著名的世界女航天员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57位女航天员造访太空，大部分来自美国，其中有4位亚洲女性，分别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女航天员们不仅承担一些细致的工作，有时也勇挑大梁。
　　第一位女太空人
　　——捷列什科娃
　　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完全是自己争取到了当宇航员的机会。1961年加加林完成人类首飞太空后，热爱跳伞的捷列什科娃给航天学校写了封信，希望他们可以培养女航天员。几个月后，航天学校就向女性敞开了大门。1962年，捷列什科娃入选苏联首批女航天员队伍，一年后，这个27岁的姑娘就飞上了太空，原定飞行计划为一天，但她自我感觉良好，便申请延期。最终，她飞行了70小时50分钟，航行200万公里。迄今，她仍是全世界在太空单独飞行时间最长的女性。
　　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女航天员
　　——萨维茨卡娅
　　与捷列什科娃不同，萨维茨卡娅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她在18岁时考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四年的学习中掌握了20多种型号飞机的驾驶技术，累计飞行1500多小时；1980年，她被选入航天员队伍。
　　萨维茨卡娅于年两度飞入太空，并在第二次飞行中走出空间站，在距地球350千米的茫茫太空中，进行修理装配的操作实验。这是地球上首位在太空中漫步并完成修理操作试验。
　　试验足足进行了3个小时。萨维茨卡娅准确无误地完成了操作。
　　第一位航天飞机女指令长
　　——柯林斯
　　艾琳·玛丽·柯林斯从小就热爱飞行，并在42岁那一年，成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第一位女指令长。
　　她航天事业中的一次壮举是，2005年，作为发现号航天飞机指令长的柯林斯，驾驶隔热瓦受损的发现号在太空中做了一个技艺惊人的“转体后空翻”，当发现号返航进入大气层时，美国宇航局地面控制中心播放了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来吧，艾琳》，向她致敬。
　　太空逗留时间最长的女航天员
　　——香农·露西德
　　香农·露西德在35岁时考入美国航天局，成为美国第一批6名宇航员中的一员。1996年她53岁时，在和平号太空站同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一起生活了188天，创造了女子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露西德共进入太空6次，也是太空飞行次数最多的女航天员。
　　第一个参加营救哈勃空间望远镜的女航天员
　　——桑顿
　　日，美国女航天员桑顿搭乘奋进号航天飞机第三次进入太空，经过两次太空行走，成功地为哈勃空间望远镜更换了两块严重扭曲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了一个矫正望远镜透镜的器件。“营救”哈勃的这次行动，被认为是阿波罗登月计划以来，难度和危险性最大的一次太空行走。
　　(实习生卢聃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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