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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说“为圣人讳”－－兼谈西路军问题
作者:还是阿门等&&更新时间: 08:56&&来源:乌有之乡&&责任编辑:执中
当代一些学者把历史搅乱的过程中，无法把罪责引到毛泽东身上时，都统一的说一声：中央档案不解密，是“为圣人讳”。“为圣人讳”，即为毛泽东“讳”。“档案不解密、是为毛泽东讳”的说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引导人们把罪责往毛泽东身上推的手法。中共的历史已经被国内外一些学者弄得不伦不类，失去了以往的神圣光环。而毛泽东，则已经被丑化到“彻头彻尾”。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书刊或者网络上，凡是能钻空子进行污蔑的地方，都给予了荒诞的污蔑。即，所谓的“历史研究”对毛泽东而言，一些“学者”和不怀好意的人们，可以尽情的进行诋毁和污蔑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档案”？“档案”里能找到这些诋毁和污蔑的证据么？还可能有什么“档案”记载着比这些诋毁和污蔑更严重的事实么？一、历史“疑案”无须多举，仅以“西路军”案为例。毛泽东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的归责是“张国焘路线”，而且，并没有追究主要军事领导人的具体责任，只是对张国焘的个别“死党”给予了处分。对“西路军”英勇的将士也给予了充分的褒奖，把错误都归咎到“张国焘路线”这个“虚名”上。毛泽东身后开始了翻案。有谁看到“为圣人讳”的事情了？人们只看到个别高级干部的不厚道，还看到对中央和毛泽东的诬陷：当时的中央和毛泽东有意牺牲“西路军”。当有关这段历史的“档案”彻底解密后，人们终于看到了真相：毛泽东真正伟大。“西路军”的问题，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解释清楚了，真相也就大白了。第一，张国焘南下失败转尔不得不北上到组成“西路军”前的这个阶段，张国焘在此期间的意图及行为，都是有事实证明的。是谁支持了张国焘的主张、致使中央的作战计划流产？第二，中央和毛泽东在什么情况下批准李先念领导的“三十军”“西渡黄河”的？同时还有什么指示？李先念是否认真执行了这个指示？第三，包括徐向前在内的领导人，为什么始终要求整个“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第四，“西路军”成立后，是否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日，张国焘单独发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说明了什么？当年在延安的毛泽东，极其厚道的为“西路军”一些军事领导人“讳”，有谁看到被毛泽东“讳”的人在当代为毛泽东“讳”了？都是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责任轻描淡写为自己“讳”，而把主要责任推到没有责任的毛泽东（中央）的身上。好在档案解密了。二、建国后的事件就以两个最“严重”的事件为例。1、“三年自然灾害”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三年。这一事件最大的责任，也就是人们吵吵嚷嚷的“饿死人”问题。从最初的几十万人，到后来的几百万人，再到后来的上千万人，一直到四千万人。这个过程，谁能看到是“为圣人讳”？人们只看到一些人极其卑劣的妄图把“圣人”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没有解密的档案中，会有这些数字的记载么？这个过程，有人因为编造这些数字升官了，有人因为这种吵嚷发财了。在档案没有解密的情况下，“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和毛泽东的责任已经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还能为毛泽东“讳”什么？还有什么比“饿死”几千万人、主要责任是毛泽东的主体政策更严重的档案资料么？被“讳”的，只能是那些把毛泽东的“长远战略当作现实目标进行操作”（彭德怀语）的“往左拉”的人们。被“讳”的，只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人们看到一些参与并主要领导了具体工作的人，在当代都是尽可能的隐瞒自己的行为、而把责任推向毛泽东及其主体政策的。殊不知，这些主要领导人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供的情况、及其实施的具体政策大都是造成灾难的具体原因，而且，与中央和毛泽东的主体政策相违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毛泽东还有什么需要“讳”的？2、“文化大革命”。在当代所谓的各种“研究”中，实在看不出来还能为毛泽东“讳”什么？连“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这种毫无根据的东西都大行其事，毛泽东还有什么需要被“讳”的地方？在中国，还有什么能比在道德上被人泼污水更严重的事情么？那些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的“冤假错案”需要为毛泽东“讳”么？事实上，都是为他人“讳”、而同时夸大毛泽东的责任。仅举一例。“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毛泽东最终批准的。毛泽东是依据什么批准的？是当代所指责的毛泽东“出尔反尔”么？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当然是忠诚的革命者，但是，在这个案件上的自我责任也是明显的。毛泽东批准该案的依据，就是公开刊登的“反党声明”，而与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问题的存在是明显的：中央规定的“假自首”的原则是什么？“反党声明”的刊登及其内容，中央和毛泽东是否知道？“假自首”出狱后，是否把履行的手续及内容向中央详细的汇报过？张闻天代表中央规定的“假自首”的原则很明确：不允许公开刊登“反党声明”，否则视为变节。毛泽东曾公开说道：我们只知道他们履行了一个手续，但是却不知道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更不知道他们还公开刊登了“反党声明”(大意)。经办的张闻天和刘少奇也都声称自己不知道他们还公开刊登了“反党声明”。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就向中央详细汇报了事情的原委，还会出现“文革”时期的反复么？康生还能把“反党声明”当“辫子”抓么？最主要的是，这种敏感的事情，当时完全有必要用文字材料向中央说明一切，而不能有丝毫的隐瞒。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说，如果公布“档案”，只能发现毛泽东批准的事情，都有着历史或现实的客观原因，而不存在任何的“欲加之罪”。“研究”一些文字中所撰写的毛泽东与什么什么人“对话”，什么人向毛泽东“咆哮”，“档案”里可能存在这些东西么？还可能有比这些编撰更有爆炸性、杀伤毛泽东的“档案”么？正如彭真所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喜马拉雅山也是泰山，挖几车土也不会减其高。中央档案，都是正规的文件似的东西，以毛泽东的伟大，其留下的文字或批语，也根本不可能存在毫无根据的东西，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把一些问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也是最好的办法。非如此，不足以维护其他领导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当代一些“文人”“学者”的做法极其卑劣，即使档案公开了，他们也不会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共的领导人，而是专门钻进阴暗的角落发掘能扭曲中共所有领导人形象的东西，进行断章取义的歪曲和污蔑。这一点，是不用赘述的了。
红桥山：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再认识
1936年，苏联面临着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不论在其西方或东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牵制日军从东方进攻苏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也迫切需要得到苏联的物资支援以改善武器装备壮大抗日力量。党中央根据形势制定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得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意中国红军从北方或西北方接近苏联，并答应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物资支援。&&一、“西渡”风波&&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在与张学良等秘密协商后，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中央提出的方案分两步：第一步，为配合东北军进驻甘肃西部，红二、四方面军夺取甘南岷州，继而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敌毛炳文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向兰州战略枢纽地带集中；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威胁青海，吸引在河西走廊的马步芳向东回防，以便东北军乘虚接防兰州以西各重镇，接通新疆。第一步实现后，一、二、四方面军在甘北会合，三军合力夺取宁夏，以一个方面军保护陕甘宁苏区，另两个方面军12月趁结冰期渡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从北面接通苏联的任务。&&这个计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打通苏联”通道。但是，当时苏联还未明确表示到底从哪个方向给红军提供援助，中央根据形势及红军实力，经与东北军秘密协商，河西走廊至新疆通道由东北军控制，红军重点打通北出蒙古的通道。&&但就如何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军领导层发生了很大分歧。&&自从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后，指挥红军的领导层分三级系统“中央军委--红军总部--方面军”。在陕北，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事实上的中央军委（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称中革军委）；随四方面军行动的红军总部，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三个方面军首长分别是总指挥和政委。这里说的发生了很大分歧的红军领导层就是指这三级领导层。&&为配合二方面军向陕甘边的行动，朱德、张国焘主张，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军，东出西河、礼县，消灭国民党王均部；陈昌浩主张，集中四方面军主力，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合力夹击消灭西进的胡宗南部，而后再向陇东南发展，于已经运动到陇东南的二方面军呼应作战；徐向前认为，在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且陕甘北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利于三个方面军集结常驻，主张西渡黄河，与东北军配合，控制兰州地区。&&9月13日，经磋商，通过了一方面军从陕甘南下，与甘南的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上合力夹击消灭胡宗南部的作战方案，并将计划上报中央。&&同日，中央回电认为，一方面军担负着保护陕甘宁苏区的作战任务，主力不能南下，对胡部作战应以二、四方面军为主。&&9月14日，中央再次回电：“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提出具体部署后，又特别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张国焘见一方面军不能南下，只由四方面军单独迎击胡宗南，对中央的部署迟迟不予表态。&&9月16日，在中央连电催促下，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行动方案。会上，张、陈意见发生重大分歧。陈昌浩力主北上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单独迎敌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驻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会议多数人支持陈，张被否决。&张国焘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消极退却、避敌西进，与中央的统一部署相悖。&&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布《静会战役纲领》，但四方面军迟迟没有动作。&&9月19日，中央致电朱、张，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定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可免此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9月20日，朱德复电中央，报告岷州会议决定。&&张国焘连夜赶到漳县四方面军前方，对四方面军将领哭诉：“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而后，坚持西渡方案，获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支持，决定西进。并电令在岷州的朱德、陈昌浩来漳县再次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西渡。&&可以看出，张国焘主张西渡，主要目的是不愿与中央会合，怕“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被清算。这就是毛泽东说他“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的历史缘由。四方面军将领支持西渡方案，更多的考虑是军事的原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区别，但缺乏战略眼光。&&9月22日，接到电报后，朱德于凌晨去电责问张国焘，并将此一变故向中央报告，同时通报给二方面军。并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当日，朱、陈赶到漳县。&&9月23日，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召开会议。朱德坚持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但会议否决了朱德的意见，决定西进，并将决定报告中央。同时部署部队探路、备粮，待命西进。&&9月26日，中央复电朱、张，不同意西进。复电中，通报了当前敌情，并且说：“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可以看出，中央为争取四方面军执行战略计划，不仅在整体部署上做出了让步，同时也明确指出西进是条绝路。&&张国焘当日数次致电中央，力陈西进理由，并说：“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这个电报的口气大有时限逼迫之意。&&9月27日，经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会议慎重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和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一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可见，中央经慎重考虑，已经预见到在没有全局配合的情况下，单独西进到河西走廊的部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同日，中央再次致电朱、张、徐、陈：“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恰在此时，先头调查西行路线的徐向前得知黄河对岸已大雪封山，西渡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只得同意北上。此次进军方向的风波才告平息。&&9月29日，朱德下达了北进命令。&&由于四方面军“西渡”风波的耽搁，国民党胡宗南部与毛炳文部得以集结靠拢，四方面军北进后，给已在甘东南的二方面军造成腹背受敌的巨大压力，经中央同意，二方面军被迫单独突围北进与一方面军会合。这次突围，被贺龙视为“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二、西渡黄河&&10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拟以红一方面军之一部组成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攻取宁夏，打通北出蒙古的苏联通道。并令红四方面军三十军进至黄河靖远段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发布了“通渭会战计划”，趁红军刚刚结束长征疲惫之际，集中几十万大军，企图最后“剿灭”红军。这个计划被蒋介石称为与共产党红军“最后五分钟的决战”。&&10月21日，敌人发起进攻，攻势异常凶猛。&&四方面军第五军在会宁一带激战两昼夜，伤亡800多人，副军长（原第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壮烈牺牲。&&形势剧变，西北战场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鉴于当时四方面军兵力和武器装备在三个方面军中最强，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担负作战主力。&&10月23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军主力，先击破南敌，后进攻宁夏。同时命令第三十军渡河，控制黄河西岸要地。&&10月25日，三十军渡河成功。军委再次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及各方面军，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明令四方面军：“以九军以外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和二方面军主力集结在打拉池地区，诱敌深入，待机消灭敌三至四个团，即可停止南敌。一方面军主力于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两个军控制河西纽带地区后，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一带，迅速造船准备渡河。在南敌停止前进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同日，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给中央发电，不同意军委部署，强调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10月26日，张国焘不经请示中央，命令第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渡河，打乱了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同日，中央以绝密电告正在指挥宁夏战役的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这也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10月27日，彭德怀、聂荣臻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破坏战役计划。&&同日，渡过黄河的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向朱德、张国焘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队赴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集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并致电中央：“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可以看出，四方面军领导层在西渡黄河的认识上，没有从整体战略计划出发考虑作战，而是过分强调了河西作战的需要。&&同日，朱、张接徐、陈电报后回电说：接中革军委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在注重挤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并向中央报告了四方面军的具体部署，得到中革军委批准。&&&10月28日，中央致电朱、张及各军首长，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力，分散作战力量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 同时，为阻击南线敌人的猛追，加强三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准备组织“海打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当晚，朱、张致电中革军委，提议第三十一军跟在第九军后渡河。&&10月29日，中革军委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但彭德怀根据海打战役的部署，要求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以东集结，协同一方面军打击北进之敌。&&10月30日，中央致电朱、张，再次强调：“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打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29日部署使用”，要求三十一军留在河东按照彭德怀29日的命令执行，待胜利后再由中卫渡河。&中革军委出现以上先同意后又改变的命令，也许是多方面的原因，如受当时通讯手段限制或组织程序重叠上情下达不畅等。&&同日，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海打战役是红军击破胡宗南部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如能取胜，就能遏制敌如进攻的势头，为宁夏战役创造有利条件。&&张国焘虽然同意，却违背彭德怀部署，命令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移至海打战场以北，致使靖远局势出现危机，看守渡口的第五军无法向打拉池方向靠拢，张国焘遂下令第五军西渡黄河。&&由于河东四方面军部队未能到达指定位置，使一方面军主力侧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红军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计划，撤离战场。至此，敌人很快进至黄河东岸的靖远、中卫等渡口城镇，河西红军与河东红军就此被切断。同时，由于敌人打通了北进增援宁夏的通路，宁夏战役计划也不能实现了。中央在电告共产国际宁夏战役执行情况时，指责张国焘不按计划执行命令。&&三、总结：&&在“西渡”风波中，张国焘畏敌主张的西进，就是毛泽东所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的由来。这场风波，不仅使二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最大的危害还在于四方面军没有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行动，致使协助东北军占据河西走廊战略要地的设想落空，为夺取宁夏留下了严重隐患。也是以后西路军西进过程中得不到友军支援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宁夏战役中，四方面军担负着作战主力，张国焘却私调主力部队九军过河，削弱了阻敌防线。而后的海打战役中，再次不遵统一部署调动部队，致使整个战役计划失败，五军被迫西渡。四方面军的领导层不从整体考虑，强调河西作战需要，请调部队过河。这一系列的表现正是后来毛泽东说张国焘“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一针见血，点中要害！&&渡过黄河的三个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在以后的战略计划中组成西路军，并始终接受中央指示行动，这是既成事实后的事情。关于西渡黄河的“奉命”之争，到此应该可以了结了。
附文2：邓希贤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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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徐向前率军血战河西却兵败祁连全过程
　　古老的黄河，源于巴颜喀拉山，从细细的小溪，汇聚成滚滚巨流。
　　它把西北的黄土高原一劈两半；它横贯中国大地的九个省。
　　它是中国人的骄傲，百姓心目中的母亲。
　　千百年来，多少故事都与黄河的名字相连。
　　多少英雄人物的美名流芳在黄河两岸。
　　黄河，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而又坎坷的历史。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滹沱河边，那条河虽与黄河不直接相通，但黄河距离他家乡不远。
　　他自从走进革命的队伍以后，就远离了黄河。
　　在长江两岸征战，以大山为家。
　　大别山、大巴山、大雪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叙说不完的他的故事。
　　红军长征结束后，他率领的两万多红军战士，却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篇悲壮的战歌。
　　日至28日，徐向前指挥两万一千八百名红军，从甘肃省的靖远县境，渡过了黄河，史称“西路军”。
　　参加过黄河的红军有：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和中央红军的第五军。
　　徐向前和以往任何一次作战一样，日夜不息，从选定渡口到组织船只、突击队，都是“事必躬亲”。
　　时逢寒冬降临，红军又刚刚从雪山草地走出来，衣食奇缺，人疲马乏。
　　许多战士身着单衣，脚穿草鞋。
　　由于徐向前总指挥的精心策划、红军指战员同心协力，被视为天险的黄河被征服了。
　　红军战士们一过黄河，满目的风沙，荒凉的戈壁滩，找不到饮水，大家都倒抽了一口气！
　　许多人顿时联想到不久前走过来的雪山、草地，情不自禁地想：“又是一个死亡地带！”
　　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想的是如何战胜敌人，穿过这个“死亡地带”，胜利完成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付的使命。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次渡河西进，不是顺流而下，却是逆水行舟。
　　河西的敌军疯狂又剽悍。
　　据守在甘肃、宁夏、青海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马家军”，长期受到宗教迷信和狭隘的民族观念的影响，有一种盲目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汉人和反对红军的思想情绪。
　　他们的骑兵，适应沙漠作战，战术灵活，补给足，地形熟悉，运动神速，善于两翼包抄突袭，善于打野战，善于在戈壁滩里驰骋。
　　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搅动了马家的“祖业”和“土皇帝”的宝座，在蒋介石的策动与支援下，“马家军”集中全部的骑兵，准备与红军展开决战。
　　初冬的黎明时分，倘若在大别山区，天气是十分清爽的；在河西地区，已是寒气逼人，风沙扑面。
　　徐向前忘却了寒冷，只是筹措着即将展开的大战。
　　眼前这片荒凉的古战场，自秦汉以来，两朝军队在这里多次打败匈奴的入侵。
　　这里又是古丝绸之路，往西行，经古浪、武威，沿祁连山脉出玉门关、嘉峪关，绕道敦煌到达新疆。
　　祁连山绵延几百里，白雪覆盖，地图上几乎看不到村庄。
　　红军要在这里生存，要从这里杀出一条接通苏联的道路，真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的难哩。
　　红军渡河后，和“马家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
　　红军作战的第一个目标，是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大门和通道。
　　第二个目标是向宁南进击，乘胜夺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北渡，共同夺取宁夏。
　　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决定，以三十军为前卫，猛打猛进，抢占一条山、五佛寺地区，控制五佛寺渡口；以九军攻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屏障三十军，遏阻西南方面的援敌；以五军殿后，驻三角城休整和看守船只，警戒兰州方向的来援之敌；总指挥部、总直机关和医院、妇女团等居中。
　　总指挥部设在三角城至一条山之间的赵家水。
　　战斗一打响，龟缩在一条山村寨的马家军猝不及防，很快被勇猛冲杀在前的三十军先头部队消灭。
　　继而红军攻占五佛寺，控制了那里的渡口和船只。
　　九军消灭了打拉牌等地的守敌，并将锁罕堡守敌5600多人包围起来。
　　徐向前不顾几天来指挥渡河作战的疲劳，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挥鞭催马驰向一个小山头。
　　他举起望远镜，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反复观察前面的地形地貌。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干涸的河床，荒凉的戈壁滩，枯黄的骆驼草，迎风抖动，像在祈求上苍降雨。
　　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坡上一道道深深的雨裂沟，像无情的战刀劈开冷血动物干瘦的皮肤，它似乎已死亡了数千年。
　　此情此景，真像《吊古战场文》中所写：“浩浩乎！
　　平沙无垠，不见人。
　　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
　　蓬断草枯，凛若霜晨。
　　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红军三面临敌，背水作战。
　　渡河前，每个战士只带了三至四天的干粮。
　　河西人烟稀少，缺粮缺水，敌人的骑兵，说来就来，打得快，撤得快。
　　马步芳、马步青调集五个步骑旅赶到一条山地区，在马元海指挥下，向九军、三十军阵地反扑过来。
　　敌军来得那么快，攻势那么猛，是徐向前开始没想到的。
　　坚守一条山村寨的三十军，在军政委李先念的指挥下，利用土坑、土围子与敌展开激战。
　　一条山，像一条被斩断的巨龙，横贯在干涸的黄土滩上。
　　传说，从前祁连山上住着个修炼成仙的老道，命他的一个弟子去东海赶回两条龙来降雨，那弟子把两条龙赶回到一条山附近，龙已精疲力尽，奄奄一息。
　　道童见它们没有用了，回去难以向师傅交差，拔出神剑，把两条龙斩了几截，自己也自刎而死。
　　被斩的龙变成了横贯东西的一节节山。
　　后人为了纪念那神童和二龙，便在一条山前修了座庙宇，叫双龙寺。
　　这寺庙里香火常年不断，人们祈祷二龙和那位神童多多降雨，恩泽这块干枯的土地。
　　神话和传说，往往是人们的精神安慰，多少年来这一条山一带，仍是干旱少雨。
　　红军战士单薄的军服难以抵挡强劲的北风，又喝不上水，许多战士喉头干哑，说不出话了。
　　总指挥部所在的赵家水，处在三角城至一条山之间一片铺满鹅卵石的干涸河谷里。
　　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老百姓吃水，像吃油一样的难。
　　挖地几十丈深也难见水，村外五六里地的山脚下，有一口算是泉的“救命”井，老百姓每天成群结队去打水，每家院落中虽然都备有一口接雨水的死井，干旱之年，只存着浅浅的一点“救命水”，人们都舍不得吃。
　　老百姓种田叫做“闯田”，闯好了，遇到雨量多的年景，可以活命，闯不好，颗粒不收，只好外出逃难。
　　红军来到这里，缺粮又缺水，真像是陷入绝境。
　　三十军政治部的近百人，被两千多马家军包围在一个小寨子里。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将仅有的两个步枪排、一个手枪排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
　　李先念派八十八师熊厚发师长率部分兵力向南出击，才救出了政治部的人员。
　　11月3日，九军将马步青的六百多人紧紧包围在锁罕堡，经一再争取，被困马家军表示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交出部分粮食后被放回凉州。
　　经四天激战，红三十军、九军共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延祥以下千余人，迫使敌人停止了向红军阵地的进攻。
　　11月11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委员会的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平番、大靖、古浪和凉州，位于河西走廊的东段，明长城遗址的南侧，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就经过这些要塞重镇。
　　在历史的长卷上，这里描绘了东西方的友谊，也洒下了战乱的鲜血。
　　徐向前指挥红军，沿着丝绸之路古道，兵分左右两路向古浪前进。
　　河西走廊，寒风卷起沙土，像一条条无形的皮鞭，抽打着单衣褴褛、赤脚穿着草鞋的红军将士们。
　　这支曾经三过草地的红军，如今已疲惫不堪。
　　13日，九军攻克古浪城，马家军风风火火急驰古浪救驾。
　　三十军乘虚向西跃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
　　马步青就在凉州城内，有将缺兵，连夜组织民团、商团，用钱雇百姓登城，点起灯笼火把，虚张声势唱起“空城计”，当得知红军围城不攻城，只是借路西行，才解除了这场虚惊。
　　18日，三十军克永昌，21日，克山丹，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段，为全军西进开辟了通道。
　　此时五军又来一个大踏步跟进，接替了三十军防务。
　　正当西路军西进之时，一着不慎，九军在古浪吃了个败仗。
　　古浪南北两侧是高山险石，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
　　这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冲，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城西则无险可守，一道平川，直下凉州。
　　在这样的地形上作战，按说红军是不该吃败仗的，但由于九军最初防御作战准备不足，麻痹轻敌。
　　当敌人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轮番攻击时，先是仓促应战，后又死打硬拼。
　　血战三昼夜，敌我双方各伤亡2000余人。
　　三十军派出部队增援，九军才突破敌人包围。
　　这场战斗，使九军减员达1/3之多，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壮烈牺牲，军长孙玉清负伤，基层干部伤亡更为严重。
　　孙玉清被撤职后，徐向前即刻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到九军整顿。
　　“总结教训，调整建制、恢复战力，以便继续西征。”
　　夜已深了，寒风吹得土房的纸窗呼呼作响。
　　两位西路军的主将，发生了争议。
　　他们从鄂豫皖到四川，虽然多次争吵过，但不像这次激烈。
　　从前，陈昌浩和徐向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如今这位军政委员会主席，自认为高出徐向前一头，加上徐向前从古浪战败以来心里不痛快，说话的分寸也不像从前那么斯文。
　　陈昌浩也不让步，两个人声音越来越大。
　　徐向前说陈昌浩“昏头涨脑”；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
　　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
　　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设根据地。
　　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
　　我俩住在一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
　　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的往屋里灌。
　　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疼。
　　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战场上将帅不和，从来是军队的大忌。
　　两位主官带着分歧，于11月21日率总指挥部从凉州城外进抵永昌城。
　　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
　　中革军委主席团急电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此时，1936年就剩下最后6天了。
　　寒冬给河西走廊换上了银装，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哈气成霜、滴水成冰。
　　战士们撤离永凉，开始西进。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停下来，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
　　他们唱起了这样的战歌：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军！
　　徐向前也出现在篝火旁，同红军战士们共同欢乐。
　　谁料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欢乐集会，等待他们的将是苦战、流血、死亡和失散的悲惨结局。
　　1937年1月初，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
　　这里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
　　可就在这时，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和审判张学良，并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逼近。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九军、三十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五军实施包抄突击。
　　五军的将士无电台与总指挥部联系，坚守城池，血战七个昼夜。
　　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三千多人壮烈牺牲。
　　在高台危急时，徐向前曾派出惟一的骑兵师五百余人马，星夜驰援，但受到敌人优势于我的骑兵拦击，又是一场大血战。
　　骑兵师官兵用马枪马刀与敌拼杀，最后大部伤亡……新中国成立后，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张照片，是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
　　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他们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
　　在高台县人民政府中的一株老槐树下，留给后人一幅惨烈的画面，马家军将一名红军护士长用两根长钉活活地钉死在树上……马家军攻克高台后，将进攻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
　　机关干部、直属分队，不分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单薄的力量，同疯狂剽悍的马家军厮杀。
　　连续三天血战，红军寡不敌众，守城人员突围。
　　至此时西路军已由过河时的2　18万人，减至1　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地区。
　　红军集结的地区，共43个屯庄。
　　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和粮草倒也不困难。
　　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
　　马家军这群“野马”挥舞战刀、甩鞭狂奔，狰狞狂笑，他们在连连得手后，庆祝“胜利”，正想给蒋介石发电“邀功”，并集中优于西路军多倍的重兵围追西路军。
　　他们的口号是“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
　　到2月1日，马家军共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
　　西路军像一只饥饿许久、找不到路途的受伤老虎，在强手如林和无法迂回的弹丸之地，做最后的挣扎。
　　敌人的骑兵从远处奔跑过来，围攻村庄，晚上又退去，有时一天多次进攻。
　　红军所守的每一个村子，日夜战火不息。
　　白天敌人飞机来轰炸，骑兵来围攻，夜晚民团来扰乱。
　　本来善于夜战、善于运动作战的红军，如今却无法施展他们的战术，被动挨打，在饥饿中苦战，在敌军重重包围中求生。
　　战士断了粮，有的人又像爬雪山、过草地时那样，把身边皮带放进锅里煮起来。
　　有的连队，一天只能开一次饭。
　　伤病员没有医药，死去的战士没法安葬。
　　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一个村庄里，也像普通的士兵一样，登上围墙和冲破红军阵地的敌军骑兵拼杀。
　　血腥的恶战，一天比一天惨痛。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西路军战士同敌人血战了40天！
　　战士们子弹打光了，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块与敌人死拼。
　　最后，总指挥徐向前已出现在房顶上指挥战斗了。
　　他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无所畏惧，身先士卒。
　　高呼着口号，激奋指战员们英勇杀敌。
　　可是，指挥员的个人勇敢，已经无法挽救败局。
　　西路军指战员苦战到2月中旬，先后打退了敌人向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仅在这一处战场上，就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以下1万多人。
　　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了。
　　伤残严重的红军，要战胜十倍于我的敌军，已经是不可能了。
　　七天血战又过去了，伤亡的人数日益大量增加。
　　再这样坚持下去，真是全军覆没了。
　　徐向前和陈昌浩看待援不可能，部队伤亡惨重，最后决定突出包围，向祁连山区转移。
　　他们惟一的希望是，进山打游击。
　　在一个深夜，红军战士们用最后的拼搏力气，冲出了村落，按照预定的路线，向积雪晶莹的祁连山方向冲去……总指挥徐向前带着三名警卫战士，走在后面，指挥掩护分队边打边撤。
　　他的希望是，多保存一个战士，就多一颗革命的火种。
　　千里奔陕北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可能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
　　徐向前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有显赫战绩，也有悲壮的失败。
　　他和西路军2万多名官兵，在河西走廊苦战四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　5万多人，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陷入惨败的局面。
　　中央军委主席团为解西路军之危，曾于2月27日以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骑兵团等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其西援前提是：第一不要影响和平大局，第二不要使增援部队亦陷入困境。
　　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向镇原方向开进。
　　周恩来也在西安和顾祝同周旋，申明援西军西进的理由，要国民党政府从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考虑，勒令马家军停止向西路军进攻。
　　但此时马家军正是胜利之师，当然不会悬崖勒马。
　　从倪家营子地区突出重围的近8000名红军，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三道沟地区，又被疯狂的敌军分割包围在三条深沟渠里。
　　这里虽然有一些稀少的人家，但沟的四面是戈壁滩和沙漠地带。
　　绝粮又缺少饮水的红军，又一次陷落绝境。
　　在这里，徐向前得到了中央军委已派出援西军的电报，他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指挥残存的将士，与敌军拼杀。
　　许多战士已经没有了子弹，靠大刀、刺刀和仅有的手榴弹与敌人的骑兵拼杀。
　　有的战士，最后的武器是石头、是抱着敌人用牙齿咬；妇女独立团的战士，最后拼的是剪刀！
　　原始的战争方式，在30年代的河西走廊重演，大刀砍卷了，刺刀折断了，喉咙嘶哑了，鲜血把干旱的沟渠变成河！
　　红军在三道沟，又血战了五个白天和黑夜，再一次突围向祁连山里走。
　　3月12日，西路军在梨园口再次与敌展开了血战。
　　敌军的骑兵，采取迂回包抄战术，把红九军1000多人四面包围在梨园口一条山沟里。
　　九军政委、战将陈海松和八百多勇士壮烈牺牲。
　　至此，西路军兵力已不足3000人了。
　　这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必须采取特种办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之目的。
　　为此，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二是就地分散游击。
　　徐向前率领一部分部队，边打边撤，13日进入祁连山的康龙寺地区。
　　追兵像梦幻般地又出现在眼前。
　　部队弹尽粮绝，不成建制，有的竟从徐向前身边跑过，向祁连山上的林中跑去。
　　徐向前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混战中，大声向溃败的红军战士呼喊：“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要顶住！
　　顶住……共产党员在最危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
　　他悲壮的声音，使有的人停住脚步，又回头迎击敌人；有的人坐在地上，互相包扎伤口，整理身上的装备。
　　这时，陈昌浩派人找到了徐向前，请他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参加紧急会议。
　　石窝山，在祁连山脉中并不出名。
　　这里山林茂密，没有居民。
　　先行败退到石窝山的一部分领导人，在山洼里，举行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的一次会议。
　　紧急会议，没等徐向前到会，陈昌浩主持讨论决定：第一，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并将此决定立即向中央发了电报。
　　第二，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共8人组成。
　　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第三，将现有部队2000多人分散游击，坚持斗争。
　　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龙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带电台向南深入祁连山区。
　　对这一决定，徐向前虽有保留意见，可是决议已经形成，他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了。
　　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告别仅剩下两千多人的队伍，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一个警卫排护送，启程东返。
　　“祁连山”为古匈奴语，意思是“天梯之山”。
　　在甘肃河西走廊南侧，当地人则称之为“南山”。
　　此山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崇山峻岭，高凌霄汉，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一个又一个山峰，终年头顶洁白的雪帽。
　　徐向前和陈昌浩，沿着祁连北麓，避开马家军的追捕，由西向东、由高向低昼夜兼程。
　　快出山时，为了缩小目标，护送的人被留下来就地打游击，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带一名保卫干部同行。
　　这天，他们来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
　　观察四周的动静，没有敌人活动的迹象，便找了个能避风雪的石棚停下来休息。
　　陈昌浩对保卫干部说：“我们就在这过夜了，去找点水来。
　　”夜沉沉、雪茫茫，满天繁星闪寒光。
　　徐向前、陈昌浩仰望星空，相对无语。
　　还有什么好说呢？六年前的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北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两个人一武一文，配合得还算可以；由鄂豫皖打到川陕边，走过万里长征路，带出了这支能征贯战的队伍，可如今垮掉了。
　　相互只有安慰，时过境迁，指责、追究责任，已经晚了。
　　四个多月的血战，像电影一样，不停地在徐向前脑海里闪过：西路军指战员们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严寒艰苦何所惧，笑洒热血不低头啊！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一个个战将的声音笑容在徐向前脑海里闪现。
　　东方渐渐由漆黑变成灰白色，繁星在朦胧的晨曦中消失了。
　　去找水的人也像星星一样不见踪影了。
　　徐向前、陈昌浩估计可能要出事，他俩强忍着饥渴上路了。
　　后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保卫干事在找水时，同搜山的马家军遭遇被俘。
　　大路不敢走，徐向前和陈昌浩以多年的军事生活本领，准确地把握前行方位，向东、向东，迂回转向后继续向东。
　　他们时而走羊肠小道，时而走沙滩草地。
　　谁会想到，这两位曾经前后左右都是警卫的首长，如今是结伴而行的败将。
　　原本是指挥千军万马，如今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了。
　　好在他们都不是那种官老爷，平时和战士同甘共苦，现在身处逆境，倒也不觉得多悲惨。
　　伤心的是部队损失了，回去向中央说什么呢！
　　他俩来到大马营南侧的一个小屯庄。
　　在村边停留片刻，十几户人家，炊烟袅袅，一片安静，判断此处无敌人。
　　两个人便径直朝一户人家走去。
　　因为离开部队后，他们都换了装，打扮成为商人的样子，户主并不惊讶。
　　陈昌浩几句话，就得知房间的主人是汉人，姓但。
　　这是百家姓中不常见的一个怪姓。
　　还是个医生，祖籍湖北，因常有人来看病，更不多问这两位“不速之客”。
　　和陈昌浩是老乡，几句湖北话一说，又看他们不像坏人，显得格外亲热。
　　杀鸡烧饭，屋子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
　　从饥寒交迫中挣扎出来的红军将领，总算吃了一顿好饭。
　　夜色已晚，他们被安排睡在一个炕上。
　　徐向前虽然疲劳到了不想讲话的地步，他却难以入睡。
　　他低声向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早点离开这里。”
　　“好，好……”
　　对方似乎不知他讲的什么，应了一声，很快入睡了。
　　鸡叫四更的时候，徐向前醒了。
　　窗户纸已由一片漆黑变成了深灰色，徐向前用手推了推陈昌浩，压低嗓音说：“该起床上路了。”
　　陈昌浩似醒非醒，好难受地说：“肚子疼，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
　　声音低沉。
　　这位往日总是精神抖擞，一向不屈服于人的政治委员，如今也没精打采了。
　　徐向前过去对他的勇气、智慧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可挑剔的。
　　他留学过苏联，通晓俄文，读书也不少，政治上有时虽然表现出某些方面的幼稚和盲目性，但是在作战中总是身先士卒。
　　在大别山区时，1930年，红军得到了敌人的一架德国双翼容克式高级教练机，改为“列宁号”后，当时身为方面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居然和刚俘获的敌军驾驶员一块，坐上那架飞机上了天。
　　他手握着一支小枪，坐在飞行员的身后，指挥着飞到敌人的阵地上空去侦察。
　　此事，在红军中传遍了，都知道政治委员是个“不怕死的勇敢分子”。
　　如今红军兵败祁连山，多日的苦战，精神的、身体上折磨，已经使他再也难以举步了。
　　冷风阵阵袭来，原本衣服单薄的徐向前，一夜冻得并没有睡多少时光。
　　听陈昌浩说病了，焦急地从床上起来。
　　这可怎么办呢？显然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城镇和要道都被敌人占领着，这个村庄，虽然现在安全，敌人的骑兵说来会来，房东说是个湖北老乡，能完全可靠吗？徐向前又劝陈昌浩快起床走，他还是说不能走。
　　说有老乡掩护他们，应多休息几天。
　　“那么我自己先走了。”
　　徐向前果断地提出。
　　徐向前一个人上了路。
　　他孑然一身，在即将黎明的时光，踏着祁连山下的小路，在冷风中走向东方。
　　总指挥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天空中西边是繁星点点，东部半边月亮隐隐约约悬着在祁连山上空飘动。
　　走惯了夜路的人，北斗星座是识别大方向可靠的指北针。
　　他没有畏惧，只有悲哀。
　　广州起义失败、大别山区四次反围攻的失败、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又一一浮现眼前。
　　经历过困难、波折多的人，在逆流冲击中滚爬磨炼出来的人，总有一种视死如归的胆略。
　　人生多磨难，何处无坎坷。
　　仗虽然打败了，还是要挺身向前。
　　就像自己的名字那样。
　　他现在惟一的渴望是，要活着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祁连山前，河西走廊的大小城镇，都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
　　骑兵、民团正四处捉拿离散的红军。
　　徐向前以他的刚毅、勇敢和机敏，昼夜兼程，不走大路走小道。
　　几个月没刮胡子，又穿着件羊皮袄，毛朝里、皮朝外，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
　　这身打扮已看不出是个36岁的人，倒像是个50开外的“老羊倌”。
　　饥饿了找老乡要点吃的，渴了随便找口水喝。
　　常常是夜宿野外，与世隔绝。
　　他的心却始终向着陕北的延安，向着党中央所在的方向。
　　脚下是路，奋斗不息才有生存的希望。
　　停滞不前将是死亡。
　　他经永昌，下凉州，没遇上多少麻烦。
　　在凉州城外的小路上，突然碰上了西路军特务营曹营长。
　　尽管他也化了装，徐向前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脑袋很大，同志们送他外号“曹大头”。
　　性格刚强的曹营长，意外地见到总指挥，话没出口，却泪流满面了。
　　他又有说不出的高兴，像执行侦察任务回来一样，向总指挥汇报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
　　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
　　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重赏。”
　　徐向前轻蔑一笑，说：“这不是走了好多天啦，没有人能抓住嘛！
　　放心吧。”
　　“我保护总指挥走。”
　　“好，我们一路到陕北。”
　　徐向前的轻松话语，使曹营长笑了。
　　话虽然轻松，徐向前的心中却是沉甸甸的。
　　一路走，他心里一路挂念着离开后同志们的处境。
　　活着的许多人们，眼下又都是什么情况呢？他只能思念，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王树声率领的支队，由石窝向北行动，依托祁连山北麓与敌游击，吸引敌人兵力，掩护另两个支队转移。
　　3月15日至18日，连续与马家军激战，击毙敌团长谭成祥、马占成以下官兵数百人，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毕占云率领的支队也与敌人激战数日，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及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第五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被俘，被押解青海西宁，马步芳软硬兼施劝降，均遭孙军长唾骂，后经蒋介石下令惨遭杀害…………李先念率领的支队1000多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大部成员随行，于3月14日晚向南进入祁连山深部，部队断粮无盐，白天靠打猎充饥，夜晚在冰窟、山洞宿营。
　　他们随行的电台，同援西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保持联系。
　　当他们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西行到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时，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中央电示：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进入新疆，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
　　李先念、李卓然当即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许多走散的西路军将士，个个人自为战。
　　有的被敌人捉去，有的几个人英勇奋战，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徐向前对这些同志的处境和遭遇，一无所知。
　　他和曹营长相逢以后，一前一后向东走着。
　　有曹营长在身边，徐向前感到欣慰多了。
　　而曹营长走得可不轻松，他要用尽全身解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用自己的“特务”本领乃至生命，来保证总指挥的安全。
　　他们经土门、景泰，一直向东……谁也说不准走出多少路，常常一两天不见一个人。
　　有时看到了人，能避开的就避开，实在躲不开，也不敢多说话。
　　他们走着走着，黄河却出现在眼前。
　　他俩停止了脚步，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细心观察河边的情况。
　　看到不远处有个放羊的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
　　徐向前问：“老乡，前面有渡口吗？”
　　老人开始有点紧张，撵着羊要跑开。
　　他听是北方口音，不是马家军要抓的“南蛮子兵”，很快平静下来。
　　他说前面有渡口，都被大兵看守着，说是要抓什么红军。
　　说了一阵，那老人也许识破了徐向前他们的身份，就说：有不少红军的人，打仗败给了马家军，从上边过黄河去了。
　　他也不问徐向前是什么人，只是说要过黄河，上游有渡口。
　　徐向前谢过老人，若无其事地向渡口的上游走去。
　　他暗暗高兴，就是说又有一些同志从这里经过了。
　　他们向上游走了五六公里，看到河中有个人正划着羊皮筏子由东向西摆渡。
　　他俩急忙走过去，向摆渡人打招呼。
　　那人听到了，摇着小羊皮筏子过来了。
　　羊皮筏子，是黄河里的特别渡船。
　　人们用原始的方法，把羊儿的头脑砍掉，从脖子里把内脏和骨肉挖出，经过对皮毛的处理，变成了可以充气的漂浮皮筒。
　　四个这样的皮筒，用棍连接起来，即可以载人，又能载物。
　　浪高风大不怕翻船，也不会沉没。
　　这种羊皮筏子，不知道在黄河中漂浮多少年头了。
　　徐向前对这种原始的渡河工具并不陌生。
　　五个月前，当红军准备渡黄河西征时，他在黄河边上侦察水情、地形，就见过它，当时他还向侦察兵说过，必要时可以找几个羊皮小筏，夜晚偷渡过去。
　　那时没用着这古老的玩意儿，今天却用着了。
　　一个壮年汉子，头上扎着一条多日没洗的白毛巾，划着摇摆欲坠的羊皮小筏靠岸了。
　　看上去是个憨厚老实的船工，说话粗声粗气。
　　声音像是要压倒黄河浪涛声，向徐向前说过渡要付钱。
　　徐向前掏出两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兄弟，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一下。”
　　那壮汉子接过钱，微笑着便小心地将徐向前他俩扶上筏子，摇摆着向东岸划去。
　　五个月前，徐向前是在枪炮声中，在胜利的欢呼和进军声中，随出征的将士们西渡黄河。
　　如今，孤零零坐上小羊皮筏子东渡，去找党中央，胸口又翻起一阵心酸。
　　小小的羊皮筏子，在黄河的浪涛中跳跃前进，曹营长怕总指挥掉下水，死硬地拉着他。
　　徐向前叫他放松手，他就是不松劲。
　　好心的同志，他哪里知道，船真的翻了，你拉着有什么用呢！
　　徐向前一生之中，渡过了无数的江河，这次东渡终生难忘！
　　过了黄河，已甩掉了马步芳的追捕。
　　徐向前和曹营长来到河东，不仅吃住方便多了，对这一带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也比较熟悉了。
　　紧张的心情轻松了，两个人放开脚步，直奔打拉池方向。
　　打拉池是一个大镇，六个月前，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曾在这里商讨宁夏战役部署。
　　现在，宁夏战役流产了，西路军失败了，在镇子里依稀留下的是红军宣传队在房舍墙壁上书写的标语。
　　徐向前和曹营长来到打拉池，找了个车马店住下，想听一下风声再继续东返。
　　为了活动方便，他俩用一个金镏子换了两套衣服。
　　徐向前穿上了棉袍，像他从军前当过的教书先生，又像是个商人；曹营长是一身小伙计的打扮。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走，上街上找点报纸，以许能得到点消息。”
　　徐向前说着就向外走。
　　“大头”营长紧跟在后。
　　敌人的报纸，常常披露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消息。
　　尽管它不那么真实，总可以看到点情况。
　　可是偏僻小镇，哪里能找到报纸呢？还好，饭馆里、小铺面上，人们说话挺随便，徐向前和曹营长听到不少消息。
　　诸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啦；蒋委员长翻脸不认人扣押张学良啦；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啦等等。
　　徐向前判断，这里离红军根据地已没有多远了。
　　他俩顾不得多休息，离开打拉池，翻过六盘山，直奔平凉城。
　　这座城虽然不大，但却是陇东重镇。
　　国民党邓宝珊的队伍正向西开拔，本来就不宽的小街，一下子有这么多国民党军经过，弄得鸡飞狗跳，一片混乱。
　　趁这个乱劲，徐向前钻进一家书店，买了张地图，找了个客栈住下。
　　他和曹营长一边查看地图，一边研究下一步前行路线。
　　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他俩就上路东进。
　　空肚走了两个多小时，当太阳在东方高高挂起的时候，他们才停下来，在路边摊贩那里买了几个馒头。
　　他俩边吃边四处观察。
　　忽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一支队伍在行动。
　　他急忙咽下口干馒头，问小摊贩：“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
　　小贩说：“是红军。”
　　“真是红军？”
　　那小摊贩看了看这两位客人，说：“就是红军”。
　　一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营长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顺手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给小贩，起身就走。
　　等小贩说“给你找钱”时，他俩已走开好远了。
　　洒泪会见毛泽东这天下午，徐向前在小屯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和刘志坚。
　　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
　　晚上，镇原县城的援西军司令部灯火通明。
　　任弼时、张浩、杨奇清等闻讯都赶来了，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刘伯承向中革军委和周恩来、彭德怀发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回来了！”
　　这天晚上，他同徐向前一直谈到深夜。
　　徐向前向大家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作战情况，当谈到祁连山分兵时，眼泪在眼眶里闪动，几乎说不出声来。
　　刘伯承忙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
　　徐向前作为一个打了败仗的将领，对战友们的安慰十分感激。
　　他一向言语不多，如今只是叹息。
　　又听刘伯承说：“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
　　5月16日，徐向前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叶剑英。
　　老友们对徐向前脱险归来，悲喜交加。
　　一起合影留念。
　　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
　　他俩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相识，12年来相聚又分别，分别又相聚，两颗红心，一片深情，难以言表。
　　徐向前急着要去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因牙痛难忍，便随周恩来一起去西安。
　　临行前，他从贴身的衬衣里取出一个温热的小布包，里面是十多个金镏子。
　　他对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分给他的路费，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用不着了，全部交公。
　　此情此景，令彭德怀感慨地说不出话来。
　　日上午11时30分，周恩来安排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让徐向前同他一道飞延安。
　　这种飞机是航校教官带飞行员用的，一架只能搭乘一人，训练飞行时，有时教员在前面，让学员坐在后面体会飞行感觉；有时让学员在前面驾驶，教官在后面检查考评。
　　徐向前就坐在第二架飞机的后舱里。
　　周恩来在第一架飞机上，起飞不久，就同后面失去了无线电联络。
　　徐向前在红安时，虽然指挥过“列宁号”参战，但他从没坐过飞机。
　　这次可谓“大姑娘坐轿——第一回”。
　　飞机在2000米上空飞行，气流很不稳，飞机时上时下，像只飘动的大风筝，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徐向前感到头晕脑涨。
　　驾驶员回头问他话，他什么也听不清，只好写条递过来，上面写道：“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
　　徐向前哪里当过领航员？但他看到下边有条细长的“白带子”，判定是洛河。
　　于是在纸条上写道：“顺河北上飞延安”。
　　延安机场出现在航路的前方，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对准跑道，呼啸着从天而降。
　　下午3时安全落地。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
　　接的人说还没到，徐向前和在场的人都惊了。
　　直到徐向前到了延安城，才接到周恩来处的来电，说飞机迷航，油不够又转回西安了。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见了徐向前。
　　他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无比深情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他一边说，一边从烟盒里抽出香烟。
　　徐向前接着烟，话没开口，泪水流了下来。
　　毛泽东并没有把西路军的失败看得很重，更没有问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只是细心地听着徐向前的汇报。
　　当徐向前沉痛地讲到西路军的失败与自己的责任时，毛泽东没有批评和指责，却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嘛！”
　　毛泽东用那深情的目光看着徐向前，又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这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价，对西路军指战员的赞扬。
　　在会见毛泽东时，徐向前总把陈昌浩的安危挂在心上，把失散的战友挂在心上。
　　他在和毛泽东谈话中，曾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
　　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
　　西路军失散的战士，一个个千难万难来到了延安。
　　只是不见陈昌浩。
　　徐向前总在思念。
　　说来凑巧，就在徐向前回到延安后两个多月，8月14日他到洛川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天在街上与陈昌浩相遇了。
　　陈昌浩穿着一身便衣，见到徐向前无比激动，说长问短。
　　他说，大马营分别后，他一直闹肚子，后来那个房东老乡送他去了湖北汉阳老家，养了段时间……两个老战友，终于又重逢。
　　徐向前高兴地向陈昌浩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不少失散的同志都陆续回来，就是你音讯全无！”
　　陈昌浩泪水夺眶而出。
　　西路军战败的历史，他个人悲惨的经历、死里逃生，各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慨。
　　西路军的失败，对徐向前又是一个起点，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走向成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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