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
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无论是共和党特朗普还是民主党希拉里执政，美国势必收紧对华总体政策，亦即同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相比，其严苛程度将不可以道里计。此乃大势所趋，不待智者而决。首先审视一下两党总统候选人相关的政策宣示。特朗普日在首次全面阐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演讲中抨击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指出：&我们的总统允许中国继续对美国的就业和财富进行经济上的攻击，拒绝实施贸易协议以及对中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来掌控朝鲜。我们拥有对中国施压的杠杆，即经济上的力量。人们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济力量来驾驭中国。&他回顾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遭受基地组织袭击时，华盛顿却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之耗费更多的精力。他还举例称，目前中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表明，中国丝毫不尊重美国及其总统奥巴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抨击中国这件事上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4月6日，她在费城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就对中国发动了猛烈的批评。她提及任职国务卿的经验，向选民证明自己有能力影响中国。在总统大选的&热身&阶段，两党候选人竞相以抨击中国作为争取选票的手段，此举说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上升。最近纽约华人公益组织百人会发布2016年关于美国的调查报告称，七成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了严重或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威胁，而且同2012年相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带来社会转变的美国人的比例剧降了四成多。上述情况无非说明，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执政，设若两国任何一方行差踏错，则中国面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几乎是全方位的挑战，其力度之大，同奥巴马时期相比，必然不可同日而语。中美关系：或&防&或&抗&?无独有偶，在两党总统候选人竞相对中国发难的时刻，美政府也对中国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敌对性的政策宣示。美国防部长卡特5月25日在演讲中指出，美国正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如今中美对峙的局势类似于美国与前苏联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状态。这是美高官首次宣布中美两国已进入&冷战&状态。这一政策宣示的含义及其将带来的后果，无论如何，不可等闲视之。卡特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这篇演讲时还表示，鉴于中国的强势立场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改变，而美国高度关注亚太这个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因此&亚太再平衡&将成为美国一项长期的战略。为此，美军必须作好应对来自这个方向的挑战的长期准备。至于中美在南海的对峙，仅是两国关系大局中的一环而已。另外，他意有所指地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发展导致的政策走向的改变。这一宣示之所以选择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同美军方对中美两国未来战略博弈在军事层面的认知密切相关。五角大楼认为，二战以来美国掌握亚太乃至全球的海空优势，今后将面临正在努力成为海军强国的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呈现新月形，也有利于中国海上力量向外突破，因此此项战略博弈的外在表现形式将主要是中美海军之间的碰撞。十多年前，美国前驻华海军武官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指出，在解放军所有军兵种中，海军是发展势头最猛的军种。他对笔者表示：&未来中国经济、科技实力将更为雄厚。届时会放慢海军发展的势头吗?显然不会。中国海军迟早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防部长卡特在作出措辞严峻的上述演讲之后不久，5月27日再度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针对中国的火药味浓厚的讲话。他宣称中国正在&构筑一座自我孤立的&，为了应对中国采取的&前所未有的扩张主义行动&，五角大楼将把最精良的武器&全部&派到亚太地区，包括F-35隐形战机、P-8侦察机和隐形驱逐舰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0日回应说，美方部分人士&身体虽然已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时期&。卡特的两番公开讲话堪称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心理层面的威胁。目前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严峻挑战主要仅止于心理层面，在双方互动、应对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则可能迅即体现在军事层面，这似乎越来越不是遥不可及之事。综上所述，中美关系经过近年的战略博弈和互动，美方部分人士认为已经跨过了一道关键性的门槛，进入了&冷战&的初级阶段。有鉴于此，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立场正在从&防&逐步向&抗&的方向转变。从近期美军方高层的表态可悟出，尽管&防&与&抗&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天堑。假如美政府的意图和立场仅止于&防&，则必然有所节制，在维持区域安全时注重平衡，有政策倾斜，却不容偏废;倘若立场和决心聚焦于&抗&，则必无所不用其极矣。可以预估，2016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全方位调整对华政策，在军事、外交等层面，原先的&防&将一跃而为&抗&，并持续多年，涉及面广泛，影响深远。届时，所谓经济上&我中有你&，人员往来上&日益频繁&等的说法，皆成明日黄花矣。何为&修昔底德陷阱&中外学术界广泛引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源自2500年前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乃至战争成为两强之间不可避免的最终选择。有的学者以彼况此，用以比喻中美之间的关系，似有引喻失义之嫌。自从核武器面世以后，以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坏力，早就打破了这一条规律。否则，以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霸权触发的矛盾之尖锐持久，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早就爆发了?&冷战&这一大国争霸的新形式，又如何可能主宰世界政治格局近半世纪之久?反观冷战史，可以一条新规律，即核武器问世以来，在核武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边界冲突。核武器已成为制约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这一规律不仅贯穿于美苏争霸的全部历史，也适用于解释为何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二战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印度在1971年11月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还肢解了巴基斯坦，导致东巴基斯坦被孟加拉国取而代之。然而，印巴两国在1998年相继拥有核武器后，近20年来连成规模的边界冲突也没有发生过。概言之，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均拜核导弹这一终极武器所赐。1949年以来，在中国面临的核战争威胁中，最严峻的一次是1969年苏联尝试把核战争强加于中国，形势十分紧迫。最终克里姆林宫核战争计划胎死腹中，中国面临的核威胁戛然而止。究其底蕴，当年中国处于举国备战的紧急状态，苏联无法通过突袭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何况当时中国核武库尽管弱小，但数十枚2号中短程核导弹却也瞄准了苏边境城市和军事要地，这使得苏领导人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况且美国已明确警告苏联，不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并启动了战略核武器，这也是中苏军事对峙后来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简言之，核武器问世，从根本上扭转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正是&冷战&这一新形式才体现了超级大国之间在热核时代既斗争又妥协的特殊关系。不能以2500年前古希腊两个小邦之间争斗乃至最终爆发战争的故事，来形容处于热核时代的中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时代背景已迥异。早在2009年冬，笔者撰文率先指出，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左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迄今笔者依然认为，中美矛盾固然尖锐，相当难调和，却尚不致于以全面战争的形式达到你死我活的目的。中美都是核大国，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必定是核战争，这一结局为任何理智的政治家所不取。争取下一个战略机遇期在未来数年乃至十年期间，中国能否再有一个战略机遇期，完全取决于能否避免中美两国滑落到彼此对决的境地。中国外向型的经济格局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旦中美两国步入彼此对决，则中国崛起必然受挫。况且，按照中国国情，要维持国内稳定，势必要达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在长达20余年的期间，经济欲振乏力，却能始终维持国内稳定。而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必须改善。中国近史上，两次呈现复兴势头时，均被日本拦腰截断，复兴戛然而止，成为民族痛史。19世纪末，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平定，各省大兴洋务，中枢又兴办北洋水师，史称&同光&。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兵分水陆两路，击败中国军队，兵锋直逼京畿。清廷被迫割让台湾，又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知识界对清廷的幻想破灭，成为清廷一朝倾覆的原因之一。而1927年至1936年，百业兴旺，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在民国史中居冠。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又把民族一个巴掌打入血泊中。可见之毁，诚转瞬间之事耳。倘若中国在崛起未竟之际，同下一个战略机遇期失之交臂，说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笔者以旁观者清的角度，说一句理性而又客观的评语，即若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围堵，较之苏联，处境可能更为险恶。之所以如此说，有若干依据：首先，在工业、科技方面，苏联同美欧的差距不是很大。如1945年美国研制核武器成功，时隔4年，苏联也成功试爆核弹。苏空军装备同美国不相伯仲，陆军更是一枝独秀，仅海军装备远逊于美国。苏联毕竟是大陆国家，足可自保。而在自主创新的工业、科技方面，当前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差距不小，一旦外国公司全面撤资，许多高科技项目恐告中断。其次，苏联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运行对外依存度极低，经济自成体系。即使外国强权实行全面封锁，也无碍苏联经济继续高速运转。但中国各项战略资源(包括超过一成民众的口粮)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运行久矣，假若面临全面封锁，经济局面严重恶化，确是不能承受之重。最后，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由亚欧两大洲十数个国家组成，在地域上连成一大片，由中苏两国作为支撑，起码维系了同盟关系。在外部世界，毕竟还有散布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应气求。但现在，一旦中美进入&新冷战时代&，一些邻国甚至会磨刀霍霍，伺机一逞。当年西方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对苏联锲而不舍地实行&分进合击&，孜孜不倦，不稍懈怠。回顾与反思之余，历史经验值得记取。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定格关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实质以及互动中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未来走向，笔者认为，在明了以下几个特点以后，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变迁路径予以定格了：第一，历史经验说明，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这是左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譬如美国以军事力量介入南海争端，乃是鉴于中国军事投掷力量大举南下，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空优势构成挑战。至于&海洋法&&区域安全&等仅是说辞而已。第二，核武器面世后，从根本上扭转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正是&冷战&这一新形式才体现了超级大国之间在热核时代既斗争又妥协的特殊关系。今后历史仍将证明，&冷战&作为大国关系的新格局早已并将继续取代&修昔底德陷阱&。第三，中国固然可以避免与美国爆发全面战争，然而，如果犯了颠覆性的&错误&，核威慑背景下的多边的高科技局部战争则避无可避了。想深一层，在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军事较量在多数情况下是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如今又有何国愿意替中国陷入与美国势力作一番较量的代理人战争呢?假如日后中美真如美方部分人士所言，陷入固化且长期化的&冷战&状态，对中国国家利益而言并非好事。第四，无论老大、老二均需要重视对方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读、误解并误判对方的真实意图。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假如企图心太强而又战略谋划能力不足，则类似古巴导弹危机这样严重的危机完全可能重演。如此，自老三以下直至老九、老十等或迟或早都会站在老大一边，最终的输家毕竟是老二。第五，一旦中美陷入固化且长期化的&冷战&状态，则中国外交上可能受到一定的孤立。第六，可以预料，今后中美对峙日趋紧张之日，内心憧憬国力膨胀者，必然会诉诸躁进的手段，一味强调要以强硬的手段对付境外强权势力。其实，翻阅中国近现代史书，即可发现1884年中法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乃至1929年张学良从苏联夺回中东铁路路权，无非是未谋定而动，却听信了主张躁进、膨胀者的怂恿，最终被迫面对事与愿违的结局。第七，谚曰：&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当前中美关系属于事犹可为的阶段，尚有机会避免跨过临界点。第八，至于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也是可以发生微调以至转化的。君不见，上世纪初美国综合国力已远超英国了，却从未挑战英国的世界龙头老大地位，二战后，方才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英美之间完成了老大地位的禅让。这就应了中国古哲名言：&大位不以智取&，遑论力夺。结语至今美国不少政界人士仍认为，中国崛起固然会对美国前途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却不具有紧迫性，反而还有充分的协调性。相反，全球其它事端(如伊斯兰国、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俄乌冲突以及全球恐怖组织的挑战等)，尽管对美国前途不至于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在具体处理上却刻不容缓。何况，美国军政界出于惯性思维，揽事太多，对全球事端一时放不下，却又消化不了。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化解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对峙提供了机会。玄机或许存在于此。(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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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藏至我的藏点要以历史、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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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世界》8月刊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
编者按：近期美国国内展开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中美关系成为中美战略界的热点话题。迫于近年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并形成了以“制衡中国崛起”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巧实力”和“多伙伴”政策为重心的“再平衡”不断强化亚太地区伙伴与盟友，意图以“借力打力”的手段实现“低成本霸权”。甚至外延扩展至“全球再平衡”，强化美古复交和对越外交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外交行动。在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越南等国的关系，其中用意不言而喻；而借美古复交缓和了与拉美世界的关系。奥氏总统任期将尽，急欲青史留名，以极大的“战略耐心和克制力”，推动落实了伊核框架协议。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如何看待上述美外交行动，本刊特别约请专家撰文，以做梳理。敬请读者参考借鉴。
一场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辩论正在美国进行，各种意见潮水般见诸媒体和网络。有的美国学者担心，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对恶化的忧惧超过对未来的希望的临界点，对华接触政策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有的学者干脆断言现在的中美关系就是全面竞争；有的要求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建议下任总统与中国减少接触，增加平衡，以对抗为主，以合作为辅；有的学者则认为，将一个全球最稳定、最有秩序、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变成另一个冲突地带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负责任地改变对华政策，无异于寻找敌人。中方也有学者认为，两国实际已经处于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已经拉开序幕，战略摊牌是早晚的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呢？
以历史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
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三十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呢？有两条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各种曲折、起伏，甚至是惊涛骇浪，但是许多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解了，即使仍然存在的问题也没有阻挡住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现在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之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程度之大，是几十年前缔造中美关系的政治家们，如卡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他们所不能想象的，也远远超出了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进有退。但凡两国关系中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进展，接着来的不是更大的改善，常常是反弹。举几个最显著的例子：中美建交后三个多月，美国就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给刚刚正常化的两国关系打了个大折扣。1997年江泽民主席的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的回访是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但接下去，美国国会又是辩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又是出台《考克斯报告》，把中美关系闹得乌烟瘴气。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定、美国于2000年成立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立法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突破，但同时，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报告中国军力发展情况，并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专门“监视”中国人权状况的国会―行政部门委员会、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后改为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所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进两步退一步，但总体上还是在向前发展。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希望政府政策能符合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各种不同方向的力量的作用。
第二，跟上面这个特点相关的另一特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十分多元化的国家，一些重要的政策，不论是内政的，还是外交的，都处在不断的辩论之中，对华政策也不例外。卡特政府在同意中国的三条（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废约、断交）的基础上与中国建交，就受到许多共和党人的批评；北京政治风波后老布什政府保持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又遭到民主党议员的攻击。20世纪90年代美国先是“中国崩溃论”流行，继之发生了“中国威胁论”的辩论，后来又有“中国责任论”的争辩。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统一思想”，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从来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从左的到右的，政治光谱上五花八门。尽管如此，美中和解、建交、发展两国关系仍然是两党一致的政策，尽管彼此互相攻击，但实际上两党的对华政策相似者众，相异者寡，因此中美关系才有可持续性。
反观中国，情况也大同小异。改革开放之前舆论高度一致，老百姓对外交政策是没有发言权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学者也有了许多机会对各种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发表意见。除了正规的媒体，网上的意见更是多种多样。
以全面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两个超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种多边的问题、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在两国关系中越来越多，使两国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仅仅看到某些问题，某个局部，是很容易走偏的。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了对中国的平衡和牵制，但这个战略并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质，中美关系仍然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而且总体说来，合作大于竞争。
除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实际上，在安全方面，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广泛的，合作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拿局势最错综复杂、冲突最尖锐、甚至硝烟弥漫的中东地区来说，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阿富汗，中美一起敦促、帮助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实行民族和解，因为阿富汗的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伊朗核问题刚刚达成全面协议，结束了长达12年的马拉松式谈判。这个过程中中国劝和促谈的作用是明显的。尤其在最后阶段，在取消制裁方面实行同步、循序渐进的原则，在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改造等问题上中方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这样中美和其他各方共同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条约。在巴以问题上，中美都支持“两国方案”，政策没有多大分歧。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两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中方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中美都在努力维护伊拉克的稳定，中国的石油公司在伊拉克采油为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提供了帮助。在埃及问题上，中美都支持现任政府，支持塞西总统，支持埃及在中东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海合会，中美两国的政策也基本一致。在叙利亚问题上，中俄否决了西方迫使阿萨德走人的方案，现在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如果推翻了阿萨德，叙利亚的形势可能更糟，利比亚就是一个实例。这一点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了。当然不是说两国在中东的诸多问题中没有一点分歧，但总体上说，两国的共同利益比分歧大得多，两国的合作是做得不错的。有的美国学者说，美中之间现在是全面竞争，但上面这么多合作难道不是事实？如果不去全面看待两国关系，只看到竞争，看不到合作，那两国关系注定是一团漆黑了。西方媒体的信条是“坏消息是好新闻，好消息不是新闻”。中国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观点的影响。在媒体上曝光率高的是南海和东海的争端，于是许多人就错把南海和东海问题当成了中美关系。
还有一点也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那就是两国之间快速增长的人文交流。现在每天有上万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2015年两国人员往来可望突破500万人次。三十几年来中美关系的实践告诉我们一条道理：当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两国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当两国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分歧突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两国关系一无是处，还是有亮点的，共同利益并没有消失。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仍然是合作加竞争，合作仍然是主流，并非像有些美国学者说的，仅仅是摩擦和竞争。
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总有一个怀疑，中国崛起了会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后，这种怀疑更强烈了。有的中国学者也提出这个问题：中国能够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崛起吗？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同一个过程。美国也没有排拒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中国是这个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这个体系，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增长。中国也努力维护国际体系，无论是在安全方面，如维护国际的核不扩散体制，还是在经济贸易方面，如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担当。中国对这个国际体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际组织普遍认为，现在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的经济发展惠及了周边国家，惠及了地区和世界经济。
中国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即使如一些国际机构所预测的那样，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但在人均GDP、科技创新能力、生活质量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是很大的。军事力量的差距就更大了。美国有60个盟国，有上百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一个海外基地，在战略纵深方面跟美国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让13亿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是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
有的美国学者把近年来中国提出的金砖银行、“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称作是“中国正在建设一系列替代制度，以此建立另一种国际秩序”。这是一种误解。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了这么多年需要全面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进一步开发国内市场，也一定要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使我们的产能、资本、技术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国际上不是希望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吗，这些倡议就是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理念的体现。同时，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不是领导者，中国是倡导者，可以出主意，必要时多出点力气。但所有的项目都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协商来实行的。
“一带一路”不是要建立新的国际体系，而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补充。国际体系是需要与时俱进的，二战结束已经70年了，国际体系不可能与六七十年前完全一样。已经过时的，需要改变，如关贸总协定（GATT）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不够完善的需要加以完善，有的机制需要加以补充。中国的这些倡议正是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完善和补充。再者，中国的这些倡议都是开放的，包容的，如亚投行，现在已经有57个国家表示愿意参加，成为创始成员国。它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自己不想参加亚投行，也力劝其盟国不要加入，受到美国学者和政界的广泛批评。包括佐利克、年国安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贝德都批评这种“战略错误”。前财长、奥巴马的前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甚至说，这是美国失去作为全球经济体系负责人角色的时刻。
讲了这么多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双方的分歧和竞争。中美之间的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与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这类分歧将会在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但从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以来，中美双方就认识到两国在这方面的分歧，而且也认识到，虽然自己不喜欢对方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对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将长期存在，而且己方对对方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冷战结束的初期，在克林顿执政之初，美国政府曾经把人权问题置于中美关系中高于一切的地位，并不惜在国际场合与中国剑拔弩张地争吵。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但在中美关系中的位置与先前已经很不一样了。第二类，与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如涉台、涉藏、涉疆的问题，如东海、南海的问题。第三类是关于具体问题的争议，主要是经贸关系中的问题。这类问题牵涉面小，比较具体，较容易处理，一般不会失控。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二类问题，管控危机，使两国关系中的紧张度降低主要也是指这类问题。这两年双方有隔空喊话，也有当面争吵。但总的来说，双方都不愿意事态升级。这两年两军交往的热络、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海空相遇安全准则备忘录的签署就是重要的危机管控措施。在这方面双方都要在彼此尊重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更加谨慎地加以处理，以免擦枪走火，导致冲突。
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中美关系
讲到发展的观点，首先要看到世界大势。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本世纪以来，国际事务纷繁复杂，但有两个大趋势是清楚的，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的趋势都越来越清晰、深入，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呼吁全球治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许多人以为“单极时刻”到了。尤其到20世纪末，美国GDP又上升到世界总份额30%多。但两场战争和错误的经济政策很快就证明，世界不是美国的单极格局。接下来是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辩论。现今在美中两国，多数人认为，美国是在相对衰落，但不是绝对衰落；随着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世界的财富和权力是在向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多极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金融危机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冲击，但正是在金融危机中诞生了G20这个新的机制，而且实践证明，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衰退，主要是因为各主要经济体发扬了“同舟共济”的精神，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倡导自由贸易和投资，而不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世界经济成为一潭死水。所以可以说，正是全球化挽救了世界经济。同时，许多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这样的大趋势又怎样影响中美关系呢？
首先，它对中美双方的政策选择都加以了限定，那就是要符合这种趋势，而不能违逆这种趋势。现在有的美国学者似乎很后悔：早知今日，美国就不该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要挑战美国了。这些看法太落后于时代了。发展中国家都在崛起，中国可以在原地踏步吗？建议下任总统改变对华政策的人也清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哪个国家都不能落下中国这趟车，在这种情况下，遏制政策显然没有可行性。所以美国学者布拉克韦尔和泰利斯虽然主张修改对华政策，但也不敢提遏制中国。
其次，中美两国应该联手来改善现存的国际体系，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对国际社会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两国应当联起手来，适应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多极化的趋势，使国际体系更加完善，更能反映当今的现实。佐利克提醒美国决策者，美国应该善于将新的愿景同现有秩序相联系，从而来满足新的需要。这个建议值得美国当政者考虑。可是，现在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会对国际体系有一种选择性支持的做法。比如，美国参议院至今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0年G20 峰会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的决定，本来早该落实，就是由于美国国会没有批准，至今不能进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不满。美国国会确实应该改一改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一贯风格了，应该多看一看世界的大形势，听一听世界各国的呼声。
在这方面也有好的例子。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发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突破。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创建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国际机制，中美两国的合作体现了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带头作用、引领作用。最近，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015年6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美之间并不经常持有一致的见解，但事实是全球挑战需要我们进行合作。他列举了两国最近就抗击埃博拉疫情展开的合作、阿富汗过渡进程，以及关于伊核问题的外交斡旋。这是政府官员在具体执行政策中的感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第三，中美双方要认真地考虑，如何在亚洲共处。一些认真的美国学者和前政府官员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蓝普顿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顺应（accommodation）和妥协( compromise) 这两个词语都不应该被赋予贬义。”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是有道理的，双方都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感受；都要有所取，有所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更具体地建议，美国要改变在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之内保持海上绝对优势的做法，要考虑如何顺应地区力量格局的新变化，达成两国力量的均衡。笔者以为，中美两国智库应该就这一问题进行冷静而开诚布公、具有前瞻性的讨论，为两国决策者提供可行的建议，而不是让一些消极片面的论调在两国舆论界大行其道，唱衰中美关系。
(责编：覃博雅、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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