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激辩为何失去中国：罪魁是蒋介石和国民党
　　媒体近日刊登文章《美国会再次失去吗》，质疑奥巴马政府围堵中国的外交政策，会让中国离美国越来越远，文章让许多人再次回忆起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在美国府院之间的&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大讨论。当时，美国政府在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之间犹疑不决，使得美国与新中国&失之交臂&。
　　对立两派争议是否援助蒋介石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的一年，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内部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国民党军事上已处劣势，政治上也十分腐败，不可救药，美国应停止对之军援。另一派同意国民党军事上已处劣势，但认为这是美援不够所致，美国应增加对华军援帮助国民党反共。前者以国务卿马歇尔、后者以魏德迈为代表，展开激烈争论。魏德迈当年访华后提交《魏德迈报告》，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遭到马歇尔激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争论无根本结果，马歇尔认定蒋介石必败、援助一个失败者会有损美国威望的说法，得到总统杜鲁门的赞同，而魏德迈的主张则在美国国会获得更多共鸣。
　　1948年是美国大选年，蒋介石恼怒杜鲁门对他态度不恭，把宝押在民调一路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身上，未曾想杜鲁门凭借历史性大逆转连任总统，后者连任成功后迁怒于蒋介石，斥之为&盗窃美国7.5亿美元援助的窃贼&，开始试图以其他代理人取代蒋，甚至暗中和中共接触。
　　但当时冷战氛围已经渐浓，美国国会和共和党人对杜鲁门&放弃反共&的批评声浪很高。预见到中国大陆必将&赤化&的杜鲁门试图出台一份报告，解释&国民党必败&的道理，以推卸自己&任由中国大陆落入中共之手&的&历史罪责&。早在1948年11月，杜鲁门就想出台这份报告，无奈选战空前激烈，迫使他不得不暂缓出手。
　　&艾奇逊白皮书&两面不讨好
　　1949年5月，中共已占领南京，国民党即将失去整个大陆，杜鲁门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拖，遂指令国务院成立&艾奇逊小组&，以前大学法学教授翟世普领衔，包括各方面专家80余人，负责编纂《中美关系白皮书》，当年8月5日正式发表，即广为人知的&艾奇逊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至1949年李宗仁致信杜鲁门，叙述了105年的中美关系，全文8章，附件8份，长1054页，其中绝大多数篇幅都用于叙述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及对蒋的各种援助，并引述和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文献。白皮书中辛辣抨击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无可救药，力图证明&美国在合理范围内不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占领的结果&、&中国现状是内因而非外因所造成&。很显然，白皮书的长篇大论，所要阐明的主旨无非是两条：失去中国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而不是美国、尤其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失误;美国将不再援助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但也不承认。
　　当时宋美龄尚在美国，而美国国内亲国民党的议员团体对白皮书反应强烈，几天后，这些号称&中国游说团&的国会议员发表备忘录，声称白皮书是&长达1054页的、对政府失策的掩饰&。
　　由于特使黄仁霖的努力和亲国民党美国官员、议员的帮助，蒋介石在白皮书发布前3天就知道全部内容，并对美国的推诿和抛弃&深感愤怒&，在蒋介石父子的日记中，这种愤怒情绪俯拾皆是。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蒋氏父子唯恐进一步激怒美国，斟酌再三，仅在8月16日发表区区330字声明，称&无意对此争议加以分析，以致有损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以及民主集团共同目标&，并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对白皮书所载&各种复杂问题&详加说明。剔除种种&为尊者讳&的曲笔和难言之隐的饰词，有一点是明白的，即当时甚至现在，国民党方面坚信，是美国军援不力才导致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
　　白皮书得罪蒋介石，也触怒了中国共产党。自8月5日白皮书发表起短短十多天内，毛泽东相继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3篇文章，将&艾奇逊白皮书&概括为&美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更在8月28日发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提纲挈领地发起对白皮书的&总攻&。当时中国大陆尚有许多人对美国心怀幻想或惧意，毛泽东希望借批判白皮书，在中国统一认识，同时也借此结束对外交路线、方针的争论，统一到对苏&一边倒&上来。
　　&2050号报告&深远影响美对华政策
　　对白皮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0年，当年6月25日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中美一度混沌的关系突然再度清晰起来，杜鲁门政府也出于美国战略需要，重新支持起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白皮书受到杜鲁门自己的刻意漠视，却被共和党人不断拿出来抨击，以证明杜鲁门政府的失策，抨击白皮书以表明&反共决心&则成为冷战加剧环境下的风尚，其代表性产物，则是1952年的美国国会第2050号调查报告。
　　这份由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民主党反共国会议员为主抛出的报告，将失去中国大陆的罪责归咎于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又将这种改变的责任，归咎于&混入国务院的&太平洋学会&分子&。在这份报告中，编纂者认定起草白皮书小组的成员、&太平洋学会&的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以及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是&苏联阴谋明显且自愿的骗子&。当时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就公然指责费正清、李提摩太是&共党同路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而国会报告中更将&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之一&。
　　几十年后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2050号报告&过高估计了二战后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发言权，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走向认定为仅凭美国的取舍好恶即可决定之事，更把反对或不赞成增加对蒋军援的国务院人士和学者统统贴上&反共&标签，导致相当一部分&知华派&官员长时间被摒弃于国务院之外，严重影响此后几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研判。这种风气达到高潮时，部分参与白皮书编纂者甚至遭到美国情报部门调查和司法诉讼，直到6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但&2050号报告&及其内容至今仍被美国、台湾和大陆某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添枝加叶反复推出。（陶短房）
责编：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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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大陆为什么不肯搞“土改”？
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土改”打败了国民党，这是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现代神话之一。
　　这个神话的基本逻辑是：“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使他们“翻了身”，满足了他们千百年来的渴望，共产党因此拥有了稳定的兵源，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极大，则国民党事实上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丧失执政基础。
　　不能说这个解释就是错误的，但失于简单。
　　首先，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模仿？其次，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只好靠暴力来推行？第三，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通过集体化收回？第四，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意见对历史影响究竟有多大？民国取代清朝，也未必得到农民的认可(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多数人极端反对，一个政权总能维持下来)，可为什么在年，民意如此重要？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很多，值得深入分析。
农民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
　　国民党的土改尝试
　　近代以来，政治者关注地权，带有普遍性。
　　一是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认为农业是“国本”；一是国门洞开后，中国经济从南北格局转为东西格局，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大量优质劳动力向此集中，而流入城市的多是农村中层，富户与赤贫往往留在乡村，导致乡村冲突加剧，社会趋于解体。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曾说：“暂留欧洲，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而孙的“心得”，即1899年，孙中山在与章太炎、梁启超的讨论中，“提出土地国有、授耕者以田的主张”，并在1902年在越南设立的兴中会分会的誓词中加入“平均地权”。
　　1926年北伐时，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方案(减租25%)，1927年5月又颁布《佃农保护法》，在1930年6月公开的《土地法》草案中，规定地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如能遵照执行，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少。
　　国民党采取了渐进道路
　　虽然国民党也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采取了渐进道路。即：先“减租”以调整租佃关系、“提高佃农生活”，再由政府以“赎买”的形式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
　　首先，中国社会当时阶级分层不明显，许多地主仅够温饱，夺其地均分，农民所得亦有限。
　　第二，传统乡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打击这一阶层，乡村可能失序，不仅政府税收困难，养老、教育、慈善等问题亦无人组织，成为政府负担。
　　第三，执行能力不足，年张静江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导致18万国民党基层党员被地方士绅武装枪杀，6千多国民党乡村党部被捣毁，只好作罢。
　　现实是，提高执行力，政府的成本就会提升，可靠农业那点产出，根本养不起。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计划将保长、甲长亦纳入公务员系统，使其雇员规模超千万，这显然不切实际。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日本巨大威胁，无暇深入土改，随着抗战爆发，工作重心不得不全面转移。
　　解放前农村贫富差距有多大
　　1938年，梁漱溟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两人争执不休，各执己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贫富差距不明显，没有阶级区分，不应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确实存在，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一切无从谈起。
　　梁漱溟曾在山东邹平搞了7年“农村改革”，而毛也曾在湖南等地农村进行过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山东邹平是当时土地分配相对平均的地区，而湖南在军阀战争时期地处南北拉锯战前线，无论哪方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征税，能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得到重用，农民苦不堪言。
　　从整体看，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由于统计材料不完整，只能举出一些个案。
　　以甘肃定西县农村为例，1934年地主自耕占地为20%(地主户数为总户数4.7%)，半自耕农为40%，佃农为40%。&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江西1949年以前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11.3%，占有土地44.6%；湖南1949年以前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9.2%，占有土地64.1%。
　　而据187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英国贵族拥有土地73.9%，而他们只占土地拥有者(不是农村全部人口)的1.4%，而剩下的98.6%土地拥有者，仅拥有26.1%的土地。
　　根据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估算，土改前该村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421，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355；土改后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72、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为0.228。
　　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
　　贫富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否达到激化的程度，值得推敲。
　　土改的蠕变效应
　　虽然土改确实减少了乡村的贫富差距，但它也是有成本的，亦可能导致“蠕变效应”。
　　所谓“蠕变效应”，是指一个行动初期目标并不大，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去解决关联问题，带来投入增加，可投入越多，派生出的关联问题反而越多，最终从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
　　比如“一战”就是典型的“蠕变效应”，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参战国认为几个月就能结束，英国初期甚至未采取义务兵制，可最终却变成激战4年、造成1600万人死亡的惨剧。
　　土改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很快便出现了土地私人买卖的问题，产生出新的兼并和新的贫民，尤其是后者，给政府带来负担。其实，以山西省永济县吴村为例，在成立高级社前，家户地权分配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到0.266，个人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下滑到0.209，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但对可能出现的贫富分化，让决策者忧心忡忡。&
　　分的究竟是谁的地
　　在许多农村，即使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平分给农民，农民收获亦不多，未必能唤醒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那么，群众是怎么发动起来的呢？
　　首先，没收地主财产并平均分配，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看到能立刻分到财产，加上积极分子先到先得，起了“榜样作用”，普通民众亦会紧跟。乡村社会相对封闭，为防止报复，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由于单纯地追底财，用尽各种刑法。甚至有的拿出底财，也要打死。”
　　暴力一旦蔓延，便会失去理性，在1946年河南土改中，仅冀南二地委复查中便死了2033人，其中地主782人，仅占38.4%，富农530人，占26.6% ；中贫农721人，高达35%，有的全县土改大会甚至直接被称作“杀人大会”。
　　其次，当时农村普遍存在“公田”，低的占总数10―30%，高的占30―50%，公田收入用来养老、祭祖、办学、治病，满足低层次社会需要，虽主要掌控在富户手中，难免有贪腐，但整体看，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产。而土改中被大量分配的，恰恰是“公田”。
　　“公田”面积大，分配后农民得利多，但原本由社会提供的那些福利，只好由政府承担起来。土改后，当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时，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毕竟贫富在享受同样的福利，承担同样的责任，纵容下去，难免出现“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局面。
　　从集体化，到严禁城乡自由贸易，再到半军事化管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土改的蠕变效应而采取的举措。
　　土改成败看团队
　　其实，中共推行土改也非一帆风顺。
　　由于解放区彼此间隔，导致各地重视程度不一，一度进入凝局，对此，在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上，认为地方党组织渗入了“地主、富农和坏蛋”，各地区开始整党，晋冀鲁豫边区1700人集中开会85天，调查每个与会者的“阶级成分、思想和行为”，部分人受到惩罚。会议后，宣布在对现有党员全部调查结束前，停止注册新党员。 在一些地区，整党甚至请农民来参与。
　　在土改中，基层团队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干部既要熟悉农村，又要秉持公心，在不可能被充分监督的前提下，他们的表现决定了土改的成果。
　　在抗战中，北方农村基本被日本占领，但日军兵力只够维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共在农村的巨大空间中得到充分锻炼，而国民党抗战主要资源来自南方农村，为了税收，只得更加依靠乡村精英阶层，无法通过土改来磨练团队。
　　其实，在县长林诗旦带领下，1942年国民党在福建龙岩进行的土改取得成果，但只是“赎买”土地一项际借贷高达10.2亿元，此外对全县进行了大规模培训，按此投入，当时全国14省82个县级政府118.7万名行政共需经费7.6亿元， 显然不具普及价值。
　　投入不足，则人们最终选择了制度的解决方案。
　　国民党输掉了农村
　　对比土改前和土改后，其实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没有显著提升，所以在不同时期，土改程度不同。
　　在抗战时期，土改基本未推广，而在解放战争中，双方来回争夺的地方，中共也没有推行土改，对可能丢掉的解放区和新得到的解放区，亦采取了暂缓土改的政策。
　　中共非常了解土改的负作用，毛泽东明确说过，短期看，土改会影响生产。但为什么还要坚持土改呢？因为土改的最大红利是打掉了农村原有的精英阶层，使农村走向中农化。
　　1948 年初，中共中央估计中农已占到老区乡村人口的50―80% ，其中新中农有达一半以上。据1952 年山东9 个典型乡44 个典型村调查，贫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约为15―20 % ，中农比例达到70―75 % ，富农比例约为1―2 % ，多者占到4―5 %。&
　　精英层被破坏，国民党失去了对北方农村的掌控能力，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不得不继续依靠南方乡村的资源，已承受8年痛苦的人民自然不满，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支持。
　　相反，通过土改，中农成了农村的主导，他们有一定资产，又害怕失去，人人自保，社会呈原子态，干部动员的效果得以最大化。而副作用是，也出现了权力财富化的倾向，比如1954 年，郭集乡32 名党员中已有10 人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6 人剥削雇佣劳动；1 人上升为新富农，剥削雇佣劳动40 %。莱阳地委约有5 %的党员雇工，多者达到9 %。德州地委400 名区乡干部雇工的比例，1950 年为3.8 % ，1952 年已达17 %。
　　但，与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时期惊人的贪腐相比，这一切并不醒目。
　　中产阶级没能左右历史
　　在胡素珊看来，“因为土改，所以农民走上前线”的逻辑并不通顺，而是“因为土改，国民党失去了乡村的控制能力，导致统治动摇”。
　　那么，城市的情况又如何？以往研究多倾向于中产阶级抛弃了国民党，但胡素珊反问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腐败已达到峰值，“劫收大员”令民怨沸腾，为什么国民党大陆政权此时没有垮台，而是拖到了1949年？
　　确实，年的通胀惊人，但城市的各单位都会给员工发米发柴等，市场交易已成辅助，只对没单位的边缘人员生活有影响。况且，此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只有三轮车夫的几十分之一，后者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
　　通过数据分析，胡素珊认为，当时知识群体更希望走第三条路线，而走不通时，支持国共的比例基本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知识人的支持远不如乡村那么多，所以他们要到农村接受改造。
　　胡素珊认为，城市持平，而乡村一边倒，则共产党的胜利有其必然性。
　　当家都有当家的难
　　或者，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提出的四个问题了。
　　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搞土改？因为土改的作用是在乡村建构新的精英阶层，在战争压力下，国民党拿不出更多资源来做这件事，特别是其缺乏足够的干部储备，土改至少在初期会降低农村生产力，土改以分“公地”为主，使乡村社会的自主能力更脆弱，对于这些风险，执政党难免望而却步。
　　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农民并不欢迎土改？因为土改试图重建农村社会精英层，对已贫困化、趋于解体的乡村，它有组织价值，而在相对富裕、阶层差距不大、宗族血脉联系较强的乡村，自然不受欢迎。
　　土地交给农民后，为什么解放后又要通过集体化收回？因为土改出现了蠕变效应，土地均分后，有的农民善于经营，或利用权力，迅速发达，成为富农，有的农民不得不卖地，又成为贫农，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必须取缔土地市场，进而取缔个体劳动，当然，土改在意识形态上亦有无法合拍处。
　　最后，为什么在年，民意如此重要？其实，民意未必更重要了，但历史书写的方式让它看上去显得很重要。
　　编辑上留有遗憾
　　本书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名著，特别是对土改的研究，具有里程碑价值。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叙事之外，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无怪乎杨奎松先生称赞本书为“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
　　本书1997年曾引进出版，此次再版重译，可称功德，只是编辑过于粗糙，错别字、病句太多，实在有负这本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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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大陆跑到台湾之十二：独裁（下）
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大陆跑到台湾之十二：独裁（下） 经济独裁我这里不再写了，只摘取360百科里是怎么评述四大家族的。有道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 蒋介石是"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有了蒋中正的才能和野心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蒋控制的是政治，陈控制的是党，宋孔两家先后担任财政部长，长期把持国家的财政大权。当前，大陆学术界目前已经认为这类说法很有争议;经研究考察后，蒋陈虽有些家产但实际上微不足道。孔宋虽是大财团，但财富的累积仍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的范围，与国家资本主义并不相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现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般是指民国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资本主义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家族主要成员及产业蒋家： 蒋介石蒋经国主要产业：中央银行、资源委员会、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宋家： 宋美龄 宋霭龄 宋子文 宋子良 宋子安主要产业：抗战前: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联营公司、中国物产公司等。抗战中: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实业公司、西南运输公司、雍兴实业有限公司、环球贸易公司、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抗战后: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控制中国银行，宋子良担任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孔家：孔祥熙 孔令伟 孔令侃 孔令杰主要产业： 祥记商行(祥记公司)、广茂兴票号、晋丰泰票号、山西裕华银行、花纱布管制局、庆记纱号(主营棉纱)、强华公司、大元公司(主营五金交电)、中国兴业公司、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嘉陵公司、祥记汽车行、恒义升商行陈家： 陈立夫 陈果夫主要产业： 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中国粮食公司、农业供销公司、中和盐业公司、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中华绸缎公司、棉花运销公司、齐鲁企业公司、贵州企业公司、太平洋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的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了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所做的秘密报告。报告显示，蒋介石拥有资产6639万(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094万(377万美元)、宋子文有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有5214万(635万美元)。鉴于情报机关所做调查，目的不是公开发表抹黑国民政府高官，因此有一定的可信度。垄断情况金融银行业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倍，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 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为59%，1944年为25%。纱业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矿业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为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农业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掠夺手段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发行公债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000，000万元，关金100，000，000单位，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0，000，000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十六亿1，600，000，000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外汇管制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实行专卖制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统购统销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扬子公司孔祥熙共有子女4人，长子令侃，次子令杰﹔长女令仪，次女令俊。其中，孔令侃的所作所为与其父最为相似。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进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由于宋美龄的干预，受到挫败。此后，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为她购买的公寓内。1936年大学毕业后，孔令侃任财政部特务秘书，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孔令侃也进入中央信托局。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再撤往香港。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孔令侃被任命为常务理事，主持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1939年，孔令侃私设在香港的电台(搜集香港金银、外汇、证券、股票行情及港澳各界名流的言行，外加一些军事信息，随时向重庆孔祥熙官邸汇报)被港英当局查抄后，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她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到美后，孔令侃除继续大搞商业投机外，又干起沽名钓誉的勾当。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孔令侃准备读一个洋硕士文凭。为此，他想起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的职员吴某。他设法将吴某调到美国，改用他的名字，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孔令侃对吴某当然是优礼有加，关怀备至，吴某自然也就感恩图报，勤奋用功了。就这样用了两年多时间，通过考试、答辩和撰写毕业论文，终於领到一张硕士文凭。孔令侃在机关时，经常驾驶著汽车在繁华街道上横冲直撞，经常违章肇事。南京新街口广场交通拥挤，按照当时的交通法则，汽车必须沿左边环行道绕行，而孔令侃的汽车却往往抄近道从右边拐弯，警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39年，香港《大公报》曾发表过一篇讽刺小品文，标题是:《爸爸在朝当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就是对孔令侃的如实报道。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子公司。这个公司经营的特点是只做现货交易，不做订货交易﹔只收美元黄金，不收法币。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到美国定居前，宋蔼玲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托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做并大发了一笔。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例如，公司从美国进口的"雪佛兰"、"奥斯汀"等汽车，进口价格是每辆1500美元，而孔令侃却以"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优越条件，经常保持5000美元一辆的高价向市场出售。仅此一项，他就攫取了大量的美金。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市场物价暴涨，马口铁奇缺(制作罐头盒的原料)，扬子公司从美国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一批马口铁原料，由於海关拒不签发进口许可证，以致无法进口，这就触犯了扬子公司的利益。孔令侃大发雷霆，一方面在《大陆报》上向海关当局发起攻击，同时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为理由，与海关当局大打笔墨官司﹔另一方面，则在海关职员中进行活动，终於迫使海关让步，签发了进口许可证。货物到手之后，孔令侃即以高价向市场抛售，获取暴利。然而学术界对四大家族是否存在存在异议。但是蒋经国身为太子去上海打虎，最后反被虎欺，败在扬子公司孔令侃之手。这难道不是宋氏家族与孔氏家族插手上海经管，独霸上海经济的明证吗？再从蒋委员长的盟友支持者美国找一些证据。早在抗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在重庆当众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战,美国援助的美金也是美国纳税人节省出来的,可是一些中国要人的子女逃避兵役,拿父辈贪污来的美金,在华盛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句话针对的就是孔祥熙。而罗斯福总统本人则干脆直接对蒋介石建议换掉这个卑劣的财政部长,弄得蒋很尴尬。后来的美国杜鲁门总统更是表示鄙夷,说孔宋豪门“没有一个不是贼!”，给孔祥熙本人的桂冠是“卑鄙的老鼠”和“贪官坏蛋”。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专家估计，四大家族 1949 年被美国永久冻结的在美非法财产，至少为 20 亿美圆。“四大家族”在20世纪40 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国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杜鲁门总统立即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彻底清查“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的来历，和利用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的情况。经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有 20 亿美圆，其中宋美龄名下有 2.5 亿美圆。这还不包括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抗日期间美国援华的金钱和物资，被四大家族贪污 7.8 亿美圆，其余大部被国民党其它各级官吏贪污，用到前线的只有 10% ，利用特殊途径长时间在美搞投机倒把偷税金额达到 8 千万多万美圆。美国财政部把调查报告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会上，一片哗然。最后，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对国民党援助额不变。并通知：1945 — 1949 年间已批准援助国民党的 30 亿美圆，国民党已用了 28.5 亿美圆，用完为止，不会增加。据说杜鲁门总统看到“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搞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报告后，在议会大骂：“贼！他们都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 四大家族当时不敢申辩：这么多的非法财产根本没法解释，他们惟恐一旦申辩，他们种种贪污丑闻都将举世皆知。当时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日一盎司黄金是1256.9美元。按黄金比价换算现在值720亿美元，若按大米等购买力算已经突破千亿美元了。这美国政府的举动难道不是四大家族独霸中国经济的证据吗？这美国政府的举动难道也是假的吗？纵观历史和史料，笔者认为还是开头民谣说的好“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孔家是最贪得无厌的，陈家是比较清廉的，但是蒋家有纵容之罪，如果经国太子打掉孔大老虎，也许事情会------难怪美国总统杜鲁门先生在《口述自传》中气愤的说到“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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