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导刊是不是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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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6 &
《经济研究导刊》是由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主管，黑龙江省报刊出版中心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发行的经济类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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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热炒的背后
摘　要:国家经济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国家整个经济的肌体是不是健康，发展能力如何，有没有稳定的，比较实际的发展能力，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在国际上也能体现出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比较强。
　　国家经济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国家整个经济的肌体是不是健康，发展能力如何，有没有稳定的、比较实际的发展能力。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在国际上也能体现出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比较强。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外资并购案越来越多，有关市场开放程度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去年的徐工并购案更是成为了年度的热点话题。近期本刊记者就开放与安全问题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桑百川教授和商务部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马宇先生。
　　越开放越安全吗？
　　《经济导刊》：近年来，在直接吸收外资领域，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标签经常被贴到各处，那么到底国家经济安全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如何来界定呢？
　　桑百川：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舆论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安全的标准。对经济安全的内涵、外延，界定都是很不清晰的。大体有这么几种观点：一种认为经济安全是和国家竞争力直接相关的，国家竞争力提高，能够应对世界经济运行的风险，就是经济安全的状态。第二种是专指一个国家应对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应对国际经济所带来的冲击，国家经济将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第三种观点，是指整体国家利益是不是得到了维护和保障，就是把经济安全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同等地去看待，经济出了问题可以导致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不安全。这样几种不同的观点放在这里，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一项并购，是否影响到经济安全，是否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判断的标准不同，意见就很不一样。所以大家都不是在一个平台上去争的，各说各的话，很自然对同样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马宇：判断国家经济安全最基本的有两点。第一点，国家经济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国家整个经济的肌体是不是健康，发展能力如何，有没有稳定的、比较实际的发展能力。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在国际上也能体现出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比较强。第二点是从外部来说，假如有一些危机的外部因素，尤其是目前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国际上无论是资本、贸易还是其他的一些因素，都可能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影响。这样就看国家的整体能力了。假如不安全的因素产生影响的时候，国家的抵抗能力、危机反应能力、处理能力如何，就可以证明你这个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如何。应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特别需要强调一点，整个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往国家经济安全上套。实际上国内现在谈的所谓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大都是媒体上的炒作，完全够不着经济安全的高度。
　　《经济导刊》：关于开放与安全问题，我们听到这样一些观点，比如说龙永图先生曾经说过，越开放越安全。还有王志乐也曾经表示过，中国现在是自1840年以来国家经济最安全的时期。你们怎么看？
　　桑百川：不开放肯定经济上是不安全的，但是说“越开放越安全”也不一定。东南亚地区在1997年以前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但是它发生了金融危机，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种状态算是经济安全的吗？比如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是闭关锁国，我们安全吗？所以我认为不开放是一定不会有经济安全的，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单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我们的封闭状态，一定是不安全的。开放不一定就是安全的，但是不开放一定是不安全的。
　　马宇：我想龙永图先生谈这个“越开放越安全”，也不是说无限度开放，实际上还是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来谈需要进一步开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开放导致的，热钱去炒这个国家的货币最后导致了国家经济出现了危机，整个地区出现了危机。产生这种现象的实际原因是什么？不是源于开放过度，而是原来整个国家在开放过程中或者说政府在制定整个经济发展或者产业政策上有一些问题，开放不足，最后导致产业结构畸形。比如说房地产过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实际上政府还是干预太多，最后导致投机资本参与。国家整个货币币值没有体现出它的实际比值来，是因为经济结构的问题。所以东南亚危机归根结底不是由于开放导致的，反而恰恰是由于开放不足导致的。很有趣的事情是从最后解决危机的方法体现出来各国的基本思路，解决经济危机的基本思路是更加开放。说到对热钱的控制，比如投机资本，按说正常的话，如果要解决危机，起码要采取临时措施进行资本管制。但是可以看一下这么多东南亚国家，采取资本管制措施的只有马来西亚，并且只管了一年。其他国家反而是更多的开放，像日本和韩国特别明显，因为政府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由于政府干预过多，造成银行呆坏帐比重特别大，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而那个并不是由于开放的问题，不是由于市场化的问题，而恰恰是由于政府干预太多造成的。
　　桑百川：看来开放是必须的。但是要考虑到开放的条件，总的战略趋向对外开放没有问题，但是还要考虑到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本国运行中还存在着很多矛盾，再贸然地去加大了开放的力度，就有可能导致经济不安全的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内因是本国的经济存在着问题，外因是因为在经济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开放的力度过大。我的基本判断是，首先是国内经济存在着问题，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吸引投资，因为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本国的资金不足，资本短缺、外汇短缺，那就要吸引外资。怎么吸引呢？首先将存款利率提高到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位置，吸引外资来。但是外资不来，为什么呢？虽然利率高，但是外资赚了钱拿不走。但是泰国的本币是自由兑换的，热钱可以毫无戒备地大量涌入泰国等国家，存到银行后这些存款储蓄率大幅度提高，资金充裕了，就掺进了房地产，掺进了股市，助长了经济泡沫。所以在本币和美元挂钩的时候，它的出口受到一定的打击，在1996年至1997年的时候，国际电子原件市场都不太景气，这些国家出口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与此同时，正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汇率是高估的，于是导致了套利套汇的融资大量涌入，所以在本国经济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存在着经济发展不稳定基础的时候，贸然去对外开放实行本币自由兑换实行高利率的政策等，往往会导致一些经济上的风险，甚至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出现问题。
　　马宇：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去把握这个东西。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要解决问题，只能在一种开放的环境里解决，甚至开放可能变成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很重要的手段。比如咱们国家的金融改革，在很久以前国家领导人都这么说过，我们现在还控制不住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的话很麻烦，还是关起门来搞革命，有了控制风险的能力。但问题是我们的银行什么时候才能控制风险？什么时候银行的呆坏帐比例能降下来？如果关起门来去降这个呆坏帐比例，怎么能降下来呢？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我们国内现在银行的资本金问题，解决了多少次，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国家财政投钱，发国债解决资本金的问题。过了几年又不行了，最后拿外汇储备来进行投入，我就曾经提过，如果再这样搞的话，为了让银行的资本金达到8%的国际标准，只好把储户的存款转化为股本来这么解决。在这样的环境下老考虑把各种问题解决了，再去把金融开放，再去应对外来的冲击，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一种思路，通过开放来解决呢？把银行30%的股份卖给国外的银行，行不行？我给花旗、给日本、给别的国家，它们投资进来也是储存资本金问题，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不能把所有经济问题都
　　与安全联系起来
　　《经济导刊》：你们都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经济制度的安全，那么经济制度的安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安全状态呢？
　　桑百川：经济制度的安全应该主要指的是经济制度制订的主导权掌握在本国政府手里。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经济安全的状态，或者叫经济制度安全的状态。如果经济政策的制订，或者经济决策的主导权都已经放弃，比如说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过程中，完全迁就于其他成员的要求，或者完全放弃了中国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我们的经济角色主导权也在放弃的过程中。从制度的构建上看，肯定是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制度安排。
　　马宇：谈到这点我想起邓小平先生在1992年南巡讲话的时候谈过一点，他当时也是针对对外开放，尤其是引进外资，有些人对搞外商投资企业有看法，说会影响到咱们国家。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以后社会主义怎么办？当时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去考虑，但是跟我们现在谈的这种国家经济安全也差不多。当时邓小平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政权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怕什么。其实你掌握着国家法律政策的决策权、制定权，并且由于主权国家有这个权力，应用了调控经济的基本手段，管理企业的基本手段，国家主权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这一点。另外，外资在国家里面的比重占得非常大了，或者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占得非常大了，是不是就可以影响到对一个行业的主导权，影响到宏观调控能力，甚至需要国家主权运用法律政策的制定能力，或者实施能力。会不会这样呢？我觉得应该不会。不用说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样一个体制，如果去看一下别的国家，即使很小的一些国家，并且对外开放的冲突也很高，外资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得比重非常高。它的国家主权形式，尤其是经济决策权，是不是被外资公司操纵了？没有。比如新加坡，外资的比重非常高，甚至在某些领域（可能是很多重要的领域）里，都占着主导地位，但是国家对经济的法律政策和具体经济政策，都非常强势，完全有自己的主导权。
　　桑百川：在经济制度主导权下，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基本的经济制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这是由中国自己来主导的。不会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我们就走到像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那条道路，丧失基本经济制度安排的权力。那么另一个是关于运行层面的一些具体制度，比如在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大量地吸收外商投资，要不要遵守国际经济惯例？这种惯例是在几百年来人们从事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人类的交往日益扩大的时候，形成的一套有效的规则。我想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接受国际经济惯例是一个进步，这不是我们放弃经济主导权的问题，更不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安全的状态。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参加了多边的贸易体制。我们有机会在谈判桌上跟其他的一些国家谈判贸易条件，谈判市场准入的条件、标准等等，实际上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国际多边规则的制定上，这实际上是中国一种发展的表现，是对于世界经济影响力增强的一种表现，是经济制度更安全的一种状态。
　　马宇：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税并轨，对这个事情大家经常举一个例子，就说50来家在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联名上书提意见。大家往往以一种负面的情况来评价这件事，说本来税收权力是我们国家的权力，是政府的权力，怎么在我们这里投资的跨国公司居然就想干涉经济政策制定权？这完全是两回事，对跨国公司来说，在哪儿投资、政策发生变化，完全有表达意见的权力，甚至提建议的权力，这是对任何一个企业，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甚至可能与一些国家有这种经贸关系往来的，在国家政策影响到它们的时候，完全允许提意见。这是属于国家的政策咨询，或者提取各方意见的一种过程，也是科学决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将它衍生到别的地方去。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国会立法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利益群体，都会来游说，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是怎么样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政治文明的一个表现。而不要把它弄反了，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它，关起门来回到暗里去仓操作，是一种倒退。
　　《经济导刊》：这种开放程度到底对贸易安全和行业安全影响有多大？我们是不是可以细化到一些企业当中，有代表性地来说一说？
　　桑百川：有人把贸易安全、行业安全也视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容之一。那么中国现在的外贸依存度是比较高的，已经超过了30%。如果这个标准高了是什么？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对外经济活动规模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产品的出口份额比较高，此时，会不会因为国际经济上的波动，国内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地发展。关键是我们能否应对得当，不一定会导致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并没有触及经济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不同行业外资与外贸依存度也有差别，是不是外资依存度高就叫做经济不安全？这也是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的。当几千家外资企业在我们某个行业里互相竞争的时候，就认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主导权已经丧失了，我们已经处于不安全状态了，这是不科学的。我觉得需要从不同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对整个社会根本经济发展趋向的影响程度来判定。
　　马宇：美国应该是开放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市场化开放程度都是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可是美国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曾经在美国国会里争论过要不要对制造业在华投资进行一定的限制，或者进行国家安全审核。当时在国会辩论的时候，有议员举了这样的例子：现在70%、80%或者绝大多数的芯片都是在中国生产，万一美国要是跟中国打起仗来，中国就不出口芯片了，美国现在部队装备全是电子化的，零部件供应怎么办？随便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卡死你，所以他认为这已经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了，另外还有鞋的问题。美国的鞋都是中国生产的，万一跟中国发生问题的时候，中国不向美国出口鞋了，美国的部队就要光着脚打仗。还有些人考虑产业空洞化的问题，美国的制造业全都转到中国去，出现产业空洞化怎么办？而中国又说品牌在美国手里边，研发在美国手里边，制造才在中国，最后中国觉得好像美国拿了大头，中国弄得是骨头。美国认为制造能力在中国那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美国再怎么研究，最后中国要一卡出口的时候，品牌在手里，到那时候管什么用？中国的制造才是实打实的，这才是物质产品。所以不仅是中国担心经济安全问题，合作双方都以不同的视角关注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有科学的衡量尺度。
　　桑百川：实际关于经济安全的标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在谈经济安全问题，像刚才马宇先生谈的几个例子非常有启发性。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似乎跟经济安全沾上边，但是是否真的影响到经济安全了？比如说鞋类，虽然美国的制鞋业大部分转移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了，那么如果发生战争了，美国士兵可能没鞋穿吗？鞋是一种竞争性的产品，中国不出口鞋，其他的国家可以出口啊，即便其他国家进口量少，美国自己也可以随时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这个技术准入的标准很低，制订的规模需要很小，怎么可能出现有安全问题？所以不是说所有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就和国家经济安全有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些产业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没有，一种竞争性的产品在一个国家不生产是由于这个国家的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生产这种产品没有更高的收益，或者是把产业转移出去了，以便把资金投入到更有效率的领域。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优化，所以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生产，在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观念。
　　　　马宇：国内媒体、学术界，包括政府，在谈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国家经济安全泛化的问题，这种泛化实际上是把不同的问题混同到一块去谈，实际上容易导致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国家经济利益泛化，只要发生在我们国家里的事情，就是国家利益层面的问题，随便一个并购案、一个企业的问题，可能是纯粹的市场竞争里的某一个细节问题，可以上纲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内企业纠正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竞争问题，而一涉及外资，就体现出一种国家经济利益泛化的问题，就把一些行业、企业的利益上升到国家经济利益。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利益，去获得一种国家资源支持。
　　经济安全与企业安全
　　是两码事
　　《经济导刊》：你们谈论了与国家经济安全挂不起钩的行业，尤其是制造业。有没有一些行业和企业，确实涉及国家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去扶持的？
　　马宇：当然有。比如说像金融，它确实对国家来说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银行赚钱不赚钱、保险公司赚钱不赚钱的问题，还涉及整个金融市场的问题，包括金融风险，都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安全问题，但是这个行业又不是一个禁止外资投资的领域，那就需要有严格的进入标准，比如政府有监管标准，就像美国也是一样，中国的银行业可以跑到美国去开分行、搞银行，但是必须符合美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标准。这样，就可以控制外资对国家经济安全或者其他方面的影响。像咱们国家说的对外资项目禁止类的、限制类的法规条款，实际上一些方面都有这种考虑。
　　桑百川：产业安全或者企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有关系，要区分来看，有些产业全球化程度很高，那么这个产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就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的替代性很强。但是反过来另一类产业则不然。我认为中国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特定的发展阶段下，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一定是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和主要领域，及其一些骨干企业，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比如在外资的控制下、外资的控股下，我认为就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长远的经济利益。在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有四个产业领域是必须保持国有经济重点投资的。虽然当时说的是国有经济，其实我们延伸来看，也和整个内资经济有一定的关系。第一个领域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比如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重要的军事工业。石油、棉花、粮食这种储备体系，重要的军事工业，都是禁止非公资本介入的，还不只是禁止外资进入，所有的非公有制的资本都不得进入。第二个领域就是重要的公共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因为公共产品有它的特点，消费不具有排他性，然后又具备正的外部性，大家都需要，所以私人不愿意去提供，那么就需要政府去提供，这个产业不允许外商投资，显然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完全依赖外商发展这些公共产品，那显然也是高估了外资的供给能力。第三个是自然垄断性行业，由于自然资源分布的状况，无论是谁投资经营都会形成一种垄断的结果，比如茅台酒只能在茅台镇生产，谁投资在那儿，谁获得高额利润；又如煤炭资源，山西煤炭的开采成本就低，所以尽管销售的价格和市场上其他煤炭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会获得更高的利润……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这种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中的骨干应该是国家重点投资的。第四个就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门类中的骨干企业，比如汽车、石化、机械电子、建筑业，这四大产业是国家经济支柱产业，其中的骨干企业必须保持公有资本的控股；那么另外就是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主要门类，比如航天工程、大型电子对撞机，这些研制靠私人资本投入很困难，公有资本要在其中占有重要的比重。除了这些领域之外，其他行业的发展不管外资的参与度有多高，实际上外资企业是作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并不触及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
　　《经济导刊》：我们把视角聚集到去年争论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徐工收购案，你们是怎么看的？
　　马宇：到现在为止徐工仍没有什么结论吧，只不过是要从外资的这种控股并购变成一种非控股并购，50对50。
　　这种结果我认为是一个极为糟糕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全输的方式。从国家来说是一种输，对外方来说是一种输，对中方合资企业的原来的国有企业也是一种输。
　　《经济导刊》：为什么这么讲呢？
　　马宇：对企业来说，已经很难再经营了，尤其是在一个竞争性的行业里边，这样的一个企业股份50对50，这个企业的决策该怎么来操作呢？无法想象，外方和中方这个合作伙伴事事都能同心同德吗？大的决策都不出来，整个效率上就无法保证。
　　桑百川：在双方草签的协议里有一个规定。董事会的人员的安排实际上有一个具体的人员的比例，比如说董事长由中方来担任。
　　马宇：如果这个企业最后搞不好，出了什么问题，对这个行业有好处吗？国家的利益实现在哪儿呢？
　　桑百川：机械行业比较复杂，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是军工产品，但是又一些是民用产品，比如说徐工生产的就是一些民用的一些工程机械，像装载机、挖掘机。这个产业虽然是属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它又是一个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产业，所以这里边包含着这么复杂的条件，我们到底怎么评判这个并购的问题？的确应该有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既然徐工生产是民品，它就和军事安全没有关系；在我们看徐工是地方的骨干企业，它不属于国家一流的骨干企业。根据刚才这几个条件，综合来判断，我认为在凯雷并购徐工的案例中，与国家经济安全无关。
　　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问题当然和国家经济安全有关系了，比如徐工被并购了，那么下一个可能是哪个企业，再接着是哪个企业，如果这样一个个被吞掉了，那我们的装备制造业不就完了嘛，都掌握在外资手里了。
　　马宇：国家经济安全和企业的安全完全是两码事，这样一来就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嫌疑了，因为这样一弄反而把这个事情搞模糊、搞复杂了。
　　桑百川：企业安全可能在并购中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比如说一个企业本来不愿意并购，别人也不可能强行并购你，但是你接受了并购的条件，被并购了，那么将来你这个企业发展的主导权，有可能会丧失，但是与国家经济安全是两个概念。
　　马宇：企业不存在安全问题，它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如果都被淘汰掉了、被闭了，还有什么安全问题。
　　桑百川：企业发展受阻、可能遇到的生存的危险是企业安全问题。但是企业倒闭了、失去竞争力了，就能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吗？这是两回事，企业安全不等于国家经济安全。
　　我觉得外资承载着中国多种竞争力，外商投资，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如果没有外商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外资并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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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芽期刊网 2017经济导刊：推进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二次飞跃
经济导刊：推进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二次飞跃
15:47:11&&来源：和发展的二次飞跃
时间： 00:04:07&
&来源：《经济导刊》2017第4期&
&&&作者：《经济导刊》编辑部&&
点击：127&&&评论：&
　推进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二次飞跃
　　《经济导刊》编辑部
　　编者的话：
　　30多年前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作为低收益产业的弱点逐渐突显。分散经营、缺乏协作的小农户，面对高度市场化、规模化的二三产业，处于弱势地位。
　　近20多年来，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改变了我国城乡人口比例。随之而来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在城市中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创造条件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人走，地荒，村空”，农村社会治理涣散，农业处于困局。
　　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反哺农业”的方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各项税费，不断加大支农投入。中央出台了多项有关三农的政策：耕地承包权长期不变，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推进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脱贫攻坚，等等。
　　农村改革的原则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长期以来，农村工作中重视“分”而忽视“统”，广大地区的集体经济或者被削弱，或者垮台。没有集体经济的基础，农村基层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状态。取消农业税费后，乡村行政机构得不到制度性的资金保障，负债严重。由于基层政权组织权能缺失，市场化缺乏社会公正与社会秩序的制约，造成支农项目资金使用缺乏效率，政府支持建设的基础设施缺乏维护，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难实现“强帮弱”的初衷。
　　凡此种种说明，面对新时期和新的特点，农村深化改革需要重新重视“统”的一面，要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建设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我们在基层调研中不断听到强烈的呼声。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指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之后，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一农村深化改革的原则。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示“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并规定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和农户承包土地的流转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以保障集体所有性质。
　　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
　　许多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长期坚持田野调研，深入农村，参与乡村建设，指导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各地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合作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典型。我们向带领农民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层干部和骨干表示敬意。
　　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19位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农村基层干部，就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座谈。本刊将连续刊发到会部分同志发言的摘要。
　　到会专家有(按姓氏笔划)：王东宾、王宏甲、吕新雨、严海蓉、杨团、何平、张宇、周萍、周建明、周春光、郑冰、郑理坚、贺雪峰、徐俊忠、徐祥临、崔之元、智广俊、温铁军、潘维。
　　目前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青壮年流失，土地抛荒，社会涣散
　　当前农村问题在“三农”中比较突出，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越来越显得滞后和边缘化。
　　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农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儿童。王东宾说，张家口地区有的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庄，这几年只剩下了一二十户，留在村里的老人生存困难，要合并村庄，建养老院，组织土地复垦。
　　土地被不同程度抛荒。如贵州湖南一些山区，抛荒地已飞籽成林;内蒙乌盟一些多年弃耕的土地，政府种了防护林。一般认为承包地确权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集中种植，但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承包地确权后，农民反而不愿意流转，因为他们认为土地确了权就是自己的了，转租出去可能要不回来，所以宁可抛荒。
　　基层治理涣散，社会失序。集体经济分散后，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无钱办事、无人办事、无章理事。青壮年长期在外，家庭破碎，带来种种社会问题。集体合作观念淡漠，私有观念膨胀，精神生活贫乏，大操大办成风。歪风邪气抬头，赌博成风，宗教迷信活动扩张。
　　劳动力流失导致人才缺乏，影响基层干部的选拔。很多村基层组织基本靠50-60多岁的人维持，组织管理能力不足。由于基层民主水平所限，村里留下的能人很容易成为寡头式人物，把持村集体经济。
　　农民打工难致富，贫富分化加剧
　　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面前，农村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呈现高风险和低收入的状态。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5%，而农业增加值只占GDP的8%，农民收入的提高大部分来自二三产的就业，进城打工。但遇到家人大病、工伤、孩子上学等等情况，就只好举债，据调查，农户平均负债率达到30%，打工难以致富。农村贫富分化加剧。
　　集体组织瘫痪，国家支农扶贫政策缺少依托
　　周春光说，由于农村集体组织作用的缺失，国家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与社会公正性降低了。如国家对农村的土地道路综合治理有大量投入，搞了不少工程，但工程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参与竞标的施工企业的“工程资质”水分大，普遍存在幕后交易，工程层层转包、偷工减料，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当今市场经济，工程建筑领域长期存在管理缺失、有章不循和腐败问题，这和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管理、群众监督的情况很不同。
　　在靠近城市的农村，因城市和工业交通建设发生的土地性质用途的变化，马上引起土地价值的变化。农地征用补偿费随周边地价提高，形成超级地租。超级地租收益引起农村内部的矛盾。能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实现合理分配，取决于村集体组织的把控能力。很多情况下，这部分利益归了承包户，造成贫富不均。
　　到了认真落实“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农村改革的原则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写进宪法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不是纯粹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分”。但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凝聚形成共识，是否还要坚持集体经济，即“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今天农村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统”的问题已经不仅是“三农”问题，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
　　是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1990年说，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27年过去了，如何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已迫在眉睫。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和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给广大农村工作者很大鼓舞。但新农村建设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理论界始终存在不同认识，还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近几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一直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习总书记在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提出“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原则。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但在具体工作中，县乡村领导都感到发展集体经济困难重重，而且不是“硬指标”，没有认识到其必要性。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强调“分”的一面。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状态
　　据农业部数据，到2015年底，全国有58万个行政村，其中没有集体经济的占50%，有集体经济、经营收入低于5万元的占30%，5万到20万之间大约为10%，20万以上的在10%左右。
　　目前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中，土地没有分到户、集体经营的大概有2万个村。“分田到户”后能够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领导集体的强弱，甚至是主要带头人的个人能力和水平。
　　贺雪峰认为，2万个保持土地集体统一经营的，主要是两种情况：
　　第一是城中村、城郊村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这些村庄占2万个村的绝大部分。这也是今天中国最富的村，其集体收入基本来自土地厂房(或矿产资源)租金，收入稳定，本质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超级地租，与经营能力没有关系。由于土地已非农化，地也没法分，主要问题是土地收益分到谁手里。(这也是文件重点强调的那部分村。)
　　第二是“明星村”，像华西村、南街村，集体统一经营，发展二，三产业。这些村的总数不超过1000个(周建明：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有7000到1万个行政村，以及河北晋州周家庄乡、西藏双湖县嘎措乡)。这些村较好地实现了共同富裕，公共建设、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和群众性文化活动都走在前列。有人认为，这些村能够长期坚持并很好地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要求带头人和领导班子有很强的能力和水平，在当前政策大环境下很难复制。一般农村要办集体企业搞二三产，主要困难是组织成本高，收益不确定，不容易取得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主动负起组织农民的责任，探索新形势下的合作化路子，出现了一批各有特点的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到会专家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生动案例。
　　村两委组织村民，发挥集体优势，重走合作化道路
　　作家王宏甲介绍了贵州安顺市塘约村，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带领全体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情况。王宏甲说，塘约在遭到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只有党支部能出面组织群众，进行集体抗灾。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只要党支部没垮，就是基层治理名正言顺的组织者。组织起来，使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两委动员村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中种植，发展多种经营和三产。村民收入的增加吸引了大多数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短短两年，村民人均收入从4000元增加到1万元。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会议时，特意提到《塘约道路》一文，称赞塘约村是新时期的大寨。
　　塘约村的变化说明，要摆脱贫困，一定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越是贫困地区，这一需要就越迫切。组织起来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放任农村土地走向私有制。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阵地，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社会主义的集体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制度优势和精神财富。
　　由村党支部出面重新组织农民合作的情况，在各地都有类似情况。
　　何平介绍，改革以来，山西过去全国闻名的典型村逐渐被淡忘，但还有几个村没有分田，坚持走集体道路，现在成了全国闻名的富裕村。这里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的，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大学生甚至国家干部。
　　周建明说，山东德州的宁津县，由县委组织部推动部分村的党支部带头，整村流转农民的土地成立合作社，集体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10%，增产部分50%分红，50%作为集体经济收益。青海海西州天峻县牧区的梅陇村也是整村搞了合作社。
　　郑理坚介绍了他在浙江缙云县好溪村带领本村推行发展民俗旅游经济的情况。村里动员村民将土地流转回集体，村委统一规划，改造村民旧房，统一建设新居。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新村建设，再用成本价配售给村民，并可还请所有贷款，村集体经济也由弱转强。他的切身体会是，农村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带头人很重要，村长、书记一定要“和”，班子如果不“和”，外部条件再好也没用。
　　这些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都强于当地其他农村。但是对他们的经验，还没有从发展道路的高度来予以总结。
　　何平说，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依靠基层组织不行。有人说应该靠老板、靠能人，先富带后富。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山西煤老板全国有名，他们挥金如土，给山西带来的灾难也是最大的。山西两极分化也是相当严重的。
　　综合农协模式
　　山西永济市蒲韩联合社理事长郑冰，介绍了她们联合社的发展历程和经验。联合社包括蒲州、韩阳两乡镇42村的3800户社员，耕种7万亩地。她们根据农村特点，从组织技术培训、跳舞、搞环境卫生起步，逐步团结了100多人的骨干队伍，依靠他们联系群众，拓展了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服务业务。如组织统一购销，信贷互助，养老和幼儿教育等。
　　杨团认为，农村要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首先要解决靠谁做、怎么做的问题。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蒲韩联合社是一个非行政性的集体组织，它的组合有自己的特点，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团队，其骨干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它的实践超过了日韩台综合农协，提供了很多可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中发(2015)11号文件指出，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姓农、为农、务农，密切联系群众，把政府和农民连起来。可以把基层供销社这个平台激活，发挥它服务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供销社系统本来就是扎根基层、为农民服务的流通组织，可以发展成为联系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平台。
　　国企通过信托方式流转土地，规模经营，惠及农民(三级标题)
　　周萍介绍了中信信托利用信托这个金融工具，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中信之所以做土地信托，是出于对农村现存问题的关切。当前农民进城导致土地撂荒严重，农村劳动力不足，耕作粗放;个体农民在购销环节受大公司压榨，融资成本过高。
　　作为国有企业，中信信托有责任服务三农。具体做法，是与当地合作，村乡组织出面将村民承包地经营权集中，再信托给中信信托，由中信信托委托专业农业企业进行集中种植。这样就可以可增加耕种面积，进行科学种植，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提高产品品质和价值。在购销、深加工环节和融资方面则发挥了信托的优势功能。
　　周萍介绍，做土地流转信托的6年期间，信托项目始终没有赢利，如果不是一个有情怀的公司，就不可能选择这样长期的投入项目并坚持下来。我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
　　谁来组织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适度规模种植和多种经营，客观上要求在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和协作，注入资金和技术。
　　公司加农户还是农民合作
　　严海蓉在东北某县调研，分析了两个不同模式的土地连片种粮的村的案例，对比了这两种模式的效果。
　　例一：村委组织农民将土地流转连片，回归集体种植，集体经营、集体销售。村委决策透明，从购种到生产销售各环节都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村里老百姓也把社里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当然，这对村干部的要求很高。村干部基本是无私奉献，除上级给过一次性奖励之外，村干部没有额外收入。
　　例二：村和公司合作。公司一次性租走农民的土地，少数村民成为公司雇员拿工资，村委不再是代表和公司谈判的一方，成了名为“社”其实是公司内的管理人员，为公司服务。经营情况也不透明。村民和公司不是一条心，公司面对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必然超出预期。
　　小农户在大市场里是难以生存的，必须组织起来。但是谁来组织?如果是公司出头组织，这样的现代公司化的结构适合农村稳定发展吗?可以预见，农民跟公司利益的矛盾将激化，村社的治理成本非常高。
　　贺雪峰认为，这几年很多地方为推动土地流转，鼓励资本下乡。但资本下去搞种植业几乎都亏本。农村怎样适应适度规模种植的要求?现在还在农村种田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没办法进城的老人，二是父母年龄太大需要照顾、无法进城的中年人，这些人可称为“中农”。他把进城的人的地流转过来，形成30-50亩规模的种植户，适当进行引导就可以实现。在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下，要保障留在农村的人有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是保底问题。
　　专业合作社还是村社合一的合作社
　　周建明说，自2007年“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到2016年11月，全国注册的合作社已有177.4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0%。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名无实，运行中的专业合作社基本都是“强强联合”。
　　王宏甲说，贵州一些基层干部反思说，上面给扶贫资金时，说不能“洒胡椒粉”，要村里领头人办专业合作社做项目。办出了成绩，就能争取到下一次扶贫资金。搞产业要靠能人，能人要找能人合作，不能照顾所有群众，只是“强强联合”。多年延续下来，一些扶贫资金在贫困村制造了新的贫富差距。这是扶贫还是帮富?
　　习主席讲要精准扶贫，塘约村这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宗旨是“强弱联合”，这和专业合作社是两个概念。塘约村的路子要复制推广，一些专业性合作社会成为阻力，因为它的领头人80%是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叫深化改革。
　　集体经济模式：村社合一还是综合农协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明确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再度强调农村改革“统分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正反两方面实践说明，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展集体经济要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
　　周建明认为，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应该是集体经济，政治形式应该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把握好村民自治的方向。按照我国的国情和基本制度，不能忽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在军队将支部建在连上，在农村是支部建在村上。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也是未来组织化的基本保证。只要注重实践，让党支部起作用，在村社合一的情况下，一定会把发展经济和社会责任共同承担起来。
　　基层的同志说，农村基层组织负的责任最大、最多。精准扶贫，从省到市、县、乡、村，一级级压下去，村里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怎么发挥作用?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必须依靠集体经济。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
　　温铁军认为，发展现代农业要一二三产并举。单纯的农业领域不会有收益。发展农业合作，一定要有额外收益才能支付组织成本。中央(2017)1号文件，除了强调一二三产融合，也强调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这个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载体或基础才能落实。靠单家独户、靠私人企业不可能落实。
　　潘维说，现在我们的社会自私自利成风，非常需要重新提倡集体主义。但没有集体哪来的集体主义?共产党要负起组织集体的责任。执政权就是组织权，党如果放弃在基层组织人民的权力，就没有了执政的根基。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不是走“回头路”?有人认为，我们有必要对前30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有些人片面夸大集体经济的缺陷，甚至把公有制妖魔化，我们不能盲目跟着错误舆论跑。要营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舆论氛围。
　　现在成功的集体经济，基本经验是集体所有，多种经营。中央提出“三业融合”非常重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把在地产业链延伸出来，大有可为。
　　集体化是否会导致腐败?基层同志认为，首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状况要有正确的估计，多数干部是忠于职守、勤恳奉献的。防止腐败的关键在治理，不能都算到体制的头上。塘约的经验是“党管全村，农民管党员”。党要置于大家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问题是怎么管好干部和党员。农村工作要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当然，强调农民主体不能忽视引导群众，要批评纠正群众中的落后因素，这里的张力要把握好。
　　发展集体经济的困难和机遇
　　我们看到，目前条件下，动员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仍存在不少困难。
　　第一，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以“分”为主，不支持合作化方向。30年来的趋势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置，农民普遍持土地私有化预期。村集体对土地的处置权和受益权如果被架空，就会失去重新构建集体所有权的条件。
　　第二，农村基层组织涣散，缺乏资源，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恢复农村基层组织的活力，需要诸多政策条件。大环境不变，基层很难自发形成合作化潮流。
　　第三，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才外流、资金外流。当今农业的危困局面和农村空壳化是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王东宾说，有素质有能力的青壮年离开农村，是扶持集体经济最大的困难。有人指出，像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郑冰她们从组织妇女跳广场舞开始，逐步进入集体生产发展，就是从当下农村的切身需要入手，比较现实。
　　从有利的一面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提出了方向和原则，中央政策是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的。早在2005年，中央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多年来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近11年国家支持三农的资金投入达十几万亿，已形成公路通村，农村面貌有了根本性变化。中央文件强调，发展现代农业要一二三产并举，强调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这是根本性的战略性转移。这个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载体或基础才能落实，靠单家独户、靠私人企业不可能落实。
　　近些年中央加大了扶贫力度，而只有发挥村党支部的作用才能落实到真正应该扶助的人的身上，实现精准扶贫。集体经济的“强弱联合”机制应该是消除贫困的根本之策。
　　怎样看综合农协
　　吕新雨提出，山西蒲韩经验怎样具有可持续性，其工作模式的内在生命力问题很关键。现在电商崛起，合作社的统购统销是否还能支持，这也需要时间考验。
　　徐俊忠提出，台湾地区的农会，以产销办、信用部等方式，解决了农村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吸取。但通过对他们实际运作的考察，它的内部有不少缺陷和问题。它有乡土社会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在权力结构的运作中，资本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涉农资金被用于参与新农协的竞选。因村社分开，多头治农，资金使用效益很差。我们应该可以依托自己的政治优势，创造一个超越台湾的农业发展模式。
　　潘维认为，蒲韩联合社经验很成功，很有价值。但从另一面看，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支农，是不是一定要非政府组织来帮助恢复农村组织?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党员有义务为贯彻党的政治目标奋斗。组织人民应该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和责任，而不仅仅是交党费。组织社会是执政者最重要、最根本的职责和权力。今天农村社会管理空白，宗教势力、黑社会势力有蔓延的趋势，等他们取代了你，就来不及了。
　　农村集体经济的根基：土地集体所有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坚持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思想。徐祥临认为，农业总是不断有新生劳动力参加进来，老的劳动力要退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使新生劳动力平等地、无成本地进入农业生产，种地的人不用给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付地租。而在土地私有制下，必然出现土地占有和收益不平等的情况。这一生产关系在人民公社时得到典型的体现。但在当时统一经营的体制下农民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后推行大包干。能够减轻大包干的负面效果的，就是集体统一经营的部分。实力较强的村或依靠集体土地获得地租收入，集体企业经营收入也包含部分集体土地的租金收入，为农民共享。所以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实现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利益的统一。
　　耕者有其田，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的道义所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其基本的制度保证。潘维认为，如果农民只能当农民工被雇佣，除了出卖劳动力啥都没有了，我们的社会就完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剥夺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政策建议
　　及早筹划三轮土地承包办法
　　智广俊建议，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承包地收回集体，重新决定生产经营模式。可以把土地全部发包、继续分田到户，可以租赁，也可以办合作社，多种形式。但是要保证：(1)土地属于集体;(2)具体办法由村民自己决定。如果有人离开，他的土地留在村里，分给贫困户就够他生活，就不存在贫困户了。现在一个村两三千亩地，三五个人就可以种。这样农村的许多问题，包括扶贫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宪法规定的，而村集体的事应该由村民民主自主决定。
　　贺雪峰建议：(1)第三轮土地承包，让村级留10%-20%的机动地。土地承包费是透明的，不易做手脚，但村组织有了这点收入可以做很多事情。(2)给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这不仅能给种地的农民解决有地种保底的问题，也为村级组织组织合作社的工作空间。
　　给基层选择权，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
　　何平说，联产承包制开始实行时，只规定土地由农户自己经营;但到后来，对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承包期、承包费等，由全国统一规定。有些办法可能适合于北方但不适合于南方，适合平原但不适合山区，甚至适合这个村不适合那个村。要给基层自主选择的权利。
　　徐祥临说，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高招，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有了基本的制度设计，各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具体的模式，可以内容丰富，模式多样。
　　有的行政村太大，可以恢复自然村的基础作用，人数少容易组织，也容易发扬民主。广东清远将试点土地所有权下移到村民组(原生产队)，行政村和村民组之间厘清产权，村民组一般是几十户，统分结合的具体办法、包括承包期都由村民自主讨论决定，集体经济马上就起来了。乡干部下来主要工作是监督集体承包费的使用是否合理。
　　另一方面，供销社组织可以跨三五个乡，发挥全国的供销社系统。可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组织人民要有不同层次，同时有经济、政治、社会的综合性功能。
　　组织建设要重视从基层选拔干部
　　周春光认为，要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干部的任用，应该重视从农村摔打出来的优秀干部中选拔。现在强调从大学生中招考公务员，他们缺乏实践经验。基层乡镇的问题是很具体的，从学校门直接进领导机关，面对实际问题不会处理，往往不如土生土长的干部。我们的用人导向，应该重视基层的锻炼，理论和实践结合。
　　将国家支农投入产权化，壮大公有制实力
　　国家对农村的各种支持，比如说国家出资建设的基础设施、扶贫资金等，可以把它产权化，变成国家对集体的投入，加入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例如中央支持的扶贫资金，可以成规模投入、整村推进，同时要求农民每户入股，组成资金互助社。这样既激活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也能支付组织成本，事情才能做得成。
　　又如国家投资的农村道路和水渠，如果缺乏维修很快就会损坏。如果在基层找不到承接这些公共投资的载体，不仅投资效益极低，而且国家资产得不到维护，甚至被私人占有。这部分资产应该用于支持农村基层建设和加强集体经济。庞大的投入，只要方向调整，就会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将来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应该是集体资产加国家资产，包括公共设施、土地收益中的超级地租部分。把它量化成国家的投入。国家力量增长之后，逐步帮助农村加大这部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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