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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全文阅读 作者：张宏杰
本文话题：中国文化，怎么会，母亲的，沟通技巧，乾隆的母亲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全文阅读 作者：张宏杰 《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由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全文阅读页面。多重角色的皇帝：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作者：张宏杰乾隆职业生涯本名弘历，姓爱新觉罗，庙号清高宗。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于北京，属兔。身高一米六六左右，有的满族血统，的蒙古族血统和的汉族血统。九岁到二十五岁，是皇家私塾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十七岁（一说十六岁），与出身名门的富察氏结为夫妇，伉俪情深；后又陆续添置配偶二十八人，育有子女二十四人，其中十六子，八女。二十五岁登基，正式开始皇帝事业——给父亲雍正的政敌们*，豁免了全国的农业税，博得宽大仁慈的美名。四十九岁，平定新疆，威名远播，达到其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工作六十年之后，八十五岁，为了不超越其祖父康熙工龄六十一年之数，办理了离休手续，在他禅位后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八十九岁去世，最后一个职务是太上皇。去世四十一年后，当年曾受过他接见的英国人小斯当东推动英国议会通过了发动鸦片战争的提案，掀开了中国百年耻辱史的序幕。第一节 与祖父相处的半年（1）一康熙六十一年，爱新觉罗家族中两个最伟大的人物，康熙皇帝和后来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首次见面了。不过弘历当时年仅十二岁，他不可能了解这次偶然的会面对自己乃至对国家将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那是康熙生命中最后一个春天，圆明园牡丹台前数百本牡丹开得正艳。雍亲王提出请父皇来家中赏牡丹，老皇帝欣然应允。老皇帝愿意到胤禛家里来坐坐，因为在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当中，只有这个四阿哥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皇位的特别渴望，也似乎没有参与任何与竞争储位有关的阴谋。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四，擅长草书，精研佛法，在别的皇子为皇位打破头的时候，他却坐在书斋中修身养性，一派闲云野鹤之姿。不过，四十四岁的雍亲王也并非平庸之辈。皇帝偶尔交给他一些临时任务，比如安排太后丧事，清查仓米发放弊端等，他都完成得迅速周到，给皇帝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冯尔康《雍正传》）康熙晚年，经常到四阿哥的赐园中去散心游玩。据《清圣祖实录》统计，皇帝晚年共幸临胤禛的赐园圆明园十一次。除了胤祉外，其他皇子从来没有享受到过这样的恩荣。这当然是因为四阿哥的家让他感到安全和放松。三月十二日傍晚，皇帝驾临牡丹台，把酒临风，心情愉快。很多历史学家都说，把弘历介绍给康熙，是雍亲王精心策划的一个步骤。不过康熙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在父子闲聊之际，胤禛闲闲地提起：“您的两个孙子打生下来还没机会见到圣颜呢。”老皇帝随口答道：“好啊！上次我听侍卫说你有个儿子书读得很好。把他们俩叫出来我看看。”长到十多岁，孙子才有机会见到祖父，这在爱新觉罗家中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康熙皇帝的孙子实在太多了，一共九十七名，政务缠身的老皇帝只见过不到其中的一半。一见到这两个孩子，老皇帝不觉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弟弟弘昼没有给皇帝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哥哥弘历却让康熙过目难忘。这孩子相当与众不同。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秀。特别是两只秋水般澄澈的眼睛里流动着不同寻常的灵气与沉静。刚才行礼的时候，皇帝注意到他一举一动既敏捷得体，又不慌不忙，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常有的紧张局促。跟在他身后的同岁的弟弟弘昼就明显拘束很多。凭着丰富的阅人经验，老皇帝确信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他慈爱地招招手，让弘历站到自己面前，询问起他的功课。弘历落落大方地背了几段经书，从头到尾清晰地讲解了一遍。一阵喜悦攫住了康熙的心脏。他见过的所有孙子当中，这一个无疑是最出色的。过了几天，老皇帝派太监来到圆明园，命雍亲王写下弘历的“八字”，呈皇帝亲阅。又过了几天，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吃了一顿饭后，宣布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要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清圣祖实录》、《乐善堂全集定本》）二在康熙众多的孙子中，弘历本来是极不起眼的一个。他于康熙五十年（1711）诞生于北京城内的雍亲王府。母亲是二十岁的普通格格钮祜鲁氏。曾经有许多历史学家误以为乾隆的生母是大家闺秀，是因为她姓“钮祜鲁氏”。确实，有清一代“钮祜鲁氏”被列为“八大家”，是最有名的姓氏之一。这个姓氏名臣辈出，也出过许多后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第一节 与祖父相处的半年（2）然而，“八大家”之中的“钮祜鲁氏”，确切地说，是指开国元勋额亦都一支。而乾隆的母亲之先祖，只是额亦都的一个命运平庸的叔伯兄弟，叫额亦腾。这一支开国以来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到了乾隆母亲的祖父一代，甚至沦落成了一介白丁。乾隆的外祖父凌柱，最高官职也不过是“四品典仪”，估计是父随女贵而取得的闲职。从种种迹象推断，十三岁的钮祜鲁氏进入雍亲王府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丫头，干些端茶倒水之类的杂活。直到康熙四十九年的某一天，精力十足而又无所事事的雍亲王不经意间发现这个入府六年的丫头已经长大成人——十九岁的她高大健壮，虽然面貌不过中人以上，但是身材异常*饱满，青春光彩难以掩抑。三十二岁的亲王感觉自己身体里突然腾起一股犀利的欲望。土地很肥沃，第二年就结果了。乾隆皇帝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玉牒》）。因为母亲身份太低，这个孩子的出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关注。但是这孩子的八字却有些不同寻常。清代档案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康熙六十年六月，四川总督年羹尧入京办事，皇帝命他找京城的“名算”罗瞎子推算某事。年听说这个罗瞎子为人四处招摇，且有病在身，就没去找他算。皇帝在他汇报此事的折子上批道：“此人原有不老诚，但占得还算他好。”（《掌故丛编?年羹尧折》）可见，皇帝是这个瞎子的老主顾兼粉丝。“八字”推命即是以一个人出生时间的年月日时，来推断人生发展的结果。在今天来看，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迷信。可是，在过去，这些迷信往往在偶然中决定了历史之车的走向。乾隆的八字即是如此。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乾隆生辰八字及康熙六十一年时人批语。内容如下：乾隆八字：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时）。批语：庚金生于仲秋，阳刃之格，金遇旺乡，重重带劫，用火为奇最美，时干透煞，乃为火焰秋金，铸作剑锋之器。格局清奇，生成富贵福禄天然。地支子、午、卯、酉，身居沐浴，最喜逢冲，又美伤官，驾煞反成大格。书云：子午酉卯成大格，文武经邦，为人聪秀，作事能为。连运行乙未。甲午，癸巳身旺，泄制为奇，俱以为美。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很明显，这个批语是算命先生写的。中国古代的命相之理，有一套固定的推算方法。按命相理论，乾隆八字，天干庚辛丙丁，火炼秋金，是天赋甚厚的强势命造，术语称为“身旺”；地支子午卯酉，局全四正，男命得之，为驷马乘风，主大富贵。也许正是这与众不同的八字让康熙做出了将弘历养育宫中的决定。“养育宫中”对于康熙时代的皇孙来讲确实是极大的“恩遇”。在弘历之前，近百个孙子中，只有太子长子弘曾经被康熙“养育宫中”。这个皇孙极为康熙所喜爱，以至于在康熙晚年太子两立两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割舍不了这个弘。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云。”又说：“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尚尔贬处云矣。”也就是说，因为希望这个孙子将来能登上皇位，康熙才在废太子问题上迟迟下不了决心。（《朝鲜李朝实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第一节 与祖父相处的半年（3）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人认为，喜欢弘历，是康熙传位给雍正的一个理由。我们很难说，胤禛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父亲，不是老谋深算的一步。对于胤禛来说，这一举动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坏处。首先，这是试探老皇帝态度的一个机会。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继位的候选人行列，那么必然会关心自己的子息。因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多算几步。退一步来讲，即使老皇帝不打算把自己列入候选人行列，那么使祖孙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安全，无疑也大有好处。事情的发展甚至超过了雍亲王的期望。三康熙六十一年夏秋两季五个多月，避暑山庄中祖孙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形影不离。康熙批阅奏章的时候，小弘历就在旁边磨墨写字。老皇帝时常站起来，走到孙子身边，手把手教他写。吃饭的时候，祖孙两坐在一桌，爷爷不断地给孙子夹菜。甚至接见大臣讨论军国大事，康熙也特批弘历可以留在身边。弘历此时总是懂事地“屏息而侍”，大气都不敢出。乖巧的孙子给康熙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巨大的欢乐，短短半年之中，祖孙俩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夏天的一个中午，康熙泛舟避暑山庄湖上，弘历正在山上玩耍。远远望见御舟驶来，就满心欢喜地跑下山来。老皇帝见了，生怕孙子跌倒，急忙跑到船头，朝弘历大喊：“慢点跑，别摔了！”祖父焦急的声音深深印在弘历的脑海里，六十年后还在御制诗《晴碧亭忆旧》中提及此事。在这半年之中，弘历的体育天分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才十二岁，但是他反应之敏捷，举止之精确，非常人可比。康熙亲自教弘历射箭，弘历也真争气，首次习射就连中五矢，康熙喜出望外，赐给他一件黄马褂。“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避暑山庄纪恩堂记》）弘历初次练习用火枪，教师把一只羊捆在百步之外，他初次试射，就“一发毙羊”。康熙十分高兴。八月之初，秋高马肥，祖父带着孙子，开始行围打猎。在永安莽喀围场，康熙用火枪击中一熊，大熊倒地良久，毫无动静，康熙以为熊已经毫无威胁，遂命弘历上前补射一箭，以让这个孩子博得“初围获熊”的美名。弘历上马之后，不知为何，迟迟不动。康熙心中有些不高兴。本来这个孩子一直胆子很大，今天见到熊之后怎么害怕起来？康熙在马上高喊：“弘历，怎么不进？”弘历这才像醒过神来，催马欲进。不料此时那倒地的大熊忽然一个翻身，直立起来，嘴里发出一声怒吼，直奔弘历的坐骑扑来。众人一刹那间都惊呆了，只有康熙反应及时，举枪便射，子弹从熊耳射入，大熊如同半堵墙一样应声仆地。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这件事给康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似乎冥冥中有天意，保佑这个不同寻常的孙子。晚上回到帐中，他对随驾的和妃说：“弘历这孩子的命真是贵重！如果他早一点催马过去，熊起马惊，不知道会出多大的事啊！这孩子将来福气比我还大啊！”（《啸亭杂录》）这次行围之后，皇帝特意去了四阿哥的热河赐园狮子园，指名要看看乾隆的生母。不知何故的钮祜鲁氏跪在皇帝面前，心中充满疑惑。老皇帝命她抬起头来，细细观看，足足看了半分钟之久，边看边说：“果是有福之人，有福之人！”（《清高宗实录》）第一节 与祖父相处的半年（4）在这次晋见公公之前，钮祜鲁氏从来没有引人注目过。生了这个孩子也没能帮助她完全扭转命运。直到雍正登上皇位前的十多年时间，她仍然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格格”，即满语中的“姐姐”。然而康熙却发现了这个媳妇的“异相”，这个普普通通的格格，日后确实如康熙所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太后之一，长寿而且境遇顺遂，享尽尊荣富贵。四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应该都是得自父系。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是支撑这些精神因素的强大身体基础。乾隆皇帝体格之健壮，寿元之高厚，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绝无仅有。在乾隆以前，五位皇帝平均寿命为五十四岁，而乾隆活到八十九岁，比其祖先的平均年龄高三十五岁。在兄弟当中，乾隆也最为长寿。他兄弟九人，均与他异母。其中夭折者五，活下来的最长寿者也不过六十岁，独乾隆皇帝一枝独秀，这不能不说与其母的遗传因素有关。出身平民家庭的钮祜鲁氏身上完整地保存了满洲人在白山黑水中陶铸起来的强壮和“皮实”。传世的清宫“慈宁燕喜图”中有老年钮祜鲁氏的画像，画面上的老太太方面大耳，心宽体胖。与那些出生富贵人家的后妃比起来，钮祜鲁氏身体强健，生性好玩好动。乾隆皇帝登基后，每次出巡，都要带老太太一起走：她生前赶上的四次南巡，一次也没落下。老太太一生还曾经三游五台，三登泰山，还到过嵩山。至于避暑山庄，那更是去了无数次。去世前一年，以八十五岁高龄，仍然跟着乾隆登上了泰山，步履甚健。雍正弓马平常，中年后经常闹病。而乾隆天生擅长运动，敏捷性和平衡性极佳，各种兵器，上手很快，武功骑射，在清代诸帝中首屈一指。他终生好动，不乐安居，四处巡游，以至有“马上皇帝”之称。活到八十九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在位六十四年，天天处理奏章，日理万机，很少感觉疲倦。这应该是得自母亲一系的遗传。五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从避暑山庄回京后两个月，猝然崩逝于畅春园。《清高宗实录》卷一说：乾隆继承皇位是“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垂裕谷诒，周注于后”。乾隆也说，康熙当时之所以叫出他的生母来相相面，也是因为起了托付之意：“即今仰窥皇祖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因欲豫观圣母福相也。”（《乾隆御制诗初集》）这个说法也许有所夸大，不过在传位于胤禛的决定中，弘历肯定起了作用。对于这个儿子，雍正心底有一种特殊的感念之情。当年十二月，朝鲜国大臣金演在与清王朝的外事交往中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康熙皇帝病剧，知其不能起，召来阁老马齐，对他说：“我的第四子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乃以为君臣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训诫胤禛。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对胤禛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赐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言讫而逝。（《朝鲜李朝实录》）有人说这个记载不尽可靠。不过，已经远传到朝鲜，可见这个传闻传播之广，也可见在雍正刚刚继位之际，未来的乾隆皇帝的大名以及其与祖父的特殊关系就已经广为全国所知。从雍正登基之时，弘历就已经成为太子的第一人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雍正元年正月十一，雍正皇帝即位后首次前往天坛，举行祈谷大典。还宫后，雍正把弘历召到养心殿，赐给他一块肉，让他吃掉，此外没再说一句话。弘历默默吃掉这块肉，味道十分鲜美，不过分辨不出是什么肉。乖巧的他吃完肉后，也没有多说话，就退了出来。不过此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不论什么事，父亲对他和弟弟弘昼同是同等对待。而这次只独独召见他一人，并且是在刚刚从天坛回来之后，显然是有深意的。从那时起，聪明的弘历就已经知道自己被父亲默定为太子。（《乾隆御制诗五集》）第二节 宝座上的新面孔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特殊体质的遗传，清代帝王之死大多干脆利落，很少拖泥带水缠绵病榻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四代皇帝，死前都没有什么征兆。从“偶染微恙”到撒手人寰，短则三天，长不过一周。因此，嗣皇帝的诏书中往往有“忽遭大故”、“闻之惊恸”之语。不过，雍正的死相比其他人，还是更为突然了些。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左右，大学士张廷玉刚刚就寝，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圆明园的太监前来传旨，召他火速入宫。张廷玉一边向圆明园“疾趋”，一边心中惶惶不安。白天刚刚见过皇帝，怎么这么晚又宣召？从西南门进入圆明园来到寝宫，他惊讶地看到，雍正皇帝躺在大床上，已经两目紧闭，呼吸微弱，不认识人了。张廷玉在*中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惊骇欲绝”。雍正今年不过五十八岁，年龄并不算老。前两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皇帝身体确实有些不爽快，不过仍然办事如常。虽然二十二日，病情加重了些，但仍然能接见大臣，处理政务，何以这么快就陷入弥留状态？太医进药无效，拖到二十三日子时，在大家的惶惶无措中，雍正去世了。（《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对于雍正的去世，后人产生了种种推测，其中最荒诞不经的说法当然是吕四娘飞剑取首级。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作为清代帝王中最有个性的一个，雍正的为人行事多有离经叛道之处。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术，对道教的丹药理论十分感兴趣，平时爱吃丹药“即济丹”，还经常把它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他在后宫之中养了几位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他提炼能令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仙丹”。（《雍正传》）虽然正史不敢记载，但考诸多种史料档案，原本没有致命大病的他，应该确系病急乱投医，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提前离开了人世。最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嗣皇帝就将宫中那些炼丹的道士全部扫地出门。（《清高宗实录》）二雍正去世如此仓促，以至于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诏。谁都知道在此情况下，最重要的事当然是确定新君。弘历和弘昼此时忙于大声哭号，宣布谁是新君这件事必须由大臣们来完成。为了避免康熙晚年的悲剧，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之制。早在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他就亲书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群龙无首之际，还是德高望重的张廷玉先镇定下来。作为雍正帝的亲信，他知道雍正秘密立储的全过程。在年谱中，他回忆说：我和鄂尔泰对聚集在寝宫的王大臣们说：“大行皇帝生前写有传位密诏，曾让我们二人看过。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要找到密诏。”大家说是。于是命令总管太监去找。总管太监说：“这件事皇上没有和我们说过，不知道密诏藏在哪。”我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的文件，应该也不会多。你就找外面用黄纸封着，背后写一个‘封’字的小盒，应该就是。”（《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一小会儿，太监把密诏找到了。王大臣等大家共同捧到灯下宣读。雍正的遗诏原文如下：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后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清世宗实录》）三张廷玉在《年谱》中回忆说：“新皇帝乾隆听到是自己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良久，王大臣再三劝解，新皇帝仍不起来。”弘历的痛哭是真情实意，痛快淋漓。虽然早就猜到自己将是大清帝国的继承人，但对父亲的死他确实毫无准备。他早已做好四十岁甚至五十岁继位的心理准备，因为看起来他的储君生涯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耐力竞赛。没想到父亲的寿命比祖父短了十一年，去世时年仅五十八岁，使自己得以在二十五岁的盛年位登大宝。弘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在帝位交接那一刻，会出现多少云谲雾诡，明枪暗箭。大清开国以来，五位皇帝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腥风血雨。只有自己的继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慷慨了。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弘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大行皇帝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新君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到位，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痛哭失声，擗踊无数”，就是说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从头一天夜半到第二天日暮，皇上哀恸深切，哭不停声，一整天水浆不进，群臣伏地环跪，恳请皇上节哀，皇上悲不自胜，左右都感动哭泣，弗敢仰视。”按礼制要求，大行皇帝（刚刚死去的皇帝）黄舆回紫禁城时，嗣皇帝应该在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黄舆回宫。大臣们当然不能同意这有违成例的做法，为此弘历宣谕大臣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心实不忍，王大臣等不必固请，以使我稍尽此心。”在护送大行皇帝黄舆回宫的一路之上，弘历“哭不停声”。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传谕，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由乾清门入，而要由内右门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老皇帝的尊重。其他任何一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清高宗实录》）第三节 翻案风（1）一乾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从很小时候起，乾隆就对这个严厉苛刻的父亲绝少亲近之感。在以后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康熙。对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康熙和雍正气质性格迥然不同。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以“人情味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小弘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而对自己的父亲，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惧。因为父亲的个性与祖父几乎截然相反。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人物，仅仅因为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雍正统治的十三年，是大清王朝发展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段。康熙晚年诸事宽纵，且为太子事耗尽心血，国家政务几近废弛，*贪污蔓延，乱象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位之君是一个性格软弱之人，大清必然迅速进入乱世。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先例。幸运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出于对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也基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刚介个性，雍正向他反感的种种现象举起了屠刀，解决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层的一些弊端。历史上没有哪位皇帝像雍正一样委屈：他为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拼命工作十三年，结果换来的却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反感。虽然为了政治需要，雍正也会克制自己的本性，对某些心腹大臣们极表亲热关怀，然而他生硬做作的表演很难真的打动人。终雍正一朝，虽然大臣们对他惟命是从，却很少有人从内心里爱戴这个“喜怒不定”的主子。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是他继位之后对自己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怵目惊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为政过于严猛。凡事过犹不及，虽然他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巩固了大清王朝的基础，却也得罪了几乎社会的所有阶层：他对官员们过于严厉，在反贪过程中，对所有贪污侵占行为都不宽容，动不动就抄家罚银，使无数官员倾家荡产，获得了“抄家皇帝”的恶名。他对老百姓同样严厉，相信严刑峻法是改善社会治安的最佳途径，宣称“朕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大义觉迷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大清天下狱案四起，酷刑滥施，轻罪时被重治，冤枉入狱之人也为数不少。他为政刚猛，一往无前，屡有兴革。有些改革，比如养廉银制度，效果良好。也有一些兴革措施在执行中走了样，加重了百姓负担。深肖父亲的儿子往往对自己的父亲深恶痛绝。青少年时代的乾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深处与父亲的共同点，他只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深刻反感。在懂事之后，弘历一直在为父亲惋惜，惋惜他吃力不讨好，不会做人。他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亲这样偏执愚蠢。二不知道是不是因了那个神奇的八字，乾隆皇帝的一生运势确实极佳。他不但在最佳年龄登上了帝位，而且所继承的基业又令所有皇帝羡慕：经过康熙和雍正七十三年的治理，大清天下国泰民安，一派升平之象。正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内无起义和灾荒，外无战争和威胁，乾隆的帝位，可谓磐石之安。第三节 翻案风（2）历史留给乾隆的任务，就是“继父祖之余烈”，把大清盛世推上最高点。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当中，是最完整、最系统、最严格的。雍正对皇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从六岁到二十五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十九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十个小时。他天资聪颖，与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却处处胜过弟弟。每次背书，他都过目不忘，弟弟却迟迟背不下来，先生不得不给他多加功课。他读书非常勤奋。“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乐善堂全集》）学生时代，他写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阅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生时代的乾隆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信徒，对未来的设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是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强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说，“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集》）在学生时代，他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三虽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乾隆却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唱起了反调。就在雍正驾崩后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清高宗实录》）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做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见乾隆对雍正信用术士这种行为的鄙夷与反感。雍正时期，大肆崇佛尚道，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自称“释主”，法号“破尘居士”。他请和尚文觉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的事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介入宗教学术斗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两教人数众多，未免泥沙俱下。第三节 翻案风（3）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之教不感兴趣，对父亲崇佛信道更是腹诽不已。借驱赶道士的契机，乾隆宣布，今后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以此来控制僧尼数量的过度增长。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内，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什么嘉禾、瑞茧、蓍草、灵芝、麒麟、凤鸟、甘露、五星联珠，黄河清，卿云现，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敬诚所感，仁者所孚”，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清世宗实录》）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也毫无用处。他还告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四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方式确实过于骇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内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仅是雍正的耻辱，也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耻辱。在亲亲为上，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十三年来，虽然无人敢对此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理顺政治高端的关系，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允禩、允禟等孽由自作，得罪已死，但其子孙仍是天潢支派，若俱屏弃宗牒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确议具奏。（《清高宗实录》）意思是说，允、允等人，虽然孽由自作，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之所以当初开除他们的宗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请，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请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书包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第三节 翻案风（4）允、允，即雍正当日所称的“阿其那”、“塞思黑”。这道谕旨一下，分明是要给雍正的这些政敌*，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皇帝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皇帝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几乎所有因为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皇帝下令，给“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就连最重要的案犯，父亲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也被放了出来，并且赐给公爵，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以让他安养晚年。据朝鲜史料记载，乾隆还想把允被囚十三年的俸禄一一给还，因允坚辞不受而作罢。（《朝鲜李朝实录》）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宽仁”确实如春风一样，让他们重获新生。五下一个举动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温文尔雅，与老皇帝明显不同。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皇帝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对他们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新皇帝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罢黜一批旧臣，启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对他们称呼“先生”、“卿”而不名，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毕竟是一个新手，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他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六十九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两千一百多名。（《清高宗实录》）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都担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十三年的心。六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十三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十三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故无忧。”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第一节 尹壮图的奏折（1）一乾隆四十七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乾隆五十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乾隆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圆满地达到了目的。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他物质精神的双胜利。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四十五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一文，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二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在许多方向上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第一节 尹壮图的奏折（2）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二清代皇室对过生日特别重视。乾隆的重孙媳慈禧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战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过。乾隆对生日的在乎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皇帝的整生日却仍然是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八十大寿的庆典连绵不断进行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庆祝活动。不料，就在各种庆祝活动都消歇了之后，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折子，却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这道折子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项政治发明。因为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尹壮图却说，这个制度问题极大。因为它实际上助长了官员们的违法乱纪，纵容了贪污*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巨额财政亏空，就与议罪银制度的实行有关。他说：“总督巡抚们自蹈愆尤之罪，皇上圣恩，不行立即罢斥，而令其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素来贪污之人更可以胆大妄为，盗用公款，反正日后查出来，罚点银子赔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员因为财政紧张，难保任内不出现亏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结好属下，以求身后出现亏空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因此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挺有见地。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和珅当政后，将议罪银制度化了，大臣们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纳“罚银”后，从轻发落。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珅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复奏。”第一节 尹壮图的奏折（3）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一个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交待出一两个来。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们的犯罪实据，拒谏之心已显露在字里行间，最聪明的应对无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恍然大悟，等等等等。虽然丢了面子，却可以安全保身。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他在复奏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往一返数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一路上所见的民生，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富庶繁荣，而是贫民遍地，财政匮乏，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尹壮图说，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对大清政局无不痛心疾首。“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那些官员们贪污*的花样，几乎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出来。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一一调查取证。“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说，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话，那么他请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证据。三头一道奏折只是让皇帝略有不悦，这道复奏却让皇帝深受刺激。当他读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一段时，手剧烈地抖起来，脸也涨得通红。旁边伺候的老太监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前递过一杯茶。老皇帝喝了几口，闭目片刻，才算略为平静下来，提笔颤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也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然后把笔掷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对于这个尹壮图，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错的。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虽然才干不算特别优长，但勤勤恳恳，从不取巧。因为为人不够圆转，乾隆三十一年高中进士后，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这些闲职上晃来晃去，一直解决不了级别问题。还是皇帝开恩，几年前特意把他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让他享受副部级待遇，于他可谓恩深谊厚。按理说，这个人对皇帝，对大清，只会感激涕零，不应该有任何敌意。何以在这个时候，对大清政局进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击？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情绪激动的皇帝当天就下达了长篇谕旨，公开了他和尹壮图的来往文字。皇帝说他绝不相信尹壮图的话，因为自己“自御极以来，迄今已五十五年”，“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觉察，终于不知者。”第一节 尹壮图的奏折（4）皇帝严厉质问尹壮图，你的这个看法“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必须“指实复奏”！皇帝决定，如尹壮图所请，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仓库。皇帝要公开和尹氏打一个赌，那就是大清的官员队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基本上是坏的；大清天下的仓库基本上是满的，还是到处都是亏空。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说，那么我就承认我这五十年都白干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骗、敷衍我。如果尹氏所说不实，皇帝隐藏杀机地说，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四皇帝和大臣公开打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自降身份，而实在是因为尹氏所言涉及到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政治形势，如何评价皇帝五十五年的统治成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共同生活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乾隆与尹壮图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尹壮图并没有说谎。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然而，乾隆五十五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朝鲜李朝实录》）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中国官员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如皇帝在诏书中反复讲的那样：“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纪纲整肃……吏治肃清。”“万民欢悦，四海升平。”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珅招权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为恩泽普及，天下当人人称颂朝廷，不料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在路上交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官场，叹息时事。更为严重是的他发现地方财政大多处于亏损运行状态之中，仓库亏空现象遍地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是虚报。一旦发生全国性的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这些具体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是一个忠朴之人，认为罗列现象，发发怨气，并不能有补，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务。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议罪银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力挽狂澜于既倒。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第二节 皇帝老了（1）一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公道世上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可以生死天下一切人，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晚年的来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这主要是得自母亲的优良遗传。乾隆八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虽然始终处于操劳之中，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然而，衰老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蒙田说，“老年有这么多缺陷和愚蠢，又这么容易受人耻笑。一个老人能够得到的最好收获不过是家人的仁慈和爱，统领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虽然没有人敢于耻笑皇帝，乾隆自己却越来越经常地感觉到自己的可笑。年过七十之后，“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京，天气稍冷，皇帝就换上了暖帽，群臣纷纷效仿。过几天，天气又暖，皇帝又戴凉帽，大臣们也忙着换帽子。皇帝奇怪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换来换去,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老年乾隆精力也显然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就调动不起精神来了。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越是曾那么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春的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轻时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奏议里勾调出全部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过去头脑中堆积如山的资料，如今已经丢失了索引，如同一个散乱的仓库，想寻找点什么，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偶尔巧合，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找到一两件东西，更多的时候，则是费尽力气，耗尽时间，把这个仓库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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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书来书包网第二节 皇帝老了（2）皇帝是没有退休制度的。尽管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没少。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车，倾覆是迟早的事。二随着生理的老化，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皇帝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镜。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两用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其实也反映了乾隆从中早期的察察为明到晚年难得糊涂的心态变化。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壮年时的皇帝经常呵斥的是官员们奏事不细不明。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嘉庆实录》）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严惩。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毁。”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信男善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书包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第二节 皇帝老了（3）从乾隆十三年起，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的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皇帝将四十七年以来的六千三百七十二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又将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放松法网的同时，施恩的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普免天下钱粮两千七百七十万两，五十九年，普免八省钱粮，六十年，免各省完完节年地耗正粮一千七百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乾隆实录》）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三黑格尔曾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之风在政界迅速蔓延。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二十三次，其中十三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十一次，迟延占四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九次中，迟延占五次。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却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书包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第二节 皇帝老了（4）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乾隆实录》）如果说传统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从乾隆三十九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噜”的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五十八年，又登岛国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第三节 那些贡品（1）一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这个“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十一次光临。其中六次是南巡经过，五次是专门来访。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的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麕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艺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历史资料，看看皇帝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贡缎、宁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小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昂。五天后，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艺儿：“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沿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择有特点的再抄几个：三月初八日，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一百柄、鼻烟壶一百个”。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二十个、套蓝表式鼻烟壶二十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二十个、锦地洋花鼻烟壶二十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带钩二十个、松绿拱花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搬指二十个、口甚达尔汉搬指二十个、洋彩竹黄搬指二十个、花斑石搬指二十个”。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搬指套五十个、象牙搬指五十个”。四月初九日，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二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搬指儿、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第三节 那些贡品（2）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原来，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则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乾隆起居注》）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于享受的资本和条件。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搬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属下不惜任何代价收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三节 那些贡品（3）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如此算来，他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了。三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所以，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日、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七日、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四十五年乾隆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簧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好不气派。（朴趾源《万国进贡记》）书包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第三节 那些贡品（4）四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一种*了。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精明，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二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达八万五千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多达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长春花洗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花囊一件汉玉拱璧一件白玉云纹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喜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提梁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洋锦缎二十匹洋花绒二十匹大红鸳鸯绒十版大红羽缎十版洋绣帕一百方洋绣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紫檀雕花炕几一对紫核镶玻璃衣镜一对紫四雕花书隔一对紫檀雕花方凳八张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珐琅镶玻璃五屏风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东洋漆炕桌一对东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宫扇一对孔雀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洋售钻石蟠桃推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洋玻璃金鱼缸一对仿景泰珐琅瓶一对珐琅福禄瓶一对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蜜蜡鼻烟壶二匣洋金银线二百文珐琅手盆九对珐琅唾盂九对翠顶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第三节 那些贡品（5）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七十四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六日，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真成大笑话。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天之后，国泰即被赐自尽。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望、勒尔谨、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五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第一个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糜。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狎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乾隆六十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二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望冒赈案发，还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坐省长随”，就是把“贴身长随”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有点像今天的“办事处”。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说，王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建立“驻省城办事处”。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王望交待说：“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王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第四节 和珅与议罪银（1）一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外，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艺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使皇帝大为生气。（《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来的。二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大的贪污者，人们往往过多渲染了和珅的钻营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时期，和珅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当然，后来也不可能跌得这样重。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伏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入以挑剔闻名的乾隆法眼。乾隆四十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蔼地和身边一位骑马随行的新任侍卫聊起天来。先是问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又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当过差。这位风度翩翩的侍卫回答他二十六岁了，钮祜禄氏，叫和珅，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年轻人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皇帝开始对他感兴趣了，便问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说自己十八岁那年曾参加乡试，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的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