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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
【内容导读】
战国起于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历时232年。战国是秦、齐、楚、魏、赵、韩、燕七雄割据并争取统一的时代。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内容。汉代刘向说战国时代的特点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
战国起于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221年，历时232年。战国是秦、齐、楚、魏、赵、韩、燕七雄割据并争取统一的时代。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内容。汉代刘向说战国时代的特点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
的社会大变革，不论从政治制度上说，还是从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上说，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比春秋时期更加剧烈。战国时期兴起的列国变法运动是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标志及其总结。这一运动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赵烈侯任用公仲连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秦孝公任用、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齐威王任邹忌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任乐毅改革为代表，从本质上说，它是一场封建化运动。但从各国统治者变法的主观目的上说，无一不为的是&富国强兵&。列国变法与列国扩军备战是紧密相连的。事实证明，凡属变法获得成功的国家，其武力必然强大。七国中，以秦的商秧变法最为彻底，也就造成了秦国天下的军事力量。
随着战国的社会大变革，尤其是随着战国变法运动的发生，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与春秋时期完全不同的变化。从战争方面看，先就战国战争的目的与动机而言，春秋时期的战争当然含有兼并的内容。如齐、晋、秦、楚等大国无不兼并弱小国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不是春秋时战争的最高目的。春秋战争的最高目的在于争夺中原霸权，取得支配其它诸侯国家的权力。在早期的争霸战争中，齐、晋都还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这说明周天子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列国还不具备取代周天子、统一天下的主客观条件。而战国则不然。战国时王室已经威信扫地，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国，失去了号召诸侯的政治力量。这使得霸主政治也成了过时的东西。统一天下，消除割据局面已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孟子所说的天下&定于一&，即指此而言，它集中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战国的战争不再是那种以战败国纳贡受盟为目的的争霸战争，而是争城夺邑，兼地略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争。战国战争的规模也远较春秋时为大。春秋时的战争大多在数日之内即决定胜负，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两军的一次交锋。即使比较持久的围城战也只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如楚庄王围宋，历时九个月，已属罕见。投入战争的兵力一般也不过数万，战车不过数百乘。如城濮大战晋出兵车700乘、鞍之战晋出兵车800乘等。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不相同。交战双方参战的兵力之众、历时之长，都是前所未闻的。如马陵之战，&魏惠王悉起境内之众&，结果&覆十万之师&。秦、韩、魏伊阙之战，秦杀魏、韩士卒&二十四万&。长平大战，秦前后斩杀赵卒&四十五万&。就战争时间来看，魏军围赵&邯郸三年而弗能取&，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都是春秋前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
与大规模的战争相适应，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也大为改进了。杨宽先生曾说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的冲击战&，是正确的。春秋时期的战争仍保持着某种原始性，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步兵结合作战。交战双方事先&结日定地&，约好决战的时间和地点，以战车为核心摆好&堂堂之阵&，然后击鼓冲击、厮杀。一些&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也&等古老的军事信条，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由车步兵组成的战阵，虽有&鱼丽&、&盂&、&鹳&(gu&n，音贯)、&鹅&、&角&等名目，但究其实质，均不出殷周以来&三阵&或&五阵&的藩篱。
春秋晚期，战争的方式就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从《孙子兵法》看，兵不厌诈已成为兵家的共识，交战国家已普遍利用设伏、诱敌、包围、要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以逸待劳等一切&诡道&来克敌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更成了军事家信奉的至理名言。
战国时随着大规模野战和包围战的出现，战争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了。仅排兵布阵一项，据《孙膑兵法&十阵》，就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这些军阵不但能适应截击、坚守、突破、弩战、惑敌、火攻、水攻等各种攻守形势，而且要求车兵、骑兵、步兵乃至水兵等各兵种协同作战。春秋时期，列国争霸的战场，主要是平原旷野或城郭都邑，如《左传》的门于某邑，即攻打某城城门。在国家的关隘要津之处，一般并不设防。
而战国时期，由于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不论平原、山地，都已开辟为战场，列国的关塞要津更成为攻守双方的必争之地。如秦据崤函之险，即被看作是&天下雄国&;而魏处中原，无险可守，反被视为&四分五裂之道&。因此，战争的结果往往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表现得相当残酷。
从兵器制作方面看，由于战国时冶炼技术的发展，兵器制造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铁制以至于钢制兵器在战争中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楚国的铁剑，韩国的&强弓劲弩&，吴、越的铁剑都技高一筹，闻名于当世。
从军事制度方面看，由于战争规模、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势必引起军事制度的变化。战国七雄争霸和争取统一的战争大体可以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止于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历时百年，是魏国称霸中原时期。
周定王二十四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师事卜子夏、田子方，重用李悝，实行变法，尽地力之教，奖励农耕，行平粜之法。用吴起为大将，取秦河西列城五座。任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河灌田。命乐羊伐中山。十数年间，国富民强。文侯在外交上团结韩、赵两国，东摒齐，西拒秦，南抑楚。在周考王十年(公元前431年)时，楚侵入中原，灭莒国，势力伸展至鲁南境。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魏联合韩、赵二国，在乘丘击败楚军。周安王十一年，魏再与韩、赵联合，在榆关击败楚军，魏国占据了大梁，并进一步攻占襄陵(今河南睢县)，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去世，其子击嗣立，是为魏武侯。武侯未能执行文侯团结韩、赵的外交方针，在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与韩争夺郑国;在周烈王四年，又与赵争夺卫国，在北蔺(今山西离石西)打败赵军，因而与韩、赵结怨。此后，魏与赵、韩连年冲突。周烈王六年，韩、赵攻魏，夺取葵地。魏在平阳打败韩、赵军。次年，魏又在马陵(此马陵在今河南温县北，非马陵之战之马陵)打败韩，在怀打败赵。而后，赵则在浊泽打败魏，一度围魏安邑。魏、韩、赵的联盟彻底破裂，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从此，魏国四面受敌。但因武侯直承文侯之业，武力强大，所以国家并未衰微。周烈王五年，魏武侯死去，子惠王立。魏惠王时，魏不但与韩、赵冲突，而且与秦的矛盾冲突也日渐剧烈。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秦在石门(今山西运城)击败魏军，斩首六万级。周显王七年，魏在泾水北岸大败韩、赵联军，夺取了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县东北)。但秦乘魏与韩、赵交战之机，攻打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击败魏军，俘虏魏军主将公叔痤，夺取了庞城(陕西韩城县东南)。
周显王八年，魏迫于河东受赵、韩、秦三面包围的形势，将首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同时又在国内兴修水利，选拔武卒，与赵、韩调整交换土地，开通道路，使魏的国力达到了极盛。同时也就在魏惠王时期，受到了齐、秦的致命打击，并走上了下坡路。其转折点是周显王十五年的桂陵之战，齐胜魏败。11年后，魏又在马陵败于齐。从此，魏国称雄中原的局面为东、西的齐、秦两强所取代。E第二阶段：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这一阶段，又以公元前284年乐毅破齐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齐、秦两强的势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其中，秦孝公变法图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内容。秦国势力发展很快，出现了山东六国合纵御秦和秦国以&连横&蚕食六国的斗争。后一时期，因齐国破败，天下以秦为最强，是六国抗秦和秦国大发展时期。
周安王十一年，齐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周安王十六年，田和立为齐侯，是为齐太公和。从此，田氏齐国取代了姜氏齐国。至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时，齐威王发奋图强，锐意改革，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开垦土地有功的即墨大夫，诛杀&田野不辟&的阿大夫，齐国大治，在诸侯中最为强大。齐威王用军事家孙膑为军师，先后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魏军，奠定了在诸侯中的王霸地位。威王死，子宣王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宣王喜好文学游说之士，一时各国学者聚集于齐国的稷门之下讲学，号稷下学派。宣王皆赐列大夫，不治而议论，推动了齐国学术的发展。当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齐?⊥跫次弧?⊥踝ㄊ盐淞Γ???コ???址ト???鸬羲喂??仁广羯现詈钭蘼持??蚱氤瞥肌５??⊥醪恍弈谡??甭敬蟪迹?拱傩詹桓剑?鬃謇胄摹９???84年，燕乐毅率燕、赵、魏、韩、秦五国联军讨伐齐国，齐国城邑大多沦丧，临淄被破，唯有即墨、莒二邑未下。?⊥跆又淋欤??壮菟?薄：罄矗?虢?锏ニ湔绞ぱ喙??「雌牍?实兀??牍?哟俗呱狭怂ヂ涞缆贰?/p>
秦在战国初年&僻在雍州，不与诸侯之会盟&，中原诸侯都把秦国看作&夷翟&。周显王八年，秦孝公即位，下令国中求贤，用魏国中庶子卫鞅为大良造，先后两次颁布变法令，奖励耕织，集小乡邑为大具，化大家族为小家庭，建立军功爵制，实行什伍连坐。卫鞅的变法最为成功。经变法后，秦国乡邑大治，国家富强。周显王二十九年，卫鞅大败魏军，虏魏将公子?n。卫鞅因功受封&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11年在位)继孝公之后，重用客卿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俘虏了魏将龙贾，迫使魏国将河西土地献给秦国。同时，秦国势力深入魏国的河东与河南。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又用张仪为相。张仪提出连横政策，蚕食三晋土地。所谓&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主要目的在于拉拢齐、楚等国而攻击魏、韩，亦称远交近攻之策。周显王四十七年在公孙衍(犀省)担任魏将时，提出合纵御秦主张。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齐、楚、燕、韩、赵支持公孙衍做魏相，合纵局面形成。次年，韩、赵、魏、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赵、魏、韩三国还出兵伐秦。次年，秦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大败三国联军。
秦在战胜三晋以后，大规模向外扩张。周慎靓王五年，秦用司马错计，灭亡巴蜀。周赦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打败义渠，兼并义渠徒泾(在河西郡)等25城。周赧王三年，秦在丹阳(今河南省峡县西丹水以北)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丐等七十多人，斩首八万，夺取汉中六百里土地，设汉中郡。楚发兵报复，又在兰田被秦军击败。秦国势力空前扩张，已造成了兼并中原的形势。
秦武王继惠文王之后，继续向中原扩展势力。周赧王八年，秦攻夺了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秦国的领地伸展到了中原。周赧王九年，秦昭襄王继立。昭襄王在位56年，这是秦国势力进一步大发展的时期。昭襄王在南路对楚，在中路对魏、韩，在北路对赵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屡次获胜，领地扩张到中原腹地，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先说南路：
.周赧王十四年，秦用计离间楚与齐、韩、魏的关系，并联合齐、韩、魏出兵攻楚，在重丘(今河南新野县东)大败楚军，杀楚将唐昧，夺取了楚国宛、叶以北的土地。次年，秦伐楚，大败楚军，杀楚将景缺，夺取了楚国的襄城(今河南省方城县北)。
周赧王十六年，秦再次出兵伐楚，夺取楚国八城，并用计骗楚怀王至秦而拘留了他。后来，楚立顷襄王。秦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桐柏山以北)十五城而去。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用白起为将，率兵攻楚，先后攻夺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市北)，次年攻入楚国首都郢。接着又东攻到竟陵(今湖北潜江县西北)，南攻到洞庭湖一带，建立了南郡。楚顷襄王被迫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县)。从此，楚国势力大为削弱。再说中路：周赧王十九年，楚怀王客死秦国，诸侯再创合纵抗秦之议，齐、韩、魏、赵、宋五国联军伐秦到达盐氏(今陕西安邑县)，迫使秦国求和。但是是年韩襄王、魏襄王连续死去。次年，赵发生沙丘之变，武灵王又死去。于是，在周赧王二十一年，秦乘诸侯内乱，发动了攻击韩、魏的伊阙之战。次年，秦将白起在伊阙山之狭隘地区歼灭韩、魏联军24万。
韩、魏二国从此一蹶不振。前291年秦又乘势占据韩国的宛、楚的邓(在今河南省南阳及邓县)地区。秦昭襄王借势与齐称为东帝、西帝，以分霸中国东、西两区。
周赧王三十九年，秦在破楚拔郢以后二年，又掉转矛头指向魏国，攻拔二城。次年，再大举攻魏，兵临魏都大梁。韩派暴鸢救魏，也被秦军击败，斩首四万。魏不得已割温地求和。周赧王四十二年，魏联合赵国攻韩，兵进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秦将白起救韩，大败魏、赵之师，斩首15万。秦、韩进攻大梁，魏被迫割南阳(今河南修武县)求和，秦始退兵。秦把所得魏南阳、楚上庸的两地合并，建立南阳郡。
秦胜魏以后，中原列国中韩处秦三面包围之中，已无力再抗秦兵。魏国自伊阙战后，大梁三次受到秦国进攻，国力大损。楚国在迁都以后，顷襄王仅收东地十余万人，勉强自保。齐新遭燕败，国土虽复，但残破无力再图中原。燕在惠王时期为齐田单所破，国势中衰。在山东六国中，唯有赵国还保存一定实力。赵惠文王文用蔺相如为相、武用廉颇为将，国力雄厚，成为六国中抗秦的主力。因此，秦向北路发展，就不能不与赵国冲突。周赧王四十五年，秦兵袭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拉开了秦、赵之战的序幕。赵派将军赵奢带兵救援阏与。赵奢用屯兵不进之计麻痹秦军，在阏与战胜秦军。秦遭阏与之败，锐气受挫，于是改变策略，寻找新的进攻路线。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夺宣太后和穰侯魏冉之政，任客卿范雎为相。改用&远交近攻&策略，决定先取韩、魏，再攻齐、赵。在公元前265年到前262年间连续攻韩，先后夺得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县西)、陉城(今山西曲沃县东北)、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割断了韩国上党郡和本土的联系。但韩上党守冯亭降了赵国。于是秦、赵为争夺上党展开了&长平之战&。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在长平战胜赵军，坑杀赵降卒40万，赵国受到巨大打击。次年，秦兵又攻赵，围邯郸，魏信陵君救赵，击败秦兵。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俘周赧王。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又灭东周。秦庄襄王三年，秦乘魏、赵与燕混战之机进攻赵、魏。魏以信陵君为将，率五国联军在河外击败秦军，直追到函谷关，封塞而还。秦兵再次受挫。=五国诸侯虽败秦兵，但因各怀异心，不久合纵之盟宣告瓦解。而强大的秦国在惠王和昭襄王时经过不断扩张，已先后建立了巴、蜀、汉中、上郡、河东、陇西、南郡、黔中，南阳、北地诸新郡，领地开拓到西南、西北和中原腹地，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
第三阶段，起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止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1年)，历时25年，是秦灭六国时期。秦在惠文、昭襄两王时已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前246年秦王政继位，任吕不韦为相，秦王政继承先人遗志，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由秦王政三年秦派蒙骜攻韩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齐止。秦国在二十余年间陆续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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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要看到好片了，档要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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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秦帝国和大秦帝国有什么不同涅？
　　好片，大家顶起来。现在还没有看，但是中国这方面电视剧的造诣实在太高了，真的是无懈可击。
　　我也看饿，，不过还没看完，，看到卫鞅刚刚开始变法的地方，虽然有些观点由争议，但确实是好片，，总比有些大清辫子戏要好很多。　　我以前还以为电视台早就放了呢。。要是连着这个都不让过，，我们Z F是真的没戏了
　　只有战士和农民的社会就是法西斯社会，有什么好羡慕的，只不过是在那个时候适应了历史潮流而已。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两世而亡，一共才15年，可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大一统的王朝了。
　　法家思想，在现在看，太不通人情。。。。
　　好片!　　法是立国之本,国家长久稳定发展的基础.中国现在搞成这样,就是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稳定,怎么能搞好经济.富了没良心的,穷了勤劳的农民.　　想想以前还有人提倡以德治国,简直可笑.净搞些冠冕堂皇的本本主义,金玉其外,摆絮其中.　　中国现在非常时期,当用酷法,以此增加违法的成本,巩固法制.　　要护法当立法之威信.
　　再对比小平的改革，发现小平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难度。远远不如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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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的到处做广告，烦死了~~~~
　　商鞅对秦孝公说：“我们大秦要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老鼠，还是白老鼠，躲掉猫就是好老鼠。”秦孝公听从商鞅变法，2年后被韩国灭亡。历史重新改写。
很遗憾楼主“特地看了史记”还能有这样的结论，太史公并不能完全公正，但也是相当平和，毕竟他不能超越那个时代，无论从那个时代，还是现在，商鞅也不是什么超越时代的伟大人物，他做的事情其他人也做了，只是不同的是他身后站的君主和他一样霸绝，所以他才能看似更成功，能一口气杀那么多人需要的不仅是勇气。看了一位老兄的文章，很同意他的话，他把英国和法国的改革做对比，一个选择妥协，成就了日不落的神话，另一个铁血冷酷，结果皇权复辟。美利坚建国的时候同样选择妥协，虽然埋下了南北战争的根，但不这样不可能建国，更不会有百年后的超级强权，更不会有持续两百年的强盛。坚持原则，学会妥协，才是制度的伟大，因为这个社会是大家共同的家园，而不是你死我活才有明天。历史上的商鞅立法不过是战时法制，最终是掠民富国，尤其是重农抑商的开创（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军队的后勤）并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这也成为中国在近代全面落后重要祸根，说到底，商鞅之法不过是场急功近利的变革，虽然使秦国短期迅速强大，但其带来的祸根却远远伤害了中华民族。一个真正法制社会需要多少时间，一个真正法治社会又需多少时间，真正的伟大传统从来不是靠杀人来实现的，而需要几代人来秉承。商鞅之法没有被废止我觉得有个说法很对，就是秦国的传统，这是别人的说法，我就不多说了。只能说处于战国时代，战争机器随时要开动的大势，让这个所谓的法制延续下来了。　　　　　　　　
　　同意楼上的！
　　我们要坚持两个凡事：　　1，凡是符合D的利益之改革可执行　　2，不符合D的利益的改革我们就让它胎死腹中
　　我不同意boston346看法,中国这个时候国际环境,更像战国时期,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哪国不是如狼似虎,他们在疯狂的用经济手段瓜分世界,而我们中国呢?除了默默做他们附庸,其结果就是被他们在经济上殖民.　　所以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有商央一样的能让中国迅速崛起的人物.
看过小说，问题就是描写的秦孝公和商鞅都过份完美了，也是高大全，不象人类。　　
法家不能在中国占据主流，是民族的悲剧。就是荀子、孟子的儒学占据主流，中国也比现在好。
　　成功的还有隋朝的制度改革,民国到抬湾的改革,商鞅变法没有改变所谓的&礼&吧
　　作者：东方2000　回复日期：　14:15:36　
　　　　大秦之后2000年都有儒家参政，儒家思想的核心便是中庸！是执行力的天敌！　　　　不打倒儒家，国家兴盛没有希望！
　　是根据 孙皓 的小说改编的吗？真是一部巨著啊，txt文档都快10M了。作者太强大了。
　　是的.就是孙老师的改编的.刚开始就当一故事来看.看着看着就放不下了.经常看到半夜1点多.太震撼了
　　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　　　　——序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孙皓晖　　　　一、　　　　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　　　　不幸的是，作为统一帝国的短促与后来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秦帝国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有限史料所显示的错讹断裂且不必论，明清通俗小说《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演义》等通俗史话作品，对秦帝国的描述更是鲁莽灭裂，放肆亵渎，竟然将这段历史涂抹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这种荒诞的史观，非但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而且流布民间，形成了中国民众源远流长的“暴秦”口碑。事实上，对于酷爱说古道今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话本小说、评书戏剧、民间传说等对民众意识所起到的浸润奠基作用，远远大于晦涩难懂的史书。两千年来，在对秦帝国的描绘评判中，旧的正统形态与旧的民间艺术异曲同工，或刻意贬损，或肆意涂抹，悠悠岁月中竟是众口铄金，中国文明正源的万丈光焰竟然离奇得变形了。　　　　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一个富有正义感与历史感的民族，竟将奠定自己文明根基的伟大帝国硬生生划入异类而生猛挞伐！　　　　悲剧的深远阴影正在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渐渐淡化，儒家式的恶毒咒骂也已经大体终止了。但是，国人乃至世界对秦帝国的了解，还依然朦胧混沌。尽管万里长城、兵马俑、郡县制、度量衡以至我们每日使用的方块字（请注意，人们叫它“汉字”），都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人们观念的分裂却依旧如斯。　　　　秦为何物？老百姓还是不甚了了。即或在知识阶层，能够大体说叨秦帝国来龙去脉与基本功绩的，也是凤毛麟角。　　　　于是，就有了将秦帝国说叨清楚的冲动。　　　　在漫长艰苦的写作中，这种冲动已经慢慢淡了下来，化成一个简单的愿望——将事实展现出来，让人们自己去判断。　　　　虽然如此，还是想将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思想大体说说，给读者与研究家们提供些许谈资，以做深究品评。　　
　　二、　　　　通常意义上，“帝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一般包含三个基本标准：其一，统一辽阔的国土（小国家没有帝国）；其二，专制统治（民主制没有帝国）；其三，强大的军事扩张（无扩张不成帝国）。秦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鲜明，可算是典型的古典帝国，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　　　　所以，这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叫了《大秦帝国》。　　　　秦之作为大帝国，略早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在古朴粗犷的铁器农耕时代，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但是，大秦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有两个基本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秦帝国统一大政权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十五年；而罗马帝国却有数百年大政权的历史。其二，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且绵延不断地流传了下来；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　　　　一个是滔滔大河千古不废。一个是源与流断裂，莽莽大河化成了淙淙小溪。　　　　历史命运的不同，隐寓着两种文明方式内在的巨大差异。详细比较研究这种差异，不是文学作品的任务。《大秦帝国》所展现的，只是这个东方大帝国的生灭兴亡史的形象故事。与罗马帝国的比较只是说明，秦帝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是创造了一整套不朽文明体系的大帝国。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大帝国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我创作《大秦帝国》的信念根基。　　　　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
　　三、　　　　先得说说那个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时代精神。　　　　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从秦立诸侯国到帝国二世灭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用那个时候的话说，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用历史主义的话说，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从而在总体上大转型的时代。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型，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地主经济的转型，联邦制国体向中央统治国体的转型，使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致状态。　　　　这个辉煌转型的历史过程，就是秦帝国生灭兴亡的历史过程。　　　　春秋战国孕育出的时代精神是强力竞争，强势生存。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所谓大争，就是争得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争得残酷无情。春秋三百年左右的纷争组合，就像春水化开了河冰，打碎了古典联邦王国时代的窒息封闭，铁器出现、商业活跃、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大大活跃起来。于是，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像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雷鸣般躁动起来，高高的山陵塌陷了，深深的峡谷竟然崛起为巍巍大山！进入战国，这种纷争终于演变为大争，开始了强势生存的彻底竞争。弱小就要灭亡，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彻底的变法，彻底的刷新自己，成为每个邦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由此引发的人才竞争赤裸裸白热化。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名将辈出，大才如云，英主迭起。中华民族的所有文明支系都被卷进了这场全面彻底的大竞争之中！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这种大争之中碰撞出最灿烂的辉煌。战争规模最大，经济改革最彻底，权力争夺最残酷，文化争鸣最激烈，民众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最紧密，创造的各种奇迹最多，涌现的伟人最多……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时代无法与之比肩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成长的秦帝国，是那个伟大时代强力锻铸的结晶。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方面：其一，彻底的不断的变法革命，以激发民众最旺盛的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为生存之本。“求变图存”此之谓也。其二，对外部野蛮民族与愚昧文明的冲击，实行“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战略。其三，整合统一，霸气巍巍。其四，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下凝聚起来。其五，兼容并蓄，消解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其六，崇尚法制，实行英才治国。　　　　这种强势生存的基本精神，已经在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地表现了出来。否则，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根本不可能在统一文明中顽强地生存数千年而成为世界唯一。　　　　大秦帝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兴亡之谜。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　　　　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　　　　这些就是《大秦帝国》要用故事去表现的最基本内涵。　　
　　四、　　　　虽然我们没有忘记秦帝国，但却也淡漠了那个时代的勇气与创造力。　　　　在这种民族精神衰退面前，欧洲人的复兴之路是我们的镜子。　　　　当欧洲社会被中世纪的死海将要窒息时，欧洲人发动了文艺复兴，力图从古希腊与罗马帝国勃勃生气的文明中召回强大的生命力。历史没有辜负欧洲民族。正是古希腊与罗马帝国原生文明的光焰，摧毁了中世纪宗教领主文明的藩篱，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破土而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被尘封的历史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文明，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原生文明。各个民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发挥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　　　　当许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时，当我们的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时，我们淡忘了大秦帝国，淡忘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淡忘了向伟大的原生文明寻求“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　　　　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秦帝国开创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伟大。　　　　与中国春秋时代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温和脆弱娇嫩。虽然开放得多姿多彩，却缺乏一种强悍的张力与坚韧的抵抗力。所以，在罗马军团的剑盾方阵面前倏忽崩溃灭亡。这是一个文胜于质的民族的必然悲剧。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铁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没有汲取希腊文明融会改造自身，本民族又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所以，他在岁月侵蚀中无声无息地解体了。这是一个质胜于文的民族的必然悲剧。　　　　大秦帝国则不然。她既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又具有强悍的生命张力与极其坚韧的抵抗力。自然条件的严酷、内部整合的激烈、野蛮部族的蚕食、强大外敌的入侵、意识形态的较量、各种文化的渗入，都远远未能撼动她的根基。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与稳定性。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创造的原生文明在自己的国土上绵延不断地生存发展到今天！　　　　这绝不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能解释的。　　　　罗马帝国不大么？奥斯曼帝国不大么？拜占庭帝国不大么？成吉思汗帝国不大么？一个一个，灰飞烟灭，俱成过眼烟云，这些帝国所赖以存在的民族群也都淹没消散到各个人类族群中去了……唯有中华民族，一个黄皮肤、黑头发、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所建立的国家始终是以其原生文明为共同根基的国家。　　　　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的原生文明的创造者。　　　　还得感谢这种原生文明所蕴涵的奋争精神与生命张力。　　　　这是在写作《大秦帝国》中经常涌动的骄傲与激情。　　　　否则。我是无法坚持这么多年的。　　
　　五、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说，大秦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性题材。　　　　这不仅仅在于秦帝国对中国历史的奠基作用。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讲，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时代本身的故事性。产生中国原生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土。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技术的、文学艺术的、法学的、哲学的、神秘文化的……举凡基本领域，那个时代都创造了我们民族在自然经济时代的最高经典，并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最高殿堂。仅以战争规模论，秦赵长平大战，双方参战兵力总数超过一百万，秦歼灭赵主力大军五十余万（坑杀二十万）！如此战争规模，即或在当代也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而难以逾越。而创造这些奇迹的各种人物以及这些事件的曲折艰难，都构成了作家无法凭空想象的戏剧性故事。展现这些人物，展现这些故事，展现那些令人感慨唏嘘的历史血肉，是文学艺术的骄傲，是文学艺术的使命。　　　　在中国元代以前，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西方世界是当时的“周边文明”。秦帝国及其之后的一千余年，中国的强盛衰落总是居于世界的中心潮流，无不对世界其他文明发生着深远的冲击与影响。中国文明具有悠长内力的根源，在于秦帝国，而不是别的任何时代。从这一点说，帝国时代创造原生文明的过程与史诗般的兴亡幻灭，是当今世界具有最大开采价值的文化矿床。文学艺术对这段历史的开发，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因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形象地告诉人们，那个时代人的生命状态是何等饱满、何等昂扬、何等自信、何等具有进取精神！　　　　六、　　　　遗憾的是，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始终没有问世。　　　　虽然学力浅薄笔力不济，还是勉力上阵了。　　　　时常觉得，不做完这件事情，我的灵魂将永远不得安宁。1993年冬天进入案头工作以来，其中的艰难周折无须细说。完成一个大工程，种种艰难几乎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也只有硬着头皮不去理它了。　　　　作为作者，我想告诉读者的一点，仍然是有关作品的一点儿体会。　　　　《大秦帝国》最艰难的是剪裁，也就是理出一个故事框架来。帝国时代是一个气象万千而又云遮雾罩的时代。浩瀚而又芜杂的典籍资料，无数令人不能割舍而又无所适从的故事与结局，常常使人产生遍地珍宝而又无可判断的茫然与眩晕。鲁迅先生曾感慨系之说三国宜于做小说，而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其实质困难也许正在这里。以秦帝国为主体，以帝国兴亡为主线（古话叫“国运”吧），以人物命运与事件冲突为经纬，虽然是能想到的一条较好路子，但依然不能包容伟大帝国时代的全部冲突，甚至不得不割舍许多重要素材（譬如诸子伟人的许多故事）。这种遗憾可能将是永远难以弥补的。为了使读者更为深入地透视帝国命运，我欲另将早秦部族的故事专门写成一部《马背诸侯》，完成后另行出版，以完整展现那个曾为中华民族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古老部族的历史命运。　　　　——;春修订　　
　　祭秦论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公元前207年秦亡，至今岁，两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甘苦共尝中拓展延伸，已经由我们在《大秦帝国》中走过的铁器农耕文明，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之交会时代了。然则，文明的进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人还是人，人类还是人类，国家还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先民曾经反复论争的人性善恶、法治人治、变革守成、贫富差异等等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出现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密集，使种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多元，更为全面。我们在高端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脚步，依然是历史的延续。　　　　回首历史而探究文明生发演变之轨迹，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绵延相续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远意涵。对于在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中不断探索未来之路的整个人类，有着建设性的启迪。深入探究足迹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文明史，其根基点，无疑在于重新开掘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内涵。　　　　深刻认知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正源时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状态及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并从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历史高度，给予正确客观的解析，方能如实甄别我们面临的精神遗产，恰如其分地选择我们的传统文明立足点，避免将古老糟粕当做稀世珍宝的难堪与尴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国的历史之路，再解析帝国灭亡的历史奥秘，清点帝国时代的文明遗产，并回顾我们的历史意识对原生文明时代的认知演变，便成为重新开掘的必要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长久地堕入了一种误区：对繁杂细节的考据，淹没了宏阔的文明视野；对具体事件的记叙，取代了高远的剖析与甄别。年深日久，几乎形成了一种怪圈：桩桩小事说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发端、经过、结局等具体要素而言，几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脉络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诸多民族常有的那种动辄消失几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则，对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时代、国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标意义的历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评判，却始终不着边际，没有形成一种以国民意识体现出来的普遍认知。至少，在我们已经跨入高端文明的门槛之后，我们的浩瀚典籍中还没有一部立足于文明史高度，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作出整体解析与评判的著作。作为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轴心，秦帝国所遭遇的历史口碑，是这种褊狭的历史意识浸渍而成的最大的荒诞剧。　　　　我们每每惊叹于地下发掘的宏阔奇迹。　　　　我们常常麻木于文明开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国的历史兴亡脚步，我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埋首检索那些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我每每惊愕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对于如此一个只要稍具历史目光与客观头脑，便能评判其不朽文明价值的帝国时代，何以那么多的历史家学问家以及种种骚人墨客乃至市井演义，都充满了怨毒的心绪，不惜以种种咒骂横加其身？隋唐之后更是不分析，不论证，不甄别，凡涉春秋战国秦之评判，大体皆统统骂倒。及至当代目下，仍有诸多学人秉承此风，屡屡说得口滑，言辞之轻慢戏侮几近江湖套路，读之既咋舌不已，又颇觉滑稽。　　　　问题究竟出在了什么地方？　　　　何等历史烟雾，使秦文明两千余年不为国人意识所认同？　　　　这既是《大秦帝国》开篇序言提出的基本问题，也是这部作品在最后该当有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我力图做到的，是以所能见到的种种史料为依据，解析国民历史意识对秦帝国非议曲解的演变轨迹，并探究秦帝国灭亡的基本原因，发掘中国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原生文明，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秦帝国，有一个诚实的说法。　　　　是文为祭，以告慰开创华夏原生文明的伟大先贤们。　　
　　一、暴秦说 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又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　　　　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内在逻辑：权力主体的灭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突然沉沦，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秦帝国政权因突发政变而突然崩溃了，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　　　　历史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然则，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互为因果，越纠缠越乱。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对秦亡原因之探究，长期陷入一种陈陈相因的主流定论：秦政暴虐，暴政亡秦。当然，这个误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是“暴秦”说的学理成因之一。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暴政”依据，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暴秦”说其来有自，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　　　　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就总体而言，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流：一则，是从制度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图效法泰国，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浪潮；一则，是从施政的意义上，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其代表性言论是“苛法”说与“虎狼”说。在战国时代，尚未见到明确的“暴政”说法。就根基而言，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不同的。“苛法”之说，是具有“王道”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虎狼”之说，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实属攻讦性的非正当评判，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所建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所建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　　
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对秦政的认知评判，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性仇恨。“闾左徭役”们直接仇恨的对象，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陈胜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叹，所言实际内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先以为扶苏、项燕鸣冤为事由，后又以“张楚”（张大楚国）为举事旗号，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演变的转折点，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乱之局。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强纷纷聚来，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说。原发经过是：陈郡“三老豪强”们劝说陈胜称王，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大业。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暴秦”说。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志在复辟的贵族势力，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从而形成天下共讨“暴秦”的声势。其实际图谋，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强大借用力量。其后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演进的：除了刘邦、项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势力，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直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根基，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陈胜政权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内部瓦解了。　　　　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期间，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因而具代表性。这三则言论，都是由张耳、陈余为轴心的“河北”赵燕集团所生发，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又是被后世“暴秦”论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称王）……陈涉问此两人（张耳陈余），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嗔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日：“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做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其四，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强烈的施暴实践，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暴言论的虚伪性。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江东项羽集团的大暴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屠杀，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而放弃。种种大规模暴行之外，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后来又有杀楚怀王、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长。号为“宽大长者”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有两次大屠城：一屠颍阳，二屠武关。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则自可以想见了。　　　　当时，不幸成为“楚怀王”的少年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故此，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阳，而主张“宽大长者”刘邦进兵咸阳。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楚怀王便被项羽以“义帝”名目架空。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楚怀王能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大屠杀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项羽本纪》后对其凶暴深为震惊，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索隐述赞》最后亦大表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啊，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显然，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孰料世事无定，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凶暴骇人的剽悍猾贼，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惋惜者有之，赞颂者有之，以致颂扬其“英雄气概”的作品广为流播。如此荒诞之认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灭六国大战，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疯狂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暴行，“楚汉相争”的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萧条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赤贫而不能恢复。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辟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二、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　　　　西汉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历史的实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的分裂。　　　　历经为祸剧烈的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取决于主导阶层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其轴心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明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利益，而绝非领袖个人秉性与权力阴谋所能决定。文明视野与社会利益的广泛度，有一个具体的基准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　　　　从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一特殊在于：西汉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显得特别的重要。　　　　西汉的开国阶层，基本是由秦末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其中坚力量之中，除了一个韩国贵族张良，刘邦集团的文臣武将大多由吏员、商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种人构成。而刘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长）。虽有职业的不同与社会身份的些许差异，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处于平民阶层。这一广大阶层，是孕育游离出战国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进取特质。从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说，当时的士人阶层，是对历史与所处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基于这种社会根基，刘邦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一开始便与项羽集团有着种种较为鲜明的反差。对待秦文明的基本态势，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更有着重大的区别。项羽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彻底地有形摧毁，又彻底地精神否定，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文明框架，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　　　　这一过程，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谓“汉承秦制”，此之谓也。事实上，重新确立的秦制，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一则，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这种实际继承秦制而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合理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难点，则是要在反秦的正义性与秦文明的历史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与说明。　　　　对于分封制难点，西汉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协，至汉武帝时期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国有所倒退，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长期的恶果。这是“汉承秦制”历史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尽管西汉的妥协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实地分封制）带来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故在西汉之后，这种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晋之后终于演变为完全的虚封制。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更趋完整化。这一历史现象说明。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则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则，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将“吊民伐罪”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讨”或“伐”；既是天下“讨秦伐秦”，则秦只能是暴政无疑。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涵的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但在指斥秦政，从而使自己获得反秦正义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其间区别，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谎言。而刘邦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细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一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射入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刘邦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户为秦始皇守陵，刘邦是唯一的一个。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明确提出秦始皇不能进入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并“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相，刘邦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国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这种原封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与刘邦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动复辟反秦为使命。但是，在投入刘邦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也从来没有对秦政做出过公然指控。刘邦称帝后，张良便事实上隐退了。身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巨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说之。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邦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张良既不能使刘邦复辟诸侯制，又不愿追随刘邦实际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入修身养性的“神仙”道路。此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　　
　　　　　　刘邦之后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体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对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出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性的感性评判而已。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为笼统的代表性说法。　　　　这种感性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感性向知性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探究。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种种难题。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击匈奴。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点，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法则。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现体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从总体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出相对客观的态势。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体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尽管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但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具体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体指斥。在《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性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地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进的阶段性总体评判。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后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体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体认定“暴政亡秦”。
　　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具意味的。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欲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汉武帝便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成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显然，汉武帝对复古是敏感的，也是严厉的，即或仅仅是礼制复古，也依然给予很重的批驳，将话说得分外扎实：汉也是历代之一家而已，没有自已的法度礼仪，何以面对子孙！敏感什么？警觉何在？其实际底线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为否定秦政而走向复古。这次诏书之后，汉武帝没有接受儒术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礼仪，完成了既不同于复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汉家礼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汉武帝的颇具意味处，在于其始终自觉地把握着一则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对秦的否定而走向复辟，也不能如同汉高祖那样全盘继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对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漏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史记》中“非秦”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生之群体也。他们对秦文明的评判，是总体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论有：“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秦任战胜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内以贪胡、越之地。”“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连反击匈奴这样的正义之举，也被说成“贪地”，其荒谬可见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评判，则截然相反，这里不再列举。虽然，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指斥秦文明的论说，只是中央会议的一家之言，并不绝对代表中央朝廷的声音。但是，能以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历史价值观为基准，以群体之势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实际政策发难，其中蕴涵的转机是意味深长的。　　
　　西汉时代的历史意识，更多表现在官员学者的个人论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时，西汉时期具有官员身份的学人，对秦政得失与秦亡原因也开始了大规模探究。这种探究有着一个鲜明的趋势：总体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图从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寻觅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其论说的影响力而言，西汉的不同时期分别有四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学派，一个是贾谊，一个是贾山，一个是董仲舒。淮南王刘安的学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为《淮南子》，其对秦文明、秦帝国、秦始皇一体指斥，从经济、军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论说，其最终的评判属于全盘否定式。《淮南子·汜论训》的经济否定论可谓代表，其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遗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贾谊的《过秦论》，是被历代推重的一篇综合评判性史论。贾谊的基本立场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对秦孝公商鞅变法作了高度肯定，对秦始皇的基本功绩也作了高度肯定。贾谊对秦亡原因的总论断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对秦文明的总体论断则为：“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贾山给汉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确指控秦政，号为“至言”。其代表性言论是：“秦……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其文咒骂秦始皇尤烈，“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因贾山之说大而无当，几近于秦末复辟势力之怨毒咒骂，故其影响力在后世较弱，不如贾谊与其后董仲舒的论说。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属于全盘否定式的代表，其经济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为后世“暴秦”论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极多，仅上书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论秦之说主要有两则，一则见于本传记载的上书，一则见于《汉书·食货志》转引的“董仲舒说上曰”（上书或问对记载）。两论皆具后世“暴秦”说的典型性，被后世史家反复引证为吏料依据，故此摘录于下：　　　　《汉书·食货志》转引其经济指控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秦云：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教化指控云：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的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的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