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为什么重戒律
一位日本老兄喝得醉醺醺之后，问了个很不客气的问题：“你们中国佛教为什么这么看重戒律？”我当时没理他，觉得他是为日本佛教的“堕落”找借口，因为一位住持刚刚请他喝过酒。
但是后来这个问题总在困扰我：为什么汉传佛教如此注重戒律？解放初期虚云老和尚对于试图变革僧制的企图大为不满，后来大家都不敢提这碴事了。
刚开始呢，我觉得跟汉传佛教自力解脱的传统有关。禅宗一度是汉传佛教的主流，即便是净土也以自力为主以自他相应为辅助，不像日本那样极度偏重弥陀他力救度。在自力解脱路线中，没有戒律，就没有禅定，也就没有智慧。这个原则是汉传、藏传、南传主流都认可的立场。
最近看了两本高罗佩的《狄公案》，算是补了点中国社会的基础课，发现问题好像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复杂一些。
古典小说里面的僧人，包括道士，没有几个好人。看看《水浒》、《三言》是这样，《狄公案》同样如此，书里面寺院道观往往不太清净。记得天竺寺里面有对联曰：大护法不见僧过，善知识能调物情。实际情况是，好像大家都眼睛盯着僧众的过错，自古皆然，于今为盛。
换个角度说，佛教注重戒律，不仅是教内偏重修证的需要，也是社会上教外人士的要求。然而俗人为何对僧众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呢？因为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充当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大部分中国民众的信仰心态。寺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同神灵世界做买卖的市场，而僧人则充当了神人之间交易的中介。信众通过僧人中介把自己的订单和货币（愿望和供品）传递给神明（什么菩萨、妈祖、娘娘等对百姓来说是等价的），而神明把货物直接传递给信众。神明是可靠的，信众的愿望和供品都是真实的，唯一可能出问题的是中介。所以中介要有一定的资格保证，僧人有必要向世人表明他品行洁净，有足够的资格来通过法事来祈求神力和慈悲加被众生。
说白了，民众要求僧人充当祭司。而祭司要自身洁净才能施法成功，所以民众对于僧伽的戒律严格要求，实际上是为了保证自己所委托的宗教活动能够有效完成。
凡事都有例外，民众偶尔也喜欢不守戒律的佛教徒，好比济公。那是因为济公不属于祭司，他不需要通过固定的仪轨来完成宗教活动，他只要施展神通就行啦。具备神通的僧伽被中国老百姓当作萨满（巫师），萨满凭借自己的通灵能力即可解决民众困苦，所以喝酒吃肉并不是问题。
不管怎么说，佛教很少以它本来的面目被中国民众所接受，无论历史和现在都是如此。它对自己的期许和百姓对它的期望，很少有重合的部分。而在戒律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是个表面上的巧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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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注重戒律的是格鲁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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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是师，戒在师在。戒亡师亦亡。
戒是宝甲，戒在甲在，魔不得其便。戒荒甲废，魔便得其便。
:lol&&是转帖
原帖由 铁杵磨成针 于
05:14 发表
最注重戒律的是格鲁巴！ 正确,加一百分,格鲁巴,又称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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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戒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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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核心提示：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普及，信仰佛教的妇女日益增多。她们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对信佛妇女而言， 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妇女受戒的结果，既改变了妇女的家庭生活，也波及到戒律约束的本身。
与其他朝代一样，唐代妇女在佛教信仰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出家受具足戒者，成为比丘尼（注：敦煌文书北1052有&菩萨戒弟子尼智行&的题记， 说明该比丘尼在受了具足戒以后再受菩萨戒。）；其二是在家妇女中的热诚信佛者，她们一般都受过戒，其中一部分为坚定的优婆夷（注：其中也有个别受具足戒而 未出家者。如《大唐故通议大夫上柱国剑州刺史晋阳县开国男郭府君夫人新郑郡君河南元氏权殡墓志》云元夫人&开元二十七年，诣天竺寺崇昭法师受菩萨戒，持 《金刚经》，转《涅槃经》，于大昭和上通戒，得禅定旨。又于寿觉寺主惠猷禅师受具足戒，于弘正惠幹禅师皆通经焉。&墓志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 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01页。）；其三是带有佛教信仰的妇女，她们受到佛教观念的影响，有时会到寺院去烧香拜佛。她们人数众多，但 其信仰不著而由此对家庭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一般文献不会有足够记载而无法讨论。而为尼姑者既然名义上已经出家，当非妇女受戒影响家庭生活的主要方面，所 以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第二类的信佛妇女，即在家受戒妇女（注：《法苑珠林》卷八十八《受戒篇&戒相部》云：&如依西域，俗人受持五八戒者，始得唤为优婆 塞、优婆夷，衣服居止举动合宜亚类出家人。&故对这类妇女，也才谈得上戒律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如《大唐故魏国太夫人河东裴氏墓志并序》云：&夫人讳觉，字宝真空。&&虽金玉满堂，而惠施滋广。遂归心释氏，大厌苦 集，都忘尘累。有高僧释善福者，以慈摄应，忽振锡而来仪。夫人稽首礼足，因请受菩萨诫，乃发大誓愿，愿与三代诸佛同一道而诣真乘。&（注：载周绍良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2页。）又如《唐故陇西郡太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云其：&晚崇释氏，发心于圣善寺山门道懋大师， 始受菩萨诫，裒然超觉，理臻不二&（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807页。）。除了贵妇人外，持菩萨戒者也有社会底层的妇女（注：如见于《太平广记》 卷三七九&崔明达&条（引《广异记》）。），可见当时妇女接受菩萨戒者面甚广。同时，菩萨戒作为生生世世都要遵循的&无尽戒&，是在家信徒奉行诸戒中比较 择要而简重的一种戒，即它的戒条既不繁杂，&受者于答曰能持，戒体便生&（注：参见《八宗概要》，载《周叔迦佛学论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54 页。），却达到与出家人同等的规范。唐代很多妇女都奉行此戒，说明她们当时信仰佛教的深度，以及当时妇女主要奉行的是大乘佛教。与此相关联的是当时的统治 者们也热衷于受菩萨戒。如释道亮于中宗神龙元年&入长乐大内坐夏安居，时帝命受菩萨戒&（注：《宋高僧传》卷八《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卷九《唐润州幽栖 寺玄素传》、卷二十《唐婺州金华山神暄传》。）。又如&肃宗、代宗前后两朝，并亲受菩萨戒&（注：《祖堂集》卷三&慧忠国师&条。）。且上行下效，官吏们 也推波助澜，促使了更多的人接受菩萨戒。如受戒于僧玄素者就有&受菩萨戒弟子吏部侍郎齐澣、广州都督梁卿、润州刺史徐峤、京兆韦昭理、给事中韩赏、御史中 丞李舟&等（注：《宋高僧传》卷八《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卷九《唐润州幽栖寺玄素传》、卷二十《唐婺州金华山神暄传》。）。又如僧神暄被&中书舍人王仲 请于大云寺为众受菩萨戒&（注：《宋高僧传》卷八《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卷九《唐润州幽栖寺玄素传》、卷二十《唐婺州金华山神暄传》。）。妇女作为社会 的一部分，当然要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与社会上佛教的主流信仰相一致，因此唐代承袭两晋南北朝以来社会上下对菩萨戒重视之风和大乘诸宗的流行，便是妇女们 纷纷接受菩萨戒的一个主要背景。当然这也和佛教大力宣称菩萨戒之&戒如大明灯，能消长夜闇；戒如真宝镜，照法尽无遗；戒如摩尼珠，雨物济贫穷。离世速成 佛，唯此法为最&有关（注：昙无谶译：《菩萨戒本》。）。
唐代在俗妇女中盛行菩萨戒，对她们的家庭是很有影响的。西晋聂道真所译《菩萨受斋经》云：&菩萨斋日有十戒：第一，菩萨斋日不得著脂粉华香；第二，菩萨斋 日不得打捶伎乐装饰；第三，菩萨斋日不得卧高床上；第四，菩萨斋日过中已后不得复食；第五，菩萨斋日不得持钱刀金银珍宝；第六，菩萨斋日不得乘车牛马；第 七，菩萨斋日不得捶儿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萨斋日皆持是斋从分檀布施得福；&&第九，菩萨斋日不得饮食尽器中；第十，菩萨斋日不得与女人相形笑共座 席，女人亦如是。是为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劝勉人犯。&这十条可以说都或多或少地和妇女的日常生活相关。
事实上，更多的史料揭示了信佛妇女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受到戒律的约束，虽然并未注明此一定是菩萨戒。如《大周故洛州告城县骑都尉辛君夫人翟氏墓志铭并序》 云：&夫人母仪妇德，垂训邕□，持戒净行，菩提不退&（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373页。）。又如《大唐太子典设郎郑公故夫人崔氏墓志铭并序》云 其：&虽处居家，终修其梵行矣。至乃□囊护戒，定水洁心，经行於目□之间，稽首於桑门之地&（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663页。）。其中吃素念佛 是最起码的，如一位妇女守寡信佛而&不尚绡罗美服，但随襦□之温；器绝荤膻，甘饴蔬食，长斋十载，读念累年；鲜□之时，不求变味&（注：载《唐代墓志汇编 续集》，第1056页。）。再如《唐左金吾判官前华州司户参军李公故夫人新野庾氏墓志铭并序》云其：&首不上膏沐，口不茹荤酪，常斋戒持经，以俟父愈& （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908页。）。她们对自己的生活需求作了最大程度的约束和克制。有的妇女则是在怀孕期间为了胎教而斋戒，如《大唐故尚书 祠部员外郎裴公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序》云：&夫人高悟玄微，深穷旨赜，常希潜运之力，用孚胎教之功。每占熊有期，设弧及月，辄严室斋戒，手写真经，竭力 匮财，无非佛事&（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661页。）。有的妇女则&以久缚斋戒，因致柴毁，是长疠阶，浸以成疾&，四十岁就死了（注：见《大唐 元府君故夫人来氏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第1607页。），这大约和长期斋戒引起的营养不良亦有关。还有的妇女甚至因此死后也不愿与夫合葬， 如《唐故国子司业赠庆王傅侯府君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云：&夫人精意禅寂，深悟空门，启手之辰，戒无同穴，是用不祔于公矣。以其年八月十九日，窆於河南平 乐乡之平原，从理命也&（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548页。）。又如《大唐故邢州任县主簿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宋氏夫人早悟善本，夙植胜因， 念诵经行（下泐）大周东寺之僧玄嗣也。夫人每谓诸（下泐）安排，何必同穴。敬遵遗指，别启仲（下泐）&（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321页。）。碑 文引文中的第一个下泐处当是说这位宋夫人系此僧之徒或受其戒，与其不愿和丈夫同穴有着因果关系，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唐代妇女的墓志中出现很多。由此可见，那 些接受了戒律的妇女们，直到死后也要受其精神的约束。丧葬之仪在儒家礼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接受戒律的信佛妇女，敢于要求死后不从夫而葬，此正如有位学者所 评价的：&体现出唐代信仰佛教的妇女，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和反抗礼教的精神&（注：参见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 242页。段著所说的将佛教律仪置于礼制之上的妇女，虽引人瞩目，但毕竟是少数。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佛两家的道德约束观念在唐代时而叠加、时而矛盾 的复杂状态。）。需要再说明的是，史料表明，这些妇女往往是受过佛戒的，而被称为优婆夷者，一般都是塔葬（注：如载于《唐代墓志汇编》中的《故清信女大申 优婆夷灰身塔记》（第75页）、《唐故优婆姨段常省塔铭并序》（第1696页）；载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的《故清信女佛弟子范优婆夷灰身塔》（第49 页）等等。），如小贩何轸&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死后，&轸以僧礼葬，塔在荆州北郭&（注：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 异》。），那就更和儒家礼制中的葬式风牛马不相及了。
上述唐代信佛妇女严格地将戒律约束着自己的家庭生活，从生到死，自始至终。其实还有更多的信佛妇女在生活中是以佛教戒律来约束自己的，最普通的如不杀生与 吃素的戒条是大部分信佛妇女都遵循的，只是因为这种行为太普遍了，和她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融为一体，反而不可能被史册所记载，因为史籍所记载的基本上都是些 突出的人与事。格鲁斯认为在早期的印度佛教的规范体系中，世俗的和出家的标准是不可调和的，也是不可替代的（注：参见Rita
M.Gross: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 Ⅳ,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
1993,p.274.）。然而我们从以上的例子中则可以看到不少妇女能将戒律深深地融合在她们的日常世俗生活之中，如果说隋以前的僧界还流行着佛教对妇 女本有&女人理教难惬，事迹易翻&的偏见（注：慧皎：《译经传论》，载《高僧传》卷三。），那么唐代妇女在守戒上的坚贞执著使此后这等议论大为减少。同 时，这种结合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对佛教来说是对戒律本义的修正，亦是意味着潜移默化的形态演变，这中间又可体现出了中国佛教的圆融特色。
不仅如此，信佛妇女的斋戒生活还影响到她们与家人的关系。如杨收&因母奉佛，幼不食肉&（注：《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又如《大唐故骑都尉乐安 任君墓志铭》云：&夫人清泉路氏，帝辛之胤，常娥之精，适人所夫，中年忽背，柏舟洁志，蓬首谁容。遂悟彼无生，注心梵戒，潜开觉意，化被家人，门如长者之 居，室重毗尼之教&，即以佛教的约束精神使其家里人潜移默化，得到规范。不仅如此，这位路夫人还使&邻里相感，俱向善缘&（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第492页。）。至于作为女主人&使一子出家，家如梵字&或&构法宇于闺庭&（注：见《唐故处士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大唐曹州离狐县盖赞君故妻孙夫 人墓志之铭》，载《唐代墓志汇编》，第页。），把家居改造成为修佛场，肯定会对家里人的起居生活有更大的影响。
当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影响总是有来有往的，有时妇女信仰佛教，接受戒律的约束，亦有是受家人感染的，或者是相互感染的。其中最直接的当然是她们的丈 夫，如有一位高氏，其丈夫岐慈十六岁时就开始&崇敬三宝，勤习四禅&而&年三月六，斋戒不亏，持身用心，始终罔废&，她本人也&戒行特隆&（注：见《大唐 故朝散大夫岐君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230页；还如载于《唐代墓志汇编》的《故清信士吕小师灰身塔》，是其妻子戴氏所敬造。这也是夫 唱妇随的例子。）。志文虽然没有说明谁受谁影响，但岐慈信佛如此之早，当然不可能是受妻子影响。一般地说在古代家庭里，由于封建礼法及年龄大小等关系，妇 女受父亲与丈夫的影响可能性大，如郑颋&决心出俗，又劝妇氏归宗释教。言既切至，即依从之，更互剃发&（注：《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唐伪郑沙门释智命 传》、卷二十三《唐京师普光寺释玄琬传》。）。而男子受妇女影响可能性比较大者，恐怕就只有儿子受母亲影响了，如一位叫张轸的因&以母氏宿愿，固请为沙 门&（注：《唐故河南府参军范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第1421页。）。又如当时众所瞩目的&大将军薛万彻昆季及母氏并钦重戒约，蔬 素形终&一事中（注：《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唐伪郑沙门释智命传》、卷二十三《唐京师普光寺释玄琬传》。），这薛氏兄弟与其母共同信佛受戒，应该是受其母 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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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 | 责任编辑：刘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