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傩戏及其面具
摊和摊祭,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现象,源远流长。摊、摊舞是一种驱逐疫鬼的古老的巫术活动,其历史可以卜溯到文字形成前的母系社会。中国的摊种类繁多,主要为4种类型。即:民间摊、宫廷滩、军滩、寺院摊。贵州民族民间摊戏系统,主要是2个系列,3个层次,汉、彝、土家、苗、侗、讫佬等民族地区的摊戏为一个系列,即民间滩系列。彝族滩戏“撮泰吉”(变人戏),完成了滩祭向榷戏艺术的初步过渡;是摊戏的雏型,是低级层次。汉、土家、侗、忆佬等民族地区的帷戏,虽与摊祭密不可分,但戏剧艺术的因素不断增加和完善,是向单一的戏剧艺术过渡的中间层次。贵州地戏(安顺地戏、布依地戏等〕,是属军摊系列的摊戏,是滩戏发展较为高级的层次。原始粗扩的“撮泰吉”,流传在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裸夏村。“撮”义是人,“泰”义是变化,“吉”义是游戏、玩耍。合在一起的意思是“人类刚变成的时代”,或“人类变化的戏”,简称“变人戏”。这个戏一般是正月初三到十五的“扫火星”民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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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傩文化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原始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傩文化主要通过傩戏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展。而傩面具就是傩戏表演过程中戴在表演者面部的道具。因为它能很好地反映人物性格和戏剧内容,所以又被看作傩戏的灵魂。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中,傩面具又被称为神面、圣象等。[1](p133)它与当地的经济、地理、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深刻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状况和民俗特点,是当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贵州先民发展进程中,傩面具曾被广泛运用于狩猎、战争、祭祀、驱傩、丧葬、镇宅、舞蹈、戏剧等种种社会文化活动和娱乐活动,是一种集民俗、宗教、雕刻、绘画等多种元素为一体的具有鲜明民族性的综合性艺术载体。从造型来讲,贵州傩戏面具也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它非常注重对其所代表的人、鬼、神的性格和特征进行描绘与刻画。面具形象有的威武凶猛,有的狂傲奸诈,能够比较准确地表现出戏剧人物的多种角色。根据史料记载,傩戏形成的时间不晚于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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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位于云南贵州高原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这里不仅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包含着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的贵州文化，贵州的地戏和面具文化显示了贵州的民族特色。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深入研究贵州傩戏发展的历史及其文化内涵，探索贵州傩戏的种类和发展脉络，揭示其中的异同关系。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分析傩戏面具的色彩艺术和造型艺术，得出传统艺术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内在联系。研究方法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在查阅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傩戏演出地，收集面具资料，掌握不同时代的研究成果。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傩戏面具及京剧脸谱的异同。对研究对象加以调查和分析，介绍贵州傩戏的面具形式，面具的造型艺术。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以及艺术，民间戏曲的多角度的审美来说，贵州傩戏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以贵州的地理位置和傩戏的历史发展为背景，阐述了贵州傩戏的种类以及分布情况以及贵州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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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传今日的傩戏 ,被认为是中国戏剧之鼻祖 ,其内容荒诞离奇 ,角色为人、鬼、神等混合表演 ,且戴狰狞怪异面具 ,着怪异装束。整个表演都围绕着一个基本模式 :鬼欺人、人求神、神抓鬼 ,反复循环演绎。所演故事往往为古代神话传说。由于演出无定本 ,表演者随意发挥 ,传至今日 ,成了一个谁也难以释清的奇异民俗。目前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保留着残缺不全的傩戏。傩戏到底起源于一个什么背景 ?为何其内容总与神鬼有关 ?经考 ,傩戏起源于华夏民族史前的一种祭祀活动 :傩仪 ,距今约一万年之久。傩仪在演绎、传承过程中 ,曾经历了三个阶段 :驱傩、求傩、戏傩。驱傩 ,就是把一个叫做“傩”的东西驱赶走。宋代有诗 :“府卒来驱傩 ,矍铄惊远客。”诗中明确指出是“驱傩” ;求傩 ,就是将傩视为可以拯救人类的天神 ,部族众人集体跪地 ,乞求傩不要给人带来灾难 ,保佑人类平安富足。后来又加入了祈雨的内容 ;戏傩 ,就是后来不断的傩戏。基本上演为人们集体自娱自乐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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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越来越被海内外人士所认识。人们在了解贵池历史文化的同时,也认识了贵池。贵池傩戏就是近些年来展现于世人面前的古代戏曲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贵池傩戏流行于佛教圣地九华山西北麓贵池境内的茅坦、观前、墩上、马牙、里山、清溪、解放、棠溪一些乡镇。这些乡镇的姚、刘、章、姜、杜、韩、潘、谢、汪等姓氏的乡民,从古至今,在春节间。以氏族为单位演出傩戏,形成了习俗,尤以刘街乡范围内的一些村落最为盛行。 傩。古代为逐疫驱邪祈求平安的一种仪典。、等傩戏剧目,以人物上、下场为界,把剧本分为若干个段落——出(场),而且剧情完整,角色行当分工得当,已经具有了戏剧的品格。贵池傩戏的演出无职业班社和专问艺人。演出时,以某一氏族为单位,在本族祠堂里,由本族喜爱傩舞、傩戏表演.熟悉唱腔的男子演出。演出时间每年在正月初七至十五日夜间进行。有逢单日演出且演出四、五夜的,如姚氏宗族;有单日、双日都演且一连演出八、九夜的,如刘氏宗族。 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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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 ,1 776年 ,在平定大小金川乱事后 ,清朝宫庭中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表演形式 ,据《清宫史续编》记载 :“太和殿筵宴之礼 ,恭遇万寿圣节正庆及元旦、国庆……内务府官员引朝鲜俳 ,回部、金川番童等呈百戏。毕 ,各退。每岁除旧 ,赐外藩蒙古王等 ,宴于保和殿……届日……金川番童等各献杂戏 ,毕集柢侯。”对这些献艺的番童 ,许多朝庭官员只知他们居住在北京香山 (西山 ) ,北京人因视其服饰、习俗奇特 ,误为苗人 ,故称此地为西山苗寨 ,这样一代代以讹传讹至 1 982年经人考证后 ,复更名为嘉绒藏寨 ,他们是如何来到此地的呢 ?他们是乾隆皇帝打金川后俘掠的嘉绒藏人。1 747年 (乾隆十二年 )今阿坝州的金川县 ,小金县 (俗称大小金川 )因上层土官头人之间为了边界、领土之争发生了叛乱 ,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 ,乾隆皇帝为了疆域的稳定、政权的巩固 ,遂发兵 2 0万前往大小金川平叛 ,1 749年平息了叛乱。乾隆 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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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６年３月３０日至４月 ２８日，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傩舞调查研究组，赴江西婺源、南乐、黎川、遂川 ５县 １２个乡，调查了 ８２个傩舞节目，为我国首次有计划、有组织和具有研究性质的实地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拍摄了几百个面具照片。 １９５７年夏，中国舞蹈家协会傩舞调查研究组，赴广西桂林及桂北县１３个乡，采集了８０多个傩舞节目。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０年８月，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省区藏戏研究会成立，会长图道多吉，秘书长刘志群。 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 １５日至１７ Ｈ，“湖南省傩堂戏研究座谈会”在湖南省凤凰县召开。主办单位：湖南省戏曲研究所，代表２９人，演出和工作人员３３人。 １９８２年 ４月，《湖南戏曲传统剧本傩堂戏（师道戏）专集》出版，湖南省戏曲研究所主编，内部发行。 １９８２年 ９月，《湖南傩堂戏资料汇编》出版，湖南省戏曲研究所编，内部发行。 １９８３年 ７月 １６日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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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的巫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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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具体解释一下苗族节日较多，较隆重的节日有过“苗年”、“四月八”、“龙船”节等。[宗教*俗] 苗族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祭鼓节”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

于农历十月至十一月的乙亥日进行，届时要杀一头牯子牛，跳芦笙舞，祭视先人。食时邀亲朋共聚一堂，以求增进感情，家庭和睦。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也有一些苗族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苗族信仰佛教、道教的极少。传统地讲，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

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多数情况下，鬼被认为是被遗弃或受委屈的灵魂和工具所变成的，常给人类带来灾难、病痛、瘟疫或其他不幸，比如所谓东方鬼、西方鬼、母猪鬼、吊死鬼、老虎鬼等，被称为恶鬼。而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常被认为是善鬼，具有一定的神性，如山神、谷魂、棉神、风神、雷神、雨神、太阳神、月亮神等。对于善鬼、恶鬼，苗族人的祭祀之法亦不同。对善鬼有送有迎，祭祀较真诚，对恶鬼则须贿赂哄骗直至驱赶使之远离。

在许多地区，苗族还认为自然界存在许多精怪。比如牛在厩内以粪便盖身或在厩内打转、将粪踩成圆圈，猪吃猪仔或躺在食槽里，鸭吃鸭蛋，老虎进田，遇到两蛇交尾，母鸡发出公鸡的鸣叫等均属出现了相应的精怪。在一些苗族地区，人造物崇拜有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土地菩萨苗语叫土地鬼，一般由几块石头垒成，土地屋多为木制或用三块石板搭成，极为简陋，设于寨旁路口处或大路边行人休息处。家神信仰存在于川黔滇方言的部分苗族中，即在家中设立“家神”偶像。

祭桥流行于黔东南大部分地区。龙也是各地苗族的崇拜和祭祀对象。图腾崇拜方面。东部地区许多苗族与瑶族共同崇拜盘瓠（一种神犬）。他们世代传说着“神母犬父”的故事，把盘瓠视为自己的始祖。中部地区一些苗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因而把枫树视为图腾。另有一些地区的苗族以水牛、竹子等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普遍地，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

许多地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在湘西有“敲棒棒猪”、“椎牛祭祖”，黔东南有“吃牯脏”，黔中地区叫“敲巴郎”，黔西北、滇东北有打老牛*俗。其中，黔东南的吃牯脏至今盛行不衰，最为典型。吃牯脏亦称祭鼓节、鼓社节、鼓藏（牯脏）节，以宗族（鼓社）为单位，每七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寄居中在木鼓里，祭鼓就是敲击木鼓召唤祖先的灵魂来享用儿孙的供品。主祭者称为牯脏头，祭品牯脏牛是专门为此而饲养的。

每届祭祀活动前后延续三年之久。大多数苗族人虔信巫术。主要的巫术活动有过阴、占卜、神明裁判、祭鬼等，此外还有蛊术等。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他们在前述各种原生性崇拜和巫术活动中起着主持者的角色，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寨老。巫师除了熟悉祭祀方法外，大多还能讲述本宗支的谱系、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迁徙来源的路线，熟悉各种神话传说、古歌古词和民间故事，有的巫师还兼有歌师和舞师的职能。所以说，巫师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传承人，在苗族社会中充任知识分子的角色。

此外，巫师还掌握一定的医术，懂得一些草药，在为人驱鬼的同时，辅以科学的医药手段。除了这些传统信仰之外，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传教，在滇黔川交界地区、贵州凯里、湖南沅陵等地区有一些苗族群众皈依了基督教，在滇东南有少数苗族信仰天主教。尤其是滇东北、黔西北一带的基督教信仰曾经势头强盛，影响极大。外国传教使团或者传教士们在苗族地区开设了许多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甚至实施了一些经济发展项目，对于苗族社会的进步、政治地位的改善起到了不可抹灭的作用。蛊术
偏远的苗族聚居地区，如果小孩吃食硬物，不小心嘴里起了血泡，做母亲的便一边慌忙找针把血泡扎破，一边愤愤地骂道：“着蛊了，着蛊了。挨刀砍脑壳的，谁放的蛊我已知道了。她不赶快收回去，我是不饶她的！”要是吃鱼不慎，鱼骨卡在了喉咙，母亲就会叫孩子不加咀嚼地吞咽几大口饭，将鱼刺一股脑儿地吞下肚里。随后叫小孩到大门口默念着某某人（被认为有蛊者）的名字，高声喊叫：“某某家妈有蛊啊，她放盅着我，我知道了，她不赶快收回去，我是不饶她的：哪天我要抬粪淋她家门，拣石砸她家的屋顶，让大家都知道她家有蛊，有儿娶不来，有女嫁不去哩！”喊声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据说通过这种喊寨的方式，“放蛊”的人听见了，心里害怕，就会自动将“蛊”收回去。 

蛊在苗族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寄附于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有苗族学者调查后认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他们认为除上述一些突发症外，一些较难治的长期咳嗽、咯血、面色青黑而形体消瘦等，以及*不适、肠鸣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主的慢性疾病，都是着了蛊。属于突发性的，可用喊寨的方式让所谓放蛊的人自行将蛊收回就好了；属于慢性患者，就要请巫师作法“驱毒”了。 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的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害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传说中制造毒蛊的方法，一般是将多种带有剧毒的毒虫如蛇蝎、晰蝎等放进同一器物内，使其互相啮食、残杀，最后剩下的唯一存活的毒虫便是蛊。蛊的种类极多，影响较大的有蛇蛊、犬蛊、猫鬼蛊、蝎蛊、蛤蟆蛊、虫蛊、飞蛊等。虽然蛊表面上看是有形之物，但自古以来，蛊就被认为是能飞游、变幻、发光，像鬼怪一样来去无踪的神秘之物。造蛊者可用法术遥控蛊虫给施术对象带来各种疾病甚至将其害死。对于毒蛊致病的法术，古人深信不疑，宋仁宗于庆历八年（1048年）曾颁行介绍治蛊方法的*庆历善治方*一书，就连*诸病而侯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书中都有对中蛊症状的细致分析和治疗的医方。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放蛊时，蛊主在意念中说：“去向某人找吃去，不要尽缠我！”蛊就会自动地去找那个人。或者在几十米开外，手指头暗暗一弹，蛊就会飞向那人。甚至有人说蛊看中了谁，即爱上了谁，就叫它的主人放蛊给谁。不然，蛊就要它主人的命。所以有蛊者不得不放。苗族民间就流传这样一则放蛊的故事：

从前有位有盅的母亲，盅看上了她的儿子，做母亲的当然不愿意她的儿子。但是，盅把她啮得很凶，没有办法，她才答应放蛊害儿子。当这位母亲同她的盅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巧被儿媳妇在外面听见了。儿媳妇赶紧跑到村边，等待她丈夫割草回来时，把这事告诉了他，并说妈妈炒的那一碗留给他的鸡蛋，回去后千万不要吃。说完后，儿媳妇就先回家去，烧了一大锅开水。等一会儿子回到家来，他妈妈拿那碗鸡蛋叫他吃。儿媳妇说，鸡蛋冷了，等热一热再吃。说着把锅盖揭开，将那碗炒鸡蛋倒进滚沸的开水锅里去，盖上锅盖并紧紧地压住，只听锅里有什么东西在挣扎和摆动。过一会没动静了，揭开锅盖来看，只见烫死的是一条大蛇。

这些所谓的放蛊方式当然是无稽之谈。至于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有见过，当然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了。

虽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苗族的一些妇女却深受这种观念的诬害。人们认为“蛊”只有妇女才有，只能寄附在妇女身上，传给下一代女性，而不传给男性。比如某男青年“游方”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有蛊”姑娘而未征得父母的同意就娶来，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凡属女性，均要从她母亲那里将蛊承传下来，并代代相传。在汉文典籍中，放蛊者并不仅限于女性，为什么苗族认为只有妇女才有蛊呢？这与汉、苗两族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在汉族的巫术信仰中，只有正邪之分，没有性别的对立。而在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中，在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性别对立遗存要强烈得多，这种对立表现在巫术信仰中，就是占据正统地位的男性巫师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方．而在母系社会曾经居统治地位的女巫则成了秩序的破坏者，被诬为黑巫术的传承者。一切男性巫师无法解释或禳解的天灾人祸，统统被扣在了女巫的头上。于是，妇女有蛊的荒谬结论就这样被推理了出来。

由于放蛊被认为是谋财害命的严重犯罪活动，历史上一直将它列为严厉打击对象。*汉律*中就有“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的条文；唐宋以至明清的法律都把使用毒蛊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处以极刑。官府对所谓施蛊者的处罚极其残忍。明人邝露说，壮族地区的“峒官“提陀潜抓到施蛊妇女后，将其身体埋在地下，只露出头部在外，再在蛊妇头上浇上蜡汁点火焚烧。在苗族地区，被诬为有蛊的妇女，尽管不会都有性命之忧，但被诬者名誉扫地，受人歧视非难，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甚至含冤而死。那些被认为有蛊的人家，受尽歧视和羞辱，连亲友也害怕与之往来。不论谁家有人病了，只要巫师说中了蛊，那么有病人家就指桑骂槐地大骂，骂的是谁，人们心照不宣，而被骂者自己也明白，就像本文开头的喊寨。有蛊的人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一申辩，无异于公开自己家里有所谓的蛊，所以只好凭白遭受这等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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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一起为民族富强而奋斗巫术，应该是伴随着古代藏族先民们对自然的崇拜而开始的。因为大自然常常会给人们以恐惧之感。而先民们对自然又有所求，除因求其佑助而对自然神顶礼膜拜和供养以外，还想要通过自己的言行，去让大自然顺从自己的意志，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想改变大自然的幻想和行动”。这些幻想和行动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巫术。

时至今日，我们在藏区进行人文调查和田野采风时，还发现了不少应该属于古老巫术的遗存，例如：为了避免天降暴风雨、冰雹；防止野兽和其他灾害的袭击和侵扰，藏族群众便请来巫师进行攘拔或施巫，以保人畜平安和庄稼的收成。有时请来的不是巫师，而是藏传佛教寺庙中的喇嘛，但即使是在这些喇嘛所作的攘拔仪式中，仍不乏巫术。

虽然这些攘拔仪式中的巫术有简有繁，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应该说是源于那种藏族先民想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大自然顺从自己的幻想和行动。人们是怎样想的，也就怎样地去施行。就其内容来看，其所反映的，也大都属于人与大自然之间（主要是在生产劳动方面）的关系这一范畴之内。只不过在传承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从藏族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些应该属于原始宗教范畴的巫术，其产生应是在吐蕃的止贡赞普以前，也就是象雄本教输入藏区以前，即史家们所称的“笃本”时期。按刘立千先生的解释，这种“笃本”，就其本意是“本地自然兴起的本教，即土生土长的本教——原始本教”。（为什么藏区土生土长的藏区宗教也称本教，在本书后面将有专章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到了止贡赞普以后。藏区已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再加上这个时候，藏区土生土长的“笃本”受到那从象雄输入的已初具“见地”的本教的影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边远偏僻地方外，在吐蕃的大部地区，已为本教将其融合（改头换面）或取而代之。这时的本教已逐渐受到吐蕃王朝统治者的重用。（西藏主臣记）就有“凡二十七代（赞普），均以本教治国”的记载。这个时候，那些以“本教巫师”身份出现的巫师所施巫术的内容，也由“笃本”时期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改变为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那些以诅咒仇敌来达到危害对方的目的之诅咒巫术；驱除邪魔鬼怪以达到人畜平安的目的之驱鬼除邪巫术；招魂祛病的招魂巫术以及预测休咎的占卜征兆等等。

就其形式来说，较之原始的那种自然巫术，这种巫术要繁琐复杂得多。单是在施行巫术时巫师的服饰、法器、祈祷词乃至这种巫师的传承，也更加复杂。他们的祭物、法坛、祭祀仪轨等，都是“笃本”时期的巫师所望尘莫及的。

不过，这种巫术应该归人“人为巫术”的范畴里去，因为它已失去了原始自然巫术的古朴性，增加了人为成分，当然也就增加了一定的欺骗性。尽管这种人为巫术在以后的年代内，逐渐成为藏区巫术的主流，但它并没有把原始的自然巫术完全取代。特别是在一些边远的偏僻地区，甚至两者还并行不悖。同时，这种“人为巫术”，也并不是藏族巫师凭空臆造出来的，它是由原始自然巫术所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透过这些人为巫术，我们是能够从中窥见到许多古代藏族先民原始自然巫术之遗迹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巫术都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并把这些主观愿望建筑在那偶然的、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联想上面。这种世界观应该是唯心主义的，也是形而上学的。因而藏族巫师所施行的各类巫术，不管它是自然巫术或是人为巫术，都不可能有所例外。如果我们说在那远古时代所盛行的藏族自然巫术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对人类社会向文明进化所起的阻碍作用还比较轻微；那么后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人为巫术，就应该是它已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同其所依附的宗教母体一样，最终变成了统治者的工具。

就像吐蕃时期本教依附于吐蕃王朝一样，其巫师所施行的巫术，也就成了吐蕃壬朝统治者用其来统治属民以及攻击敌对者的工具。于是巫术就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朴素的幻想，相反却常常给人们带来恐惧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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