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联系记者采访曝光航空飞船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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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漫漫记者路
——张严平访谈录
□ 本刊记者 杨芳秀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4期)
我的采访是一种笨功夫
——伸出所有的感官,就像老树的根一样,深深地扎入大地,收获原汁原味的东西
记者:人物通讯被人称作“吃力不一定讨好”的事,要深入下去,接触很多人,花大力气写作。而你的采访方式很特别,采访前你不看被采访人的背景资料,做“硬功课”。你的人物通讯刊出后感人至深,完全走进了被采访者的世界。你是如何敲开被采访者的心灵的?
张严平:写一个人物,你得懂他,不懂就肯定写不好。要想懂他就得通过采访去体会他的心。一位与我一同去采访王顺友的同行就问我:“为什么你就能写出好的报道来?”我的体会是,在采访时,伸出我所有的感官,包括心灵,就像老树的根一样,深深地扎入大地,收获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们消化了,在写作的时候通过我心灵的每个毛孔释放出来。因为带着生活的原态,又有了心灵的激荡,所以写出的东西就肯定不一样。
当记者要不怕辛苦,勤用眼,勤用嘴,勤用腿。勤用眼,用心地观察。观察环境,观察细小的变化。但了解人物内心世界,主要还得多交谈。我与人沟通的最大体会是,永远不要摆着一个记者的架子去和人家相处,要以心换心,平等相待,否则他会觉得很窘,甚至害怕。与他们聊天的感觉我很快乐,而对方也很放松,聊的过程中就会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这样你就较容易走进人物的世界里去。
采访信访局长的典型张云泉时,除了与他本人谈,还与他身边的很多人交谈——与他帮助过的人谈,甚至与对他有意见的人谈。因为了解一个人,一定要立体。他作为当地的一个老典型,和很多记者都谈过了,所以一谈就是那些模式性的回答。了解了一个人的更多东西后,分寸感就把握得好。为此,我特意到信访局的信访窗口体会了一天,我才知道这活真的累,全都是上访的,一肚子冤,一肚子气,静坐的,哭泣的,申冤的,还有胡骂的,那都是让人头痛的事,怨不得他的前任,从来没有干满3年的。完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张局长,我在你的窗口呆了一天了,那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地方。你一天到晚在这个被不愉快的事、负面的事、有阴影的事包围的环境里工作,这个环境对你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那是什么样的影响?”他愣了一下说:“没想到新华社记者会提这么个问题。”这时,他用模式回答不了我了,便说,这个环境的确对他有影响,每天回到家里以后,头都炸开了,回家的前一二个小时,妻儿们不要跟他提任何事,一提就发脾气、拍桌子。长年累月这样工作,他心情不好。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为什么能长期坚持下来?他说:当你看到问题被解决了的老百姓写着“感谢共产党”、“共产党好”或者是写来感谢信,甚至是当着面向你磕头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值了。他有一个这样的观念,认为信访部门是替政府给老百姓赎罪的一个单位,我做得好,老百姓感谢我,我就是替党和政府做了一件弥补的工作,这个很值。他讲得很真切,这是那些“模式”包容不了的。这些真心话,你得进入到他的生活里才能听到,才能理解。如果你对他一无所知,又问不到点子上,这些“活鱼”就不会“跳出来”。
走入王顺友的心路则不是靠聊天,完全是靠走邮路。马班邮路非常险峻,其中有一段路,甚至没有地方能放得下一只脚,只是马蹄踩出的一个个窝,窝的几寸之外就是悬崖,斜眼望去深不见底,吓得我身上的冷汗流了一身又一身。我不敢吱声,生怕声波把马蹄震得踩偏了掉进深渊里。走过了这段最险的路,到了一段稍稍平缓的路上时,我的泪刷地涌出来了。可能有一两分惊吓,但更多地是为王顺友哭。一个人在这样一条路上走,简直是玩儿命啊。为了完成作为一个乡邮员的使命,为了方便山里的老乡,他一走就20年。他的忠诚、勇敢、坚韧一下子抓住了我。王顺友不善言谈,跟他聊不出什么来。跟他走完邮路后,我就感觉他内心里有着很丰富的情感,装着很多很多东西,这些所有的复杂的东西,从他的哭诉、他的流泪及马班邮路的险恶环境里流了出来。
还有一次,去四川采访长年被雪覆盖的雀儿山上的养路工陈德华,这座山海拔4700多米,他带着七八个养路工人就长年住在山上。我们乘汽车走了三天三夜才到山脚下,我一看那山根本望不到顶,山在云雾里,就如神话里的一座雪山一样。我们好不容易才到达山上,山下是鲜花盛开,山上却正下大雪。他们喝的都是雪水,因为是软水,所以嘴唇都是裂的,牙齿也老化得历害,有的掉得像老人一样。山上一根青草都没有,路过的司机给他们的一点青菜,都省下来给我们吃,他们见到我们就像亲人。你不到这儿看看,就体会不到这样一群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年华就是这样度过的。采访完后,在回来的路上我一路默默地流泪,不断地回望那山,山离我们越来越远,仿佛挂在云彩边上,阳光一照,如同一座圣山。脑子里一直是陈德华的眼睛,所以稿件的题目我就拟为《走不出雪山上那双眼睛》。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典型事例往往信手拈来,而与你一同去采访的其他记者却抓不住它们。你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吗?
张严平:记者的水平都是相当的,智力也都相差无几,差别还是体现在采访到位还是没到位上。采访中要学会抓人物特点。记者不是写传记,无需什么东西都弄到手,只要抓住最能体现特色的典型方面就行。要抓这些东西,得在采访中用心地去感受。我的采访是一种笨功夫,我没有那种想要的材料一去就能要到的本事,有时采访一整天,最后却只得到了一两句话,尽管只得到一两句话,但我觉得,值!如果没有这一天的铺垫,我就得不到这两句话,而且我也不会了解他这么深刻。如《明天太阳照样升起》中我写到一个居住在大山里边的老头,由于全家人在汶川地震中死了,他的房屋也被震倒了,于是被安置在一个安全些的地方,但他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爬山越岭去喂他的马。他说照顾好了马,就可以生小马,慢慢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在地震刚发生几天、亲人全部逝去的时候,他还想着把日子怎么过好,很了不起。有人问我,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在痛苦中表现得很坚韧,对未来有着顽强意志的好典型的?我说,如果不一路深入群众中采访过去,不询问上五六十个人,我也发现不了这个老头儿。生动的例子生活中很多,也可能一下就碰到一个,那只能说明你撞大运,不可能每个记者都有这运气。文章里面可能只写了五六个例子,但我却采访了不下五六十个例子,至少是10倍以上的量。
我之所以慢慢走上写人物这条路,可能是最初写人物的时候有些感觉,领导就让我多写了些人物。做记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是学中文的,最初不懂新闻,就靠慢慢积累了。现在回过头来,发现最初的很多文章很幼稚,是采访的人物慢慢丰富了我。什么人物我都写过,高层中层的,三教九流的,都写过。如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将军杨业功、《死亡日记》的作者陆幼青等等。2005年我写作的人物传记《穆青传》出版发行后,反映不错。写这部书我采访了很多人,社内社外的同事朋友、他接触过的老百姓等。在写作的大半年里,我经常是买一大堆菜回来,整个星期不下楼,写得很苦。我把写作重点落在穆青心灵的成长史上,通过选择一些能说明他每个历史时期心灵成长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加以表现。有两个方面的收获最大,一是情感上的收获,穆青与百姓的情感那样真挚,让我很受感动;二是在眼界上的收获,他让我看到一个更宽广的视角:记者脉搏的跳动要永远和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记者的稿件不应只是对生活的再现,而应是一种发现与追求,这对我的启发很大。
诗意入题& 朴素行文
——标题凝结了感触的升华,最好的文字是最朴素最有味道的文字
记者:好的人物通讯有着诗一般的意境,读来让人意气风发,神清气爽。人物自身精神固然伟大,而其事迹的感人更使人荡气回肠,如何开掘和表现人物的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
张严平:采访时我格外重视记录。好脑子抵不过一个烂笔头。采访中我一般都拿个笔记本记录。记录完后,我一般会翻开看看,这样这个人物在采访中基本上已较成型地呈现在脑子里了。在写作的时候,如果还翻着笔记本,那肯定写不好人物通讯。
我的写作没有什么模式可言。但我很重视大小标题的拟定,它们都是凝结了我的所有感触后升华出来的东西。多使用小标题可以使读者读起来不吃力。每个标题我都会想几个,但任何一个标题都是我基于采访之后的感觉的表达。如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最初的标题是《一个人的长征》,但想来想去,觉得并没有表达出我的感受,于是联想到去采访时是5月份,开满了漫山的索玛花,用索玛花入题有些意境,所以便拟了这个。我的文章标题之所以有些诗意,与我年轻时喜欢诗有关系。在大学里,我是诗社的成员,诗写得不怎么样,但我喜欢朗读诗,到现在为止,我到书店看到诗集就会买些回去读。这年头喜欢诗的人不多了,可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也喜欢画,喜欢形象的设计。另外与我对生活的理解有关系,如一幅摄影作品,看起来很有震撼力,可是你去拍摄地却看不出什么来。这说明,眼光太重要了。这启示我,生活是有诗意的,就在我们周围,靠我们的眼睛去观察。所以在写稿的时候,我追求一种生活的本质美。也许我有一双感受和发现光亮的眼睛,而这双眼睛就在我的心里。
在语言的把握上,我从来认为最好的文字是最朴素最有味道的文字,永远都不要花里胡哨的东西,永远不要卖弄什么。我现在网上读到一些年轻人的文章,文字水平不低,但文字压过了内容,读者能感觉到他坐在语言上边,不要这样,而应永远把自己隐藏在里面,运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一个真正体味到的东西。
我觉得谋篇布局不是一个绞尽脑汁的问题,而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水到渠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定势。文无定文,10篇10个样子。我现在警戒自己,千万不要在自己脑子里有模式,如果这稿子重复上篇稿子,那这稿子就毁了,僵死了,所以永远不要有模式,每一篇都是新的,哪一篇我都不知道怎么写。这样才能保持一种特别新鲜的状态。
27年只做一件事
——苦归苦,累归累,但从来没有觉得不值
记者:为了能充分了解被采访人物,你经常与采访对象一起工作生活10天半个月的。作为一名女性,这种长时间、不确定的劳作对你而言,挑战不只来自于脑力,更是来自于体力。
张严平:是,很累呵!我每次回来都精疲力竭,很多次腿都迈不动了。有时我甚至对自己说,动不动就要下到基层去,这简直不是女性的活儿。有次回来的时候,我累得在床上和衣躺了两天,恨不得就这样躺上半个月。但这不可能,得赶紧把文章写出来。只要一进入写作状态,我可以两三天不上床,通过喝咖啡提神。当稿子完成的一瞬间,无比的快乐便包围了我。快乐还没完,新的任务就来了。每次都是活赶着活儿。我就想,能不能有一种不赶的生活?但又想,这是新闻嘛,不像作家写散文啊什么的,可以慢慢推敲,只好咬着牙坚持着。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如一台机器,在毁灭性地超负荷运转。有朋友劝我说,别那么傻,要学会养生。我说我也懂,一个女人,谁不知道得对自己好一点,保养啦、养生啦,我也懂。但一到那个时候,什么都顾不得了,身不由己,稿件在这儿等着,写完再说吧,哪怕少活几年。
当记者27年来,休息日不干活的时候,回忆起来还真不多。这种状态的保持很不容易,要多苦有多苦,要多累有多累。有的时候,写稿写不下去了,感觉就有一堵墙堵在那儿,我只有通过猛听音乐来发泄。因为太苦了,我甚至说过“如果有来生,我再也不当记者”这种话。累归累,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不值。
我的父亲是个军人,有豁得出去的品质。他小时候老给我讲战争的故事,我问他,如果你明知道要死,那你还去吗?他说,那也会去,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当时很吃惊,记得很深刻。所以到了要紧的时候,我就能豁出去。我不是苦行僧,有很多美好的计划,也想享受轻松的生活状态,可这些只有等退休后再补偿吧。
记者:你工作27年,就只做了一件事——当一个记者。据说和你同一年来新华社的,有的调离工作了,有的担任领导职务了,而你还是一个记者。
张严平:也曾有让我当个主任之类的机会,每次我都说:“别,饶了我吧。”我没有当领导干部的潜质,包括当编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简单、粗心,政策把关能力较弱,写写稿子还行。我认为必须干自己比较擅长且认为快乐的事情。
我喜欢采访的感觉,爱戴这些被我采访过的人,觉得他们看似平凡却是了不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亲人让我有这么深的感情,就是他们。如果不深入他们的生活,我会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当我走进了这些鲜为人知的普通人后,看到他们默默地付出,不求所得,内心像蓝天一样纯净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人性的真实、质朴与高尚。
我热爱记者这个职业,不但采访者给了我动力,读者也给了我动力。我愿意去了解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愿意去表达他们,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动,这能使我在职业生涯中感觉到心灵的高尚与美好,我希望这种美好的高尚的东西能传播得更远,给人一种温暖和鼓励,这是我的一个信仰。就是这个信仰,使我坚持到今天。每一次采访后我都能感觉到一个全新的自我,所以每当接到新的采访任务,我一点都没有厌倦的感觉,而是觉得又要去探索一个新的人物,触摸一颗新的心灵,就很兴奋。这种状态,是采访者给我的,我感恩这些采访。
记者:职业追求与职业态度规定着一个人职业生涯中的种种行为。那作为一个新闻人,该具有怎样的职业精神呢?
张严平:首先要热爱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其次是要有责任感。开一个工厂或小店,只要对你的钱负责,而记者,是与人打交道的,关乎一个心灵的成长与塑造,关乎一种境界与素养,所以,每次采写前都得想到,作品出去后,在读者心中是会起反应的。另外,记者似有个浮躁的行业形象,一些电视剧里的记者,走哪里都是风风火火,能呼风唤雨,神通广大,风光无限。我觉得编剧不懂记者。其实好记者完全不是这种“范儿”。我了解的新华社的那些好记者,包括那些老记者,都非常地扎实,非常朴素,非常谦虚,对人民和国家有深切的关注和忧患意识。记者永远要记住,我走哪里,人家之所以对我好,有一定地位,无非是记者的这个“招牌”,所以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能膨胀,不能飘飘然。这是我不断告诫自己的。永远脚踏实地,俯身朝下,这是你的责任所在。
记者:除作品得到读者喜爱,你的付出也获得了多方肯定。除获得各种奖外,还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与亲切鼓励,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这些光环给你带来了压力吗?
张严平:很多时候我感觉压力大过荣誉。被更多读者认可、喜欢,跟我分享一种美好的东西,我可以得到一种欣慰和幸福的感觉。这是出名后我的收获。但同时,我永远不能辜负我的读者,每写一篇稿件的时候,我就想只要“张严平”这个名字挂在那儿,读者就会有期望,他们会希望在我的稿子里读出那份他们期望的感觉来。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这就是我的压力所在。我必须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做好,不一定能做得更好,但我至少不能倒退。人的一辈子,幸福不是轻飘飘的,永远都是与责任连在一起的,上天给了你快乐,同时也会给痛苦,得到这一面的同时,你得负担起另一面来。这是人生的辩证法。
张严平,新华社高级记者。长期从事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新闻报道,尤以人物报道见长。曾获“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等荣誉。
与现场同步
——康辉访谈录
□ 本刊记者 易 方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4期)
记者:直播报道以与事件同步的速度、生动呈现现场的直观给观众带来了一道鲜活的信息大餐。但同时,因为事件发生的未可预料性,给主持人带来了挑战。你主持过不少大型直播报道,时间长、场次多,可谓一次次“硬仗”。
康辉:直播的形态越来越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常态。每当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新闻频道都会集整个频道之力,以直播的方式报道。这种播出方式对主持人的要求相当高。随机性和现场感,反而会激发激情。不确定性越多,新闻从业者的应变能力及技巧、知识、能量越能被调动起来。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做新闻的人唯恐天下不乱。”
新闻是什么?说到底,新闻就是记录新近发生着的事情、人们有意愿知道的事情。记录和关心新闻,实际上已经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在和传媒大学的同学们交流时曾说过:“发声只是一种技巧,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能帮助你的,不仅仅是这个技巧而是更深的一些东西。”我理解这些更深的东西就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注。
记者:在网络等新媒体迅速崛起的时代,有人说,电视的最大优势就是直播了。在你看来,怎样才能使电视更好地发挥直播的魅力?
康辉:电视是一个大平台,集中了可操作大规模现场直播报道的力量。与网络相比,电视更像是一支正规的集团军,在大规模的战场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完全可以实现将网络资源优化利用。
我们新闻频道在提倡一种理念,直播要“此时此刻”,也就是说,我们的方向是永远呈现给观众同步的现场。越是接近于同步,直播越会彰显出它的魅力。
记者:你在同事当中是出了名的“严谨派”,少有差错。那你曾有过失误吗?
康辉:我希望在工作中该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希望在工作当中掺杂一些随意的东西。失误谁都难免,但对待失误的态度更重要。如果在播出过程中出现了原则性的错误,比如把很重要的新闻点说错了,那一定要及时地更正。如果这种失误还伤害到了某一部分群体的情感,那就应该在更正的同时表达歉意。对于任何一种失误都不要试图掩饰、辩解,错了就是错了。只有很诚恳地去承认错误并且去纠正错误的时候,你才能得到观众的谅解。虽然有些观众可能会在网上对某些失误进行调侃,但更多人是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失误中感觉到直播的真实和主播的诚意。
记者:作为新闻人,不仅要有捕捉新闻的敏感,而且要积累尽量厚重的学识,在播出中做到彰显功力,旁征博引。每天面对不同领域的新鲜的人和事,要想使报道有深度,具备速学的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康辉:应当多留心,注意从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汲取养分。白岩松曾经说过,充电并不是要去学校上课。我很赞同他的说法。工作涉及到某方面问题的时候,应当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把相关知识装进脑子。当然最好是持续地关注,使自己尽可能不说外行话。如果假以时日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当然更好。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说确实很难,因为新闻工作涉及的方面实在太多,范围实在太大了。
记者:主播《新闻联播》节目后,如何感受承载与创新?
康辉:《新闻联播》的确很特殊,它负载的东西很多,所以我要求自己首先心态必须要调整好,不能太松懈,也不要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新闻联播》坚持下来的那些前辈们,看起来很风光,其实都很不容易。说到对主播素质的要求,只要是新闻节目,基本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过加入《新闻联播》这个团队后,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从播音的专业角度来讲,以前的一些传统理论,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回想起刚参加工作时,年轻气盛,有些轻飘飘的,认为传统的东西过时了,其实是自己很可笑。像《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确实需要用一种非常严谨、庄严、很有权威性的方式去传达,你是否具备成熟的技能?恐怕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所以,对我来说,目前的任务还是传承前辈们赋予节目的风格,之后才能谈到是不是可以融入一些个性的东西。传承然后创新。
记者:作为一个日播节目的主持人,每天都精神饱满地出现在镜头前,哪怕当天有着很不愉快的情绪。怎么才能保持长久的激情?
康辉: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大家不要只看到我们在镜头前好象光彩惬意,其实这个工作给人精神带来的压力是很大。工作了几年后,我也曾经出现过一种情绪,认为每天做同样的工作很烦,也曾在节目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种情绪。幸好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如果今天你有情绪,表现在节目里了,在众多的观众当中,很可能有几个观众是第一次看你的节目,第一次见你这个人,他们就会留下这个人工作不够认真的第一印象,或许以后他们就有可能不再选择你的节目了。这话真的有如当头棒喝,让我觉得很震撼。所以从那以后,我对自己有个最低的水准线,这个水准线就是体现对职业的尊重。你没有理由让你的观众承担你的情绪。总之一句话,你不一定每天都能做到最好,但你绝对不能不认真。
记者: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主持人,除了精湛的主持艺术,更需要深厚的人文素养,做好“人”字文章。平时你愿意帮助别人,也很会帮助别人,应学会怎样帮助别人?
康辉:我觉得做人首先得有爱心。我是中华骨髓库的爱心大使,从2001年到今天为止,常用业余时间去骨髓库做义工。在一次慈善拍卖会上,还拿出纪念品拍卖筹款,尽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我希望在帮助别人之前,可以问他一声:“你需要帮助吗?”其实这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我想对人的尊重应该是时时刻刻的,对任何人都一样,你要帮助别人,首先要学会用平等和尊重的眼光去看待他人。
记者:听说你养了两只猫,喜欢小动物。
康辉:我有两只猫,大白猫叫“波波”,小花猫叫“妞妞”,兄妹关系。我觉得人与动物同样有缘分。波波和妞妞已经成了我难以割舍的“亲人”,它们给了我很多快乐,也让我有不少烦恼。有了它们,我才知道了人与动物之间可以有那么丰富的沟通方式。我觉得动物最可爱的,是它们凭着永远不做假的天性和你交流。我喜欢这种没有伪装的交流,我希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做到这样。
康辉,199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历任央视《晚间新闻报道》、《现在播报》等栏目主播,现为《新闻联播》主播。
小城与大城
《 人民日报 》( 日&& 04
  小城总给人一种稀稀疏疏的感觉。楼都不高,六七层高的样子,很少有电梯。从外面看也都不新不旧,像一个个见过些世面,懂得点风情,却又时时朴直的汉子。
  譬如玉门——有的人不知道,过来人说起铁人王进喜就都知道了。那是戈壁滩上的一个小城,海拔高,人老觉得睡不醒。玉门依油田而生,油田搬走了,玉门也搬到了另一处坦荡一些的戈壁滩。现在的玉门是一个新城,完全新的城。楼都不高,但都很新。楼的间距很开阔,疏朗得像奔涌的河流。灿烂的阳光从楼顶宣泄而下,地面的阴影几乎都很少。甚至大多数的阳光都是直射的,平铺直叙。玉门的瓜就很甜,甜到心里、骨子里。那样的城市,楼间距大,人的间距小。人与人,朋友与朋友,打着电话的工夫儿就照面了,兄弟似的亲切。
  榆中——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其实小城很有一段历史。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沿黄河至阴山建立了44个城,最西边的城就叫“榆中城”。此时的“榆中”和彼时的“榆中”有一些地理上的差异,但属于同一脉。小城很小,巴掌大一点。绕城一圈,跑步的话就一个多钟头。但小城有山,名曰兴隆山。有泉,泉水潺潺,清澈,夏日里都格外冰凉,孩子们戏水时水珠像刚化开的冰粒一般在胳膊上乱滚。兴隆山上的树一律高耸入云,盘根错节。到了晚秋时,山上的红叶漫山遍野,油画一般的美丽。小城的久远与山的雄浑互补,但凡到兰州能住几日的人,十有八九会去30多公里外的榆中游历一番。有山的城,再如都江堰的青城山,城也许很小,但整座城都弥漫着山上的树的气息,黑土的气息,水的气息。空气自然,人情淳朴。在这样的城中生活,相当惬意与悠然。
  大城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大城的楼普遍高,远远望去给人以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力,震撼人心。乘飞机时的夜晚掠过一座座都会的上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种流光溢彩的景象真的很壮观。尤其对于长期呆在小城、很少到大城市的人而言,真是无与伦比的壮阔。那种感觉能在心中盘桓好长一段时间。人的心也在不断地动荡、撞击之中。在大城暂居的时间里,身处闹市街头,目睹车水马龙,感受摩肩接踵,嗅着仿佛熟了的风里飘过的各国香水的气息,耳膜被各种音乐敲打,但目光所及之处,却都是陌生的面孔和恍若隔世一般的场景,心里的孤独就像浑浊的河水一样溢得到处都是。
  闯进大城,要做的是认真地修炼。从眼睛开始,至脚底板结束。从骨子里开始,到思想里结束。你会一下子失落得很,一下子若即若离,一下子亲切,一下子生分,一下子卑微,一下子荣耀。一下子在电话里大声地喊,我在广州!理直气壮。这就是大城、都市奇异的力量。
  大城里的楼间距有时密切,黑压压一片;有时也“稀疏”得要命。那是很阔的感觉。阳光大多时只在大城的上空盘旋,始终不肯直率地落下;并非不想,是被无形的风、有形的云、奇形怪状的楼阻碍着,无处而入。
  若你留心,任一座大城都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僻静处。也许是被城市遗忘了,仿佛一截被丢弃的历史,那儿的房子密集得令人有被压迫之感,与雍容、华贵、喧嚣的邻街格格不入。游人偶尔迷路,在小巷中穿行,起初慌张,待看到婴儿从母体吮吸乳汁,几个姥姥摇着蒲扇说东道西的场景时,忐忑的心就安静下来,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继而仔细打量起这城市的陋巷,猛然发现其实四处都充满历史感和沧桑的岁月之痕,就是那些青苔和石板路,也十分亲切。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城市,自古而来的城市,城市最原始的雏形。
  一般情形,生活在大城市里,呼吸是局促的,说话的语调是快速的,一句连着一句。要是慢条斯理地像小城一样进行某种表达,要么你很优越,活得舒服无比;要么你正在度假,完全卸去了束缚。那种电话里说着就到了面前,一定是大大的惊喜。人像孤独的蚂蚁,各顾各的忙。俨然失去了某种链接。越来越连同事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儿,人家也不请客,不送礼,至多俩人到办公室,一包喜糖,然后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结婚了。不像小城,一家的喜事,满城的喜气。
  活心,在小城更好,工资低,生活成本也低,人心不设防;活人,就去大城,风风火火、毛毛躁躁几十年,也许功成名就,也许壮志未酬,待明白时,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武夷山印记
《 人民日报 》( 日&& 04
  一直对“碧水丹山”、“奇秀甲天下”的武夷山心有向往。前度饱览胜景之后,那美山、美水、美物一直未曾散去,犹如画卷映显,让我久久如痴如醉。
  九曲溪是武夷山风光最奇特的地方。
  乘筏而下,沿溪两岸的山景水色,让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齐云峰、白云岩、幛岩,座座如出水芙蓉,清丽可人;双狮戏球、孔雀开屏,灵石活现,栩栩如生。八曲芙蓉滩,峰回水转,怪石嶙峋。七曲濑控滩,溪岸峰峰比肩,挺拔突兀,威风凛凛。六曲溪北的天游峰,危峰耸立,白云舒卷。五曲两岸地势宽旷,林木环拥,别有景致。四曲的大藏峰,半壁斜覆水面,遮天蔽日,峰下的卧龙潭碧水无旋。三曲的小藏峰数十米高的峭壁悬崖上,“架壑船”和“虹桥板”凌空跨虹飞渡。二曲胜景让人痴醉,高峰岩壁秀美光洁,峰巅草木葱茏。最让人回味的是一曲——大王峰山形上丰下敛,巍峨壮观,又有爱情的传说自远古流传……
  一路饱览水色山光,不知是山在水中,还是水在山中。
  如果说碧水是武夷的悠悠心灵,那么丹山是武夷的铮铮神骨。
  三十六峰、九十九岩,或如雄鹰跃跃欲试;或如玉女妖艳亭立;或如虎龙风骨刚健;或如瀑布垂挂凌空……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每一块岩石都是一个生命的历程,一个厚重的典故,蕴含着武夷山历史的沧桑。那草、隶、篆、楷、金文等多种书体的摩崖石刻,或行云流水潇洒自如,或苍劲有力浑然天成,或火种凝练老到持重,或清秀隽永芙蓉出水……徜徉其间,你不禁对人生和自然有一种深沉的思索。
  武夷山云海气象万千。或浓或淡、或动或静的大片云海沿着岩峰山势一路铺陈而去,气势浩荡。有的淡如薄纱披挂在岩峰之间,有的浓似泼墨涂写在沟壑之中,有的恰似腰带缠绕在岩峰之中,有的宛如朵朵出水荷花在塘中漂浮……
  山的空灵,景观的诱惑,千姿百态。
  这里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武夷古民居。其中文化底蕴丰厚的,当数五夫、城村与下梅。
  五夫民居兴于宋代,有“邹鲁渊源”之称。民居建筑与五夫当时名人辈出紧密相连,如朱熹故居紫阳楼遗址、讲学处兴贤书院,以及古风犹存、世称忠义的刘氏家祠,都折射出前贤的光辉。
  城村古街幽幽,建筑错落有致。古粤门楼位于城村西南部,坐北朝南,城墙砖及路面均为明代风格。慈云阁三殿两厢布局,以长方石砌基,四墙青砖匡斗砌成。华光庙雕梁画栋,屋顶方形似凤尾攒尖翘角,四脊雕鲤鱼吐珠形态,白灰杠槽,彩色扎口。城村古民居,构建典雅高洁,风格明快有韵味,漫步其中,顿时感到古风悠悠,为那恢宏的气势深深震撼。
  下梅民居的木构架使宅院有深广的空间,厅堂递进,宅门层层。高耸的风火墙由石砌、土垒、砖斗三部分组成,墙顶上还有色彩缤纷的漆画。相邻的风火墙形成了一条巷道,漫步巷道,曲径通幽。
“三十年风云一纸书”
卢新宁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3期)
“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生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
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在她的《风云人物采访录》中如此感叹。
这确是新闻工作的魅力,也是新闻工作者的幸运。职业的特点,让记者有可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幸运地用手中的笔,记录下历史的风云变幻——波浪乍起时的骚动,波澜翻滚时的壮阔,波涛退尽后的平静……
2008年,当我们奉命起草纪念改革开放30年任仲平文章时,我们感到了这种幸运,但也深切地体会到,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带来的沉甸甸的责任。
那时候,有关30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丰富多样,众多媒体的专题、研讨、评选不绝于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望那段我们曾以不同年龄、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年代,翻阅着30年巨细混杂的记忆,总结着这不同寻常的30年。
正如我们后来在任仲平文章中所写的:“尽管每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历史段落。”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段落,这场占世界1/5人口的中华民族3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进军,我们该如何用任仲平有限的篇幅去展示,去总结,去评说?
第一次集体讨论中,社长张研农就明确提出,必须有现实针对性,要充分体现3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不能回避对改革的各种议论。这个要求解放了执笔者的思想,让我们在确定论述结构时,力求平静客观理性,奠定了《30年不变的时代呼声》、《历史的契机等待我们把握》两篇任仲平文章“激情冷静的忧思之作”(读者评价)的基调。
而国内政治部曹焕荣主任“新闻记者的视角”的提法,帮我们找到了进入的角度。改革开放30年,风雷激荡,波澜壮阔,关于这30年,有史学家的学术研究,有十七大的全面总结,有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记者”任仲平,只有立足自己的视角,才能找到自己的思路。
从新闻记者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什么?
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坐标上,从当今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坐标上,回望改革开放历程,我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的30年变革产生了两大成就:一是从经济面临崩溃的“后发展国家”,成长为“最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以30年的飞速进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二是走出了非拉美发展路径,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30年的探索实践,打造了独具魅力的“中国模式”。
经济活力,制度吸引力,这两个方面的成就,来自于30年未曾停歇的改革开放步伐。这是我们上篇文章的主线——也许我们无法全景性描述这30年的成就,但可以确定的是,改革开放是回荡在这古老土地上30年未变的呼声。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滋养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
当然,中国的改革并非一路凯歌。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跨越,给国家以富强,给社会以进步,给人民以信心,那么我们也不讳言,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并非一片坦途,改革越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碰到的难题就越大。今天的我们回望30年历程,就是要从历史的遭遇中汲取智慧,增强在挑战和危机中奋起的信心,这是第二篇任仲平文章主题所在。
“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
改革的了不起的成就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层次纠结,都在这句沧桑感慨之中。我们的挑战正在于此:要写出改革的辉煌,也要写出改革的艰难;要写出改革做出的贡献,也要写出改革面临的问题。
两篇任仲平,上篇写“关键抉择”,下篇写“坚定不移”。两者呼应——一方面从30年不变的时代呼声中,看人民群众的坚定选择,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价值,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和探索,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试图寻找那些隐藏在表象下的变革力量,总结种种巨变背后的历史动力,直面改革阵痛的各种挑战,学习并且继承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气,从而更客观地认识30年,消除过度的骄傲和沮丧,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和信心。
写稿过程中,来自评论部、总编室、经济部等3个部门的同志多次讨论,数易其稿。事后总结,在写作上有四个“遵循”:一是多用外报外电的评价,保证客观性。二是多用自己的概括,增加独创性。比如,上篇关于改革开放“三个动力”的总结,鲜明准确;下篇经济部皮树义主任几个“从……来,到……去”的创意,生动亲切。三是多用当下的事件,增强新闻性。比如上篇从“全球经济还未从金融风暴的阵痛中醒来”写起。四是多用群众关注的热点,加强针对性。比如下篇在写改革开放进入矛盾凸显期时,直面“奶粉事件折射的社会诚信危机,瓮安事件暴露的公共管理问题,出口企业之困、社会就业之难”,不回避问题。
文章发表后,刘云山同志作出批示:“任仲平的两篇文章是宣传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力作,值得一读。充满激情又富有哲理。有回顾、有展望、有启示、有思考。‘三十年风云一纸书’。”
文章也引起了读者和网友热议。有网友留言,“没有华丽的铺陈,没有简单的数字罗列,也不是泛泛概括30年经济社会的历史大跨越。字里行间,透露出党内还有一批饱学忧思之士,冷静地看待30年走过的历程”。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肯定和鼓励更值珍惜?
唯有更真切地体会肩上的责任,更积极地记录时代的风云,追寻风云背后蕴藏的答案与规律,才能不负重任,对得起新闻记者那“非凡和可怕的特权”。
任仲平在路上
张研农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3期)
日,互联网上有个帖子,题目是《任仲平是谁?》:
“经常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的文章,感觉风格和行文都比较特殊,而且在文段的标题上也是别出心裁。往往在重要时刻都有他的文章出现,他是谁?有知道的吗?”
几天后,一位网友做了回答:《“任仲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任仲平文章《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文章饱含深情、气势磅礴,转载无数。平素不读人民日报,对这位作者陌生得很,还以为和任仲夷先生有什么关系。上网查了一番,才知道“任仲平”原来不是一个人。
任仲平是谁?任仲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网友问答中出现的这个名字,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常常在一些重要时刻,对一些重要话题发表评论,文章很多,但关于“他”的信息却很少。
“任仲平”,其实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缩写。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全文4600字。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以“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任仲平”为名刊发评论。
15年来,“任仲平”同志风雨兼程,写出55篇评论。“他”是一群人的新闻理想,是一张报纸的社会责任。而任仲平创作进入有规模、有机制、有更广泛影响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日,我们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对任仲平文章《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论抗击非典的伟大精神》作出重要批示:
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论述透彻,文字清新。体现了《人民日报》在政论方面的优势。望再接再厉,让“任仲平”这一优势“品牌”发挥更大的作用。
“观点鲜明,论述透彻,文字清新”,这就成为任仲平的标准。以总书记的要求为遵循,任仲平写作进入新境界。不仅数量上有了显著的增加,写作机制也渐渐定型成熟,可以概括为“七八条枪,七上八下,七嘴八舌”。
“七八条枪”,指的是一种组织架构。“任仲平”成员来自全报社,有社领导,有部主任,有资深记者、编辑,也有入社不久的年轻人。大家各有专长,平时各忙各的,任务一召唤,便跨部门选人组合,落实领军人,项目负责制,小组出初稿,集体来统稿。紧张作业,完成便散。所以任仲平不是一个人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像获得总书记批示的《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一稿,有来自6个部门9位同志参加。《论三贴近》一稿,有7个部门13位同志参加。
“七上八下”,指的是一种工作态度。精心、精致、精当;一稿、二稿、三稿,最终定稿。其间必经若干反复,以至推倒重来,直到所有人都觉得“还行”。成稿时,往往已脱胎换骨。比如,《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改了9稿,结构多次调整,段落再三修改,文字反复斟酌,题目也是到了第六稿时才改定的。获得2007年度中国新闻奖的《走好全国一盘棋》,写了近两年,初稿4万多字,改了14稿。获得2006年度中国新闻奖的《长征,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改了11稿。
“七嘴八舌”,指的是一种民主风气。在“任仲平”内部,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即便对社长、总编辑发表的意见,都可以表示不同看法。这样做,有时是为了文章框架,有时是为了主要观点,有时只是为了一个字词或标点的用法。实在统一不了,甚至会通过“票决”的方法来定夺。
任仲平品牌,15年铸就。15年间,6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得到新闻界同行和专家的认可;多次获得中央领导的表扬,被认为是人民日报政论优势的集中体现;还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每一篇刊发后都能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有的地方还在广播中全文播送,网上转载颇多。
任仲平文章为什么能得到领导、同行、读者的厚爱?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它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四五千字以上的特殊规格,写一个时段的重大主题。重要阵地,重量级块头,重大题材,形成了任仲平的分量之重。二是任仲平文章不仅在文字表达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更因其关注现实、贴近时代的思想性,为读者厚爱。如果手中无利矢,心中无靶子,不明指向,不知所云,再精美的文字也打动不了人。
作为一种形式新颖的长篇新闻评论,任仲平的独特追求,似可以概括为“大国大党大报”。这三“大”,是党报评论应当持有的基调——
大国给予我们大视野。千年文化积累,百年现代化求索,30年改革开放进程,跌宕起伏的中国发展命运,错综复杂的中国具体国情,需要我们在看问题时观其实质、寻其根源。&
大党要求我们有大胸怀。我们眼中所有,不仅是7000多万共产党员的伟大事业,更是作为执政党的天下情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需要我们在论述时有开阔的视野、包容的姿态。
大报赋予我们大责任。无边岁月眼前过,时代风云一纸间,需要我们在落笔时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对照这样的理想,15年来,任仲平同志与时代同行,在岁月的长河里留下点滴足迹,也激励新的探索。继续前行,我们还要在选题策划上更好地扣紧时代脉搏,在论述上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在文风上不断改进创新。
每一篇任仲平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番艰辛,都有一种收获。15年来,“任仲平”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心连心,见证不凡历程,记录发展轨迹,这是党报工作者的光荣,也是新闻从业者的幸运;这是人民日报事业的继往开来,也是人才成长的生动课堂。面对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时代要求,面对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面对来自读者的热情期待,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肩上的责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感受到超越和进步的压力。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社长)
真实,从最初的梦想启程
——对话简光洲
□ 本刊记者 徐勇辉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3期)
坚持严谨平实&&&&&&&&&&&&&&&&&&&&&&&&&&&&&
——每一句话都必须经得起推敲
记者:三鹿问题奶粉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对你本人有些什么影响?
&&& 简光洲:
工作上变化不大,年终时奖倒是领了不少。除了我们文新集团颁给我的年终个人特别奖,有一些奖项连我自己也比较意外。比如说在圈内比较认可、影响比较大的《新周刊》,把我评为2008年度新锐人物。当时网上反响很大,有些记者还做了类似《简光洲压倒张艺谋》这样的标题新闻;还有《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2008年度魅力50人;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网站联合主办、由网友投票评选出的2008中国十大法制人物等。
类似奖项很多。在报道三鹿问题奶粉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这些。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最本职的工作,就是把事实报道出来。我认为对社会是否有益才是评价一个新闻最重要的标准。三鹿问题奶粉和某些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让国人很受伤,但纵观整个事情的发展,正面的作用更大些。事件发生之后,食品安全法针对奶粉做出了包括废除免检制度等大约七八处修改,这就是一种促进,一种进步,一种建设。
记者: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你后怕过吗?
简光洲:应当说还是有的,虽然说报道当时充分考虑了风险。因为此前有太多先例,比如富士康诉第一财经记者,当时帐户都被冻结了。虽然我们没有很多财产和银行账号可以冻结,但还是意识到了这篇报道的风险性。毕竟这对三鹿集团,乃至整个食品行业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报道见报第二天上午,企业相关人员一直打办公室电话找我要求撤稿。其实我头一天就把手机号留给他们了,可他们却说打手机找不到我。当与他们传媒部再次联系并进行一番辩驳之后,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家企业的管理有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垮塌的命运。
记者:把事情的真相展示给读者,是记者的天职——哪怕会面临风险。你当时是如何坚持把事实真相报道出来的?采用过什么策略?
简光洲:除了诉讼,自己可能会被停职或开除。从准备报道的那一刻开始,就知道有一场风暴等待着自己。所以报道的当天晚上睡得特别不好,非常不安。到了第二天,情况比预计还要严重,因为在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之后,“三鹿”依然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的产品没问题。一个有着几十年发展历史的大企业,一边还扛着“神七”宇航员指定用品的大旗,虽然自己的采访证据充分,也注意了平衡性,但还是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报道出了问题,心里的压力比头一天更大……直到当晚12点到达兰州,看到同事发来“三鹿”承认事实的短信,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说到采访策略,我坚持严谨平实,不仅全程录音,而且只要是涉及到的方面都进行采访。不仅采访甘肃也采访了湖北,还有其他各个地方。把各个地方相同的案例整理出来——这是我在整个采访和写作中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9月10日把稿子写好交给编辑后,我下楼后又上楼去跟编辑说,这个稿子还是有不太严谨的地方,万一这个三鹿奶粉是冒牌的怎么办,这样我们稿子就报道错了,“三鹿”就成了代人受过。所以在副标题里面要加上一句话:不知是否是冒牌产品。想到日后要打官司,报道里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要非常严谨,整篇报道里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我自己说的或者是分析的,每一句是谁说的,每一个字是来自哪个地方,都是有信源的。
“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
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
记者:很多人称你是正义的化身、良知的体现。你觉得,作为一个记者应该拥有怎样的正义感和良知?
简光洲:新闻应该用事实说话,这也是记者的天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的第一要素。事实没有好坏之说,只有对错之分。假如记者看到真实的情况而不说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失职。特别是看到对人民健康有危害,影响非常严重的情况而不说出来,不仅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读者和受众的不负责任。再者,换了别人,看到医院里那些生病的婴儿和其亲人的样子,也会把它说出来。我想这就是良心的拷问。不仅仅是记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品德。
记者: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者。你觉得媒体人要做到哪些才能尽到“瞭望”的职责?
简光洲:首先,新闻媒体有监测环境的功能。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她就像探测器一样,去探测社会发展的状态,然后如实地把它披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体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再者,媒体还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减压阀的作用,能缓和社会矛盾。媒体把社会中的负面问题报道出来的同时也使社会情绪得到了宣泄。比如老百姓反映问题,除了信访、打官司等,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诉诸媒体,通过媒体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也是下情上达,反映民意的过程。就说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如果政府把这个事情压下来,媒体再晚一个月报道的话,则会有更多婴儿因此而死亡,那当地政府的形象就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是有必要的。
“一个记者,只有自己感动才能报道得生动,但写作的时候必须冷静……”
记者:听说你在写稿时常常会动情落泪,作为一个感性的人如何理性客观地做好新闻报道?
简光洲:我经常在想,人为什么容易感动,就不由得想起了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个记者,只有自己饱含感情才能报道得生动。我确实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采访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融入其中。以前做一个关于保卫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的幸存老人从重庆到上海的报道时就感动得潸然泪下;还有去云南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小学支教的时候,看到90年代出生的孩子吃着干饭、就着米汤的时候,感慨不已。但是记者在写作的时候,就必须冷静,特别是调查性报道,要少用情绪化的词,少用形容词。
记者:你曾说过,“记者的报道不应该仅仅是‘所见即所得’,在‘见’之后,应该有更多的观察和思考。”进行深度报道,应培养怎样的观察和思考能力?
简光洲:作为一个深度报道的记者,不能仅仅看到现象,还要看事件发生的背后,要去观察和思考。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出来,比如评论和手记,但是一定要注意在调查性报道中的措辞。现在有些深度报道的记者喜欢把自己的合理想象也放在报道特别是纯粹的调查性报道里,这是不可取的。
记者:你曾第一时间见证了“神七”回归;当汶川地震发生后,你又义无返顾地奔赴灾区。作为一名地方记者,如何能够使自己更多地参与重大事件的报道,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简光洲:重大事件发生时,作为新闻工作者,都会有奔赴现场的冲动。因为现场是最重要的见证事实的场合。汶川地震发生后,报社派我去采访,绕了800多公里才到达映秀,处处是废墟和尸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平安出去。
一定要近距离接触,才能发现细节。平时大家会觉得有些新闻图片不能打动人,其实就是因为距离现场太远。“神六”和“神七”的采访我都参与了,但“神七”的时候我才亲眼看到了着陆的过程,弥补了报道“神六”时第三方口述的遗憾。看到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我觉得自己见证了国家的进步、历史的前进。
如果想要找一个谋生的手段,新闻绝对不是理想的选择,但它却能让你参与社会。人们常说教书育人,那是通过教育来影响人,而新闻工作则可以通过新闻中的文字和图片去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进步。■
简光洲,35岁,江西九江人,2003年南昌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负责国内新闻部特稿报道。曾参加“神七”、汶川大地震及接抗战老兵回上海等报道。日,《东方早报》A20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他调查采访的《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一文。简光洲成为第一个点名问题奶粉是三鹿牌的人。
&纸上储瑞耕
周克冰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3期)
“一个人,可以做不成大事,但不可以不做事;可以做不成许多事,但不可以不努力做成几件事。”&&&&
&&& ——储瑞耕
他苦斗40年,历经两次心脏手术而笔耕不辍。他以评论和杂文立身于中国杂文界、新闻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筹创了中国第一家《杂文报》;年他主笔中国报纸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言论专栏《河北日报·杨柳青》。实至名归,他先后收获了
“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韬奋新闻奖”。
纸上做文——过人的胆识充溢在字里行间。他给自己的定位却是:一只想叫的小狗
储瑞耕的新闻生涯从写评论开始。1970年新华社采用他写的一篇国际评论时,他24岁,是分配到秦皇岛港务局“劳动改造”的上海海运学院毕业生。后因为他不断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先后被调到秦皇岛市委办公室和河北省委宣传部。
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变,他由评论改攻杂文,直接面对社会发言。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刊登了他的署名文章《谈谈“个人奋斗”》。如今说“个人奋斗”已稀松平常,可在30年前却真正“振聋发聩”。80年代初他有两篇杂文被收入中央电大和北京、上海的大中学教材。2003年河南省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落选,先前只“举手”年年当选,后来真正代表人民并把多名贪官拉下马,却被取消了代表资格。储瑞耕就此撰文:“多一位有责任心的人大代表就好比树林里多一只啄木鸟。倘若连只啄木鸟都容不下,那么请问:害虫们自然兴高采烈、雀跃欢腾了,树林怎么办?”
1988年初,储瑞耕被调入河北日报社。为了加强舆论引导,河北日报社领导决定在头版开辟言论专栏《杨柳青》并决定交由储瑞耕来主笔。储瑞耕又由杂文转向新闻言论。从此,整整20年,肩负这一使命,他经常深入全省城乡,寻找专栏话题,或论理,或剖析,或赞颂,或鞭挞,或呼吁,或呐喊,或提示,或谈心,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和社会民生息息相关,从而引人瞩目。1992年十五谈“河北要大胆地朝前走”,1994年十一谈“走近文明”,
1996年十谈“关于‘三农’的思考”,2006年十篇“人民内部矛盾今日谈”,2007年关于公路收费问题等系列评论,都曾经荡起舆论波澜。其中1995年“就与‘大款’交朋友事向领导干部进言”一连5篇,因为最早触及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危险倾向,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首篇获得了中国新闻奖。
储瑞耕经营《杨柳青》20年,发稿800余篇,该专栏成为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发表作品最多的个人专栏。中国记协曾举办了全国性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杨柳青现象”这个概念。1999年11月首次评选新闻名专栏,《杨柳青》以全票通过。
2008年2月,在储瑞耕的提议下,《杨柳青》完美落幕,《河北日报》出了纪念专刊;同年7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刊出相关长篇通讯;10月《“杨柳青”20年》一书出版。书中记录了这个专栏的发展及专栏主笔的思想演进,从而为中国新闻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40年来,储瑞耕在全国报刊发表了3000多篇文章,赢得了读者的高度赞扬和众多奖项。对此,他取“平常心”。他用俄罗斯著名作家契珂夫的一句话给自己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不应该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子叫好了。”
储瑞耕说,“我算小狗,但也总要叫。”
纸上做事——抱负和苦干成就了许多的业绩,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是:多做些小事
“一个人,可以做不成大事,但不可以不做事;可以做不成许多事,但不可以不努力做成几件事。”这句储瑞耕常说的话,印在了新出版的《“杨柳青”20年》一书的封底上。
让我们回放一些他所做的“小事”。
1983年,河北省成立杂文学会,由他负责筹备。当时他正在《共产党员》杂志当编辑,一个人负责9个栏目的采、组、编,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凡事,都得有人热心去操办,去提出,去组织,去坚持”。于是他承担了所有的筹备事务。杂文学会成立后,他被推举为秘书长,学会所有繁杂事务都堆到了他身上。申请入会审理,回复会员来信,编办《杂文通讯》,信稿登记、选稿、编稿、排版、校对、印刷、分发、打包、托运,一个人全包了。1984年《杂文报》创刊后,他任“专职副总编辑”。因为是“中国第一家”,其难、其杂、其烦,可想而知。但他咬着牙硬挺着干。一个特写镜头是:1986年春节,为了筹备一个杂文会议,他从大年三十一直干到初一早晨4时50分才上床。整个春节,当人们忙吃忙喝忙着拜年忙着享受亲情忙着汇聚人气的时候,他写了会议的10份材料。正是在他积极组织和鼓动下,河北省乃至全国陆续形成了一支很有质量的杂文队伍和一个庞大的杂文网络,有力地推动了杂文事业发展。
在担任《杨柳青》主笔期间,储瑞耕的呕心沥血更是广为人知。1990年,他因心脏病住院治疗。为了留出右手写作,每天打吊瓶他都坚持要护士打左手,左手实在不能再打了就扎到脚上。就这样,一篇篇的“杨柳青”从住院的病床上发到了读者的期待中。大年初二,中央台播出了河南兰考人民怀念焦裕禄的录音报道,他听了心潮起伏,提笔写下了《焦裕禄这面镜子》一文。凌晨完稿的时候,因疲劳过度,产生了心力衰竭,医生立刻下了病危通知。当报社几位领导来到病床前,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的储瑞耕指指床头柜,交上了这篇稿子。
30多年间,储瑞耕还出版或主编出版了10余本书:《列宁——人民的公仆》、《青年知识手册》、《脊梁——中国二十世纪90年间平凡人物优秀事迹选萃》、《储瑞耕文集·年14年杂文选》、《心灵原稿·储瑞耕文二集·年35年日记选》、《“杨柳青”·储瑞耕文三集·年10年“杨柳青”专栏言论总汇》等,共计300多万字。&
抱负是苦役。为了自己的追求,储瑞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别人眼里地道的“苦行僧”,他自己却自得其乐。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夜,处理信稿300余件,至凌晨3时许。将上床,饥寒不可忍。就花生米,独酌数杯。”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孤灯夜理三百件,又闻鸡啼五更寒”,结尾两句是,“莫怨天下无我爱,微益苍生便心安。”
纸上做人——总是尽力去关爱别人,对自己的规定却是:真正算个人
1965年夏。江南小镇。有一个中年妇女,丈夫病故一年后,惟一的儿子在高考时又突然病故。就在她身心陷入绝境准备寻死的时候,儿子的一个同学来到了她的面前,“要是不嫌弃,我做您的儿子吧。”
这个同学就是储瑞耕。从那一天起,他就把同学的妈妈奉为自己的亲娘,关心照顾,几十年如一日,而且他妻子和孩子对老人也很好。这种厚道主导着储瑞耕的月月年年。
1984年,他创办中国第一家《杂文报》时,社会神经十分敏感。有人甚至等着看他笑话。有人对储瑞耕说,“这事儿求我我都不干”。是啊,在许多人看来,有“大锅饭”吃,有“大锅官”做,冒那个风险干什么!但储瑞耕说,我不管自己的命运会怎样。只要人民需要时代需要,就应该干。创办《杂文报》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即使失败,即使头破血流,也值!
《杂文报》后来的一场风波,更让人看到了储瑞耕的品格。1986年2月,北京几家报纸、刊物重炮批判《杂文报》上《何必言必称鲁迅》一文,河北省委有关领导在全省新闻工作会上也点名批评《杂文报》,一时间《杂文报》成了反鲁迅全国第一。于是有人查问文章作者,准备追究责任。储瑞耕断然说:“我是看过原稿的,有什么责任都由我来负,不要去追究作者!”他在诚恳地检讨文章中确有用词不当的同时,强调文章总的观点并不错。难道在先生逝世50周年后的今天,还要“言必称”才对吗?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坚定地说,对鲁迅、对鲁迅的杂文、对鲁迅的精神是否拥戴、继承和发扬,不能只看几个字眼儿。说《杂文报》反鲁迅,说我贬损鲁迅,砍掉脑袋也不承认!几个月后,烟消云散,有关领导公开承认那次批评“过头了”。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是曹操的一句名言。储瑞耕却反其意而用之:“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他总是在温暖别人、帮助别人。编办《杂文报》时,他从上海的一篇来稿中感到作者情绪不好,给作者回信说:“凭着私情生感慨,发尽牢骚是文章——非正道也。当您情绪不好的时候,不要写文章!走到大海边去,走到太阳底下去,放开眼凝望光明的浪花,低下头注视萌芽的小草……”吉林一个女作者因为许多投稿都不能刊用,甚是抱怨。储瑞耕耐心开导她:“完全出自个人情绪、个人琐事、个人遭逢的杂文,登出去有什么社会意义呢?”“这么说,您八成还会不满意。我看只有让您阁下自己也来当当编辑……”
这哪像一个大总编对一个小作者的口气?
随着在新闻出版界的声名远播,全国各地给储瑞耕的电话、信件、约稿函等越来越多,前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频。有真诚讨教的,也有假意吹捧的;有寻求文字合作的,也有为他登高架梯的;有想用他的名赚钱的,也有要借他的笔造势的。面对这些,他始终以一颗平常之心,低调处理。几百封入编“名人录”、“英才榜”、“名人大辞典”的邀请函被他扔进了纸篓。对各种“专家”、“顾问”、“委员”等名誉职务邀请他也一律推辞不就。对那些想利用他的笔达到某种企图的,更是义正辞严,不留任何余地。曾有一家企业给他送来材料并附信说:“杨柳青主任储老总编,烦请你将几篇文章加工整理在贵报重要位置大篇幅发表,必有重谢!”不伦不类的称呼,没有道理的要求,闪烁其词的诱惑。储瑞耕只有四个字:“不予理睬!”
但是,面对好学的年轻人,他不但“理睬”而且热心。通信、面谈,帮他们修改作品。这些年光为他人的著作写的序言、评介已有百篇之多,而且总是有好说好,有不足说不足,从来不写空洞或虚假的话。
由于储瑞耕在新闻界的影响,2005年11月,他应邀去北京参加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并作《以有限之生命,殉无限之事业》的发言,反响强烈,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说“听了肃然起敬”。2008年11月,河北省举办“全省新闻媒体负责人培训班”,专门请他去讲课,他讲了“一重三有”——重人格;有作品,有理论,有影响。
这就是储瑞耕!■
做精 做深 做“独”
——解放军报“神七”报道有感
□ 李选清 于春光 柳 刚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2期)
“神七”飞天,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报道“神七”,中外媒体竞争十分激烈。路透社、美联社等十多家境外媒体首次受邀对“神七”进行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新闻媒体记者云集于发射现场和飞控中心,实时捕捉新闻;中央电视台与地方电视台联动,全程直播;各大网络媒体、广播在第一时间内滚动报道……
在这场激烈紧张的新闻大战中,解放军报“神七”宣传报道组在报社领导的指挥下,前后方通力协作,打了一场“漂亮仗”,受到军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在“神七”飞行68个小时前后,我们共采写编发稿件87篇、图片63幅、《神七特刊》11个版,发稿量近10万字。
硝烟散去,回顾这场紧张、难忘的新闻大战,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们脑海里: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纸质媒体靠什么才能在与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比快,显然不是电视的对手,安装在火箭、飞船上的镜头几乎同步把画面展现在观众面前;比全面,也不是网络媒体的对手,网络不受版面篇幅的限制,可以将大量的信息铺天盖地般地提供给读者。
突破口在哪里?在当前这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呈现在每个记者眼前的新闻事实几乎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有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认识事物的深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一样的角度,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深度,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当电视、网络媒体引领观众“横看”时,我们要善于引导读者“侧看”,去欣赏报纸带给人们的独特风景。
拓宽视野,把“规定动作”做精
“规定动作”是所有媒体的“命题作文”。面对同一命题,如何报道,体现出一家媒体的视角,也展示着这家媒体的竞争力。
“神七”是首次3名航天员一起上天。因此,报道3名航天员的人物通讯成为“规定动作”中的重中之重。为生动刻画这3名航天员,我们组织得力骨干进行深入采访。3名航天员都是熟面孔,翟志刚“神五”就报道过,刘伯明、景海鹏“神六”也曾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航天员中心提供的文字资料都是“嚼过的剩饭”。
面对熟面孔,如何出新,是个大难题。为此,我们调整思路:“他们不仅是航天员,更是一名军人,采访的眼光不应拘泥于‘神七’本身!”在这一思路的牵引下,我们在极为有限的采访时间中,捕捉到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翟志刚在两次与“飞天”擦肩而过的淡然一笑;刘伯明生命中最重要、最艰难的两条路——高中求学之路和航天员公寓通往训练场的路;景海鹏被称为篮球场上永不服输的“海鸥5号”……结合这些特点,我们精心制作了3个军味儿十足的标题——《永不言弃》、《脱颖而出》、《坚韧不拔》,3篇文章各有侧重,合起来又可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神七”是奥运之后中华民族的又一盛事,而且奥运火炬接力也专门在东风航天城进行传递,同时“神七”又是中国载人航天承上启下的重要一战。考虑到这些因素,前方记者把现场特写的题目定为《勇士接力走太空》。“接力”一词不仅巧妙地把奥运与“神七”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说明“神七”只是载人航天接力赛中的一棒,传承着航天人勇于探索、不懈努力的精神。
做足策划,把“自选动作”做深
与“神五”、“神六”不同,此次我们为“神七”报道所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早。在发射任务前半个多月,我们就对“神七”各分系统进行了先期采访,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技术资料,仅飞船和火箭系统的资料就有近10万字。
与电视、网络媒体的大容量不同,报纸的篇幅受限于版面,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上做文章。为了能在有限的版面里将“神七”报道任务完成好,我们对大量素材进行取舍,反复细化和优化报道方案,精心策划设计“自选动作”,做好特色文章。
为了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我们综合“神七”的特点和读者关注点,将零散的亮点揉成一个整体,在发射前一天推出四个版的《神七特刊》——直击高端:八位老总侃亮点(焦点篇);天路壮歌:艰辛探索有几多(历程篇);太空行走:天上功夫地面练(体验篇);携手出征:英雄再向太空行(航天员篇)。
要吸引读者眼球,“自选动作”必须围绕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做文章。我国研制的第一套“飞天”舱外航天服是此次“神七”任务的亮点,也是各家媒体关注的焦点。
采访初期,总装有关部门对舱外航天服能否报道始终不松口。接受采访的相关专家也只是大致介绍一下舱外航天服的基本构造和技术性能。在仔细分析了报道形势后,我们认定,舱外航天服是不可回避的报道重点,不仅要报道,还要往深里做。读者不仅想知道舱外航天服是啥样、有什么功能,还想知道舱外航天服是如何研制出来的。为此,记者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舱外航天服研究室主任刘向阳,争取到20分钟的采访时间。由于事先准备好了采访提纲,记者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了解了整个舱外航天服研制的大致过程。当晚,根据整理的录音资料,记者以最快速度写成了《“飞天”诞生记》。而后,后方编辑将此文与先期准备的有关介绍舱外航天服技术性能的稿件《掀起“你”的盖头来》组合在一起,拼成一个整版。
正是有了这样的策划准备,“神七”发射第二天,本报就率先推出了《神七特刊——航天服篇》,让读者尝到了“鲜桃”。在当天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军报是唯一对“飞天”舱外航天服研制过程进行深度报道的,比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飞天”舱外航天服研制过程的文章早了20多个小时。
9月29日,3名航天员返京。原计划《神七特刊》在欢迎仪式和全军官兵反应上浓墨重彩一番。“这样热闹是热闹,可深度不够。”我们决定调整报道方案,在兼顾喜庆的同时,推出通讯《收获的不仅仅是精彩——本报记者看“神七”》,归纳出“自信、协作、突破、年轻、牵挂”5个关键词,对“神七”特点进行了深入总结。
快速应变,把“焦点现场”做“独”
与其他采访任务不同,“神七”采访所受限制多。如果与电视、网络媒体共享有限的新闻资源,报纸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也无法满足读者日益“刁钻”的口味。我们在做好策划的同时,还必须具备根据形势发展快速应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众多媒体面临同一个“焦点现场”时抓出独家“活鱼”。
前方记者提前两天到达酒泉。有关部门虽然安排了几次集体采访,但都是为了完成“规定动作”,单独采访的机会完全靠自己去创造。在仔细分析了人们的关注点后,他们想方设法在发射前夜,独家专访了“航天英雄”杨利伟,同时电话采访了即将踏上飞天征程的3名航天员,并捎去了全军战友的祝福。两篇专访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最关心的话题:航天员状态非常好!返回舱落地后,航天员刘伯明对着众多媒体镜头说:“我们中国航天员是最棒的”。这句流传甚广的经典话语,其实早在3天前他接受本报独家电话采访时就说过,还被本报作了专访的新闻标题。
发射当天,前方记者又发现了一条“活鱼”:飞船上搭载了一条汶川灾区儿童送给航天员的红领巾。一条红领巾把航天人和地震灾区儿童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马上调整采写计划,在飞船发射后迅速将稿件《我们的红领巾上太空啦!》传回报社。第二天,各大媒体的注意力都放在飞船发射过程上,这篇稿件成了军报的独家新闻,在激烈的竞争中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如今,独家新闻不仅仅意味着抢到“第一落点”和“第一时间”,还意味着独家视角,在面对同一新闻现场时,挖掘出更独特的新闻事实来。
“很多人都认为,飞天的首次出现,是在敦煌壁画体现的神话中,其实不然,早在东汉时,科学家张衡就在其著作《思玄赋》中描述了飞天的情景。”现场科技人员无意中的一句话,让我们发现了“飞天”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材料。我们立即对史料进行查证,果然如此。于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飞天梦”进行了梳理,总结出“第一个描绘飞天的是东汉张衡,第一个实践飞天的是明朝万户,第一个实现飞天的是‘航天英雄’杨利伟……”有了这样的独特视角,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的铺垫,太空行走的现场特写《浩瀚太空有了中国足迹》自然显得与众不同,不仅内涵厚重,而且视角独特。
可见,选择独家视角,挖掘独家题材,写出独家深度,是纸质媒体今后与电视、网络媒体竞争的不二法宝。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
做大独家新闻6径
□ 黄德华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2期)
在信息高度发达和新闻资源几近共享的时代,在新闻短信、手机报和WAP网站等新媒体竞相涌现的今天,在新闻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信息快速传递并报道,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但是地方报纸有自己的优势,即原创新闻、独家新闻。地方报纸要使自己的特色更明显,还是要实施目标聚集战略,走区域发展道路,努力做大地方新闻,想方设法推出独家新闻、原创新闻,扩大差异化,增强影响力。  
如何拓展独家新闻呢?较多文章从方法上做了诸多探讨,本文尝试从途径上做些探讨。
增强联系供稿单位,新闻稿源优先供应
开放时代,资源共享。大多数消息是依靠会议、公共机构和各类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再加上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空前地重视宣传,想方设法塑造形象或品牌,传统的以“第一落点”为特征的独家新闻已是凤毛麟角,新闻信息资源的平台空前地为各类媒介所共享。但也有例外,新闻发布单位只把消息给某一家新闻媒介,或者因为这一家媒介影响力大,或者因为新闻供稿人与某一家媒体记者关系铁。正因此,只提供给某家报社或者电视台的信息,被有的人狭窄地定义为独家新闻。而实际上构成独家新闻的元素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现实情况是:独家视角、独家梳理、独家追踪,只要有一点独特之处,都受到读者欢迎。信息时代资源共享,新闻竞争则强者优先、能者优先、亲者优先。除了上级“规定动作”必须同时提供媒体达到同时发布以外,非规定发布又与读者生活密切相关的消息,新闻公关人员则寻求影响力大的媒体、能写的记者、关系好的记者优先提供。而记者保持与有关部门的联系,或经常到有关部门转转都可能获得意外的收获。福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区460座公厕日起全部免费开放的消息,就优先提供给《福州日报》报道,成为当天读者关注的民生新闻。
加强新闻线人工作,扩大线索开拓新闻
为了争夺新闻资源,拓宽信息渠道,媒体都推出了“报料有奖”活动,奖励报料突发事、不平事、奇趣事、感人事,力拼精彩现场、独家新闻。为了稳定信息提供队伍、提升信息提供质量,有的报社对信息员进行考试,筛选有一定文化基础人员,每个月开几次会议培训沟通,每条报料发几元电话费,采用另发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报料奖。“新闻线人”(或称职业报料人)应运而生。他们每天都在城内各大医院、派出所以及繁华场所转悠,一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马上通知报社。
日晚上10时许,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一起全国罕见连环案:抢劫、绑架人质、车祸、死人。案件发生后,警方及时赶到立即封锁桥面、保护现场,过往车辆、行人只得绕道。好奇心人皆有之。如果报纸不能及时报道,读者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海峡都市报记者根据目击者陈先生打到新闻热线提供的新闻线索,连夜采访,28日抢先报道《昨夜洪塘大桥,两车相撞,燃起熊熊大火,大批刑警赶来,封锁桥面(引题)车祸?刑案?(主题)》,做了一条较有冲击力的独家新闻。
做好新闻追踪报道,突破难点做出新闻
有些新闻只需要报道一篇就够了,有些新闻则必须进行后续报道。如列车脱轨、大火灾、法庭审判、市政建设,等等。为了满足读者探寻悬念的愿望,制造“谈资新闻”,值得展开,做后续报道。总不能把悬念留给读者自己去找答案吧。有些新闻发生后,有关部门、当事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提供后续情况,这就需要记者想办法突破。如果突破了就能做出自己的追踪新闻,甚至独家新闻。
日下午,福州最高档的大洋百货内,一名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孕妇紧跟另一名孕妇,趁那位孕妇不注意,伸手将其腰间的一部手机扒走。当“连衣裙孕妇”再次伸手偷那位孕妇的钱包时,被发现并遭到失窃孕妇的大声训斥。“连衣裙孕妇”突然痛苦地蹲下,当街产下一名女婴。“小偷孕妇当街生产”的消息报道后,引起人们强烈关注,大家纷纷伸手援助行窃孕妇,到医院看望并捐钱捐物,公安部门人文关怀,未立案不追加治安处罚。没多久,小偷孕妇吴雪梅被一男子接出院。不到一个月,小偷孕妇再次流落街头。媒体再次关注报道:吴雪梅忏悔老乡带她扒窃,宁德徐女士收养雪梅女儿,等等。吴雪梅的表演赢得了许多好心人的同情心。日吴雪梅涉嫌吸毒被民警抓获,她的租住房很可能是窃贼窝点。《福州晚报》长达半年的追踪报道,终于揭开了小偷孕妇的真相。
深入生活善于观察,发现新闻凸显独特
每每阅报,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眼球会为之一亮。马上仔细看下去,心中不禁击节叫好。它们除少量为独家线索外,更多是视角独特:选题新颖、角度巧妙、内容深刻、梳理有序。生活中有新闻、工作中有新闻,看谁先发现,看谁善于观察。倘若有高度的新闻敏感和准确的判断力,就可能先发现新闻。对于事件性新闻的报道而言,要想采访到独家新闻,靠的是第一个看到新闻现场和抓到新闻线索。而对于非事件性新闻的报道而言,要想抓到独家新闻,靠的是第一个想到、观察到。所谓独特发现能力是“看到”、“想到”和“悟到”三者的统一。
发现新闻,第一,指自己寻找发现第一手的新闻事实。所谓的冷点只是相对于热点而言的。相对于一些重大的国际国内大事、一些新鲜的社会新闻而言,社会上的常见现象、人们认识中的基本常识、人们经常性的活动方式、普通人喜怒哀乐的命运故事等,经常不为人关注的“冷点”,如果记者进行深入地观察和思考,往往从“冷点”中发现新闻亮点,并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第二,指发现新闻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如这一事件的原因、结果甚至未来的趋向。记者应该去发现新闻里的新闻,看看哪些还报道不够,有深入一步报道的价值;哪些还需要从新的角度、新的思路去再报道。可以说,一条新闻发现的过程,是一次新闻价值提升的过程,最终是一个新闻主题的提炼过程。
监控新闻搜索题材,贴近本地变成独家
增加独家新闻、原创新闻,不仅要对自家和同城的主要报纸进行比较,明确自己今天哪些方面不如竞争对手,哪些竞争对手做了自己没做但可以迎头赶上去的题材,还要兼听同城广播的地方新闻频道、兼看同城电视的本地新闻节目,寻找地方新闻线索。新闻竞争的连续性和持久性,使得各家报纸或各位记者都难免发生“漏新闻”的过失,但漏掉新闻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报道中无所作为,正确的做法是应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别人的报道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新的内涵、新的视点,另辟蹊径做出新闻,结果是“人有我新”,从而取得后发制人的奇效。
还要注意浏览网络重大新闻,及时报告值班总编。从各地新闻媒体中搜索新闻题材,迅速贴近本地实际,变成同城独家。“从邮件、新闻电稿、其他出版物上看到某个事件”,即看到国内、国际新闻或报道题材,受到启发,记者迅速采访本地有关部门、专家、相关人员的看法、态度、反应等,也可做成很好的独家新闻。日中石油北京分公司在北京降价促销汽油报道后,《东南快报》注意福州市场变化,13日及时报道福州一民营加油站悄然降价及市场反应,27日又报道“中石油福州公司‘姿态性’降价”的消息;日《新快报》报道广州麦当劳、肯德基兼职时薪仅4元,远低于广州市7.5元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二天《东南快报》就推出“福州麦当劳时薪仅4.1元
,比福建省2006年8月开始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低1.4元”的专题报道。监控新闻搜索题材迅速“本地化报道”,无疑造就了其在同城的独家新闻。
加强策划自设议题,编辑采访形成联动
加大独家新闻的力度,加强策划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一,策划重头报道。根据报纸的定位、报纸发展目标、地方性特点和近期市场要求,形成一串自设议题的问题单子,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回答实践中人们的关注。用重头报道打造报纸的影响力、竞争力。第二,策划舆论监督。根据群众投诉或市政建设等存在的社会问题,策划专题调查,通过轮廓调查细节、通过结论调查过程、通过矛盾调查真相、通过线索调查背后。第三,策划新闻二度开发。在新闻实践中,有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并不是以第一取胜,而恰恰是在别人采访报道的基础上进行了二度乃至三度开发。以新闻的二次开发求独家效果,以深度求独家效果。第四,策划信息梳理。发挥组合报道的威力,把一些零碎的信息组合、整理、加工后提供“解读”、“剖析”和“预警”,使新闻报道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作者单位:福州日报社)
坚持每一刻
——海霞访谈录
《 新闻战线 》(2009年第2期)
记者:《新闻联播》作为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栏目,对主持人的要求很高。你以清新亮丽形象担当《新闻联播》主持人,反响很大。新人的进入对《新闻联播》这一品牌的巩固和创新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呢?
海霞:《新闻联播》是世界上关注人数最多的节目之一,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新闻联播》张宏民老师播出时穿了一件中山装,恰好那天我们国家一位重要领导人在出席一个国际会议时也穿了一件中山装。节目播出后,一些人甚至猜测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开放进程的某种调整。我们很多人把这件事当作趣事来谈,但是一笑过后,静下心来想,我们会从一个侧面意识到这个节目的分量有多重,无数人其实已经把《新闻联播》看作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风向标。&
有人说,《新闻联播》要通过新人新面孔来表现出一些新的表情、新的特点、新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实在是对《新闻联播》的一个表面化的认识。其实,《新闻联播》具有非常厚重的文化和政治内涵,它的创新,是不可能单纯通过某一个播音员的形象、几个新人的出现来显示、来完成的。当然,播音员形象的变化,能从一个侧面显现出节目的与时俱进。去年是《新闻联播》创办30周年,当我们回过头去看30年所走过的道路,会发现这种变化是在不断悄然发生着的,是潜移默化的,是点点滴滴的。无疑,这个节目30年的变化是随着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渐进发生的。
就拿我们刚刚进入《新闻联播》的这一年来说吧。2008年是中国大悲大喜的一年,而2008年的《新闻联播》使观众眼前一亮的,恐怕并非我们几位新任播音员的出现,而是它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出色表现,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态度、看到了中国国家媒体的责任感和实力。“5·12”汶川地震的那一天,温总理亲临灾区视察并在灾区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条消息第一时间在《新闻联播》里播出了。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的通讯几乎全部中断,灾区的转播车、转播信号还有现场的种种情况都是未知数,而在马上要直播的《新闻联播》里面,这条分量很重、几乎所有人都在翘首等待的片子,我们在播出线上却完全不知道会有多长、什么时候能传来、要播多长时间……按照以往的惯例,重大消息如果赶不上《新闻联播》,一般会放到《晚间新闻》,或是单辟一个时段播出,但这样的话这条消息可能就要晚一两个小时播出了。我们的领导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在联播里把这条消息播出!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多大勇气!台领导和新闻中心领导说:“我们既然要打造华文媒体新闻传播第一平台,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显现出国家媒体的责任感和追求时效性的精神、魄力!”我们做到了!
如何把新闻事件引进《新闻联播》,如何更好地进行突发事件的报道,让这个老节目焕发出新活力,这不仅仅需要技术手段的支撑,更需要理念的创新。《新闻联播》的变化,显然不只是播音员面孔的变化、表情的变化,而更多的是指实质性的创新、内涵性的变化。
记者:你曾讲“播音是我的最爱”。主持《新闻联播》,与你以前主持《晚间新闻》、《现在播报》等节目时有何不同?
海霞:前些天我们做《新闻联播》年会的时候,请了台里一个年轻的主持人参与。他发表感言时说,作为学播音的学生,《新闻联播》是他心中永远的追梦,是心目中最高的专业境界。对此,我有同样感受。
2007年底,正好是我从事播音主持工作15年的时候,我有幸进入到这个团队,成为《新闻联播》的一员,我觉得这是领导和观众对我的一种肯定和期望,也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实话实说,压力也非常大。这一年多的时间,我深切感受到《新闻联播》的博大精深,需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去学习、去领悟,扎扎实实地提高。一次,邢质斌老师值班,
正在直播时,突然送进来几张稿件,是那种没有打印的稿子,内容是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在全国开展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表格,要马上播出。那么多表格、数据,连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是我,会心慌,当时我们都为邢老师捏了一把汗。但邢老师镇定自若,圆满完成直播!在直播线上,无论多么重大的事件、多么复杂的情况,李瑞英老师、罗京老师,各位老师都可以做到处变不惊,泰然处之,我觉得这是他们多年工作阅历的一种积累、心理素质的一种锻炼,也是对这个节目定位的准确把握。
记者:有人认为10多年来你的播音风格改变了许多,不是那个《现在播报》中年轻爱笑的海霞了。对此你怎么想?
海霞:之前在《晚间新闻》,和观众朋友交流的时候要体现人性关注、人文关怀。后来《早间新闻》创办,《晚间新闻》改版,以及《现在播报》开播,更是代表了电视人改革的一种开拓精神。比如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用主持人的形象来做片头,允许主持人在节目中用自己的名字来自报家门,等等。我觉得这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大的发展空间。观众是看着我们一路成长起来的,给了我们莫大的宽容、支持和鼓励。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寄来的贺卡啦、明信片啦,大都是素不相识的观众朋友。
《现在播报》给了我一个施展的空间、一个展示个性的平台。而《新闻联播》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谈国家发展,谈社会稳定,谈经济前景,等等。视角更高,表达更理性。这也就要求《新闻联播》的播音员更多的展示的是一种共性的东西,从语言表达、语气甚至表情、姿态等方面都需要按照严格的要求,融入节目共性,而不是过多地表现个性。
记者:那么你又是怎么通过主持《新闻联播》,来展示你对媒体人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理解的呢?
海霞:说到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看看我身边的老师们吧。每一个人,每一次、甚至每一分钟的节目他们都全力以赴,认真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要求你百分百地认真对待。新闻播音不可以录播,不能一遍不行再来一遍。
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在作直播新闻的。我从我的前辈、从周围老师的身上就看到了一种坚韧的精神,每一天的工作都是这样的。敬业,不是哪一次、哪一段时间的表现,而是成年累月的坚持,每时每刻的坚守。无论是早间还是晚间,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只要坐进直播间,红灯一亮,就要想到要为这个节目负责、为观众负责,因为我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我们代表的是电视台的水准、国家的形象。
一位播音的老前辈,突然得知父亲去世了,他仍然坚持走进播音室,把工作圆满完成,再回家料理后事。没有人从他的声音中或者他脸上看出什么异样,他是把巨大的悲痛都压在了心底。我们经常讲要有大局意识,什么是大局?我理解,就是一种觉悟、一种担当。既然做了这个工作,承受了国家对自己的信任,承受了观众给予的这份荣光,你就一定要承担起这种责任和使命。
讲一个我自己的事儿吧。上早班的时候,上五个闹钟,每个闹钟差5分钟,六点钟上班,五点钟必须起床。那第一个闹铃就定在4点半,第二个定在4点35分,就这么一个铃声一个铃声地响……人是有惰性的,总想再睡会儿。不能说闹铃一响你就蹦起来,这样对身体也不好。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当第一个闹铃响的时候,你其实就醒了。哦,需要起床了,要开始工作了。给自己一个缓冲,然后第二个、第三个接连响下去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必须起来了。那个时候真的无论外面的天气是什么样的,下着大雨,还是飘着雪花……上班的时候整个大院里空荡荡的,只有武警战士在门外站岗。为了给自己壮胆儿,就放开了嗓子开始唱歌,嗷嗷地唱。
这么多年,无论自己是什么状态,无论遇到多大的事情,只要镜头的红灯一亮,你就必须拿出最饱满的热情。我总认为:也许电视机前的观众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你的节目,恰巧这天在看呢,你出错了,你的状态不好了,他就会说,这中央电视台的播音怎么这样呢?就这水平呵。如果再转播到世界上去,人家会说中国的播音员怎么这么不敬业啊,你就会成为谈资。
我理解,新闻播音这个工作要求的不是某一天某一次你特别精彩,而是每一天每一次每一刻的坚持。我看到身边的老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么走过来,我感觉,他们工作中体现出的那种坚韧,那种一丝不苟,这是他们几十年的工作都能展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和状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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