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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斯大林的儿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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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的儿女们
上一世纪6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东西方阵营的特大“政治避难”事件，主人公竟然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第二任伟大领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尼卢耶娃。&& ()&& ()&& ()&& ()&& ()&& ()&& ()&& ()
大元帅膝下有二子一女长子雅可夫是与第一任妻子所生，即将成年时才被送到莫斯科父亲身边父子间感情淡薄，几乎格格不入苏德战争爆发后，雅可夫在军中任职中尉军官被德军俘虏后一直拒绝纳粹劝降发表反苏声明，在获悉发表“德国战俘营中没有俄国俘虏只有俄国叛徒，战后一定要将其消灭”的讲话后，于绝望中冲触战俘营电网而身亡据其战友回忆，雅可夫在的大多数战友都认为讲话是德国纳粹“造谣捏造”时，他却表示相信父亲的话是真的
次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拉娜均为和第二任妻子娜佳·&阿尼卢耶娃所生瓦西里系标准花花公子兼超级“官二代”，酗酒、飙车、胡乱交友、自吹自擂、厌恶读书，苏德战争中被其父任命为空军少将，后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在1952年劳动节阅兵式上因擅发命令导致重大坠机事故被免职，后死于车祸
女儿斯维特拉娜天性文雅温顺，热爱文学写作，1932年其母自杀后随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与性格暴躁怪异父亲的感情和价值观念渐行渐远她曾为同学即将被处决的父亲向求情而遭拒绝，的第一个电影编剧男友也被当局送进劳改营“改造世界观”直到死后才获释与第二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意识形态负责人日丹诺夫之子）离婚后，与当时在苏联工作的印度作家、印共中央委员布拉杰什·辛格结婚1967年经多番申请有关部门才获准她送病故的骨灰回印度安葬
短暂停留印度期间，她数次向苏联和印度政府提出定居故乡的要求，苏联政府鉴于其“特殊国宝”身份，印度政府碍于苏联的压力，均不予批准并要求她限期回国一怒之下，“苏维埃公主”携个人书稿及简便行李悄悄溜出苏联大使馆，走进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苏联政府恼羞成怒地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绑架”了她，苏联《俄罗斯人》、一些与时俱进的作家学者及当时的政治盟友法国共产党，纷纷撰文揭露抨击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苏阴谋”，愤怒谴责这位“叛徒公主”担心激化冷战局面的美国政府则以最低调方式派人将她送往意大利暂住，再转往瑞士一修道院暂居待美国外交部门对苏联作出多方说明后才由瑞士转赴美国，先后借居在翻译的父亲约翰逊和的前辈老友、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农场中抵美后，斯维特拉娜曾举办了低调的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仅仅致国内儿女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公开信
斯维特拉娜女士和美国零距离接触后，看到了许许多多全然新鲜的人事物，如“驾着和凯南大使同样漂亮轿车、身穿比大使夫人更美丽衣服来大使农场干活的季节工夫妇，满街都能见到轻松自信和神情欢快的男女老少”，自然也包括美国国民富庶的物质生活，她终于发现这个国家并非国家政府长期宣传的那样，“由一小撮脑满肠肥口叼烟斗资本家统治，广大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第二年，她在美国出版了的著作《仅仅一年》，以后又陆续写出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等书，其中的部分手稿已在离开苏联之前委托印度外交官带到了印度其作品因斯维特拉娜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对及其家人包括高官阶层的私人生活、政治生活、苏联高层权力斗争、三十年代大清洗和知识分子命运有十分翔实的记叙
四十岁的斯维特拉娜女士在美国开始了撰写回忆录的平淡却自由的生活，还利用的稿费，积极筹办援助家乡印度的农村医院和另一个人道主义基金会她正式皈依了早已心仪的基督教，并不断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进行深刻的反思，其中印象最深的有这样的深刻话语：
“辛格的死让我渴望将长期被压抑的感情表达出来，再沉默和忍耐是不可能的向好友推荐本贴：&&&& 标题：《看看斯大林的儿女们》&&&& 地址： .cn/Article/201207/show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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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反犹：斯大林真的是反犹主义者吗
犹太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它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坚强的宗教信仰。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反犹主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根据国内犹太学专家徐新教授所下的定义，广义上的反犹主义指的是&一切厌恶、憎恨、排斥、仇视犹太人的思想和行为。&而反犹主义者之所以仇恨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的犹太性，即犹太人的信仰&&犹太教以及从犹太教中所衍生出来的犹太律法和生活习俗。(徐新：《反犹主义解析》)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反犹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认为斯大林主义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反犹主义传统，甚至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笔者不认同这些观点，经历过帝俄时期的斯大林不喜欢犹太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领袖，他不应简单以个人好恶行事。事实上，犹太人曾经广泛参与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为解决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反犹主义问题，也都做出过大量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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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并不存在所谓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
[导读]这些年，俄罗斯史学界主流对斯大林的评价并未发生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化，所以，谈不到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普京和俄罗斯重要官方人物都是从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出发评价斯大林的。
三、中国史学界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和评价我国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东欧学界和国际共运史学界，对俄罗斯史学界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研究情况，是心里有数的。因此，自2003年在我国刊物上出现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论断后，学界就普遍提出了质疑，在有的学术年会上甚至发生群起与当事人激烈争论的场面。2005年《世界历史》第2期发表笔者《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对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所谓“重评思潮”的剖析》一文，实际上就是在这一认识斯大林问题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继该文之后，笔者又在《百年潮》2005年第6期发表《当今俄罗斯的“斯大林热”》，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发表《如何破解当前俄罗斯现实政治中的“悖论”?———评“斯大林热”和取消十月革命节等悖论性事件》。这一组三篇文章，用大量有力的事实，质疑了所谓“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的说法。指出，目前俄罗斯的所谓斯大林“热”，实际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以期建立强大国家，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并且指出了《参考消息》日的报道《俄罗斯政权党呼吁重新评价斯大林》中有关键词的翻译错误，以及曲解俄文原文内容的标题。同时，该组文章也用俄罗斯民族的矛盾性、悖论性特点，解释了俄罗斯现实政治中的一些事态。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思想理论界也引起了较大反响。《百年潮》发表的文章，据不完全了解，不仅《书摘》（2005年第5期）作为重点文章给予转载，黑龙江省《党的生活》杂志（2006年第1期）也在“佳作推介”栏目加以刊登。2005年11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还特约一篇讲斯大林“热”，但观点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由一位著名学者应邀写出，以《对斯大林“热”的误读》为题，发表在同年11月下旬的《学习时报》上。日，在由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政治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发起，有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学者出席，以“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研究”为题的研讨会上，讨论了俄罗斯学术界近些年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研究状况，特别谈到了俄罗斯民众和政治人物对斯大林评价升温，即所谓“斯大林热”的问题。参会学者在发言中对俄罗斯史学界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如上文所说的那些情况。他们特别指出，应该正确认识对斯大林评价升温这一现象，而不要发生“误读”。会议认为，“对俄罗斯史学界而言并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21]。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该以什么观点评价斯大林，即评价斯大林的标准问题：“是从强国主义、民族主义出发，还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公正、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21]。从前面我们引述目前普京和俄罗斯重要官方人物评价斯大林的言论看，无疑，他们都是从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出发评价斯大林的。他们评价斯大林几乎都是同对德战争胜利以及取得俄罗斯强国、大国地位联系在一块的。在近些年俄罗斯国力式微、经济萎缩、国际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他们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用强国主义鼓舞人心，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是应予理解和同情的，无可厚非；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跟着这种俄罗斯的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调子跳舞。俄罗斯官方一些代表人物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把斯大林同历代俄罗斯帝王并列而肯定他的；甚至有人把这个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说得比列宁还伟大，对此我们是无法认同的。斯大林对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中沙俄失败感到受辱40年，在二战胜利后，他认为对日胜利是洗雪了“耻辱”；在二战前后，他以强势地位共吞并周边国家约67万多平方公里的疆土，包括属于中国的一块飞地———唐努乌梁海10多万平方公里。对斯大林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行为，我们是不能同俄罗斯人一样看待的。俄罗斯人赞扬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功绩，其实也包括颂扬斯大林的上述思想和行为。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标准评价斯大林，而是用俄罗斯“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评价他。可是，我们中国学者不能这样做。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评价斯大林。用这种原则和价值观来评价斯大林，就是要把他作为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创立者来评价，就是要像列宁如何对待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那样来评价；也要像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所持的立场那样来评价。最根本的，就是要遵照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原则来评价。《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精神，是讲未来社会应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p273）。这里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而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23]（p250）这些话应该成为我们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指导原则来看，斯大林模式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是“僵化”的、“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我们应该更新社会主义，重塑社会主义的形象，摆脱斯大林的模式。我们就是从维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来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可是，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的、本质的方面，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大多是从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出发肯定斯大林大俄罗斯主义的对外政策，而又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或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否定他的国内政策，他们从后一立场出发对斯大林作为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创立者所持的否定态度，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这里，应强调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相混淆。在我们中国，的确有一部分学者和同志想给斯大林以“重新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大体与斯大林同中国革命的渊源关系有联系。但我们从主观愿望上想给斯大林以“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是一回事，而俄罗斯目前是否真正为斯大林做了“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则是另一回事。从上面我们对俄罗斯官方评价的分析，从俄罗斯史学界研究斯大林问题的情况看，显然俄罗斯并没有对斯大林做什么“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而一些学者将主观意愿当成客观现实，以前者代替后者，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研究中的所谓“重新评价”，严格来说，应是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动；而历史研究中出现一般“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24]、更客观一些的评价，甚至是“重新的思考”，都不能称作是“重新评价”；否则，“重新评价”云云，就太泛化了。若如此，所有史学研究，只要不是因循旧说，是否都可叫做“重新评价”呢?这样的话，也就无所谓“重新评价”了。四、史学研究中应该怎样对待和使用民意调查资料在解读所谓俄罗斯“斯大林热”的过程中，提出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史学研究应该怎样对待和使用民意调查资料。在历史上，俄罗斯几百年都是一个专制国家，从来不知民意为何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变而大讲民意，到处搞民意调查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无论对什么问题都搞问卷调查，对包括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些原本属于历史研究范畴的事情，也搞民意调查，这就不能不是问题了。当然，在民意调查问题中涉及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是可以的。但民意在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反映出来的，首先是现实问题，是民众对有关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思想情绪，其次才能从特定角度折射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状况来。民意调查最有效的，是关于现实和现状涉及的民情、民意问题，比如总统候选人的民意情况，何人当选的概率大，哪个政党的支持率高，当前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等。对此类问题，搞问卷调查是最有效的；但对历史问题，在对待属于历史研究范围才能解决的问题上，则复杂得多，需要谨慎小心。对历史问题搞民意调查，严格地说，应该是不大有效的。道理不难理解，因为民众不搞历史研究，他们不是历史学家，不了解历史上的专门性问题。直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搞问卷调查，也是不科学的，它反映的并不直接是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而只是民众在某个特定时期对待现实问题思想情绪的一种折射，只不过是通过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透视罢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心理学范围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一定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搞民意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通过民众对现实问题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并不能成为完全符合科学理性的可靠的历史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意识是通过现实生活和现实状况，对客观认识对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折射的，它们只是充当了反映客体的介质和载体，对被反映者能被反映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现实、现状的情况，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状况问题的态度，并不取决于被反映者本身的状况和面貌。这样一来，被反映者的真实面貌自然就得不到如实的、准确的反映，而只能是像筷子插入水中，形成弯曲的、像折断似的反映，呈现出一种歪曲的面貌。这样，就只能是折射，而不能是完全正确的反映。目前俄罗斯的一些民意调查机构，虽然不乏对斯大林或有关历史人物事件的民意调查，但俄罗斯历史学家对这种民调是不予认同的。1999年一个著名民意调查机构进行了一次问卷民调，只有9%的俄罗斯人承认斯大林时代经济形势是严重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认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形势是好的。这个调查结果，让著名历史学家茹拉夫廖夫很吃惊，他说：“实际上，这个时代的经济状况确确实实是难以忍受的。”[25]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31年间，有24年是他个人专权，在这期间就发生了;1933年和;1947年两次严重饥荒，加上重工业一直投资过大，工农业失调，长期引发物资匮乏、经济形势紧张，只有1935年前后一两年经济状况稍好一些。那么，为什么当今会有那么多俄国人（即9%以外的那一大部分）错以为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呢?就是因为叶利钦激进改革造成了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人民物质生活大幅度下降，对现状不满使人们怀恋过去，误以为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在斯大林时代生活过，只是因为对当前的不满而引发对过去的臆想和怀恋。历史学家是进行理性思维、从事客观研究的，而民众多是由现状引发而产生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情绪化想象和臆造。因此，历史学家应该以理性的思维、客观的研究，纠正民众中一些人造的神话和臆想，校正民意调查中所包含的情绪化的东西。这样说来，历史学家就有责任认真分析、仔细鉴别从民意调查中得来的资料，而不应当被民意调查资料所迷惑，完全相信这些资料，被这些资料牵着鼻子走。目前俄罗斯民众中对斯大林评价的升温，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折射，其中有不少是含有情绪化的东西。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列昂诺娃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作是“对具有破坏性质的后苏联时期改革的回应”。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索科洛夫则说，这是对过去行为的一种“反弹”。2006年9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20世纪俄罗斯、苏联史研究中心”主任А·С·谢尼亚夫斯基，在谈到近年俄罗斯有否“重评斯大林思潮”时说，在俄罗斯学术界只是很少数人有此倾向，称不上什么“思潮”。上述情况都说明，对俄罗斯史学界来说，并不存在称得上是“重评”斯大林的所谓“思潮”问题。但我国有学者对俄罗斯学术界的这种情况却考虑不足，主要以民意调查资料为依据，断言俄罗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这显然是不足为据的。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要向对拙文《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提出驳难的文章（后称吴文）作出必要的回应。拙文实际上可归结为两个论点，一是像标题所示，俄罗斯近些年的所谓“斯大林热”，实质是为复兴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由此便引申出了第二个论点，即所谓的“斯大林热”并非“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吴文对笔者文章中的第一个论点几乎未置一词，没有拿出任何反驳的论据。至于对笔者的第二个论点，吴文先是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新评价”，演绎、泛化解释为一种“新的评价和认识”，或者“反思”历史、“重新思考历史”，接着又王顾左右而言他，抓出很枝节的问题加以发难；而在真正涉及“重评”问题时，却又暗自调换概念，把俄罗斯官方和学界无论有涉无涉斯大林的言论，统统视作“重评”的论据。恐怕论者本人也觉得有欠说服力，到最后甚至说什么发表在2003年《历史研究》第5期上的文章原本就是一篇“综述”，该文归纳、概括的“都是俄罗斯学者的”观点。意思是说，提出“重评”观点的纯粹是“俄罗斯人”，并非论者本人，因此，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找提出这个观点的俄罗斯人”去，“怎么找我?”[24]。话既然已说到此，读者定然也都了然其隐衷。我既已将俄罗斯学术界近些年研究斯大林的情况几乎全盘托出，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思潮”，真相已经大白，到此也就无须再说什么了。不过，最后还有几句应该提醒的肺腑之言。前几年，如果说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还曾是就事论事，还是在就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思潮作纯学术的探讨，那么，形势发展到今天，恐怕就需要作些重新思考了。因为在写作、修订这篇文章的此刻，问题已经明朗：在俄罗斯并不存在“重评”和“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思潮，这是肯定无疑的；存在这股思潮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国内，是在近几年我国改革争论的大潮中。这个问题，实际上同近几年我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密切关联着，也同有些人企图利用我国改革出现的局部缺点错误，企图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密切相关。不是有人甚至还要“重评”人民公社，“重评”“文化大革命”吗?他们“重评”的目的，就是企图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过去。在这样的思潮面前，“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斯大林，呼唤过去的那一套体制，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与我们论争这一问题的有关学者主观上就是如此，我们绝无以此责难别人之意，更无以此归咎他人之心，但社会意识客观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错综复杂的交织，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社会现象。就本心而论，笔者并不愿意在本文最后就所讨论的题目联系我国目前的现实改革问题，但作为一个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自己一切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与我国改革命运和国家前途生死与共、荣辱一体的具有责任感的普通学人，难道能把自己关闭在纯粹学术的象牙塔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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