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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国民党如何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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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到1949年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迅速地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间，迅速地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许纪霖：首先是认同的危机。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在民主社会里，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重大的决策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怎么来动员选民、影响选民，是最重要的。但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精英和政府的关系是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传统上是民本政治，从儒家一直到国民党，都讲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本身不可能发出声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领域，有了现代的传媒、报纸、杂志，其中能够主持言论的还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话语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是否得民心，实际上是是否得士心。统治者应倾听士大夫的清议和民间舆论。
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逆转。逆转的原因，有两个背景性因素，一个是外敌的消失。从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一直到抗战胜利，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来没有断过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个接一个，始终有外敌。这个外敌不是潜伏性的，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外敌的存在，使得知识精英哪怕对政府有诸般不满，还是对合法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认同感，除了个别烂透了的北洋政权，比如张作霖的统治。对于国民党政府，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是一直怀有期待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独立与评论》内部，有过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像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这些老牌自由主义者，认为独裁虽然不好，但与其存在着无数个小独裁――军阀割据，不如有一个开明的大独裁，在中央形成一个开明的威权，以应付大敌当前的国难。有了外敌，就容易形成精英与政府某种适当的合作关系。抗战胜利以后，外敌基本不存在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消除了。政府不可能再制造什么外敌，让知识分子和国民为了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认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战后知识分子所一致认同的口号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后来，国民党想通过打内战“戡乱建国”，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让知识精英绝对无法认同。
当外敌消失之后，其他方面的变化就很容易导致离心离德。
许纪霖：另外一个背景性因素是到1940年代，知识精英在利益上日益与政府体制疏离，无法通过其工作获得与其身份相符合的、有尊严的报酬和收入。北洋政府忙于内斗，对知识分子是不太重视的，常常有欠薪。国民党在1927年建立国民政府以后，非常注重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回来的大知识分子。1927年到1937年，既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只要你不与政府作对，凡是在体制里谋到一份工作，特别在国立大学，收入是非常不错的。国立大学的教授每月有三四百大洋，过的是非常奢华的生活。你想，骆驼祥子一个月七块大洋，也可以在北平温饱了。在四十年代之前，知识精英分享了政权的好处，体制内部的知识精英大都对国民政府有认同感。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有批评和反抗，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关心政治，有利益上的考量。但建立在利益上的统治正当性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利益链发生问题，政府的正当性就发生危机。果然，1940年以后的战时中国，开始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伤害最大的对象，就是这些拿国家薪水的公务人员。国民党的党政人员还可以搜刮，知识精英没有什么好搜刮的，实际生活水准直线下降。一旦精英沦为贫民，对政府的态度就急转直下。假如政府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知识分子还可以接受，问题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贫富差距严重拉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令人寒心。费正清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1943年是一个转折点，蒋委员长失去了精英的认同。这一说法，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的确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理。因为当时费正清在昆明，每天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混在一起，对人心的转向有敏锐的观察。
以闻一多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时候，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家里大大小小的人口，还可以雇几个保姆；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学兼课、刻图章补贴家用了。后来，他会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义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1946年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回来做北大校长，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学术计划。结果在教授会上他的方案无人理睬。教授们纷纷向校长诉苦：我们现在生活都有问题，十年以后是否还活着都是个问题，还谈什么学术！胡适听了目瞪口呆，大失所望。1940年代后期，校园已不再成为校园，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标语。学生们三天两头上街抗议游行，教授们也民不聊生，要靠美国的救援面粉来维持生命，那是多大的心灵伤害！朱自清情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面粉。说实话，他不是对美国有多大的不满，而是对政府不满。朱先生如此持重之人，竟然也在清华园里与学生们扭秧歌。国民政府从1927年开始的笼络知识分子的高薪政策，到那个时候完全失败。
当知识分子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感，在清议、舆论上会有很多批评吧？
许纪霖：国民党舆论主导权的丧失，是其失去民心的另一个表现。国民党在1924年以后改组，学习苏俄的经验，面目焕然一新，那个时候它是一个革命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国民大革命兴起以后，很多北方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开始认同国民党。为什么认同？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五四”以后的新气象。1927年以后，国民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国民党是非常暧昧的，它延续了革命党的方式，不是靠法治，不是靠建立一套在宪法和法律基础上的公共文化来获得认同。国民党还是靠三民主义教育，强行在学校设立训导处，推行三民主义党义教育。自由派知识分子、学生非常不满，完全是应付性的。虽然它在主流教育体制有不可动摇的位置，但没人相信它。公共舆论的主导权，一直不在国民党那里。“五四”启蒙的核心观念，如民主、自由、科学，与作为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有冲突。闻一多之所以后来拍案而起，最早是他一度很崇拜的领袖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他看了以后，吓了一跳，这不是反“五四”吗？于是闻一多这些从“五四”走来的自由知识分子无法忍受，走上了对抗国民党的路。
这是否说明当时是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
许纪霖：对，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话语领导权。从这点来说，国民党一直不占上风，处于被动挨批的位置。而共产党则非常会抓舆论。《八一宣言》以后，主张抗日。四十年代以后争取民主、自由，延安《解放日报》接连发社论，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汇合了二战期间国际上主流的民主声音。四十年代的话语领导权相当部分还在自由派手中，像《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观察》杂志，力量很大。蒋介石起床之后第一件事，不看《中央日报》，不看《解放日报》，而要看《大公报》。《中央日报》都是他的声音，不要看；《解放日报》都是骂他的，也不要看；而《大公报》代表了社会一般的舆论，他不得不顾及人心的趋向。《大公报》后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这是亚洲第一家获得这个权威奖项的报纸。
战后的一段时间，是近代中国舆论最开放的年代。人人可以办报、办杂志，什么声音都可以放出来，很响亮。国民党压力很大，不仅有内部的舆论，而且美国派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要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等到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对舆论的处理就非常简单，谁的声音对我不满，就一家一家关。先是关激进的，然后关温和的。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影响很大，有十万订户，百万读者，一开始不敢关，后来国民党觉得实在无法容忍，关掉。连北平的《新路》杂志都容忍不了。《新路》本来是自由派当中的温和派办的，又有宋子文的背景，正面建言远远超过批评，最后也被查禁了。关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一时似乎讨厌的声音消失，天下太平了；但民情却在地下奔涌，怨恨在暴力中积累，一点点将温和的知识分子逼到激进。储安平在《观察》上很尖锐地指出，谁在制造共产党？是国民党制造了共产党，将温和的自由主义一个个逼到了左倾。
国民党政府失去话语的主导权，会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赶到左边去。
许纪霖：是的，国民党不仅容不得老冤家共产党，而且容不得中间的自由派。中间的自由派虽然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们代表了普遍的民心。在争取中间派这点上，国民党是连出错招。李敖嘲笑蒋介石是“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老蒋作为一个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人，对民主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他相信实力就是一切。在战后他缺乏作为国家领袖应有的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手笔，做不出他儿子蒋经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台湾那样的扭转乾坤的历史大动作。
战后国共之间的力量一度处于某种平衡，于是中间力量有了施展的空间。1946年初，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以后，民盟的罗隆基得意地对马歇尔讲：“共产党让步大，国民党苦恼多，民盟前途好。”一时似乎也有和平的希望，但一个东北问题，燃起了全面内战。国民党最初处于绝对优势，相信军事决定一切。陈诚对老蒋拍胸脯说，只要你放手让我干，保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但是就像我们从电视剧《潜伏》里面看到的，国民党的整个党、政府和军队都烂掉了，百分之八十的精力不是去对付共产党，而是对付自己人。人心抓不住，只能转向靠特务统治，用暗杀、镇压、抓人的办法维持政权。战后国民党看上去像庞然大物，但内部都被掏空了，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弱化，无法深入到基层，都浮在表面。到了靠特务统治维持天下，那已经是黔驴技穷，合法性建立在暴力上。那个时候，国民党基本上气数已尽，哪怕是最温和的人，也开始向左转。到1948年，蒋介石连民盟都容忍不了，压迫他们解散，统统把他们推到与共产党合作的一条路。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最后的破裂，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结果。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知识分子都会遇到一个跟谁走的问题吧？
许纪霖：在1948年底到1949年，从北到南，知识分子当中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走还是留？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有挣扎。跟着一个在小岛偏安的政权，能维持多久？中国晚清以后政治变动太频繁了，知识分子看得也多了，不就是一次新的朝代更迭吗？许多人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认为朝代更迭可以接受，毕竟是汉人自己的政权，社会与文化总不会变吧。冯友兰与国民党关系比较深，当时作了最坏的打算，留下来，即便政治自由没有了，学术自由总是有的，可以作一个单纯的教书匠。但他没有想到的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发生的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
去留问题的选择，大多不尽然是政治的选择，还有文化的认同。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即使接他们的专机飞到了北平，还是不走。不是对新政权有多少认识，实在是国民党让他们看伤心了，不愿为它而陪葬。国民党太烂了，新政权纵然有百般缺点，也总比国民党好吧？另一方面，许多人对家国有依恋感，依恋母校，依恋城市，依恋早已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土地、风情和文化。去留的选择，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文化的认同。
就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那段从蜜月到疏离最后到决裂的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新中国一起走进了1949年。
(责编：张淑燕、周斌)正文法律资讯
台湾女孩告诉你：国民党为何在台湾失掉民心？为什么年轻人不支持国民党？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 14:16:52
导读：&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珊闵有主意珊珊：我是珊珊闵闵：我是闵闵珊珊：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新造型，因为我们的编导在看完我的新发型之后瞬间崩溃，还说我让她做了噩梦。那有很多网友也问我说，为什么我要把头发剪得这么短？其实是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做了脑部手术，所以现在...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珊闵有主意珊珊：我是珊珊闵闵：我是闵闵珊珊：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新造型，因为我们的编导在看完我的新发型之后瞬间崩溃，还说我让她做了噩梦。那有很多网友也问我说，为什么我要把头发剪得这么短？其实是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做了脑部手术，所以现在还处于在长长的过渡性阶段。那希望各位可以忍受我这颗蘑菇头一阵子。闵闵：不会。本人还是非常的可爱。珊珊：没错，本人其实真的超可爱的。好，回归正题，接下来跟大家谈谈国民党的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你支持统一是不是就是支持国民党？先来问一下闵闵好了，你支持国民党吗？闵闵：其实就我自己个人而言呢，就跟大多数台湾的年轻人一样，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国民党。珊珊：实话说我也从来都没有支持过国民党，成为一个理性统派以后呢，我从来都没有投过一次国民党的票，更何况是在过去，我还跟台湾的一般年轻人一样，人云亦云“爱台湾”的时候，我更不可能支持国民党。那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就要用我自身的经验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年轻人不支持国民党？闵闵：是，所以等一下在珊珊的故事之后，我们也另外邀请了两位老伯伯，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个人的经验。那这两位老伯伯，他本身是国民党的始终支持者，他们在晚年的时候，都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开了这个政党。我们可以透过他的故事，来试图了解一下，国民党为什么会失去这些铁粉。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珊珊的故事吧。珊珊：在我读大学以前，我不支持国民党，是因为我积极地支持民进党。那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2000年那个时候，陈水扁刚当选“总统”，他这个“台湾之子”，又是一个三级贫户，就是让台湾的老百姓感觉说，都身为穷人竟然有出头的一天，就会让我们感觉说民进党这个政党是非常的不论出身高低，只要你肯努力，你就可以取得成功。相较之下你就会觉得，国民党通通都是权贵，你只能靠关系，或者是你要很有钱，你才能取得政治地位。第二个因素，是一个历史性的因素，在于“二二八事件”。民进党长期而言把“二二八事件”形塑成是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屠杀台湾本省人。当初就会感觉国民党是一个杀人凶手，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支持国民党。而国民党自己本身，它是放弃对于“二二八”或者是白色恐怖这类历史包袱的解释权。然后可以年年的让民进党拿来当成炒作的议题，所以当民进党在拿这些事件攻击国民党的时候，国民党基本上是毫无招架能力。而民进党相较而言，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政党，相比之下你就会支持民进党，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干净”的政党最后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这两个概念被完全的划上等号，而蔡英文口中的“天然独”的世代，也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接受着“去中国化”的教育，反的是中国，国民党代表中国这个概念时，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打击目标，所以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一个声音，希望可以把“中国国民党”的“中国”这两个字去掉，国民党想刨掉他们自己的根，但是他们又提不出一个新的理想跟愿景，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究竟想把台湾带往哪里去。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即使我一开始还没有支持两岸统一，只是开始反对民进党，我也不会支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给不了我答案，直到我开始支持两岸统一以后，开始了解国民党，知道他们根本无心完成两岸统一，我更不可能会支持国民党。所以其实我自始自终，我都没有支持过国民党。国民党在台湾长期以来是多数党，却在今年的选举中既失“总统”之位，又失“立法院”的多数席位，百年大党为何会沦落至此？那些曾经深深深爱过国民党的人，如今为何失望离开，就让闵闵带我们走近他们，听听这些老先生的故事吧。闵闵：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后来决定说要加入国民党？退伍老兵李必鼎：我们是流亡学生出来的，没有办法，学校都解散了，那我正好有亲戚在空军里面，那他就介绍我参加空军了，但是参加空军，一定要先入党。退伍军人赵兴鹏：我们平常就在学校受到爱国教育，整个一个中华民国史，跟中国国民党史是分不开的，我们很自然的就觉得，应该要加入（国民党），他也不是勉强，没有勉强，没有强迫，这个我要讲实话。李必鼎：是（民国）36年8月份申请的，申请的手续是先宣誓，而且要填誓词。一个原则，一定要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党的领导闵闵：随着国民党来到台湾，那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李必鼎：既然跟随它来的嘛，我们当然要忠于它。而且那时候我们的总裁，就是蒋总统，他说他带我们来，也要把我们带回去。蒋总统要号召我们，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闵闵：那这种情况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改变？李必鼎：到了民国大概50年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了。闵闵：您为什么会对国民党失望？赵兴鹏：一个党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但是你失去了中心思想，或者李登辉要把这个中心思想，彻底的消灭，那当然，那你这个党就没办法了，只有走向衰败的路子。李必鼎：李登辉我们就看出来，他就是变相的就是要“台独”，你既然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说你是日本人，那在我们心里，他的狼子野心马上就暴露出来了。闵闵：所以你们那时候听到觉得？李必鼎：很寒心的赵兴鹏：年轻人就提了意见，他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推荐他加入国民党，他说我要想很多话，想跟国民党建议，我就答复他，我说你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向国民党建议，你不想当官，也不是从事其他，谋利的事情的话很好，你如果纯粹是这个思路，那我就建议你不要加入国民党。加入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讲什么话，国民党都听进去了，马英九他照常执行了。闵闵：您为什么会离开国民党？李必鼎：我离开国民党，凭良心讲我是有点赌气的情况了。因为当时新党一兴起，那时候我们都很支持，因为我们支持它的是理念，当时是周阳山他选立委，因为周阳山等于是真正的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他是专研究三民主义的，所以我是基于这个理由，我就替他当义工，也就是这样子参加新党的。闵闵：后来伯伯知道自己被国民党给处分，是因为国民党，对伯伯寄出了处分书还是，就是寄出一个处分书？李必鼎：当时我其实也是很矛盾，不能说从明天起我不去（新党）了，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做的是对的，我说我在书面上我写我自己怎么样一个想法：为了活得有尊严，以及我个人的行动自由，今后决不参加任何政党，我现在退出两岁国民党。退党人李必鼎。后面呢，李登辉被国民党开除了，他一开除当天我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我想我总要等到这么一天，我就带了一个李登辉的照片，我就到中央党部去了，我就把我的党证什么东西都拿了，把我的处分书都拿去了，我去的时候，我就踩他的照片上，这个对不起，说起来对他是羞辱，但是我心里不是这样，我就感觉到心里接受不了。赵兴鹏：我一路都在缴党费，从我入党开始（民国56年），一个月（工资）才80几块台币，那时候生生皮鞋最有名，一个月我只能买一只，两个月才能筹一双，那么苦的生活，我们党费好像是两块，一路我们都从来没有说，党费不该缴，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这个都是我当时交党费的记录，现在是可以到超市去缴，我们当时你看，我们都要盖章登记，还有哪个党部签收的到了现在马英九他把我们年终慰问金砍掉，还准备砍我们年金，所以我就说那我不缴了，虽然只有200块，我也拒缴抗议，我不缴，太让我们伤心了。闵闵：那现在赵先生周边的一些同袍或者是周边的一些朋友，对这件事情的反映也是如此吗？赵兴鹏：当时就有一个比我年纪轻一点，他也是退伍军人，他痛哭流涕，他为什么痛哭流涕？他父亲过世了，他父亲90几岁，身体还很好，但是气死了，为什么呢？他父亲是个中士，退伍以后他拿的是月退俸，一个月也是拿了不到两万块，一万多块。后来马英九选上“总统”的时候，他终于有一年加薪，他一加薪刚好超过两万，两万多一点，好高兴，好感谢马英九。但是砍年终慰问金呢，两万块以下的不砍，他是两万块以上，结果他就不发了，不发这个还不如他以前发的多，因为他多了几百块，所以他当年就没有了，你说他气不气，到处去伸冤没有用，最后气死了。李必鼎：那些都是我们老弟兄一道来的，我现在来的人走得差不多，十个有八、九个了，就剩下一个两个了。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每每想起来，感觉到他无儿无女，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有的好多都自杀掉了，我们很心痛，好多到最后不是贫就是病，没有人照顾。我也不愿意离开国民党，我曾经举一个例子，因为当时我结婚很晚，生个小孩也是晚年得子，我就说国民党等于是我的太太，新党等于是我的小孩，我说一个是糟糠之妻，我舍不得她，我因为跟她来的，加上我父亲统统都是国民党，我舍不得它。第二个我说新党，代表就是将来我小孩是有希望的。闵闵：在听完李伯伯以及赵大哥的故事以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对于我们这些认同中国的人来说，如果国民党已经丧失对统一的诚意，也提不出能凝聚人心的愿景，那么这样一个，只会拿香跟拜民进党的政党，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支持它。珊珊：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出生于外省家庭，他们的长辈对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认同，然而他们却没有继承这样子的情感，他们支持国民党往往是因为民进党对于外省人的不友善。然而直到马英九上台后，马英九不断地对于这样子排斥外省人的运动做妥协，在民生政策上牺牲外省人原有的权益，索性他们干脆向绿营靠拢。闵闵：其实外省族群在台湾的处境导致他们往往为了生活而选择随波逐流，最初的时候他们随大流支持了国民党，而后他们也随大流转向了民进党，积极想要参与政治，想要积极从政的这些外省年轻人们，则是为了绿营的接纳认同，表现得比“台独”分子，更为地激进地“爱台湾”。珊珊：所以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我“爱台湾”，我就支持民进党，如果我爱包含台湾在内的中国，而国民党又急于着抛弃中国，那我又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呢？闵闵：除非像洪秀柱这样支持两岸统一，所以在洪秀柱曾经出来参选的时候，我是支持过洪秀柱的。不过我支持的是她的两岸路线，而不是国民党本身。闵闵：我想如果中国国民党能够重新捡起它中国的招牌，并且告诉大家“我们爱中国，当然也更爱台湾”，惟有告诉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两岸的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如此才能够重新凝聚人心。珊珊：那这一集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百年大党有更多认识。那下一集我们也会希望，可以更新得快一点，那这一集就先这样子喽，下一集见，拜拜。闵闵：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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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
今天是12月12日，除了是某些网店的购物节之外，还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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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抗日。但在事变之前，蒋介石其实已经开始做抗日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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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最大的红色间谍郭汝瑰回忆说：“蒋介石加紧了抗战准备，他以前也略有准备，不过不积极罢了。他对华北的防御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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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蒋介石单独召见陈立夫，要求陈前往莫斯科，代表国民政府与斯大林当面谈判。但行动被日本方面得知，计划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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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计划虽然失败，但陈立夫在去德国前，已在上海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并转达蒋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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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中旬，陈立夫口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条意见，作为对毛、朱、周来信的答复，并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信，希望派高层次的代表到南京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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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意见内容：一、Ｋ方（国民党）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Ｃ方（共产党）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Ｃ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四、Ｃ方可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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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的一周年，蒋介石到了西安，压迫东北军剿共，共产党跟东北的学生们就组织了一个大的请愿，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接到这个消息，劝回学生，并答应帮学生向蒋介石转达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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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张学良对蒋介石说起学生请愿的事。蒋介石骂张学良两面三刀，对学生太软弱。张学良非常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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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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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苏联报刊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甚至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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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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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宋子文乘飞机抵达西安，力图推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件。但当他回南京后却发现，被人怀疑一手策划了“西安事变”，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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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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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市民自发放鞭炮到机场迎接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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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战略首先着眼于长远问题。那什么是长远问题呢？当然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张学良对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家战略是由政府官员参与制定的，由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战略还能是国家至上的战略吗？更不用指望它能解决国家长远问题。长远的问题要靠深思熟虑来解决，战争年代难得聚到一起的国民党将军们竞相以低级打油诗来消磨会议时间，这样的会议怎能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出笼呢。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局性。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要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问题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以前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对国民党政权构成的威胁”。这是当时的形势，如果“排列优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显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所以张学良说：“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国民党放弃全局性问题，将可以动员的所有战争资源都用在内战战场，使本来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内战中被不断地消耗。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错误的。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层次重大问题。什么是高层次重大问题？张学良首先强调的是产生战略的基础——思想信仰，指出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导致正确战略不能产生。接着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因为任何战略计划都是要由人来把它变成现实，军政官员的腐败、具体政策的错误，不仅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前线指挥机关。张学良特别强调人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寻求胜利的愚蠢。这两个问题张学良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动具体，国民党军队因为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导致战场上的四面楚歌，又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对百姓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对百姓肆无忌惮，结果百姓“都被逼得当共产党了”，因此红军“越‘剿’越多”，红军越多，国民党求胜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按照张学良的分析，战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民心，而政府和军队统帅位于金字塔顶端，党和军队是支撑战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间部分，维系金字塔结构不散的则是思想信仰。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使战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军队统帅的昏庸使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最终，民心的丧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这才是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王海晨 作者为温州大学教授)阅读延伸“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张学良解禁后，多家媒体和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一些名为张学良口述的文章和书籍。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为使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发挥应有的作用，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圣智学习集团和日本雄松堂联合当代中国出版社整理和出版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为此聘请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了“‘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历经6年多的整理、编辑，2014年8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终于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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