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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全战略中特种部队功能的转变
（武获山编译自美国国防技术信息中心网站）[知远导读]本文分析了美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和特种部队的作用，对“战略”的含义做出解释并提出改进联合条令中“特种作战行动”定义的建议，指出“特种作战行动域”是政治域，特种部队的组织结构和部署方式决定其是美国推进当前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佳选项。因此，特种部队在保持其执行精确战略打击能力的同时，应该扩展增强友好国家应对威胁的能力，从而在危机爆发前有效遏制共同的安全威胁，确保美国在财政紧缩的时代不会轻易陷入战争泥潭。引言“人类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方式就是阻止其发生”——乔治·马歇尔将军当1982年的电影大片《第一滴血》上映时，好莱坞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形象。更近一段时间，索尼公司的“特种部队4”（SOCOM 4）和活动幻想（Activision）公司的“现代战争”（Modern Warfare）等系列电子游戏则将玩家带入特种作战的世界，让他们体验从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份子威胁下拯救人类的任务。其实除了娱乐功能，特种作战行动还能在战略层面能够发挥更大作用。通常作用于战争的政治域，特种部队应该扩展其促使进友好国家应对威胁的能力，同时保持其执行精确战略打击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是减小美国陷入重大武装冲突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正如当前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威廉·迈克雷文海军上将（Admiral William McRaven）所说：“仅凭直接作战模式并不足以应对美国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他还进一步称，赋予东道主国家作战能力的间接模式才是应对持续演变的战略环境的关键手段。战略环境美国在冲突状态中进入了21世纪。为了对“9·11事件”做出回应，2001年末美国开始在阿富汗实施作战行动。在此后的多年中，这些作战行动扩展至菲律宾、伊拉克、非洲萨赫勒地带（the African Trans-Sahel）以及非洲之角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全球化趋势或者说市场、通信和技术的持续互连拖入一种极不适应的节奏。地区恐怖主义组织利用国际互联网的力量展开合作并转变为跨越国家界线的行为体。2012年，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许多国家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正在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对于能源和自然资源的需求继续成为资源短缺国家之间冲突的动因。这些挑战超出了仅凭军事手段就能够解决的程度。特种部队运用如何运用美国特种部队才能以最佳方式支持国家安全战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对“战略”做出通用的定义。大量资料都对“战略”概念做出了解释。在《战争论》中，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将战略定义为“为实现战争目标而对战斗手段的应用”。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塞维茨重点关注战略的军事冲突定义，这放在19世纪初期则很好理解。拿破仑的大陆军（Grande Armée）当然不会执行人道主义救援或反核武器扩散任务。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军队只是用来与其他军队作战。那个时代的客观现实对克劳塞维茨影响的程度恰好超出了本文研究问题的适用范围。更接近于当代的军事学家利德尔o哈特爵士（Sir B. H. Liddell Hart）在1967年将战略表述为“应用军事力量以实现政治目的的艺术”。这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进步，因为它允许任何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而利德尔·哈特和克劳塞维茨所做定义中共同缺失的是计划的概念，这也是战略最容易遭到误解的部分。人们可能会把伊拉克的第5阶段计划当作一种战略，但并不能将那种“战略”有效转换为人们都能理解的计划。运用基于经典的军事定义的局限性在于其仅支持所在著作体系。基于现代语言和思维，《牛津大辞典》给出了一种含义更广的定义：战略是“旨在实现长期或总体目标的行动计划”。《牛津大辞典》的定义体现出力度：一种有效的战略必须满足以计划形式进行全面交流从而使全体执行者能够理解的要求。根据研究目的，本文综合上述三种表述，将战略定义为运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系列行动计划。运用本文提出的战略概念可以引导出对特种作战行动应用领域的定义。历史上，每个军种都倾向于将其划定在最为高效发挥其独特能力的环境中。被认为是现代美国空军之父的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少将把“制空权”（air power）定义为：“在空中或是通过天空实施行动的能力”。海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阿尔弗莱德·赛耶·马汉海军少将（Rear Admiral 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了“海权”（seapower）的概念，尽管并非由其直接定义，但马汉的著作显示，他所理解的海权包含两层意义，即凭借海上优势对海洋实施控制以及一支世界级海军提供的进入外国商业市场的权力。按照美国陆军《野战条令3-0：作战行动》做出的定义，“地面控制权”（land power）是指：“通过威胁、强制或占领手段，夺取、维持和利用对于地面、资源和人口控制权的能力”。地面控制权关注的重心在于迫使敌人顺从美国意志，或者为达成创造稳定环境的目的而进行部署。“特种作战域控制权”（SOF power）理解特种部队的战略运用必须定义特种作战行动得到最为高效运用的领域，以及哪些能力是其控制权的组成部分。与制空权、海权和地面控制权等概念不同，定义属于特种部队独立明确的作战域的研究几乎从未展开过。这种缺乏共同定义的现象可能会导致每个军种单位都向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作战能力输入偏重于功能的武装部队。2011年夏，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下属的联合特种作战大学（Joint SpecialOperations University）创立了第一个特种作战域控制权研究办公室。来自该司令部不同军种元素单位的代表集中到一起，试图理解和定义特种作战域的问题，抑或用他们自己的术语表达就是“特种作战域控制权”。实际上，不仅官方定义并未被接受，关于研究特种作战域控制权的问题是否具有必要性仍然带有争议。出版于1996年的《特种作战司令部出版物1》（SOCOM Pub 1）称：“特种作战行动包含运用小规模部队实施重点关注战略或战役目标的直接或非直接军事行动。”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本质是一种政治工具”。因此，特种作战行动的目的是实现战略意图，而战略层面的战争行动则是政治的扩展，所以最为有效的特种作战领域并非诸如陆地、海洋或天空等物理域而是一种无形的领域——政治域。因此，特种作战域控制权是通过战术行动实现战略或政治效果的能力。特种部队最为显著作用是影响危机爆发前敌对领导机构的决策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文后半部分详细讨论。如果我们接受特种作战行动域是政治域的观点，那么当前条令对于联合特种作战行动的定义必须改进从而集中体现运用这种控制权的意义。《联合出版物3-05：特种作战》将特种作战行动定义为：“需要独特运用模式、战术技术、装备和训练，通常在敌对、拒止或政治敏感环境下执行任务，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点：时间敏感、机密、低可见度、联合或利用本地武装力量、需要地区专业知识以及高度风险性。”这种定义包含非常强烈的动能作战行动偏见，最明显反映在“通常在敌对、拒止或政治敏感环境下执行任务”的表述上。该条令定义塑造了特种和常规部队领导人对特种作战行动运用的观点，但对于冲突之前或之后的塑造作战行动，这个定义的可操作性不强。至少，该条令定义应该用“政治重要性显著的环境”代替“政治敏感环境”的表述，从而使计划制定者集中精力关注特种部队能够实现更大战略政治效应地区的工作。更加合理的定义应该是：“特种作战是产生政治和战略效应的战术活动。由于任务失败或暴露的风险巨大，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特种作战行动通常由经过高强度训练和教育的作战人员执行。”本文建议改进的定义更好地反映了军事计划人员应该试图实现的效果，而不只是简单描述特种作战平台的职责和任务类型。随着未来作战环境演变以及新型政治和战略挑战的出现，特种部队的职责也会相应发生改变和调整。然而，特种部队是否应该集中力量试图实现政治和战略目的以及达成最佳效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检验当前政治层面的战略文件。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the 2010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和2012年1月发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重点》（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是两份关于安全问题主要政治指导的公开文件。这些文件中存在的若干观点体现了与政治效应和长期国际秩序紧密相关的特种作战行动战略。在明确表示美国必将结束阿富汗战事的同时，《国家安全战略》利用主要篇幅表述增强国际安全秩序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催化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21世纪的安全挑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向世界发号释令。”同样地，《国家安全战略》继续深入表示：“我们彼此利益必须得到双边、多边和全球战略的坚实支撑，消除暗藏的不安全根源并建立新型合作领域。”发布时间更接近当前的《21世纪国防重点》则对其中很多相同主题做出了回应，提出美国必须“与盟友和伙伴展开合作在无统治地区建立秩序，必要条件下对危险程度最高的组织和个人实施直接打击”。在对上述两份文件进行分析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为在21世纪创造稳定安全环境，美国军事力量必须在危机前阶段（“0”阶段）就做好行动准备，在伙伴国家和其他大国协助下阻止冲突爆发，而不是坐等危机出现随再后应对这种态势。那么为确保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特种部队怎样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查尔斯·瓦尔德（Charles Wald）将军在《“0”阶段行动》（The Phase Zero Campaign）中指出，对于军事机构来说，在危机前与该地区民众接触传统上是非条令化措施。瓦尔德认为军事行动传统上只划分为4个阶段。其中，第1个阶段是“威慑”。威慑理论得到了广泛研究和讨论，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运用军事力量防止敌人发动行动。但是对于在需要进行威慑的局势下才启动的军事计划工作，问题在于其并不能应对威胁地区根本性的政治和安全挑战。如果在其发展成为美国利益威胁之前，政治和安全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稳定的非威胁环境就能够建立起来。由于这种原因，联合条令已经做出调整，行动计划目前开始于“0”阶段塑造行动。但面临的挑战是，“在许多情况下，‘0’阶段行动包括广泛的国家战略活动，而国防部并不是这些活动的领导机构”。特种作战计划人员应该将“0”阶段行动视为“发展盟友和伙伴军事力量，从而实现自我防卫目的”的机遇。通过在危机前环境中塑造国家和地区安全，特种部队能够创造基本条件，帮助伙伴国家提高在激进极端组织形成网络并将影响扩展到地区外甚至全球之前将其控制在本地范围内的能力。“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利用、联合和借助本地盟友和伙伴力量也许将比美国直接干预政策取得更大成功。”由于美国在主权国家内部实施公开作战行动将破坏本地政府的合法性，将给人美国以武力胁迫他国的印象，因此上述结论更具合理性。如上所述，大卫·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博士提出建立一种被其称为“意外游击队综合症”（Accidental Guerrilla Syndrome）的模型。尽管这种模型具体研究基地组织极端集团，但从研究网络恐怖主义组织如何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和扩大传播影响的观点出发，它也包含积极参考价值。基尔卡伦博士的理论通过与疾病的传播进行类比，解释了暴乱或恐怖组织如何扩大影响。其首先开始于局部地区的威胁，当外部力量干预时，本地民众对“占领军”的反对促进“疾病”的蔓延。
如果作为“预防性疫苗接种”的方式进行部署，特种部队就能够发挥控制“疾病”的独特作用，使威胁地区产生“免疫力”。下图展示的模型在基尔卡伦博士模型基础上增加了特种部队的“接种措施”，产生了新的积极效果。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观点，此类“疫苗接种”任务似乎任何作战部队都能够执行，并非特种部队的专属任务。美国常规部队的出现会为敌人误导视听的宣传提供事实依据，也利于敌人攻击美国实施帝国主义式暴行。通过运用小规模、分散化部队，特种部队可以与本地安全部队展开合作，同时又避免产生美国军队占领该地区的认知。这种不引人注目的部署方式支持本文对特种作战定义建议的下半部分，即：“任务失败或暴露的风险巨大，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当美国需要在特定地区实施影响而大规模常规军事力量又不是合理选项时，特种部队能够增强本地武装力量职业能力，制造不利于极端势力发展的环境。与之对应，在美国希望展示影响力的地区，以更加明显的方式部署特种部队则提供一种高效“显示存在”的方式。问题在于，这种作战方式是否有效？尽管通常情况下非常难以举出反例，或者找到一种在不需要实施常规军事行动情况下实施预防性行动的例子，但世纪之交美国支持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的“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就是一个突出实例。“在持续10年后，…美国数百名特种作战人员就能够增强…该国安全部队能力，并且…促进了对于美国利益非常重要地区的稳定。”20世纪6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政府已经与“哥伦比亚革命军”（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和“国家解放军”（National Liberation Army）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由于中央政府难以创造高效的安全环境，地方土地所有者们开始组织并形成独立的自卫武装，这些力量最终联合建立了右翼的“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United Self 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在其彼此争夺势力范围和安全环境的战斗中，上述3个组织都开始转向采取毒品走私和绑架手段筹集资金。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哥伦比亚是毒品和暴力滋生的温床，尤其以控制着臭名昭著的“麦德林黑手党”（Medellín Cartel）的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milio Escobar）活动最为猖獗。由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打击毒品的行动只取得有限成果，比尔·克林顿总统启动了“哥伦比亚计划”，要求特种部队“建立并训练一支大规模且有能力的哥伦比亚特种作战部队和专业娴熟的特种警察部队”。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属的全部力量都对“哥伦比亚计划”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即使是伊拉克和阿富汗主要作战行动正在执行的过程中，来自于所有军种部队的小规模特种作战单元在哥伦比亚地区协调一致的行动也没有遭到忽视。接受美国特种部队训练的军队目前已经能够实施全谱特种作战行动。2001年以来，哥伦比亚可卡因的生产量已经大幅下降72%。上文提到的游击队组织都已经停止了绑架行动，日，“哥伦比亚革命军”与政府的和平对话也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哥伦比亚特种部队不但已经在开始和平进程之前有效控制了安全局势，目前还帮助除尼加拉瓜以外的所有中美洲国家训练安全部队，这使美国此次特种作战行动取得更大成果。特种部队采取的这种“训练教练员”的方式当前正在为创造一个稳定的中美洲发挥作用，使这些国家都能够在美国不进行大规模部队投入的条件下确保自身的安全环境。“哥伦比亚计划”并不是“一次性”的成功故事，“持久自由-菲律宾”行动、格鲁吉亚训练和装备项目、美国在北约特种作战总部建立架构的工作，以及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和罗马尼亚特种部队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中建立的合作关系都是建立在与盟友和伙伴展开合作，利用特种作战能力扩展安全环境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北约特种作战总部所做工作的核心原则就是，共同合作建立起通过增强特种作战能力和实力强化安全环境的持久人际网络。”上文提到的各种行动也都能反映出，当不同国家为了共同安全开展合作时，特种部队能够与政治层面的决策达成同频共振。特种部队的“特殊”之处？当然，常规部队行动也会努力与美国安全战略保持一致。那么特种部队在这个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答案存在于特种部队的组织结构和部署方法。当以不会引起过多关注的方式部署时，特种部队能够取得最大成功。与常规部队不同，这种特点使美国能够在外部援助的政治意义得不到民众支持或者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不被认可的地区运用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当前正在部署和行动，但并未引发媒体和公众强烈抗议的国家绝对数量表明，特种部队有能力确保不招致过度关注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但如果大规模常规部队采取相同行动，媒体将充斥对美国全球帝国主义的抗议声浪。促使特种部队比常规部队更加适合在塑造行动中运用的第二种特点是特种作战行动执行的方式。对于持续的部署任务，特种作战行动计划大体上是按照由下到上的方式进行。因此，一旦进入部署状态并得到指挥官明确的意图和任务指示后，处于指挥编队最末端的指挥官通常负责建议和制定战术行动计划。对于意图统一的要求，这种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只要充分理解上级组织试图实现的效果，战术单元（基于他们得到的第一手信息）能够对成功所需完成的任务做出最佳评估。另一方面，也是更加负面的因素，如果企图目标得不到很好的交流沟通，战术单元的努力有可能达不到他们应该现实的同步水平。对于战略安全援助问题应用这种概念，只要在部队整体范围内开展顺畅的信息交流，战术单元有能力灵活调整其训练关注重心，从而对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提供最佳支持。为使指挥编组中的所有单位都理解其在全球同步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挑战将一直存在。这要求特种作战部队人员比其常规部队同行在职业生涯的更早时期接触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解问题。这是由于在某个国家执行任务的特种作战高级指挥官很有可能是得到经验极其丰富的士官或准尉支持的上尉军官。这种人事安排在常规部队中是无法想像的，这也是本文对于特种作战定义改进建议的下半部分的原因：“特种作战行动通常由经过高强度训练和教育的作战人员执行。”结论美国已经进入了财政紧缩的时代，这迫使国防部必须高效运用掌握的所有国家力量元素以确保实现安全目标。发动战争的代价沉重而且成本还在不断上升，因此当国家安全并没有受到直接挑战的情况下，美国对于在冲突中投入国家资源的选项应该慎之又慎。相反，美国应该与立场相近的盟友、地区主要力量和友好国家展开合作，增强他们打击本地和地区威胁的能力。对于政局紧张的情况，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独特能力能够在危机爆发前以低调方式执行安全部队训练任务。然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尚未对这种能力实施全球协调，地方安全部队训练行动如何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概念也没得到充分研究。为了成功打击激进极端主义份子对全球稳定和安全带来的威胁，国防部必须采取比秘密突袭更加有效的手段。只有通过在危机爆发前就实施发展伙伴军队能力的行动，使其能够运用专业军事力量打击国家和地区稳定威胁，美国才能成功确保长期安全的国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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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53　来源: (北京)　
5日下午14时许，在苏丹遭绑架遇害的5名中国工人的骨灰，由中方包机运抵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获救的4名工人、中国政府处理在苏丹被绑架工人善后事宜前方工作组和苏丹政府工作组同机抵达。中国外交部、商务部、河北省政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代表和遇难人员家属等到机场迎接。图为工作人员护送5名遇难中国工人的遗像和骨灰走下飞机。中新社发牛琳 摄
中国新闻网11月14日电 今年10月18号，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遭遇绑架，正当人们为中国工人人身安全担心的时候，10月31号，中国外交部证实，9名中国工人中已有5人遇害。
那么是谁绑架了中国工人，又是什么原因让绑架分子最终做出惨无人道的行径？，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栏目11月13日特邀中国驻苏丹大使等权威人士对绑架事件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
原文摘要如下：
今年10月18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员工，乘车行驶在苏丹当地油田4号地区的公路上时，遭遇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拦截，并被绑架，其中3人为工程师，6人为工人。事件发生后，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并与苏丹有关部门加紧联系和磋商，要求他们迅速确定绑架者身份和人质下落，争取让被绑架工人尽快获释。
李成文(中国驻苏丹大使)：事件发生后，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启动应急机制，制定尽早的安全的营救原则，为此我们决定多方面开展工作，比如向事发地派出工作组，到前方，与对方进行交涉，在15天内，我们进行了20多次交涉，要求对方高度重视，增派兵力，全力营救。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开展营救的同时，要强调始终把保障人质的安全放在首位，特别是反复向对方强调，在与绑匪有了接触的情况下，要采取措施，不要刺激绑匪，以免其狗急跳墙。第三个方面就是与苏方合作，与地方的长老展开合作，通过他们作为中间人，与绑匪进行接触，以求我们的工人们平安获释。
10月20号左右，苏丹安全部队封锁了中国工人遭绑架的4号地区，并派出特种部队，展开搜救行动，但是，由于当地丛林茂密，搜索未果。不过，直到26号，苏丹政府还很乐观的表示，遭绑架的9名中国工人是有希望安全获释的。然而一切并不像预想中的那样顺利，到了第二天，苏丹外交部就向中国驻苏丹大使馆通报，被绑架的9名中国工人中已有4人遇害，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28号表示，4名中国工人在苏丹遇害事件是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境外中国公民遇害事件之一。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我们对绑匪惨无人道的杀害手无寸铁的中方人员的恐怖主义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绑架了中国工人？他们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进行绑架的呢？此前有媒体报道说，苏丹政府表示，参与绑架中国工人的武装分子是当地反政府组织“公正与平等运动”的成员，而绑架者似乎并不是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要求，因为，苏丹外交部称，逃出来的苏丹司机拿着的一张字条上，绑匪所写的是他们想要石油股份。然而一个星期之后绑匪突然对人质采取了极端手段，10月28号，覆盖着中国国旗的三具棺木被专机运送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在喀土穆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萨迪克(苏丹外交部次长)：那些绑匪，他们是罪犯，是不法分子，是恐怖分子，我们会不遗余力将他们绳之以法。
10月31日，最后一名遇害的中国工人遗体被找到，最终，在这次惨剧中，共有5名中国工人不幸遇难。11月4号，5名中国工人的骨灰和4名获救的中国工人一同乘专机离开苏丹。11月5号，在中国石家庄正定机场，4名获救中国工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步下舷梯，随后，工作人员护送五名遇难中国工人的遗像和骨灰走下飞机，现场中方和苏方代表面向遇难中国工人的遗像和骨灰三鞠躬。
中国工人是10月18号被绑架的，据苏丹当地媒体报道，10月21号左右，和9名中国工人一同遭绑架的苏丹司机逃了出来，并带出了一张绑匪写的字条，绑匪表示绑架的目的是要分得石油红利，之后，中方人员寻求当地长老的协助，尝试与绑匪进行谈判，10月26号，苏丹政府还表示中国工人安全获释的希望很大，结果一天之后就传出几名工人遇害的消息，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成文(中国驻苏丹大使)：这个事件发生是在10月18号，我们的同胞遇难是在10月27号，到31号，全体被绑人员的下落才得到最终的证实和找到。在我们的工人遇难前，我们确实通过和苏方的合作，由苏丹方面找了当地的长老，这个长老不是一名，是多名，他们经过多次的磋商，紧急的准备，已经做好准备去谈判，绑匪也同意接触了，就在事发的当时，长老们指定的谈判人员已经在谈判的路上。据我们获救的工人讲，绑匪是在发现政府军搜索围捕的情况下突然开枪，而且这5名同胞都是被一名绑匪所杀害的，据我们初步了解，这名歹徒是一个被政府通缉的罪犯。
如果说谋求石油红利是绑匪绑架中国工人的目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谈判之前杀害人质？绑匪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李成文(中国驻苏丹大使)：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媒体的报道，关于他们目的的报道，他们称，有的报道他们说绑匪是要钱，有的说是要分享石油利益，但是据我们现在的判断，这个事件的背景是比较复杂，既有这种要敲诈钱财这样的企图，也有个别穷凶极恶的这种罪犯是出于别的目的，甚至是政治目的，来犯下这个罪行。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西岸，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然而，近年来中国工人苏丹遭绑架事件却是频频发生，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在苏丹，又有谁来保护这些员工的安全呢？
李成文(中国驻苏丹大使)：我国政府对保障海外人员的安全是高度重视的，这次事件事发后，胡锦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做出指示，在海外的安全问题是我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苏丹这样一个地方，它这个国家是一个政治形势很复杂动荡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呢，又是对我们很友好的一个国家，当地绝大多数苏丹人对中国都很友好。同时，由于安全形势复杂动荡，又存在很多现实的复杂问题，比如南北问题、达尔富尔问题等等，所以安全形势始终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上任以后，就和参赞一起，到各个油田都去看过，还有一些大项目都去看过，在现场，我们反复向我们的公司强调，加强安全的理念和措施，比如说要把人命关天这四个大字牢牢的刻在脑子里，要知道一个事件的发生对一家人是百分之百，尽管它这一个公司可能是百分之一等等这样的道理。那么在安全的措施上，很多公司也做了一些尝试，也不断的在完善这些措施。
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被武装分子绑架，4人获救，5人不幸遇难。是谁绑架了中国工人？从非洲到亚洲，再到欧洲，近年来，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事件屡屡发生，一系列的教训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其实中国工人苏丹遇难并不是一个个案，这些年，中国公民在海外遇袭的事件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遇袭的地点也从以往更多出现在非洲，扩散到了亚洲、欧洲，还有美洲，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团伙，中国人的海外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中国公民在海外遇袭事件
号，巴基斯坦南部落地区，2名中国工程被绑架6天5夜，1人获救，1人遇害。
号，伊拉克“阿尔-鲁曼旅”绑架数名中国人质，后人质获释。
号，5名中国工人遭尼日利亚武装分子绑架，后安全获救。
今年9月，一艘中国香港货轮在索马里遭劫持，船上有24人是中国公民。
今年10月，韩国首尔一男子纵火，共造成6人死亡，其中3名中国公民。
有统计显示，近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共发生30多起涉及中国公民的袭击和绑架事件，造成100多人伤亡，中国人不会遭遇袭击的传统观念，在残酷的现实中被迫逐渐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有专家表示，由于国际安全形势错综复杂，恐怖组织、极端民族势力都会成为重要安全隐患，加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部分国家中的一些势力希望通过袭击中国企业或中国人，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的一些铁路、桥梁、公路建设在一些国家属于非常敏感的项目，由于担心这些项目的建成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有些地方势力或反政府武装就会对此予以干扰，甚至会袭击、枪杀中国建筑工人。而另一方面，目前的一些绑架已不再是以政治为主要目的，有些绑架则出于经济利益，可是大多数海外企业独立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和意识还都较弱，以及出于对经济利润和成本的考虑，在驻外员工安全保障机制上还相当欠缺。
境外安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中国人持续不断地走出国门，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就会随之增加。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劝戒人们“危邦莫入”，但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向海外拓展、寻求市场和商机的过程，是一个与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碰撞并逐渐适应的过程，彻底杜绝各种风险是不现实的。因此，作为“全球公民”，中国人在海外发生意外情况时，要冷静处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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