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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字数：1813 来源：中国周刊 2011年5期 　　毕业生：潘采夫 毕业时间：1999年 毕业学校：郑州大学 　　 　　回头一想，我毕业的时间已经是很遥远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旧世纪，在我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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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风儿在草上吹过去的时候，田野就像一湖水，泛起片片涟漪。当风儿在麦子上扫过去的时候，田野就像一片海，掀起层层浪花，这叫做 风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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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宇宙实在是太奇怪了。尽管诸如量子论、相对论和太阳中心说等前瞻性理论现已被普遍接受。科学仍在继续向我们展示，宇宙中还存在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10负能量 (Negative Energy) （译者注：1. Casimir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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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朋友遍地下？】斯大林（前苏联）在地下被鞭尸、波尔布特（柬埔寨）被软禁至死、齐奥赛斯库（罗马尼亚）被处决、米洛舍维奇（前南联盟）被送交海牙国际法庭羁押至死、萨达姆（伊拉克）被绞死、穆巴拉克（埃及）正在审判中、卡扎菲（利比亚）在排队等待……...
快速或人人网，了解更多信息什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什么；在这种信念和激情下，即将投身社会的青年人，想得最；不过，与同龄人相比，我有比较独特的经历：十四岁加；正好在这个时候，苏联外文局出版了中文版的加里宁著；建国初期，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那个时候，钢铁、石油、钢铁、地质勘探等和工业化有；能够到最基层最一线为祖国挖矿藏采石油炼钢铁……是；我和身边那些同样年轻的同事
什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什么。
在这种信念和激情下，即将投身社会的青年人，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做好准备，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做贡献。
不过，与同龄人相比，我有比较独特的经历：十四岁加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岁退学当干部。真正以青年人的姿态走向社 会，是1950年5月我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学员毕业之后重新开始工 作。
正好在这个时候，苏联外文局出版了中文版的加里宁著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在书中提到 青年不但要爱学习先进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纪律严明、谈吐优雅，甚至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如舞蹈演员办美好的身材和优美的身姿。总之， 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应该是全面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流水线对人的片面铸造。
建国初期，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尤其是重工业。我记得从德胜门往北就是北 京著名的大学区――分布着钢铁、石油、地质勘探、工业等苏联援建的八大院校。这些是当时全国青年学子都非常向往的学校。
那个时候，钢铁、石油、钢铁、地质勘探等和工业化有关的专业是青年学生首选的热门专门。此外，工业管理专业也非常热 门，中国人民大学就有这个专业。
能够到最基层最一线为祖国挖矿藏采石油炼钢铁……是面临毕业的青年学子最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报纸上整天宣传报道的 就是这些青年人到边疆去了，那些青年人到工地上去。 所有这些更加加深了青年学子对未来火热生活的想象，从而忽视了对未来困难的考量。 事实上，19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选择非常少，不管学得多专业，准备得多全面，最终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一句话，做什么都是革命建设的需要。青 年学子自我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都需要服从整体的安排。 但是，那个时候，不管国家发出什么号召，青年人都会热烈响应，而且坚信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就对自身发展也有好处。 面对艰苦卓绝的工作环境，也绝不会退缩，从不考虑自己得失，只是一味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激情。房子、车子……我们那一带青年人头脑中压根就没有这些，只 有有个可以放下几块板的地方睡觉就行，三块板子往凳子上一铺就是床。 从中央团校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团市委，分配到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负责人。
我和身边那些同样年轻的同事一样，成天想得是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 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那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男女。
我们这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在当时社会也备受尊敬，而且我们自视都颇高，但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 的总结和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化套话车轱辘话……我们多少还是有些羡慕那些能够“战斗在一线”的同龄人，对他们更为火热的生活很向 往。
我记得，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写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很令我心潮澎湃。小说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建筑的女大学生尼娜，在巨大 的建筑工地上的艰难与勇敢，眼泪与欢笑，沉醉与沉静。受这部小说的影响，我甚至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要在建筑工地上献出我的热情和才能。 我被领导断然拒绝。因为我当时没有条件去学建筑炼钢，我才想到就用自己的笔反映热烈的生活，才会在19岁的时候，提起笔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 万岁》，在1956年创 作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本文由王蒙口述，本刊记者邓艳玲整理）
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
毕业生：金中一
毕业时间：1977年
毕业学校：海宁三中
我1977年7月在海宁三中高中毕业，时年15岁。虽说高中毕业，其实也只有上了九年学。那时毛主席说：“教 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我六岁上学，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加两年高中，共九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学制。
毕业时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很多想法，当工人、教师、 画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但是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想得再好，也不过就是想想罢了，毕业后还得乖乖地回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城镇户口的同学有一部分作为知情下乡插队，与我们看 似相同；有一部分则分配到城里的工作。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就和其他社员们一起参加农业生产 劳动。第一年每天工分只有4分，第二年加到6.8分。当时，一分工分一般到年终可折在6分至1角不等。我所在的生产队，男劳动力最高10分，大多数是9.8分，有的会更少些；妇女最高7.5分，大多数7.3分。按我的工分数可以跟妇女一起干一些轻便农活，但由于我们队 的土地处在沪杭公路两侧，常会遇到路过的同学。我又爱面子，怕同学看到和妇女一起干活笑话我，所以不管当时自己身体瘦弱，也跟男劳力一起干活。
跟男劳力干活，确实很累。当年我的体重还不到100斤，要挑120斤重的人粪、猪粪、羊粪，一口气走1公里多。至今回想，也还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作为高中生，当年也算是生 产队里的知识分子，农忙季节也帮助会计做一些记记工分，分分稻谷、稻草和桑条之类的轻便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有时也会忙中偷闲，到有报纸的人家看看报纸，关心一下天下大事。
我也想过“跳龙门”，参加了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考，不过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国家出新 政策，可以考高中中专，我也便报了名，当时想只要“户口”前面能加上个“非”字就很满足了。结果成绩出来还是少了两分。又因我非常喜欢地理，也想过去考地理专业，可谁知地理专业不考地理，居然要考物理和化学。我还报考过浙江美院，其实都是解解寂寞妄想而已。
后来，我开始学着写报道，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就写 了寄给海宁县广播站、浙江日报。那时，只要你投稿了，不管用不用，编辑部都会有一封回信，里面有稿费通知或者未用通知，有时还赠送一些如何写报道的参考书。由于写稿多了，编辑部寄来的通知也多了，于是大队里的人都知道村里有一位会写报道的年轻人。其实，头一年多时间里，我所收到的通知单全部是“未用”。 但渐渐的，我的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到第二年，我的一篇报道上了《浙江日报》，我也成了海宁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
因为编辑部的信函，使大队干部发现了我这个“人 才”，我便有了到小学当几天代课教师和扫盲夜校教师的机会。“双抢”农忙时，我也会帮大队出刊“双抢战报”。这看似小活儿，但一天可以赚十个工分，对当时 的我来说也算是高薪了。
还记得那一年，高中同学卢志明来找我与他合作贩卖养 蚕用的竹匾，我当时想，这可是搞资本主义！我一个进步青年怎能做这些事情呢？那时我正在争取当上中国最小的官――共青团分支部委员。现在回想起来，假如跟 着卢志明干了，也许蚀了老本，也许会像他一样成为千万富翁。
当初，在农村的同学毕业回家后，除个别学习成绩特别 好的考取大学继续读书外，有关系的马上进了社办企业工作；没有关系的就是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父亲是工人或国家干部的可顶替父亲进城工作，除此之外，要么有机会参军去。
说起顶替，一些父亲年岁也不大，只为儿子能进城安排 工作，不管自己的位置多舒适、多富有，都坚定地提前退休，让位于儿女。
1980年，家里凑了800元“投资款”，让我进了钱塘江人民公社油漆厂，当上了社办企业的一名工人。由于产销渠道建立，企业一直没有办起来。第二年，公社又把我们重新分流到了钱塘江边的公社造纸厂。后来，公社要一位搞村镇建设规划的人，领导 想起了我。于是我正式调入了公社工作。之后很快，公社改为乡政府，继而镇政府，我也就从此踏上了从政之路。
从政后由于岗位变换多、单位调动多，从事过共青团、 规划、建设、土地、经营管理、司法、法律服务等30多个岗位。职务也从乡政府的助理员、部门负责人、下派村支书到副镇长、开发区副主任、主任、局长（包括援藏局长）、副县级干部。
在这一过程当中也面临了多次选择的机会，但更多的还 是服从组织分配。
回顾卅年，年轻时想得太少思想不够活跃，想得太多也 是不合实际的。一个人虽要有自己的远大目标，但还是要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实事，抓住眼前的机遇。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起。
毕业生：朱学东
毕业年代：1990s
毕业学校：中国人民大学
在我这一代人中，我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的人。
大学牌子还算不错。当年故乡的乡亲跟老父亲说，你家儿子大学毕业最起码就是县干部啊。 不过，真正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时代。
与如今高校的功利主义和职业教育相比，周围充溢的是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精神。我相信是种子总会发芽。
那个时代毕业的学生，都是国家包分配的。
我的几位师兄选择去深圳和海南的时候，我惊讶于他们的勇气。那个时候的深圳和海南，颇有孤悬天涯的感觉。
到我毕业的时候，1989年，国家开始试行双向选择。
我毕业前曾经给新华日报写过一封自荐函，后来他们很客气地给我回了信，婉拒了我。 后来我接受系里的推荐，到北京大兴一个工科院校当一名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员。这多少与父母的期待有些距离，更遑论乡亲们 热衷的传说了。
当老师也是我的理想。但我终究没有想到，这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差何止千里！
也就是从我们毕业开始，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锻炼一到两年。我是在北京总后3209厂，干了半年，主要工作是给印刷机上纸、装 订、打包，及推纸筒，这与我学的哲学毫无关联。这就是锻炼。
我的不少同学，就是在下基层锻炼时，孕育了爱情。后来我常常化用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来开那些同学的玩笑。
不过，我还是很幸运。我的工作是在89年4月之前已经确定的。我的许多同学，毕业时没有工作，发回了原籍。在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我们同届的北大中文系一位毕业生，他被媒
体关注时，正在街上 卖猪肉。
很多人羡慕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国家一切都安排了，你没有选择。不过，也是从我们开始，在国家安排之外，另一个世界 渐渐浮现了。虽然，那里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信息闭塞。虽然大兴到城里并不远，但只有两路公交车。我每周总是骑着一辆26金狮，来回奔波于大兴黄村和海淀之间，去城里 的同学那儿聊天，了解世界的变化。
也是这种锻炼，让我柔弱的体质渐渐变得强硬，意志也愈益坚强。90年夏天，我孤身骑车旅行，带了条凉席和一张床单，一本书，是周作人的， 《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那一趟旅行，最远的一天，早上从杭州西湖边出发，沿着杭州湾，一路骑到了上海奉贤的南桥镇，路上就将近200公里啊！
后来我常常感谢当年的这种艰苦的自我训练，让我遇到挑战，总是有被动的勇气和意志来应对。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亿万富翁频出，教授卖茶叶蛋的新闻正在社会发酵。我的同事们在黄村，卖起了螃蟹（从塘沽带回的）， 馄饨和面条，而我，则在学院布告栏里，贴了张海报，出租图书，美其名曰“千古文人侠客梦”。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书商组织的攒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古人的家教家训之类，翻译成现代汉语。为此，我还买了一套 词源，当时可比我一个月工资还高啊。
书出版了好几本，稿费却在90年代末我早已认为不可能时拿到了。
当时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吃饭时，有份水煮肉就好了。
去年《蜗居》流行时，我很不以为然。谁一开始就拥有一切？我结婚的时候，是在黄村的郊区租了间平房啊，平常在学校的宿 舍里，也靠舍友不来住的恩典啊。
社会变化太快，很多需要时间实现的东西，一下子像压缩饼干似的，压到了一个层面上，少年、青年和中年的追求趋同了，这 是社会的病态。
黄村的日子困苦却也安逸，但无法实现自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离开的心越来越重。
我考过研究生，虽然专业分数很高，不过英语太差；想去报社，第一家找的是首钢的一本《生产力研究》，后来终究未去；想 去光明日报，没想到它衰落的如此之快。。。
我后来去了机关，虽然我对机关一无所知。不过，我又赶上了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机关帮忙 了。幸运的是，我考的也还不错。进了机关，自己努力，领导信任，同事尊重，一切顺风顺水，让人羡慕。
当我选择离开机关的时候，很多朋友很惊讶，直到今天，还会有人替我遗憾，我总是笑笑，回之以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 用一位领导同志的话说，朱学东现在做的是正事。这让我很开心。
后来我做过报纸，办过杂志，干过公司，但每一次选择，似乎都逆社会潮流。我曾专门写过篇文章，谈自己的背运。但无论怎 样，我都没有放弃与文字的交道。
每一次经历，都让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积淀，让我有了新的进步。奋斗的激情，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失落过。
人过四十还有进步，多不易啊。
不放弃自己，不放弃理想，才能改变自己，影响周围的人。
无论多渺小，把每一件能做的事做好，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为那只掀起滔天巨浪的蝴蝶。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毕业生：潘采夫
毕业时间：1999年
毕业学校：郑州大学
回头一想，我毕业的时间已经是很遥远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旧世纪，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学生不为工作 发愁，他们不喜欢当公务员，最向往的职业是外企当白领，那时候考研不为避开就业，想进银行就能进银行，中石化和中移动还没开始牛气哄哄，我进了一家省级机关报。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进入那家报社，基本上是最好 的去处，所以他们招人时也挺顾盼自雄，那一年，他们宣布不要本地大学毕业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名牌高校毕业生才行，只有广告部要一个广告学专业的，我是广告学，于是我就混进了党报广告部的队伍。
刚到报社的时候，常有同事问我认识谁谁谁，或者 送了多少钱。好吧，我谁也不认识，没有钱我进来了。在广告处的工作稳定，收入丰厚，我的体重一年之内飙升30斤。好像每月14号是发工资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就有同学来单位看望我，多是工作还没着落的，大家倒也不着急。我们在门口饭馆吃一顿小鸡炖蘑菇，再支援一点生活基金，那个饭馆大家至今还在怀念。
前程和人生一片明媚，却也一览无余。饭后，跟在 老同志们屁股后面，在那个古老的大院里散步消食，从食堂到办公室是几步，从办公室到食堂也是几步。我心里无由地多了许多恐慌，人生刚刚开始，怎么就像要结束了？
我就常散着步想，这是不是我喜欢的职业？兴趣和工作哪个更重要？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说，成为省报正式干部的诱惑是巨大的，也是父母盼望的好结果。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我的兴趣是做一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在长达一年的思考过程中，我认定这种稳定的工作只能保我自己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却不能给我 的生命增加意义。
一年过去了，转正了，我辞职了。辞职后的半年， 我没有找工作，而是租了一间小房，后来房租给不起，跑了，房东是我一个同学。那半年多是看书的黄金时期，踢球，看书，半夜和报社同事吃大排档，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思考未来。有时一个星期不见一个人，白天窗外的麻雀，夜晚汽车的马达声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深夜是学习的好时节，但也是最容易被悲伤击中的时候。 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总是被生存和未知的恐惧包围着。那个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孙少平，与路遥并肩向艰辛与苦难的生活进军，这种信念支撑我熬过了无数不眠之夜，甚至当我由于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加上房间潮湿，被被子捂起了一身癣，我感觉，“我终于有点像路遥了。”
半年过去，电脑买了，生活费没了，开始到处蹭饭吃了，好像蛰伏得也够久了，我潜逃到了北京，看生活还能让我经历什么。结果，那一年我以无业游民的状态结了婚，现在想起来，岳父岳母大人一句也没问过这孩子咋没工作，真是开明。到了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做媒介部经理，成了白领，挨踢人士，一年后公司破产了。又去 一家小报社应聘，当广告业务员，如果没有业务提成，每个月是200元工资。两个月后业务员不当了，开始干校对、记者、媒介研究人员、编辑等工作。
在那张小小的报纸，我这才算找到了职业的方向，校正了人生的路线，也发现了工作的乐趣，还有知遇之恩的领导。那以后的道路，无论是去财讯传媒，还是新京 报，基本没出现过大的航线偏移。
有篇小说叫《跳来跳去的女人》，我就是个跳来跳去的男人。从毕业到现在，已然干过10
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生活休闲娱乐、中学教育、应用写作文书、各类资格考试、专业论文、“稳一代”――公务员or白领？45等内容。　余昌民并不适应新时代的蛇口，他发现这个当初心目中；1994年，他交接了总经理助理的工作，随即请缨管；很多年后，他在博客上写道“当蛇口开始对文化设施的；1998年，余昌民辞去蛇口工业区的职务，成为深圳；同样九十年代末，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引进有成熟经验的；环境变了，很多当年的理想者们也开始调试过去的选择；“物可塑身而不能塑心；“当中国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部分青年做
余昌民并不适应新时代的蛇口，他发现这个当初心目中的理想国，变得更加功利、精明，仿佛由“灵境又回归了凡俗”，“人的养成和培育已经退化成为一个纯粹的公司了”
1994年，他交接了总经理助理的工作，随即请缨管理和开拓蛇口的文化，然而，这项工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
很多年后，他在博客上写道“当蛇口开始对文化设施的建设投入加计利息、对文化的运作要求利润的时候；当与俄罗斯的音乐合作计划受到嘲笑的时候；当大剧院添置售票电脑备受指责的时候；当把儿童组画《二十一世纪的蛇口》送往总部新厦多媒体会议室遭到冷遇的时候；当千人干部大会结束后漫然散去、对特意准备的国际 获奖精品电影《黑骏马》不闻不顾的时候……耳边一个声音说：?你可以放弃蛇口了。?”
1998年，余昌民辞去蛇口工业区的职务，成为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如今，未完成的蛇口，成为已经退休的他，时常唏嘘不已的旧梦。
同样九十年代末，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引进有成熟经验的人才，高铁博从新疆举家迁往厦门。一来，这里做事的环境更好，另外，也有助于孩子未来发展。如今，他已经是当地一家报纸的编委。
环境变了，很多当年的理想者们也开始调试过去的选择，变得更加务实。但是，高铁博说，他对当年的决定并不后悔。“无论幸福还是痛苦，都是我的人生财富。”
“物可塑身而不能塑心。理想色彩可以淡化，人品德性决不能淡化。”这是他始终坚信的理念。
“当中国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部分青年做出选择，一部分没有选择；有一部分转方向了，有的人坚持了。”余昌民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评价，更加超然。
他说，他昨天刚刚去育才学校给外孙女报名――这是他的老伴当年执教过的地方。
此时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青春激情高 选择余地小
毕业生：王蒙
毕业时间：1950年
毕业学校：中央团校
我出生在1934年，是“30后”，我和同龄人的青春岁月是在1950年代度过的。当青春勃发的我们走向社会之时，也正是新生的中国豪情万丈之时。
那个时候，所有的年轻人都处于昂扬兴奋状态，认为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从此好时候开始了，未来所有的一切――国家和 自己，都只会越来越好。于是，新中国建设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什么。
在这种信念和激情下，即将投身社会的青年人，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做好准备，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做贡献。
不过，与同龄人相比，我有比较独特的经历：十四岁加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岁退学当干部。真正以青年人的姿态走向社 会，是1950年5月我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学员毕业之后重新开始工 作。
正好在这个时候，苏联外文局出版了中文版的加里宁著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在书中提到 青年不但要爱学习先进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纪律严明、谈吐优雅，甚至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如舞蹈演员办美好的身材和优美的身姿。总之， 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应该是全面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流水线对人的片面铸造。
建国初期，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尤其是重工业。我记得从德胜门往北就是北 京著名的大学区――分布着钢铁、石油、地质勘探、工业等苏联援建的八大院校。这些是当时全国青年学子都非常向往的学校。
那个时候，钢铁、石油、钢铁、地质勘探等和工业化有关的专业是青年学生首选的热门专门。此外，工业管理专业也非常热 门，中国人民大学就有这个专业。
能够到最基层最一线为祖国挖矿藏采石油炼钢铁……是面临毕业的青年学子最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报纸上整天宣传报道的 就是这些青年人到边疆去了，那些青年人到工地上去。
所有这些更加加深了青年学子对未来火热生活的想象，从而忽视了对未来困难的考量。
事实上，19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选择非常少，不管学得多专业，准备得多全面，最终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一句话，做什么都是革命建设的需要。青 年学子自我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都需要服从整体的安排。 但是，那个时候，不管国家发出什么号召，青年人都会热烈响应，而且坚信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就对自身发展也有好处。 面对艰苦卓绝的工作环境，也绝不会退缩，从不考虑自己得失，只是一味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激情。房子、车子……我们那一带青年人头脑中压根就没有这些，只 有有个可以放下几块板的地方睡觉就行，三块板子往凳子上一铺就是床。
从中央团校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团市委，分配到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负责人。
我和身边那些同样年轻的同事一样，成天想得是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 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那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男女。
我们这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在当时社会也备受尊敬，而且我们自视都颇高，但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 的总结和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化套话车轱辘话……我们多少还是有些羡慕那些能够“战斗在一线”的同龄人，对他们更为火热的生活很向 往。
我记得，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写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很令我心潮澎湃。小说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建筑的女大学生尼娜，在巨大 的建筑工地上的艰难与勇敢，眼泪与欢笑，沉醉与沉静。受这部小说的影响，我甚至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要在建筑工地上献出我的热情和才能。
我被领导断然拒绝。因为我当时没有条件去学建筑炼钢，我才想到就用自己的笔反映热烈的生活，才会在19岁的时候，提起笔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 万岁》，在1956年创 作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本文由王蒙口述，本刊记者邓艳玲整理）
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
毕业生：金中一 毕业时间：1977年 毕业学校：海宁三中
我1977年7月在海宁三中高中毕业，时年15岁。虽说高中毕业，其实也只有上了九年学。那时毛主席说：“教 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我六岁上学，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加两年高中，共九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学制。
毕业时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很多想法，当工人、教师、 画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但是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想得再好，也不过就是想想罢了，毕业后还得乖乖地回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城镇户口的同学有一部分作为知情下乡插队，与我们看 似相同；有一部分则分配到城里的工作。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就和其他社员们一起参加农业生产 劳动。第一年每天工分只有4分，第二年加到6.8分。当时，一分工分一般到年终可折在6分至1角不等。我所在的生产队，男劳动力最高10分，大多数是9.8分，有的会更少些；妇女最高7.5分，大多数7.3分。按我的工分数可以跟妇女一起干一些轻便农活，但由于我们队 的土地处在沪杭公路两侧，常会遇到路过的同学。我又爱面子，怕同学看到和妇女一起干活笑话我，所以不管当时自己身体瘦弱，也跟男劳力一起干活。
跟男劳力干活，确实很累。当年我的体重还不到100斤，要挑120斤重的人粪、猪粪、羊粪，一口气走1公里多。至今回想，也还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作为高中生，当年也算是生 产队里的知识分子，农忙季节也帮助会计做一些记记工分，分分稻谷、稻草和桑条之类的轻便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有时也会忙中偷闲，到有报纸的人家看看报纸，关心一下天下大事。
我也想过“跳龙门”，参加了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考，不过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国家出新 政策，可以考高中中专，我也便报了名，当时想只要“户口”前面能加上个“非”字就很满足了。结果成绩出来还是少了两分。又因我非常喜欢地理，也想过去考地理专业，可谁知地理专业不考地理，居然要考物理和化学。我还报考过浙江美院，其实都是解解寂寞妄想而已。
后来，我开始学着写报道，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就写 了寄给海宁县广播站、浙江日报。那时，只要你投稿了，不管用不用，编辑部都会有一封回信，里面有稿费通知或者未用通知，有时还赠送一些如何写报道的参考书。由于写稿多了，编辑部寄来的通知也多了，于是大队里的人都知道村里有一位会写报道的年轻人。其实，头一年多时间里，我所收到的通知单全部是“未用”。 但渐渐的，我的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到第二年，我的一篇报道上了《浙江日报》，我也成了海宁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
因为编辑部的信函，使大队干部发现了我这个“人 才”，我便有了到小学当几天代课教师和扫盲夜校教师的机会。“双抢”农忙时，我也会帮大队出刊“双抢战报”。这看似小活儿，但一天可以赚十个工分，对当时 的我来说也算是高薪了。
还记得那一年，高中同学卢志明来找我与他合作贩卖养 蚕用的竹匾，我当时想，这可是搞资本主义！我一个进步青年怎能做这些事情呢？
那时我正在争取当上中国最小的官――共青团分支部委员。现在回想起来，假如跟 着卢志明干了，也许蚀了老本，也许会像他一样成为千万富翁。
当初，在农村的同学毕业回家后，除个别学习成绩特别 好的考取大学继续读书外，有关系的马上进了社办企业工作；没有关系的就是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父亲是工人或国家干部的可顶替父亲进城工作，除此之外，要么有机会参军去。
说起顶替，一些父亲年岁也不大，只为儿子能进城安排 工作，不管自己的位置多舒适、多富有，都坚定地提前退休，让位于儿女。 1980年，家里凑了800元“投资款”，让我进了钱塘江人民公社油漆厂，当上了社办企业的一名工人。由于产销渠道建立，企业一直没有办起来。第二年，公社又把我们重新分流到了钱塘江边的公社造纸厂。后来，公社要一位搞村镇建设规划的人，领导 想起了我。于是我正式调入了公社工作。之后很快，公社改为乡政府，继而镇政府，我也就从此踏上了从政之路。
从政后由于岗位变换多、单位调动多，从事过共青团、 规划、建设、土地、经营管理、司法、法律服务等30多个岗位。职务也从乡政府的助理员、部门负责人、下派村支书到副镇长、开发区副主任、主任、局长（包括援藏局长）、副县级干部。
在这一过程当中也面临了多次选择的机会，但更多的还 是服从组织分配。
回顾卅年，年轻时想得太少思想不够活跃，想得太多也 是不合实际的。一个人虽要有自己的远大目标，但还是要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实事，抓住眼前的机遇。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起。
毕业生：朱学东
毕业年代：1990s
毕业学校：中国人民大学
在我这一代人中，我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的人。
大学牌子还算不错。当年故乡的乡亲跟老父亲说，你家儿子大学毕业最起码就是县干部啊。
不过，真正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时代。
与如今高校的功利主义和职业教育相比，周围充溢的是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精神。我相信是种子总会发芽。
那个时代毕业的学生，都是国家包分配的。
我的几位师兄选择去深圳和海南的时候，我惊讶于他们的勇气。那个时候的深圳和海南，颇有孤悬天涯的感觉。
到我毕业的时候，1989年，国家开始试行双向选择。
我毕业前曾经给新华日报写过一封自荐函，后来他们很客气地给我回了信，婉拒了我。
后来我接受系里的推荐，到北京大兴一个工科院校当一名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员。这多少与父母的期待有些距离，更遑论乡亲们 热衷的传说了。
当老师也是我的理想。但我终究没有想到，这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差何止千里！
也就是从我们毕业开始，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锻炼一到两年。我是在北京总后3209厂，干了半年，主要工作是给印刷机上纸、装 订、打包，及推纸筒，这与我学的哲学毫无关联。这就是锻炼。
我的不少同学，就是在下基层锻炼时，孕育了爱情。后来我常常化用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来开那些同学的玩笑。
不过，我还是很幸运。我的工作是在89年4月之前已经确定的。我的许多同学，毕业时没有工作，发回了原籍。在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我们同届的北大中文系一位毕业生，他被媒体关注时，正在街上 卖猪肉。
很多人羡慕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国家一切都安排了，你没有选择。不过，也是从我们开始，在国家安排之外，另一个世界 渐渐浮现了。虽然，那里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信息闭塞。虽然大兴到城里并不远，但只有两路公交车。我每周总是骑着一辆26金狮，来回奔波于大兴黄村和海淀之间，去城里 的同学那儿聊天，了解世界的变化。
也是这种锻炼，让我柔弱的体质渐渐变得强硬，意志也愈益坚强。90年夏天，我孤身骑车旅行，带了条凉席和一张床单，一本书，是周
作人的， 《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那一趟旅行，最远的一天，早上从杭州西湖边出发，沿着杭州湾，一路骑到了上海奉贤的南桥镇，路上就将近200公里啊！
后来我常常感谢当年的这种艰苦的自我训练，让我遇到挑战，总是有被动的勇气和意志来应对。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亿万富翁频出，教授卖茶叶蛋的新闻正在社会发酵。我的同事们在黄村，卖起了螃蟹（从塘沽带回的）， 馄饨和面条，而我，则在学院布告栏里，贴了张海报，出租图书，美其名曰“千古文人侠客梦”。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书商组织的攒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古人的家教家训之类，翻译成现代汉语。为此，我还买了一套 词源，当时可比我一个月工资还高啊。
书出版了好几本，稿费却在90年代末我早已认为不可能时拿到了。
当时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吃饭时，有份水煮肉就好了。
去年《蜗居》流行时，我很不以为然。谁一开始就拥有一切？我结婚的时候，是在黄村的郊区租了间平房啊，平常在学校的宿 舍里，也靠舍友不来住的恩典啊。
社会变化太快，很多需要时间实现的东西，一下子像压缩饼干似的，压到了一个层面上，少年、青年和中年的追求趋同了，这 是社会的病态。
黄村的日子困苦却也安逸，但无法实现自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离开的心越来越重。
我考过研究生，虽然专业分数很高，不过英语太差；想去报社，第一家找的是首钢的一本《生产力研究》，后来终究未去；想 去光明日报，没想到它衰落的如此之快。。。
我后来去了机关，虽然我对机关一无所知。不过，我又赶上了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机关帮忙 了。幸运的是，我考的也还不错。进了机关，自己努力，领导信任，同事尊重，一切顺风顺水，让人羡慕。
当我选择离开机关的时候，很多朋友很惊讶，直到今天，还会有人替我遗憾，我总是笑笑，回之以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 用一位领导同志的话说，朱学东现在做的是正事。这让我很开心。
后来我做过报纸，办过杂志，干过公司，但每一次选择，似乎都逆社会潮流。我曾专门写过篇文章，谈自己的背运。但无论怎 样，我都没有放弃与文字的交道。
每一次经历，都让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积淀，让我有了新的进步。奋斗的激情，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失落过。
人过四十还有进步，多不易啊。
不放弃自己，不放弃理想，才能改变自己，影响周围的人。
无论多渺小，把每一件能做的事做好，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为那只掀起滔天巨浪的蝴蝶。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毕业生：潘采夫
毕业时间：1999年
毕业学校：郑州大学
回头一想，我毕业的时间已经是很遥远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旧世纪，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学生不为工作 发愁，他们不喜欢当公务员，最向往的职业是外企当白领，那时候考研不为避开就业，想进银行就能进银行，中石化和中移动还没开始牛气哄哄，我进了一家省级机关报。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进入那家报社，基本上是最好 的去处，所以他们招人时也挺顾盼自雄，那一年，他们宣布不要本地大学毕业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名牌高校毕业生才行，只有广告部要一个广告学专业的，我是广告学，于是我就混进了党报广告部的队伍。
刚到报社的时候，常有同事问我认识谁谁谁，或者 送了多少钱。好吧，我谁也不认识，没有钱我进来了。在广告处的工作稳定，收入丰厚，我的体重一年之内飙升30斤。好像每月14号是发工资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就有同学来单位看望我，多是工作还没着落的，大家倒也不着急。我们在门口饭馆吃一顿小鸡炖蘑菇，再支援一点生活基金，那个饭馆大家至今还在怀念。
前程和人生一片明媚，却也一览无余。饭后，跟在 老同志们屁股后面，在那个古老的大院里散步消食，从食堂到办公室是几步，从办公室到食堂也是几步。我心里无由地多了许多恐慌，人生刚刚开始，怎么就像要结束了？
我就常散着步想，这是不是我喜欢的职业？兴趣和工作哪个更重要？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说，成为省报正式干部的诱惑是巨大的，也是父母盼望的好结果。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我的兴趣是做一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在长达一年的思考过程中，我认定这种稳定的工作只能保我自己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却不能给我 的生命增加意义。
一年过去了，转正了，我辞职了。辞职后的半年， 我没有找工作，而是租了一间小房，后来房租给不起，跑了，房东是我一个同学。那半年多是看书的黄金时期，踢球，看书，半夜和报社同事吃大排档，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思考未来。有时一个星期不见一个人，白天窗外的麻雀，夜晚汽车的马达声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深夜是学习的好时节，但也是最容易被悲伤击中的时候。 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总是被生存和未知的恐惧包围着。那个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孙少平，与路遥并肩向艰辛与苦难的生活进军，这种信念支撑我熬过了无数不眠之夜，甚至当我由于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加上房间潮湿，被被子捂起了一身癣，我感觉，“我终于有点像路遥了。”
半年过去，电脑买了，生活费没了，开始到处蹭饭吃了，好像蛰伏得也够久了，我潜逃到了北京，看生活还能让我经历什么。结果，那一年我以无业游民的状态结了婚，现在想起来，岳父岳母大人一句也没问过这孩子咋没工作，真是开明。到了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做媒介部经理，成了白领，挨踢人士，一年后公司破产了。又去 一家小报社应聘，当广告业务员，如果没有业务提成，每个月是200元工资。两个月后业务员不当了，开始干校对、记者、媒介研究人员、编辑等工作。
在那张小小的报纸，我这才算找到了职业的方向，校正了人生的路线，也发现了工作的乐趣，还有知遇之恩的领导。那以后的道路，无论是去财讯传媒，还是新京 报，基本没出现过大的航线偏移。
有篇小说叫《跳来跳去的女人》，我就是个跳来跳去的男人。从毕业到现在，已然干过10份工作，最短的两个月，是做记者试用期没通过，被新闻周刊辞退了。我找工作一般不太想具体条 件，而是是不是符合我的兴趣，我爱不爱干，只要自己喜欢的，做好它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兴趣基本定型了，就以兴趣作为人生的指南针，准没错。选择工作这事，跟旅行也差不多，生命本来就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旅途的美是需要边走边看的，不要只顾低头赶路忘了方向，也最好不要因贪恋美景而徘徊不前。
我当过不短时间的蚁族，也长期吃老婆软饭，觉得当蚁族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此时此刻，已不是彼时彼刻，那时候人才还有上升的渠道，年轻人心里还有希望，而现在上升的通道已严重淤塞。吃苦不可怕，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才是最可怕的。缺少安全感，崇拜权力感，这可能也是现在的毕业生找工作趋于功利化的原因吧。
但还是想温馨提示：太稳定的工作，只能保障你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还是多经历，多选择，给生命增加一些意义。毕竟，我们只能活一次，浪费了怪可惜。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毕业生：潘采夫 毕业时间：1999年 毕业学校：郑州大学
回头一想，我毕业的时间已经是很遥远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旧世纪，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学生不为工作发愁，他们不喜欢当公务员，最向往的职业是外企当白领，那时候考研不为避开就业，想进银行就能进银行，中石化和中移动还没开始牛气哄哄，我进了一家省级机关报。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进入那家报社，基本上是最好的去处，所以他们招人时也挺顾盼自雄，那一年，他们宣布不要本地大学毕业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名牌高校毕业生才行，只有广告处要一个广告学专业的，我是学广告学的，于是我就混进了党报广告部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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