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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跟政府要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地方政府需要数字来体现政绩，为了政绩可能什么事情都会答应，但我们商人需要的是利润，两者追求的目标点不同，一定要搞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政府招商不能超越法律底线　　兰建平 　　浙江经信委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与东部地区不一样，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愿望更强烈。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吸引外来资本，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在依照法律法规办事的基础上，还必须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布局。　　浙商走出去发展，在省外再建设一个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战略的趋势，但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有法律保障的投资才是真正安全的。　　市场经济已经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不规范走向规范是必然选择。或许，每一次血的教训都让我们离规范更近一步。就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　　“长官”容易成为意志牺牲品　　李春光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在云南，几乎所有的资源优势都聚集在昆明，其他地区则相对先天不足，招商引资困难重重，造成了地方政府的“不择手段”。在我经手的案子当中，不乏一些地方政府以“零地价”的形式向投资商出让土地(即先以协定的价格购买土地，之后以别的途径将资金返还给投资商)。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工业园区，为了吸引开发商，“零地价”招商引资的潜规则也早已司空见惯。除了常规的提供土地、资金之外，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会帮忙解决客户和竞争对手的问题。　　缺乏严谨、正当、规范程序的全民招商，于民于商于官都有巨大隐患，而高度集权的“长官意志”得以盛行凸显了局部监控、制约机制的失灵，“长官”也最容易成为自己意志的牺牲品。　　所谓官商关系，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之间边界模糊，由来已久。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官与商是一枚银币的两面。当地方政府的政绩导向遇上商人的趋利心理，地区经济的发展路径非常容易遭到扭曲。杨红卫一案，再度揭示了官与商灰色边界上的复杂生态与负能量。　　企业不可拣政府便宜　　赵林中 　　富润控股集团董事长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在一些政府领导讲话言必大项目、大招商，实际上只为政绩，只为考核。我希望政府领导能多讲讲正气和社会责任感。基础打正了，才能走得远。　　企业不可拣政府便宜，不可拣客户便宜，不可拣消费者便宜，要赚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钱，赚老老实实的钱。靠投机取巧赚钱，靠领取补贴赚钱，会觉得赚来的钱不值钱，也不会珍惜，最终反而会是祸害。　　光有政策不一定成大事　　葛永品 　　新疆通嘉集团董事长、新疆浙江商会会长 　　投资这件事本身就有风险，所以商人在做投资时一定要有所评估，将可能的风险考虑在内。这跟在哪里投资没有关系，我到省外投资比较早，当初想得很简单，就是出于谋生的考虑。浙江人多地少，资源比较缺乏，环境承载率有限，当时政府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我就出来了。如果不够谨慎，在浙江投资一样会遭遇风险。　　我的经验就是考虑要全面，投资小心一点，做之前想一想为什么要投资这个项目。　　对于很多浙商来说，有些地方没有好的政策通常都是不会去的，但政策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当地的资源、人才环境，以及所从事行业的需求。比如说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中国人工成本越来越高，那么投资必须从战略上去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在新疆投资，因为新疆的煤炭资源丰富，所以投资者一定要清楚自己看重什么，才能谈投资的事情。　　从楚雄这件事反映出，有些东西光政策好，没有相关的资源配套也是不行的。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肯定会提供优惠政策。而对于商人来说，投资必须是要盈利的。两者的利益诉求点不同。总之，企业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企业家不为利润去违法　　何建国 　　耀华集团董事长、安徽省浙商会会长 　　如果是政府来招商引资，一般都会说得好听，因为有些地方政府的招商欲望是很强的，不管你提出什么愿望都会答应。但是，以我的经验，政府答应的条件到最后都会打折扣。有些政府的做法是先把你引进来再说，我们有句话叫做，“开门引客，关门拔毛”。之前我跟某个省长吃饭，他跟我们承诺了很多，结果就跟没说过一样，后来那个地方我都不敢再去了。　　类似楚雄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有没有违规。不管到哪里去投资，利润、优惠，这些都是次要的，首先要关注这个项目跟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有冲突，否则即便是地方政府承诺了，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　　企业还是要以国家法规为主，如果政府违规承诺，可以向政府进行索赔，但是这种官司很难打，因为合同无效，政府所承诺的东西本身也就无效了。　　涉及到土地政策的时候，如果土地是通过一系列的招拍挂手续之后不给你，这种情况你就可以起诉地方政府。如果这个土地是协议转让，要有政府的会议纪要，还要有主要领导签字。　　类似政府批了地，最后桥造好后土地不给你，这种情况我周围的朋友遇到过太多了。土地政策还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们浙商还是要小心。还有一些偏远的地方，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很大，地方经济法制不完善，还是要谨慎进入。　　另外，商人跟政府要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地方政府需要数字来取得政绩，为了政绩可能什么事情都会答应，但商人需要的是利润，两者追求的目标点不同，不要脑袋发热。　　在安徽投资，我的诀窍就是六个字“安全、快乐、赚钱”。虽然听起来很土，但蛮管用。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人的安全，企业的安全，这其中就包括做事的安全，一定要合法规范化。其次是快乐，我去当地投资造福当地经济，当地人看到我都很欢迎，大家都开心都快乐。最后才是赚钱。　　警惕政府招商的机会主义　　施国荣 　　三豪实业有限　　我目前还没有去省外投资，相对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来说，操作会比较规范，而那些相对欠发达地方，政府和市场相对不成熟，政府在操作过程中多少存在一些机会主义，会有灰色地带。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会承诺很多东西，结果换一任领导，承诺就没有了。　　去外地投资，我肯定会找一些市场化比较成熟的地方，也许利润不会很高，但相对操作的风险比较小。前段时间，我跟朋友一起到江西景德镇去考察一个项目，感觉跟杭州相比完全两样，规划很不完善，最后放弃了。之前我在杭州市附近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开发过一个项目，当地政府之前承诺很好，结果土地拆迁的事情花了2年都解决不了，我无奈把这个项目转给了当地的房地产公司。　　这也许跟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关，我相对保守一点，有些大企业会激进一些，但底线是不去打政府的擦边球，不要依赖政府的政策线路。这里面可能有机会，但风险也是同样大的。如果你没有把握，这些市场还是不要进入为好。　　投资讲的是规范运作　　叶建敏 　　宁夏圣元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浙江商会会长 　　如果是前任领导出了问题，让你现在的投资受到了影响，而项目确实对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你可以尝试去跟现任领导沟通，原来做得不规范的地方现在就要规范起来。　　这些年，浙商在外面原则上的问题一定要把握住。可以通过正当的手段请当地政府多关照，尽量不要打擦边球，尤其是不能违法。　　这个事件中“借款改成拨款”，肯定是有问题的，原则上借款必须是要收回的。一般财政资金补助重点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方面，而无偿给予民企是不合法的，应根据项目情况争取贴息资金等补助。　　当然，我相信95%的浙商可以处理好跟政府的关系。　　不应再以利润为至高追求　　吴建国 　　云南竞达运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省浙江商会会长　　从楚雄事件，浙商应该吸取这样一条经验：在今后的业务交往、项目开发中，应该更加规范地运作，不要超越底线，能够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规范运作。可以尽量争取优惠，但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做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或者对政府领导不利的事，造成害人害己的结果。项目中间的违规违法行为暴露之后，反而还影响了项目的进程，损失很大，得不偿失。　　其实浙商，经过30年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经济、社会和财富基础，现在的发展更应该以稳健为主，而不是利润至上，要把安全发展放在第一位，在安全的前提下寻求更好更高层次的发展，这也是新时期对浙商发展提出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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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商：离不开 靠不住官府与企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先秦以降，迄今为止，只有清末民初的一名实业家曾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此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2002年至2005年，短短三四年间，中国内地商界的一系列事件不由得不令你频频侧目回望。《资本市场》认为，它们与沪、深、港三地股市乃至遥远的美国华尔街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在纵向上还可追溯到中国历代官府与企业的陈迹。颇富传统意味的企业往往与政府有着纠缠不清的产权之争。它们多半创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不菲的税收，做大之后声誉日隆，借助于政府之力上市圈钱，从此迅猛扩张，驰骋于数个行业之间。然而，也恰恰就是因为政策渐变，1990年代初期的改制以及后来产权的争夺，日积月累的纠葛使之成了百足之虫。即便企业主导者的资本运作有天纵之才，在地方政府的掣肘之下，大体也难逃败走麦城，甚至锒铛入狱的结局。科龙：夭折的产权死结2005年5月，中国证监会进驻科龙，立案调查顾雏军。容桂镇镇政府当初在众多的买家中选择顾雏军，据说是因为他愿意背负容声集团欠科龙电器的12.6亿元巨款；而徐铁峰将其掌握两者关联交易的内幕通报给香港联交所，这一临阵反击使顾雏军不到四年的科龙生涯当即成了葬送自己的滑铁卢，而创始于1984年的科龙电器也因7月29日顾雏军身陷囹圄而在9月9日转入海信之手。科龙发轫于乡镇企业，镇政府最初不过出资9万元，虽然后来得益过地方政府的诸多保护，而且在政策的变幻中屡承东风之惠，但始终离不开创业团队的苦心经营。一旦创业者离任，公司就被政府全面接管，以至于股权转卖失手之后濒临关门倒闭之虞。政府主导了企业的一切，这种情形在全国不是唯一的案例。由此可以想象，政府官员出任企业之职，股权任其转手倒卖，官员随时的干预仍然难以遏止。如果不中断政府之手时不时的掣肘，那么，无法独立经营的企业其命运仍将一再重演。健力宝：强势政府时时出没年产值逾60亿元，成了国产饮料的第一品牌；然而健力宝管理层的股权一直无法解决，与1993年以及1998年的两次上市机会失之交臂。1997年，健力宝渐露颓势。健力宝的广告费仍然高居亿元之多，而产品开始滞销。1999年，健力宝产销的下滑速度加快，身在国企，尽管原集团董事长李经纬使出了全身解数也无济于事。据知情人透露，三水市政府这一大股东与李经纬的管理层一直以来貌合神离，酝酿健力宝股权出售时，就根本没有理会李经纬。与政府之间糟糕的关系，无意间加速了健力宝的衰落。2000年，三水市政府力推国企产权改制，健力宝是当地最后一个堡垒。李经纬曾经多次与政府协商各种改制方案，包括由自己的创业团队进行管理层收购，然而一切努力均无结果；2001年7月，三水市政府90%的领导表态：变卖健力宝、退出国有股，但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李经纬创业至此17年，贡献巨大也并未获得合法的回报，制度上的缺失埋没了企业主导者的功绩，这也是他后来被查出经济问题时获得人们广泛同情的原因之一。政府强行接管 股权轮换频繁李经纬及其团队被抛开之后，三水市政府与20多家战略投资者接洽密谈，但这些被拉郎配而来的公司不是被政府的行政意志就是被健力宝的巨债吓走。素昧平生的张海倒成了三水区政府的惟一“救星”。日，三水区政府向张海的浙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1月16日，张海入主健力宝后任董事长与总裁。执掌两年便拖欠了大量上、下游供货商与经销商的应付账款。在三水区政府看来，健力宝急需新的战略投资者。日，汇中天恒公司董事长李志达斥资2亿元，从私人股东张海、祝维沙、叶红汉的手中闪电收购了健力宝91.1%的控股股权，据称，收购协议签署之前，三水区政府并无异议。日，三水区政府(只占10%股份的小股东)从半路上杀出，组织“健力宝复产协调领导工作小组”，率当地公检法执法人员强行驱逐刚刚入主22天的新股东——汇中天恒公司，并注册成立三水健力宝贸易公司，以“体外循环”的方式接管并运作健力宝而不承担任何旧有债务。健力宝之乱至此愈加繁杂，几成死结。2005年1月，佛山市政府出面化解纠纷，而三水区政府起初拒绝，后又在谈判期间将“复产小组”掌握的健力宝方面的人员与资产重新安排。谈判随之破裂。后来也屡陷僵局，三水区政府在高层的压力下微妙虚与委蛇。3月24日晚，就在“健力宝事件”接近尾声之际，张海被佛山警方拘留审查，涉嫌挪用巨额资金。后来的调查显示，张海坐镇时将健力宝作为自己的取款机，透支信用资金10多个亿，挪用资金5个多亿，导致健力宝停产关门。眼下，健力宝集团的整个业务都已被健力宝贸易公司全面掌管，健力宝贸易公司已经由先前的体外循环公司转而凌驾于整个集团之上了，而其100%的股权辗转之后被曾经现身的统一集团接手，汇中天恒退居第二大股东。国企老板怎拗得过政府与科龙不同的是，健力宝是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而与一般国有企业不同的是，它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闯出了自己的品牌与知名度，积累了自己的无形资产，却因为创业者的政府关系而对企业的处置草率。诚然，创业者有他自身的缺陷，但政府在产权改制上的拖延以及在转卖股权时的颐指气使，使它落入了社会投资者布设的陷阱。创业者李经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并不和谐，甚至可以说恶劣。由此而导致其所执掌的企业受到政府另眼相看，这说明，既然企业沦于政府股掌之间，其被任意揉捏只在于政府意志操纵者的好恶了。美对“中国制造”欲罢不能香港《大公报》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日发表文章《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描述一个美国家庭抵制“中国制造”近一年后终于发现，“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该文看上去是美国一名普通家庭主妇的生活随感，但既然是发表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又是美国响当当的主流媒体之一，因而能很大程度地反映出美国人的普遍心态。管中窥豹，不妨来仔细品味一下此文，看一看美国人到底对“中国制造”有怎样的爱恨情愁。“把中国关在门外”吃苦头主妇对“中国制造”的抵制发轫于2004年的圣诞节。看着屋里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主妇把所有的礼物分成了两大类──中国制造的和非中国制造的。统计结果是：中国产品25件，非中国产品14件。这个结果使主妇怒不可遏，“够了！圣诞节已经成了中国人制造的节日”，于是萌生了“把‘中国’关在门外”的想法。经过略施小计和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把丈夫争取过来后，全家于日“正式激活”为期一年的抵制中国产品的活动。然而，接下来的种种经历让主妇吃尽了苦头。无论是儿子的网球鞋，还是小女儿的童鞋，也无论是意大利进口的，还是得克萨斯州“土著”的，一个价，60美元一双，是“中国制造”的6倍；许多小事上更是麻烦不断，给丈夫的生日蛋糕买蜡烛，开车去了6家杂货店都没有买到“非中国制造”，搅拌器和电视机坏了，也带来了小小的危机，捕鼠器不得不用旧式的，因为新式的也是中国制造的；更让主妇难以应付的是，4岁的儿子发起了坚决的“反抵制”行动，其理由是“我们都多久不用中国的东西了”，结果儿子大获全胜，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生产的番瓜玩具。好在主妇有“先见之明”，当初抵制期限只定一年，随着12月31日的临近，主妇即将结束“炼狱”般生活，并感言：“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价格最终战胜了“价值观”不知道美国是否真有这么一位家庭主妇，还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出于某种动机的杜撰，但美国大多数人和这位主妇持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却是不容争辩的。“中国制造”在美国能有如此的生命力，笔者的第一感觉是欣喜。曾几何时，别说“中国制造”能在境外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就是境内最普通的日常用品也是“洋”字当头，但欣喜之余，更多的是思考。思考一，“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有一个前置条件——不用替代品。换言之，用了替代品，就不会一团糟，而不用替代品的原因是“价格最终总是战胜我们的价值观”——价格优势。可见，美国人挥之不去的“中国情节”是廉价，这对于我们实在难说是一件好事，廉价的背后是劳动力的低成本、技术的低含量和自主品牌的低附加值。“中国制造”因为这个原因留在美国市场，虽是美国人之幸，却是“中国制造”的悲哀。思考二，美国人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会一团糟，中国人没有美国产品又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微软的操作系统、英特尔的芯片、波音的飞机......我们有没有“土著”的替代品呢？据商务部一份资料显示，中国石化装备的80%，数控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彩电和手机的关键技术50%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外贸总额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但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品只占外贸总额的2%。虽然我们可以“用裤子换飞机”，但这些裤子又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视觉冲击呢？中国脊梁上的“隐刺”在广东，《中国财富》对诸多制造业企业进行访问的时候，经常听到老总这样的抱怨：现在招聘一个技师比招聘一个研究生还难——据统计，目前中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的损失近2,000亿元；中国近年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据山东省劳动保障厅提供的资料，目前山东省高级技术工人仅占技术工人总数的5%，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在广州市企业调查队对全市制造业24个大类行业80家企业进行的专项调查后发现，企业中拥有高级技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只占19.2%，即便是在引进高新技术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19.5%的技术工人能完全胜任新技术工作。上海市总工会证实，上海市技术工人的实际地位正在呈下降趋势，技工人数已经大幅度减少。仅2000年技工人数就减少了33.5万人，其中，中级工便减少了23.4万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处副处长王晓军说，为了培养中国的技能人才，国家在全国设有3,790多所技术学校，可尴尬的是，每年招生时许多学校门庭冷落，好像没有多少人再愿意熬上几年的“冷桌子凉板凳”，毕业以后去当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工人了。在某市，车工高级技师月薪仅为397元，电工高级技师月薪仅为574元，这让很多年轻的技工难以接受，业已成为技术工人减少，制造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没有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离得开制造业的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放任自己的制造业成为洋制造的牺牲品。中国制造从制造到创造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制造能力仍是深深埋藏在中国经济脊梁上的一根“隐刺”。《华商世界》：地产外资调查资本有种狼的野性，只要嗅到利益的味道，便会死盯着不放。种种迹象表明，海外资本开始在中国房地产发力了。他们以不同的路数进入，又以不同的招法出拳，颇似武术大师霍元甲的迷踪拳，让人眼花缭乱，辨不清东西南北。《华商世界》在京沪两地的房地产外资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和采访，试图全面揭开房地产外资的神秘面纱。他们发现，外资不仅仅是“迷踪拳”，而且是十八般武艺全上来了。可以肯定，2006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将是国内外金融家鏖战的沙场。“圈地—贷款—卖房—数钱”。这套玩法如今已彻底失灵了。“国八条”、“新八条”、“511文件”，2005年出台的针对房地产业政策接连不断，而且目标越来越精准。一向理直气壮的开发商沉默了。就在他们私下互相鼓励“一定要扛住”这个冬天的时候，一批地产外资却频频发力。2005年10月，花旗首度出手，以5000万美元收购上海永新广场。此前的数月内，摩根士丹利收购上海广场；麦格里并购新茂大厦；美林持股银泰中心；高盛收购百腾大厦……外资元年当2004年7月谢国忠一再鼓吹“泡沫论”时，摩根士丹利却暗地里谋划着2005年的增资计划。也正是2005年，外资地产基金用自己的钱包，证明了他们对房地产的判断。引导资本流向的摩根士丹利、麦格里、高盛、花旗、ING等近百家地产基金，仿佛一夜之间兵临城下，在京沪两地频频收购项目，而且动则几亿甚至几十亿。记者对上海的静安寺、淮海路等几个区域进行了摸底。仅淮海中路一带，就有摩根士丹利以10亿元收购的上海广场，距此不远的太仓路有麦格里8亿元整体收购的新茂大厦。而与新茂大厦仅一街之隔的，是摩根士丹利持有的锦麟天地。麦格里在进入中国的第11个年头，开始集中发力。1月，以8亿元接手凯德置地的新茂大厦；9月中旬，5000万美元拿下城市酒店公寓；当月，在全国范围内购进9家商场，斥资2.5亿美元。基强联行总经理陈基强说：“2004年8月前，外资地产基金进来的还很少。但随着离岸上市渠道的畅通，解决退出问题后，外资扩张的速度明显加快。”麦格里的3笔大宗收购，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麦格里首席投资执行官姚蔚说：“这3笔收购都集中在2005年，所以外界认为麦格里动作很大。实际上，有的项目已经看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没有签约。与麦格里3年内看过的近400个项目相比，这种收购的成功率已经是很低了。”在上海牛刀小试，继而转战北京。这是外资地产基金投资轨迹的一个明显变化。仅新加坡嘉德置地年初在北京的两笔收购，动用资金就高达36亿元。资本的逐利性使然，更看重长远利益的机构投资者，正谋求在更大范围内加速淘金。按照国际上的经验，当人均GDP介于美元时，房地产市场进入一手房快速成长期。所以，90%的外资目前集中在京沪两地，仅有少量资金向广州、深圳及其他二线城市转移。在盛阳地产基金提供的《2005年中国外资地产基金生态报告》中显示：自宏观调控以来，已有150亿美元外资流入房地产。各施所长对于收购烂尾楼，业内始终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金矿或陷阱。仅北京三元桥一带，就有10几个烂尾楼项目。对此，扬子基金北京首席代表王知新说：“烂尾楼的很多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手续不全、隐形担保、容积率突破等问题都会引发风险”。但他坦陈：扬子基金非常看好烂尾楼这块市场。事实上，只要操作得当，收购烂尾楼的回报率可能高达150%至200%。这也正是外资死死盯住不良资产收购的重要原因。早在2003年，摩根士丹利就曾联手雷曼兄弟，收购华融拍卖的两笔不良资产。以此种方式进入房地产的外资究竟有多少，从官方到各调查机构都很难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外资早已利用不同方式，开始了或明或暗的出手。与近两年才进入中国的外资不同，麦格里、凯德置地等投资机构已卧薪尝胆多年。1994年，麦格里与凯德置地同时进入中国。凯德置地把总部设在上海，而麦格里则设在当时唯一允许外商投资普通商品住宅的天津。管理超过3000亿元资产且十分擅长收购的麦格里，先期从中档商品住宅做起，至今在天津已开发近50万平米。从1999年开始，转攻上海商品房市场。到2002年内外销商品房并轨后，麦格里由于看好上海的发展潜力，趁势将总部迁至上海。继而在2005年，通过3笔收购足显其资本运作的特长。可以说，麦格里的轨迹是一条完整的外资投资路线图。其业务类型涵盖住宅、写字楼、酒店式公寓及商场。在最初的试水阶段，摩根士丹利、荷兰ING等都选择与有实力的本土开发商合作。市场相对成熟后，外资地产基金开始收购成熟物业。80%的外资都用于商业地产及写字楼。改写游戏规则始于去年3月的新一轮房地产宏观调控，让多数开发商饱受资金困扰。就连顺驰这般房地产大腕，都已开始大幅裁员，全面调整战略布局。日，上海展览中心，缺少基金参与的上海地博会金融论坛明显热度不够。除了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外，各路媒体记者晃来晃去，好像根本找不到追逐采访的目标。这与一个月前，记者在北京参加的近千人的地产金融年会大相径庭。那些被竞相追逐的基金经理们，俨然成为新的房地产界明星。这也说明一个事实：有关房地产的活动或者讨论，外资地产基金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ASG控股总裁应晓云在论坛上呼吁：开发商需要一个与外资基金交流的平台，很多企业不知道怎么找基金，更不知道基金需要什么项目。与荷兰ING有过多次合作的首创集团总裁刘晓光指出：不能把好项目藏起来，与基金合作要有诚意。首创与ING合作时，便拿出30多个项目任其挑选。但是，有些开发商的心态还不够开放：既想让基金掏钱，又不想让基金参与管理。2006年房地产将全面开放，以往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写。“外资大量涌入是大势所趋。以前开发商可以靠银行贷款，建设方垫资，但宏观调控后融资渠道越来越窄，开发商要想发展，必然要寻找外资。”戴德梁行研究顾问部高级经理王晨说。事实上，与狼共舞的开发商仍然不适应这种改变。他们认为：与基金谈判很痛苦，而且基金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过高。实际上，基金目前主要的合作形式是股权融资，而非债务融资，风险是共担的，所以要求无所谓高或低。普遍20%的投资回报率只是一个指标，并不是实际的回报。“收购往往要进行3个月到半年，在这个时间差内，一些政策就可能发生变化。”姚蔚说，“很多不可控的因素都会增加成本。”所以，基金在投资前首先考虑的是风险，因此应该说基金设置的门槛很高。说到底，基金的钱并不好拿。尽管庞大的海外资本尚未大举压境，但房地产的价值链、游戏规则都已悄然改写。“外资来了，我就撤。”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记者开的这个玩笑尤在耳畔。但谁也无法回避“与狼共舞”的房地产新格局的到来。《IT经理世界》：2006年将影响全球商业的技术在2006年，或者说在从2006年开始的未来两三年内，什么样的技术将会深刻影响商业？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将会伴随这些技术而发生？我们之所以选择“无处不在的网络”、“网络视频化”和“生物芯片技术”作为三个影响2006年的关键技术，是由于这些看上去应用层次和影响领域各不相同甚至商业化程度也相差甚远的技术，恰恰代表了随时互联、有效传输和精确识别这三个对整个社会向数字化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这些技术在产业链条上的作用点并不相同。“无处不在的网络”是环境层次的技术；“网络视频化”是应用层次的技术；而“生物芯片”由于走出实验室不久还不具备环境和应用的广泛支撑，但是它作为很多现有应用的“升级插件”，拥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当然，这些技术更大的魅力在于，它们并不是某个企业的商业游戏，甚至对所有人来说，参与游戏的大门现在刚刚打开。不久以后，从电视到汽车再到房子，你可能再也买不到没有网络功能的产品了。《东方企业家》：2005市场pk年2005年，中国市场商战酣畅淋漓。如同李宇春们只有在经历一轮轮PK、KO后，才能成为大众偶像一样，企业也需经受层层竞争才能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王者。“不来的也是朋友，来的都是英雄”，当国美驾临苏宁主场——南京，大多数家电厂家却“不敢”来捧场，国美不得不尴尬说道，家电连锁的竞争已残酷到“美（国美）苏（苏宁）对峙”；而联想遭遇戴尔“邮件门”暗算，在玩过“口水战”后，也在年底玩了把“釜底抽薪”，挖得戴尔公司前高级副总裁担任其CEO，显然这对生死冤家已进入肉搏战；当远走他乡的彭鸿斌悄然回国，复出后将矛头指向了老东家——圣象，昔日的创业伙伴如今却成为“路人”。就如同“玉米”与“笔杆”的誓不两立，在2005“中国市场PK年”中，我们也看尽了两家企业的“汉贼不两立”。其实能有旗鼓相当、甚至强于自己的对手是企业的福气，蒙牛遇到伊利是牛根生的幸运，而遭遇蒙牛又怎能说成是伊利的不幸。有评价道，蒙牛、伊利的成功，不是在于对已有市场的争夺，而是体现在对市场增量的创造和瓜分上。马云总是说：“打拳碰到泰森，你可能会认为很倒霉。其实，能够找到世界一流的对手，那是一辈子的幸运。”从当初不屑一顾的对手，淘宝与eBay易趣终于站在了万种瞩目的PK台上。江南春与虞锋更应互相感谢，正因为对方的存在，才有动力快马加鞭瓜分户外视频的天下。《商务周刊》：向丰田学习管理“我并不是说凡是模仿美国的都不好，但是日本人别忘了，这些技术毕竟是在美国的环境中所产生，换言之是美国人花了心血创造出来的。”30年前，丰田生产模式的缔造者大野耐一说了这句令整个日本制造业震聋发愦的警言。30年后的今天，中国制造企图走出“血汗工厂”、走出产能过剩、学习丰田精益生产的关键时刻，转换角色后大野的警言一样令国人警醒，“并不是说凡是模仿日本的都不好，但是中国人别忘了，这些技术毕竟是在日本的环境中所产生，换言之是日本人花了心血创造出来的。”中国想成为全球顶尖制造业强国，必须充分根据自己的文化特征改进精益生产，将“低成本、高效率”的道路义无反顾、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最终形成超越丰田生产模式的中国生产模式“只有退潮时，你才知道谁在光着屁股游泳。”美国股神巴菲特的这句名言，每一次在经济狂潮消退的时候，就会嘲讽中国制造业因大规模生产留在沙滩上的惶恐、尴尬身影，它一无遮羞地展览着中国企业的致命伤——低效和浪费。提醒您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