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统一区域一体化的客观条件件有哪些 这一重大事件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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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曾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政治篇】在当时(隋唐时期)的条件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平民)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我国的这一制度对西方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有人称它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上述材料中的“这种制度”是什么?概括该制度的特点。【经济篇】 货币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经济繁荣的体现。(2)上图一样式的钱币,最早在全国统一使用是在哪个朝代?统一全国货币有什么作用?(3分)(3)上图二所示货币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请说出它的名称和出现的时期。(2分)【科技篇】&有西方学者认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文明与发展可能有一半来源于中国,尤其是公元1000年后的宋元时期的几项重大发明。(4)列举宋代一项重大科技发明,并说明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2分)【思想篇】教育部就11位全国协委员提出“关于以孔子诞日为‘中华教师节’的提案”作出积极答复:提案“……具有积极意义”。
——《光明日报》“一件让人欣慰的事”(5)如果由你写这个提案,请列举出以孔子诞辰日为“中华教师节”的理由。(2分)&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4-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山东滨州卷)历史
分析与解答
习题“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曾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政治篇】在当时(隋唐时期)的条件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平民)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我国的这一制度对西...”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第(1)问,主要考查学生对科举制的准确识记,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准确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材料中的“……(隋唐时期)……制度提供了布衣(平民)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对西方近代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告诉我们这一制度指的是科举制;依据已学知识可知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强调以才能作为选官标准。第(2)问,主要考查秦朝采取的巩固统一的措施的相关史实,解答的关键是准确识记历史图片,依据已学知识可知图一样式的钱币,最早在全国统一使用是在秦朝;统一全国货币的作是: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第(3)问,主要考查学生对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的准确理解与认识,解答的关键是准确识记历史图片,依据已学知识可知图二所示货币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它的名称是交子;出现于北宋前期的四川地区。第(4)问,主要考查学生对宋代重大科技发明的准确认识,依据已学知识可知,宋代的重大科技发明有:活字印刷术(或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对传播知识和促进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或指南针为环球航行和新大陆的发现提供了重要条件)。第(5)问,主要考查学生对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的准确识记。依据已学知识可知,孔子诞辰日为“中华教师节”的理由: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等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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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曾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政治篇】在当时(隋唐时期)的条件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平民)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我国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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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考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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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创立
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曾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政治篇】在当时(隋唐时期)的条件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平民)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我国的这一制度对西...”相似的题目: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 赵嘏(1)以上诗句反映了唐朝实行的什么制度?这种制度正式创立于哪个朝代?(2分)(2)唐朝时期完善这种制度的关键人物有哪些?(3分)(3)唐玄宗时,新科进士主要考什么内容?(2分)(4)这种制度对唐朝有什么影响?(6分)&&&&
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于&&&&汉武帝时隋炀帝时隋文帝时唐太宗时
清代滨州人杜受田,曾任咸丰皇帝老师。其家是“书香官宦门第,进士多人之家”。与他们成为“进士”相关的制度是世袭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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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隋朝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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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1.581年,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的是:A.王莽B.杨坚C.李渊D.李世民2.隋朝统一全国是在:A.581年B.605年C.589年D.611年3.下列制度属于隋朝开创的是:A.均田制、行省制B.分封制、井田制C.郡县制、租调制D.三省六部制、科举制4.隋朝开凿大运河的重大意义在于:A.满足隋炀帝游江都的愿望B.南水北调C.大大加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D.便利对少数民族的战争5.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根本目的是:A.攻打陈朝B.巩固隋朝的统治C.巡游享乐D.攻打高丽6.下列关于隋朝时期的洛阳的表述,不正确的是:A.大运河的中心B.隋朝定为东都C.商业盛极一时D.李渊在此起兵反隋7.在隋朝大运河中,最南面的一段运河称为:A.永济渠B.广通渠C.江南河D.灵渠8.曾三次派人去台湾的隋朝皇帝是:A.秦始皇B.汉武帝C.隋炀帝D.唐太宗9.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A.土地兼并严重B.奢侈腐化,滥用民力C.法律严酷D.宦官专权(二)多项选择题10.隋朝封建经济繁荣的表现有:A.隋朝官仓储粮多B.造船技术水平高C.洛阳商业盛极一时D.开凿大运河11.隋朝统一的历史条件是:A.广大人民渴望实现统一B.社会秩序安定,南北经济文化得到交流C.南方经济发展,南北差距缩小D.北方民族大融合,缓和了民族矛盾(三)材料解析题12.阅读下列材料:(炀帝大业二年)隋之极盛也。承其全实,遂恣荒淫。登极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亲征吐谷浑,驻军青海,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驾东征辽泽,皆举百余万众,吊运者倍之。……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盖资我唐之速有天下也。杜佑《通典?历代盛衰户口》请回答:①上述材料认为隋朝由盛而速灭的原因是什么?②这段材料列举了哪些征发农民的史实?隋朝统一战争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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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统一战争
隋朝统一战争是末期的统一战争。580年北去世后,权臣于隔年废北自立,建立隋朝,即隋文帝。在安定内部、解决北方突厥的外患以及并吞西梁后,隋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在隋统一战争中,隋文帝杨坚命令晋王杨广统率水陆大军50余万,攻灭江朝的大规模渡江作战。此役逼降陈叔宝,陈亡。并陆续招降三吴、岭南等地区。隋文帝完成了大一统,成功结束纷乱近400年的时期 。
隋朝统一战争背景
末期,、突厥和陈朝三个主要政权并存。北周武帝死后,掌管朝政。公元581年二月,,登基建立隋朝,仍建都长安。当时隋朝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在北周和北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加强君主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使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日益壮大。
而江南传至后主时,保有长江以南、以东到东南沿海的400余县、200余万人口。政治腐朽,上下猜忌,赋税繁重,府库空虚,刑法残暴,人民怨声载道;后主沉醉于酒色,疏于戒备,凭借长江阻遏隋军进攻。
北方突厥为游牧奴隶社会,自6世纪中期崛起,至时,控制着长城以北,以南,以西,以东的辽阔地域,拥有骑兵数十万。因隋王朝停止对其,不断兴兵南犯,威胁隋的统治。但当时突厥有四可汗,各拥重兵,沙钵略与、达头等可汗不和,为隋制胜突厥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帝曾准备先灭,后击。沙钵略可汗因其妻为北周,便以为北周复仇为借口,联合原刺史,于十二月攻占临榆镇(今河北抚宁东,一说今)。并联络各部,准备大举攻隋。文帝根据隋朝新立,边防不固,实力尚不够充实等情况,决定变更原来计划,改取南和北战,先败,后灭的战略。583年四月隋文帝兵分八路,对突厥发动反击。并且用的离间之计,最后使突厥汗国分裂为与两部,让四可汗为了汗位自相残杀。沙钵略可汗因为对隋作战不利,向隋朝求和。至此北部边患基本消除,解除了南下灭陈的后顾之忧。
隋朝统一战争战争过程
隋朝统一战争隋朝备战
加紧灭陈准备。继续推行和租调力役制,在中央建立,在地方推行州、县制,改革等措施,以利于发展社会经济,加强,提高军队战斗力。又经过几年励精图治,国力、军力显著增强。开皇五年十月,文帝以公为倌州总管,经略长江上游。同时在三年内,动员数十万人修缮(治岩绿,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长城,并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城数十,以加强北部边防,保障南进时后方无忧。
隋文帝经过数年准备后,终於营造出南灭陈国的契机。公元(开皇七年),废后主,占领,西梁亡。同年十一月,隋文帝与宰臣谋议伐陈之策。尚书左仆射提出:“在江南收获季节,以少数兵力,声言进袭,迫陈集兵守御,以误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如此多次,使陈军习以为常,麻痹懈怠,然后举兵渡江,登陆攻击,派人潜入陈境,反复纵火,焚其储备物资,使其财力俱尽。”
刺史提出:“在武昌(今湖北)以东沿江各要地部署精兵,秘密准备渡江,在益(治今成都)、信(治今四川奉节东)、襄(治今湖北襄樊)、荆(治今湖北江陵)等地速造战船,准备水战;陈如以精兵赴援上游,下游诸将即可乘虚渡江,如陈拥兵自卫,上游诸军则可顺江东下,直取建康(今南京)。”
杨素、等也争献平陈之策。隋文帝均予以采纳。攻陈前,隋令介州刺史在道、杨素于(治今四川奉节东)建造“五牙”(装有拍竿的大型战舰)、“黄龙”等战船,加强水师[6]。故意在江中漂下造船废料,以威慑陈人。贺若弼卖掉老马,大量购买陈船,藏匿起来,又买破旧船只五六十艘,泊于小河,使陈军以为隋军没有战船。多次将换防士兵集于广陵,大张旗帜,营幕遍野,还使士卒沿江射猎,人马喧噪,以迷惑陈军,使之不加戒备。
公元(开皇八年)三月,隋文帝下诏,列举罪行又送玺书暴其罪恶二十条,并将诏书在江南散发三十万份,以争取人心。
十月设置淮南行省於,以晋王为尚书令统筹各路兵马,以为元帅长史决断行军谋略,率八十总管、五十一万八千名士兵南犯[7]。杨广并与秦王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同时由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南征南朝陈。
这八路分为中上游与下游两部,行军元帅统帅中上游三路,他率水陆军由进屯,以阻挡中游陈军支援下游南朝陈首都。行军元帅率舟师出(今四川奉节)东下,在荆州刺史出与杨素会和,最后抵达汉口与杨俊军会和。杨素与刘仁恩军负责驱赶长江中游一带的陈军到汉口围歼。
行军元帅杨广统帅下游五路,他率领韩擒虎、贺若弼专攻建康,命王世积与燕荣为左右翼协攻江西、三吴。杨广率军出,庐州总管出(今安徽合肥),总管出(今江苏扬州),这三路集中围攻建康。刺史率舟师出(今湖北蕲春北)攻掩护杨广主力军。青州总管率舟师出(今江苏连云港)沿海迂回南下入,以奇袭(今江苏苏州),深入三吴以支援杨广主力军。隋廷在进军之前,扣留陈使,断绝往来,以保守军事机密。并且派出大批间谍潜入陈境,进行破坏、扰乱活动。
隋朝统一战争隋军南征
荒淫骄侈,政治腐败,既不懂军事,又不纳部将建议,自恃“长江天堑”,疏于防务。为了元会(即春节)之庆,竟命镇守缘江重镇(治今江西九江)、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的两个儿子率战船回建康,致使江防更为薄弱。十二月,长江上游隋军首先发起进攻。
公元588年(开皇八年)十二月,杨俊督水陆军十余万出襄阳(今属湖北),进屯汉口(今湖北汉水入长江之口)。陈命散骑常侍巴峡缘江军事,与郢州刺史荀法尚部数万,据守江夏,同杨俊军相峙月余。
同月,隋行军总管率舟师三万,进至樊口(今湖北西),击破抗拒的陈军。杨素率水军出巴东,沿三峡东进,荆州刺史部由江陵西上,两军配合,水陆兼用,袭占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北),击败陈守将戚昕;陈南康内史吕忠肃死守歧亭(今湖北宜昌西北口),以三条铁锁横江阻断隋军东出三峡。杨素、刘仁恩率水陆联军强攻,直到公元(开皇九年)正月击破陈军,占领西陵峡口。
陈荆州刺史陈慧纪屯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见大势已去,便率军三万、千余艘,顺江东走,企图入援建康,却与周罗睺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以西,陈军最后无法救援建康。杨素继以主力沿江东下,与杨俊军会师汉口,另派一部南下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击擒陈岳阳王陈叔慎,至此长江中游已非陈国所有。
隋朝统一战争飞渡长江
当隋军陆续占领长江上游的消息传到建康时,均被朝廷掌管机密的、扣压,使得城毫无防备[13]。隋军进至长江北岸时,施文庆又以(春节)将至,拒绝出兵加强(今江苏)、(今安徽西南),等地军备。
公元589年(开皇九年)正月初一,长江下游隋军乘陈欢度元会之际,分路渡江。贺若弼军出广陵南渡,韩擒虎军出庐江由横江口(今安徽东南)夜渡,袭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晋王杨广军出六合(今属江苏)进屯桃叶山(今六合东南)。初四,陈叔宝察觉事态不利,下诏亲帅陈军拒敌。命、、鲁广达并为;又派刺史率水军坚守白下(今南京城北金川门外),抵御六合方面隋军;以散骑常侍皋文奏率部镇守南豫州(治姑熟,今安徽当涂)。隋军突破长江防线后积极推进,初六,贺若弼军攻占京口(今江苏镇江),俘南徐州刺史黄恪。所俘六千余人,均优待释放。随后贺若弼以一部进屯曲阿(今江苏丹阳),以防三吴(今江苏太湖以东、以南和浙江绍兴等)陈军增援,自率主力西进;韩擒虎军于初七攻占姑熟,沿江东进,皋文奏军败退建康。
隋军渡长江后积极推进,贺若弼於京口派一部隋军於(今江苏)阻挡地区(今江苏太湖以东、以南和浙江绍兴等)的陈军北援,主力持续向建康前进;韩擒虎击败陈军,占领(今安徽当涂)后,沿江直下,皋文奏败退建康。正月初七日,贺若弼进屯(今南京)以南的白土岗;韩擒虎和由(今安徽附近)渡江的军在(今西南)会合;军於白下击败陈军后,进占(在今南京城西清凉山)。隋军占领建康外围城市,完整包围南朝陈的首都。为配合隋军主力进攻,军也成功由蕲春攻占蕲口(今蕲春西南),大败陈将纪填,逼近江西鄱阳湖[15]。水师也由山东沿海南下,占领三吴地区。
隋朝统一战争攻破建康
地势虎踞龙盤,向称险要,在建康附近的陈军仍然有十万。然而陈后主不采纳部将建议,乘隋军包围之际切割敌军。他放弃、石头等险地,将主力固守内外,白白的让隋军包围建康城[16]。贺若弼至京口时,萧摩诃请求出战,陈后主不准。而后萧摩诃得知陈后主竟和他的妻子私通,就也拥兵不前,唯独让、奋勇作战。15日,陈镇东大将军率军自(今浙江湖州南)入援建康,陈后主也只让他驻守(建康城南门宣阳门南2.5里)。
1月20日,陈后主在「兵久不决,令人腹烦」的情况下,对贺若弼军发动白土冈之战。他仓促的派鲁广达、任忠、、与率军出战,於白土冈南北列20里,首尾进退互不相知。贺若弼军初战不利,然后集中攻破薄弱的孔范军。陈军全线溃退,贺若弼从北掖门攻入(建康宫城)。韩擒虎军占领南岸石子冈(今江苏南京)后,陈将请降,开北岸朱雀门迎韩擒虎入城。当时陈后主身边大臣只有尚书左仆射一人。袁宪建议如同见故事,庄严的向隋军投降。但是陈后主畏惧而不从,与爱妃、孔贵人躲到井里面。最后被韩擒虎俘虏,陈灭亡。当夜,贺若弼军也从北掖门入城。
隋朝统一战争降伏岭南
建康被隋军攻下后,南朝陈尚领有长江中游、三吴与岭南地区。1月22日,杨广进入,命令陈后主发令招降各地陈军投降。坚守江夏的、与守备长江中游诸城的守将陆续投降,三吴地区的(今江苏吴县)、(今浙江绍兴市)二城坚守拒降,岭南守将徐璒阻挡隋使於前,不愿意归附隋朝。于是杨广率军南下三吴、岭南等地,各地陈军或受陈后主号令投降、或抵抗隋军而被消灭。
岭南地区早在时,就受控制。冼夫人率兵击破梁高州刺史李迁仕后掌控岭南,并与都督合作。陈霸先后来创建陈朝,即南朝陈。冼夫人平定多次叛乱,保境安民,被当地俚汉人尊为“圣母”。杨广得知此事后,命令陈后主致书冼夫人,使其归隋。为了证明是真的,还将冼夫人曾经献给陈帝的犀杖及陈后主的兵符给她确认。冼夫人见到信及物件后,确定陈朝已亡,便派孙子冯魂迎隋使韦洸到岭南。各地至此才闻风归附,从此全部归隋朝管辖。
至此,隋文帝完成了大一统,成功结束纷乱近400年的时期。
隋朝统一战争后续
和在面前争论谁的功大,说:“我在蒋山拚死鏖战,打垮了陈朝的精锐部队,俘虏了陈朝骁将、鲁宗达等人,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于是才平定了陈国。而韩擒虎和陈朝军队几乎没有交锋过,怎么能与我相比!”韩擒虎说:“本来接到明确指示,令我和同时合兵攻打陈朝都城,可是贺若弼竟敢独自提前进军,遭逢敌军便投入决战,以致于所部将士伤亡很大。而我率领轻装骑兵五百人,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服了任忠,抓获了,占领了陈朝的府库,捣毁了陈后主盘据的老窝。贺若弼直到傍晚才进至北掖门,是我打开城门让他入的,贺若弼赎罪还来不及,怎么能与我相比!”说:“两位将军都立了上等功勋。”于是进级授予韩擒虎上柱国,赏赐布帛八千段。有关官吏弹劾说韩擒虎放纵士卒,奸淫陈朝宫女,因此不崐加封爵邑。
后来的使节来长安朝见,隋文帝对他说:“你听说过江南的陈国天子吗?”突厥使节回答说:“听说过。”隋文帝传令左右侍从带领突厥使节到韩擒虎跟前,对他说:“这位就是抓获陈国天子的将军。”威严地看着突厥使节,突厥使节十分惊恐,不敢抬头看他。
隋朝统一战争意义
隋灭陈的作战,仅经2月之余,便将立国30多年的一举灭亡,接收陈国土地共三十州、一百郡与四百县,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财富。至此,结束了古代中国自以来270多年分裂割据、战乱不止的局面,使中华大地重新统一于中央政权之下,这是隋王朝对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外,隋朝把陈后主和文武官员、衣冠世族、百工杂技以及乘服、图藉与法物等,运送到隋朝首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运送的行列,前后达五百里。自晋室南渡后在江南保存两百多年的中国正统文物,至此重返北方。
隋朝统一战争战役点评
偏居江左的陈王朝的灭亡固然有其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不外三个方面:
陈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争权夺利,抵消了抗御外敌进袭的能力。陈后主沉迷酒色,放纵淫荡至几乎不理朝政的程度,朝中的大权,皆操于、、、等人之手,这些人专以谄媚营私、争权夺利、排斥忠良为己任。这样,以陈后主为首的统治集团已处于醉生梦死、坐以待毙的昏昏然之中。当隋大军压境之时,陈后主还与满朝文武共庆初一元会。当京口守军受到隋军的进攻,紧急向陈后主告急时,陈后主竟置之不顾,继续饮酒作乐。将军请求率军出战,后主亦不答应,其昏庸愚笨至此,自然难逃灭顶之灾。
陈王朝面对隋军的进攻,虽战略上处于被动守势地位,但隋军渡江总兵力至双方最后决战时仍不足6万人,而陈军此时尚有10万之众,若陈能部署得当,调度有方,拼力死战,胜败属谁,则定当别论。但陈王朝在战略指导上却一错再错,坐失战机。当隋将贺若弼仅率8000士卒进击京口,势孤力单之时,如采纳将军的建议,令其率军猛击,贺若弼部必然凶多吉少;当隋军初步形成对建康的包围态势之时,陈后主又拒绝了将军任忠、等人断敌退路,持重待机,坚守拒战的建议;当决定与隋军最后决战时,陈后主竟将10多万大军排成一字阵势,绵亘20多里,不指定将帅,各军互不相属,进退攻守各不相知。终于被隋军各个击破,使自己的优势之军,眼睁睁地化做了败兵之旅。
文帝早在决心灭陈之前,便秘密征询一些亲信大臣的意见,多方进行谋划,使陈每每中计,形同隋军手中的“玩偶”。大臣高顾提出的破坏农业生产和派间谍潜入江南烧毁陈军的储粮以及多次乘陈国收割庄稼之际,摆出调集兵马佯示大举渡江以麻弊懈怠陈军的种种谋略,均在灭陈战争中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大臣崔仲方所献灭陈分为上中游和下游两个战略方向作战的计划,使从战争开始即陷于大江上中游不利救援京师,京师也不利派兵增援上中游的极为被动的境地。将军贺若弼以演习和沿江狩猎成功地造成了陈军的错觉,更是令人称奇。而陈军竟不懂“兵不厌诈”的基本常识,一而再、再而三地中计受骗,其兵败国亡自然也就属顺理成章之事了。
此战是继晋灭吴之后,中国战争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隋朝水军虽然不象西晋灭吴时“下”那样声势浩大,直捣石头城,但也在战略上起了牵制和配合作用。在8路大军中,3路是水军,1路是水陆联军。杨素率领的水军出水安沿长江东下,在杨俊率领的水陆军配合下,斩关夺隘,攻城略地,占领了长江上游的广阔地域,牵制了上游的3万陈军,战船千艘,使其无法东援建康。在,王世积统率的水军居中策应,控制了江西地区,从建康的西南侧翼直接配合主力攻占建康。燕荣一路水军则进行远程战略迂回,掩护主力的东南侧翼,并造成对陈都的合围之势。左仆射高颖也率一部水军迫降了护卫京城的水军。总之,几路水军都以自己的出色行动为最后决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通灵佛教网&||||||
儒学的发展史——政治统一与三教合一
儒学的发展史——政治统一与三教合一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即使仅从儒学的发展情况看,享国短暂的隋朝虽然并没有最终几成南北儒学的统一、儒释通三教的融汇与合一,但是,如果没有隋朝的短暂过渡及隋朝儒家学者的努力,恐怕唐初的儒学统一不可能那洋快、那样彻底。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朝历史虽然不长,但隋朝儒学则在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就隋朝政治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而言,基本上是利用与扶持。隋文帝杨坚既然凭借儒学的智慧资源完成了北周到隋的权力和平交替,又凭借儒学的大一统理念完成南北统一,因而无论他怎样喜欢释道二教,也根本不可能对儒学表示反感。相反,在他夺权之后更感儒学足以利用,于是不仅多次下诏提倡儒家的礼仪道德以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而且上台伊始,尽易北周官仪,依照儒家典籍中的规范,复汉魏之旧。儒家学术一时间获得空前发展。据《隋书·儒林传》序:"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 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感,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由此可知,隋朝的建立确实为儒学繁荣与发展带来了机会,如果不再发生大的政治事件,儒家学术必能再度辉煌。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隋文帝的个人兴趣而言,他对儒学的尊重,并非发自内心,他几乎始终如一地认为,隋朝之兴皆由于佛法。特别是他出生在冯翊般若寺受智仙尼抚养的特殊经历,以及少年时代那些僧尼近于神奇的预言之深刻影响,使文帝对佛教产生发自内心的好感,所以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改变北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再据《隋书·经籍志》,开皇元年,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普沼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所有这些,不能不对儒学的恢复与发展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据《隋书·儒林传》序说:"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儒学又进入一个衰落期。维文帝而立的是杨帝,他和乃父一样也笃好佛教,只是他在倡导佛教的同时,也注意对佛教进行一定的限制,从而有可能为儒学的恢复与发展留存相当的空间。《儒林传》序接着说:"炀帝即位,复开痒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莽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 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类,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英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淹没于熄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也就是说,尽管炀帝有心兴儒弘道,无奈时势使然,儒学在隋朝并没有真正获得恢复,更不要说有多少发展了。而且,从文帝、炀帝的基本心态看,他们虽然一方面看重儒学的教化治世功能,对于儒学的恢复与重振给予适当的扶持,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从骨子里相信"我兴由佛法",因而他们在扶持儒学的同时,对于佛教的恢复与发展给予更多的财力及政策支持。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儒学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与释道二教的地位相比,隋朝儒学在三教中的地位可能最低。据《隋书》卷七十七《隐逸传》载,曾有人问隋朝名士李士谦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儒学只是佛道二教的陪衬,这大体可以反映儒学在隋朝的实际地位。如果儒学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独立的陪衬作用也还不错,最为可悲的是隋朝儒学的这种陪衬作用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只是依附于释道二教,起到助佛宣教的作用。仍据前引《隐逸传》,"士谦善谈玄理,尝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报应之义,以为外典无闻焉。士谦喻之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待封,扫墓望丧,岂非休咎之应耶?佛经云轮转王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干变万化,未始有板,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而贤者已知其然矣。"似乎儒家的道理只是为了证明佛教的义理而已。又据《续高僧传·达摩笈多最传》载:"又有晋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论》两卷,卿以文学之富,镜达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隐密,先贤之所末辩。故引经史正文,会通运命,归于因果,意在显发儒宗,助佛宣教,导达群品,咸奔一趣。盖卿博识有据,故能洞此幽求。"连儒家学者都如此自觉地借儒典以宣佛教,那么又怎能指望儒学的地位能有多大的提高呢?不过,如果从政治统一的大背景中来观察,儒家学者自觉地证明儒释相通虽然有碍于自己学统的纯正,但由此也带来另外一个并非太坏的后果,那就是真正结束几百年来儒释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应政治大一统的需要,重建学术一统的新体系。学术一统的趋势是政治一统的必然产物,只是从隋朝儒学的实际情况看,学术一统的最先发生尚不在儒释道三教之间,而是南北方儒学的沟通与融汇。事实上,长达几百年的南北分治久已使儒学形成南北不同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流派,如何重建统一的儒家学术,实在是隋朝建立之后儒家学者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清代学者江藩在《经解入门》中说:"六朝经术流派,见于《北史·儒林传序》者甚详,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学者不可不知。王弼名士也,非经师也;杜预名将也,亦非经师。非经师则学无所授,信心而谈,空疏 漾,游衍无归,拨弃旧诂,竟标新说,何足称专门之业?……且南北区分,风尚不一,苟非文分派别,兼综条贯,则承学之十,何由考其异同,定其得失耶?”换言之,伴随着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儒家学术不仅必将消弥南北门户的畛域,而且势必要经过一次去伪存真、考其异同、定其得失的筛选。但是从隋朝儒学统一南北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学统比较纯正的北学统一南学,恰恰相反,是严重掺杂释道二教思想因素的南学统一了北学。南方虽在政治上亡国,但其学术文化成就则并没有随之灭亡,而是得以延续和发展。对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分忻道:"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案史于隋一代经学盛衰及南北学统一,说皆明晰;而北学所以并入于南之故,尚末了然。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高欢谓江南萧衍老公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经本朴学,非专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正如王褒入关,贵游并学褒书,赵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知好尚难反,亦改习褒书。庾信归周,群公碑志多出其手。信有’韩陵一片石可共语,余皆驴鸣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轻北之证。北方经学折大于南,亦犹是也。"南北儒学并不存在着优劣好坏的区别,它们在学术风格、学术取向上的区别只是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学术传统使然。只是南学重文采、标新异、善名理等突出特征不能不引起北方征服者的兴趣,尤其是当他们经过长达几百年笃守汉学的禁锢之后睁眼看南学,政治上的胜利者大度吸收南学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又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呢?而且,南方士人基于亡国之痛,更易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因而当南方并入北方之后,南方士人的咄咄逼人,欲以文化上的优越鄙视北人,统一北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南学统一北学是隋朝儒学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然而由此必然连带的一个问题是,南方儒学经过几百年与释道二教的冲突与斗争,久已完成三教合流的融汇过程,因此,当隋朝实现政治一后,以南方儒学为基本架构的隋朝儒学当然并不会再与释道二教发生更为激烈的冲突,而容易趋于调和与融汇。儒家学者不再认为三教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在相当程度上接受南朝一些名僧的说法,以为三教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维系和支持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并不必然导致亡国广天下的结果。隋朝名儒王通在《中说》之《周公》篇中说:“《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齐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迹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其道虚行。"在王通看来,儒释道三教只是一种学说,它们可以对政治发生相当的影响,但并不必然地决定政治的进程和结果。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王通超越三教,站在一种更为公平的立场上评估三教得失,事实上,他的儒学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只不过是比先前的儒者更多一点宽容心而已,能够哩缕挫承认释道二教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据《周公篇讥"或间佛,子日:‘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他承认佛教的道理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是同时强调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有与中土风俗相格的地方,故人中国则泥,又据《礼乐篇》,或问长生神仙之道王通说:"仁义不修,孝悌不立,翼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强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生命过程的校与短,而在于能否修仁义、重孝悌。这样,王通便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对释道二教进行了批判和扬弃,既承认它们的价值与意义,又拒斥他们的虚诞以及与儒学传统格格不入的东西。基于这种认识,王通一方面渴望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另一方面当然也不会像先前的儒者那样盲目排斥佛道,相反,他期望在容忍释道二教独立存在的同时,儒学的复兴与发展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智慧资源,从而实现"三教归儒"的最终目的,重建儒学的新体系。《周公篇》载:"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行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子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对于那种欲废除佛道二教的强硬主张,王通以北朝二武灭佛的经验教训为例,强调信仰的问题只能靠改变信仰来解决,强力的压制只能适得其反。《问易篇》载:"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度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土燎尔。’子读《洪范说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据研究,《洪范谠义》即为《皇极谠义》,为王通之祖安康献公王一所作。此书的内容不得而知,然据书名,可知是以解释皇极之义为核心的着作。《王篇》载:"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宜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盖先生之述曰《时变论》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经决录》五篇,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晋阳穆公之述曰《政大论》八篇,其含帝王之道着矣。同州府君之述曰《皇极谠义》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铜川府君之述曰《兴衰要论》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谓董常曰:‘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文》焉’。由此可见,《皇极谠文》不仅是王氏家族的一部重要着作,而且对王通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其“三才之去就”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的形成。他所欲着的〈元经》便是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阐释。惜其真本已佚,详尽情况已不可得而知。“三才”亦称“三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组重要概念,主要指天、地、人,又指天道、地道和人道。《易·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王一的《皇极谠义》讨论"三才之去就",可能就是讨论天地人的关系和地位。王通据此讨论三教,估计也只是借用了《皇极谠义》的观点和方法,即三教去就的可能和意义。而所谓皇极,据清代学者俞正壁在《癸巳存稿》卷一《极中也》的解释,就是"中道"。俞氏说:"极,中也。此达话。《吕刑》云天罚不极,庶民圈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下云:属于正极,咸有中庆。言属于五刑之中,则皆中矣,故有庆也。中,极互出,古人复文相避多如此。"据此,所谓皇极,就是中道,就是调和,就是圆融无碍。于是王通借用这种观念与方法,便自然得出"三教可一"的结论。当然,王通的"三教可一"并不是简单的三教合流,并不是将三教归为一教。事实上,他在承认三教各有长短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以传统儒学为主体,"通其变",发挥各家之长,而不是"执其方",胶着于一家之门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通的思想贡献在于一方面承认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坚守了儒学的立场,为儒学真正融化、吸收释道二教的思想因素并重振雄风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王通的贡献只具有理论上和思想史上的意义,并不代表隋朝儒学的实际和现实可能。从隋朝儒学的实际情况看,不仅儒学在隋朝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是每况愈下,沦为三教之末,只是释道二教的陪衬,而且儒学自身也确实存在深刻性的危机,如果不加以克服和纠正,儒学的前途将更趋没落,更加无力整合自身与社会。儒学在隋朝的危机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来的学术统一,并没有真正解决南北学术在思想趋向、学术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据《隋书·儒林传》,当时被誉为"五经库?的名儒房晖远于隋初"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迄,博士不能时定减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十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阵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降远间其所传义疏,鞠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据此可知,房阵远可以凭借学识解决一时之难,但凡百年来形成的儒学南北义例的不同决不可能随之而完全消解。儒学内部的这种分歧不仅消耗了儒学整合社会的力量,而且势必影响儒学的威信,加深南北学者的分歧与矛盾。《隋书·经籍志》云:"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 ,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小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摊对,遂有蔓角、反对、互从等诸反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 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所以,经义本身的矛盾混乱,实在有碍于儒学的复兴与发展。不特此也。隋朝儒学虽然从表面上说是由南学统一北学,但这种统一并没有真正完成,故而带有明显的过渡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南北字义例不同的依然存在,而且因政治统一的突然到来,学者们一时无所适从,他们在积极营建体系,一以其道易天下,满足现实政治需要的同时,不免有点背离传统儒学关注现实、注重道德修养、既为学、又为人的思想传统,而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名利倾向,或"怀抱不旷,又啬于财",如刘焯;或"性躁进,颇徘谐,多自种伐",如刘炫。他们附会经义,投机逢迎,道德低下,品行恶劣,实在难乎人望。《隋书·儒林传序》云:"爱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粥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有郑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末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据此可知,隋朝儒家学者的道德水准低下实已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再据《隋书·马光传》,马光"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塞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仅范,朝廷不之贵也。十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着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末儿亦被谴去,唯光独存。"巨儒辈的通德品质尚且如此,逞论一般士风。再据《隋书》问卷《刘焰传机"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舷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伪造图书不始于隋,但尚未闻前此的图书伪造者是为了"取赏",而一代名儒刘炫竟能做出此等低下事,儒家学者的道德形象在隋朝究竟怎样不难推而想之。当然,人心不古、士风低下的情况代代多有。问题在于处在中国社会重大转折时期的隋朝,儒学的地位本来就不高,儒家学者如欲使儒学获得更高的地位,除了学术的水准外,自然不应无视儒家学者道德楷模的作用和力量。因此,儒家学者如果不能克服道德上的危机与困境,那么,儒学的振兴与恢复便很难有望。于是有隋朝的重要思想家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一书。颜之推(531-590)为琅琊临沂人,出身于世业儒术的世宦家庭,据《北齐书·颜之推传》载,其"九世祖含,从晋元东渡,官至侍中石光禄西西平侯。父勰,梁湘东正绎镇西府咨议参军。世善《周官》、《左氏》学。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老》、《庄》、便预门徒;虚传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绎以为其囤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足见颜之推的青少年时代并不是一个如自已在《家训》中所要求的那种规矩人,而在相当程度上依然保留有南朝玄谈之十的狂放遗风。二十岁时,颜之推的生命历程和人生观念似乎发生一次重大转折。这一年,他随萧绎之子萧方诸出镇郢州,掌管记。可惜不久遇到侯景之乱,侯车攻占郧州,颜之推不幸被俘,几被杀,幸赖行合郎中五则相救,乃下留命,但依然被囚送建业。到了552年,侯景之乱被平息,颜之推终于结束囚徒生活,回到江陵。当是时,萧绎已在江陵即位,是为孝元帝。于是元帝任命颜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然而为时不久,554年西魏军攻占江陵后,颜之推再次成为俘虏,并被押送到长安。过了几个月,之推听厅说北齐遣送梁使徐陵等人回国,便打算奔齐而后返梁。"值河水暴涨,兵船将妻子来奔,经低性之险",终于抵达齐国。北齐文宣皇帝高洋久慕颜之推的文名,"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颜之推只好暂时做了高洋的御用文友。不过,按照颜之推原先的设计,北齐只是他的必经之地,他的愿望只是经此而回到故国。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颜之推返回故国。故国就发生了剧变,陈霸先废梁敬帝自立,梁国变为陈国。故国既不复存在,颜之推只好断绝南归之望。具有正统观念的颜之推似乎无意事异主,但情势所迫,他又不得不留在北齐,充当宫廷御用文人。高洋以及北齐其他决策层面的人物对颜之推相当推重,然而之推毕竟心有不甘,故而一方面消极怠工,"营外饮酒",一方面当北齐面临用兵的威胁时,又乘机进言北齐南投陈国,依然抛不掉正统观念。由此不难想见颜氏在北齐那些年的内心分裂状态。"尽管如此,在北齐生活的二十年,仍是颜氏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年代,他不仅在此主持编纂了大型类书《修文殿御览》,而且因受皇帝和执政祖 的推重,对北齐的制度建设、文化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表现出南方士人的才华。但是,由于正统思想的支配,颜之推尽管在北齐生活长达二十年,但他并没有把这里作为他的第二故乡。因而齐亡之后,他与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共赴长安,接受灭齐之周国的委任,为御史上士。然而为时不久,周相国杨坚又受周禅,建立隋朝。杨坚及太子素闻颜氏文名,于是召为学士,"甚见礼重。”之推常与文士阮卓、薛道衡等聚集在杨坚及太子周围,"谈宴赋诗,赐遗加礼"。在隋朝的日子,是颜之推一生中最舒心的时候,他虽然历经战乱,多次被俘,但毕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看到了"今日天下大同”,故而感到特别欣慰和兴奋。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只在隋朝度过短暂的时光,便因病不治而卒。不过,也正是在这几年间,颜氏终于完成那部流传广泛、意义深远的《颜氏家训》,为重构儒家伦理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颜氏家训》是颜之推通过自已的生命感受而留给子孙后代的道德箴言。今存二十篇,涉及范围极广,但其思想主旨则是以传统的儒学道德观念及古今事例,阐述教子治家、立身扬名的道理,谆谆告诫后代守道尊德、治学修业、养生归心,成为于国于家有用之人。这是前此中国人道德观念和道德诫律的全面总结和系统整合,因而在此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发生重大影响,几乎能被社会的各个阶层所接受。就其思想渊源来说《颜氏家训》无疑是以儒家的正统观念为基本指导思想,对于传统儒学经过玄学的改造和佛学的冲击而严重变质深为忧虑,因而它一方面抨击崇尚虚无的玄学,一方面主张回复到早期儒家的道德观念上。其《序致篇》写道,"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所着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故而竭力发挥早期儒家的忠孝仁义观念,强调建立儒家所期望的理想人格之重要性。其《省身篇》说:"君子当守道尊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天由命。须求趋竟,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这里虽充满着儒家思想的迂腐,但实在说来也是对当时士风的尖锐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浊世中的一股清流。儒家思想当然是《颜氏家训》的核心,但由于时代风气使然,早年即熟读《老》、《庄》,晚年尤徘徊于玄释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的颜之推,当然无法完全拒绝玄释的影响。恰恰相反,尽管他的主观意图是要归复早期儒家的伦理思想,但在实践中却又每每不自觉乃至有意吸收玄释的思想观念,表现出三教汇一的思想倾向。他强调,就思想本质而言,儒释道三教并无根本冲突,不论在国家的根本利益上,还是在个人修养方面,释道二教的观念都应该是重建儒学道德体系时可以凭借的智慧资源。他在《归心篇》中写道:"原大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干门大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民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成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安之禁也。至如收狞军旅,燕享形罚,因同之性,不可率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耳。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这里虽不乏牵强附会,但其毕竟无法违背当时思想界的大潮流,那就是三教合一,殊途同归。来源:中国国学网 编辑:J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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