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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经济专家：论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
　　1持续的结构调整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常态
　　首先，发展是变革的函数，产业结构的“固化”会导致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徘徊不前。
　　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产业结构，使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先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发达，则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提升就是创新。这种调整和提升是内生的，是市场机制使然。通常是某一企业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率先创新并获得超额回报，其他企业纷纷跟上，诞生了一批相关产业和企业，利润随之被平均化，并实现了一个新的层次的均衡。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又有企业率先创新，再一次打破已有的均衡，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更高的均衡。率先创新者获得超额回报，落后者被无情淘汰，进而结构得以调整，经济随之发展。这个过程永不会完结。
　　其次，只有和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分为水平效应和。水平效应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平面地扩展和重复既有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此来发展经济。是通过创新，提升产业、产品结构而获得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人们通常还用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表示，用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表示水平效应。
　　一国在发展的初期，由于产业空间大，因而更多采取水平效应的发展方式，表现为上项目、铺摊子。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产业空间相对饱和，过去外延的、粗放的生产方式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就必须转向，即通过创新和产业、产品结构的提升，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经济。一国经济的长期停滞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产业结构长期没有提升的结果。
　　发展之初的水平效应通常与模仿相伴。这就是后发优势。模仿会在最初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显著作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模仿的边际效用会急剧递减。如果创新跟不上，结构不能得到及时调整和提升，经济发展就会因缺少新的主导产业而难以持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拉美一些国家的情况。
　　最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主要任务是创新、调结构。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已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必须持续加油，即通过结构调整和创新寻求新的主导产业，以使中国变化了的约束条件，持续地高质量地发展。
　　2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则
　　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是效率原则，即在给定的条件下所有资本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各类资本的边际效益相等，马克思称之为平均利润，不存在某一两个产业能够获得高额的、不正常的利润(例如当下的房地产和某些金融衍生产品)；也不存在对于经济社会来说十分需要却利润稀薄到难以生存的产业(例如当下的一些制造业)。当然，最佳配置的前提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结构调整需要尊重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这也是原则之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大厦的根基，马克思称其为生产性劳动，其他的劳动为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的产生是由于生产性劳动效率提高使然，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我国目前存在着群众运动式地、拔苗助长地发展服务业的现象，这是对配第·克拉克定律及库兹涅茨相关论述的误读。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会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依次流向第三产业。库兹涅茨也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会下降。在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会提高。在工业化后期，工业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会降低，服务业的贡献会越来越大。人们常常忽视了这个变化过程是有条件的：第一、第二产业效率的充分提高，是发展第三产业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不仅没有否认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且是以坚实的实体经济为前提的。没有智能化的制造业，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服务业。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的基础，一窝蜂地发展服务业，就只能是餐饮、休闲等低端服务业，进而造成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
　　结构调整的过程还需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中国经济以往的成功，在于发挥了亚当·斯密、李嘉图式的传统比较优势，后发国家在发展之初几乎都是这样。然而，这样的比较优势原则显然不能解释自然条件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或地区为什么能变不利为有利，继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不能解释更多与要素禀赋无关的企业的兴起，不能解释全球绝大多数贸易为什么会发生在条件相等或要素禀赋没有很大差异的国家之间。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具有了知识、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一国经济要持续地、高质量地发展，就不能陶醉于传统的比较优势，以至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要适时地塑造新的比较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红利的逝去并不是坏事，它会逼迫我们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3怎样才能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
　　重点是通过健全的市场经济去调节。纵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结构调整，其之所以成功，基本上都是靠市场的力量，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就是企业在市场中不断寻找生存、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优势不在于预见产业的方向，更不在于预判和规定哪个产业必胜，而在于创造健全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让各种产业和创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当年福特开发汽车产业不是美国政府调节的，比尔·盖茨、乔布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子产品的开发也不是美国政府号召的，李书福、马云们所开发的行业也不是当地政府调节出来的。
　　当然也应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国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历史。东亚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都比较广，特别是在产业政策上。然而到了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时期，就都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了市场。究其原因，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各种信息以及产业结构比较简单，政府可以比较全面地掌握市场主体的信息并加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产业更为精细，关系更为复杂，产业发展的方向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就需要直接活跃于最底层、最前线的企业去探索方向。此时，政府的作用在于努力建立一个优胜劣汰、激励创新的体制，产业政策应该有利于竞争，而不是具体指出产业方向。
　　一国的中央政府是可以高瞻远瞩地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但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的设计上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地方政府有特殊的利益诉求，会脱离实际，拔苗助长地发展时髦产业，也会为了GDP而保护落后产业。
　　此外，我国还需要抓住经济下行期的机遇，充分利用兼并、重组等市场经济的机制来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危机也是市场经济的机制，是在经济发展到下行期时强制性地淘汰落后。人类经济的发展是由一个一个的周期连接起来的波浪式的发展，没有下行期的淘汰落后，就没有产业结构的提升和高潮期的创新发展。创新是淘汰中的创新，当该死的细胞死不掉，该活的细胞活不了的时候，这个机体是没有活力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是，但治理痼疾一定要慎言刺激，一是因为所谓刺激往往是在复制原有的产业结构，政策的重点是解决速度而非结构问题；二是因为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益往往递减很快，一开始用宽松的刺激性政策似乎还有点儿作用，但因为刺激性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使结构问题更严峻了，再用刺激性政策解决速度问题，就需要更大的流动性注入；三是因为货币本质上是帮助交易的，不宜作为经济政策，中央银行的操作只是发出一笔笔贷款，这些货款对于有技术、产品和市场的企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本该被淘汰的产业和企业而言，它的作用只是延缓了破产的时间，还可能阻止新的竞争者的诞生，从而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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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上午9:30--11:00;下午1:30--4:00人民日报人民要论：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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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对我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他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12月9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并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重要论断将新常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日，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对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新发展、新突破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这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习近平同志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用“九看”的思想方法全面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是从消费需求看，二是从投资需求看，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 八是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只有立足于这“九看”，才能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到，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又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努力做到观念上适应、认识上到位、方法上对路、工作上得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不断增强调结构、转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经济发展新常态之所以“新”，不仅在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若干新的特征，而且包含新的战略方针、新的制度条件，包含新的思想方法、新的工作理念。
　　新的战略方针，突出体现为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不应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明确，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讲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必须准确把握这种发展条件和发展要求的变化，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我国迈上更高级发展阶段必须越过的坎。因此，组织经济活动，既要看发展，又要看基础；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注重GDP增长，更要注重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提高。
　　新的制度条件，突出体现为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新常态下，要实现新发展、新突破，制胜法宝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牵引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市场与政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配合、协调共进。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市场、政府两个方面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法治予以切实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的思想方法，突出体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新常态下必须掌握的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问题，等等。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有效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发展才能打开新的空间。正是针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战略举措，比如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建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等等。
　　新的工作理念，突出体现为不为压力所动的战略定力。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敢作为、勇担当；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这些要求在新常态下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的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攻坚克难的力量，以及“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责任意识。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减速，一些人患上“换挡焦虑症”，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沉住气、有调控定力，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面对经济结构调整中最为突出的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他强调，再难也得干，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好这场攻坚战，向历史和人民交代。在新常态下，既要增强攻坚克难的勇气，也要保持强大战略定力；既要有忧患意识，也要有历史耐心。只要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就会在新常态下把握新机遇、展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
　　显而易见，在这些新的战略方针、新的制度条件、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工作理念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呈现新的状态，展现许多新的亮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深化改革带来新变化，释放了市场活力，营造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第二，服务业蓬勃发展，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第三，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升， 2014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第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带来新的增长点，与互联网有关的新业态持续高速扩张，“互联网+”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第五，引进来、走出去成效明显，“一带一路”等战略稳步实施，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驾齐驱”；第六，基于国民高储蓄和长期积累的国家净资产，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回旋余地比较大，宏观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总之，我国经济“换挡不失势”，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双中高”目标。
　　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清醒认识到，新常态开拓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新飞跃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但机遇要变成现实，还有待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因此，既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保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战略转折的平常心；更要下大决心、大气力引领新常态，面对新挑战去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还需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我国目前的现状便是新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其蕴含的进取精神。目前的状态只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有专家认为，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指的是多重因素变化的综合优化过程。它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此外，新常态是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若干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有确定的理论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对这一概念不能泛化和滥用，更不能在其他领域其他问题上随意贴标签。必须科学理解其内涵，精准界定其外延，切实领会其精神实质。
(责编：袁勃、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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