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何江：“寒门”不是限制成功的绝对因素作者:陈思宇 冯群星来源:南方都市报编辑:黄恺何江“红”了。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作为第一个站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以《蜘蛛咬伤轶事》为题完成了他的毕业演讲，然后他红了。 & &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做演讲。 & &何江在湖南老家的乡间。其人何江，28岁，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200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基本上年年排全院第一的平时成绩，加上学校导师、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助他以全额奖学金申请到哈佛生物系的硕博连读。今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继续留美学习4年，研究人体肝脏3D打印和癌症前期检测等。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出色。在哈佛我看到不少从农村来的学生。哈佛、麻省理工都会有一些同学属于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大多数，但的确是有的。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去努力学很多的东西，把不懂的东西给补上。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很早就要去干农活。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只能通过教育。何江“红”了。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作为第一个站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以《蜘蛛咬伤轶事》为题完成了他的毕业演讲。接下来的48小时里，演讲以“病毒般”的速度在国内传播，人们记住了何江的名字，他甚至有了自己的百度百科词条。值得注意的是，词条的简介首句是“何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并非他的哈佛博士头衔及科研成果。带着“寒门学子”的标签，何江已顺利从哈佛大学生物系毕业，完成了从“近似前工业时代”的出生地大步向信息时代最前沿的飞跃。在毕业演讲中，何江谈到了对知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分配的思考，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抛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将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作为哈佛毕业生，他将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开启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型。谈到读完博士后之后的打算，何江说将在机会合适时回国。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这个生于中国农村、喜欢电影《刺客聂隐娘》和好莱坞明星马特·达蒙(曾从哈佛大学辍学)的28岁哈佛博士，认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谈中美教育去年底，哈佛开始选拔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者，教授戴安娜·埃克建议何江去试试。虽然也曾有犹豫，何江最终通过三轮复试成为胜出者，得以在毕业典礼上讲述中国故事。而刚到美国时的他曾很不自信。偏科不影响有些学生上哈佛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在刚进哈佛时是否也经历了文化冲击？何江：有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国内习惯考试，做试卷就行了。但哈佛的评分，一门课不仅包含考试成绩，还有25%到30%是评价课堂参与度，就是尽量发表你的看法、跟教授进行交流。一开始语言方面有点不自信，在课堂上发表观点很有压力。如果不试图改变这一点，在科研上、课堂上就很难做好。总体上说，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甚至到了大学，中国课堂上老师是更加权威的存在，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在美国，学校鼓励个性化多一些，鼓励学生自主发言参与。研究生这一块我觉得美国的确做得很好，但初等教育远没有中国扎实。因为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州的标准，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学生学的东西参差不齐。南都：如果说初等教育不扎实，但高等教育仍能做得很好，这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何江：在美国衡量一个学生的标准更多元，不仅仅是以考试来定标准。你会发现哈佛有些人偏科，一些本科生的数学水平甚至差到我难以想像，可能还不如中国的高中生。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来哈佛。他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就行了。中国大城市也逐渐在改变以考试来衡量学生的方式，这其实是很好的现象，很多情况下不能拿一纸分数来定义一个人的终生。南都：中国高校在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在你看来，有没有必要？何江：在大一还没有定专业的时候，通识教育其实是很好的。从高中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不是很清楚，有这样阶段性的探索很不错。就像哈佛的学生，到大二才会选专业，但在中国，一进学校就选专业了。谈“寒门学子”从湖南长沙的宁乡县城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何江被许多人视为“寒门难出贵子”的反证。但他认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何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分，只不过，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所在地方的局限性，并萌生了向更高处飞跃的巨大渴望。“高考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南都：你如何看待“寒门难出贵子”这句话？何江：我能理解这句话。可能大的城市里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在偏远地区没那么集中，这也是存在多年的问题。但对我来说，高考是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走到今天的一个途径。我觉得社会的流动性还是有的，并不是说农村里面的学生就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了。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出色。一个更多元的评判标准，不应该由一次高考定了一个人的终生。南都：你对出色的定义是什么？何江：我觉得没必要拿其他人和自己比，以此来丈量突破。我知道自己跟出生于城市的学生比，成长过程中学的东西要少很多，比来比去就很有自卑感。每天跟之前的自己要有不同和进步，这是我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过得踏实一些。南都：你在求学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受的日子？何江：我大学到合肥是第一次去大城市，大一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学C++语言编程，以前在乡下对电脑都不是很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城里面很多学生对电脑已经非常熟悉了，在同学面前就觉得有自卑感，但你又很羞于跟同学讲。我寒假的时候找人借了键盘，拼命玩打字游戏，熟悉键盘和电脑界面之类。当然，C++的任务最后圆满完成了。南都：后来你不断走出自己的安全区，是行为惯性还是基于某种信念？何江：有些行为惯性，我是从乡下成长过来的，一直都是从资源比较少的地方到比较多的地方。到一个新阶段会有很多东西不懂，还会有自卑感和压力，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你不得不去找最想做的事情，把不懂的点补上来。通过这种适应才产生这样的改变。南都：你觉得你的成长经历可复制吗？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何江：在哈佛我看到不少从农村来的学生，并不是没有或很少很少。哈佛、麻省理工都会有一些同学属于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大多数，但的确是有的。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每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去努力学很多的东西，把不懂的东西给补上。如果硬要把这个归成天分，说努力更适合吧。另外一点，就像刚刚讲的，心态这些年也调整了很多。清楚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的人，尽量不要跟别人做太多的对比。学习的过程难免会比较，你需要知道你做的东西哪些人是比较优秀的，希望向那些人看齐。但我没有觉得其他人这么牛，我就很不行。南都：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它给你造就了什么样的独特影响？何江：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很早就要去干农活。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干农活、打工吃了很多的苦。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只能通过教育。这可能是我成长经历里最大的感悟。南都：你什么时候确定教育能帮助你完成这种愿望？何江：考进我们县里最好的中学(宁乡一中)，它能送很多学生去国内的重点大学，当你去了这样一个学校，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希望，能够考到很好的大学。谈科研进步在《蜘蛛咬伤轶事》的毕业演讲中，何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发出追问：尽管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建树，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需要的地方？中国科学发展的亮点令人振奋南都：你是一个持技术论观点、认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吗？何江：我不是完全持这种观点的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技术当然能够帮助很多，但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这种问题非常复杂，很多行业交织在一起，不同专业的人要同时来做一个事情。南都：就你接触到的中国科研状况，你怎么看？何江：最近几年，生物方面可以看到文章质量越来越高了，有很多突破性的成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进展都非常快，让世界瞩目。BBC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评论中国科学发展的五大亮点，非常振奋和鼓舞人心。南都：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学生说“学生物打断腿”，你怎么看？何江：我们当时不是这样看待的。我很能理解这个观点，因为生物学在国内的就业形势不是那么明朗，一个行业要做得好，下游的产业需要做起来。比如说你只希望生物学不停地由社会投入做研究，但是行业没有产出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行业。我并没有那么悲观，最近几年看到很多新诞生的生物产业公司，这个行业在逐渐起步。谈未来计划何江将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师从著名华裔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庄小威。在庄小威眼中，何江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自己。“我让他考虑新领域时，他从不会因为对新领域的不了解而害怕，这从他敢于竞争毕业演讲也可看出来。”博士后师从庄小威，之后或回国南都：在麻省理工有什么计划？博士后之后有什么打算？何江：我在庄小威老师那里有做用显微镜看流感病毒入侵人肺部的过程，来麻省理工之后，用3D打印出来的肝脏来模拟很多肝炎病毒，还是跟在哈佛做的实验有一定的传承性，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引申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脉相承但又是不同体系的。如果走学术道路的话，博士后之后其实想申请学校的副教授教职，国内、美国都会去申请。南都：所以还是会考虑国内的机会？何江：能不能申请到教职，还是看博士后期间的成果怎么样。如果说博士后期间情况比较好，会考虑国内学校。从2008年开始，可以从新闻上看到很多学成回国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之类。我也有好多同学回去开实验室。南都：有没有想过做些专业知识的传播和科普呢？何江：是有这方面打算的。其实有些朋友会让我在他们的平台发表一些我这个专业的信息，把我学到的东西用比较简短的方法讲给他们。蜘蛛咬伤轶事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 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在座的各位如果有生物背景，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蜘蛛咬伤的事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在哈佛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地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掌握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以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节选自何江在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出品：南方都市报朋友圈新闻工作室主持：胡群芳统筹：李湘莹采写：实习生陈思宇 南都见习记者 冯群星图片由受访者供图首位哈佛毕业演讲华人:到哈佛整个头一年不自信|哈佛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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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第365次毕业典礼演讲首次迎来了一位中国学生代表，他就是何江。
　　何江是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的一户农民家中，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哈佛大学曾培育出8位美国总统、上百位诺贝尔奖得主。何江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梦”实现路径，尽管在几年前，他还在“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调中挣扎。
　　何江对“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说，未来自己将用4年时间在麻省理工读博士后。如果到时候科研达到一定水平，会考虑回国工作。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吴俊东接受“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采访时称，哈佛中国学生不像大家印象中那样，只会读书不会交际。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话语权比重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明显。
　　对话何江
　　深读：站上哈佛毕业演讲舞台紧张吗？
　　何江：因为演讲当天有彩排，所以前一晚只睡了4个多小时，早上5点多就起了。其实上台前也特别紧张，开场两句陈述后，看到台下有人在笑、有人点头就觉得没事了。准备了这么久，还好没出错。前一晚妈妈还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紧张。其实家人比我还紧张。
　　深读：你是怎么被选中做毕业典礼演讲的？
　　何江：这次申请毕业典礼演讲，历经3轮选拔才正式入选。第一轮申请的时候，首先要提交相关科研成果和演讲稿件。我到哈佛后，很快进入科大师姐、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得主庄小威教授的实验室，从事高分辨显微镜研究流感如何侵入人体等工作，并做出一些成绩。
　　进入到二轮评选后，研究生竞争者只剩下10人左右，当时有10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坐在下面听我演讲，他们进行讨论。这个通过后，我进入了第三轮评选，并成为最后4名研究生竞选者中的胜出者。
何江美国生活照
　　深读：怎么确定“改变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这个主题的？
　　何江：选择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衡也是因为和同学聊天时的玩笑话，我们当时开玩笑想搞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怎么让更多的人受惠。我从这些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得到灵感，就想讲一下科技知识怎么给大家带来好处。
　　哈佛是一个培养带头人的地方。毕业典礼其实更多是让学生思考毕业之后使命在哪儿的一种仪式性的存在，也会思考哈佛这些年的教育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我讲科技知识不均衡，肯定是我基于理科生的一些思考。去讲这么宏大一个话题，不可能空洞地谈，必须有一些自己的切身经历在里面，很多农村生活的回忆给了我灵感。&
　　深读：农村背景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何江：因为从农村出来，你可用的资源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靠自己的努力要多很多，但是我不认为这能完全限制一个人。
　　一个人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当你真正清楚自己以后能干什么，很多事便会变得信心满满或者说有备而来。抓住机会认清自己，下一步就会顺利很多。
　　深读：从你在哈佛的经历来看，东西方教育有何差别？
　　何江：东西方差别在课堂上比较容易体现。中国的课堂，老师更多的是一个权威的存在，学生在下面被动听的比较多。美国这边就是鼓励大家参与非常多，鼓励你去尝试，老师也不批评一些幼稚想法。这种差别其实从一开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何江接受记者采访&
　　深读：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或瓶颈是什么？
　　何江：从乡下到县城读高中，蹩脚的“农村英语”曾经让我不自信，我就买英文版小说硬啃；到了哈佛，校园满是“牛人”，整个头一年都不自信，但第二年，我就报名当本科生辅导员，最后一年，搬入本科生宿舍，与一群本科生同吃同住。
　　这期间，我做过许多被称作“破冰”的尝试。比如，一桌西方学生正吃饭热聊，英语还不那么“顺溜儿”我也坐过去加入谈话。受挫是经常的，但硬着头皮不断尝试，渐渐的，结交了不少朋友，英文也越来越好。
何江在实验室
　　深读：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o弗格森曾建议你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你怎么想？
　　何江：他的意思是我的经历走过了很多不同的阶层，有农村的、城镇的、城市的，再到国际的，浓缩了中国发展的脚步。
　　深读：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何江：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将学习四年。相比哈佛，我在麻省理工的工作已经更加偏向实际应用了。比如用组织工程的方法体外培养肝脏，然后用它模拟疾病，做一些癌症的早期检测。我希望能做一些转化，所以研究方向上转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科学上面，希望能更多的造福人类。
　　深读： 将来会回国工作吗？
　　何江：其实从200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回国，但是这种回去很多时候还得看你的研究水平，如果你研究不顺利的话，你可能还回不去。如果到时候我的生物研究到了一定水平，然后国内还有合适机会，肯定会考虑回国。
　　对话吴俊东
　　吴俊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之前，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的他曾在网上发起“99块和我一起念哈佛！”众筹，引起广泛关注。他希望通过分享自己在哈佛的见闻和学习，来换取陌生人的资金支持。
　　吴俊东和何江在一次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活动中相互认识。
　　深读：能讲讲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的表现吗？
　　吴俊东：中国学生在哈佛的状态我确实没办法代表别人，只能说自己的一些观察。整体目前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表现也越来越好，中国同学之间也挺团结。
　　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一些出色人群中，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哈佛中国学生确实也不是之前大家印象中那样，只会读书成绩很好，最近很多新生做介绍，绝大多数人都有很有意思的经历，比如支教或者有意思的旅行等。
　　之前听说过很多关于中国学生的传闻，比如说中国学生在学校不太说话、或者并不是特别积极、只会学习不会交际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我所见，这种事情并不是很多，很多中国学生做了很有意思的事，整体都在慢慢的改善。
　　深读：你和何江是怎么认识的？
　　吴俊东：我们共同参加一个“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活动。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师兄很朴实，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聊了几句。
　　之后我受国内一个教育媒体委托前去采访何江，才和师兄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
　　他人非常随和、率真，跟我们聊天过程中也没有架子。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和我聊一些他的发明和理论研究。
　　我给他发微信他总会第一时间回复，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在喜欢的事情上这种执着的精神，他从高中开始对生物非常感兴趣，之后大学到博士阶段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深读：哈佛选中中国学生做毕业演讲，你怎么看？
　　吴俊东：何江作为“第一人”这件事，确实觉得很为中国学生长志气。但是其实在哈佛还有很多厉害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做出很多杰出的成就。只是可能并不是很容易获得媒体的报道或者公众的感知。何江作为这样一个代表，会让大家慢慢意识到，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话语权比重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明显。
　　深读：有网友质疑“等了三百多年才有第一人”是否受到区别对待？
　　吴俊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很多情况的产生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学科，还有一些其他不同属性。比如理工科相对来说，基本上竞争就比较公平。因为大家语言上的障碍比较少。但像人文学科可能有一些语言上障碍。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中国学生在竞争时可能有些劣势。
　　亚裔学生确实有时候没有办法特别融入环境，但是哈佛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学校，现在这种情况也在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亚裔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提高。
　　深读：你觉得何江被选中的原因是什么？
　　吴俊东：假如我是评审，我选他的原因很可能包括，他确实在生物领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这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
　　此外，哈佛特别注重多元化，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有何江这样的亚裔学生，也有非洲的学生代表。哈佛的整个人文情怀和社会情怀，决定了它在选择上会比较注重这种有特殊人生经历的学生。
　　深读：何江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吴俊东：对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随时都在笑。这种乐观的心态，应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在为人处事当中他也很随和，之前采访的时候，他一见扛着厚重机器的摄影师就非常关心，我觉得他的为人处世有种天生的随和感。
　　文/记者丁雪 实习记者明廷宝
　　稿件统筹/杨京瑞
责任编辑：瞿崑 SN117
只要认识到空无的道理，生命就无往而不胜。生命想透了其实与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无异，什么都不必太过执着，喜欢干点什么事就干点什么事而已。
“特朗普现象”其实是美国新教文明进入衰退期以后的一次自救。特朗普和他背后的美国群众，是对内外挑战的坚决应战，是美国文明不甘沉沦的生命活力迸发。而与之对立的建制派，则是腐朽的、堕落的。特朗普参选的结果，将决定美国未来是走向中兴还是就此沉沦。
中国的科技教育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对这一点大家有广泛共识。完善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支持年轻人，特别是那些独立生涯起步不久、相当于国外助理教授时期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以及当代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博士后和研究生。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共产党与社会党开始不同程度的互相交往、联合斗争。中共自1982年以来也与社会党国际和多国社会党建立联系，甚至多次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社会党国际每隔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代表大会。哈佛教授苦心劝告毕业生：莫要都去华尔街_第一财经
哈佛教授苦心劝告毕业生：莫要都去华尔街
一财网王琳 21:03
尽管华尔街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成为众矢之的，并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但这并没有降低华尔街作对美国毕业生的吸引力，特别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森德希尔&穆莱纳桑(Sendhil Mullainathan)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表示，2014年哈佛大学毕业生中有约1/5去了金融业，经济学专业中更是两个人就有一个从事金融业，对此他心情复杂。他表示，并不反对学生去华尔街工作，但希望能有更多学生解决人类的实际问题，比如穷人的信贷而不是套利交易。
做研究还是炒股票
让穆莱纳桑焦心的是许多最优秀的学生并没有从事科研或教学来启发下一代，或在公共领域开创事业。相反，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了交易员、股票经理人和银行家。
穆莱纳桑教授行为经济学。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称，任何一种职业都会产生私人回报(即&个人获得的劳动成果)和社会回报(即社会获得的劳动成果)。部分行业则会产生剩余社会回报，如发明家。当然，老师和义工提供的社会回报也远多于私人回报。
穆莱纳桑援引亚当&斯密所说：多亏分工，在运作良好的市场里，人们可以在做自己事情的同时产生更大的利益。发明家或许是超级价值叠加者，但普通人也可增加价值，虽然增加的要少些。这就是事实：人们只需干好自己能干的事，就能为社会做贡献。
但穆莱纳桑也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这种方式做贡献。经济学家墨菲、维什尼和施莱佛发现，当能人才子成为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寻租人&时，一个国家经受损失最大。因为他们只是简单把别人的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不是自己创造财富。
穆莱纳桑举例称，一个帮助起草修改合同的律师或许能帮助贸易运转，同时创造财富。但一个法庭辩护律师在运转极差的民事系统里，起到的仅是&获得租金&的作用，因为他只是从毫无意义的诉讼中赚钱。
恼人的金融行业
从这一角度讲，穆莱纳桑认为，金融是个令人烦恼的行业。以套利为例，以10美元买进一支价值15美元的股票，再坐等它涨价。人们可能会觉得股市就像大型赌场，娴熟的经纪人从中获益。但套利者也能创造价值，股市也可扮演重要社会角色。他们可决定哪家企业能以低价得到更多资金，哪家则需付出更大代价，或者他们也可决定工厂将建在哪里，哪里可以得到更多发展。价格不合理的股票意味着不合理的投资，而套利者能帮助这些价格恢复正常，这点很重要。
穆莱纳桑认为，金融也有&淘金&的意味：勘探者争先恐后去挖第一桶金，就好比证券交易所里，经纪人争先恐后去比别人早几个毫秒完成交易。这里，找到黄金是创造价值，但想办法比别人先找到黄金则是&寻租&。这样的&寻租&行为已广泛渗透到其他金融领域，比如银行有时从隐藏条款中赚钱而不是增加真实价值，而收债公司则从人们对自己赚钱能力过高的期望中获益。这些行为获利不少但对社会危害极大。
穆莱纳桑强调，金融业不一定非要这样发展，人们可以做得更好，不仅可解决只有金融才能解决的问题，也可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如教育基金和失业保险)。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已开始用创造性方法为穷人贷款，或为农民提供小额保险产品，帮他们应对突发情况。人们没理由不将这样的金融创新推广到更多地方。
穆莱纳桑最后指出，希望哈佛的学生能意识到自己有潜力去为社会做得更多，而不只想着赚钱。这或许不是金融这个行业应如何构造的问题，而是金融可以运用年轻一代的理想和创造性思维去为社会创造价值。
编辑：潘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