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1992年第1期&&
四十年藏传佛教研究
　　藏传佛教早在1200年前就与内地发生了联系，13世纪起开始东传，17世纪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了解。但对它加以研究却始自本世纪，尤其进行全面、系统而广泛地探索和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仅仅是这40年来的事。
　　本世纪的藏传佛教研究起步很早，一、二十年代就有专著问世。但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也使这一学科真正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的两件事。其一是1924年大勇法师在北平创办藏文学院，并于翌年以该院师生为主，组织留学团进藏求法。此举不仅沟通了汉藏佛教关系，而且造就了像法尊法师这样一批汉藏佛教兼通的著名学僧，我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也由此发展起来。其二是1931年太虚法师在重庆缙云山创立、后来由法尊法师领导的汉藏教理院。在三、四十年代，汉藏教理院一直是藏传佛教研究的中心，藏传佛教的许多名著如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等，都是在这里翻译出来的，藏传佛教研究史上的名著、法尊法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等，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可以说，以法尊为首的汉藏教理院的师生们，从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藏传佛教研究的中坚力量，有的甚至到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之所以达到现在这样一个水平，是与他们的研究和努力分不开的。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的佛教界人士和许多学者，也从事藏传佛教的研究，其中如吕澂先生著《西藏佛学原论》，影响颇大。总之，在建国之前的半个世纪中，藏传佛教研究已有了一定发展，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建国之后及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的40年中，藏传佛教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为持续发展阶段，自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为萧条阶段，自80年代初至现在为繁荣阶段。建国初期，佛教界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但佛教研究并没有受到更多的冲击，相反，得到了持续的发展。1953年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从此把原来分散的研究力量都统一到佛协的领导之下，佛教界人士和学者们坐到一起搞研究了。当时佛学研究气氛比较活跃，1956年成立中国佛学院，内设研究部、后又增设藏语系，藏传佛教的讲习研究蔚然成风，除佛协及佛学院外，北京和地方上的佛教团体中都有人进行这方面研究。这一阶段发表的论著，相对来说比较少，但质量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可谓少而精。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发表在《现代佛学》上，其特点是历史研究和经典研究比较突出，经典翻译和辞书编纂也有不少成绩。在历史研究方面，法尊法师发表了关于藏传佛教前弘期、后弘期和诸教派的历史的系列论文，观空法师发表有关格鲁派的论文。在经典研究方面，法尊、关德栋、林志钧、张建木、悦西等发表论文，分别对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论》、《随念三宝经》、西藏典籍、西藏译典、《布敦教法史》、《造像度量经》等作了研究。翻译佛典方面，法尊法师先后译出《五次第论》、《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论颂解》以及宁玛派的《七宝论》。张建木先生译出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辞书编纂方面，法尊、张建木等编译《格西曲扎藏文大辞典》，其中编译、简注了大量佛学术语。北京三时学会编纂了一部《汉藏佛教辞汇》。其它方面为正果法师著《辨了不了义讲义》，吕澂先生作《西藏所传的因明》等，还有法尊、张建木、郭元兴以及喜饶嘉措大师等对有关佛教史著名人物作了研究。总之，这些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具有国际一流水平，有一件事可以为此作证：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界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要求各国佛教学者撰稿，中国佛教协会为此组织编纂委员会，邀请佛教学术界撰写了300余篇汉文条目，其中包括了有关藏传佛教的条目。后来英译稿条目交到斯里兰卡之后，受到各国佛教学者的一致称赞，公认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部分的水平最高。这既是对我国佛教研究水平的一次检阅，也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研究工作的一次最好的总结。
　　至50年代末，藏传佛教研究开始出现不景气的状态，进入60年代更趋衰落。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政府组织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民族宗教大调查运动。这件事其效果可谓不小，对后来的藏传佛教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向，它不仅搜集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各方面的资料，而且孕育了一大批新生的藏传佛教研究力量。当时以国家民委为主领导和组织全国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民委、宗教等有关行政部门人员，到地方上、到农村、牧区进行大规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文化资料，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历史、寺院、制度、经济、社会关系诸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为后来的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后来佛教研究的方面和重心。由于文革中大量的寺院、经典被毁，这些资料就显得更为珍贵，其中如中央民族学院赴甘青地区民族调查组关于《青海佑宁寺情况》的调查报告，成为“河湟诸寺之母”的佑宁寺被毁前的最后一份珍贵记录。这次调查，规模之浩大，成果之可观，可谓史无前例，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办得到，而在建国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仅凭佛教学术界的力量也是难以想象的。这次民族宗教调查的实践中造就了一大批研究人才，当时有许多科研人员和民族院校师生到藏传佛教分布的西藏和甘、青、川、滇、内蒙、新疆广大地区，既学习藏文，又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他们后来都成为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其中的皎皎者如王尧、王辅仁、李冀诚等诸位先生，他们和以他们为首所培养、指导的年青学者，在近十年来的藏传佛教研究队伍中，是一支生力军。可惜的是，由于紧接而来的文革，使他们中本来可以成为专家而中途夭折了，后来终于成功了的人，其成果也晚出了整整十年!这一段时间内的成果，主要的还是寺院调查报告和其它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文章，但大都带有政治色彩和批判性质的，很难谈得上学术研究。其间值得一提的是王森先生的研究，他撰写了《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一名之为“资料”，实则潜心研究所得，不失为一部藏传佛教古代史。王森先生还撰写了《宗喀巴年谱》和《宗喀巴传论》，这些都在后来出版发表。
　　1966年之后的十多年中，大陆的佛教研究完全中断了，只有港台地区仍有一些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发表、出版了一定的成果，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萧条阶段，实际上大陆则完全是空白。港台地区的藏传佛教研究，主要是由大陆解放之际过去的一些佛教学者和藏传佛教信徒进行的，由于资料所限，研究的详请所知不多，仅就《海潮音》等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知道第一阶段的研究中与大陆的情况一致，主要也是集中在历史和典籍研究方面，其中主要论文如慧吉祥发表《西藏佛教概要》，王仲厚发表《西藏远期政教史略》，南怀瑾的《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简述》，龙慧的《喇嘛教的教学内容及其特色》，法融的《西藏红教与汉土禅宗评价》，张澄基的《基本大藏经总目录介绍》等。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研究兴趣仍然在这两方面，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林传芳系统研究了藏传佛教著名史籍《红史》、《青史》、《布顿教法史》、《西藏王臣记》等，刊载于《内明志》等刊物，还在《狮子吼》杂志上发表《西藏佛教史料的特质和种类》等论文。扎奇斯钦研究蒙藏佛教关系和萨迦派在元代的传播等问题，先后在《史学汇刊》等刊物上发表《蒙古可汗们何以信仰了吐蕃的佛教》、《忽必烈与八思巴喇嘛》等。一这些成果收入他后来出版的大著《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中。 70年代末张曼涛主编、并由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共十辑。100册，收集了自1911年至1978年间所有散见于国内报章杂志上的重要学术论文，其中包括西藏佛教专集四册，即《西藏佛教概述》、《西藏佛教历史》、《西藏佛教教义论集》(一)(二)，涉及藏传佛教的《密宗仪轨与图式》、《汉藏佛教关系研究》二册，共收录论文、译著86篇。期间，台湾新文丰公司排版印行了不少藏传佛教有关这一旧译著述，中华学术院佛教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二十年来佛教经书论文索引》，收录了包括有关藏传佛教研究的所有论文目录。
　　自70年代末及至80年代初，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到来，藏传佛教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犹如雨后春笋，焕发出勃勃生机。1980年被解散的中国佛学院重新开始招生，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了《法音》杂志，1987年佛协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尤其是老一辈学者们重又回到研究岗位上，其中包括法尊法师以及郭元兴等等，他们在余生之年译经治学，为这一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做出了贡献。在台湾高雄佛光山，星云大师及其领导的“中华汉藏文化协会”于1986年底举办世界显密会议，其中设立西藏佛教专题，由旅美西藏萨迦派教主主持，不少藏传佛教的活佛和学僧参加，以台湾学者为主递交了有关藏传佛教论文近十篇。近十余年来全国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也相继开展藏传佛教研究，其中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世界宗教研究所还在佛教研究室内设藏传佛教研究组。1979年在北京地区成立西藏佛教研究会。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召开首届因明学研讨会，藏传因明学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西藏和西北、西南、内蒙地区的社科院及有关院校，也设立宗教研究机构。80年代中藏学研究掀起热潮，1986年元月在台北成立西藏研究会，5月在北京成立藏学中心，8月在拉萨成立西藏藏学会。后来在西北、西南各地相继成立藏学机构。藏学的兴起大大推动了藏传佛教的研究，藏传佛教越来越引起藏学家们的重视，从每年发表、出版的藏学成果来看，有关藏传佛教方面的比重越来越大，每次藏学会议上的偏重研究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情况也有所改变，藏传佛教成为主要议题之一。尤其藏学大家王尧先生近年来也把研究重心移到藏传佛教上。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可喜景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新时期藏传佛教研究的队伍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只有佛教界人士包括学僧和居士独挑重担的局面彻底打破了，变成了现在由佛教界、佛教专业研究教学者组成的佛教学述界、藏学界、从事别的专业而兼搞有关学科和问题的学术界组成的这样一个多结构、多层次的研究队伍。由于研究队伍的变化，研究的领域拓宽了，方法也更新了，藏传佛教研究显现出崭新的面貌。在传统的研究中，历史、教义、典籍始终是重点，而现在除了继续进行传统项目的研究之外，大量开展了对人物、制度、寺院、建筑艺术、佛教关系、佛教与藏族社会、文化关系等的研究，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所涉及，各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展和可喜的成绩。在方法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只在最初的几年中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弊病，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失之偏颇。近几年来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文化学的兴起，学术界更多地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看待和研究，也运用新的理论和科学技术，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视野开阔了，思路也更新了。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藏传佛教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藏传佛教的名称，二是藏传佛教的形成，三是佛教的传入。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虽有在松赞干布之前、之时、之后三种主张，但自30年代来大多以7世纪中叶的松赞干布娶尼泊尔公主和文成公主之时为开始。此之前虽有神话传说而无实证，此之后虽有正式的译经、建寺事业，但两公主携带佛像进藏毕竟为佛教入藏之起首，故近年有一些争论，大多仍主张松赞干布时为佛教传入西藏之始。&
　　关于藏传佛教的形成，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藏传佛教在5世纪末叶的赤松德赞时已经形成，一种意见认为藏传佛教至 10世纪末叶的后弘期才形成。前一种看法实际上是传统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主要代表者是王尧先生。他在1979年发表的《论喇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中叙及，而在其后发表的《西藏喇嘛教的形成》和《吐蕃佛教述略》两文中又作了系统的论述，认为赤松德赞时以桑耶寺的建立、“七觉士”僧团的出现、佛经的翻译和三大目录的形成为标志，具备佛法僧三宝，又经佛教与本教的斗争，吸收本教的很多成份，以及经过佛教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确定了西藏佛教的思想内容。1986年李冀诚发表《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上的一些浅见》持同样看法。他认为西藏佛教形成的标志或根据是：“1.西藏正规寺宇的建立；2。西藏僧人的出现，僧伽组织的建立；3.西藏僧人参加的教法传承的建立；4.藏文译经具有相当规模；5.本教的影响。故“公元8世纪后半叶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作为西藏佛教已经形成或建立”，在此时“外来佛教形成为西藏化的佛教”。后一种看法主要代表者是王辅仁先生。他在《关于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几个问题》中提出：“西藏佛教史‘后弘期’开始于公元978年，我们把这一年作为西藏佛教形成的标志年代”。而在《关于西藏佛教(喇嘛教)及其教派的形成时期问题——兼与王尧同志商榷》一文中作了系统的论述，后来在他的著作《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月)第五讲中重申了这一点。作者认为佛教西藏化的标志，一是佛、本斗争达到融合，二是佛教具备“二位一体”性，即佛教与经济的“二位一体”以及由此而来的佛教与政治的“二位一体”。而这两个过程的完成或形成正是在10世纪后半期。这种看法在这一时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有许多发表的论文把政教合一，转世制度、佛本融合作为藏传佛教的基本特点。以上两种看法的分歧之症结，恐怕在于对此问题的前提——什么是藏传佛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前者是从佛教本身，即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汉传佛教、日本佛教来看的，其立意较广，而后者则看重了佛教与本教的、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关于藏传佛教的“正名”问题，解放前就已存在，近几年来只是觉得“名”非“正”不可而再引起了讨论。藏传佛教的名称，见于文字的共有八种，“喇嘛教、黄教、西藏佛教、蒙藏佛教、藏区佛教、西藏系佛教、藏语系佛教、藏传佛教”。最常见的是喇嘛教和西藏佛教两种，这8种称呼中，对后6种称呼的使用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黄教的称呼并不多见，使用者其意往往指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而学术界主要反对的是使用喇嘛教。用喇嘛教称呼藏传佛教，在很早以前国内国外都存在，但早期的使用者似乎并无一种非坚持不可的理由，近年来的使用者和持不同看法者大多认为此称呼中外沿用，约定俗成，故加以使用或作为俗称固无不可，如丁汉儒、温华、唐景福等著文认为，“喇嘛教是西藏佛教的另一称谓，它的出现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比较后期的事。以‘喇嘛’名其教，在经教上似乎是有点根据的，也反映了西藏佛教的某些实际情况”。1986年尚风著文《“喇嘛教”之名何须改》，更认为‘喇嘛教’一词已约定俗成，改称‘藏传佛教’或‘西藏佛教’大可不必。汉人称“喇嘛教’乃十分尊崇之意，是非常好的名称”。其实，从藏传佛教研究史来看，虽然对藏传佛教历来有不同叫法，但大部分学者还是沿用“西藏佛教”一名，而且早年就有很多学者如蒋君章、友直等著文反对使用“喇嘛教”一名。直友在《关于佛教的几个问题》中曾说：“要知道‘喇嘛’二字，与内地所谓‘和尚’的意思完全相同，‘和尚’，是译的音，意思是师长(有就其作用翻作‘力生’的)。弟子对于自己的师长，才称呼和尚 (准律制‘和尚’是戒弟子称呼授戒师的)。”“‘和尚’的意思这样，‘喇嘛’的意思也是这样。凡是弟子对于上师，就称Bla-ma Rin-Po-Che (大喇嘛)”。“喇嘛既是个人的一种称号，那末要称西藏的佛教为‘喇嘛教’，那不但是‘不顶妥当’(将君章语)，而且是顶不妥当!其不妥当的程度，正如称内地的佛教做‘和尚教’一样”(《边疆通讯》1948年5卷l期)!近年来的“正名”讨论中，著文坚决反对使用喇嘛教名称的还有吴钧、东嘎·罗桑赤列、李冀诚、桑德等等。李冀诚在《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上的一些浅见》一文中，对“喇嘛”一词从藏传佛教中的语义和语源上作了深入的考察，对“喇嘛教”一名在汉文中出现和沿用的历史也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最后指出，“
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俗称，有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它当时的客观环境，同时也有其当时的概念和含义，‘喇嘛教’即‘喇嘛之教’，别无其他，这种俗称已经离开了佛教的本义。然而近代以来一些国内外学者和对西藏佛教的称谓不仅继续使用这种俗称，而且还给它以新的概念和含义，简言之即‘喇嘛教——佛本斗争相互融合的产物’，这就使‘喇嘛教’不仅与佛教的距离更远了，而且必然在称谓上出现混乱。因此，无论从历史上留下来的俗称，还是给这种俗称以新的概念和含义，都不能证明‘喇嘛教’作为西藏佛教的名称或‘喇嘛教即西藏佛教’的提法是确切恰当的”。从近几年发表的文章题目来年，学术界似乎接受了这种意见，使用“喇嘛教”一名的越来越少。另外，从使用趋势看，在用西藏佛教的同时，越来越多地使用“藏传佛教”一名。虽然从概念和含义上说，称藏传佛教和称西藏佛教并无差别，但从字面上说，称西藏佛教着重于这一佛教的地域性特点，限制性较大。而称藏传佛教则着重于这一佛教的传承系统，其寓意比较广泛，表明这一佛教系统是以藏文、藏族、西藏为中心传承发展的，这在地域上没有排除西藏之外的其它信仰地区，在民族上也没有排除藏族之外的其它信奉民族；同时还表明作为中国三大佛教传承系统之一，与另二传承系统汉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相鼎立。
　　在讨论藏传佛教名称的同时，对其内部各教派名称也进行了“正名”。著名学者才旦夏茸著文《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对学术界还在以颜色称呼藏传佛教教派提出意见，认为以颜色命名教派是不科学的，也是极其错误的，如因宁玛派僧德戴红帽而称“红教”，那么萨迦、噶举，觉平诸派也岂不该称“红教”?因萨迦派寺院墙壁涂红。白色而称“花教”，那么格鲁派何尝不是呢?如以颜色命名，噶当派、觉囊派、息结派，当用何颜色来表示呢?故这些称呼是行不通的，应使用它们正确的名称。近年来使用教派名称的趋势表明，学术界尊重藏文原名，已很少使用不恰当的名称。
　　40年来，藏传佛教研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许多的进展，现分别简要评述如下。
　　历史佛教史研究历来是这一领域里的“强项”，解放前就有几部专著问世，国外也出版了不少著作，解放后发表、出版的论著居诸科之首。40年中先后出版了几部通史性的著作，法尊法师早年先后在《现代佛学》上发表系列论文，包括《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后弘期佛教》、《西藏佛教的宁玛派》、《西藏佛教的迦当派》、《西藏佛教的迦举派》、《西藏佛教的响巴迦举》、《西藏佛教的萨嘉派》、《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等，这些著述虽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但合起来无疑是一部完整的藏传佛教通史，其中格鲁派在其以前的《西藏民族政教史》中重点论述过。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妨把法尊法师的这些著述当作一部通史性专著来看待。法尊法师毕生致力于藏传佛教的修习和研究，语兼汉藏，学达显密，实为佛门龙象、学界领袖。他的著作简明、准确、可信，他直接利用藏文史籍和资料，运用汉文著作的写作手段和现代研究方法，不论是史实还是教理思想，都是自己研究所得。这与一些半抄半译半写的论著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一些不仔细研究原始资料而靠“二手”材料高谈阔论的学风大相径庭。法尊法师的史著在尊重藏传佛教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他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分期、对重大事件的看法、对基本史实的论述，均为后人所遵循，其影响之大当推诸书之首。王森先生曾在60年代初撰写了一部佛教史专著，当时称为《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196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铅印，流行于学术界，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改名《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森先生的著作在利用汉藏文史料和前人成果的同时，也吸收了国外的学术成果，解决了许多历史问题，而在整体上突破了旧的方法和思路，尤其把佛教同藏族社会联系在一起，其影响也很大，曾当作一些大学的教材使用。80年代初王辅仁先生出版了《西藏佛教史略》一书，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尤其深刻分析了藏传佛教的阶级本质和与西藏社会的关系，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佛教史专著。1989年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社会学家李安宅的旧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这是一部以社会学和民族学方法写成的佛教史著作，作者完全以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更多地从佛教制度和寺院教育方面加以探讨，论述，独具特色。另外，西藏出版社还出版了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西藏佛教史》藏文著作，和彭英全编的《西藏宗教概况》两书。
　　历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编译介绍文章发表的很多，其中比较多的是有关传播史和教派史方面的。藏传佛教大约自14世纪起开始从它的腹地西藏向外传播，到了18世纪，已形成了一个以西藏为中心，辐射青藏高原、蒙古草原、川滇西部和喜玛拉雅山脉以及帕米尔高原部分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圈，近现代以来又传播到海外，及至今天星散于欧美、亚太各地。所以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传播情况的论文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藏传佛教后期历史和近现代史的内容。教派史研究在这一时期比较突出，有不少机构和个人侧重于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如张敦安、上官剑壁、唐景福和温华、达瓦次仁和赤列加措及单增卓玛等对萨迦派的历史沿革及其作用、地位等作了论述。房建昌先后发表数篇介绍和探讨了噶举派及其有关问题，唐景福、次旦格列、张天锁等也著文论述噶举派教史。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了格鲁派和宁玛派的有关历史。又有不少论文对藏传密教作了专题研究，其中如高禾夫、李冀诚、林崇安(《密宗的传承及其发展》，见王尧《藏学研究在台湾》、《西藏研究1989年2期)等对藏密的历史源流作了论述，而石世梁作《佛教密宗释论》等数篇，在更广的范围内论述了密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密教有关问题的看法。近年来在教派史研究中一个新的进展，是对觉囊派开展的调查研究。觉囊派自从17世纪中叶被五世达赖改宗格鲁派之后，一直湮没无闻，甚至不少人认为该派已从历史上消失了。但近年来的考察表明，自十四世纪以来该派一部分一直活动在川青交界的地区，现在仍有30余座寺院。近年来川青两省的研究人员分别作了实地考察，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其中已发表的有关调查报告和论文有许得存的《川青两省藏区觉囊派寺院》，余万治《他空见一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佛性论》，余万治、刘俊哲《藏传佛教觉囊派哲学思想初探》，许得存《试论多布巴的〈了义山海法论〉》及译述多罗那他《中观他空思想述略》等，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编辑出版了觉囊派学者云登桑布的《觉囊派》藏文著作(民族出版社， 1990年7月)。
　　【教义】
藏传佛学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方面，自三十年代吕澂先生著《西藏佛学原论》以来，很少有人进行专题研究，虽有一些论文对宗喀巴的思想作了论述，大都只限于介绍和一般叙述，很少展开研究。近40年这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法尊法师于1959年至 1960年间在《现代佛学》上发表了五期有关中观宗的讲座，对藏传佛学中所传佛护、月称一派中观宗主张的八大论点(亦即中观两派论争的八大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探讨和阐述。关于清辨，佛护及其之后的中观派学说在我国汉传佛教中因缺乏译著和传承，而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近代学者们结合汉藏文资料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国外学者也根据藏文资料进行了不少研究，但都未能理出个比较满意的头绪。而法尊法师凭借他深厚的藏传佛学功底和娴熟的藏文能力，把两派中观宗的分歧、焦点以及同经量部、瑜伽部交叉的问题，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讲得那样透彻、清晰，实为国内外罕见。自阿底峡在藏弘扬中观宗以来，佛护、月称一派的学说流行开来，尤其宗喀巴完全采用月称之说，应成派遂独宗雪域，因而弄清应成派的观点和与自续派的分歧，是藏传佛学中一个极为关键所在，法尊法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就由此显得极为重要了。法尊法师对藏传佛学有广泛的研究，对于龙树六论，慈氏五化、般若现观、俱舍律经，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于宗喀巴的思想多有大著宏论，为学界所重。
　　近年来宗喀巴思想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点，许得存进行专题研究，已发表数篇论文，分别对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和戒律思想作了系统地探讨和论述。许是存还对觉囊派的思想和其它方面都有研究，以其佛学和藏文见长，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年青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王尧、褚俊杰著文《宗喀巴思想的历史渊源》，对宗喀巴佛学思想的来源作了研究，强调宗喀巴之前的藏传佛学中占主流的中观派并不是脱离瑜加行派而独立发展的，二者的合流已不可逆转，“宗喀巴的贡献主要不是在使这种合流最后完成，而是通过对应成派中观学说作出全新的解说，来使‘诸法无自性’的原则得到彻底的贯彻。”对于中观宗两派，认为在宗喀巴之前应成派学说已居主要地位，“宗喀巴只是对应成派的学说作了全新的解说，并且明确肯定了应成派的地位”(《中国藏学》1991年3期)。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陈王蛟的《宗喀巴师徒三尊对般若波罗蜜多的诠释》等。
　　近年来对各派的密法及其思想也进行了研究，其中郭元兴《莲花生大师的生平及其学说与唐代真言宗的关系》一文，探讨了宁玛派所传旧密大圆满法的形成，提出了新的见解(详后)。李冀诚著文对萨迦派的“道果”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作了介绍和论述，石世梁、克珠群佩著文对噶举派的“大手印法”和“那若六法”作了介绍和论述，另外《法音》上发表有佛日《大手印导论》一文。
　　【因明学】
印度的因明与西方的逻辑、中国的名辨在人类逻辑学史上鼎立而三。因明产生和发展于印度，陈那、法称为集大成者，而他们的著作大都保留在藏传佛教中，他们的学说也在藏传佛学中得以发扬光大，因而藏传因明学之宏富举世公认。对它的介绍和翻译早在本世纪前半叶就有了，而真正的研究还是这40年来的事。40年来，除不少佛学家和哲学家涉猎此项研究之外，有一批专家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主要如王森、扬化群、剧林宗、祁顺来等，他们的研究大大推动了我国藏传因明学的研究。以他们为主首先向学术界翻译介绍了因明学名著，王森先生从梵文译出法称的《正理滴论》，扬化群则又从藏文译出。法尊法师编译出版了陈那的《集量论》(《〈集量论〉略解》，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扬化群先生译出藏传因明学名著，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工珠元旦嘉措的《量学》、龙
师徒的《因明学名义略集》、普觉·强巴的《因明学启蒙》，与宋晓嵇合译波米·强巴洛卓格西的《入因明学阶梯》。剧林宗译出江白桑培的《藏传觉慧论述要》。因明学研究60年代初就有吕澂先生的《西藏所传的因明》一文，其中首先简述了藏传因明学的历史，主要特点，也指出了不足之处。认为藏传因明学的实际奠定者为萨班庆喜幢，他以宏扬《量译释论》为主，改变了藏传因明学一向重视《量决择论》的学风。而宗喀巴又把因明学纳入解脱论的范围，使藏传因明具有了修道次第的意义。法尊法师在 1962年10月曾为菩提学会演讲了题为《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的因明学讲座，近年校阅之后发表于《法音》上。文中对藏传因明学中所传的心明作了全面分析和解说，尤其对心明的概念、范围及其定义层层分解诠释，深入而浅出，夷径而通幽。由此亦可看出吕澂先生和法尊法师双雄于学坛，而前者见长于学史，后者见长于学理。80年代以来藏传因明学研究发展很快，出了不少成果。其中首推扬化群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他在艰难的一生中致力于藏传佛学的修习和研究，近十数年来又专门译介和研究因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因明大作《藏传因明学》，书中收入了他的五部译作及其介绍，和三部论著：《藏传因明学提纲》、《藏族学者的因明学著作初探》和《藏传因明学发展概况》。另外，作者还对法尊法师编译的《集量论略解》作了序言。他的著作对因明学在印度的产生和发展，因明学同逻辑学、哲学的关系及在佛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尤其对藏传因明学的形成和发展，传承修习的特点，以及基本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其中还披露了保存在大藏及藏外的66部印度因明学论著和55部藏传因明学著作。他的著作可以看作新中国藏传因明学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近年来剧林宗发表《藏传因明学教学刍议》等，祁顺来发表《从(量论略义集)看藏传因明》、《浅谈西藏佛教哲学——量论》等，阿旺旦增发表《藏传因明的发展、特点及其现状》，分别对藏传因明学的教学问题，量论与因明的区别及其性质、因明的发展特点等作了阐述。
　　【典籍】
佛教典籍研究向来比较多，不过以前侧重于译价和研究藏译中的印度论著和藏传中最重要的一些著述，尤其是有关宗喀巴的佛学著作。而这40年来介绍和研究的范围、内容、方式大大扩大了，几乎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包括大藏经、经典、论著，史籍等等。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有所不同，从版本、目录、校勘、鉴定、考释，到思想内容等。对大藏经的研究主要在版本、目录、内容介绍诸方面。50年代初关德栋著《西藏的典籍》上下二篇，全面、系统论述了藏文佛典的翻译，大藏内的佛典及其内容、目录，尤其详细介绍和研究了大藏经的各种版本，包括版本的开雕年代和制版过程、版本年代的依据，各版本之间关系及增损优劣等，这是有关大藏研究方面比较全面和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后来不少介绍大藏的文章多依据此文。近年来扬茂森对大藏经也作了不少研究，其《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不少新发现的甘青一带的复刻本和石刻大藏经，还介绍了国外研究大藏目录的情况，也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论文。还有不少论文分别对某一种版本的大藏作了研究，其中如王尧《藏文大藏经丽江一里塘版〈甘珠尔经〉述略》、嘉措、平措《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安双成《蒙文〈甘珠尔经〉与藏〈丹珠尔经〉制版概述》、丹珠《卓尼版大藏经以及禅定寺的印经业》等。此外，张澄基、张建木等对大藏目录作了介绍和研究。不少人评价了大藏在蒙古等地的流传情况。对藏汉大藏对勘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其中早年有杌人著《西藏》译经记序》，作藏汉分类勘同，指出部数差别。近年苏晋仁先生著文对 13世纪末期的藏汉佛典对勘及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形成，作了详尽的考述，并指出它在汉藏文化及汉藏佛教交流上的重要意义，是一篇重要的论文。近年王尧先生推出了他在这方面研究的一篇力作《藏传佛教译经史料钩沉》(《中国藏学》1992年3期)文中对佛典翻译的历史、大藏目录的形成和大藏版本的刊刻过程，作了简明而生动的论述，尤其对藏汉佛典互译的历史及意义和所译典籍及其意义作了精辟的考述，还从德格版大藏中提录出32部由汉译藏的典籍，使学界的耳目一新，这是近年来大藏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
　　对于具体的经典也有不少研究，法尊法师曾对经、律、论中的要籍都进行过研究，建国以来，主要就《般若经》、《现观庄严论》、《律经》、龙树六部论、《俱舍论》进行研究和介绍，其中对德光论师的《律经》作了全面研究，还专题研究了《随会三宝经》。在《现代佛学》上还发表了悦西关于《造像度量经》的两篇论文。 80年代以来，黄文焕先生对藏文写经作了专题研究，整理了敦煌及河西地区所藏的藏文写经，尤其撰文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写本作了详尽考释，还对桑嘎古都寺所藏吐蕃时代古藏文手抄本佛经进行了测定和考释，并指出其文化价值。近年王尧先生先后发表他的《藏汉佛典五种对勘释读》，这五种佛典包括《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未见等五种)，这几种经典尽管在藏传佛教中影响并不是很大，却在汉传佛教中最为流行，故对此进行对勘比较还是对藏传典籍研究很有意义的。关于《心经》，曾有冉季文就藏译汉音本加以校注发表(《语言研究》1982年 1期)。最近许得存著文对《时轮根本摄续》作了介绍和研究，还重点介绍了该经中的气功医学以及时轮乘的思想和历史发展。
　　对藏传佛教学者的著述加以介绍和研究的比较多，而其中最多的是对宗喀巴著述的介绍和研究，包括《菩提道次第论》广、略本，《密宗道次第论》、《缘起赞》、《律海心要摄颂》等等，法尊法师在50年代发表建国前的讲稿《〈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等，详细介绍了该论的产生、结构、内容特点、题目、弘传、汉译，可谓详尽备至。后来还有人在不断地介绍该论，但均未超出法尊法师论文的范围。另外对阿底峡的《菩提道炬论》和布顿的大藏目录等也有介绍。对佛教史著作介绍和研究的也比较多，其中林传芳系统研究了《红史》、《布顿教法史》、《青史》、《王统记》等史籍，而在其《西藏佛教史料的特质和种类》中作了概观性的介绍。王尧在其《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中，对以佛教史籍为主的文献作了全面、详尽的介绍。其它从历史学角度介绍史籍方面的论文还有许多，此从略。另有人对《大唐西域记》藏译本作了校勘。
　　【人物】
四十年来对佛教历史人物的研究，其成果之丰，引人注目，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专著和介绍、资料性的高僧传略及年谱，凡有关重要人物、各教派创始人、各大活佛系统、名僧大德都有所涉及，可以说此科成绩斐然。不过此中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大多偏重于生平事迹和政治活动的考察，缺少从佛教史的角度加以研究，而所研究的也大都是与政治、历史关系密切的人物，相形之下，那些富有宏论巨著、驰名译场、标立空有的高僧硕德，反倒掩蔽不显了。在历史人物中研究比较多的是宗喀巴，八思巴、达赖、斑禅、章嘉等，而其中论述最多的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对宗喀巴的研究，从早年的法尊、王森，到后来的丁汉儒、吴均、王尧、许得存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而最近王尧、褚俊杰即将出版《宗喀巴评传》一书，是为宗喀巴研究的专著。八思巴研究方面，陈庆英、道吉、徐连达、方慧等发表文章评述，著名蒙古学家扎奇斯钦在他的《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中也重点研究了八思巴及其萨迦派与蒙元关系。而其中陈庆英对八思巴作了专题研究，先后发表数篇论文，还对八思巴之叔萨班也作了研究，最近他的八思巴研究专著《元朝帝师八思巴》一书问世。该著依据藏文史籍，结合汉文有关史料，对八思巴的家族出身、在萨迦派中的地位，一生的宗教和政治活动，与藏传各教派高僧的交往，对西藏在元代统一于中国的重要贡献等方面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研究。该著还对八思巴的重要宗教著作进行了分析，译介了一些重要书信、奏表、赞颂等文。该书尤其依据八思巴文集中的篇末题记确定了八思巴的主要活动年代，从历史学和宗教学结合的角度综合利用藏汉文史料来全面研究八思巴，具有特色，在藏传佛教人物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达赖、班禅活佛系统的研究论著比较多，他们的传记也翻译出版了不少。其中牙含章著《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对历代达赖和班禅的生平活动和功过是非进行了全面评述，尤其重点评论了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书中还涉及了西藏近现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关的问题及大量资料。其他名僧研究方面，王尧先生著文《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7期)，依据多种藏文史料和敦煌文献及社会调查资料，对法成的生平及佛教活动详加考述，指出法成非日本上山大峻氏所说吴和尚邈真(上山大峻《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研究》，《东方学报》38—39册，京都，年)，而是出生于后藏的吐蕃人。王尧先生还在其它论著中多处论及法成，对其在汉藏佛典的翻译及其在文化交流上的贡献予以充分的肯定。东智才让、褚俊杰等著文论述阿底峡在藏的活动情况。
　　【制度】
佛教制度方面发表的论著也不少，包括学经修习、戒规管理、学位阶制等等，其中主要集中在藏传佛教特有的活佛转世制的研究，除了在一般著述中论及之外，有许多专文对其产生经过、活佛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论述，其中柳升棋、邓锐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一文，通过对从未公布的20余件档案资料和汉藏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的分析研究，全面叙述了清朝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过程及其作用和意义，纠正了以往某些文章中的一些错误。陆莲蒂《七辈班禅为九辈达赖敕请免金瓶掣签藏文奏折——汉文奏折补释》，也以未公布的班禅奏折分六部分对汉文奏折作了补充。对于活佛转世制度，尽管有不少论著作了研究，但大都偏重于对一般史实的论述和考证，也几乎所有的论著企图在理论上说明活佛转世制度的思想来源，但大都也只停留于笼统的轮回转世说的解释上，还没有人能从佛教的有关理论上和从当时的藏传佛教思想背景，历史及社会的背景，加以全面、圆满地解释、就是国外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这就有待于佛学家们和藏学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了。活佛转世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的评论中，也有一种偏向，就是过于夸大，以至成了唯有活佛转世制才成其为藏传佛教，唯有它才是藏传佛教的特点，而忽略了藏传佛教在教法传承、经论修习、学说思想各方面同样具有的特色。
　　【寺院】
寺院研究在藏传佛教研究中也是个比较突出的方面，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李安宅以研究拉卜楞寺著名。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民族普查和宗教调查中，搜集了大量的寺院资料，这就成为近十年来寺院研究的基础。近十多年来有关寺院的研究论著和介绍及调查资料很多，凡著名寺院都有所论及，许多大的寺院还有全面介绍的概况性的专著，一个地区的寺院也有综合介绍或分别叙述的专著资料，以及编著，翻译的寺志。研究的范围很广，从寺院的创建、历史考察、组织机构、建筑艺术，到教育、经济、地位、影响等，都有所涉猎，其中教育，历史和经济方面的研究论文较多，而寺院经济研究近年来更具特色，有近20篇专文进行探讨，其中如周本加、汤晓芳、陈国光等人分析和研究了民主改革前的寺院经济，扬健吾、石硕、张建世等对现阶段的寺院经济作了调查和分析研究，尤其从寺院与所在社区的经济、教育、信仰诸方面的关系上加以社会学的考察分析，很有特色，它对于全方位研究寺院，把寺院置于藏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东嘎仓·才让加近年来发表寺院经济的系列论文，成绩显著，他尤其以拉卜楞寺院经济的运行为例，广泛探讨寺院经济的概念、结构，作用以及形成发展，有不少新见。
　　【艺术】
佛教艺术研究是近十多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方面，有许多从事佛教和艺术、文物、建筑研究的学者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撰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其中如安旭的《西藏桑耶寺主殿画略考》(《文物》1982年8期)，经考证认为主殿壁画是清代作品，回廓壁画是明代作品。而所著《西藏美术研究》(上海美术出版社)一书，系统介绍了各种形式的佛教艺术，是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另如叶欣生、陈兆复、乃波格桑、曷谛、张骏、阎学仁、欧朝贵、陈哲等撰文分别介绍和探索了藏传佛教的建筑、雕塑、唐卡、壁画以及酥油花艺术。宿白先生著《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文物1990年10期)，对杭州飞来峰的“梵式”造像和藏传佛教在元代的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考释，文中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细，前所罕见。黄涌泉、洪惠镇等在前已对此作过研究。
　　【佛教关系】
在佛教关系研究方面。张广达先生的《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其有关的敦煌文书》(《学林漫步》第3集，中华书局， 1981年)，通过对敦煌藏汉文文书的研究详尽地论述了禅宗传入吐蕃的历史及其影响。郭元兴的《莲花生大师的生平及其学说与唐代真言宗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唐蕃密教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其中主要有三：其一，前弘期所传旧密(后来的宁玛派教法)的大圆满法和大迁转身法是以易学为骨架构成的，认为大圆满与太极同义，大迁转身与大易同义，五趣生死轮是以八卦代轮福间的五趣、以十二生肖代轮辋的十二因缘。其二，藏传旧密以借鉴唐代密宗理论而建立其思想体系的，如藏传九乘次第同于汉传十住心，即身成佛和大乐思想两地均同，藏传法界身普贤佛同为主尊，同于汉传大乐金刚萨埵。其三，莲花生出生于有汉文化渊源的罽宾(所谓炎帝四岳伯夷之后，莲花生游学至金洲(今苏门答腊)从汉人吉祥狮子学大圆满法，开元之时(八世纪前半叶)至唐学习八卦、九宫、历算之学，后辗转西域于750年进藏建桑耶寺，传授其将易学和密法结合起来的大圆满法。781年唐派僧至吐蕃讲法，789年惠果弟子司真至吐蕃身殁，804年莲花生弟子南喀宁热奉使入唐，他们均将唐代密宗教法传入吐蕃，构成宁玛派教法内容，这些看法是继提出禅宗入蕃影响宁玛派大圆满法之后又提出的一个新观点。阿沛·晋美《论赤松德赞时期汉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陈庆英《西藏传教史上的汉印佛教辨说》以汉印佛教僧人在吐蕃的顿渐之争为中心论述了汉藏佛教在吐蕃时期的关系。王尧先生在其不少论著中对汉藏佛教关系也多有论述。
　　【佛教与社会文化】
藏传佛教与藏族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对其它民族的影响等，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政教合一”制度和佛教对清王朝施政西藏地方中的作用是这方面研究的两个重点。著名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一书，认为吐蕃时期是政权和教权各自独立存在的阶段，元代八思巴起为政教合一制的开始，清代乾隆十六年制定的《善后章程十三条》等措施使政教合一制得到加强，从十三世达赖亲政起政教合一制开始削弱，1959年民主改革标志着政教合一制的消亡。吴均《论安本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以及有关研究甘、青、川一带的土司制的文章，论述了在甘、青、川地区土司制下的政教关系和寺院政教制度。佛教在西藏与清王朝的关系中的作用，发表了许多成果，其中张羽新发表数篇论文，作了专题探讨，所著《清政府与喇嘛教》一书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是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还有一些文章对藏传佛教与清代蒙古及元朝的关系作了探讨。另外，黄心川先生《沙俄侵略蒙藏与喇嘛教》、张羽新《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与喇嘛教》对藏传佛教在沙俄侵略蒙藏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王尧先生的《喇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其它学者的许多文章论述了佛教对藏文化各个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札奇斯钦、李冀诚、孟和宝音等著文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蒙古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及作用等等。
　　对藏传佛教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影响，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就社会作用讲，60年代以来大多强调消极的方面，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对佛教与藏族人口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些争论，有的人认为佛教使藏族人口剧减，从而对藏区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有的人认为人口的增减与多寡不是一个民族兴衰强弱的标志，佛教与藏族人口的减少并无必然的关系，佛教对藏区社会的消极影响不宜夸大。又如对蒙古族社会有其功能的作用，以前取否定态度的比较多，现在提出全面、历史地看问题，蒙古族社会受制于多元因素等看法。就文化影响来讲肯定积极方面的比较多，尤其近年来人们纷纷发表看法，肯定积极影响和作用已成趋势。&
　　【其它】
40年来在编纂辞书、资料，出版原典、翻译名著、译介国外成果诸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它大大推进了藏传佛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编纂辞书方面早年有北京三时学会的《汉藏佛教辞汇》，法尊等编译的《格西曲扎藏文辞典》。近年来张怡荪等编纂的《藏汉大辞典》问世，其中收编了大量的佛教辞条。最近王沂暖主编的藏汉《佛学辞典》也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佛教辞条共1万2千余条。由藏学中心主持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正在进行对勘出版之中。近年来西藏人民出版社和四川、青海、甘肃民族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经论著述藏文原典，以及佛教人物传记、寺志原著等，此不例举。近年来许多藏传佛教史籍也由藏文翻译出版，其中如刘立干译的《土观宗派源流》、张建木译的多罗那他“口度佛教史》、郭和卿译的布顿《教法史》、《青史》、《西藏王臣记》、吴均译的《安多政教史》，以及陈庆英译噜的《红史》、《汉藏史集》、《萨迦吐系》、《王统世系明鉴》等历史著作。另外还翻译出版了其它许多佛教史著作和传记、寺志等。藏学界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藏学研究丛书，如《国外藏学译文集》等，其中亦有关于佛教译文。
　　纵观40年来的藏传佛教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表现了我国这一领域里的雄厚势力和研究特点。近年来各佛学院培养了大批的学僧，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培养下不少专业人才，年青的一代正在成长，其它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也正在积极投身于这一领域里的研究，所以今后的前景还是乐观的。但也必须看到，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懂佛学人不大懂藏文，而懂藏文的人又不大懂佛学，两者兼备的又缺少现代思维研究方法，三者齐全者廖廖无几，这也造成了学术界有力使不出的局面。按理说我国的佛教研究力量不应比欧美、日本小，我们不仅有近二千年的佛教传统，有汉、藏、傣三大系统的佛教，而且从事佛教、哲学、藏学、蒙古学专业的队伍最为庞大，寺院大学不乏高僧大德、学苑巨子，如果有更多的佛教研究人员学点藏文，藏学研究者学点佛学，佛教界人士避免科判式的分法，学点现代的表达，则能互相补充，共同提高，今后的藏传佛教研究前途无量！
　　(附记：有关藏传佛教研究情况，曾以《一个世纪来的藏传佛教研究》为题，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3期，现据《世界宗教研究》和《佛学研究》双方编辑同志的建议和同意，另撰此稿发表，故与前稿有不少重复之处，特此说明。又因资料、篇幅和能力所限，文中定有遗漏和不当之处，出处亦未能一一标明，敬请方家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