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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领导人秘书：多人走上领导岗位任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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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领导人秘书：多人走上领导岗位任实职
　　怎样做领导的秘书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盖伦 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组织上选拔秘书，总的原则应该还是看工作能力、应变能力。”
　　“领导人对秘书的任命具有决定性权力。”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召开前，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被轮番解读，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改革方案因为牵头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从政经历，备受外界关注。
　　李伟担任过原国务院总理朱 镕基的秘书。 朱 镕基卸任后，他先是调任银监会副主席，历练两年后又出任国资委副主任。2010年，李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党组书记，官至正部级。
　　并无证据显示，李伟的职务变迁与其担任总理秘书的经历存在必然联系。在中国稀缺的时政信息中，领导秘书这一群体向来以低调与神秘示人。他们如何被选拔到领导身边工作，如何在领导身边开展工作，离开领导之后的仕途又会有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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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能成为领导人秘书
　　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秘书，虽业务分工不同，但中组部任命时通称“机要秘书”。
　　对于选拔何种人担任领导人的“机要秘书”，根据1980年5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必须挑选成份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担任。”
　　“组织上选拔秘书，总的原则应该还是看工作能力、应变能力。”教育部一位熟悉秘书工作的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脾气、祖籍等是领导人的个人化需求，“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不会作为选拔条件”。
　　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聪敏，曾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 鹏当过10年秘书。他被选为李&&鹏秘书前，完全不知情。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通知吕聪敏：“李 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刘华秋还特意告诉他，“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意见。”
　　当时吕聪敏也是美大司的领导成员，分管加澳新和南太事务，同时担任党总支书记。但是，对于被选拔为总理秘书一事，刘华秋和其他司领导守口如瓶，没有一点暗示。吕聪敏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华秋同志与我谈话后，我虽颇感意外，但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对于中央领导秘书的选拔方式，公开资料中着墨并不多。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分析，近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的来源大体分三种：
　　一是在地方或中央的秘书系统工作多年，或者跟随领导多年。比如原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的秘书丘小雄，他从1994年起就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历练十年之后，2003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据《湖北日报》日报道，丁薛祥已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此前任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07年他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期间，曾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有过短暂交集。
　　二是在部委工作之后调到中央办公厅或者国务院办公厅，直接担任秘书。丁学东1987年即进入财政部工作，20年之后升任副部长。2010年5月，丁学东从财政部调出，成为国务院现任最年轻的副秘书长。
　　三是在地方或中央的政策研究室即智库系统工作，之后辅佐领导人。据《重庆时报》报道，施芝鸿在任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秘书之前，曾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上海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显示，2013年7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张江曾担任李长春的秘书。他从政策研究室踏上仕途，之后历任广东省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邓 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02年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组长，成为李长春的秘书。
　　跟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并不是所有的首长秘书机构都叫办公室”。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经常与中央领导秘书打交道。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规范来讲，像是总书记、总理、委员长、政协主席，才叫办公室，其他常委是‘处’，一般叫‘某某处’”。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一般出自中央办公厅，总理办公室主任一般出自国务院智库机构；而这两位秘书一般都任该单位的副职，比如习近平办公室主任丁薛祥兼任中办副主任，李克强办公室主任石刚兼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领导人对秘书的任命具有决定性权力。”该中办人士透露，如果领导人要调人来担任秘书，则中办负责出面到原单位调人，“如果领导没有合意的人选，那么中办会结合外交等部门提供人选。”
　　如何当好领导人秘书
　　作为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人员和直接助手，秘书虽不是决策者，但负有为领导决策和落实决策做好服务工作的责任。
　　从1980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可以看出，机要秘书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送阅文件：对较长的文件、电报，如有需要，应摘要后连同原文一起送阅，对领导干部阅办完毕的文件，应细致查看，如有批示，要及时处理。
　　岳祥曾在年，年前后两次担任国家领导人彭真的秘书。岳祥记得，当时中央办公厅每天都会送来很多材料，国内国际均有，“国内材料是中央办公厅文件、各省呈送材料，以及新华社的资料；国际材料则来自外交部、中联部，还有各国使馆报送的电报。”由于文件数量太多，岳祥需要从这些文件中选出比较重要的材料，摆放在彭真的办公桌上，或者等他回来后直接向他汇报材料中的重要内容。
　　给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做过8年秘书的黄桂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吴学谦到北戴河休假办公期间，他也要负责接收和整理专列从北京送来的档案材料。不过，考虑到领导人其实是在休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文件，我们就放一放”。
　　至于如何判断文件的重要程度，李 鹏的外交秘书吕聪敏认为，秘书不能只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二传手和通讯员”，需要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认真阅读文件，掌握精神实质，“从政策上考虑问题，从全局上观察问题，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上分析问题。”
　　总理重要外事活动的新闻把关也是吕聪敏的工作内容。
　　“我与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很熟，有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朋友，配合很默契。”吕聪敏的小本子上都有各新闻单位总编室和负责外事采编的记者的电话，“一旦发现有什么疑点或问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弥补和改正，直至所有新闻单位都交代妥当了，心里才踏实，才能放心地去吃饭或休息。”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朱佳木曾经做过陈云的办公室主任。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助手，朱佳木每天除了替陈云挑选文件外，还要经常列席中央的一些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各种文稿。朱佳木曾向媒体透露：“给陈云起草讲话，不仅要写出他的思想，而且要写出他习惯的语气，这是对我很大的挑战。有时陈云改一二个字，我觉得改得真好，他常教育我看问题不要绝对化、片面性。那几年，凌晨两点之前几乎没睡过觉。”
　　黄桂芳有一次跟随吴学谦在北戴河暑期办公，其间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黄桂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之前一直由吴学谦负责台湾事务，当中央决定由丁关根牵头成立国台办时，学谦同志就让我代表他参加了筹备会。”
　　“服务是秘书工作的基本特征。”吕聪敏将“服务”概括为：“调查研究、提供信息、审核把关、提出建议、沟通协调、督促落实等。”
　　对于秘书的工作表现，领导人有时也会直言不讳地予以评判。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退休后写成的《闲来笔潭》一书中，有他老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透露：吴官正在江西工作时，有一次，他到一家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不敢收，那人说，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怕什么？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了包里，吴官正在远处看见了，快步走过去问秘书：“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
　　吴官正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后，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着要出院去出差，吴官正的儿子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报告。“中纪委有个领导听说他住院了，来医院探望。领导走了之后，他问是谁讲出去的，然后把秘书批评了一顿。”
　　秘书们很低调
　　虽然经常代表领导人参加一些会议，但秘书们往往表现得很低调。日，在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新书《看法与说法》座谈会在上，李瑞环副部级的秘书参会并在嘉宾席上就座。不过，主持人并没有介绍他的身份，整个座谈会中他也未发一言。
　　“这很正常。”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参与过多部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作性质决定秘书必须低调，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首长，“新书发布会或者研讨会时，秘书一般是坐在席下听报告，不会发言也不会被介绍，会后秘书要向领导报告结果。”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目前是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名誉会长。“他的秘书出席活动时，我们会制作铭牌，但不做介绍。”复旦管理学基金会的陶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我们将秘书安排在第二排、李岚清正后方的位置，如果只有一排，就在首长旁边。
　　许多领导人退休之后，都会考虑将过去的工作文稿或讲话指示集结出书。“出版社不会跟首长直接联系，文字秘书在其中做桥梁。”张振明透露，“常委退下来后，至少有两个秘书，文字秘书和生活秘书。有时也会合二为一，文字和生活是同一个秘书在打理。”
　　在筹备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一书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常会在晚上12点接到李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转达领导对书的修改意见，甚至在2013年除夕晚上，贺还接到了秘书打来的电话，“说首长又有想法了，想改哪儿”。
　　在出版社正式介入领导人出书流程之前，也会有专门的文稿小组来负责领导著作的前期整理工作。在该小组中，领导人的现任秘书甚至是前任秘书都会参与。“这些秘书接触过很多工作文稿，一些他们可能也亲身经历参与起草，对文稿比较熟悉。”张振明透露，前朱 镕基办公室主任、现任江西省副省长李炳军就是朱 镕基多部著作的总协调人。
　　不过，跟领导人秘书打交道也有不少规矩。从外交部调到李 鹏身边工作的吕聪敏记得，有一天，他突然听说外交部定了一条规矩，凡与中央领导人办公室联系工作，事先应请示，而且只能由司领导打电话。“对此，我倒有点不习惯，我同礼宾司和地区司熟悉的人说，凡是同我联系工作，不必非要让司长、处长打电话，为了不误事，谁打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我这里24小时‘开门’。”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李岚清现在的秘书是中办的一个局级干部，复旦管理学基金会的陶老师说：“基金会有一个秘书长，是我们学校之前的党委书记(副部级干部)，如果我们要向首长请示，一定是要通过党委书记联系他的秘书。”复旦管理学基金会中还有两位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他们两人目前的秘书都是处级干部，联系他们要相对简单些，陶老师说：“有事我们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大领导的秘书比较规范，中办管得很严，平时也不怎么出来。”陶老师对协会三位中央领导秘书的印象都不错，“他们看起来彬彬有礼，不像地方上有的秘书还是挺油滑的。”
　　离开领导之后
　　普通民众倾向于认为，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会为秘书往后的从政履历加分，但一些领导人秘书更多地从“领导人对自己的启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短暂地当过国家副主席王震的秘书，他这样形容自己的转变与成长：“有机会当秘书，对自己的学习、成长是很有利的，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充实自己，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知识上成熟起来。我过去是一介书生，对政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在王震同志那里当了三年秘书，对我的成长进步有很大促进。”
　　黄桂芳在吴学谦去世后回忆：“学谦同志的以身作则、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作风，为我起到示范作用，让我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由秘书向使馆领导的角色转换。”从年间，黄桂芳先后出任驻菲律宾大使、驻新西兰兼首任驻库克群岛大使，驻津巴布韦大使。
　　许多秘书不再为领导人服务后，大多走上了领导的岗位，而且在新单位往往担任“实职”。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秘书孙伟，从2000年吴邦国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开始给他当秘书。2003年，吴邦国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孙伟又担任了委员长办公室主任。2011年初，孙伟调任山东，成为省委常委、副省长，不久后成为常务副省长。
　　据《华商报》总结，由于国务院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其在任时的秘书很多离开首长身边后，会被调任经济部门。原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的秘书丘小雄，从2003年3月开始任总理办公室主任。2008年，丘小雄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三年后改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领导人退休之后，秘书一般是不会追随着继续为领导服务的。” 上述教育部人士这样分析，“体贴的领导一般会在距离退休前几个月到半年左右时间里，安排好秘书的去处。”来源：南方新闻网
　　(实习生朱琳、周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习仲勋秘书：老领导曾告诫当秘书既无权又有权
日06:14&&陕西日报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到习仲勋同志的故乡陕西，纪念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他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对人民充满热爱之情，始终实事求是，始终谦虚谨慎，始终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对激励我们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我敬重的老领导仲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半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蔼与威严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
　　我是1981年至1988年给仲勋同志做秘书工作的。我还记得，当时是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同志亲自把我送到仲勋同志办公室的。仲勋同志亲切地对我说：“当秘书既无权又‘有权’”，要“谦虚谨慎，仔细认真，边学边干边积累”。这几句平常而有分量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仲勋同志1981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80年6月成立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之前的中央书记处，是“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仲勋同志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常务)工作并分管干部人事、统战(民族、宗教)和工青妇等工作。作为[政治词汇被过滤]总书记的得力助手，他勇挑重担，敢于担当，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处理，可以说他是“夙夜在公”。仲勋同志这是第二次进中南海工作，时年已近68岁(他第一次到中南海工作时38岁多一点)，我当时不到24岁。仲勋同志是我直接服务的领导，也是我的长辈。他老人家以长者的风范，既教我做事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他除了交给我工作任务外，还时常会给我讲他的过去，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实际上使我受到了党史、国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我和当时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其他同志一样，对他高尚的品德、坚定的党性、实事求是、为民务实清廉、艰苦奋斗的作风，感受深刻，受益终生。最近几年，我又参与了《习仲勋传》、文献纪录片《习仲勋》等一些编辑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再次重温学习仲勋同志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今天，在纪念仲勋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回顾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我对仲勋同志有这样几点突出的认识和感受。
　　第一，始终对党充满着感情，坚持党性原则
　　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顺境逆境，想问题、做工作，始终以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为重，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文革”前后，仲勋同志从49岁到65岁，蒙受不白之冤长达16年之久，经历了坎坷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他的内心十分痛苦，身体受到创痛，全家受到株连。但他坚信自己从参加革命开始，就对党无限信赖和忠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理想信念发生过怀疑和动摇，从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也没有动摇过对毛 泽东同志的尊重，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公正解决。
　　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仲勋同志以他宽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没有计较过个人恩怨得失，他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坚持原则，不做违心的事。同时，他努力工作，要把失去工作权利的16年补回来。“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毛主席当年给他的题词真是恰如其分。他也曾对我说：“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他当年坚决支持并带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两个凡是”，也反对全盘否定毛 泽东同志，反对否认毛 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他认为，毛 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但不能对[政治词汇被过滤]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他以花甲之年主政广东，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文革”错误，很快调动了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他像当年在陕甘一样“杀出一条血路”，同广东省委一班人一起带领广东人民创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使之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善于观大势、谋大事。仲勋同志到中央工作后，继续推动拨乱反正，继续坚决纠正“左”的错误，主张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全面改革，使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使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他着力推动干部制度改革，推动干部的新老交替，大力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清楚记得，那段日子里，他日以继夜地同老新干部谈话，对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对即将担当重任的省部级干部，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们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他也多次向中央郑重提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更年轻的同志。他说，在我们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新秀都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也就放心了。如果我们现在不下决心调整班子，不自觉进行新老交替，那是要贻误党和国家大事的。在邓 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的倡导下，在仲勋同志和中央一批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干部离退休步入正常化轨道。用邓 小平同志话说：“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第二，始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仲勋同志曾经给我讲过几件他经历的事情。
　　一件是，在全国土改工作中，他经过详细深入地调查研究，在西北地区积极稳妥地贯彻了中央“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强调一切都要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得到了中央和毛 泽东同志的赞赏。
　　第二件是，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改革“慎重稳进”的方针，如实向中央反映并代表中央妥善解决了新疆牧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冒险激进的问题。他指出，“离开具体环境去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准的”，要“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用以教育全党，这是我们党强有力的表现，而不是脆弱的表现”。
　　第三件是，1955年，他不赞成当时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如实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至少应该在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之后再建设。他说：“科学这个东西，要老老实实，没弄清楚，没有一定的根据，没有实验，不要随便去做。”
　　第四件是，“文革”期间，他自己还处于被“监护”的困难情况下，为其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言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实话实说，决不见风使舵，不为政治压力所屈服，帮助了许多同志。
　　我在随同仲勋同志到各地考察调研的时候，经常听他对地方领导讲，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在江西考察时，他站在沙坪坝的“红井”旁，深情地望着“饮水不忘挖井人”几个大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为老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在广东考察时，他说，党的领导干部，职位越高，越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成绩和缺点。党内民主生活一定要健全，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这样党内才会有团结。
　　仲勋同志是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专家型高层领导。无论是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西北局时期，还是在中宣部、国务院工作时期；无论是在广东工作时期，还是在中央、全国人大工作时期，在这方面他都有许多新的思考和建树。特别是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他认为，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有新的认识。他要求统战干部“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许多年后，中央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在遇到有关统战工作疑难问题时，都不约而同产生一个想法，就是翻一下历史档案，看看习仲勋同志当年是怎样处理类似问题的。
　　我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是仲勋同志的突出品格。他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第三，始终对人民群众充满着感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仲勋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坚持下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作为随行工作人员，我体会，仲勋同志搞调查研究工作有几个特点，一是到基层下的深，直接到工厂、农户家、集贸市场，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深入交谈。二是坚持看真实的情况，不准弄虚作假，不许说假话大话套话。在农村，他只要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一般的农民家，往往就直接走进去查看交谈。三是要求调研资料新，数据翔实，不许打折扣。四是对调研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对问题指出原因，并结合实际拿出解决的办法。五是每次调研都给中央写出书面报告。这几个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心系百姓、深入思考、求真务实。
　　1982年1月，仲勋同志深入云南玉溪、红河、曲靖3个地州7个县，吃住在条件艰苦的县乡招待所，走集市，进农家，先后同60多位普通干部群众攀谈，掌握了云南粮食、烤烟、油料、糖料、农副产品以及农产品交易、农民收入和农村治安等等大量第一手材料。他在给中央写的《云南十日行》报告中，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对当时党的有关政策和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同时指出当前农村工作中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这个报告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1985年11月，仲勋同志来到江西革命老区调研。为改变老区贫困的状况，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他建议有计划地组织一些老区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学习改革开放的先进经验。这个建议后来形成了异地挂职锻炼的制度。考察结束后，他发表了《千方百计把老区的经济搞上去，使老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讲话，提出了一整套治穷致富的建议。
　　1987年2月至3月，仲勋同志在广东考察，连续深入城市、厂矿、农村，广泛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写成了《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向中央提出了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要避免重复建设、要严格控制建设占地用地，以及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防止搞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对今天来讲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仲勋同志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对生他、养他的家乡，对长期生活战斗过的西北革命老区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关心老区经济振兴，关怀改善群众生活。他积极支持建设通往延安的铁路，开发陕北石油、煤炭资源，搞好陕北绿化，办好教育事业。1984年10月，他在出席振兴延安经济汇报会时对延安的干部讲，要用延安精神搞改革开放，勇于改革，锐意创新，只要方针政策搞对头，事情就好办了。
　　仲勋同志常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负老百姓，我也不答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仲勋同志心系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第四，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坚持严格要求
　　仲勋同志出身农家，热爱劳动，生活简朴，几十年如一日，过着平平淡淡、朴实无华的生活。工资的很大一部分都被他用于资助一些老红军、老战友、战争时期借住过的老房东。他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甚至很严厉。他的夫人齐心大姐与丈夫相濡以沫，志同道合，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仲勋同志疼爱子女，但管教几近苛刻。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正党风离不开正家风，党风正才能带正社会风气。
　　对身边工作人员，仲勋同志关心爱护，但同样强调纪律，严格要求，从不封官许愿，更不允许利用领导的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他在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任职上比对其他干部的任职要求更为严格。
　　以上四点就是我对仲勋同志的认识和感受，也是我终身要向他老人家学习的。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把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追求，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瘁。这番话一方面是对当代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政治词汇被过滤]、周恩来、[政治词汇被过滤]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精神的写照与传承。
专家:领导人演讲稿一般由外交部和秘书班子起草
日02:20&&北京青年报
　　文/本报记者 关庆丰 刘一
　　昨天，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时，多次引用当地谚语和两国人民交往的故事，并提到了自己的家乡。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瑞典和新西兰大使陈明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领导人出访的演讲稿一般由外交部和领导秘书班子起草，经领导人本人审阅和修改后最终定稿，整个过程耗时一到两个月。
　　演讲稿一般字
　　据北青报记者统计，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稿长度在3500字左右。此前，习近平在俄罗斯、非洲、墨西哥的演讲稿，一般也在字之间。
　　“出访的演讲稿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3000多字比较合适。”陈明明说，根据各国外交惯例，演讲稿包括四部分“硬货”：一是两国关系的历史往来，二是现状，三是我国的基本立场，四是对两国关系下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陈明明表示，虽然框架大同小异，但根据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技巧，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人色彩和外交风格。
　外交部和领导秘书班子一起起草
　　陈明明介绍，领导人出访的演讲稿，一般由外交部和领导人的秘书班子参与起草。在起草初期，领导人一般对演讲方向提出要求；稿件交送领导人审阅时，会主动加入富有个人色彩的细节。
　　演讲中引用的两国人民交往故事，一般由外交部的相关地区司提供。以1997年[政治词汇被过滤]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为例，陈明明回忆，当时外交部在演讲稿中提供了中美两国外交方面的数据和事例，[政治词汇被过滤]的秘书班子则在稿子里加入了中国历史典故、古诗词等内容。
　　陈明明说，出访演讲稿起草往往要耗时一到两个月，“要修改好几次，有时要临时往稿子里加内容，甚至坐上专机还在最后修改”。
　　国家主席和总理出访演讲各有侧重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内容不仅涉及到哈萨克斯坦一国，还阐述了中国对整个中亚的态度。在陈明明看来，这体现了国家主席外访演讲的特点：具有宏观性，且注重介绍外交理念。
　　据陈明明观察，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出访演讲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他说，习近平演讲的视野更广阔，阐述外交理念比较多；李克强出访演讲更偏重介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两国贸易往来，阐述中国的政策。
　　陈明明表示，职务特点决定了两人出访演讲内容的差异。
　　专家解读
　　习近平谈自己、引谚语、讲故事容易引起共鸣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统计，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出访中已经发表过5次公开演讲。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瑞典和新西兰大使陈明明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的演讲风格非常鲜明：亲和、生动、接地气，每次演讲时谈自己、引谚语、讲故事，更容易引起听众共鸣。
　　谈自己 个人经历应是领导人亲自修改
　　习近平的5次外访演讲，透露出不少极具个人色彩的细节，比如“我是一个足球迷”，年轻时读过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家乡在陕西省、第六次踏上非洲大陆，等等。
　　陈明明说，演讲稿一般由外交部和秘书班子起草，但有关个人经历的内容，应该是领导人本人亲自修改的，“演讲中提到本人的经历，会让现场气氛轻松下来，增加亲和力”。
　　“我是一个足球迷。中国足球队一直很努力，但目前只有一次闯进过世界杯比赛，带领中国队创造这次纪录的就是也担任过墨西哥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的米卢。”
& && &&&——6月，墨西哥演讲
　　“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3月，莫斯科演讲
　　“这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首次访问非洲，也是我第六次踏上非洲大陆。一踏上坦桑尼亚这片美丽的土地，我就感受到了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热情奔放的友情。”
& && &&&——3月，坦桑尼亚演讲
　　引谚语 引谚语、诗词、名句说明两国关系
　　每次演讲，习近平多次引用中外谚语、诗词、名句来说明两国关系。陈明明评价，习近平喜欢引用谚语，同时演讲又比较口语化，这展现出他独特的语言风格。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 && &&&——3月，俄罗斯演讲
　　俄罗斯有句谚语：“大船必能远航。”中国有句古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月，俄罗斯演讲
　　此时此刻，我想起一位非洲诗人的诗句：“向前走，非洲，让我们听到你歌声中胜利的节奏！”
　　——3月，刚果演讲
　　拉美有句谚语：“朋友要老，好酒要陈。”
　　——6月，墨西哥演讲
　　贵国总统贝尼托·华雷斯曾说过：“无论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间，尊重他人权利才能带来和平。”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 &&&——6月，墨西哥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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